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湖南宗教与民间信仰的近代变迁

二、外来宗教的传播对湖南近代社会的影响

（一）天主教、基督教进入湖南概况

天主教传入湖南的时间要比基督教早，早在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就有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陆若瑟来到长沙传教，经过逐渐发展，于1699年在长沙修建起一座临时教堂，将湖南正式辟为天主教的一个传教点，这也是湖南有天主教的开始。1704年，罗马天主教皇颁布《绝对禁止中国祭孔礼节》的禁令，严禁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和教徒遵从中国习俗祭祖尊孔。这一禁令完全否定了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中的开明人士所确定的遵从中国当地习俗，以减少民众多外来宗教的反感，缓和民教关系，减少传教阻力的政策，既违反了中国传统的民俗风情，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儒学和内政的否定和干涉。罗马教皇的这一禁令进一步加剧了清政府、士绅和民众与天主教会之间的矛盾，导致清政府于1716年实施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的禁令，同时开始驱逐在华的外籍传教士，并强令中国天主教徒必须退教，在这一形势下，在长沙的天主教也难逃厄运，教堂被毁，传教士被驱逐，教徒四散零落，天主教在长沙的活动归于沉寂。此后，在清政府禁教的一百余年之间，由于天主教之前在长沙的传教基础很薄弱，再加上近代长沙地区士绅民众的保守传统和反洋教斗争的激烈，国外的天主教传教士虽然想方设法不断潜入湖南，却始终未能踏入长沙一步。

鸦片战争之后，国门大开，清政府的禁教令已不复存在，天主教传教士也凭借诸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允许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规定，又重新回到长沙活动，开始向湖南发展自己的势力。到19世纪70年代，湖南已有天主教教徒约2200余人。[16]1880年，湖南省政当局在列强通过清中央朝廷施加的压力下，同意正式划定4府4厅1州20县为传教游历区域，使天主教在这些地区的渗透进一步加强了。

但是直到辛丑之前，天主教在长沙的发展并不顺利。1846年，意大利籍传教士方济各会的李文秀来长沙传教，但于次年底，被官府驱逐；1862年，传教士方来远借湖南教案，向清政府要求在长沙城内划地十五亩，以作为天主教在长沙的据点，清廷顾忌长沙民情激愤，未敢允其所求。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天主教在长沙艰难的传教局面发生了极大的改观，自1901年至1919年五四前后，是天主教在长沙及湖南其他地区发展最快的时期。辛丑之后，天主教和基督教一样，教会和传教士的政治特权进一步扩大并得到切实的保护，天主教传教士受到各级清政府官员的厚待，加派兵丁护卫，唯恐有所闪失。

1902年，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传教士翁德明利用教案赔款和政治特权，在长沙北门外 长春巷购置地产，建立教堂，这是长沙第一座正式的天主教教堂，也意味着天主教在长沙的正式立足。之后，翁德明又陆续修建了修女院以及育婴堂等辅助设施，在1910年间，长沙爆发了抢米风潮，愤怒的饥民将教堂以及修女院、育婴堂全部焚毁。随后，翁德明利用清廷赔款再次予以重建。重修了教堂、修女院、育婴堂和神父住宅。又在旁建天主堂医院，成为今长沙市第二医院的前身。天主堂建筑风格为仿哥特式教堂建筑，由教堂与七层22米高的方筒形钟楼组成。教堂坐北朝南，为十字架平面造型，墙基为方形大麻石，总长度32．52米，层高16米，双檐单层空旷砖木结构。宗教设施齐全，装饰富丽堂皇。

这一时期在湖南活动的天主教修会有意大利方济各会、西班牙奥斯定会及美国苦难会，这些修会还划分了各自的教区范围，这些教区事实上也是各修会所属国在湖南所划分的势力范围，另外还有一些女修会协助在长沙传教如意大利方济各女修会、西班牙奥斯定第三会、埃及方济各女修会等。

基督教在广义上是天主教、东正教和从天主教分裂出来的反对派派系的统称，中国习惯上将后者，即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以来所有抗议宗派系均称为基督教，这一名称也被其他教派所接受。基督教传入中国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而长沙地区位居内陆，一向具有保守的传统，素以反洋教著称，基督教的传入更是艰难，整个湖南地区在1900年之前被基督教传教士们称之为“铁门”，省城长沙则被称为“铁门之城”。19世纪80年代，一位外国传教士无奈地写道：“湖南之对于中国，正如拉萨之对于西藏一样，多年以来，它是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不管别的省份采取什么态度，湖南毫不容情。所以在中国其他省份向传教士开放很久以后，湖南人继续吹嘘没有一个外国人胆敢进入他们的省境。”[17]

作为湖南省会和政治文化中心的长沙，更是不允许外国传教士进入。到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以前，还没有一个传教士进入过长沙。英国内地会传教士海恩波（Marshall Broom）1890年来华，在他后来所著内地会在湖南的传教史《在湖南的先遣工作》中记录了基督教进入湖南的曲折过程。他在书中说： 

   

长沙是湖南省省会。之前，这座城市千方百计地拒绝了各种差会工作人员想获得一块地盘的努力。就像小官员总模仿大官员做事，在这个省会的市中心树立典型是很重要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座城市是湖南省的关键。如果能打开长沙的大门，那么就会影响到这个省会其他所有城市的官员与人民。之前差会做过很多次进入长沙城的尝试，虽然有几次也成功了，但收获却甚微。早在1880年，伦敦会的杨格非和苏格兰圣经公会的阿奇巴尔德先生就访问过长沙城，但却没有允许进入长沙的城门。1886年，狄克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潜入长沙城内。但他很快又被护送了出来。在之后的岁月里，又出现了各种进入长沙的尝试，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仍然没有机构在长沙获得长期的驻扎点。这让长沙人更加确信自己的城市甚至多进一位坚持想进入的外国人都是多余的。1898年美国宣道会的雅学诗开始了一系列坚定而又频繁的尝试。他不断地进入长沙城，又不断地被赶出来。直到他认为长沙官员的行为违反了外国条约的协议。于是通过汉口的英国领事馆，他成功地取得了湖南总督的入城许可。有了权力保证，他终于进入了这被长年关闭的城市，开始了他传教、售卖《圣经》的工作，虽然他只能住在长沙城外的船里。他通过认真、忠诚的工作，全城各个阶层的人都认识、尊敬他。虽然内地会获得了第一个在长沙城墙内取得地盘的差会荣誉，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雅学诗忠诚的工作为内地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1901年4月底或5月初，在“拳乱”结束后，杨格非访问了长沙，在他离开前取得了在长沙城外建房的契据。这片地之后便用来建造一座教堂。[18]

