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晚清湖南士民社会心理与民俗行为的变迁

三、维新运动时期湖南因循心态的消融和社会生活的变化

甲午战争中湘军牛庄一役的一败涂地使自负的湖南人大受打击，他们在正视残酷现实的同时不得不反省自己，从盲目排外的泥塘中拔了出来，重新拾起先辈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旗。湖南人刚劲的性格使他们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增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心和自信心。甲午战争后湖南一反战前保守落后的传统，开风气，大力传播新思想，学习西学，保守壁垒逐渐解体。

（一）维新运动时期湖南士民思想的嬗变

从1894年到1897年，陈宝箴、江标、黄遵宪、徐仁铸等具有维新思想的官员相继来湘任职，形成了一个以陈宝箴为中心的具有维新性质的官僚团体。“长官导之于先”，而本地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等新派人士聚集长沙，“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大力倡言和推行变法维新，使湖南从最保守的省份，一跃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1．时务学堂传播新学的教学活动起了“开民智”的作用

    从1897年黄遵宪、徐仁铸、梁启超等相继入湘和谭嗣同回湘参与新政，湖南维新运动的内容逐渐向文化教育和政治领域扩展。设在长沙的湖南时务学堂的创办是长沙旧式书院制度向近代学堂制度转变的肇始。维新运动中，维新派官绅深感“开民智”对于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的重要意义，因而把教育改革看作是维新的主要内容之一。

1897年9月，《知新报》刊发了《时务学堂缘起》，阐明了时务学堂的办学宗旨：“广立学校，培植人才”，“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按《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大概章程》规定，“学生定额一百二十人，按府分派，由绅董禀请抚院、学院会同招考扃试，择取十二岁至十六岁聪俊朴实子弟，入堂肄业”。[28] 

时务学堂的教学事务基本上是由梁启超主持。梁启超到湖南后以康有为的《长兴学记》为蓝本而亲自制定《时务学堂学约》以及将根据“学约”的原则而具体化的《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29]。这两个文件对时务学堂的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体现了梁启超该时期教育思想的精华以及时务学堂教育教学方面的特点。

该《学约》第一章“立志”规定了时务学堂的教育目的。他指出学堂学生必须有远大的志向，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如果没有这种志向，“虽束身寡过，不过乡党自好之小儒；虽读书万卷，只成碎义逃难之华士”。 

关于教学内容，总的原则是“中西并重”。梁启超认为：“今时局变异，外侮交迫，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但首先须通晓“中国经史大义”，然后才能致力于“西籍”。他还具体指出，“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他所注重的“中国经史大义”就是“以宗法孔子为主义”，“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实际上是经过康有为改造，并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的“公羊春秋”学说。为此，梁启超还撰写了《读春秋界说》和《孟子界说》，作为学堂学生的教材，以向学生灌输变法改制思想和大同民权学说。而“万国之书”则不仅包括“声光化电格算之述作，农矿工商史律之纪载”，还包括“宪法官制”之学。他撰编了《读西学书法》和《西学书目表》，向学生介绍西学著作及其源流，其重点也是向学生灌输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

时务学堂的教习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康有为的公羊学学说，以及维新变法思想和西方政治到戊戌政变后，存在不到一年的时务学堂被改为求实书院。时务学堂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对湖南的维新运动和近代湘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培养的大批人才如林圭、秦力山、李炳寰、蔡锷、唐才质、范源廉、杨树达等，有的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坚，有的则成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骨干,或各个领域的栋梁之材。特别是它促成了湖南各地新式学校的设立和书院制度的改革。受它的影响，湖南各府、州、县都纷纷要求将其书院改为学堂，或改革书院课程，有的干脆直接成立新式学堂。

