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近代湖南工商业的转型与商业民俗的变化

第四章  近代湖南工商业的转型与商业民俗的变化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岳州（今岳阳）开埠后，长沙就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觊觎的下一个目标，长沙开埠已在预料之中。1902年清政府在上海与英国签订《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八款规定长沙“开为通商口岸，与江宁、天津各条约所开之通商口岸无异”。次年美、日两国也与清政府签订了上项条约。光绪三十年（1904）7月长沙正式开埠，属全国80处“约开商埠”之一。长沙开埠对长沙市场乃至湖南省的社会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分解作用，它破坏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但同时也促进了湖南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长沙的开埠也促进了湖南工商业的转型，使湖南民族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随之带来的是商业民俗的巨大变化。

 一、岳州、长沙开埠——自然经济迈向商品经济的起点

岳州、长沙开埠，外国洋行蜂拥而至，对湖南市场起到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从客观上促进了湖南经济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给民族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某些条件和可能。特别是长沙开埠，使长沙逐渐成为全省农副产品、矿产品的集散转运中心和外来工业品转销口岸，发展成全国四大米市之首、长江中上游七大棉纱市场之一，灵官渡锑矿价格成了国际锑矿行情的睛雨表。

（一）岳州开埠及其对长沙的影响

1899年11月，湖南的北大门岳州开埠。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开放一系列口岸，使国家主权一再受到侵掠。因此一些有识之士从维护国家主权和主动对外开放的角度提出了“自开商埠”的主张。维新运动中，维新派人士也提出了“自开商埠的主张”，而光绪皇帝也电谕各省督抚为“添设各处口岸”出谋划策。湖南督抚最初的打算是开放湘潭。当时主持湖南维新运动的陈宝箴征求湖南在籍士绅的意见。王先谦、王闿运等士绅激烈反对开埠通商。陈宝箴明知拒绝开埠是不可能的，也不愿意因拒绝开埠而开罪总理衙门和英国人。但要开放湘潭显然无法得到湖南士绅的认可，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他暗中向总理衙门发电，提出以岳州交换湘潭开埠的意见，并建议假英人“作为发端”。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岳州于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一日（1899年11月13日）正式开辟为商埠。

岳州开埠后，对省城长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岳州开埠后，使列强向湖南内地渗透有了一个据点和基地，同时也使列强势力进一步进入湖南有了更明确的目标。岳州开埠后，西方列强纷纷在岳州设立教堂、码头、公司等，并以此为基地向湖南内地渗透。列强当然并不以开放岳州为满足。特别是随着外国势力在湖南的渗透日益深入，湖南士民的排外情绪也在高涨。列强认识到只有促使湖南更进一步开放，才能使这种排外情绪逐渐平息下去。岳州开埠后，担任江汉关税务司的英国人马士在其报告中认为：“湘江所包城市埠头甚夥，其最著名者长沙、湘潭外，尚有衡州、宝庆、平江等处”，他认为特别是长沙更值得重视，“按长沙为湖南省会，地方之繁盛，货物之销畅，不待言喻，即城外船户生意，沿江约有十余里，城内居氓[民]不下六万家”。[1]而且，无论从岳州向湘江上游各埠，还是从湘江沿江各埠往岳州，长沙都是必经之关。特别是长沙作为湖南省省会城市和政治文化中心，对于列强控制湖南全省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经过岳州开埠后几年的运转，长沙官绅也逐渐认识到开放是大势所趋，也都希望长沙在“自开口岸”的框架内开埠。岳州作为中国最早的“自开口岸”之一，其示范作用对于长沙官绅产生了很大影响。湖南巡抚端方曾为常德、湘潭“自开口岸”上奏时说：“窃维采买土货，订为专条，内港行轮，载于附约，不独门户洞辟，即堂奥腹地亦无不流通，贸易日盛月新。居交通时代，而为闭塞抵制之谋，诚非策矣。顾各国约开口岸，动多牵掣，实费磋商……诚不如自开商埠，犹足顾主权而防流弊也”。[2]这虽然是端方在长沙开埠后的感慨，但却能够反映长沙开埠前的官绅的一般心态。

从湖南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岳州开埠的实际效果来看，长沙开埠也是大势所趋。岳州开埠后，江汉关税务司马士对其前景非常乐观。他在开关后的当年（1899年）的报告中写道：“查岳州为湖南一省之门户，凡进口、出口大宗货物，莫不悉由于此。兹既开作通商口岸，一则轮船运载之妥捷，再则费用公道而便宜，惟盼春水源深，风气一广，湖南之生意谅可从此畅旺而隆兴。”然而，岳州开关后的几年，华洋贸易都没有很大的改观。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岳州的商业贸易基础差，二是岳州距离湖南大宗商品的产地太远。马士在1899年的报告中就已经分析，湖南“考其土产生意，拟有三端”，一个是洞庭湖至长江一带，“产米、棉、芝麻、青靛等物，市廛小而不多”；一个是沅江流域，一个是湘江流域。岳州往沅江之船只“不过洞庭，悉欲绕道进湘江口，转湘阴等处入西湖而到常德”。湘江流域“形势颇广，约居全省东方十成之六”，“而土产亦饶，除米、麻、棉花、芝麻外，如出自山中者，茶叶、煤炭、锑砂各项俱有”。[3]而湘江流域往北至岳州，下游的重要城市就是长沙。无论是湘潭的米，衡州的煤，平江的布都通过湘江及其支流汇聚于长沙。因此长沙开埠对于湖南经济社会的发展才有着巨大的调控和辐射作用。

    

（二）长沙开埠

岳州开埠后，因岳州商货寥寥，生意冷落，驻汉口各国领事，要求“再开长沙”，欲通过长沙把经济触角伸向湖南腹地。同时，清政府也开始进行“自开口岸”的准备和“约开口岸”的交涉。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在上海与英国签订《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八款规定长沙“开为通商口岸，与江宁、天津各条约所开之通商口岸无异”。清政府将长沙“作为自开码头”后，湖南省洋务局即会同长沙、善化两县对长沙城四周地势进行了勘查，当时对于通商租界的候选地有三处，即三汊矶、水陆洲、北门外。经过勘察，洋务局和长善二县官员认为“三汊矶离省较远，河滩水浅，无岸避风，应请无庸置议”；水陆洲“洲浮水中，水大时全行淹漫，如在该处开设码头，加培地基土方，一切工费较巨；且船货装运入城，多一往来，风浪可虑，是否可用，尚需详酌”；而北门外一处“地势宽平，以之修筑码头，较为便利；惟地处低洼，亦需培垫；新开河尚须远引深濬，始能舶船避风”，“但加培土方，工费甚巨，事关商务久远利益，尤须详审，以重始基”。因此，洋务局和长善二县官员主张“暂缓开办”，“应俟湘省开埠有期，再为妥慎酌度办理”。[4]但不久后，中英和中日的新商约相继签订，长沙从“自开口岸”变为“约开口岸”，湖南地方官不得不再次筹划此事。于是赵尔巽致电外务部，请外务部饬总税务司转饬岳州税务司夏立士来长沙会同湖南方面勘定界址，并厘定章程。经夏立士与湖南洋务局官员实地查勘，认为“长沙城外东门距河太远，南门人烟沓杂，且系丛葬之所，西门过于狭窄，均与商界不宜，惟北门地势平衍，西枕湘河，东傍铁路，袤长六七里，宽方二三里不等”，作为通商租界较为合适，夏立士和湖南洋务局官员“佥以北门为宜”。嗣后，日本驻汉口领事永泷久吉来长“奉本国政府训条，前来勘查地势”，经过勘查，日本人也认为“舍此别无他处”。[5]