这是基督教在长沙设立的最早的教堂，即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杨格非建于外湘春街的伦敦会教堂。以后，各国教会陆续进入长沙。1901年，美国宣道会在长沙宝南街设立临时教堂，进行传教活动。同年，基督教中华内地传教会（China Inland Mission）在长沙学院街设立福音堂。美国遵道会（United Evangelical Church Mission）也是1901年开始进入长沙，1902年遵道会传教士德慕登在长沙东牌楼建立教堂，并于1903年成立了长沙遵道会。另外，英国循道会、美国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德国博爱会（又释为“立本责会”，Liebenzeller Mission）等基督教差会于1901年至1902年都开始进入长沙，在长沙开设教堂，进行传教活动。

由于新教在湖南发展极为迅速，各国教会、各教派和各差会在湖南的传教和其他文化活动产生了一些矛盾。为协调行动，解决矛盾，1903年在湖南进行传教活动的基督教（在此指新教）各差会联合会议在长沙召开。英国、美国、德国等12个国家的差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各差会划分了传教的范围，讨论了除传教外的其他教育文化活动。这次会议更进一步促进了新教在湖南的发展。同样，新教在长沙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10年，在长沙设立教堂传教的基督教新教差会有英国的循道会、伦敦会、安息日会（Seventh Day Advent Mission），美国的遵道会、圣公会、宣道会，英美合办的中华内地传教会，德国的博爱会、内地会，挪威的信义会(Lutheran Church of Norway)等。其他各县也有一些新教差会建立的教堂，如挪威信义会于1902年在宁乡建立教堂，英国循道会于1908年在浏阳建立教堂。另外，北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North）、内地传教会、遵道会等英美新教差会先后在湘潭、醴陵、攸县等地建立教堂传教。

外国教会势力在湖南的扩张对湖南士民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特别是一些外国传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给予的种种特权，干涉中国内政，煽动教民与非教民的冲突，更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年，湖南各地爆发了一系列被称为“教案”的反教、打教的事件。从1889年到1897年发生在长沙的长达10年之久的周汉的反洋教宣传就是一次典型的反洋教斗争。20世纪初年，湖南又发生了衡州教案（1900年7月）、辰州教案（1902年8月）以及贺金声领导的反洋教起义（1902年9月）。这些斗争对于当时极力扩张其势力的外国教会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同时也迫使外国教会开始调整自己的传教策略。20世纪初年，外国教会除进行传教活动外，还在中国创办文化教育机构。在长沙传教的各教会差会也不例外。因此，20世纪初年，长沙出现了一些外国教会创办的近代学堂。如1904年美国基督教会在长沙樊西巷创办长沙信义小学堂，遵道会于1906年在长沙创办遵道女学校，美国雅礼会于1906年在长沙西牌楼创办雅礼大学，以及1910年在雅礼大学内办的雅礼中学，美国北长老会于1910年在长沙创办宜德（Ideh）女子寄宿学校等。外国教会及其传教士开展的这些文化教育活动，与他们的传教活动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同时这些教会学校的创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长沙近代教育的形成和发展。

（二）天主教、基督教与湖南近代社会的融合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西方传教士受到清廷各级政府的保护，并派兵丁护卫，即使是辛亥革命之后成立的湖南军政府，所发布的第一张布告也是规定要保护外国传教士和教会，在这种形势下，西方教会在湖南以往极为艰难的传教局面获得极大的改观，西方传教士开始大批涌入长沙，购地建堂，争相扩充势力，这一时期在长沙市区建堂传教的有英、美、德、挪威等国的九个差会。辛丑之后，天主教、基督教在长沙传教形势的逆转，一方面得益于教会和传教士的政治特权进一步扩大并得到切实的保护，各级官府对传教士接待、保护恭敬有加。即使是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时期，南北军阀虽对民众无恶不作，却对教堂和传教士不敢有所侵犯。另一方面也在于各教会本身吸取了中国历次教案和庚子事变的教训，对其传教方式、手法及内容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以适应中国的特殊国情，求得更大的发展。各差会宣布实行“政教分离”，停止攻击儒学；并要求传教士不要参与地方上的民教诉讼，以免引起民众的反感，影响传教；广泛开展社会活动，大力兴办救贫、育婴等社会慈善、公益事业，重视兴办教育、医药卫生事业，提倡社会福音；同时注重培养中国本地神职人员，注意改善和地方士绅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地方民众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传播了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客观上培养了一批近代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尤其是教会兴办的社会教育、慈善、公益等事业更是受到士绅们的欢迎，这就为各教会的传教活动创造了相对宽容的社会环境。另外，辛丑之后中国承担的巨额庚子赔款，也给各差会的传教事业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条件，从而促进了辛丑之后长沙基督教的发展，据统计，1910年，长沙城内共建有10所基督教各差会的教堂，有来自英、美、德、挪威等四国的外国传教士14人，分属循道会、伦敦会、圣公会等9个差会。

