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生活运动”和湖南社会风俗的变化

三、传统节日的存续和新节日的产生

所谓节日，是指群众性的娱乐、庆祝、纪念或祭祀的日子，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反映着一定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心理特征、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各种节日活动渗透入民众的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形成节日习俗，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不同历史时期的节日习俗也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传统节日的存续和改进

湖南传统节日的形成和发展，一是源于各种农事和农事祭祀活动，由于长期处于农业社会之中，因此，其传统的节日大多与各种农事活动有关，如“四时八节”中的“八节”，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以及含“八节”在内的二十四节气，即是以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气候变化来确定的。又如春节，亦称年节，年者，谷熟也，春又为岁之首，因此，庆祝春节，即含有庆贺和祈求丰收之意；二是源于纪念著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历史传说，如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源于纪念屈原，寒食节纪念介子推等；三是源于宗教祭祀、民间信仰，如中元节祀鬼神、祭祖先，过小年祭祀灶神等，这三个方面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湖南传统的节日民俗，并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发生变异。[27]

湖南名目繁多的传统节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也是湖湘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多方面的作用，具有纪念先贤、尊祖尊长、增进感情、强身健体、团结亲邻、消闲娱乐、陶冶情趣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农事节令，提醒民众要适时耕作，不误农时，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这些传统节日本身也具有显而易见的弊端，不少节日本身渗透着浓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等级意识以及迷信色彩，有许多节日禁忌使得人们无所适从，尤其是一些迷信活动，更强化了民众的宿命论价值观。湖南的传统节日多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逐渐形成的，到了近代之后，随着社会局势以及社会生活的变迁，也必将发生演变和革新。

辛亥革命之后，清代的一些重大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依然得以传承，而清代专为庆祝皇帝、皇太后寿诞的万寿圣节和万寿节则因清朝的覆灭而被废弃。得以延续下来的传统节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相互之间的重要性和位置发生了改变，前清时期通常是以春节、冬至、万寿圣节为最重要、最突出的三大节日，辛亥之后，则逐渐演变为以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为最主要的三大节日。二是原有各传统节日本身所具有的封建宗法、等级思想和宗教、迷信色彩在辛亥时期日趋淡化，纯粹的宗教、迷信节日被废除，而社会宗族势力的衰落也使得节日中所具有的祭祀功能逐渐减弱，一些节日本身的纪念性意义日益弱化，但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节日的文化性、娱乐性、商业性却日趋增强，如春节、元宵节期间，人们舞狮舞龙，举办灯会，游街市、逛庙会，还有各种戏剧、歌舞、杂耍演出，热闹非凡，规模越来越大，娱乐色彩和商业气氛更加浓厚，类似民众的节日狂欢；端午节赛龙舟活动的纪念性意义已经不甚突出，更多地表现为娱乐性、竞技性的活动；冬至节因其祭祀功能的弱化，在辛亥之后地位明显下降；而春社日、花朝节、上巳节、浴佛节、中元节等节日，因其所具有的宗教和民间信仰、迷信等特征，在辛亥之后，或废除，或日趋衰落，不复旧日盛况。三是因民元之后，历法的革新，使得以传统阴历为基准的部分节日在时间上发生了变化，如纪念孔子诞辰的圣诞日，前清时期均在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举行祭祀仪式，辛亥之后，改用世界通用的公历即阳历取代传统的阴历，因此，1912年，长沙按照民国政府的规定，将孔子圣诞日的时间改为公历10月17日，政教等界届时举行纪念会。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就正式通电改用阳历。光复各省为表示与旧的朝代、旧的习俗分道扬镳，力图改革旧习，推行新风。民国历任政府对其他节庆也做了相应的调整。1914年，北京政府内务部呈交大总统袁世凯，规定四季节日：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袁世凯批准了呈文，“四节之时，国民得休息，公务人员放假一天”[28]。l930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将阴历年节改为阳历，将5月5日规定为国历端阳节，通令放假。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和封建帝制，封建国家的忌辰和庆典在全国也成为历史的陈迹。尽管新的时代和新的历法已推行，但是中国老百姓只认农历腊月三十是除夕、农历正月初一是传统的元旦，对新的阳历元旦根本不予理睬。冷落阳历、热心阴历，体现了民国初期民众对新历的态度。民国元年长沙流行一副对联：“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据传该联为著名绅士叶德辉为长沙坡子街的土地庙所撰。它反映了大多数人对推行阳历的抵触，仍以阴历为主，尤其是在农村，阴历更是唯一的计岁法。临时政府参议院在编印历书时规定：一、由政府于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这既体现了破除迷信旧俗的改革精神，也包含了对民间习惯的一种妥协。

传统年节不仅是历法上的节气，实际已积淀了丰厚的民间思想观念和传统心理习惯。阴历虽有缺陷，但在中国已实行数千年，经历代改良，本身不乏可取之处。实际上，阴历在长期的实行中已与中国的节日、民俗融为一体，成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民国时期传统节日绝大部分仍旧传承下来，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但也有少数节日逐渐淡化，以致淘汰，如花朝节、祭祖节渐趋淡化。“民国改用阳历，而民间率于阴历年底结账，又农时亦以阴历节气为便，习俗相沿，积重难返”。[29] “吾人既过阳历年矣，今忽又过阴历年，岂非怪事，虽然不足怪也。阳历年者，国家之政令，阴历年者，社会之习俗，吾国数千年历史习用阴历，自经民国近数年耳，夫欲以短少之岁月易数千年之习俗，谈何容易。”。[30]