然而，英国却认为长沙北门一带系“洼下”之地，易遭水淹，“极诋租界地段不便”，并提出通商租界应该包括城池在内，应允许洋商进长沙城开行设栈等要求。于是，英国联合美国等国向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交涉。清外务部致电湖南巡抚部院，饬海关就近会商英、美两国领事，迅速划定长沙口岸商埠地界。而为了与英国进行竞争，日本抓紧时间与湖南方面进行谈判。在谈判中，永泷久吉声言租界内工程、巡捕等一切管理事宜，悉由中方“自行办理”，“日领事并允即在税司所定界址之内，分段租认，不再另索专界。”[6]1904年6月，日本与湖南长沙关监督朱延熙签订了《长沙通商口岸租地章程》。该章程规定了通商租界界址：“长沙通商租界定于省城北门外，所有应需地段，南以城为界，东以定修铁路至新码头为界，北以浏渭（阳）河、西以湘江为界”。这一租界范围“地势颇宽，比较岳州加增不止十倍”。并规定“各国商民在通商界内侨寓，中国地方官自应按约保护，……倘敢有违，一经查出，各照本国律例惩办。惟约束商民章程由监督照会领事官酌定”。考虑到英、美的要求，章程还规定“租界以外沿河地段，原不准租用，兹因长沙通商租界沿河一带，目前于轮商贸易尚未便利，特议于关章所定起下货物处之沿河地段即永州码头起，下至西门鱼码头止，准各轮商指明租用”。[7]也就是说，外商可在西门外沿河一带任意租地设行。后来蔓延到整个西城区，形成规模庞大的西城洋行贸易区，但工程巡捕可由华官自办。最终在整个长沙市形成了“华洋杂处”的局面。

帝国主义依据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种种特权，掌握着长沙海关。海关设在风景如画的橘子洲，海关税务司由美国人夏立士担任。德、英、美、日等国在长沙开设了领事馆。英国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和日本日清洋行3家经营的轮船公司几乎垄断了整个湖南内河航道，为在湖南发展经济打下了基础。

开埠不久，日、英、德、美等国商人在长沙大西门至小西门一带开设洋行17家。这些洋行经营范围没有任何约束，也没有行业界限，大至开矿设厂，小至缝衣钢针，无所不有，以至于洋货充斥长沙市场。输入的商品以纺织品、五金制品、搪瓷制品、电器材料、化工产品、煤油为大宗，还有白糖、海味、药品等，均由长沙销往省内各城乡市场。1904－1911年，长沙开埠的前8年，长沙海关进口洋货共3388万关平两；1911年进口净值的642万关平两，比开埠当年增长2.23倍。洋货的大量倾销，逐渐排斥了土货，打击了长沙传统的手工业和新兴的工商业。以洋纱、洋布为例，1904年从长沙海关进口洋纱3445担，至1911年增至32696担，将近为开埠当年的10倍；1904年洋布进口值79.5万关平两。1911年增至287.9万关平两。为1904年的3倍多。洋纱、洋布进口的迅猛增长，使本地所产棉花其价自贱，且无人问津，土布销行亦滞，大批手工纺织业者因而失业破产。

此时，长沙市场逐渐被各国所分割。日本、英国垄断着纺织工业品和轻工业品，德国垄断着化工染料，英、美则垄断着煤油、香烟。专门为外商办事的买办商和承销商日增，到宣统元年（1909），长沙已有洋货号40余家。

洋商还以长沙为据点，大肆收购他们所急需的桐油、茶叶、猪鬃、皮毛、棕片、苎麻、湘莲、烟叶、五倍子和矿产品等。外销物资大部分是初级原料，价格低贱。长沙开埠后的进出口贸易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关系。例如，每百斤五倍子售价只能折合大米百斤左右，仅够采摘、加工、装箱的劳动工食，而回过头来，德英美等国向我输入以五倍子作原料的高价染料和高价药品。又如矿产品，由于湖南民族工矿业的衰弱，铅砂售给洋商，屡受抑勒。锑砂从前每吨价三百余金，跌至六七十金。正如当时进步思想家陈炽所说：“外洋入口之货，皆工作所成；中国出口之货，皆土地所产。工拙相越，贵贱相悬，而中国之金银，山崩川竭矣。”[8] 

外国洋行的活动，对长沙市场乃至湖南省的社会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分解作用，它破坏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冲击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西方国家大量工业品潮水般涌入湘省各地，长沙作为省城更是首当其冲，直接加速了长沙城乡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等传统经济领域的分化和瓦解，传统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模式已日趋崩溃，湘省新兴的民族工商业亦深受打击，造成湘省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以洋纱、洋布为例，从1900年至1911年，输入湘省的洋纱迭年激增，1900年仅为573担，总值为14838关平两，到1911年已猛增到52837担，总值达到1331446关平两，十年内净增89.8倍，平均每年增加5226.4担；长沙关的洋纱输入量亦由1904年初开埠时的3445担，84786关平两，猛增到1911年的32696担，825862关平两，几乎为1904年的10倍。自然经济的解体从客观上促进了长沙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民族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某些条件和可能。长沙在开埠以后，逐渐成为全省农副产品、矿产品的集散转运中心和外来工业品转销口岸，发展成全国四大米市之首、长江中上游七大棉纱市场之一，灵官渡锑矿价格成了国际锑矿行情的晴雨表，长沙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得以确立。

