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近代戏曲民俗的演变和“文明戏”的传入

三、“文明戏”的传入及其对社会流行时尚的影响

辛亥前后，一种新式的戏剧剧种——话剧，又称新剧，俗称“文明戏”首先出现在省城长沙。辛亥革命前夕，长沙的革命宣讲活动极为活跃，许多学生采取化装演讲、白话演讲的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之后，学生们开始化装用白话表演，时称学校剧，可谓是长沙话剧的先声。话剧搬上银幕，并通过诸多技术和艺术上的演变，由此产生另一门类的“文明戏”——电影。电影在20世纪30年代曾风靡湖南的城市，影星始有“粉丝”，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湖南城市风俗从传统向时尚的演进。

（一）新式戏剧的传入和发展

1912年，欧阳予倩邀请春柳社成员陆镜若等人来长沙演出，此为长沙有话剧演出的开始。1913年，又召集一批有志青年参与演出，影响所及，长沙先后成立了社会教育新剧团和文社等话剧团，民国初期的话剧多为家庭剧，由于贴近生活，许多剧目上演后，深受观众欢迎，尤其在长沙各级学校同学会中广为流行。

话剧的产生和发展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有着密切关系，1907年，欧阳予倩、曾孝谷、李叔同等深受西学和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春柳社”，采用分幕布景的方式以华语公演《黑奴吁天录》，是为中国近代话剧诞生的标志。之后，王春华在上海组织春阳社，翻演《黑奴吁天录》，是为中国本土话剧演出的开端。随着欧阳予倩等一批富有爱国精神、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陆续归国，他们开始运用这一新式宣传武器鼓吹革命、宣扬新思想。此时的话剧演出大多集中在上海，尚未深入内地。

在辛亥革命前夕，随着民主革命高潮的日益高涨，长沙的宣讲活动也日益活跃，形式多种多样，长沙的学生就经常采用化装，然后用说白话的形式进行宣讲活动，已具备近代话剧的雏形。

民国反正，1913年春天，国民党湖南支部的主要负责人龙璋、周震鳞等颇具影响力的士绅积极引进新剧，他们认为“通俗教育为万政待举之首图，编演新剧为通俗教育之急务”，于是决定“仿照东西各国剧法，组织社会教育新剧团，编演剧类，而“期于针砭恶俗，启迪愚蒙”，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在原先设立的社会教育团下创办了湖南近代第一个话剧团体——社会教育新剧团。[17]该剧团成立后，即首先从上海邀请欧阳予倩及春柳社、上海新剧同志会来长沙演出，同时也邀请了上海另一知名话剧人士上海进化新剧团名角顾无为同来长沙串演。欧阳予倩带领春柳社成员来长沙演出话剧，为长沙近代话剧的开始。长沙社会教育新剧团带有营业性质，外聘话剧名角或以长沙本地新话剧演员为班底而组建，这些剧团除行政事务人员外，最主要的就是演员，同时还设有专职或兼职编剧、导演、布景、道具、灯光、效果等人员，有的还另有乐队或歌舞队。还有其他一些剧团，人员最多50人，最少15人，一般为30人左右，其经营方式与薪酬，大都与长沙职业戏曲班相同。欧阳予倩及顾无为等上海话剧团来长演出，所排剧目，目的在于启发民众，宣扬新式理念。前往观看演出的以政界、学界中人最多，虽然票价不菲，需一元之昂，然而观众热情不减，演出时座无虚席，新式剧种从一开始便显示了对民众的吸引力。1913年秋天，社会教育新剧团由长沙左文襄祠迁往大东茅巷小瀛洲演出，并更名为文化新剧团，又邀请话剧名角陈大悲、汪忧游等参与演出，所上演剧目大多为历史剧。1914年春，来长沙演出的话剧演员相继返沪，文化新剧团营业不久即告衰落。无奈再次改组，更名为进化新剧团，迁育婴街演出，并由《湖南日报》编辑徐汉涛主持相关事务，采取降低票价等措施，吸引客源，经营状况一度曾有所好转。1915年前后汤芗铭都督湖南时，话剧团体曾遭取缔，但是欧阳予倩播下的话剧种子，已经植根于湖南，尤其是青年学生及其他爱国知识分子，更是认识了话剧，了解了话剧，更学会了如何利用话剧来进行宣传，以更有效地唤醒民众。1916年春，袁世凯称帝，举国唾骂，长沙修业学校校友会组织化装讲演团，在原善化县文庙（即今大古道巷东文庙坪），演出话剧，据说其演员中有当年春柳社和文社的人参加。浏阳欧阳予倩看了这次演出，在《长沙日报》上发表了两首小诗。其一曰：“春花春柳总尘埃，文社飘零剧可哀。不道当年广陵散，又随杜宇过江来。”

