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近代戏曲民俗的演变和“文明戏”的传入

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湖南戏剧改良运动

20世纪30年代，湖南曾有过一次戏剧改良运动，起始的目的是当局为控制“舆论导向”而展开的戏剧审查。但后来湖南戏剧界也自发地掀起戏剧改良运动，他们将爱国进步、抗日救国的时代主旨与戏剧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了现代戏剧的形成与发展。总的说来，在官方和民间的双重作用下，戏剧得到了改良净化，其内容更加健康与符合时代精神，形式更加活泼，更能满足民众的精神需要。

（一）政府推动的戏剧改良运动

20世纪30年代何键主湘时期，省、市政府十分重视戏剧的改良和发展，极力强化戏剧普及大众及教化的社会功能，试图通过“戏剧审查”使剧目内容更加符合统治的需要。

一是强化戏剧管理与审查机构，确保戏剧“党化”。早在20世纪初，设在长沙的湖南省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湖南通俗教育博物馆以及其他文化团体，是由湖南地方政府作为社会教育事业纳入教育部门进行管理。当时，长沙市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文化事业管理机构，因此，长沙的戏曲班社、影剧院等均由长沙戏剧电影业同业公会和戏曲行业的老郎庙公会按行规自行管理。政府仅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命令各单位须照章执行。清末民初，历届政府以“改良戏剧”之名，开始强化对戏曲界的控制，通过“戏剧审查”使剧目内容符合其统治的需要。何键主湘以后，尤其加强了对戏剧的监控。1929年10月，由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省教育厅、长沙市警察局等8个部门组成湖南省戏剧审查委员会，以“改良戏剧，使戏剧党化”。l930年3月29日，戏剧审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制定禁映(演)电影戏剧检查标准条例，其中规定：“凡违反本党主义政纲政策者；侮辱团体者……”均不准上映(演)。当年民乐戏院影片《马永贞》《荒江女侠》等遭到禁映。1931年1月，省戏剧审查委员会配合长沙公安局取缔“排街戏”、“隔壁戏”，禁止男女同台演出。该委员会前后活动近十年之久，对戏曲界控制极严，规定无论新旧剧目，“凡违反本党主义政纲政策”、“诲淫诲盗妨碍善良风俗”、“妨碍公共秩序”者一律不得出演，违者拘押重罚；禁止长沙戏剧界上演淫秽、迷信、荒唐、有损国体、轻蔑劳工、毫无艺术价值等剧目，对某些有鬼怪出现或揭衣挑逗场面的戏曲则厘定改良，并先后公布禁演剧目三批。[]

二是将影剧院列为“特种行业”，审查通过后方可开业。长沙市警察局规定，创办电影院和剧院者，必须到警察局申请登记，领取开业许可证方可开业。而且，开业后必须先请市政府社会科和警察局看片(戏)审查，通过后方可上映(演)。平时规定影剧院设军、警、宪弹压席，否则视为拒检，将扣留影片或封闭电影院或禁止剧(节)目上演。与此同时，通过长沙警察局对一些“不守法”的戏班、剧院进行取缔、驱逐、法办。l930年，警察局禁止远东湘剧场上演《蝴蝶杯》，并“法办”剧院经理和艺人；1933年9月，牖民新剧社在半湘街长沙旅社演出花鼓戏，经理陈鹏飞遭罚。此后，还集中200多名艺人进行“三民主义”思想教育，查禁女艺人唱排街戏，派员去剧院“审查节目”等。[]

三是注意发展民众的正当娱乐。为了进一步普及戏剧，省政府先后在长沙成立了民众国术馆、国乐研究社、平(京)剧社等团体。国乐研究社以发扬中国固有文化、保留传统技艺为目的，备有传统乐器、管乐器、敲击器等，聘请专家任教，学习《将军会》《春江花月夜》《霓裳羽衣舞》《阳关三叠》等乐曲。平剧社有社员30余人，聘请名演员担任指导，多次演出《审头刺汤》《宝莲灯》《铁公鸡》《空城计》《武家坡》等剧，颇受社会好评。[]