外商以长沙为据点从湖南全省掠夺走了大量廉价的农副产品和矿砂等工业原料，但同时也促进了湖南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开埠后，不少外商来长沙从事粮食贸易，或贩卖至粤、鄂、川等邻省，或转运外洋，1904年半年中，经长沙海关出口的谷米即有13.3万石。此后，湖南当局曾禁运谷米出口，自民国初年解禁，出口又回升，增至每年200万石之巨，占全省年产的8%。商业收购的活跃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积极性。生锑、白铅等矿砂也是长沙开埠后的大宗出口产品，1904年下半年即达2万担，价值约占同期出口总值的50%。至1908年达到高峰。自开埠以来湖南对外贸易首次出现出超，出口超过进口50余万关平两。

长沙的开埠也给湖南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使湖南民族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据统计，1903—1911年，即清末的最后9年，湖南共创建路、矿、厂、航企业104家，总投资1707.4万银元。[9]比戊戌维新时期大为增长，其中绝大部分属商办性质，改变了陈宝箴当政时期以官办为主的状况。湖南一批爱国志士并没有屈服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力，就在长沙开埠当年，禹之谟将他在湖潭的“湘利黔”织布厂迁往长沙荷花池，并附设工艺传习所，生产各种棉织品和工艺品，在市场颇为畅销。湘省工业之发达，盖自此始。长沙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不甘心大批的初级原材料被外商贱价掠走。1908年，梁焕奎、梁端甫兄弟将久通公司扩充改组为华昌炼锑公司，在长沙南门外西湖桥设立炼锑厂，开始提炼纯锑。1909年由陈文玮、李达璋、饶祖荣3人发起组织的“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奏请“外务部转照各国政府，所有湘省电灯，概归本省绅商自办。外商不得仿设”，并获清政府允准。[10]

这些公司的发起人成为长沙乃至湖南省最初的—批民族资本家。清末湖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能不导致清末湖南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新变化。除了上述大企业外，一些地主、绅士和商人，也投资兴办了一些中小企业，或附股于铁路公司和矿务总公司，成为它们的中、小股东，借此跻身于民族资产阶级行列。据记载，宣统二年（1910）前10个月，在湘路公司入股1000元至5000元的股东达149人，入股500元以上的多达数百人。随着湖南民族资产阶级的逐渐形成，管理他们内部事务，体现他们经济利益的团体也出现了。开埠前夕就设立了半官半商性质的湖南商务总局。1906年正式成立了完全商办的商务总会。曾任淮盐公所总董的大盐商郑先靖、“急图抵制”外商创办湖南电灯公司的大商人兼产业资本家陈文玮、长沙交通业巨头龙璋分别任前四届总理（陈文玮当了二届）。可见，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利用其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控制了这一团体。1910年又有湖南工业总会问世。这些机构和团体的先后出现，不仅反映了长沙开埠以后湖南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且说明随之而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在社会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三）长沙开埠后湖南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长沙开辟为商埠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全面大举进入长沙，已渗透至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省城绅商及民众的反帝爱国、维护利权、保护身家的意识和情绪更为高涨，更为有力地投资和支持发展民族工业，掀起了一股兴办实业的热潮。同时，还积极引进和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加上对外贸易的急剧增长，从而推动了湖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据统计，自1903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湘省共创办各类企业104家，总投资额达到1707.4万元，比维新时期大为增加。[11]省城长沙亦新创办了铁路、航运、纺织、农业、矿厂、冶炼、电力、铸造等各类企业20余家，而且这些厂矿企业绝大部分均为商办，这就改变了维新时期以官办、官督商办为主的局面，此后，长沙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了真正的兴起之路。

1. 工矿企业的发展

湖南近代工矿业发轫于维新运动时期。光绪二十一年（1895），湖南先后开办了履和裕锑矿和湘裕炼锑厂，随后新任巡抚陈宝箴奏办矿务总局，首先对铜、煤、铅、磺等矿“试行开采”。同年 “善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成立，厂址设在长沙北门外开福寺和迎恩寺之间，为湖南最早的近代工厂。几乎与火柴厂创立的同时，陈宝箴又支持湘绅王先谦、黄自元、张祖同等自筹资金，在长沙创办了湖南第一个近代机械工业企业——湖南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初为官督商办性质，由于经营亏损，一年后，转为官办。戊戌前后，长沙除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外，还出现了不少民营机械制造企业，如1898年陈万利开办的生产石印机的机器厂；1900年姜华林开办的裕湘机器厂等。

自清末新政至辛亥革命之前，湖南民族工业的发展以工矿业为重心。由于收回利权运动的影响和湖南矿务总公司的成立，湖南采矿业特别是有色金属采矿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戊戌维新运动中创办的湘裕、大成两个炼锑厂仍在进行生产，两厂每年的生锑产量大约为2700吨左右。光绪三十二年（1906），这两个炼锑厂经呈请清政府农工商分别注册为湘裕湘盛合股有限公司和大成合资有限公司。

当时，大成厂的炼锑方法被其他各矿所知，从1901年开始，各地矿山纷纷开厂自炼，“数年之间，继起者无虑八家之多，而由旧法合股营业之蓬厂，且有百家以上也”。[12]这些用土法冶炼的厂家，炼出来的生锑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不高。因此提炼纯锑，就成为湖南锑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1902年以后，当时的湖南巡抚俞廉三以及继任者赵尔巽都曾派学生到日本、美国和欧洲学习矿学，以求发展湖南的矿冶业。而对于湖南炼锑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梁焕奎。

梁焕奎（1868—1931），湘潭县人，举人出身，1896年陈宝箴聘他为湖南矿务局文案。光绪二十五年（1899），湖南新任巡抚俞廉三将官办的益阳板溪锑矿招商承办。梁焕奎预见锑矿业前途广阔，多方筹措资金，甚至变卖了妻子的贵重首饰，接办了锑矿，并将其改组成为久通公司，派二弟梁端甫坐驻益阳，整顿矿场，设立炼锑厂。但由于矿质较差，冶炼系用土法，加上洋商压价，专炼生锑殊不合算。梁焕奎决心采用西法提炼纯锑。他从矿务总公司拨借资金，创办实业学堂，着力培养采矿、化验、机械等人才。并先后送三弟鼎甫、四弟和甫、五弟硕甫分别留学日、美，学习矿冶。

