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晚清湖南士民社会心理与民俗行为的变迁

四、清末新政时期士民心态和社会风气的变化

    1898年9月戊戌政变后，湖南倾向维新的官员大都被革职，省政官员发生了很大的异动。政变后，以俞廉三为首的省政当局在政治上基本上秉承清廷的旨意，裁撤了湖南的大部分政治文化方面的新政措施。一时间，长沙所辖境内的各个新式学堂和文化教育机构或停办，或改为书院，南学会则复名为孝廉堂。各学堂恢复为书院后，“书院例请举人，既复时文，尤难破例”，维新运动中兴起的教育改革热潮受到很大的打击。

（一）戊戌政变后湖南士民的政治心态

戊戌政变发生时，长沙维新运动已处于低潮，政变的消息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湘报》于政变发生后第七天，即1898年9月27日的第165号刊登了西太后训政的上谕。同期还刊登了曹典球的《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说》，其中还在抨击“中国阻挠新政，毁谤官长，把持学派之劣徒”，并主张“非以天下之书院尽改为学会不可”，[]其所指非常明显。此后，《湘报》第170号又刊载了审讯谭嗣同等的“上谕”和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正法”的消息。虽然《湘报》的此消息冠以“皇天震怒”的标题，然而长沙城内似乎没有太大的震动。皮锡瑞在日记中记载：“细审湖南谣言，则尤可怪：不起于时局变更之后，而起于保卫初立之时。”也就是说，戊戌政变后，长沙城内较之政变前那种面对新政谣言四起的局面还要平静许多，长沙社会舆论保持着一种震惊后而不知所措的平静。

戊戌政变后，旧派人物从京师到长沙内外相应，对湖南维新派人士和湖南新政展开了围剿。王先谦联合叶德辉等，由其学生苏舆出面，在政变前即编成《翼教丛编》。该书卷一至卷三收录了旧派士绅攻击、驳难和参劾康有为的书信、奏稿等，卷三至卷六则搜集了新政期间湖南新旧派官绅围绕南学会、时务学堂等新政而展开争辩的往来书信。苏舆在其序中攻击维新运动期间“倾险淫诐之徒杂附其间，邪说横溢，人心浮动，其祸实肇于南海康有为”[]

政变后旧派士绅重新掌握了对长沙地方事务的控制权。在政变前，旧派士绅与以陈宝箴为首的省政当局本来是一种既互相利用又互相制约的关系。政变后，旧派士绅气焰更加嚣张，连巡抚也不放在眼里。在岳州筹备开埠时，张之洞曾考虑将岳州划归湖北管理，派人到长沙“与官绅商议”，而孔宪教“抗议以争，自云不避权贵。俞中丞甚畏之，日趋其门”。戊戌政变后，旧派士绅地位和权力的加强，对20世纪初年湖南的政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政变后，谭嗣同死；唐才常、毕永年来往于长江中下游和海外，筹备自立军运动；熊希龄被革职后则隐居衡州。原来在长沙积极参与新政的除了从江西回到长沙的皮锡瑞外，还有谭嗣同和唐才常的老师欧阳中鹄、原南学会佐办黄膺、任过时务学堂总理的汪诒书、原湖南保卫局会办左孝同、曾参与发起和筹备时务学堂和《湘报》的蒋德钧、积极经营湖南矿务，并参与时务学堂管理的邹代钧等都受到追查或牵连。如皮锡瑞被革去举人功名，还不断遭到湘赣两省守旧势力的攻击；欧阳中鹄在浏阳遭到攻击，“浏阳丁祭攻节吾师弟甚力，目唐绂丞为毁圣，节吾为叛君，题名碑中去其名字，且著书攻之。”“蒋少穆（德钧）、黄泽生（忠浩）、与左子异（孝同）皆为张苟合所参”。这些参与过新政的士绅显然不满于政变后西太后统治的，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谈论时政，抨击朝政和守旧派，表示对新政的怀念和对谭嗣同、陈宝箴等的同情。皮锡瑞认为，戊戌政变是新旧党矛盾激化的结果，亦是“长信（指西太后）故纵”，湖南新政废除是“挟私攻讦之奸佞臣败坏善政”。[]邹代钧也认为，“一月以来，事变迭起，株连之祸，竟及义宁，亦天不欲使我辈有所寸展也。念之良可浩叹”，“湘事不可闻，人心风俗败坏已极，大劫将临，甚可畏也”。[]然而，尽管他们私下表示对政变后的政局的不满，但却深知无法改变这种局面，也没有勇气公开表示对时局的不满。因此，他们大都选择了少言慎行、逃避现实的态度。