欧阳予倩(1889—1962)，原名立袁，号南杰，艺名莲生、兰客，笔名春柳、桃花不疑庵主，浏阳县人。欧阳中鹄之孙。15岁留学日本，参与“春柳”戏剧社创立，1907年演出话剧《黑奴吁天录》，获极大成功。1911年回国组织“新剧同志社”等戏剧团体，积极倡导话剧，并写作大量剧本。同时迷上了京剧，从名旦小喜禄专学青衣。其行径曾引起家庭反对、亲朋责难和社会非议，他却说：“挨一百个炸弹也不灰心”。这年冬，家里促归，他临行前还在张家花园登台演出京剧《宇宙锋》。1913年，欧阳予倩在长沙参加社会教育团，在北正街左文襄祠上演湖南第一幕新剧《家庭恩怨记》。接着又编了针砭时政的《运动力》。上演后引起当局不满，以致社会教育团解体。于是另组“文社”，在原长沙府学宫(今长沙市西文庙坪)继续演出，编演了红楼戏《鸳鸯剑》，自饰尤三姐，轰动一时。文社积极鼓吹民主革命等新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并不顾长沙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强行以学宫街明伦堂做为演出的舞台，先后上演《热血》《不如归》《猛回头》《运动力》《社会神》等剧目，对长沙社会民众产生广泛的影响。文社上演的都是反对封建旧思想、旧道德、旧传统，宣扬新式民主自由等观念的剧目，理所当然的受到封建守旧势力的不满和反对。汤芗铭督湘，“文社”被封闭，成员遭捕杀，欧阳予倩脱险回到浏阳。翌年春复去上海，在外滩办春柳剧场，演出京剧《玉堂春》《祭塔》等，一时与京剧大师梅兰芳齐名，有“南欧北梅”之誉。1922年，浏阳遭大旱，欧阳予倩先后两次率团回长沙义演救灾，桑梓之情，可昭日月。欧阳予倩还进行过改良京剧的尝试。1919年在江苏南通开办中国最早的培养京剧演员的伶工学校。1921年举办民众戏剧社，创刊《戏剧》。1926年参加“南国社”，开始从事电影工作。1932年参加左翼剧联。抗日战争期间与田汉等人在长沙、桂林等地组织国统区抗日进步演剧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有《欧阳予倩剧作选》传世。

在五四运动以前，话剧团演员都是男性，“五四”之后，女演员始登上舞台。此后，话剧在长沙民众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长沙的青年学生以及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继承和掌握了话剧这一新的表演艺术形式，并将其作为重要的宣传武器，每遇到重大历史关头，在长沙街头都可以看到青年学生们排演话剧的身影。虽然，长沙初始时期的话剧在表演上尚有些生硬，在认识上略显幼稚，表演服装欠缺，存在模仿照搬等方面的不足，但是，作为一个新生的剧种，它的诞生，不但丰富了长沙地区的戏曲艺术，而且以其通俗易懂、易看、灵活机动、贴近民众的特征，在社会宣传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29年夏成立的冻雨剧社影响较大，在短短的两年间，先后在远东剧院演出过《古潭的声音》《名优之死》等话剧。每次演出后都编有《冻雨周刊》专栏在《大公报》发表，时称“长沙剧运的先锋”，传播了反封建的斗争意识，锻炼培养了一批进步的演艺人才。1930年7月，红军一度进占长沙，其负责人左天赐由于参加红军担任《红军日报》编辑，冻雨社因此停止活动。之后，朱之倬等另行组织青春文艺社，初有成员10多人，1934年，逆流剧社部分社员转入，青春文艺社发展至40来人，出版过《青春周刊》，公开号召青年要以坚实的生活为基础，以人类与民族的前途为目标，追求“光明与热情”，反对封建腐朽与堕落，并力主抗日。10月，该社在青年会游艺场公演话剧《他们四个》《黎明》等，受到民众与媒体的肯定与好评，当时的《市民日报》载文赞扬：“在沙漠似的长沙，有人能掏出血汗来表现自己的艺术，是值得欢迎的。”[18]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国防戏剧运动”的旗帜下，话剧由于符合时代要求，日益受到民众的认同和喜爱。长沙戏剧界还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在《国民日报》辟有戏曲副刊《长沙戏剧界》，征集新剧本，开展戏剧评论，宣传爱国抗日，推动长沙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l933年成立的逆流剧社以“谋求发展中国话剧，帮助社会教育”为目的，时常进行演出，以推动话剧的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逆流剧社也加入抗日宣传洪流，先后演出《日出》、《黑地狱》等剧目。白雪抗敌剧团的前身是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白话剧团。l933年，改名为白雪剧团，l936年，抗日救亡运动波及湖南，该团演出《复活的怒吼》，以唤醒民众的抗日救国精神。次年，“一九三六剧社”部分社员转入，改名白雪抗敌剧团，有团员30多人，先后演出《为国牺牲》《杀尽倭奴》时，观众为之流泪。此后继续积极为抗日募捐义演，公演《死亡线上》《最后一幕》，所得收入捐献出来为前方将士缝制寒衣，还组织农村化装讲演队及街头话剧队，并常赴湘潭及长沙城乡演出街头话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沙活跃着众多话剧社团，学生们也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演出，宣传抗日，大大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精神。这一时期著名的社团有：

