纪红建：大河西

一座座飞越江上的桥梁

　　一条条穿梭江底的隧道

　　犹如一条条血管

　　感触着西岸的气息与律动

　　见证着西岸的发展历程……

　　如今在“有机更新”政策呵护下

　　古老的长沙焕发出新生机

　　——题记

　　1 湘江帆影

　　“过河了，要过河的就上船咯！”

　　1949年10月1日，天刚蒙亮，21岁的吴旺顺冲着西岸溁湾码头上的人们吆喝着。

　　溁湾码头早已人山人海。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长沙要举行一系列庆典活动，西岸人争相过江去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长沙五百来个划工，都作好了准备。他们要以“双飞燕”的姿势庆祝新中国的成立。

　　橘子洲土生土长的吴旺顺，祖辈世代行船讨生活。那时过江主要靠小船，也就是长沙人所称的“划子”。划子不大，宽不到3米，长约10米，中间有个大仓可装载货物和人员。划工站船尾，手握桨柄划动船只前行，长沙人俗称“双飞燕”。

　　“不能再上了，不能再上了，等下一趟吧！”吴旺顺焦急地说，划子上坐了20多个人了，已经超载。

　　天色渐亮，江面呈现百船竞渡的壮观场景。

　　约3个小时后，吴旺顺第二趟来到西岸。溁湾码头依旧人头攒动，人们满脸焦急。

　　“我要过河！我要过河！”“师傅，停一下！”“师傅，求求您啦！”……身后的呼喊声、哭叫声，让他既无奈又愧疚。

　　特别是那些不能坐上划子到东岸长沙城见证新中国成立的老人，急得跺脚痛哭的场景，更是令他一辈子刻骨铭心。

　　“天下行业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撑船是首位。旧长沙民谣说，“养女莫嫁驾船郎，驾船老了无下场，生来工作无保障，死了埋葬无地方，朝生暮死谁知道，一片伤心哭断肠。”但吴旺顺知道，这个行当即便苦，但也担当着使命，承载着梦想。

　　1949年后，情况渐渐好转。1950年，长沙市划驳船联合运输服务社成立，共有驳船、划子400多艘，服务社统一承揽货源、统一运输价格。1951年，长沙新建石阶码头于大西门，省航运公司用蒸汽轮渡船定时运送人员过河。轮渡船一次可运送几百人，速度快，稳定性好，比划子安全，坐的人越来越多……

　　但，没有桥，西岸人的梦想依然充满酸楚。

　　在西岸的火炬城社区，有一位名叫张国良的大爷，他对西岸现在的美好与过去的辛酸有着深刻的体会。

　　上个世纪60年代末，还是毛头小伙的张国良，往西岸的坪塘铁厂工作。刚上岸，张国良就感受到了西岸的荒凉。从船码头到铁厂是条不到一公里的泥巴路，泞泥不堪。那晚，他在日记中写道：“湘江，突然拉远了我与家的距离，东岸的家，让我牵挂与思念。要是湘江上有座像武汉那样的长江大桥该有多好啊！”

　　“没有桥，不仅不便，有时还会死人。”张国良说。一天下午，一个同事药物中毒，他和几个年轻职工抬着就往附近的一家小医院跑。医生一看，病情严重，情况不妙。打了一针后，医生叫他们赶紧送河东的市区医院。于是，他们抬着同事赶紧往江边码头跑。跑到码头，船已开往江中，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但在汹涌的波涛声面前，却是那么的无力与微弱。下一趟船来到码头时，已是两个多小时后。此时，已是傍晚，同事的病情愈发严重，眼睛和指甲都呈现绿色。中毒同事紧紧抓着张国良的手说：“国良，你一定要救我，我不想死！”张国良眼里噙着泪水，不停地点着头。此时，他是多么希望船能长上翅膀飞过湘江，他又是多么希望有一座大桥横跨湘江，小轿车可以飞驶而过。当他们抬着同事跑到省人民医院时，同事已经停止了呼吸。