（二）清末新政期间湖南社会结构和民众生活的变化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被八国联军镇压下去，在戊戌政变后一时得势的顽固守旧派在八国联军战争中也受到了沉重打击。为挽救清王朝的命运，在八国联军占领京城后逃亡到西安的西太后政府，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发布了“改弦更张”、实行“新政”的变法上谕。并设立了督办政务处，综理“新政”事宜。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清政府在练兵、兴学、奖励工商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政措施，变革力度较“百日维新”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顺应新政的需要，清政府机构从中央到地方进行了一些改革。湖南省的省府县三级行政机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新任巡抚俞廉三遵旨于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三十日（1899年5月9日）成立了农工商务局，并将开设口岸事宜与农工商务局合并办理。在岳州开埠的过程中，农工商务局改称为洋务局。湖南洋务局在以后长沙开埠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湖南省行政机构中第一个全面管理经济贸易的机构。维新运动中的湖南保卫局被撤销后，省城设湖南保甲总局管理治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湖南开始筹办警政。光绪二十九年一月（1903年2月）刚刚就任湖南巡抚的赵尔巽遵旨将省城保甲局团练局改为湖南省城巡警总局。光绪三十年（1904），省城长沙开商埠后，又增设巡捕局，以洋人凯利为总捕头。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1906年2月18日），湖南巡警道署在长沙设立，这是“湖南省警察有专职官吏之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长沙全城划分为东、南、西、北、外南、外北及水陆洲等警务区。

清政府推行的“新政”也涉及到移风易俗。清政府既要更张法令，打破锢习，实行一系列改革，势必与中国传统风俗发生冲突，为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它不能不注意到对社会风俗的改造。同时，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改革，体制和观念的更新，也必然会促使社会风俗的变化。在清末10年的改革中，清政府主要从4个方面介入了移风易俗活动：（1）为化除满汉畛域，采取若干改善满汉关系的措施，如1902年2月1日颁布准满汉通婚的“懿旨”，至清末又准官民自由剪发；（2）劝戒缠足，颁布禁止缠足章程，对于违章缠足者给予处罚，同时奖励“遵旨”不缠足者；（3）在教育改革中确立了女子教育的合法地位，使女子冲破传统习俗束缚，走出家门，接受教育，学习文化知识和技能的权利得到官方和社会的承认，在法律改革中也作了一些提高妇女地位的尝试，有些新的法律条文，如夫妇可分资财，妇女可到法庭作证等，可视为直接对恶习陋俗的否定；（4）禁烟禁赌，对娼妓业予以管制，使社会痼疾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清政府与社会各种势力，如省咨议局和近代社团，如商会、自治公所、新式风俗改良团体等，在政治态度和革新主张上存在着许多歧异甚至对立的地方，但是在移风易俗的内容上却大同小异，不仅都反对恶风陋俗，而且对其危害性的认识与揭露基本一致。其中不乏相互借鉴和相互影响，于是大家的主张和宣传汇集成一股近代移风易俗的热潮，它兴起于青萍之末，而终于达到足以使“天下移风”的目的。

清末民俗和民众生活的变化还与城市近代化有关。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公用设施和公用服务在长沙城内开始较多地出现。1897年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建发电厂，长沙始有电灯。同年长沙开通电报。1899年11月18日，大清邮政长沙分局正式开业，在岳州邮界的管辖下经营长沙地区邮政业务。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1901年12月26日）长沙城内设立了第一所邮政支局,即清泰街支局。长沙开埠后，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年八月十五日（1904年9月24日）将湖南省邮政分为长沙、岳州两个邮界。光绪三十一年（1905）长沙开始使用电话。清末长沙还产生了近代化的金融机构。光绪二十九年（1903），湖南官钱局在长沙理问街正式成立。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大清银行长沙分行在长沙西长街成立。宣统元年八月十四日（1909年9月27日），英商永年人寿保险公司汉口分公司在长沙设立经理处，专办人寿保险，对开启长沙人的近代保险意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城市人口的激增，增加了城市对基本生活物质的需求，从而导致长沙农副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长沙米市本来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1904年长沙开埠后，更居于全国四大米市之列。1911年，长沙关输出谷米为107.93万石，比开埠当年的1904年增长了7.88倍。光绪三十四年（1908），长沙全城的碓坊就发展到500余家，这些碓坊大都分布在碧湘街至草潮门沿江一带，尤以潮宗街最多，故有“米街”之称。1908年，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椝在长沙开设协丰粮栈，在长沙城内很有名气。