一致剧社。1937年10月，由民国大学学生和流亡来长的外地青年，经陈定、关穆等发起组成。1938年初充实和扩大阵容，董每戡任导演，后兼社长，其时有社员30人，其中主要成员有贺镜清、胡蒂子、陈新、张曙、张时、陈明、蒋砺等。1938年4月，举行第一次公演，后又参加多次广场联合公演，每日两次去电台进行话剧播音，影响日大。同年6月社员增至90人，把《争自由之歌》（董每戡词、冼星海曲）作为社歌。他们实践了社歌的要求，成了抗战初期长沙剧运的台柱。1938年8月，长沙市紧急疏散，一致剧社改组为一致抗敌流动宣传队，去常德、沅陵等地坚持活动。1939年被迫解散。在长沙演出剧目有《最后的吼声》《火海中的孤军》《敌》《天津黑影》《菱姑》《中国妇人》《古城的怒吼》等。

长沙儿童剧团。1938年4月在田汉、洪深等关怀和支持下组成。团长田海男（田汉儿子，时明德中学学生）。该团成立后，利用课余时间在青年会分头集合练歌、排戏，每逢周末、星期日晚集中活动。开始主要从事播音、街头宣传以及慰问伤兵和难民。后曾与长沙战时儿童服务团联合公演，并将演出收入全数捐给了战时儿童保育会湖南分会。演出的主要剧目有《中华儿童血》等儿童话剧，系剧团自己创作。1938年8月住地被日机炸毁，成员向大后方撤离，后并入闻名全国的孩子剧团。

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沙市育英小学是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个活动据点。1938年1月学校成立了中共支部，在东乡设立了分校，同时开展了“读书会”、“识字班”、“街头学校”、“流动图书馆”以及抗敌戏剧、歌咏活动，培养了一批进行文化宣传的儿童骨干，经常参加市内学生救亡活动和演出。长沙大火后，学校挑选近20个具有一定条件的学生于12月25日成立抗敌工作团，由校长孙伟领队，在市区、市郊以及邻县巡回开展开展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至1940年停止活动。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抗战剧团。1937年秋，由熊佛西带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农村剧团（后改抗战剧团）来长沙。其时长沙抗日救亡话剧尚处于启蒙阶段，话剧在民众中尚无根基。平民教育抗战剧团来长后，有演员60人，自11月1日起至18日止，连续公演了19天，演出《后防》（熊佛西编剧，杨村彬导演）、战歌（杨村彬编剧，贺孟虎导演）、《一片爱国心》（熊佛西编导）、《电线杆子》（周彦编剧，刘江导演）等剧目，共演了40来场，场场满座。熊佛西自称“是他干戏剧运动以来第一次”。抗日救亡话剧从此赢得了长沙观众的喜爱。此后，该团根据自己倡导的“穿过都市，深入农村”的口号，在长沙稍事停留之后他去。

国立南京戏剧学校巡回公演团。1937年秋，国立南京戏剧学校“为唤起全国民众巩固后防”，“组织非常时期巡回公演剧团至各地公演”。9月初，随学校迁来长沙，月底在民众大礼堂公演《最后关头》，当时报纸称赞：“诚不愧为振聋发聩抗敌救亡之名剧，观众千余人，莫不感动非常，亟思奋起杀敌”。此后，经常参加长沙各重大活动的联合演出，11月初又以该校研究实验部师生组成一巡回公演队，在长沙城郊及邻县作抗日救亡演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立剧校专业性强，经常为各演出团体以培训指导，并为长沙带来了一批抗日名剧，为湖南抗日救亡戏剧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长期间，国立剧校演出的剧目还有《炸药》《反正》《毁家纾难》《雷雨》《日出》《香姐》《警号》《东北之家》《疯了的母亲》等。