　　辛酸的感受，但凡生活在西岸的老人都有。那时西岸也有企业，但只有寥寥几家因水而生的企业，比如船舶厂、裕湘纱厂等。长沙船舶厂退休工人廖德顺老人，与共和国同龄，现住西岸银桥社区船舶厂小区。虽然他曾经工作过的船舶厂早已搬离长沙城，西岸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都让他无法想象出当年的模样了，但辛酸的记忆依然印在他脑海中。“那时西岸沿河连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船舶厂周围全是杂草丛生。每到雨季，洪水泛滥，船舶厂就要被水淹。”廖德顺说，“除了几个厂子，什么都没有了，当年我结婚时，还是租用的农房。”

　　住西岸银星社区的赵延生，是裕湘纱厂最后一任总经理和法人代表。1952年出生的他，是个老河西人，也是裕湘世家。“没桥之前，整个西岸，没有一条水泥路，也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一条黄泥路通往我们裕湘纱厂，天晴扬灰路，下雨水泥路。除了几个厂子，老百姓家连电都没通，也没有自来水。”赵延生说，“那时大部分职工住河东，每天上下班，进出都是船。船不大，要面对波浪和激流，非常危险，还要绕过橘子洲才能到河东，非常费时。”

　　2 走向繁华

　　1972年7月2日傍晚的那一幕，顾庆丰现在依然历历在目。

　　当时他正上小学五年级，那天学校组织他们到湘江大桥（现在的橘子洲大桥）建设现场参加义务劳动。劳动一整天的顾庆丰，感觉不到丝毫疲惫，蹦蹦跳跳地回来了。

　　“丰伢子，过来，快过来！”外婆突然从胡同的拐角处冒了出来。

　　顾庆丰吓得一激灵，说：“外婆，您在这里干什么呀？”

　　外婆佝偻着身子，拄着拐杖，迈着小脚，麻利地抓住顾庆丰的胳膊，神秘兮兮地问道：“我都在这里等了一下午了，就等着你回。赶紧告诉外婆，那个湘江大桥长什么样？”

　　顾庆丰想了想，然后用手在空中划了一个长长的横线说：“很长，很长，很宽，很宽。”

　　“到底有多长，有多大？”外婆穷追不舍地问道。

　　顾庆丰想了想后，说：“从河东的五一路到河西的溁湾镇，从橘子洲上空飞过。”

　　后来，顾庆丰从史料中得知，湘江大桥1971年9月开始建设，1972年9月竣工通车。当时长沙城只有50多万人口，却有近百万人次参加义务劳动。

　　改革开放后，长沙飞速发展。 1987年长沙开始兴建湘江上的第二座大桥——银盆岭大桥。2000年猴子石大桥建成通车……一座座横跨湘江的大桥先后冒了出来。 桥不仅圆了梦想，方便了群众，增添了新的长沙图景，更是点燃了荒芜西岸的激情与梦想。

　　随着一座又一座大桥的建成，溁湾码头处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繁华小镇，临江工厂顿时风生水起……但对于后来的“大河西”来说，这些都还是小儿科。

　　当然，“大河西”理念与格局的最终形成，也非一蹴而就。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全国不少大城市纷纷设立科技开发试验区（即后来的高新区）。虽然当时长沙的经济实力不强，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不到60亿元，财政收入不到10亿元，人们的科技意识也不强，各方面条件均不成熟。但“敢为天下先”的长沙人，从来不乏创新精神。

　　“别人能干成，我们长沙人凭什么就不能！”长沙人紧握拳头，抱着坚定不移的决心。这一历史重任，落到了时任长沙市科委副主任张祥龙以及后来任长沙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易希文等人的身上。1988年底，由张祥龙挂帅的小分队开始选址。

　　受“宁要河东一张床，不要河西一间房”“岳麓山就是最后一道屏障”等老观念的影响，他们一开始并没有将西岸作为试验区的首选地。

　　“张主任，我们是不是去河西看看，自从湘江大桥建成后，有些单位已经考虑往河西发展了。现在正在修第二座湘江大桥，以后去河西会更方便。”看到在河东转了一圈都觉得不理想的张祥龙，有人便提议说。