2.《湘学报》与《湘报》的创办及对社会风气的影响

    湖南维新派人士非常重视报纸的作用。唐才常说：“风气未开，人心多惑，骤开议院，必如意、法、奥之叫嚣，不可遏抑。惟先广报馆以启愚顽，以振聋聩，则遇有大政，不至行之者一，泥之者百。”因此，他主张“报馆宜立，先于议院”。[30]谭嗣同更是对学堂、学会和报纸的作用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者，厥有三要。一曰创学堂，改书院；二曰学会；三曰报纸”。他认为学堂和学会的影响范围都是有限的，而报纸能够发挥学堂和学会所不能发挥的作用。

    正因为维新派这样重视报纸的作用，所以他们在长沙维新运动中创办了一系列报纸。这些报纸既是长沙维新运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长沙维新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这些报纸中影响最大的是《湘学报》和《湘报》。

《湘学报》为旬刊，“每次十日一出，每册约以三十页为准”，雕版印刷，线装。《湘学报》的内容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介绍新政和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如胡兆鸾的《论湘中所兴新政》，唐才常的《质点配成万物说》，周传梓的《舆地之学》、《交涉之学》，李钧鼐的《以公司兴水利》以及《高弧捷法》、《论整勾股递推法》等算学专论。这一类文章贯穿于第1册到第45册，说明这类文章是长沙维新运动期间上下官绅和新旧人士均能接受的。第二类为介绍西方国家演变和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文章。这类文章大都发表于《湘学报》前期，唐才常主编期间。如唐才常的《各国政教公理总论》、《公法通义自叙》，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连载，易鼐的《论西政西学治乱兴衰均与西教无关》、《五洲风俗异同论》。在这些文章中，维新派大力宣传西方国家治乱兴衰的历史，宣传西方近代社会经济制度，借以说明西方民主制度和议院国会制度的优越性。徐仁铸写的《輶轩今语》，在《湘学报》上连载。他大力宣传学习西学，认为“诸子之学多与西学西政相合”，提倡士人要多读西学之书。第三类是宣传中体西用的文章，主要是连载张之洞的《劝学篇》。

《湘学报》是维新运动时期长沙维新运动的主要宣传阵地之一，特别是在其前期，由于省府大员的大力支持，唐才常等精心编辑以及其大胆的言论，使它迅速“风行海内”。陈宝箴下发《饬各州县订购湘学新报札》，称赞该报“洵足开拓心胸，为学者明体达用之助”，要求各州县“先自捐廉赴省订购，每次或数十册，或十余册，分交书院肄业各生及城乡向学士子，一体报阅，并劝绅富自行购买分送”。[31]张之洞在该报创办初期也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他认为该报“议论闳通，于读书讲艺之方次第秩然”，要求湖北各道府州县“自行购阅，其所属书院绅士，此时应先由各州县捐资，购备发给阅看，以开风气”。[32]《湘学报》在长沙设有两个总售外，三个分售处，仅长沙城内就销售一千余份，同时还在上海、汉口、武昌、沙市等地分别设立寄售处。

《湘报馆章程》揭示了《湘报》的宗旨：“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非借此谋生者可比”，并保证“取值极廉，仅收工本纸张之费，无论贵贱贫富士农工商皆可阅报”。

论说是《湘报》最重要的部分，是《湘报》政治倾向的体现，总是列在报首。其中有报馆撰述的文章，如唐才常的《论热力》《时文流毒中国论》《论保卫局之益》，谭嗣同的《治事篇》、《以太说》，梁启超的《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论湖南应办之事》，戴德诚的《变学刍议》，樊锥的《开诚篇》《发锢》，何来保的《悲孔》《说私》等；还有“报友”撰写的文章，如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毕永年的《存华篇》，涂儒翯的《商务平论》，皮嘉祐的《平等说》，洪文治的《论戒缠足说》等。《湘报馆章程》还规定“本报与学堂、学会联为一气”。因此，南学会多人的讲论稿也作为论说的内容刊登在报首，如南学会会长皮锡瑞的十二次讲论稿全部刊登，其他有陈宝箴、黄遵宪、谭嗣同、杨自超的讲论稿都刊登在《湘报》上。维新派人士正是通过论说宣传西学和近代民主思想，宣传维新变法。