1．天主教

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白长沙天主教以致命的打击，教堂被焚毁。辛亥革命以后，教堂重建，天主教对传教的方式、政策、内容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调整，而且也从庚子赔款中获得充足的经费，从而促进了天主教在湖南的发展，天主教徒人数大为增加，比同时期的基督教徒人数要多数倍。辛亥前后，天主教为了消除长沙民众与教会之间的隔阂，缓和教会与长沙地区士绅的关系，减少传教阻力，开始注重发展教育、慈善、公益、医疗等社会事业，使之作为发展教会势力的重要辅助手段。天主教创办了一些小学，在这些学校初办时，宗教课仍是主要的课程，同时也附带开设《三字经》《四书》之类的课程，学生都是教徒子女，人数也不是很多。在辛亥革命之后，这些教会学校才开始设置有国文、算术等课程。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1906年，六名意大利玛利亚方济各修会的修女在长沙走街串巷为病人施诊给药，到1911年，才在长沙北门外彭家井巷内开设了第一个正规的小型诊所。天主教修会也在长沙创办了一些诸如育婴堂、安老院、难民收容所等慈善、公益事业。

在民国初期，湖南军政府依然延续了前清政府保护外国教会和传教士的政策，天主教在长沙的发展更为迅速，这一时期虽然基督教的发展速度也很快，但是始终未能赶超过天主教，天主教虽然在长沙的修会和传教士的数量没有基督教的多，但是天主教在长沙地区发展的教徒数量要比基督教多很多，其原因在于，两者在教会发展方面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天主教主要以吸收大量教徒为主，一般是整个家庭甚至整个村庄的人一起吸收入教，而基督教则注重教育和训练，对于发展教徒则较为慎重，一般只吸收成年人入教，不为未成年人施洗，因此，天主教所吸收的教徒往往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较为粗滥，有些地痞无赖借教徒身份为护身符，胡作非为，横行乡里，往往激起民愤，这也是近代长沙及湖南其他地区教案频发，反洋教斗争激烈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基督教徒的质量则有所保证，据称，基督教对于“刑余无赖之人欲藉入教为护符者，定例不收，后查出仍斥退。故其言易入中下社会，信从日多”，相对天主教来说，基督教更容易给民众留下较好的社会形象。[19]

辛亥革命之后，随着天主教在长沙的日益发展和教堂、教徒人数的大量增加以及教区的日益稳定和扩大，但是，长沙地区的天主教传教士人数却没有明显的增加，传教士日益短缺，因此，一般传教人员的地位开始日益重要，大量本土的传教人员开始补充由于外国传教士不足所形成的空缺。在初始时期，对于传教人员的要求比较低，通常情况下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神学培训和传教方面的特别训练。随着形势的发展，也开始对传教员的要求有所提高，长沙地区的天主教修会，为了培训合格的传教员，开始兴办各种男、女修道院，选择部分教徒子弟入院学习。这些修道院通过对学生在宗教、文化等方面进行的系统培训，以培养合格的本土传教员，提高传教员自身的素质，从而达到提高传教效果的目的。

长沙地区天主教的宗教活动主要以“弥撒”为中心。“弥撒”的主要内容是祝圣和领受圣体。教徒必须接受圣洗、坚振、告解、圣体、终傅、神品、婚配等繁琐的宗教仪式，其主要的宗教节日有圣诞节、复活节、圣神降临节、圣母升天节等等。辛亥之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天主教的宗教仪式也随之有所变更，以往繁琐的宗教仪式更趋精简，以适应大众化的需要。同时，辛亥之后，随着中西文化的进一步交融，民众思想的开放，外国教会与长沙民众之间矛盾有所缓和，天主教也逐渐为大众所认可，以往只有天主教徒才虔诚参与的一些宗教节日诸如圣诞节，在这一时期，也日益大众化，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即使是不信教的非教徒也乐意参与其中，分享其间的快乐，过洋节逐渐成为社会风尚，尤其是在圣诞节期间，普通大众与天主教徒共同庆祝，不分彼此，这一宗教节日已经超越宗教的范畴，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共同节日。到教堂举办婚礼的民众增多，甚至丧礼也到教堂举行，对改良旧式“红白喜事”起了推动作用。

2．基督教 

1900年之后，涌入长沙的基督教各差会都以“倍身济世，普爱世人”相标榜，注重兴办教会学校、诊所或医院及社会慈善、公益事业，作为缓和教民矛盾，争取士绅，进行传教的重要辅助手段，旨在对长沙民众进行基督教化。教会学校是基督教社会事业中最广泛、影响最大的组织，传教士以“基督精神”教化学生，以培养所谓的“天国公民”，促使学生成为“西方型知识分子”；同时各差会也将开办医疗事业作为“博得人民信任，为基督教铺平道路”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一贯反帝反洋教的长沙立足、更需借助于此。美国雅礼协会曾明确指出：“基督教之新医药事业，其宗旨在辅助推进布道运动为中心目的，医病宣教较之任何其他宣教方式，其效力并不稍弱”。因此，在辛丑至五四之前，基督教各差会先后在长沙创办多所大、中、小学以及医院，而以平民学校、民众学校、国民学校、夜校等名称所办的各种短期学校数目更多。雅礼协会于1906年创办著名的雅礼大学和雅礼医院，1914年又创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从而奠定了近代长沙医学教育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基础。在一些重大灾害及各个战争时期，教会的医疗力量也积极参与救治伤病者，如1915年，蔡锷起义反袁时期，各教会医院医生护士组成医疗队积极参与救护。基督教各差会还在长沙创办了长沙盲女院、育婴堂等一批近代教会慈善事业，同时还积极参与各项赈灾救荒等活动，从而改变了长沙民众对基督教会的认识和态度，民教关系得以进一步改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扩大了教会的社会影响，这一时期，不仅一般的长沙民众纷纷入教，而且士绅阶层也有不少入教者。