与此同时，湖南戏剧界自发地掀起戏剧改良运动，他们将爱国进步、抗日救国的时代主旨与戏剧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了现代戏剧的形成与发展。20世纪30年代初，日寇大规模侵华，长沙民众抗日爱国热情高涨，开展了以爱国主义为中心内容的创作和演出活动，进步文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戏剧的改革与发展紧紧围绕抗日救亡这一新的时代内容展开。为揭露日寇暴行，激励国人抗日救亡，1931年5月1 日，长沙《国民日报》在“国民公园”创刊号上辟《改良戏剧专号》，再次鼓吹戏剧改革，在湖南戏剧界立即掀起一次自发的改良戏剧活动，鼓励编排适合时代要求的新剧成为戏剧改良极其重要的内容。长沙戏剧界为此积极奔走演出，l931年12月9 日至11 日，长沙市戏剧业抗日救国会在远东湘剧场举行湘剧6班联合演出，踊跃为前方将士募捐义演。l931年元旦，长沙市戏剧同业公会罗裕庭等编写的《倭奴毒》第一集《血溅沈阳城》在长沙新舞台公演．全城为之轰动。1933年，长沙成立皮影改良研究社改良演出剧本。这些新剧的编写与公演对宣传抗日、改良古老戏曲均起到了促进作用。在戏剧抗日宣传及全城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双重影响下，长沙城乡掀起抗日救国的演讲高潮，据省民众教育馆1935年2月统计，仅在1年多时间里，抗日救国通俗演讲达172 次，特别演讲达l06次。[]此外，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众多由知识分子组成的非营业性新剧社如冻雨剧社、青春文艺社和白雪抗敌剧团等，“说他们要说的话，发泄他们要发泄的感情；也为着别人，给他们以欲听未听的话，欲见未见的事”。[]他们自筹经费，自编自导排演《娜拉》《日出》等名剧．紧紧围绕抗日救亡的时代主旨排演话剧，讽喻时局，宣传抗战，有力地推动了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因而这些剧社不愧享有“长沙剧运先锋”的称号。

总之，在官方和民间的双重作用下，戏剧得以改良净化，内容更加健康与符合时代精神，形式更加活泼，更能满足民众的精神需要。当然，政府当局种种措施的推行，无疑也强化了当局对戏剧的监控，戏剧有时难免不成为当局灌输反动思想、控制社会舆论的工具之一。

特别是“禁止男女同台演出”等规定简直是历史的倒退，这与省主席何键的尊孔思想有很大关系。

（二）抗日战争初期的抗敌演剧运动

抗日战争之初，湖南在文化、新闻、出版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传统湘剧与各种新剧，也参加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来，并发挥了巨大作用。田汉曾说，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如抗战时期这样伟大的显著作用的。[]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共合作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从武汉退到长沙，该厅负责战时艺术宣传的处长田汉，与著名戏剧家洪深一道，深入湘剧班社，召开“湘剧改良”座谈会，号召湘剧宣传抗日救亡。田汉本来就是湘剧的爱好者，返湘后即与欧阳予倩、葛一虹、任光、龚啸岚等湘籍名流，希冀通过创新剧目，改良唱腔，使古老的湘剧能够反映现代生活，参与抗日救亡宣传。为此，田汉发起排演了《骂汉奸》《湘北大捷》，亲自编写《江汉渔歌》《土桥之战》《梁红玉》等抗战剧目，并将《蒋世隆抢伞》等本为反映男欢女爱的传统湘剧剧目改良为时事剧，赋予其新的抗日救亡主题。剧情演变为：日寇铁蹄践踏处，田舍如洗，老百姓颠沛流离。在逃难的途中，两位青年邂逅，小伙子走失了妹子，姑娘走失了母亲。他俩共同控诉日寇兽行，在结伴同行中双方渐生爱慕，相互勉励要为国家民族做出一番贡献。

在田汉的推动下，长沙湘剧界纷纷表示“不肯作顺民，岂为敌歌舞”，并积极参与到湘剧抗日救亡宣传的潮流中来。名角徐绍清、王华运、吴绍芝、欧元霞、黄元和等纷纷组织湘剧抗日宣传队，开展戏剧下乡、戏剧入伍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新九龙山》《新扫梧桐》《骂汉奸》《周武革命》等一批经过改良了的湘剧剧目，大大地激发了爱国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

传统湘剧之外，抗战初期湖南活跃着众多新剧社团，如“青春”、“醒狮”、“赫曦”、“今日”、“北峰”、“一致”、“中国诗艺社”，另有一九三六剧社、逆流剧社、北烽剧社、白雪剧团、文抗会抗战剧团、战斗演剧队、青春文艺社话剧队、育英儿童抗敌剧团、工人剧团、长沙难民抗战剧团等多个演出社团，加上内迁的上海标准剧团、新时代剧团、南京戏校、山东戏校、北京雷电剧团、江苏大同抗日宣传队、临时大学剧团，以及军委政治部三厅抗敌演剧一、二、四、六、八、九队等外来剧团。省城长沙一度成为戏剧之都。