清末长沙也是较大的一个生猪集散市场，长沙城内出现了专门从事生猪贸易中介的“猪行”，生猪外运主要是销往汉口。而长沙城内的猪肉销售也有较大增长。长沙的屠宰业在光绪年间开始有了“公庙”的行业组织。到1904年，长沙屠宰业制订了“屠业条规”10条，对猪肉零售作了一些规定，如每4个路摊分销一头猪、不准停留摆设、撞门叫卖等。这说明猪肉已经成为长沙城市市民的重要生活消费品。

长沙开埠后，蔬菜市场也随之兴起。长沙城郊多为菜地，蔬菜四季常青，菜农自产自销。善化“城厢内外”的菜园，“铺管都管五里之外，约有百十家”。“行路小卖”中常见“挑菜”小贩，“以圃家四时所种蔬笋之属，瓜芋之类，隔夜采摘，黎明入市”。据宣统三年湖南调查局的《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记载，清末长沙城市“居民菜食……有赖于小贩居间经营”。小贩有两种，一种是无固定经营场所的菜贩，一般都是城郊菜农或城市的无业贫民，“或用车推或靠户挑，沿街卖菜”；一种是菜摊，即以贩菜为业的经营户，沿街“搭棚摆摊售菜”，行内称之为“靠墙泰”。长沙开埠后，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对蔬菜的需求大增，于是出现了“由菜农菜贩对手成交的蔬菜批发市场”。如浏阳门外巴巴街（今复兴街）自然形成的蔬菜批发市场，“东郊远近郊蔬菜多集散于此，量大品种多。菜农菜贩双方协商议价，由秤码（经纪人）过秤成交。每担菜收取少量手续费，一般由卖方负担。……日成交量3—3.5万公斤。此外，还有南门的大椿桥、南大十字路、大西门、草潮门等处菜市场，其批发量和品种不及巴巴街”。同时，长沙在光绪末年还出现了蛋行、鱼行等商业行业组织。[]这些说明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生活对于农副产品的需求量在扩大和增长。

    从市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方式来看，20世纪初年的长沙呈现出一种由旧趋新的发展态势。虽然传统的生活方式仍然是市民生活的主导方面，但新的生活方式已经比较多的影响着长沙市民的生活，并且呈现了发展的趋势。

20世纪初年，长沙市民的服饰穿着首先在青年学生中开始发生变化。从服饰样式来看，趋新求异已经开始影响男女青年。据民国元年刊行的《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载：清末湖南社会“风俗日偷、纨绔子弟立异矜奇，日以服饰争相夸耀。”男女服饰皆改旧观。长沙“男子衣服率多高领窄袖，腰围仅足束身。妇女衣服款式趋短，颜色逐雅，“有时全身曳白，寒若春云；有时逐体拖青，轻如远岫，千奇百媚，层出不穷。”[]由于在长沙城内居住的外国人增多，他们的西式服装开始影响长沙市民。1900年“上海人唐正兴引进皮鞋加工技术，在长沙油鞋（钉鞋）、木屐作坊开始制作皮鞋”。1910年年初，上海客商陈阿昌携带缝纫机来长沙开设了同森祥洋服店，这是长沙第一家洋服店，也是长沙使用缝纫机制作成衣之始。[]不过一般市民虽然已经习惯外国人的穿着，但对国人着“洋装”仍然有一种本能的抗拒，穿着西装的只是小部分留洋归国的青年学生。如从日本归国的陈天华和禹之谟仿东洋之发髻，效欧西之细腰，身着西装，被时人讥为奇装异服，在当时“鲜不为乡人所窃笑也”。从服饰的面料来看，外国输入的面料也受到男女青年的青睐，洋竹布、洋官纱、泰西缎等舶来的洋面料消费与日俱增，国内仿洋机制的丝绸面料也在长沙市场有很好的销路。清末时，长沙城内“洋货业日渐增加，绸缎店亦多销售外国绸料”。[]清末的长沙城内，经营中西绸纱布料的绸布店就增至50多家，较著名的有万发、聚泰、同泰、杨寿记、协泰祥、吴玉记、裕昌祥、祥生、九章、聚生泰、聚昌厚等。这些绸布店大都中西面料兼营。