在辛亥革命时期，留居长沙的各国基督教差会的传教士们，普遍抱有一种观望和怀疑的态度，对长沙的资产阶级革命缺乏信心，有一部分外国传教士为避免祸乱，撤退出长沙。辛亥革命之后，湖南军政府发布第一张布告，明令通告要保护外国传教士和教会，从而打消了一些差会和传教士的疑虑，他们又重返长沙，其传教活动更为活跃，来长沙的传教士人数所建立的教堂数量、教区以及入教人数都比以往大为增加。基督教在长沙地区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建立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政治特权之上的，辛亥之后，随着长沙民众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对教会及传教士的种种特权日益不满，基督教中的一些华人自主意识也日益增强，试图摆脱国外差会控制教务的局面，先后发起以“自治、自养、自传”为主要内容的“三自”运动，建立起所谓的“本色教会”，1912年，曾季融在长沙邀集亲友颜福庆、郭铭崖、李振铎、陈家轸等人组建长沙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由曾季融任会长，负责筹措常年经费，该会借用长沙富商聂路生位于浏阳门的住宅作为会址和会堂，聘用吴干臣、郭仁锐两位牧师负责传教事务，都督谭延闿曾向该会助银一千两。不久该会会务日益兴旺，有教徒90余人，遂在浏城桥外复兴街购置房屋，作为正式教堂，同时还创办了一所明诚小学，这一教会是长沙基督教徒自主创办教会之始。在长沙其他差会也先后开始了“本色化”的历程，如长沙圣公会于1912年在其教派名称的前面冠以“中华”二字，以求从表面上进一步淡化作为外国教会的形象，避免引起民众的反帝情绪。这一“本色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各基督教差会为适应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一种应变策略，表面上看是要使长沙基督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其根本目的仍是为了进一步稳固和扩大基督教会在长沙的势力。[20]

基督教会为了融入湖南社会，在长沙创办了两个重要组织。

一是湖南协和神学院。在长沙的各基督教差会为了扩大传教的需要，先后创办了相应的神学校，以培养合适的传教人员，学生的来源，主要是从各教会学校中选拔他们认为各方面表现合格的人员，送入神学校进行更进一步的深造。长沙地区最早的神学校是1908年由循道公会的任修本、古永福等人在循道小学的基础上所创办的一所简易神学校，以培养本教派的传教人员，1911年，长老会、遵道会、复初会、内地会等差会也先后资送学生入学接受培训，1913年，长老会在长沙又创办了女子圣经学校，在衡阳创办了男子圣经学校，遵道会也在湘潭兴办了神学培训班，到1914年，上述各差会所办的神学校进行合并，在长沙新建立了一个更为完善的神学校，取名为湖南协和神学院。神学院实行董事会制，由各差会共同组建成立学院董事会，以任修本为董事长，卫斯德为院长，为各差会系统的培养合格的传教人才。该学院以基督教教义为办学原则，在制度和管理上都很严格，管理权都控制在各差会手中，教职员都是基督徒，各种宗教课程是神学院学生的必修课，各种宗教活动被列为学生的正规生活内容，以强化学生的基督教信仰，同时还组织学生开展各种名目繁多的实习布道活动。

二是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是基督教进行社会活动和传教活动的重要机构之一。1911年，长沙的几个主要基督教差会的负责人如循道会教区长任修本、圣公会鄂湘主教吴德施和会长黄瑞祥、信义会监督戈德白、内地会牧师葛荫华、遵道会监督德慕登等人，邀请当时湖南的政要、名流、士绅，如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和副议长廖名缙、商会会长李达璋，明德学校校长胡元倓、雅礼学校校长盖葆耐、雅礼医院院长胡美和副院长颜福庆、自立福音会会长曾季融及粟戡时、曹典球、聂其焜等十余人，联合函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派员来长沙协助筹设长沙基督教青年会。1912年正式成立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并组建董事会，推选颜福庆、黄瑞祥、曾季融、梁家驷、梁宗实、刘云珊、王海玕为董事，颜福庆为会长，聂其焜为名誉干事，穆格新为总干事。筹设成立时所需经费由世界基督教青年协会北美分会拨款给全国协会，再转拨给长沙基督教青年会。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的日常所需经费主要来自于会员的会费和当地的捐款，另外还有青年会所附设的一些服务性营业场所的经营收入，青年会开设的球场、弹子球房、电影院、理发室、澡堂等服务设施都对外卖票，再加上学生的学费、寄宿费等方面的收入，来维持青年会的日常运作。青年会经常举办查经班、英文班、体育班、宗教演讲、运动会、交谊会、放映电影等活动，以辅助进行传教，通过开展上述这些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活动，将宗教教育与娱乐游戏相结合，同时倡导改良社会不良习俗，起到了服务社会、开通风气、灌输知识、沟通中西的作用。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在初始时期下设德育、体育、智育等三个部门，以对会员、民众和学生进行三育活动。德育部经常邀请一些外国传教士做布道大会，如1915年秋，在省教育会前坪举行大规模的艾迪布道大会，当时就有400余人签名志愿加入教会。智育部主要负责办理青年会中学和各种补习班，培养了一批青年会的骨干人员如江文汉、杨怀僧、张以藩等人，该部还通过协会邀请一些外国专家教授举行讲演活动，如1916年秋该部举行卫生展览大会，并邀请医学专家彼得做主讲，参与民众达10万余人，扩大了基督教对民众的影响，同时也增强了民众对教会医院和西医的认识和了解。体育部由体育干事夏义可负责青年会的相关体育活动，该部对内负责青年会中学的体育课，辅导会员进行体育活动，并主持节日或星期天的文娱晚会，经常主办各项球类比赛，将近代欧美诸多新式体育项目如跳水、田径、游泳、篮球等引入到长沙，对长沙近代体育事业的发展和普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教会在湖南的慈善活动