1907年，正在英国伦敦皇家物理大学学习的鼎甫，得知法国巴黎有一个叫赫伦士米的专家已研究出一种能将低品位锑提纯的方法，便亲往巴黎与赫氏商谈，谈成以7万两银购买这一“秘法”。梁氏兄弟欣喜之余却苦于巨款难筹。正当焦急之际，适逢留日学生领袖杨度回到长沙，答应设法筹措经费。杨度神通广大，竟说通了张之洞、袁世凯代向直、鲁、湘、鄂、苏5省筹拨银16万两，“永远作为补助”，[13]解决了资金问题。梁氏兄弟利用这笔资金买下了专利，购买了机器、炼炉等设备，还聘请了一名法国机械师。在此基础上，梁氏兄弟将久通公司改组为华昌炼锑公司，并由杨度领衔禀呈湖南巡抚批准立案。由于华昌公司拥有五省补助款，“公司不付息银，不给股票，惟以补助名目，藉为保息招股之资。于是商股渐多”，资本银达30万两。加上杨度又进呈农工商部，清政府特准华昌公司有10年的专办权，“无论何国官商，不得在中国境内设同样之炉座，亦不得在湖南境内设他样炼锑之炉座”，[14]使华昌公司在初办时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1909年春，公司正式开工生产，所出纯锑，运往欧美，售价颇高，成色可与世界著名锑矿英京郭克逊的产品媲美。在此以前，中国的炼锑业都只能用土法炼生锑。汉口加尔威公司铅锑矿场附设的粗锑炼制厂，见华昌公司可炼纯锑出口，不得不自动歇业。1908年法国容母司会社本打算在湘设炼锑厂，也因竞争不过华昌公司而放弃计划。当时全省各地锑矿均交华昌公司代炼并集中出口，使洋商暂不能再在湖南廉价收购锑矿，华昌公司的股本亦由开办时的30万两增至60万两，成为清末湖南最有生气的商办企业。1901—1913年湖南共出口锑品9.16万吨，其中纯锑2.78万吨，大部分出自华昌公司。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各国纷纷在湘争购锑矿产品，致使锑价大涨。1915年华昌公司趁此千载难逢之机，扩充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96万两，1916年又增至300万两。1915年华昌公司共炼锑15095吨，占全国总出口量的78%，年获利300余万银元。

在矿冶方面，除华昌炼锑公司外，清末还有常宁水口山铅锌矿、益阳板溪锑矿、新化锡矿山、平江黄金洞金矿和湖南黑铅炼厂等。从1899年开始，水口山矿在廖树衡的主持下就开始试验自行炼铅，但都因经营不善或技术落后等原因而失败。到1908年，时任湖南巡抚岑春蓂以涂懋儒为总办，委留美归国的矿业专业学生江顺德为总工程师，负责筹办黑铅炼厂。江顺德受命筹办黑铅炼厂后，一方面“派员赴美购运机械等件，陆续运湘，共费美金四万四千余元，纹银一千五百余两”；另一方面，他“就省城南门外六铺街地基（一万一千三百八十六亩）建厂房炉座，共费银三万二千余两”。[15]该厂“工场方面分压砂、烘砂、鼓风、提银、净铅、翻砂、提金、机械各部。其动力设备，用蒸汽引擎，共有直立锅炉四座，卧式一次膨胀引擎三部，卧式二次膨胀引擎一部，竖式三次膨胀引擎一部，共约一百匹马力”。主要机械设备有铗砂机、碾砂机、自动砂戽装置、鼓风炉、烘砂炉、炼铅炉、提银炉、起重机、抽水机和修理用的车床、钻床、钳桌等。“该厂不动资本约二十万元、流动资本约一十万元”。[16]宣统二年四月初一日（1910年5月9日），长沙黑铅炼厂正式开工炼铅。然而开工后不久即由于矿砂供应严重不足而处于时停时办的境况。直到1916年才完全恢复生产。

在煤矿方面，早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宁乡县煤炭坝就成立了天一煤矿公司的民营煤矿，该公司每年产烟煤1000多吨。[17]从其产量来看，规模不是很大，机械化程度也不是很高。宣统二年（1910），宁乡人贺锡林又在煤炭坝创办守一煤矿公司，这是清末宁乡县内开办持续时间最久的一个煤矿，直到民国时期还存在。[18]煤矿的开采和城市的发展推动了煤炭贸易的兴盛。光绪三十一年（1905）,陈文玮、程景光、常振复三个集资10万银元，在长沙创设了长沙地区见于记载的首家大型煤炭贸易企业——同人豫煤务公司。[19]

辛亥革命前夕，长沙创办的近代企业中较为突出的还有湖南电灯公司。创办于维新运动中的宝善成公司的发电厂在变法失败后不久就停办了。直到1909年才有以陈文玮为首的绅商共同发起成立“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陈文玮，长沙县人。二十多岁时，补博士弟子员，参加科举考试未中，遂绝意科举，弃文经商，曾在长沙城内开颐庆和钱庄及绸缎庄。后捐得湖北试用知府。1896年，王先谦等筹建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时，陈文玮投资入股，参与其中。陈文玮等创办湖南电灯公司有抵制外人之意。宣统元年（1909年）春，在长沙的外国商人集议，“拟在湘垣开办电灯，为垄断独登之计”。[20]另外，又有“亚细亚洋行自包大批洋油在西门外设站零卖”，大有垄断长沙市民照明用油贸易之势。在这种情况下，长沙绅商认为：“若不急图抵制，匪特利源外溢，损失遍于湘垣，抑且交涉日多，纠葛蔓延于官署”。当年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开办电灯的实践也给他们以很大的启示。于是，陈文玮和李达璋、饶祖荣共同集资发起成立“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股章程规定集股20万元，以100元为整股，10元为零股，合并为2000整股。同时规定入股在2000元以上者，方能有资格推举为公司的董事。宣统元年（1909），该公司在长沙和汉口等地设立招股处，开始招股。到宣统三年（1911）共招股13万余元，用于建厂及购买设备尚不足，只得向湖南总商会借款8.7万元，后来这笔借款转为了公股。这样共筹得股本20余万元。但立杆架线，发电耗煤，资金仍不敷周转，于是决定继续招股本30万元，前后合计招股本50万元。[21]

公司办公处开始设在长沙皇仓坪，后来相继搬迁到苏家巷和六铺街，而发电厂一直设在长沙南门外中六铺街（后长沙发电厂所在地）。发电厂向法国瑞记洋行购得160千瓦三相交流发电机组3台，容量共400千瓦；水管式锅炉3台。[22]1911年4月，发电厂装机竣工，同年5月28日正式发电。

机械工业方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长沙有两家私营的机器厂，即发昌机器厂和德昌机器厂。但两家机器厂的生产情况无资料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长沙贡院西街的善竞公司试制出木质纺纱机和毛巾织机。其中纺纱机“每日以一人之运动，可出纱12斤”。[23]宣统元年（1909），梁啸岚和郭石岑合伙在长沙设立和丰翻砂厂，铸造矿山机器零件和轮船用螺旋推进器，这是湖南专业铸造厂的起源。[24]