对本省和外省新政以及各国时事的报道是《湘报》新闻性的重要体现，也体现着《湘报》“开风气，拓见闻”的宗旨和“与学堂、学会联为一气”的原则。《湘报》大量地刊登湖南学堂和学会创立、活动的情况，其中有许多学堂、学会的规章。如时务学堂、长沙任氏正蒙学堂、浏阳致用学堂、常德明达学堂、正始学堂等新式学堂的章程、课程和学规；南学会、延年会、不缠足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学战会、郴州兴算学会、衡州任学会、浏阳群萌学会等学会的章程。同时，《湘报》还对这些学堂和学会的活动进行了大量报道，特别是对时务学堂和南学会、不缠足会、延年会活动的报道，成为《湘报》的重要新闻内容。其中有时务学堂的录取名单、功课分数榜和月课榜以及其他一些教学活动、南学会的集会和讲论活动、南学会会友的捐书名单、不缠足会和延年会的题名等都是我们研究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资料。对于各地开办实业以及各地的路矿新政也都进行了大量报道。对于各国时事的报道，主要是转载或译载外埠报刊的新闻稿，而这些新闻大部分都与中国有关。如《湘报》第一号转载了《译书公会报》的时事评论稿“论德国政策”。该评论引述日本人有幸秋水的观点，根据胶州湾事变分析德国的远东政策，从而凸显了中国在胶州湾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

《湘报》还关注湖南特别是长沙的社会经济生活，在商务行情栏中，几乎每期都有长沙市场的“日用各物时价表”，“时价表”有每天的银钱价格，有时还刊载外埠的银钱价格，以便市民比较。“时价表”列举的主要是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商品，如米谷、面粉、食用油、盐、棉花、桐油、各类煤炭、纸张等。从这些“时价表”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长沙市民的经济生活。《湘报》还刊登广告。《湘报》的广告也带有一些时代特征。第一，《湘报》广告中，书报类广告或与书报印刷、发行有关的广告较多，这与维新运动中注重学西学，开民智有关。在《湘报》各期的广告中，书局和书报类广告约占一半左右，其中大部分与新学有关。第二，其中有很多广告本身与长沙实施的新政有关。如两湖轮船公司的“新造木轮”广告以及其航班广告反映了长沙新式轮船航运的经营情况；李复泰鞋铺的“定做不缠足云头方式鞋”广告和南正街俞宅的“印送不缠足歌”广告则适应了当时长沙盛行的不缠足运动。

《湘报》与时务学堂、南学会互为表里，构成了长沙维新派进行维新变法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宣传的重要阵地，并且紧密地与湖南维新运动联系在一起；其内容丰富而与一般市民密切相关，其文笔畅达而又通俗，因而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创刊后不久即达到五六千份的销量。《湘报》馆还与各府、州、县的南学分会、学堂密切联系，构成了遍布全省的《湘报》销售传播网络，使它的影响深入全省各地，甚至偏远乡村，对于湖南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南学会的演讲把“开发民智”推向高潮

    创办社团是维新运动中维新派宣传维新主张、开发民智和积聚自身力量的重要手段之一。南学会筹议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至十一月间。该年十月二十日（1897年11月14日），德国借口曹州教案，制造了“胶州湾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南学会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创办的。梁启超在事后在《戊戌政变记》中曾追记南学会的创办意图：“盖当时正德人侵夺胶州之时，列国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故湖南志士仁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尤可以不亡，此会之所以名为南学会。”

接着，陈宝箴批准了谭嗣同等联署的“请开学会”禀呈，并以抚院内的孝廉堂为其会所。陈宝箴还委任了会董十人，其中有后来很少参加南学会活动的王先谦和张祖同，也有熊希龄和谭嗣同。同时，还委任丁忧在籍的户部主事黄膺“总理学会一切事务”，以戴德诚为会办。[33]南学会聘请了皮锡瑞为学长。