长沙临时大学剧团。北大、清华、南开大学迁来长沙后，1937年10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需要，年底组成临大剧团，并在民众俱乐部上演《暴风雨之前夕》（根据阳翰笙《前夜》改编）。此后，积极参与省会各种重大活动的联合演出，同时也多次进行街头演出。该团主要导演有李也非、陈诠、蒋萍，主要演员有宋哲夫、吴天若、高景星、刘雷、何方等。临大剧团还排演了《夜光杯》，但因1938年春学校迁滇，而未能和长沙的观众见面。[19]

这一时期，田汉、洪深、白薇、曹禺、熊佛西、孙伏园、成仿吾、欧阳予倩、欧阳山尊、吴祖光、向培良、董每戡等人，都在长沙从事过文化活动，有的主办演讲，有的直接组织抗日戏剧活动，对促进长沙戏剧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电影业的兴起和发展

电影是近代时期晚出但是却流传很快很广的文化娱乐事业，1895年自法国诞生之后，次年即传入中国，首在上海放映，初期多为无声的黑白影片。1905年，长沙青石桥宜新浴室首次放映引进的无声黑白短片，电影自此开始传入湖南，当年的《长沙日报》以“青石桥新到外国大戏”为题，进行报道称：本园主人“用暗房之妙术，传大陆之观形，尺幅间自有光怪陆离、风云变幻、活像如生、化工巧夺。前在武昌开演，蒙湖广总督张宫保赏鉴，播列报章中。其人莫不鼓掌称奇，兹在青石桥老德香斋内开演，男女分坐，招呼周到，务请光临为盼，每夜七点钟开演，风雨无阻，夜夜新戏与别不同”，所放映的电影有“大变把戏，伦敦回禄，美女化身，兵式体操，大游月府”等。之后，又有长沙东茅巷学仕馆、福星街黄氏宗祠、小西门水府庙以及长沙青年会、明德学堂、周南女校等地都公开放映过电影短片。此后数年，年年有私商临时租赁场地，短期放映电影。因为当时放映的电影都是无声的，很多是新闻片，一般市民看不懂，且票价昂贵，一般市民难以承受，所以观众很少，电影在这一时期很难得到普及。不过，这毕竟是一种新的文化娱乐方式的传入，为民国后电影在长沙的普及创造了条件。

辛亥之后，1914年，长沙开始出现专门的电影院，较著名的为长沙青年会电影院，即后来的燎原电影院。该院利用教堂作放映厅，银幕规整，坐椅舒适，以放映宗教影片为主，间或也放映故事片，如《珠宝案》等。影片精彩且图片清晰，青年会还配有专门的语言翻译，方便了观众，从而大大提高了公众观看电影的兴趣。电影作为一种新型的娱乐形式，初入长沙时，并不为民众所认可，如宜新浴室首次放映电影时，社会反响并不热烈，不到两周就开始降低票价，以招徕观众，据当时《长沙日报》载：“青石桥之灯影戏园经长善两首县禀请大宪照会英领事，饬令暂为停歇等情，闻该园现在将赴他处，遂复推广座位，约容七八百人，盖欲减价数日，以便择期他往云。”但是，电影以其新颖、多变的形式逐渐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观看电影日益成为民众喜爱的娱乐方式。电影不仅给长沙百姓提供了新的娱乐形式，同时也对其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15年11月9日至l2日，有旅湘法人祁拔司、乃甫、俄罗汉三人带来了放映设备和影片，在东茅街影戏园(原大信织布厂厂址)放了三天电影，以为慈善机关补充经费，对外售票银元3元一张，往观者均为商业界和神职人员，所放映的是一些纪实性的影片，如《法奥皇帝之御客》《法太子肖像》《法皇威廉抚循士卒》《校阅海军》《兴登堡元帅与军官谈话》《神甫为阵亡将士祈祷》等，盛极一时。这年，还有汉口百昌电影分公司在育婴街新剧园放电影，所放映片，如《旅客被窃》《亲夫拐奸》《画像骗衣》《私情未了》《美女被害》《游戏跳舞》等，已有了生活情节。[20]

以后较为正规的影院当推1925年建在八角亭西侧的西牌楼百合电影院，该院由长沙基督教青年会会员魏乔年等人创办，可容观众800名，设施完备，院容整齐，满场之日居多。初期主要放映欧美无声片，如《情海狂澜》《牧师奇遇》等，为吸引观众，特地请英语教师易怀曾把剧情翻译成中文向观众讲解。l931年6至8月，该院先后首映美国有声片《花团锦簇》和国产有声故事片《虞美人》，从此有声片落户长沙。这一时期长沙著名影院还有织机街的平平(平平后又在白马巷、丰瀛里开设有影院)、万国，鱼塘街的东方、中央、世界，青石井的海天，新街口(今东牌楼口)的民乐，吉祥巷的吉祥，又一村的民众和清泰街(今北正街)的美西斯等。[21]