　　“是啊，我们怎么不到河西看看呢，不是有桥了吗，不需要坐船了呀！”张祥龙说。

　　说干就干，张祥龙立即打电话求助时任长沙市规划办副主任的吴振斌，请求他明天一道去西岸考察。第二天一早，张祥龙、吴振斌、易希文等人，骑着自行车，通过湘江大桥，风尘仆仆地赶往西岸。他们从龙王港开始，沿着银盆路，一路往北。沿线都是菜地、鱼塘、稻田、山丘等，全是未开发的“处女地”。

　　“这真是长沙的‘西伯利亚’啊！”吴振斌说。

　　“我们应该在‘西伯利亚’干一番事业！”张祥龙说。

　　他们走到路的尽头——银盆岭后，便往回走。

　　“吴主任，这是附三的生活用地吗？”在路过湖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建设工地时，张祥龙突然发现右边有一块几百亩的平地，便问吴振斌。

　　“不是附三的，是市城建公司开发的，已三通一平，有三四百亩土地，那边还有一块已征购但未三通一平的土地，有五六百亩。”吴振斌说。

　　“在哪里？”张祥龙欣喜地问道。

　　“就在六沟垅。”吴振斌指着不远处说，“这块地叫南充，但这一大片的总地区叫茅坡。”

　　“我们去六沟垅看看。”张祥龙都迫不及待了。

　　一到六沟垅，张祥龙马上就找到了灵感。

　　“这里才是建试验区的最佳地点！”张祥龙兴奋地说。

　　附近除了一家采石场，一家建筑机械研究院，全是可开发的土地。沿西岸往南走，便是岳麓山区的高校区，是长沙智力最密集的地区。

　　“我看集中建设区就可定在茅坡，在六沟垅建科技一条街。”张祥龙说，“吴主任，这需要你的支持呀！”

　　“我全力支持！”吴振斌说。

　　……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西岸的飞速发展，还是远远超出了张祥龙他们的想象。随着茅坡科技园不断发展壮大，当时的规划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1997年4月，长沙市委市政府决定建岳麓山科技园，也就是现在长沙人熟悉的麓谷，科技园集中建设从六沟垅、茅坡一带到西边的望城坡。再后来，再往西，岳麓山科技园发展成了长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宋捷，长沙高新区原主任助理，来高新区之前，他在益阳地委当过团委书记、地委办公室主任。虽然他比易希文他们晚到几年，但却同样有着深刻的感受和深厚的情感。

　　“当年很多朋友都觉得我应该留在益阳，但我从未觉得后悔，因为我投向了一项让我一辈子都自豪的事业，亲历了河西的巨变，也见证着这个美好的时代。”宋捷说，“30年来，我们在河西0.5平方公里的‘不毛之地’，艰苦奋斗，将高新区发展到如今的140平方公里；从刚开始的20000元开办费起家，2019年实现企业总收入5000亿元……长沙高新区今天的发展成就，不仅是长沙人创新创业的生动实践，更是河西对共和国70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的生动证明。”

　　高新区的发展，自然带动河西的迅猛发展，高楼大厦如雨后竹笋般冒了出来。

　　此西岸，已非彼西岸了。

　　3 品质河西

　　西岸不再荒芜，不再是农田、菜土与山丘，她与东岸共同构成长沙城心脏的左右心房。

　　左右心房，需要更有活力的血脉相连。营盘路隧道为“湘江第一隧”，位于橘子洲大桥和银盆岭大桥之间，是连接湘江两岸的过江主干道。工程于2009年9月20日开工建设，2011年10月29日通车运营。但营盘路隧道的修建，并非一帆风顺，犹如一场心脏搭桥手术。

　　钟可，营盘路隧道建设时的经理。之前他在中铁五局工作，2008年6月调到长沙轨道公司。来后不久，就担当重任，着手建设营盘路隧道。“那时河西的发展日新月异，湘江两岸逐渐高度融合，光建桥，已经不能满足河西的发展需求了，必须建过江隧道。”回想起10年前的情景，钟可感慨万分，“当时我们的压力非常大，一是时间紧，市委市政府只给我们两年建设时间，二是工程难度异常大。”