20世纪初年，长沙市民的饮食习惯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长沙开埠后，外国领事人员、传教士和商人较多地进入长沙，带来了一些西方的饮食习惯。西餐、西菜和西式点心成为长沙市民所习见的食品。一些留学海外的青年学生回国后，也喜欢用西餐，西餐竟成为了一种城市生活的时尚，一些开明官绅和青年学生也纷纷仿效，“以为非此不能侧身新人物之列”。[]西餐和西式食品受到越来越多长沙市民的喜爱，市面上西式食品增多。啤酒、咖啡、汽水、洋酒等也逐渐成为新派官绅常用的饮料。西菜和罐头也上了长沙市民的餐桌。[]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市民饮食习惯的变化，大型的酒店餐馆也大量涌现。在清光绪末年和宣统年间，长沙城内相继出现了一些大型的著名餐馆，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回民徐沛斋创立的徐长兴烤鸭店、光绪三十年（1904年）创立于青石桥（今解放路）的玉楼春酒楼（今玉楼东）、光绪末年由文茂林创业于长沙灯笼街与鱼塘街交汇处的天然台酒楼等。同时，长沙市民的饮食结构也发生变化，开始较多地食用面食。北方的面粉和外国的洋面大量进入长沙市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长沙城内的“面店、粉馆以及甜酒酥食汤点店就多达60余家。[]

在居住方面，长沙的民居也开始受到西方建筑风格的影响。随着外国驻长机构的增加，长沙城市的建筑风格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外国教堂的建设具有的西洋风格自不待说，各国领事馆和洋行的建筑也都是采用其本国的建筑设计和风格，长沙海关和其他商务机构的建筑也都采用西式建筑风格。如水陆洲的各国领事馆、洋行、教堂、海关等建筑，呈现出风格各异的特点。长沙海关税务司烈悌在报告书中写道：“查今年本通商口甚多建造之举，气象一新。如两大驳岸、四大码头，俱系玉石装成，整齐坚好，共长六百英尺，此本关与太古洋行所造者。水陆洲又建成一所洋楼，为税务司公馆，美轮美奂，掩映江山，将来此间必成为最妙居留地。所有定造之新关房屋及验货厂，目下已预备兴工。”[]在西式建筑的影响下，长沙市民也开始突破传统建筑的定式，陆续兴建起一些西式的或中西合璧式的建筑。有些大型的商店也开始仿效西式建筑的风格，民居也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到民国初年才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

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大大方便了长沙市民的出行。随着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和发展，长沙成为了湖南内河航运的中心。1904年开埠后，除英、日轮船公司和两湖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开通的长沪、长汉、长常、长潭等航线外，长沙本港轮船客运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长沙至湘、资、沅、澧和洞庭湖沿岸各埠大都有轮船客运航线。乘坐轮船来往于省内各埠以及武昌、上海等城市，已经成为长沙市民首选的出行方式。

粤汉铁路长株段的修通，为长沙市民出行又提供了一种更为快捷便利的出行方式。宣统三年正月（1911年2月）开始，湖南铁路公司于长沙、株洲间开行混合列车两对，从长沙东站到株洲列车运行约1小时52分钟，中途停靠大圫铺、易家湾两站。按照湖南铁路公司制订的《搭乘客货章程》，客货均按公里计算，头等车每人公里0.016元，二等车每人公里0.012元，三等车每人公里0.008元。[]从长沙到株洲约50公里，全程票价头等车约为0.8元，二等车约为0.6元，三等车约为0.4元。这一票价，一般市民都能接受。

市内交通基本上还是传统的方式，除步行外，大部分官绅在市内都是坐轿。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轿业在长沙开埠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据统计，“嘉庆（1796—1820）末，长沙有轿行3家，每家轿行有轿夫30至50人不等。光绪十年（1884），长沙城厢有轿行7家，轿夫200余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猛增至310家；到1920年复增至462家，轿夫达1500人。”[]这一方面是由于城市空间的扩大和城市人口增长提供了广泛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般市民也成为了坐轿出行的消费者。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长沙市内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出行代步方式，即人力车。人力车起源于日本，故又称“东洋车”，因车座往往漆成黄色，故又称“黄包车”。它的主要组件是弹性车轮、钢片弹簧的悬挂装置和木制车厢。车厢前伸出两根长辕杆，是挽车的手把。提起辕杆，乘车人身躯后仰，可减轻挽车力。这种人力车是同治十二年五月（1873年6月），由一个叫米拉的法国商人，从日本引进到上海的，以后很快在各大中城市推广开来。1905年，长沙商人粟茂生在长沙皇殿坪（今五一中路）开设了“湘南厚”车栈。[]他首先自制了木轮铁箍人力车7辆，开始试营业。“初驶时，声响如鼓，车容粗陋，无人敢乘”，粟茂生只好花钱雇人拉车，串通亲友免费乘坐以打广告。经过一段时间的改进，第二年，他又制造了20辆改进的人力车投入营运，并优惠乘客，使局面大为改观，营业逐渐扩大，获利可观。到民国初年的1904年，长沙城厢内的人力车达到940辆，并成立了“车业公所”。[]