    南学会的议事会友是熊希龄、谭嗣同等十个绅董，是南学会的骨干，负责议定会中事务章程。讲论会友则是可以在长沙“齐集会讲”的会友，其中以省政官员和议事会友为主体构成主讲人队伍。南学会开始时推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通讯会友则是通过信函与学会联系的会友。

南学会以讲论为主要活动方式。因此一般将南学会第一次讲论的戊戌二月初一日（1898年2月21日）作为南学会正式成立的时间。从这次开始，到南学会最后一次讲论的戊戌四月三十日（6月18日），有记录可查的南学会集会共十七次，其中讲论十三次，放映幻灯三次，临时议事一次。在十三次讲论中，演讲者共有十三人，四十四人次。只要列举一部分演讲的标题，便清楚看出新旧湘学之异同，如： 

黄遵宪：论政体公私必自任其事；乔树楠：论公利私利之分；谭嗣同：论中国情形危急；陈宝箴：论为学必立志；杨自超：论地球行星绕日；邹代钧：论舆地经纬度之理；黄遵宪：论知觉不在心而在脑；熊希龄：论洋人不可与之开衅；李维格：论译书宜除四病；黄遵宪：说日本、台湾、印度等事；皮锡瑞：论保种保教均先开民智；熊希龄：说保卫、团练事；谭嗣同：论新学益处；曾广钧：论开矿当不惜工本，等等。

《南学会大概章程十二条》第一条规定：“本学会专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34]也就是说南学会以开启民智作为自己的首要目的。南学会讲论的内容也就围绕这一目的，从学术、政教、天文、舆地、交涉、工商等方面展开。讲论的具体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宣传素王改制，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这主要表现在皮锡瑞的讲论中。皮锡瑞认为，“中国重君权，尊国制，猝言变革，人必骇怪”，所以要昌言变法，必须假托先圣，“必先言孔子改制，以为大圣人有此微言大义，然后能持其说……既言变法，不能不举公羊改制之义”。[35]他首先论证了孔子删订群籍，维世立教，“孔子遂为中国二千年之教祖”。[36]然后又从孔子创教，很自然地引申出素王改制变法。于是，他以《春秋》论孔子改制之由，以《易经》论变法之道，对素王改制变法作出淋漓尽致的阐发。

第二，宣传民族危机的严重，突出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在南学会的多次讲论中，谭嗣同、黄遵宪等大力宣传中国面临列强侵略瓜分的严重危机。如谭嗣同在第一次讲论时就主讲“论中国情形危急”，他列举了“自道光以来，通商诸事因应失宜”，而导致的列强对华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偶一兴兵，即割地偿款，几不能国。而德国又起而乘之，瓜分豆剖，各肆侵凌”。他表示，“与诸君讲明今日危急情形”，是为了“共相勉为实学，以救此至危急之局”。[]黄遵宪在第五次会讲时作演讲，“说日本、台湾、印度极透彻痛切，云法人又有邀索两广利益、云南铁路之事”。而李维格在第六场会讲时说波兰之事，娓娓可听。维新派官绅痛陈甲午战后，特别是胶州湾事变后中国的严重危机，又以台湾被割占，印度沦为殖民地、波兰被分裂的事例，来唤醒民众的民族危机感，从而认识到维新变法的迫切性。