在轻工业方面，20世纪初年，长沙出现了一些以生产日用化学品和玻璃制品为业的近代企业。据宣统二年出版的湖南出口协会说明书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长沙出现了制造油墨的华光公司。光绪三十二年（1906），长沙有民立实业社创办，生产油墨、酒精、花露水、樟脑、香油等化工产品。在此前后，长沙出现了肥皂制造业。光绪三十年（1904），王先礼兄弟在营盘街创办手工习艺学堂，向学生教习制皂技艺。同时，设在长沙的省城官立艺徒学堂也向艺徒教习肥皂制作技艺。到宣统三年（1911），在长沙创立了湖南丽记升茂肥皂公司，生产含水皂，“日可出货40余箱”。[25]长沙的玻璃制造业也产生于这一时期。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文经纬、肖仲祁、肖利生等集资20多万元，在六铺街创办了麓山玻璃公司。该公司以倒焰炉生产煤油灯灯罩和灯座，“颇获利润”。[26]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东方杂志》载：“湘省本有一种土造玻璃因不能清爽遂致辍业，兹闻省城西门外新设一玻璃厂，所出之货颇称明亮，且能将碎玻璃重作，已拟集资大办矣。”

到民国初，湖南工矿业发展更为迅速，与谭延闿主政有很大关系。谭延闿（1880—1930），茶陵州人，在清末是湖南立宪派首领，到长沙光复之前，革命胜利在望之时，他改变了君主立宪主张，投身革命运动，并提出“文明革命”的口号。此后，他加入同盟会、国民党，先后担任同盟会湖南副支部长、国民党湖南支部长。在1912—1920年不到10年的时间内，谭延闿在湖南三起三落，先后3次担任湖南都督（督军），成为民初湖南政坛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

谭延闿政权虽然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性的政权，但对民国初期湖南经济开发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谭延闿政权实施的各项政策都有利于湖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在经济政策上，谭延闿厉行“开明专政”，放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光复后长沙首任知事姜济寰也竭力推行谭的政策，只要检索一遍民初的长沙报纸杂志，就不难发现字里行间充斥着办交通、工矿和商业的新闻和广告。英国驻长沙领事基尔士在1912年的《长沙商务报告》中称：长沙“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发起工厂企业得到很大的动力，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其最大的目的是尽可能使湖南在工业上不仅不依赖外国，而且不依赖其它省份。”[27]辛亥革命前，湖南有500名工人以上的厂矿企业只有和丰火柴公司和华昌炼锑公司2家，而广东有38家，江苏有66家。谭延闿决心改变这一落后局面，“希冀洞庭以内月发起无数公司，洞庭以外的日发起无数公司”，[28]以抵御外来资本及商品的渗透和倾销。这一期间，长沙创办的工矿实业公司，著名的有谭延闿亲自发起组织的洞庭制革股份有限公司，黄兴和龙璋等人创建的旨在“收回外溢之权利，扩张自由之营业”的汽船公司，以及经华纱厂、长沙自来水公司、麓山玻璃公司、湖南面粉公司等。

为了振兴工业，谭延闿拨出了许多公款办实业。时《长沙日报》载：“当时的什么实业公司和某项工业筹备处的招牌，到处皆是。有官办的，有商办的，也有官商合办的”。1912年，谭延闿令湖南督署拨款30万余元，在省城留芳岭创建了湖南军工厂，建筑面积达2.6万平方米，配置了数百台机器设备。同年，都督府参议员吴作霖筹借公款60万元，在长沙河西银盆岭购地256.93亩，创建了经华纱厂，从英国购进4万锭的纺纱机，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是为民国时期湖南第一纺织厂的前身。同时，在长沙豹子岭开办了华丰纸厂，有资本2万元；兴建印刷厂11家，规模较大的当属吴绶民、徐延祉集资5万元在1912年与长沙织机巷创办的湘鄂印刷公司，有机器设备50台，另外还有鸿飞、振华、吟章、彰文、棣华堂等5家，资本1000—4000元不等。

湖南省第一条公路长潭公路的修筑，粤汉铁路武昌至长沙段的筹划勘测，都是在谭延闿手中促成的。谭延闿政权鼓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对湖南特别是长沙近代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光复前一年湖南全省矿产毛砂27240吨，到1913年增至43273吨，增长59％。1916年谭延阎第二次督湘时又积极向中央推荐长沙地方产品。1917年，长沙生产的双幅牌丝棉袜、铜器、玻璃器具等10多种产品，由国家农商部组织送各省官厅商会交流推广。谭延闿第三次督湘时还倡办生产合作社。1920年成立的长沙大同合作社是中国最早的工业合作社，其产品有毛巾、袜子、布匹、信纸、学生制服等。一位西方学者称“都督主动地鼓励资产阶级工业化”，并非虚言。

20世纪30年代是湖南近代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一些颇有名气和成就的工矿企业和科研机构，如湖南省炼锌厂、湖南机械厂、湖南工业试验所等。

湖南省炼锌厂是我国第一座近代化的炼锌厂。湖南常宁水口山所产锌砂历来售与洋商，受人操纵。早在1921年，水口山矿务局就想利用外资，建设炼锌厂，但未能实现。1932年，省政府以锌块为军用重要原料为由，与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签订合同，由军政部垫款10万元，在长沙兴建炼锌厂，派长沙县金井人饶湜为总工程师兼厂长。饶湜历尽艰辛，试验成功西式的“横罐炼锌”法。试验成功后，即在三汊矶以北、古三石戍以东的沿江地势高处选定了厂址，奠基建厂。1934年7月26日正式建成投产，设备有发动机、洗矿机、磁选机，炉座有烘砂炉、蒸馏炉、反射炉、烘罐炉等。9月开炉炼锌一举成功，结束了我国1000多年来的土法炼锌历史，也打破了国内市场洋锌一统天下的局面。1935——1936每年产锌都在700吨以上，产品供不应求，每年盈利超过2万元，全部上交政府。省政府为奖励饶湜的“劳绩卓著”，发给他奖金4000元，并将锌厂列为湖南省四大工矿企业之一。

在机械工业方面，1928年创办的湖南民生工厂，1932年10月改名为湖南机械厂。1934年与湖南汽车修理总厂合并为第一厂，如意街经理总局为第二厂。湖南机械厂主要生产汽车零件，视市场需要，间或生产抽水机、印刷机、煤汽机及浅水轮等。1936年一、二厂合并，拥有金属切削机床49台，锻压设备2部，发电机1台，动力机9部，锅炉6座，共计设备137台，生产规模更加扩大，委周凤九为厂长。1936年8月全国交通会议认定该厂汽车配件符合要求，交通部遂拨款7万元，指定该厂生产19种汽车配件，产品除供本省需要外，还畅销于安徽、江西、贵州等省。该厂已具有一定的配套生产能力，曾试制75马力汽车引擎组装“衡岳”牌2吨载重汽车，制造汽划艇，生产汽车煤气发生炉，成为湖南省规模最大的机械工厂。