中国社会进入民国以后，教会在华的传教和慈善活动得到政府的许可，与中国社会的融合日益加深。湖南社会也改变了以往对教会的排斥态度，代之以认可乃至敬慕。一些社会法团和名流士绅对教会也纷纷示好，地方上的公益善举，也乐意与教会合作。有了政策的允许和社会的接纳，教会也就摆脱了为传教而做慈善的窘况，其慈善事业的发展进入了最好的时期。宗教道德认为，凡是具有宗教道德自律性的人都会得到至上神的补偿，今生积善积德，死后灵魂能进入神圣的天堂，或在来世也能得到幸福；反之，如今生今世作恶多端，死后灵魂会下地狱，或在来世作牛作马。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宗教因果报应论，是教会开展慈善活动的原动力。为此，教会开始实实在在地为湖南人民做一些善事。教会办的慈善事业内容宽泛，主要包括慈善教育、医疗卫生、救荒赈灾、育婴慈幼和救残助盲五大类。

1. 长沙天主教会慈善活动

长沙天主教会的慈善活动主要有天主堂医院、育婴堂、丽文中学和难民所等。[]

长沙天主堂诊所，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是年6名意大利玛利亚方济各修会的修女来到长沙，首先串街走巷为病人送药施诊。清宣统三年（1911），在北门外彭家井设一诊所。民国二十五年(1936)，石道琦主教将其扩大为天主堂医院，成为长沙市二医院的前身。医院由教会提供资金，扩建房屋，添置设备，聘请医师，开设20个病床，分设内科、外科、妇产科。l938年，该医院担负收容治疗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伤病员任务，病床增至60张。石道琦病故后，兰泽民继任主教兼医院院长，并在安化天主堂开设长沙天主堂医院附设安经天主堂诊所。

抗日战争时期医院设立“战时救护队”。l943年，日军逼近长沙，天主堂医院在“战时防护团”的监护下，往返20 多天，将重要物资运往长沙河西龟头市刘家祠堂，后又将部分重要物资迁到宁乡道林石家湾。年底，医院及救护队陆续迁至宁乡渣材天主堂，后于l945年迁回长沙原址，意籍神父白志云任院长。第二年，医院举办助理护士训练班，招收女青年学习。同年底，医院用变卖救济物资所得资金扩充规模，全院病床增至80张，门诊部在原有的内科、外科、妇科和小儿科的基础上增设放射科和五官科。1947年，成立丽文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为医院培训护理人员。同年，医院又变卖救济署拨给的100吨面粉，修建4层楼病房l栋，将全院床位增至l20个，并在中山东路开设分诊所。   

长沙天主堂育婴堂创办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办人为翁德明，堂址在长春巷，由6名意籍修女管理。1910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育婴堂被毁，1916年重建。1950年由长沙市人民政府接收。

1921年，长沙天主教创办先觉师范学校于自得园，l922年改名长沙市私立丽文初级中学，并向教育行政部门备案。该校创建时，规模较小，l938年前历届毕业18个班次共l85人，均系男生。1948年开始招收女生，开办丽文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学生有所增加。办学经费来源除学生所缴学费外，主要靠教会每年津贴米250石以及教会的房地产收入。丽文初级中学还办了一所附属小学，创办于l936年，校址在盐仓街，学生一般在300人左右，经费主要是教会津贴、铺屋租金收入(教会曾拨给出租铺屋10栋)和学生学费。

此外，天主教在长沙还兴办了诸如难民所、安老院等社会慈善救助机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北、华东大量难民涌入湖南。天主教会受国际救济组织委托，也分别在教区所在地的长沙、沅陵、衡阳设立了难民收容所。长沙天主教难民所创办于1937 年日军首次轰炸长沙之日。当天3架日机将东站路、校场坪、小吴门、经武路、戥子桥等地街道房屋炸成一片焦土，炸死炸伤居民100余人。天主教会即以丽文中学空出的校舍作为难民收容所，收容长沙市难民200余人，由教会负担食宿。石道琦主教督办难民所经常通宵达旦，为安置难民而奔波，终因积劳成疾于1939年病逝于长沙。难民所由继任长沙教区主教兰泽民兼管。为了减轻难民所负担，增加难民个人收入，所里发动组织临时性生产服务小组，有缝纫组、刺绣组、针织组、制鞋组、卷烟组、清洁卫生组等。

2.基督教内地会慈善活动

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 系中华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创始人为英国人戴德生(Jacob Hud·son Taylor)。该会于1902年在长沙学院街建内地会福音堂，牧师葛荫华建诊所于此。1907年德籍传教士何伦卫、顾承恩在社坛街购地，建内地会教堂（即今基督教城南堂）及住宅三栋。内地会在社坛街新建礼拜堂后，学院街的诊所就扩大成为医院。

内地会办得最好的慈善团体是瞽女院。沙瞽女院建于1908年3月10日，创始人顾蒙恩，院址初设社坛街内地会，1925年迁到韭菜园桐荫里。1938年迁韭菜园圣经学院内，改名长沙瞽女学校，由梅树滋任校长。瞽女院主要收养盲女。1923年，德籍校长向国内外募捐集款，扩大学校规模，收盲女80人左右。该院学制分为幼稚园、国民、高小3班，科目与普通学校相同，只是教法系利用盲女的感觉，凸字凸图，同时还有编织等手工劳动的练习，长沙《大公报》1922年6月29日《瞽目学校毕业纪盛》一文称此是为了“冀以启发盲女之知识与技能，使能在社会上独立生存”。

内地会在长沙办有一所圣经学校。湖南圣经学校也称湖南圣经学院，即是由基督教美国内地会于1917年在长沙创办的学校，校址在长沙东郊韭菜园，在南岳设有分校。创始人为美国内地会教士葛荫华（Frank Keller）。圣经学校除传授宗教教义和仪规外，在后期还办有孤童部。孤童部收养的孤儿系湖南育幼院转来。抗日战争胜利后，湖南育幼院收容孤童600余名，限于院舍窄狭，经费缺乏，葛荫华看中了圣经学校宽大的房屋和充裕的经费，一再请求校方以体爱人之心，附设孤童部。1947年秋，美国圣经学院总院院长德洛义及会计主任安理德来长沙视察，湖南圣经学校监督饶培德商请两位顶头上司同意，遂于1948年春季正式成立孤童部。成立后湖南育幼院先后拨交孤童120名，直至1951年由长沙市人民政府接收。