     

（三）清末教育改革带动湖南社会风气的巨变

“兴学育才”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包括改革和废除科举、举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制订统一学制、建立统一的教育行政机构等内容。光绪二十七年七月（1901年8月），清朝廷决定改革科举考试，从次年开始废止八股文程式，改试策论和四书、五经经义。至光绪三十一年八月（1905年9月），清政府又发布谕令，宣布从次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至此，在中国沿袭实行达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与此同时，清政府还通令全国各地大力举办学堂，相继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统一了全国学制，还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12月）设立全国教育行政的主管机构——学部。这些措施对于全国的教育改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

在“兴学育才”、统一学制方面，时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的长沙人张百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百熙以管学大臣名义“上溯古制，参考列邦”，“兼取其长”，拟定了京师大学堂、考选入学、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学堂等各级学堂共六个章程进呈清政府，被清政府以《钦定学堂章程》之名颁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学制”。1903年，清政府在张百熙原定章程基础上“考求增补”，拟成各级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和仕学馆、译学馆、进士馆等各类学堂章程以及《家庭教育法》《任用教员章程》《实业学堂通则》《各学堂管理通则》《学务纲要》等文件，以《奏定学堂章程》名颁布。此乃对我国近代学校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癸卯学制”。主持和参与制订“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张百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奠基人之一。

根据清政府的“新政”谕令，湖南省从1902年年初开始逐步改革教育制度。4月，在长沙求实学堂基础上设立了省城大学堂。接着，又选拔知县胡珍率12名生员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学习师范。这12名生员中，长善两县有俞诰庆、俞蕃同、王履辰、汪都良等4人，其余属长沙府各县的有龙纪官(湘乡)、仇毅(湘阴)、颜可驻(湘乡)、胡元倓(湘潭)、朱杞(湘乡)、刘佐楫(醴陵)等6人。[]这些留学生在日本学习师范回国后，对于湖南近代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湖南巡抚俞廉三奏请设立湖南学务处，并拟定了《兴学要义》三端，即“培养德性，以作忠孝；开拓智识，以致实用；作兴志气，以振顽懦”和《学堂办法》三端，即“循序渐进，以定学程；严立规则，以回积习；划分年限，以收实效”，以作为全省办理学堂的指导性原则。为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长沙省、府、县三级都遵照谕令，设立了专门的教育管理行政机构。1906年，湖南省裁去学政和学务处，改设提学使司，下设学务公所作为其办事机构。长沙府长沙、善化两县也设立了劝学所。这些新的行政机构的设立，既是清末湖南新政的重要内容，也对新政时期湖南近代经济和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这种形势下，长沙的近代学校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官办、民办和私办配合，大、中、小学衔接，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并举的格局。

湖南近代高等教育正是起步于清末新政时期的长沙，1902年，由原时务学堂改办的求实学堂改制为省城大学堂，此后一直到辛亥革命时，长沙先后创办高等学堂8所，另有一所中学附设的高等专科。1901年9月清政府接受张之洞和刘坤一的建议，颁发诏书，“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于是，书院改革又在湖南重新兴起。到1903年，长沙的几个主要书院如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求忠书院、校经书院和求实书院在书院改革的过程中都改成了学堂。求实书院在改成省城大学堂后又与岳麓书院合并成湖南高等学堂，城南书院与湖南师范馆合并为中路师范学堂(即今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求忠书院改成了忠裔学堂；校经书院与孝廉书院合并改成了校士馆。

岳麓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后，招生名额大大增加。原来每年招收仅百名左右，改为高等学堂后，招生数达到290余名。为了培养名符其实的高等学堂毕业生，学堂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办法，先办中学，再为预科，最后升至本科。因此，学堂开办当年，学生均为中学程度。1907年，甲班毕业，经中学毕业考试，60名合格者进入预科。中学和预科开设的课程除原有的修身、经学外，新设了图文、历史、英文、地理、代数、几何、三角、动物、生物、物理、法政、图书、体操等。