1932年开业的国货陈列馆附属的大礼堂，初名银宫戏院，从开业第一天起就名声大振，在省内外及港、澳、台同胞中也享有盛名。银宫戏院曾接待过第一流的剧团，著名的京剧艺术家马连良等曾在这里演出。有声电影问世后，长沙商人魏延年与湖南省建设厅职员刘天职、蓝肇琪等人集股投资，租赁了银宫戏院，改装设施，建成银宫电影院，于l935年3月2日正式开业。当时是省内放映设备最好的电影院，拥有两台上海新蔡司伊康和百代有声放映机及整套幻灯设备，并配有电话、自来水、电风扇、锅炉等。银宫以上映国产有声电影为主，如上海联华公司拍摄的《大路》《渔光曲》《新的女性》等进步影片，深受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欢迎。湖南大学的学生都分批集体来看，长沙掀起了一股看爱国电影的热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38年日寇迫近长沙，这些电影院大多数停业。

1934年，湖南有了专业的影业公司，即大华影业公司，由江苏人周福堂在长沙西鱼塘街独资创办。周原是粤汉铁路的一个车僮（即乘务员），在一些片商的支持下，于1932年来长沙代理发行影片。他白手起家，不到两年，筹建了一个面向全省发行影片的大华影业公司。公司有会计、业务、管片、放映员等12人。从上海“天一影业公司”等购进一些影片租给全省各地电影院。同时，还接受外地个体影片发行商的委托，代理发行影片约100多部。其发行影片的租金因片因地而异，一般首轮卖座的影片，在常德、湘潭、衡阳等地每场银元100元，邵阳每场50元，武冈、新宁等县城每场20—30元。公司还拥有放映机和发动发电机5—6部，经常派“电影班子”携机带片到各地放映电影，一出去就是几个月。到1937年，已发展成湖南垄断性的影业公司，其影片发行业务遍及全省，“电影班子”也深入到洪江等边远山区城镇。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多数电影院被焚，大华影业公司迁到衡阳，继续向全省出租影片，并与当地商人合资开办金城电影院。1940—1942年，因影片来源日趋枯竭，业务一度萧条。1943—1944年，从重庆买来苏联片《十三人》《无敌坦克》以及卓别林主演的美国影片《大独裁者》等，又从上海、香港走私购进一些国产片、英美片，十分卖座，生意骤然兴隆。侵华日军迫近衡阳，大华影业公司迁柳州、桂林等地，不久即告结束。[22]

电影院分布地区逐年由大中城市向各小县城和偏远山城扩散，1925年以前仅长沙、湘潭等几个城市有电影院。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湖南各地大都有了比较固定的电影院，而且分布于除长沙、湘潭外的津市、郴州、醴陵、衡阳、邵阳、沅陵、常德、益阳、祁阳、零陵等地。如l930—1949年，全省有固定场所的影院，长沙27家，津市l家，郴州2家，湘潭3家，醴陵3家，衡阳2家，邵阳4家，沅陵l家，祁阳2家，益阳9家，常德2家。[23]

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沙电影业蓬勃发展，黄兴路上多了一家名气很大的影院。这就是l947年由蒋寿世等人创建的银星电影院。该院有座位1034个，从上海购回美国放映机，注重放映质量，高薪聘请技师担任放映员，服务员彬彬有礼。放映《一江春水向东流》《天亮前后》等贴近市民生活的影片，情节感人，引起极大反响。银星电影院l956年公私合营，l958年转为国营，l996年兴建平和堂商厦时拆除。

此外，抗战后，今长沙万代广场处有国泰电影院(即后来的大众游艺场)，中山公园(今青少年宫)内有和平电影院，原刘胡兰塑像处还有华南电影院。

（三）明星流行时尚对湖南民俗及民众生活的影响

新式戏剧和电影的传入，给湖南社会，特别是城市生活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20世纪30年代的长沙，每次电影明星的莅临都能引起一次小小的轰动，也成为当时报刊最热门的