内地会在长沙办有一所医院，始建于1902年。1905年，73岁的戴德生来中国视察，病死在长沙，内地会为纪念他而将医院取名 “德生医院”。初建时只有门门诊部，设学院街。1929年扩大为医院，增设住院于韭菜园。1951年德籍代院长冉华德申请将医院捐赠给政府。当年l1月7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接办，成为长沙市第三医院的前身。

3.基督教信义会慈善活动

信义会,是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教会。“信义”二字取自该宗主要教义“因信称义”，强调信靠耶稣，而不在于履行教会规条。主要分布于北欧各国、德国和美国。19世纪末，信义会传入湖南，并在长沙、宁乡、益阳等地建立教堂，创办学校、医院、孤儿院、瞽目院等机构，颇为活跃。

最早进入湖南的是挪威信义会，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就有赫资伯牧师(Arthor Johan HertzbeIg) 来到长沙。1904年租长沙得樊西巷、道门口之间土地，建立了路德教堂及其带慈善性质的蒙养院。芬兰信义会则主要活动于澧水流域。在澧县办有路加医院、慈利医院，在临醴办有德芬医院，在大庸（今张家界市）办有庸兰医院等。

信义会在湖南的慈善活动以办学为主。1906年，湘中信义会挪威差会，在益阳县城对河桃花仑狮子山购地，创办“信义中学堂”。1912年，挪威信义会在益阳县城内五马坊创办“信义女子师范学校”后并入信义中学。1943年11月22日，日寇飞机轰炸益阳城区，死伤170余人，校长率20余人会同信义医院人员赴城救护。1952年9月，信义中学由人民政府接收，改名益阳市第一中学，延续至今。

1920年瑞典信义会的余尔龄(Gustef OS lin)牧师来湘创办信义大学，在益阳桃花仑西约里许购地，建筑校舍。1923年，信义大学校舍竣工，秋季正式开学。韦慈曼博士任校长，设文理两科，文科设欧洲方言系与社会科学系，理科设数理系与生物系，传播西方科学技术。

挪威信义会还于民国初在益阳创办了信义医院，通过努力，医院不仅获得了人们的认同，而且深受社会各界欢迎，前来就诊的人数逐年上升。据1928年刊行、梁鸿训所撰《湘中信义会二十五年》载，益阳信义医院初办时，门诊每日不过20余人，到 1923年住院者将近l200余人，门诊有l0400余人。

1913年挪威信义会教徒倪尔生在益阳碧津渡南峰举办瞽目学校，分文、工两部，学员每天上普通文化课6小时；工作8小时，分织布、碾米两项，并设营业处。所招盲生先受4年盲文教育，尔后开设国语、算术、英语、圣经等初小课程，毕业后转附属工场做工。1916年，校址迁到桃花仑瓦窖村，翌年增设高小部。1927年，益阳瞽目学校改名瞽目院，初级小学部保留，高级小学部停办。其经费由挪威湘中信义会和上海盲民福利协会每年提供津贴。该院曾聘请盲人教育专家杨传明来院任教。杨氏不但精通盲文，英文也十分熟练，而且擅长音乐，教盲人学生唱歌、弹奏乐器，以便学生排遣寂寞。至1933年，益阳瞽目院共计收养盲童113人，其中毕业13 届，学生47人。1951年，益阳瞽目院由益阳市人民政府接管。

信义会在长沙和益阳都办有孤儿院，院址就设在教堂内，以收养失去父母无依无靠的儿童。 

4.基督教圣公会慈善活动

圣公会 (Anglican Church)，也称为安立甘会或英国国教，是基督新教的一个教派——圣公宗。与信义宗、归正宗同属基督新教三大主流教派。后传播到美国、加拿大等国。19世纪中叶，英、美、加三国的圣公会都派出差会来中国传教，并共同组成了中华圣公会。1902年，武昌圣公会派黄吉亭来长沙筹设教堂，最初即在吉祥巷租借得一处民房，开始传教。

1904年11月，在长沙明德学堂担任教师的杰出革命家黄兴，因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并组织武装起义，被清政府获悉，四处搜捕。黄吉亭即将黄兴掩藏在教堂，后又借长沙关宴请圣公会的机会，掩护黄兴上船出走上海。次年，圣公会迁址北正街（今黄兴北路）。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黄兴回到长沙，即曾应邀在北正街新建的圣公会教堂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并题词：“耶稣圣名，敬拜宜诚，俾尊居卑，为救世人。”

黄吉亭不仅是最早的中国籍牧师之一，也是一位慈善人士。黄吉亭早年就读于武昌文华书院，毕业后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学习，1891年被授神职。1902年，黄吉亭来到长沙后，在新建的三一堂设立日知会阅报室，购书报开通民智，“从此学界军界皆入于圣公会之门，而长沙日知会乃极一时之盛”。长沙风气渐开，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吴德施认为：“依吾之见，较吾在华各地之感受，长沙之气氛更似日本。爱国主义和进步精神高涨，青年出任要职，非同往常之论资排辈。”吴德施把长沙的工作称为整个鄂湘教区“最为浪漫的事工”。

黄吉亭所建的“三一堂”即成为圣公会所办“三一小学”的前身。圣公会1902年来长沙建堂时，黄吉亭就在吉祥巷“三一堂”办过一所初级小学。1905年迁来北正街时，又在潮宗街办了一所小学。l908 年在北正街教堂后面的左局街，办了一所雅各中学。1924年，新建造一座四层灰砖教学大楼，改名“三一女校”。1929年，雅各中学停办，圣公会几所小学合并，男女兼收，即“长沙市私立三一小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光明小学”。l952 年改为公立，改名“北正街小学”。