20世纪初年，湖南人民为保护本省路矿权益，开展了粤汉铁路废约自办运动以及开采矿山的热潮，因此专业人才十分缺乏。刚从日本留学归国不久的梁焕奎向赵尔巽建议创办实业学堂，培养专门人才。赵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任他为学堂提调。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梁焕奎向湖南矿务总局拨借基金银1.6万两，创办了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创办之初以长沙贡院为校址，次年迁至金线巷租民房作校舍。教学管理比照湖南高等学堂。教师均系留洋归国的大学生，另聘请英、美、日籍教师近十人。所用教材除国文和历史外，均采用英、法文原本。到1908年，长沙著名教育家曹典球任学堂监督，使该学堂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09年，醴陵瓷业学堂窑业科并入。至此，该校共设矿业、土木、机械、化学、窑业五科。从1910年起，还附设了专门培养中等实业学堂教员的实业教员讲习所。这样，该校成为湖南第一所多科性高等工业学堂。以至于清政府学部评论：“中国自北洋大学堂外，工程学科未有如湖南高等实业学堂之完善者。”[]

在湖南高等学堂创办的同时，湖南还创办了一所医学堂。光绪二十八年，湖南巡抚俞廉三在奏请开办湖南大学堂时，附片奏请在长沙开办湖南医学堂。医学堂创办之初，只有中医科，教学内容以讲授伤寒、金匮、内经、本草为主，兼习伦理、修身。朱廷利任监督后，“改良医课”，增设西医科，开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理解剖等课程。

随着新政的展开，社会对政法人才的需求量很大，于是湖南巡抚庞鸿书于1906年在长沙创办了湖南公立法政学堂。湖南公立法政学堂创办的宗旨是“专为本省士绅造就完全法政通才”。1907年，依宪政编查馆章程，改名为法政绅校，其仕学馆和附设的法政速成科则改为法政官校。1910年官绅二校合并为一，改为湖南官立法政学堂。1911年招收法律、政治科学生两班及辅修班、银行研究科、政治正科、法律正科各一班。学堂分本科、预科、别科和讲习所。民国成立后，更名为湖南公立第一法政专门学校。

新政时期长沙的高等教育除了官办的学堂外，还有民办、私立学堂和外国人办的高等学堂，如湖南高等铁路学堂、明德学堂的附设高等教育和雅礼大学等。高等铁路学堂是1909年由粤汉铁路总公司创办，设置机械、建筑、业务二科，修业年限为四年。到1913年，因粤汉铁路收归国有，该学堂停办。长沙私立明德学堂于1905年开始办专修科。首先“特设高等商业专科，遵照京师高等实业学堂课程，延聘专门教习，切实举办”。1906至1907年，又先后举办留学预备理化专科、银行专修科和法政专科。民国初年改为明德大学，由黄兴任校长，迁往北京。雅礼大学是美国雅礼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大学校。20世纪初年，雅礼会就决定在中国办学。1903年，湖南境内各基督教会的代表在长沙开会，议决邀请美国耶鲁大学传教会将长沙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中心。雅礼会接到这报告后两次进行了论证，认为湖南有2000多万人口，长沙是湖南的省会，地处华中腹地，可以影响全国。因此决定在长沙兴办学校。雅礼会派盖葆赖（Gage）、胡美(Hume)来长沙，经过一番筹备，1906年11月16日，由盖葆赖任校长的雅礼大学在长沙西牌楼正式开学。首次招收大学预科生53名。1910年，雅礼会又在雅礼大学内办了雅礼中学。国民革命中，雅礼大学迁往武汉，与文华大学、博文大学和博学大学合并为华中大学。

普通中学教育方面，从1903年私立明德学堂、经正学堂和1904年官办长沙府中学开办以后，至辛亥革命前夕，长沙先后创立官、私立中学共12所。比较著名的有官立的长沙府中学堂，私立的明德、经正、修业、周南(女子)、广益、育才和隐储中学堂等。另外，省内一些县或地区因师资缺乏，在省城客设中学，计有宁乡、湘阴、湘乡、湘潭、益阳、安化、邵阳、武冈共八所驻省中学堂；另有名为公学实为私立的西路、南路、中路三所公学。此外，还有美国雅礼会创设的雅礼学堂、英国圣公会创设的圣雅各中学堂。