20世纪30年代初长沙试制煤气汽车和酒精汽车一举成功，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当时外商垄断汽油价格，省公路局汽油费用占去运输成本的50%—60％。长沙实业界的有识之士决心研制煤气汽车和酒精汽车。1932年2月省工业试验所成立，由向德（湖南衡山县人）主持煤气发生炉研制，先后研制出5种煤气发生炉。煤气发生炉以木炭为燃料，1932年8月11日，“271”型煤气发生炉安装在汽车上进行第一次试车，获得成功，10月10日在长潭公路上举行试车典礼，有实业部和全国14个省市代表及外国专家观看，评价甚高。后又研制成除尘器，并获得专利权，解决了木炭污染问题。1935年，湘省汽车有20%—30％改装成煤气汽车，到1939年发展到50％以上。1935年又试验成功酒精汽车。因酒精比汽油价格低，到1940年全省有32％的汽车以酒精代替汽油作动力。这样，木炭车和酒精车占全省汽车总数的82％以上，每年节省汽油18—30万加仑，价值40—100万银元。

长沙的轻纺工业在20世纪30年代也有一定的发展，除前已述的湖南第一纱厂外，还有福星机器印染厂、长沙华新羽绒公司、湘鄂印刷公司、长沙菲菲制伞商社等。有的产品，如羽绒制品和“菲菲”纸伞还远销日本、英国、东南亚和港澳等地，在历届博览会上多次获奖。30年代中期还是长沙湘绣业的鼎盛时期，1934年，长沙绣庄多达40余家，长沙城乡有绣工1．5万人，年产绣品3万件以上，价值120万银元，行业资金积累约50万银元。

2．商业的繁荣

在清代中晚期以前，湘省的商贸中心是在湘潭，而长沙仍是一个“安土重迁，为商贾者殊少，”的城市，“除装运米谷而外，鲜商贾贸于远邑者”，[29]商业范围局限于市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及达官贵人所需奢侈品的贸易，贸易量很小，商品种类亦不多。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进入，“五口通商”格局的形成，九江、汉口等长江流域城市被辟为商埠，原来集中于广州的贸易开始向汉口、上海等地转移，湘省的商业贸易格局也随之发生极大的改变。长沙因地处湘江下游的长浏平原，湘江、捞刀河和浏阳河穿城而过，有便利的水运交通条件，而且比湘潭更靠近汉口，从而使得湘省的转口贸易中心转移到了长沙，省城的商业贸易日渐兴起，一时间湘江河道商船云集，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咸丰八年（1858）汉口开埠后，外国的棉布、棉纱、颜料、煤油、食糖及煤、铁等商品大量涌入长沙，带动了湖南商业的发展。同时，大批外省客商进入湖南，从事贩运贸易，带动了许多新兴行业的产生，长沙城内商业店铺激增。有经营高档商品的金银首饰店、绸缎店；经营风味食品的饮食店、南货店；金融市场、服务行业也相继兴起。商业店铺逐渐由集中于城西河边，向城内零星扩散。如苏州帮、南京帮在大西门正街开设协泰祥、聚锦祥绸缎店，开长沙绸布业之先；江西人在坡子街开设余太华银楼，开长沙金银首饰业之端。这一时期，外地人在长沙著名店铺还有：安徽人经营的詹颜墨店，福建人经营的赖德隆烟丝店，江苏人经营的马明德堂酱肘店等。

湖南本地人开设的店铺也不乏驰名字号。如咸丰三年（1853）长沙河西人胡自成开设于下太平街的“利生”盐号，以销售食盐、茶油为主，兼营棉花、棉纱、桐油等，着重零售，辅以批发，因经营有道，货真价实，日售银千余两。同年，宝庆（今邵阳市）人杨长贤兄弟在太平街开设“杨隆泰”钉子铺，经营各种手工锻造铁钉、木屐钉、雨鞋钉等。当时正值曾国藩在长沙训练湘军，为营造船只，需要大量铁钉，“杨隆泰”开张逢时，生意兴隆，获利颇丰。随后杨氏家族、同乡纷纷来长开铁铸品店铺，至清末已增至9家，多为父子、兄弟独资经营，世代相传。又如同治元年（1862）一刘姓手工业者在东牌楼开设“六合庵”蚊烟铺，其所产蚊香枝条均匀牢实，驱蚊力强，接火容易，气味芬芳，深受顾主欢迎，销路日广。刘氏乃收徒传艺陆续发展到20余人，年产蚊烟50万支，以致后来长沙城内“真六合庵”、“老六合庵”层出不穷，仿名者日盛。

到光绪（1875－1908）年间，长沙商品市场更趋繁荣，绸布店、苏广杂货店、玉器店、木器店、美容店、风味食品店、茶馆、酒楼、南货店和比较高档的旅馆、浴池、照相馆等与日俱增。此时的商品流通没有区域限制，百货商品除麻线、纱带、罗布巾等手工业品外，大多数从江苏、上海、广州、北京等地进货，如苏州的绣品、花边、草席、绉纱包头、妇女装饰品；上海的镜箱、文具盒、首饰盒；扬州的座钟、胭脂、香粉；杭州的扇子、丝绸；广东的牙刷、筷子、算盘、玉器、镜子；北京的绒花、山东的料器、南京的缎带等，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但前店后坊式的铺号在长沙仍占一定的比重。如光绪六年（1880）曾德友在里仁坡开设的锁店，以铸制铜锁闻名省城，生意颇为兴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光绪年间长沙省城的蔬菜市场就已粗具规模。那时的长沙城郊多为菜地，蔬菜四季常青，农民自产自销。善化“城厢内外”菜园，“铺管都管五里之处，约有百十余家”。为了抑制欺行霸市的行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订立有“菜园条规”。至1899年后，长沙城内菜市渐兴，“行路小卖”中常见“挑菜”小贩，以“圃家四时所种蔬笋之属，瓜芋之类，隔夜采拾，黎明入市”。[30]同时，长沙的屠宰业和猪行、蛋行、鱼行也相继出现。光绪年间长沙的屠宰户就有了“公庙”组织，名曰“三圣殿”奉张飞为祖师，公推大户任总管、值年，管理会务及公产。1904年长沙屠宰业订有“屠业条规”10条。条规规定，每4个路摊分销一头猪，需隔店铺码头上七下八家，不准停留摆设、撞门喊卖，肉价只准低于行市4文。可见，当时长沙城内猪肉供大于求，自给有余。因而出现了从事说合买卖的猪行，到清末长沙已形成较大的生猪集散市场，外运生猪主销汉口。