　　钟可说，时间紧不怕，加班干就是，长沙人吃得苦、霸得蛮。隧道建设时，光从地上是看不到人的，但在繁忙时，有50多个作业面，近6000人在江底热火朝天地干活。要攻克工程难度，光能吃苦还不行，还需要智慧。在城市核心区域施工，注定了营盘路隧道建设的艰难与复杂。

　　如何解决？打造一个水下立体！也就是隧中建隧。办法是好，但难度空前。

　　“没有其他省事的办法吗？”我问钟可。钟可说：“有是有，但都不利于城市的发展。作为建设者，我们必须对历史负责，最终，我们本着节省土地的原则，从解决隧道出入口拥堵的交通难题出发，选择了这个方案。要求是苛刻，挑战是大，但这有利于长沙的发展，特别是河西品质的提升。”

　　如何打造？钟可说，让营盘路湘江隧道的匝道和主线全部在江底穿行，包括南北两线主线，其中南线长2851米，北线长2843米；4条匝道，合计长2752米。这条“立交隧道”8次穿越湘江大堤，6次穿越断层破碎带。期间需攻克长距离过圆砾流沙层段、过湘江大堤段、江底断层破碎带段、上下交叉段、超浅埋段等复杂技术难题，需要对隧道全过程的风险进行分析控制，以确保隧道施工安全。特别是4条匝道与两条主线共形成了4个江底分叉大跨段，其中最大的开挖断面宽27米，高17米。这也是当时国内江底隧道中跨度最大的一个断面，在隧道施工领域称得上世界级难题。

　　还有一件让钟可记忆深刻的事。

　　“钟总，隧道河西出口刚好在王陵公园南边。怎么办？”那天，80后小伙、营盘路隧道现场负责人肖衡急匆匆地找到钟可说。

　　“走，看看去。”说着，钟可他们驱车直奔王陵公园。

　　来到现场，他们进行了认真分析。如果按原设计，只要削去王陵公园内山的南坡，一切将迎刃而解。但眼前的王陵公园，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园内西汉长沙王吴芮家族墓群闻名遐迩。

　　“调整方案！”钟可果断地说，“我们既要建好隧道，也要保护好文物。”

　　不久后，肖衡与专家一起，研究出路桥隧堤一体的独特的组合结构，不仅避开了王陵公园，还完美地保护了隧道出口处的龙王港，以及龙王港上的桥。

　　10年后的2019年，4月12日，当钟可在北京捧上营盘路湘江隧道获得的第十六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奖杯时，这个向来刚强坚毅的汉子顿时热泪盈眶。

　　其实在营盘路隧道开工建设的同月，即2009年9月28日，连接长沙河东河西的地铁2号线也宣布开工，并于2014年4月29日一期开通试运营。

　　这不仅宣布长沙的轨道交通发展已经步入了快车道，更是首条从河东深入河西腹地的地铁，东西两岸从此同频共振。

　　西岸乘势而上，向高品质方向发展。

　　饶国祥，湘江新区国土规划局规划编制处处长。2010年调到湘江新区，之前一直在长沙规划勘察院工作。他也是西岸建设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200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长株潭城市群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求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长沙决定率先成立先导区。

　　“当时我还在长勘院工作，是市规划局下属单位，承担了选址工作。”饶国祥说，“到底放在哪里？长沙城的东南西北都考察过，最后市委市政府决定放在河西。为什么？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河西虽然交通条件相对河东弱一点，但生态特色明显，好绘制蓝图。二是长沙人的发展战略和担当精神，这时长沙不再是沿五一大道的发展战略了，而是跨江发展，沿湘江西岸发展，甚至还要通过河西向益阳等周边地市辐射，体现省会担当。”