中等师范教育方面，1903年湖南师范馆创立。这是湖南师范教育的开始。同年，省城又创办了一所蒙师讲习所，这是一所速成师范性质的学校。另外，宁乡、浏阳、湘潭、新化、平江等县相继在长沙设立“驻省师范”，为本县小学教育培养师资。1903年，明德中学堂开设速成师范班，是为私人办师范教育的开始。1905年，朱剑凡也在周氏家塾开办师范班和附属小学堂。1904年创立的私立修业农学堂办有农艺师资科、私立衡粹女子职业学堂也设有艺术师资科。这是长沙最早的职业教育师资培养机构。

长沙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开始于1902年创办的农务工艺学堂。这是长沙也是湖南第一所职业技术学堂。1905年，该校分为工务和农务两个学堂。农务学堂与原农务试验场合并为湖南官立中等农业学堂。工艺学堂则改为艺徒学堂，这是长沙官立技工学校之始，1907年该校又改为湖南官立中等工业学堂，并附设艺徒学堂。此外，还有一些私立或外资实业学堂。如l903年黄国厚等在长沙县创办的私立明耻女子职业学堂、陈润霖创立的私立楚怡初等工业学堂。至1911年，长沙先后创设官立、私立、外资和教会办的中等实业学堂共10所，其中有工业、农业、商业、交通、建筑等专业，初步形成了中等职业教育的系列。

初等教育方面，1900年在湖迹渡创办的长沙县明耻小学堂是长沙最早的近代小学。1902年11月，长沙县小学堂和善化县小学堂分别在长沙城内的荷花池和小瀛洲开办。同年冬，湖南省学务处在长沙开办官立半日学堂，招收7—16岁儿童入学。其后，又开设选升小学堂，选录半日学堂的优秀学生入校学习。1903年，湖南师范馆附设小学堂开办，这是湖南最早的师范学校附设小学。1905年，湖南省学务处将原官立半日学堂改为官立初等小学堂，在长沙及其附近先后设立40所省会小学堂。王先谦则捐资12,250两白银，由学务公所在长沙兴办了简易初级小学堂18所。同时，私立小学也纷纷创立，比较著名的有楚怡、周南(小学部)、幼幼等。另外，1904年后，一些外国人和外国教会也先后在长沙创办了信义、雅各、三一等初等男学堂。

与此同时，长沙的女子教育也在清末新政中开始兴起。长沙最早的女子学堂是创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长沙县黄琼、黄萱祐联合亲族黄祐、黄为焯、黄亨理、陈保彝等捐集私财开办的影珠女学。同年6月l 0日由龙绂瑞和留日归国学生俞蕃同创立的湖南民立第一女学堂在长沙千寿寺巷(今芙蓉区顺星桥)正式开学。1904年春，又有曾广镛在长沙创设了淑慎女学堂。女子教育的兴起引起了顽固势力的不安和非难。1904年秋，湖南顽固派官绅上奏清政府，攻击“湖南开办女学堂，流弊日滋，请饬停办”。清政府即谕令署湖南巡抚陆元鼎，将本省“设有女学，即行停办”。[]于是，民立第一女学堂和淑慎女学堂被迫停办，影珠女学则更名为黄氏家塾。然而，时代潮流势不可挡。1905年，时任湖南巡抚的端方奏准在湖南考录了20名官费留日女生，其中大部分为原民立第一女学堂和影珠女学的学生。这些女学生在管理员黄萱祐的率领下于当年赴日留学，成为湖南首批出国留学的女学生。1905年5月，朱剑凡在长沙又创立了周氏女塾，1908年改为周南女学。原来被迫停办的女学也渐次恢复，并相继出现了一些新的女子学堂，如女子美术学校、实业女校、毓坤女塾、振湘女学等。

一大批教育家的兴学活动对清末湖南社会风气的转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仅举胡元倓、朱剑凡两例。

长沙市最早的一所近代中学，也是湖南省第一家私立中学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著名教育家胡元倓所创的明德中学。胡元倓，湖南湘潭人，1902年他被派往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班学习。留学期间，他考察了日本的教育，特别佩服日本维新志士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而后对明治维新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得力于教育的发展。他决心以教育救国，培养人才，复兴民族为己任。并发誓“不做官，不入党派，不怕困难”，以“此身誓已成千古，不为崎岖有变迁”之句自勉。[]

1903年，胡元倓自日本回到长沙，在表兄龙璋和龙绂瑞的支持下，创办了明德学堂。同年秋，从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毕业归国的黄兴应胡元倓之请，到明德学堂任教。黄兴到明德后，积极进行革命宣传，从事革命活动，使明德学堂成为了当时新思想的摇篮。