5.基督教长老会慈善活动

长老教会（Presbyterian church）是基督更正教的一派，他们的根源是从十六世纪的西欧改革运动开始。长老会即长老宗，也称归正宗。归正宗是新教主要宗派之一，以加尔文(Jean Calvin 1509-1564)的宗教思想为依据，亦称加尔文宗，“归正”为经过改革复归正确之意。在英语国家里，该宗因其教政特点又称长老宗。1912年美国基督教北美长老会进入长沙，是年4月长沙基督教长老区会正式组成，1917年中外信徒捐款建教堂于北门吊桥外（今外湘春街），定名为“永恒堂”。

福湘女中即长老会在长沙开办的一所著名教会学校，建于1913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成员牧拿亚女士联合遵道会、循道会等教会创办。校址设在北门外长春巷，是一所六年制中学，规章制度大多仿效美国，学生一律寄宿。从初中二年级起，除国文及中国史地使用汉语课本外，其他数理化及世界史地均采用美国英文原本。1919年美国凌支尼女士继任校长。1928年福湘在教育部立案，成为一所私立女子中学，校长改由中国人担任，但教会仍提供经费补助，《圣经》仍是选修课。福湘女中培养了不少女子英才，1919年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即曾在此就读。

长老会在湖南创办的另一所女子中学是岳阳贞信女子中学。1901年4月，长老会教士海维礼首先在城区创办求新学堂，后更名为畔湖书院。l906年，购得湖滨黄沙湾地址后，将书院扩建为湖滨中学，为近代岳阳最早开办的私立中学，l910年扩建为湖滨大学。l902年9月，又在教堂下的乾明寺街购地一块，由其夫人海光中创办“贞信女子小学”，为城区最早创办的新式小学校，开创了岳阳近代新式教育的先河，l929年，更名为“贞信女子中学”。

1915年，海维礼还在岳阳塔前街“福音堂”旁创办“普济医院”，即今天的岳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是为岳阳城区最早的西式医院，设病床50张。普济医院在疫病流行的春秋季节派医务人员外出为民众种牛痘，打防疫针，减少此类疾病的发生率，有市民为此赠送“普济众生”之匾。

1909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还在湘潭办有益智男子学堂，其校舍十分气派。

 6.基督教循道会慈善活动

循道公会为英国基督教卫斯理宗的支派之一。1902年英国牧师古永福租长沙福庆街房屋建堂传教，1906年购西长街黄五林房屋成立循道会长沙联区，设总堂。

1921年，湘西大旱，次年演成大灾，芷江、麻阳、晃县等地饿死者不计其数。时值北伐军入湘，拟在湖南征粮以应军需。循道会任修本牧师致电孙中山，希望北伐军队入湘时，能“由粤转运大宗粮米，以给军需，否则师行所至，日用粮食必取给于难保生命之灾黎”，这无异于雪上加霜。1922年2月27日长沙《大公报》作了题为《任牧师为湘民请命》的报道。

1921年任修本在任湖南华洋义赈会副会长时，还联合其他教会和社团，用以工代赈的形式，参与修筑湘潭至宝庆公路的工作。至1924年6月完成湘潭至湘乡段工程，耗用赈款共约40万元。

1936年西长街循道会教堂拆除重建，为三层红砖清水墙结构，一层为会堂，外侧墙嵌有多块石碑。石碑文字有“克己爱人”、“为主发光(1851-1931)”、“披荆斩棘(1870-1927)、“在基督里作刚强人”、“以身殉道”等。并在教堂旁建循道中学，招收贫困学生入学。

循道会在浏阳办学比长沙早。1916年循道会租赁浏阳磨石街邱家祠堂，正式设立教堂和校址，学馆也正式命名为浏阳基督教私立修善高级小学校。百余名学生编为6个班，所设课程有算学、英语、舆地等。高年级的课全由英国人来授，本地教员只任四年级以下的课。学馆开设后的几年，学生一直有增无减，有的学生甚至是从外地慕名而来，因而增加了寄宿生。1923年，又办起了浏阳基督教私立春林女子职业学校。1925年，办起了第三所学校——修善中学。1927年大革命高潮时，3所学校均被迫停办。

循道会在全省各地办了多家医院，如浏阳协和医院、邵阳普爱医院、零陵普爱医院、祁阳普爱医院等。浏阳协和医院建于1922年，建医院得到县城培德厚商号的大力支持。该商号慷慨捐献了磨石街下的蜈蚣岭红茶庄铺屋一处，义捐1万元作开创经费。英国红十字会也拨款2万余元襄助。医院有病房42间，设备基本齐备。医院初名协和医院，因兴建时是以红十字会的名义，故定名为红十字会医院。由于医药人员素质高，服务态度好，收费低廉，前来就诊者络绎不绝，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声誉。该医院毁于1939年日军的狂轰滥炸中。

邵阳普爱医院建于1918年，以医学高明而著称。1918年，澳大利亚传教士赫华德医生为一例腹部枪伤患者剖腹探查和做肠道吻合手术，系邵阳境内第一例西医手术。院长毕家造在境内做的首例手术更多，如1923年做膀胱取石术、l935年做阑尾切除手术等。毕家造与杨仲达医生还曾对邵阳的钩虫病做过研究，并把研究成果公布在《中华医学杂志》上。

7.雅礼协会慈善活动

1901年2月，著名的美国耶鲁大学一部分校友，成立了一个以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为宗旨的雅礼协会（Yale—in—China）。协会特起了个中文名，取“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之意而定名为“雅礼”。协会成立以后，决定在中国办学，发展教育，曾派出德士敦（Thurston）来华，并选定长沙作为他们办学的理想地点。1903年，湖南境内10个基督教会的代表在长沙开会，议决邀请雅礼协会来长沙创办学校，将长沙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中心。于是派遣劳尔·席比义（Nauer B Seabury）前来长沙。后来，雅礼会又派盖葆赖（Gage）和胡美（Edward Humel）来到长沙。席比义又和盖葆赖密切合作，在长沙西牌楼雅礼医院的对面租借下一幢民房，为完成雅礼会交予的任务而努力。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们就在西牌楼的那幢民房创办了一所大学，命名为雅礼大学。1914年雅礼大学正式成立。1919年，雅礼大学迁址北门外麻园岭，规模越来越大，体制也越来越完备。1927年大革命高潮时期，雅礼大学迁到湖北武汉，结束了在长沙二十来年的历史。1928年，雅礼协会返回长沙在雅礼大学原址办起了雅礼中学，延续至今。