第三，呼吁“保教保种”，宣传“文明排外”的主张。针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维新派官绅在演讲中大力呼吁“保教保种”。如皮锡瑞在讲演中指出：“今时事岌岌。旅顺、大连湾已插俄旗；闻英法皆有变局。中国四百兆人将有灭种灭教之惧！”他认为，在民族危机关头，“正应急起为之，如救焚拯溺，其最急者，一曰保种，一曰保教”，而要“保种保教”，“实为急开民智，万不得已之计”，“因为保种宜开智，保教尤宜开智，未闻有以力强者也”。维新派官绅都认识到，“保种保教”不可“逞血气，打教士，毁教堂”，这样只能“使彼气焰益张”，[37]而应该“文明排外”。在南学会的第四次讲论时，陈宝箴、熊希龄都讲到“洋人不可与之开衅”的问题，皮锡瑞在日记中说：“学会之设，原为此事，至今日始点题”。[38]这说明，宣传“文明排外”是南学会讲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如熊希龄“论洋人不可与之开衅”；陈宝箴“嘱湖南莫打洋人”，又“论不必攻耶教兼及周汉事”；黄遵宪“说天主教必无剖心挖眼睛事”。而集中体现维新派官绅“文明排外”思想的是皮锡瑞最后一次讲论时演讲的“论对洋人当暗求抵拒之法”。这种思想反映了长沙维新派官绅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长沙不可避免要开埠的现实而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也是长沙维新运动中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改革措施的出发点。

第四，从开民智的需要出发，大力宣传“西学”和“新学”，特别是宣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皮锡瑞在第二次演讲中提出“西学出于中学，本周秦诸子之遗，庄列闢尹诸书所载”，[39]谭嗣同也认为，中国古代的各学派已经蕴藏着近代各门学问的萌芽，“举近来所谓新学新理者，无一不萌芽于是”。[40]他们的目的都是为宣传西学减少阻力，而他们在宣传西学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在各次讲论中，除上述皮锡瑞的“论讲学之益”和谭嗣同的“论今日西学皆中国古学派所有”宣传“西学中源沦”外，还有李维格的“论译书宜除四病”、黄遵宪的“说教旨略异”、谭嗣同的 “论新学益处”从各个方面宣传“西学”和“新学”。更有杨自超“论地球行星绕日”、邹代钧“论舆地经纬度之理”、黄遵宪“论知觉不在心而在脑”、谭嗣同“论全体学”，宣传西方近代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和人体解剖学。这对开启民智，传播近代科学知识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对一些湖南新政的具体措施进行解释和宣传。《南学会大概章程十二条》规定其宗旨除“开浚知识”和“恢张能力”外，还有“拓充公益”一项。而《南学会总会章程二十八条》中还规定民智日开后，“如通民隐、兴民业、卫民生诸事皆可渐次推行”。因此，诸官绅也将一些正在或准备推行的新政措施在南学会讲论进行讨论，以释疑解惑。如戴德诚和熊希龄“说保卫、团练事”，李维格“讲通商及巡捕事”，谭嗣同“讲治兵”，曾广钧“论开矿当不惜工本”等。这些内容有利于广大士绅和民众了解推行新政的必要性，对减少新政推行的阻力无疑具有一定意义。

与讲演相辅相成的南学会另一种活动方式是答问。即在听讲中会友如“有疑义新理。可以纸笔互相问难”，问难一般由演讲者批答。大部分答问都在《湘报》刊载。问难者大部分为时务学堂的学生，如长沙府属长沙县籍的杨昌济、毕永年、辜天佑，善化县籍的章瑞麒、湘阴县籍的范源濂，岳州府巴陵县籍的郭鹏，常德府武陵县籍的蔡钟浩等。所提的问题范围很广，李玉《长沙近代化的启动》一书根据《湘报》刊载的南学会八十九人次的“答问”内容进行了分类统计，大致如下：问学会二十四人次，问地球十三人次，问宗教、公法交涉各六人次，问团练和武备五人次，问兵制和兵法、问算学、问保卫局各四人次，问学校、问医学和延年会各三人次，问变法、问铁路、问缠足各二人次，问博物馆、问义利、问制造公司、问农学、问民主、问译书、问米价、问权衡各一人次，问其他三人次。