　　2008年6月，长沙大河西先导区成立。

　　但大河西先导区时代的河西，是手掌形式的空间布局发展，在产业发展上着笔不够。进入新时代后，这种发展布局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

　　2015年4月8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湖南湘江新区。全区位于湘江西岸，包括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区和宁乡市部分区域，面积1200平方公里。这是中国第12个、中部地区首个国家级新区。设立和建设湖南湘江新区，是打造“一带一路”核心增长极的重大举措，也是推动长沙在更高起点上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

　　河西，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

　　“进入新时代，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变化，到了该对2008版的先导区进行整体升级的时候了。我们主要对空间发展战略规划进行了提升，更加注重产业对河西发展的支撑。”饶国祥说。

　　随后，饶国祥又豪情满怀地介绍起河西的美好图景来：“全区分两廊三轴、一主三副。两廊，一个是南北向湘江西岸现代服务业走廊，包括滨水新城、滨江新城、大学城、溁湾镇等地的金融服务业、文创、商业、现代服务业等；一个是东西向319国道战略性新兴产业走廊，包括长沙高新区、宁乡高新区、宁乡经开区……”

　　在饶国祥的讲述中，梅溪湖、洋湖、大王山、金融中心、高铁西城、湘江智谷等重点发展板块，犹如夜空中耀眼的星星，闪烁着现代与浪漫的光芒。

　　此时，西岸已勇立新时代潮头！

　　4 国际风范

　　这天，漫步在长沙高新区管委会大院内的国际科技服务平台，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惊喜与豪迈。

　　这个平台有国际咖啡屋，有外国企业服务中心，有进出口商品展示中心，还有北欧可持续发展协会、俄中友好协会、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韩中友好交流协议会、以色列创新中心湖南代表处等数十个外国非政府组织。每个组织有两个办公室，还有一个大展厅。

　　多种肤色，多个民族，各种语言，共同目标，构成了西岸的“国际化”。

　　“平台的各国组织，有各个外国协会优秀的代表，以及在各自领域都颇有成就的外国专家,他们每个人都在非常真诚热情地宣传长沙，为长沙的企业发展贡献他们的力量。大家互帮互助，像个‘联合国’的大家庭一样，相处得非常愉快。”外国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人、“海归”周方舟告诉我说，“不光引进来，长沙高新区的企业更要走出去。区内多家企业在世界各地设立办事处，特别大力加强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

　　……

　　在外国企业服务中心，我还遇到了大高个汗斯。他是德国人，72岁，曾在大型跨国公司担任过主要负责人。10年前，他来到长沙，来到河西，来到长沙高新区，成为这里的商务顾问。

　　汗斯很开朗，也很健谈。我们谈到中国与外国，谈到园内的企业，还谈到了长沙城的发展与品位。

　　“纪先生，您去过河西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吗？”汗斯问，“那可是伊拉克裔英国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设计的，无疑是国际一流的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高端文化艺术平台。”

　　“没有。”我摇着头说。

　　“河西洋湖的李自健美术馆呢？”汗斯又问。

　　我不好意思地继续摇头。

　　汗斯双手摊开，他耸耸肩，说：“虽然他落叶归根，回到家乡，但他的艺术属于世界。”

　　“洋湖国际雕塑园呢？”汗斯再问。

　　我微笑着点头，并介绍起来。

　　洋湖国际雕塑园是从长沙走出的著名雕塑家、马丁·路德·金雕像作者雷宜锌发起并组织的“中国（长沙）国际雕塑文化艺术节”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雕塑家献给长沙的艺术财富。在园里，雕塑与湖面、白鹭、湿地景观相互融合，在时光中共同成长，石、水、鸟、景等元素共同构成一幅优美画卷。

　　“中国雷，超级棒！”汗斯举起大拇指夸奖道。　

　　7月11日，我省首个世界级大型综合旅游产业项目——湘江欢乐城在长沙开门迎客，这个从废弃大矿坑中诞生的“欢乐城”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界奇迹。湘江欢乐城是大河西的新地标，是长沙的新地标！大河西呈现更加绚丽迷人的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