1904年长沙开埠，长沙商品市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大批洋商、洋货涌入长沙，对长沙市场来了个阵痛式的冲击。清政府因势利导，实施振兴商业的政策，成立商部，制定商法，建立商会，开办商学，湖南巡抚亦大力推行，商品流通日益发展。据海关统计，1911年，湖南全省通过长沙、岳州两关输出输入贸易总值为1864.77万关平两（1000关平两折合1088.8两省平银），其中长沙关为1599.62万关平两，占85.8%，比1904年增长了5.14倍。谷米交易增长更快，1911年长岳两关输出量为188.37万石，其中长沙为107.93万石，占78%，比1904年增长7.88倍。谷米贸易的增长，带动了谷米加工业的兴旺，1908年全城碓坊发展到500余家。

清末也是长沙城商贸零售业的大扩展时期，据宣统三年（1911）湖南调查局编印的《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记载，这一年订有商业条规的行业达83个。市内商业中心区开始形成，从太平街、药王街到八角亭、司门口、红牌楼（今育婴街至苏家巷一段）、南正街、坡子街、臬后街连成一体，热闹非凡。各行各业打破了新设店必须间隔“上七下八家”的陈规陋习，同行业中较大商户鳞次栉比的现象较为普遍，同业常集中在一条街上，形成了数十条商业街市。这既为招徕顾客，也有利于同行业的合作竞争。如粮行米厂集中在草潮门一带，油盐花纱号多设大西门，鞭炮土布庄分布在太平街，绸布店盘踞在八角亭，书局集中在南阳街，土果行主要设在下河街一带，衣庄以走马楼最为有名，皮货店多设在白马巷，油鞋店集中在化龙池，雨伞店以老照壁较集中，木器荟萃于皇仓坪，铜器店聚集于铜铺街，荒货集散于藩城堤等。这些都是闻名全省的专业街，外地顾客都慕名来访，专往这些商业街采购或谈生意。

 1904年长沙开埠时，已有英、美、德、日等国设立的洋行17家。此后，外商来长者不断增加。1914——1918欧战时期，由于中德断交，德商撤离，英、法等国外商也无暇东顾，日本倒因与我系协约国未受影响，其在长洋行数量超过英国而居第一位。到1924年长沙已有洋行75家，计日商36家，英商24家，德商10家，法商5家。次年增至88家，1926年增至91家，新加入的国家有意大利、瑞士、葡萄牙、瑞典、丹麦、挪威等国。美商美孚火油有限公司、德士古煤油股份有限公司也在此时进入长沙，设立了分公司。这时比较有名的外国公司还有：英商楚南烟草公司、通用电器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湖南分公司、太古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日商广益堂、三菱公司、野田公司，德商长沙德孚公司、开利进出口公司，以及美英合办颐中烟草运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等。这些公司以长沙为据点，在全省设经销处、货栈、商店百余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销售和收购网络。这些处、栈、店大多由各地殷实商户代办，代理商向公司缴纳一定的押金，按押金多少领取相应的货物，销售之后再付货款。各地商人由于能赚得一笔佣金，并可打着洋行的旗号来对付官僚军阀的盘剥，因而都乐意为洋行服务。在长洋行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如美商正大洋油公司在小吴门外、西湖桥、北门外设有3个分公司，英商福记洋油公司也旋即在这3个地方设东、南、北3个分销处，同美商唱对台戏。

日本商界为打开湖南市场，曾派农商省委托员太田世外雄来长沙进行市场调查，他在1913年所写的调查报告中称：“湖南地大物博，人民富裕，可称一大消费市场，……长沙为本省商业中心，复为消费焦点，凡外国商品多先卸于此，然后散销于其他市镇，……其为日本的飞腾地无疑。”“商业中心，消费焦点”正是对民国初乃至整个民国时期长沙经济特征的最好概括。

洋行在长的经营也带动了湖南矿产品、农副产品、土特产品和部分日用工业品的出口。如矿产品出口，日美等洋行就地收购出口的占到出口总额的4/5，当地矿商自己直接出口的只占l/5。1914—1918年5年间长沙口岸出口矿产总值3075万关平两，是湖南矿业的黄金时代。长沙是湖南省农产品出口的最大口岸，如1909—1933年，从长沙海关出口的各种茶叶共18．72万担，占同期全省海关出口32．13万担的58．3％。这一时期，湖南部分传统土特产品的出口也呈上升趋势。1922年前后，鞭炮每年输出价值达180万关平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景况。1926—1929年是民国年间长沙鞭炮生产的鼎盛时期。1926年，仅从长沙海关出口的鞭炮就达 l1．3万担，价值226万关平两。长沙地区的土布生产虽受洋布的冲击，产量有所下降，但土布也有其洋布所不具备的优点，仍有大量出口，如1918年浏阳夏布出口达485万担，价值近百万关平两。长沙等地的土青布也深受外商青睬，据长沙、岳州两海关统计，1902—1933年32年中，共输出纯棉布总值402．86万关平两，年均达12．59万关平两。长沙民族工业生产的日用品出口也始于民国初期。民国元年（1912）长沙工商业者彭次英、肖丽生等人集股白银18万两，在长沙六铺街创立了麓山玻璃公司，制品除煤油灯外，还有彩缸、花瓶、电灯罩等。1915年，其制品在美国巴拿马赛会上获一等奖。到1918年产品开始出口东南亚各国，据海关册载，年出口值达6—7万关平两。

民国时期湖南商业行业进一步扩展，据1922年1月5日《大公报》调查，长沙在商会注册的行业达95个，比晚清时期增加13个，其中纯商业行业57个，占60％；饮食服务行业10个，占10．5％，产销结合的手工行业25个，占26．3％；其他如钱业、牙行业、典当业3个，占3．2％。店铺达3342户，其中户数较多的行业有：南货土果业181户，苏广杂货业136户，酒业186户，鞋业133户，烟业l16户，衣业188户，药业133户，米业197户，木业137户，绸布业52户，茶馆业79户，屠行业69户，面馆业61户，丝线业71户，油盐业71户，旅馆业87户等。这些店铺遍及全城大街小巷，商业中心由沿河各地段继续分别向城内扩展，形成南北两大商业区。南部从大西门延伸到太平街、药王街，从小西门延伸到坡子街，从西湖桥延伸到南正街、八角亭，再与药王街对接连成一大片，成为长沙百货荟萃之区。北部由中山路经北正街至湘春街，与通泰街、潮宗街纵横相接，形成长沙杂货繁盛之区。清代后期业已形成的专业商业街市，此时更趋繁华。坡子街毗邻批发商业地段，是河埠进入城中区的要道，钱庄、扇店、金银首饰店、铜器店、笔墨店、药材号在此处麇集；南正街是城区南北交通干线，南货店、刀剪店、烟店、颜料店、红纸店和茶庄等杂货商店甚多；具有现代气派的百货店、绸布店则大多数集中在八角亭、红牌楼一带。