新闻题材。那时中国有两位电影女明星宣景琳与胡蝶来过长沙。宣景琳主演的影片有《少奶

奶的扇子》《上海一妇人》《歌场春色》等，并与胡蝶合拍《姊妹花》，成为当时上座率最高的巨片。1935年7月湖南《大公报》载，宣景琳的剧团来到了长沙。这时正值长沙百合电影院首映她的《歌场春色》，而且片前还有一段她的清唱《汾河湾》，所以赢得了长沙人的青睐，剧场门庭若市。传闻中有一名军爷，看中了这位“半老徐娘”，特设堂会请她出席。因传说此人有“金屋藏娇”之习，她没有去，因而得罪了这位军爷，被责令不许离开长沙。宣景琳焦急万分，只得托人找何键的女婿李觉求救。李觉说：“莫怕，我送你上船。”这样，宣景琳才悄悄离开长沙。此事成了当时长沙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足见明星的魅力。

1938年长沙《力报》刊载郭维麟《湖南人》一文，讲了另一位电影明星——杨耐梅对长沙人生活的影响。他说：

湖南人爱新鲜，又爱时髦。不过新鲜与时髦的时间性很长，倒是一个特点。例如六七年前杨耐梅曾到过长沙一次，堂堂电影明星，自然要哄动一时哪。而至今长沙还流传着所谓“耐梅装”的时装和烫发的式样。凡是一个新鲜，在湖南人的心目中都能如此永久地固执着，诚然不可谓之不朽也。为了爱新鲜，所以湖南人怕“朽”，于是“朽”字便被用到骂人上去了。如果你的态度神气有点不讨湖南人的欢喜，他们会说你是“朽气叶叶”的“朽崽”。

胡蝶到长沙还遭到了长沙市民的“围观”。1944年2月28日下午五时，“记者从八角亭经过，见复盛绸缎庄门前围了一大堆人，向门里张望，记者顺眼向里一看，并没有好像是照例的如争吵之类的场面。问问这些人，才知道是‘看胡蝶’”。[]胡蝶十年前就到过长沙，这次到长沙是为宪兵子弟学校筹募基金而举办音乐会的，但记者和民众津津乐道的却是胡蝶的风韵和演技。记者说：“昨天见过她的人都说，胡蝶的风韵不减当年。……记者最近看过胡蝶的《歌女红牡丹》，她本人虽谓这影片的‘空气不宜’，然她个人的表演，确较十年前配音的《歌女红牡丹》进步万倍，以色相看胡蝶，胡蝶是正在大有为的英年。”

以上这些报道折射出长沙民众对明星的钟爱，连穿着都要模仿明星，可见当时明星的“粉丝”效应已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说明民国中期长沙“追星族”的消费风尚已相当前卫。

除了上述外地明星经常来湖南外，湖南本地也涌现了不少明星，这也是明星为什么在湖南能得到追捧的重要原因之一。20世纪30年代，湖南籍电影明星主要有：

金山（1911—1982）。原名赵默，字缄可，湖南沅陵人。父赵锦文在江浙一带经商，后定居苏州。青少年时期，金山当过学徒。后在上海学画、学诗，参加京剧表演，并参加反帝大同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与章泯组织东方剧社。同年秋，又组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先后主演外国名著《娜拉》《钦差大臣》和电影《狂欢之夜》《夜半歌声》，成为著名戏剧和电影明星。1936年，组织“四十年代剧社”，主演话剧《赛金花》、《爱与死之角逐》，电影《貂婵》。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参加上海戏剧、电影界联合大公演，演出话剧《保卫卢沟桥》。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与洪深共同组织“上海救亡演剧二队”，任副队长，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同年冬，组建“中国救亡剧团”，金山任团长，历尽艰险，远渡重洋，到香港、新加坡、马来亚、越南等地向华侨募捐演出《塞上风云》《卢沟桥》《九一八以来》等救亡话剧。1942年2月，剧团到达重庆，他主演历史名剧《屈原》，演出时问长达月余，场场爆满。

胡萍(1910一？)。湖南长沙人，因多才多艺，能编善演，被人称为作家明星。曾在长沙远东咖啡馆当过招待。田汉发现她具有演戏的天赋，就介绍她到上海进入戏剧界。她先加入上海“大道剧社”，参加演出了《街头人》《乱钟》等舞台剧。l931年，胡萍进入电影界，先后在“友联”和“白虹”影业公司拍摄了《海上英雄》和《绿林艳史》两部影片。1932年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l932年至l933年，在“明星”公司参加拍摄了七部影片，其中的《恋爱与生命》和《姊姊的悲剧》两片由她担任女主角。《姊姊的悲剧》的剧本由她编写，高梨痕出任导演，男主角是郑正秋。l933年秋，她转入艺华影片公司，主演了《烈焰》一片。1934年至l935年，胡萍在“艺华”主演或担任重要角色的影片有史东山编导的《女人》、阳翰笙编导的《生之哀歌》、蔡楚生编导的《飞花村》、洪深编剧的《时势英雄》以及欧阳予倩的名作《新桃花扇》等，成为“艺华”的台柱。l936年，胡萍转入新华影片公司，主演了史东山编导的《狂欢之夜》及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的《青年进行曲》。l937年她主演了影片《夜半歌声》，在此片中，她的演技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获得好评。抗日战争爆发后，胡萍积极参加四幕话剧《卢沟桥》在南京大华戏院的演出。抗日战争后息影，世人不知其所终，一说1945年去世，一说抗战后隐居长沙。