胡元倓曾对黄兴说过：“养成中等社会，实立国之本图，唯其事稳而难为。公倡革命，乃流血之举；我为此事，则磨血之人也。”[]所谓“中等社会”实际上是指资产阶级，也就是说，明德学堂是以培养资产阶级新式人才为其办学宗旨。胡元倓等正是以“磨血”的精神来办好明德学堂的。为了办好明德学堂，胡元倓几十年风尘仆仆，奔走南北以筹措经费。所得募款自己分文不取，全部用于办学。他一家住在学校大门侧的3间旧屋里。书房中挂着“虽九死吾犹未悔”的横幅和“坚苦勖毅力，勤勉医灰心”的对联。其“磨血”办学的精神可见一斑。

明德提出了“坚苦真诚”的校训。龙璋亲撰《坚苦真诚四箴》，解释“坚苦真诚”的含义：坚即“永坚贞而不更”；苦即“应因苦而回甜”；真即“本真实以传薪”；诚即“道一贯而无二”。明德校歌中有“贯中西兮穷术业，遗粕而咀精”之句。这些都体现了贯通中西文化的施教方针，与戊戌维新运动中的时务学堂一脉相承。

明德学堂还聚集了大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如黄兴、张继、周震鳞、苏曼殊、王正廷等，他们在明德学堂任教期间大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民族思想，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教育学生。1904年2月，黄兴以明德学堂为基地，联络章士钊、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等成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

长沙第一所私立女子中学堂是1905年由朱剑凡创立的周南女学。朱剑凡，湖南宁乡人，其父为湘军著名将领、甘肃提督周达武。1902年他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习师范，结识了黄兴、陈天华、周震鳞等爱国志士，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1904年底，朱剑凡

回国，首先在周震鳞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教书。他认为“女子沉沦黑暗，非教育无以拔高明，要自立于社会，有学识技能，才能拔于黑暗”。[]因此．他决心自己创办一所女学。1905年5月初，他将长沙泰安里私宅“蜕园”的半边园林辟为校舍，创办了一所女子学堂。为免遭清政府查封，命名为周氏家塾。但实际上办有师范班，附设有小学部和幼儿园，并授之以新学。当时风气闭塞，妇女受封建礼教束缚，学校初创时，入学者很少。朱剑凡不辞劳苦，逐家劝说，广泛动员。他规定，凡未婚及订婚未嫁者都可入学，少数家境贫困的还可在校打钟、扫地，半工半读。这样，很快使师范班学生增加到百余人。

1907年，学部奏准民间设立女子学堂。于是，朱剑凡于1908年呈请湖南当局将周氏家塾改名为周南女学。为适应社会的需要，周南女学除继续开办师范专业外，还添设了缝纫、音乐、体育等专修科。由于班次增多，规模扩大，需要增建校舍。朱剑凡创办周南，不仅捐献了全部家产，而且呕心沥血，倾注了全身心的精力。朱剑凡提出“教学要与社会生活相结合，要为社会改造和建设服务”。[]周南的学科都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而设置的。朱剑凡认为，师范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故首先在周南开办了师范科和简易师范科，并附设小学和幼儿园。朱剑凡还认为妇女要在社会上自立，就必须有谋生的技能，为此又开设了缝纫、刺绣、烹饪等班。为满足全省女子学校对音乐和体育教员的需要，他又开办了音乐、体育专科班。

朱剑凡为周南规定的校训是：（1）自治心(节制整洁)；（2）公共心(博爱仁恕)；（3）进取心(勤勉耐劳)。为养成勤勉学风和活泼气氛，周南规定每日由值日教员公布格言、诗歌、图画或学生学习成绩，以供学生学习观摩。周南女学还每年举办学生学习成绩展览。民国初年的《湖南教育》杂志曾撰文评述周南的成绩展览，认为周南女学生的成绩“男校中如此程度亦不多得”。朱剑凡等还注意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并带领学生参加一些爱国运动。如1907年，他与徐特立发起周南全体师生首先罢课，反对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并得到全城公私立学堂的响应。

总之，在晚清教育改革的热潮中，一个多门类、多层次的近代教育体系，在湖南逐步形成了，它对湖南社会风气的改良产生了巨大影响，民间流传了千百年的“读书做官论”、“女子无用论”、“淫技奇巧论”等受到了重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