与承平时期的歌舞升平不同，国难中的新剧团深入城乡，演出《血战卢沟桥》《新雁门关》《旅伴》《卢沟晓月》《南苑惊魂》《南口血战》《黄浦风云》《八百壮士》《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救亡剧目，奔赴抗战前线慰劳杀敌将士，同时筹款募捐，抗敌演剧运动发展至高峰，湖南大学、国立师范学院、周南女中等10多个大中学校剧团也广泛发动起来，吝种大型演出不断，气势恢宏。这其中，田汉、曹禺、洪深、张曙、冼星海等亲自编剧、导演、作曲，创作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抗日戏剧。《血战台儿庄》一剧公演时，下起倾盆大雨，剧终后观众依然不肯退场，悲戚声、怒吼声此起彼伏，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堪与救亡戏剧相媲美的还有空前活跃的救亡歌咏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歌咏团体乘时而起。湖南文抗会歌咏协会、长沙音乐合唱团等本省在长沙的32个歌咏团体相继成立，另有外地迁来长沙的歌咏队7个，共计歌咏团队达40个以上。他们满怀激越的民族精神，宣传抗战思想，喷发胜利信心的激情，奔走于长沙的大街小巷，或引吭高歌，或慷慨悲歌，谱写了湖南抗战救亡运动中最为壮美精彩的乐章。他们教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救亡歌曲，闻者无不泪流满面。周恩来、叶剑英、沈钧儒、茅盾、徐特立、郭沫若等也曾到影剧院、电台讲演，观看演出，慰问演艺人员，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

注释：

[1] 熊治祁，万里等.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湖南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4.393

[2] 杨恩寿集.坦园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0.157－294

[3] 陈先枢.长沙野史类钞［M］.长沙：岳麓书社，2011.550－551

[4] 黄性一.潇湘菊影.长沙耆旧文存［M］.长沙：岳麓书社，2011.412

[5] 陈先枢.坡子街史话.湘城访古［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49

[6] 刘钦武等.长沙市志第十五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271—274

[7] 屈日中.清末以来长沙戏园的衍变［J］.长沙文史（12）：32—37

[8] 素子.长沙戏院素描［N］.上海申报，1933—12—17

[9] 长沙日报［N］.1909—4—13

[10] 长沙日报［N］.1909—4—10

[11] 长沙市志第2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96

[12] 长沙市志第13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12—13

[13] 四大名旦来长沙.长沙耆旧文存［M］.长沙：岳麓书社，2011.466

[14] 萧石朋，梁月波.十九年前梅兰芳先生来长盛况［N］.长沙日报，1955—12—9

[15] 长沙之有平剧［N］，湖南大公报，1944—2—27

[16] “银社”名票“谭麻木”.长沙耆旧文存［M］.长沙：岳麓书社，2011.464

[17] 20世纪30年代的湘剧唱片.长沙耆旧文存［M］.长沙：岳麓书社，2011.427

[18] 湖南省志文化志［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65

[19] 湖南省志文化志［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21

[20] 董每戡.最近的长沙剧坛［N］.戏剧新闻，1938—5—1

[21] 杨方田.长沙电影业的发展［J］.长沙市北区文史资料.（4）：126—127

[22] 非薄.电影—长沙的舶来品［N］.湖南国民日报，1932—1—17、24

[23] 宗法.银宫［N］.湖南国民日报，1935—2—21

[24] 陈先枢.湖南老商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570

[25]湖南省志文化志［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219

[26] 一行.胡蝶初见印象［N］.湖南大公报，1944—2—29

[27] 严怪愚.长沙咖啡店的几个镜头.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M］.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197

[28] 黎锦晖.我早期的音乐生活.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M］.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258

[29] 伍婷婷.中国第一位歌星黎明晖［N］.潇湘晨报，2016—3—6

[30] 薛其林，伍春晖等.长沙通史现代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555—559

[31]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长沙市志第13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l996.55

[32] 宋斐夫.湖南通史现代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324

[33]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长沙市志第13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l996.74

[34] 湖南大公报［N］.1930—2—17

[35] 薛其林，伍春晖等.长沙通史现代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729—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