与雅礼大学筹建的同时，胡美接受了雅礼协会的要求，从印度来到中国湖南，立志在长沙“创办一所新型的医科大学”。1906年11月，胡美在长沙西牌楼租借一处民房，在此创办了一所医院，取名雅礼医院。为完善医院的管理，胡美又于1911年11月在雅礼医院开办雅礼护病学校。雅礼医院和雅礼护病学校，是湖南省第一所西医医院和最早的护士职业学校，标志着湖南医疗卫生事业与医学教育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为了实现在长沙“创办一所新型的医科大学”的理想，胡美找到了在美、英两国学医的颜福庆博士，并在颜福庆博士的帮助下，于1913年以美国雅礼会的名义与湖南军政府合作，决定在长沙创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得到了湖南都督谭延闿的全力支持。

1914年12月8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在潮宗街举行成立大会暨开学典礼。1915年2月，雅礼医院更名为湘雅医院，雅礼护病学校改名为湘雅护士学校，从而形成了医学校、医院、护士学校三位一体的体系。

经过几年建设，湘雅医院和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分别于1918年和1920年迁入麻园岭新址。1924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更名为湘雅医科大学。从此“南湘雅、北协和”蜚声海内外，产生了如张孝骞、汤飞凡、萧元定等一大批著名的医学家。

几十年中，雅礼协会在湖南兴办教育，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卫生防疫、支援抗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留下了良好的口碑。雅礼协会直接参与的公益慈善活动，主要在卫生宣传、疫病防治和赈济难民等方面。

湘雅医院除进行日常的诊病治疗外，还参与防疫与卫生宣传。湖南近代战火时起，水旱各灾频仍，灾后难免不发疫疠。针对这种情形，湘雅医院与其他相关团体合作开展卫生宣传和防疫工作。1921年，湘雅医院颜福庆、胡美等人邀请警察厅、市政府、教育会、湘雅医学会、男女青年会等，组织湖南卫生教育会，专门从事卫生教育工作。他们召征卫生讲演员，分赴乡村宣讲卫生。湘雅医学院师生还到萍乡矿区宣传寄生虫病防治知识。又成立了夏季卫生队，举行市民卫生会、劳动卫生会等。这种专门组织对改善民众的卫生现状大有裨益。1935年2月至3月间，长沙市发现脑膜炎，湖南卫生实验处召开各医院会议，决定由湘雅医院担任治疗工作，辟院中四层楼为该项病人诊所。湘雅医院还在疫病流行的春秋季节派医务人员外出为民众种牛痘，打防疫针，减少此类疾病的发生率。

1918至1919年南北战争期间，株洲、醴陵、攸县等处历经战火，湘雅医院设立了战时医院以救治伤员。醴陵一带满目疮痍，深离遍野，村落为墟，死者既已含冤，生者尤增痛苦，加之金融紧迫，谷米奇荒，百业停滞，生计日艰。为此，雅礼协会和其他教会人士纷纷发起捐款和募捐活动。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发起成立了醴陵难民筹赈处，共筹集光洋262．6元，票洋721元，票钱71．89万文，票纹1195两。长沙雅礼大学师生一次就为醴陵来长的难民捐集了票钱200余串，并募筹到票洋50多元。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雅礼中学特设幼儿园收留难童。1938年长沙大火后，雅礼中学又组织师生积极参与善后救济工作。

纵观天主教和基督教这些国外宗教在长沙的传播历程，可以发现在1901年之后，天主教和基督教不断吸取庚子事变的教训，逐渐对传教的方法、内容等方面进行主动的调整，开始注重兴办教育、慈善、公益、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以之为缓和民教关系，消除民教隔阂，减少传教阻力的重要手段，再加上各外国教会从庚子赔款中都获得了充足的经费，从而促进了天主教、基督教与湖南社会的融合。民国时期，天主教、基督教的发展迅速，可以说是其在湖南发展的黄金时期。

尽管天主教和基督教这些国外教会在湖南获得了很大发展，但是外国教会的这种发展毕竟是建立在一系列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民众的不平等条约之上的，是以这些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传教和政治特权为保障的，由此所产生的近代以来不断激化的民族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加上早期部分国外教会及传教士及其教徒所做的诸如强占民产、干涉司法、包揽词讼、横行乡里等恶行，对中国传统儒学横加攻击，禁止传教士和教徒祭祖尊孔，这就严重违反了中国的传统民俗风情，加剧了西方宗教文化和儒家文化之间在价值观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这也是近代长沙地区教案频发的重要原因。

另外，我们也应该从另一个方面认识到近代长沙士绅官民掀起的反洋教斗争，固然有外国教会、传教士及其教徒方面的原因，但是民众对于洋教的不了解，彼此之间缺乏适当的沟通途径，都彼此固守自身的传统和原则，而缺乏彼此之间相互扬弃以达到寻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均衡点的主动精神，相互隔膜，甚至是对洋教产生极大的误解，也是发生教民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天主教会以及基督教各差会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而兴办的教育、慈善、医药卫生等社会事业，虽然主观上出于缓和民教关系，吸引民众，扩大社会影响，提高传教效果的目的，但是，教会所兴办的这些社会事业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传播了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改良落后的社会风俗，并且培养了一批近代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近代湖南社会事业的基础，为湖南社会的近代化发展在客观上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