南学会设有藏书楼，南学会会友和官绅踊跃捐书。如谭嗣同捐书共计一百零一部，单本书六百三十二册，另有“武英殿丛书”三柜，其他线装书三函；熊希龄捐书共计九十部，一千零八十册；湖南粮储道但湘良捐《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总目》十六箱，另有《湖南盐务总纂》《湖南屯政考》《弟子箴言》各一部共六卷，总共一万卷。其他如蒋德钧、刘麒祥、熊希龄、李奂奎、沈荩、毕永年等也多次捐书。前后捐书的会友达五十八人次，捐赠书中，除部分古籍、时文外，多为声、光、电、化、数学、天文、地理等近代自然科学著作，以及一些介绍西学、新学，鼓吹维新变法的文化典籍。据不完全统计，捐赠书籍约有二万余卷（册），中外地图八十多幅。南学会还广购中外图书，订购《时务报》《湘报》《万国公报》《国闻报》《知新报》《循环日报》等二十六种共八十九份当时较有影响的报纸供读者翻阅。

南学会虽然没有实现其创办者的“政治构想”，但却起到了“开启民智”，传播近代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宣传维新变法主张的重要作用。同时，南学会还对其他学会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南学会成立后，省内相继成立了一系列学会团体，其中长沙府属各县除1895年欧阳中鹄等在浏阳成立的算学社外，还有不缠足会、延年会，以及唐才常、毕永年等于1898年在长沙成立的公法学会，黄崿等于1898年在长沙成立的学战会，施文焱等于1898年在长沙成立的法律学会，饶渊永、张礽、饶霈等于1898年在长沙成立的积益学会，谭嗣同、涂儒翯等于1898年在浏阳成立的群萌学会（后改为浏阳南学分会）等。

（二）维新运动推动湖南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移风易俗是戊戌维新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启蒙的重要内容。维新人士认为，现今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如果中国一国衣服独异，礼节特殊，则与外国国家和人民“情意不亲，邦交不结”。落后的习俗甚至还遭外人鄙夷讥笑，影响到对外开放和中外平等交往。中国许多习俗确比西俗落后，只学习西器、西艺、西政，而不改变这些落后旧俗，是难以奏效的。梁启超来湖南，带来了康有为的思想。康说，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不便于执枪跨马；褒衣博带，长裾雅步的缓慢生活节奏，在这万国竞争的时代，就像佩玉鸣琚去救火一样不适宜；妇女缠足，奕世体弱，流传子孙，近无以为兵，远将戕害种族。中国应该上法古帝王变俗易服之英风，外取俄日变法易俗之楷模，使变法容易取得成效。于是，他提出了

改革中国旧习，“与欧美同俗”的大胆主张。[]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主张也包含了改变“人心风俗”的内容。他看到在中国戕贼民族活力、拖社会前进后腿的封建礼俗，从法制学问之大到饮食居处之微，简直数不胜数。于是，他提倡破除“无用”、“无实”的封建传统文化，大力引进西学，破旧俗，立新风。他把鼓民力的重点放在禁鸦片和缠足上，他认为“种以之弱，国以之贫，兵以之窳，胥于此焉阶之厉”。[]这两件事不早做，变法则将成为空言。严复从理论上阐述了移风易俗与维新变法的关系，康有为则是通过上书皇帝，提出了移风易俗的许多具体办法，如，允许妇女与男子一样礼谒孔庙，罢废各地淫祠，改为学堂，以公产为学堂经费；严禁妇女裹足，已裹者一律宽解，违抗者科罚；断发、易服、改元，等等。梁启超在长沙通过给时务学堂的学生写课艺批，宣传了自己的主张，如“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 “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可变矣”。谭嗣同不仅以其对封建习俗的猛烈批判，“尽变西法”(包括变衣冠，变风俗)的激进主张和冲决网罗的有力号召震撼人心，还用发起不缠足会、延年会等具体行动来开启民智。在维新派的推动下，一时间各种风俗改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出现“天下移风”的形势。

长沙维新派士绅大力提倡移风易俗、革除传统陋习的一系列作为，使长沙城市的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发起成立“不缠足会”、“延年会”，反对妇女缠足的恶习和奢侈浪费、因循苟且的旧生活方式。甚至有激进者还提出剪辫易服、废跪拜礼和婚姻陋俗的主张。中国第一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回国后即在家乡与人协商办3事：⑴清理各街道，添设沟洫局；⑵设立医药局；⑶凡遇城乡婚葬，禁止乞丐聚集滋事。[]随后又议设禁烟公约、尊行公社，还开示族间子弟吸食鸦片烟者发给丸药，限期戒除。在他们的倡导下，新的文明风气和生活方式开始在湖南出现。