王人美(1914—1987)。原名王庶熙，湖南浏阳人，生于长沙。l926年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王人美到黎锦晖创办的上海美美女校学习歌舞，黎锦晖为她改名王人美。同年加入上海中华歌舞团。1931年加入联华影业公司为电影演员。明月歌舞剧社改组为联华歌舞班的当年，王人美在孙瑜编导的《野玫瑰》中饰主角，该片公映，王人美一举成为明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人美拒绝为日寇拍片，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并参与了以“七七事变”为主题的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的演出。抗战期间她主要从事话剧活动。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为防止国民党对进步艺术家的迫害，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关怀下，王人美等一批影剧名人避居香港。l949年12月随港澳电影界观光团回广州参观。1950年由香港返回上海，进昆仑影片公司。

白杨(1920—1996)。原名杨成芳，又名杨君莉，湖南湘阴县(今属汨罗)人，生于北平。父亲为清末举人。1931年，由于家庭破产，父亲弃家不知去向，兄嫂出去独自谋生，母亲病故，白杨三姐妹亦相继辍学。这时白杨刚满ll岁。l932年，迫于生计，白杨投考联华影业公司北平分厂演员养成所，随即在影片《故宫新怨》中饰演角色。同年在上海参加左翼戏剧运动，因主演《梅萝香》《茶花女》等话剧，在剧坛显露头角。l936年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二厂，与赵丹联合主演《十字街头》，一举成名。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参与组织影人剧团，辗转武汉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到重庆，在中华剧艺社演出《天国春秋》、《屈原》、《法西斯细菌》、《雷雨》等剧。1946年回上海，在昆仑影业公司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进步影片。1948年赴香港拍片。1949年4月返回北平，ll月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

由于这些明星是湖南人，湖南观众对她（他）们有着特殊的好感，长沙各大影院每当放映她（他）们主演的演片时，总是一票难求，售票窗口很早就挂起“客满”牌。尤其是胡萍，由于出道前当过远东咖啡馆女招待，成为长沙市民热议的对象，“远东”的生意也因之经久不衰。名记者严怪愚曾有一段记述证实了这一事实：“远东，开设已经近七年，为聘请女招待之先知先觉者。现在银幕走的最红的胡萍，便由这里出身。虽则胡萍自己现在上海竭力否认曾在长沙当过女招待，可是记者那时正是远东的老主顾，天天看见过她，与现在的她，样子并没有两样，所以我仍是说胡萍确在远东当过女招待。”[]

20世纪30年代，湖南民众心目中最红的明星是电影明星兼歌星的“两栖明星”。湖南被视为中国近代流行音乐的发源地之一，盖因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乃湖南湘潭人黎锦晖。黎锦晖曾说过：“明月社的音乐活动，与我的创作分不开，而我的作品，又与我从童年开始的音乐生活分不开。我童年玩弄过古琴和吹弹拉打等乐器；也哼过昆曲、湘剧；练过汉剧、花鼓戏。”[]

黎锦晖（1891—1967）。湘潭“黎氏八骏”之一。自幼学习古琴和弹拨乐器，家乡民间音乐和当地流行的湘剧、花鼓戏、汉剧等戏剧音乐对他影响至深。1927年创办“中华歌舞学校”，后又组建“中华歌舞团”。1929年在上海组织“明月歌舞团”，并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1931年，“明月歌舞团”并入联华影业公司。黎锦晖所作的《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当年湖南城镇学校的男女学生几乎人人会唱。《桃花江是美人窝》由黎锦辉 <http://baike.baidu.com/view/1173169.htm>于1928年在南洋群岛巡演时创作的，这首歌曲源自他的一段爱情经历。他曾在1911年和长沙女校一名学生、成为他后来妻子的梁惠方相约来到梁的家乡——湖南省桃江县 <http://baike.baidu.com/view/191133.htm>桃花江畔。由于那里春意盎然，桃花艳丽，女子秀美，所以“桃花美人”作为艺术意象留在黎锦晖的脑海里。此次南洋之行，他面对海滩椰树，又想起了桃花江的旖旎风光和那些秀美的女子，便一气呵成了这首名闻遐迩的《桃花江是美人窝》。黎锦晖把他的长女黎明晖也培养成了“中国歌坛第一位流行乐歌星”。