此后，经过北伐战争和湖南农民运动，长沙人民反帝反封建情绪高涨，洋货进口锐减。加上武汉国民政府滥发纸币，湖南亦发行金库券，长沙市场曾一度混乱。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街头一片白色恐怖，导致部分商店关门。“农产品不能出口，外货进口亦减，于是经济衰落，商场凋敝”。[]

1931年后，湖南政局暂趋稳定，长沙商贸又渐趋回升，到1933年商店增至12484家，比“商场凋敝”的1929年的5510家增长2．27倍，平均每千户居民拥有商店31．5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位于中山马路中段的国货陈列馆也在这时落成，于是中山路、北正街也连成一片，成为繁华的商业区。到1935年，长沙商业、饮食服务业已发展到312个自然行业，14654户，其中经营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有157个自然行业，7754户，如广货店229户，洋货号233户，鞋店490户，纸张笔墨店137户，铜铁器店452户，绸布店155户等。全市共建立各种同业公会76个，长沙已成为当时我国重要的消费城市之一。商业各业都呈稳步上升之势。南门口、道门口、东庆街、小吴门、水风井、先锋厅、通泰街7处设有菜市场。文化娱乐市场也有相应发展，全市有电影院6家，京剧院7家，话剧院3家，花圃店36家，照相馆21家。抗日战争前夕，长沙市场进入全盛时期。这时的著名商店，绸缎店有“介昌”、“大盛”，百货店有“太平洋”、“新世界”，南货店有“九如斋”、“稻香村”，照相馆有“蓉光”、“四明”，钟表眼镜店有“寸阴金”、“亨得利”，中药店有“九芝堂”、“四怡堂”，金银首饰店有“余太华”、“李文玉”，鞋店有“美利长”、“云飞”，茶叶店有“吴中和”、“詹恒大”，笔店有“彭三和”、“桂禹声”等等。著名饭店的菜肴有，南国酒家的粤菜，中央酒家的浙菜，又一村川菜馆的川菜，双品香酒家的湘菜，还有徐长兴、李合盛的教门菜，佛教居士林的斋菜等。风味小吃闻名的有：德园的包子，柳德芳的汤圆， 飶香居的馄饨，杨裕新的面粉，火宫殿的姊妹团子等。

民国时期湖南各地商业也有所发展。[]

据民国十八年(1929年)《湖南全省农矿工商统计概要》载，衡阳共有服饰品、日用品、食品及其他各类商店3689户，营业人员l2575人，资本额309万余元。城内繁盛,首推南北正街，自北门经南门至回雁峰麓“珍物罗陈，光灿夺目”。司前街、常公街、道前街、道后街以及南门外的宣扬街、河街，北门外的仓前街、石狮街等均属热闹街市。

据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湘潭县经济调查，有绸布、中药、百货、南货、卷烟、色纸、油盐纱、膏盐、金银首饰、陆成、柴炭、香烛l2个行业566户,从业人员7743人。湘潭历有“药都”之称，抗日战争时期又骤然转旺，陇、川、滇、黔、粤、桂、鄂、冀、晋等省巨商，各将当地药材运集湘潭，或自立字号经营，或委托代购代销。大户有安吉、大德、永昌、聚成、生泰等33家药材行，另有协盛西、太真知、松鹤龄等中药大店，膏丹丸散，道地药材，一应俱全。

岳阳素称鱼米之乡,鱼、茶等为商品贸易大宗,这从岳阳鱼巷、茶巷等街名可得到印证。岳阳鲜鱼远销湖北、长沙、常德、湘阴等地。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调查，岳阳年产鲜鱼达5．4万担，除本县食用外，运销汉口、通城、长沙、临湘等地。茶叶，民国十八年(1929年)产6.5万担，输出4.l万担，以绿茶为主。加之省内各县所产茶叶从岳阳报关，运汉口销售，输出数量颇大，据统计，从宣统元年至民国二十三年(1909-1934)共输出各种茶叶32．13万担，占岳、长两关输出总量的41．74％。

益阳城区自东关至接龙堤街口，长7.5公里，人烟稠密，纯系市廛。民国时期，著名的商铺有天锡福南货号、有成斋南货店、福昌药号、同福百货店等。但益阳商业更具其地方特点,与益阳土特产品的产销紧密联系在一起。如竹制品,民国十六年(1927年)前，益阳操竹器业者达千余家,生产篾簟、竹床、竹椅、篾丝、缆纤、竹黄等，产品除销本地及滨湖各县外，并销长沙、桃江、安化、湘潭及湖北省、武汉市等地。7.5公里沿河两岸，制作买卖竹器的作坊店铺，鳞次栉比，竹艺工人占城区人口3％，竹器品种繁多，顾客络绎不绝，因而益阳有“竹器城”之称。

民国时期，湘西无铁路、公路，运输不发达，但沅、澧水纵贯全境，其支流密如蛛网，与广大山乡连接起来，商品运输大部分仰赖舟楫之利。常德、津市、洪江逐渐成为沅水和澧水流域及湘鄂、湘黔边区农副产品的集散市场。集散的商品，以桐油、棉花、木材为大宗。民国时期湖南桐油,沅水流域为主要产地，每年产桐油约40万担，占全省总产量的66％。澧水流域年产桐油约l0万担，占全省总产量的l7％。湘水、资水流域年产也在10万担左右。由沅水流域输出之桐油，集中于洪江、常德，由澧水流域输出者，集中于津市，由湘江流域输出者，集中于长沙，以上均经岳阳报关，输往全国两大销场——湖北汉口和江苏镇江。

湘黔桂边境历为湖南木材主要产区。品种有松、杉、柏、楠、檀、栗、榆等。洪江为湘西木材的最大集散市场，木商经营多以松杉为主，昔称西湖木(沅、澧流域所产者为西湖木，湘、资两流域所产者为东湖木)，多在洪江集中，顺沅水而下，运销常德，再转销汉口及江浙沪一带。晚清时期，洪江木材年运销量约40万两码(每两码等于1．2立方米)。民国二十三年(1934)，洪江有木行l3家，资金总额3．3万银元，年营业额68万银元。这13家木行分别为德大、福顺和、张合顺、康茂永、德泰蔚、王义发、永贵昌、谦森祥、合发祥、乾泰美、利厚昌、崇国松、贺晋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