1898年4月，熊希龄、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湖南创办不缠足总会，总会设于长沙小东街“湘报馆”内，由谭嗣同、黄遵宪、徐仁铸、熊希龄等担任董事。作为在全省推行不缠足运动的总机关，并邀湖南按察使黄遵宪、学政徐仁铸入会。继长沙之后，新化、邵阳、武冈、浏阳、衡山、宝庆等地相继设立分会，甚至在乡村，也出现了不缠足团体。湖南不缠足会成立后，参加和捐助者踊跃，更有不少妇女响应号召，放绑松足。如长沙县清泰都和尊阳都妇女百数十人在许黄萱祐等的带领下 “联为此会”，还“选刻歌词，相为劝勉”，“幼者、弱者、壮且老者，一律放足，今逾一载，居然健步如释重囚”。[]“浏阳汤茂才、纪彝等设立分会，入籍者已数百家”。[]谭嗣同还为湖南不缠足会起草了《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十条》，除规定不缠足会会员不得与缠足者通婚外，还提倡破除旧的婚嫁礼俗，建立新的婚嫁时尚。如“破除不肯远嫁之俗见”，“女家不得丝毫需索聘礼”，“男家尤不得以嫁妆不厚存非薄之意”；主张婚礼从简，倡立女学堂，提倡资助女子入学。[]1898年6月《湘报》还刊登了两则广告：其一，“定做不缠足云头方式鞋”；其二，“印送不缠足歌”。湖南不缠足运动发展很快，新化县秀才曾继辉不顾别人笑骂，手持论文，挨家挨户宣传；长沙南正街俞宅，免费印送《不缠足歌》，任人取阅；长沙南阳街李复泰还专门设立了定做各种不缠足云头方式鞋的鞋铺。

湖南延年会也是当时移风易俗运动的一个重要团体。延年会提倡“生活有律”，以为“计人寿命之长短，不计其年龄之多少，而以其作是之多少”，“省去无谓之应酬，则人人多办事，人人延年益寿矣”。[]益寿延年是人类的共同愿望，延年会的倡导者认为真正的延年是建立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延年会是以健强国民体质为目的的。要求入会者，规定作息时间，并免除一些不必要的请客、拜客和与宾客无聊闲谈等习俗；请客也不要奢侈浪费；凡办公地点均不得饮酒会客，非休息日不得博弈、听戏、撞诗钟，虚文酬谢应答之信函也皆免绝，居处不净、衣服不洁皆在禁例，还要求会员学做体操，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等。在一个浸透着封建陈规腐习的社会里，在传统习俗根深蒂固的省区中，这些主张无疑是一股清新的文明风气，移风易俗、改造陋习在一些城市形成新的风尚。

与此同时，西方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开始在省城长沙悄然出现。黄遵宪曾向陈宝箴建议采用西方作息时间，“用礼拜日休息”。[]《湘报》就是按照西方作息时间，每周礼拜日休息，不出报。西医、西药也开始在长沙得到认同。《湘报》第39号刊登了《湖南宜开医院说》，认为“近二十年来西医之游中国者，如天津有北洋医院，广东有博济医院，香港等处有华英医院，华人之就医痊愈者，岁以千计。利诚溥矣，法诚备矣。”因此，该文提议，“先于省城拓一广厦，购置化学器机，精选西医，聘为院长”，并“拨时务学堂聪颖子弟，中文通达，西文说明者数人，入院学习，考验有成”，以期三年内培养出一批西医医师。[]长沙街头也出现了西药店。另外，西餐洋酒、西式旅馆和公共澡堂等西式生活服务也在长沙出现，反映了长沙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细微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