黎明晖（1911—2003）。黎锦晖长女，生于湘潭，长于上海。黎明晖12岁即登台唱歌，其演唱的《毛毛雨》、《人面桃花》等歌曲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行一时。15岁涉入影坛，1925年首演《不堪回首》。以后，相继主演《战功》《小厂主》.《柳暗花明》《可怜的秋香》等影片。1934年，黎明晖和胡蝶、阮玲玉、陈玉梅一起合称为“影坛四大金刚”。1938年主演《凤求凰》后退出影坛。

湖南“影迷”对黎明晖的痴迷程度，可从黎明晖同父异母的弟弟黎泽荣的讲述中略见一斑。黎明晖在81岁时曾回忆她早年艺术生涯时的故事，有一次，湖南湘潭一位“影迷”写信给她，由于不知道通讯地址，信封上只写了五个字“上海小妹妹”，她居然收到了这封信。原因是1925年她由歌坛转入电影界，在神州影片公司的《不堪回首》中饰演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之后又在大中华影片公司摄制，由张织云主演的无声电影《战功》中饰妹妹，演出之后获得“小妹妹”的雅号。可让黎明晖风靡一时的却不是电影，而是在1927年，她演唱父亲写的《毛毛雨》。“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停……奴奴呀只要你的心……”一时间，这首歌传遍湖南长沙、湘潭、衡阳、常德等城市的大街小巷。[]

黎明晖在那时候的上海，装束跟一般女子有别，人家梳长辫子、穿旗袍，黎明晖却冲破束缚，大胆表现自己。她是短发、短衬衣、短裤或短裙。这样的装扮显得十分前卫。长沙各女校的学生纷纷仿效，散学时满街都是短发短裙的女生，“明晖装”很快在湖南各城市流行起来。

“流行”一词，《辞海》的解释是：“迅速传播或盛行一时”，并无褒贬的色彩。可是，它一旦与“美”字连在一起，情形就不一样了。在社会生活领域里，新的、美的东西较易流行，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它反映了人们正常的审美心理。一支歌唱腻了，就想有新歌来代替；一种服装款式穿厌了，就想变换一下花样。这种流行的时尚美，必然会反映到消费行为和商品的流行样式上来。民国时期湖南城市民众从明星流行时尚中感受到审美愉悦，这反映了审美活动的共鸣观象。包括明星带来的流行歌曲和流行服饰所表示出来来的优美情调和姿态深刻地触动了欣赏者的心灵，使受众把自己的感情与其交融在一起，产生了强烈的欲望。这时民众对明星流行时尚的社会心理具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新鲜心理。新鲜心理主要表现在流行的开始。每一种流行，开始都是以与众不同的形式和方法出现的。愿意接受新鲜事物是人类的本能，所以民众常乐于接受明星带来的新的、稀少的东西。因此，流行初期是以稀少、新鲜感强烈为特征。不稀少，也就不新鲜，流行就过去了。明星时尚有很强的新鲜感，容易引起人的无意注意，所以能使人更快更早地注意到行为主体。有些人喜欢模仿明星别出心裁的打扮，实际上是希望引起他人的注意。人们在崇尚流行时，既要求模仿，又要求个性化。由此形成了流行时式繁复多样化，同时也说明了求新心理是一种普遍的、易变的、不稳定的社会心理现象。

二是从众心理。从众心理主要表现在流行初起阶段。这一心理决定了一定时期的流行趋势，并使加入流行的人数在整个流行过程中呈正态分布。从众心理有“顺从”和“盲从”之分。一般说来，社会上对流行极为敏感的人和不屑一顾的人都是少数，绝大多数人对剧目、歌曲乃至商品等的审美心理是随着流行时尚的发展而转移的。顺从是自觉的行为。人们往往认为，凡是合乎潮流的就是好的、美的，反之就是落伍的和过时的。顺从表现了人们寻求社会认同感和社会安全感的心理。所以，这部分人乐意接受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东西。这种顺从大多数的心理和个人自愿接受社会行为规范的倾向，是明星时尚得以流行的重要条件。

三是优越心理。即流行时尚在民众心目中的审美价值，认为优越即为美。那些明星的追捧者们，以明星的所好为己之所好，认为流行时尚的核心是能“表现自我”。他们仿效明星行为和装扮的动机常表现为“炫耀”和“好胜”，高人一等。总希望他人对自己的行为模式、娱乐方式，以及穿着明星服饰所衬托的地位和风度予以羡慕和赞赏，因而在明星时尚流行时，有意追求自己的“心理形象”，尽管这种人在当时湖南还只占总人口的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