旧历虽然仍旧盛行，但城市中的机关、学校、工厂、银行、市民逐渐使用新历，因而岁时新旧并存决定其节令习俗也是新旧并存，伴随政治的改元，新节令习俗逐渐萌芽、生长起来。[31]一度在社会上形成官民二历、新旧参用的局面，政府机关多用阳历，而民间多采用阴历。比如过年是“新历之新年，系政治之新年，旧历之新年，乃社会的新年”[32]。“民国改用新历，除阳历元旦及双十节城中公团、学校庆祝、拜贺外，其余城乡节令一仍旧时，故岁时仍用阴历”。[33]

南京政府成立后出现过一次春节废存之争。在北洋政府期间，官方采取的是公历和农历并存的态度，并没有试图强制改变社会习惯。官方会在元旦大行庆典，而民间则依旧在农历春节进行狂欢。只不过社会舆论将过元旦新年称为“维新”，往往受到舆论的赞扬，而对农历新年则赋予一些负面意义，认为是“守旧”。甚至还有人曾撰诗曰：“旧历新年一旦逢，亦新亦旧说难通。维新政策风趋白，守旧人家色尚红。”不过即使有这种导向，两个新年还是并行不悖，彼此相安无事。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开始大刀阔斧地在历法上进行改革。1929年1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废除旧历，禁过新年，意图要“辞”旧迎“新”。

湖南省当局紧跟中央政府，据湖南《大公报》记载，1930年1月30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一，湖南省各个机关都收到了一纸政令，要求“为提倡国历起见，各机关本日照常办公。”在当时的官方政令里，将农历新年称为“废历元旦”，随后的报纸里，同样用的是这样的称呼。除了政府机关，学校也不允许放假。1931年，国民政府《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规定，各级学校寒假时间为1月18日到1月31日，也就是说学生们的春节，得在学校过了。而各大商会也不允许在“废历元旦”期间关门闭户，湖南省公安局在临近除夕期间，还特别发表布告，“禁止商、民闭市休业，以除旧习”。

农历春节期间民间的种种习俗，如舞龙舞狮、敲锣打鼓等，也都受到了限制，“所有龙狮花鼓以及赌博花灯，不仅有伤风化，且妨害安宁，特严告禁止。”公安局还派出了警察进行巡逻，“有故意违犯，定予带案纠正”。不仅是政府，一些知识分子同样把过农历新年当做陈规陋习，柳亚子公开声明要引导大家废除旧年，“我们言论界，是担负指导社会的责任的，我以为宣告废历死刑，应从我们言论界做起”。湖南的报刊媒体上则将是否过农历新年，当做了“革命性”的指标。在各种报端，民间的过年风俗被统称为“陋习”。在春节期间还特别派记者去考察坊间的情况，包括是不是有放鞭炮，商界有没有闭市，几家在过年期间没有闭户的老字号被点名表扬，而书业则被指“仍在过废历。”

湖南《国民日报》在1930年1月30日曾发表社论称，为了保住“湖南人最具革命性”的招牌，对于“废历元旦”，要严加注意。“政府方面，要仰仗公安当局，如发现有贩卖门神纸花等，便赏他一个撕之大吉。如有玩龙灯狮子的，便请他们尝尝铁窗风味。”还在结尾提倡民众一起打倒“反动派”，“至于拜年，喊恭喜发财的，我们即目他为反动口号，硬指他为不奉民国正朔的反动派”。

在民间，同样有因为过年引发冲突的事。1930年2月3日湖南《大公报》记载，攸县县长派人持枪威逼各商家，农历新年照常营业。而有商家坚持要休业，两边相持不下，起了很大的风波。1930年2月，长沙市各邮局接到了从长沙寄出去的农历贺年卡片不下数十万份，虽然湖南邮务管理局遵照邮章投递了。但政府通告各省邮务监察处将贺年卡扣留，并将这批贺年卡称为“违禁物”，“以此种违禁物有违禁令，昨日将该局堆积如山之贺片一律扣留。呈送高级机关，听候处理”。

虽然有政令和舆论指引加上强制手段，在民间，农历新年还是照常在过。同样是湖南《大公报》记载，在1930年旧历新年期间，“除夕的爆竹声“闹得通夜不曾入梦”。正月初一，各商店除邮局、书店及贩卖儿童玩具者外，全都关门大吉。长沙的寺庙如玉泉山、龙王宫、朗公庙等，一路上都是去祈福上香的人。一些商会则两边都不得罪。作为新文化代表的书业，在1930年元旦新年期间，都贴上了红纸条，休业三天庆祝，被当成新闻上了报纸。而在农历新年期间，除南正街商务图书馆及府正街广雅书局两家，其他都闭门过年去了。而钱业同样在元旦新年休假八天来庆贺，显示自己对于新政的支持，在农历新年，则以“春季结账休业五天”为由关门，“盖表示其绝非过废历新年。”不少戏班，依旧选择在农历年底进行封箱演出，给出的理由是要“结束账项”。民乐戏院跟远东大戏院还在农历新年邀请了剧团演出，以庆贺“春禧”。

民间对于农历新年的维护，也影响着政令的真正施行。1929年，官方要求农历新年全国报纸不得停刊。然而一般报纸还是选择了停刊，即使没停刊的，采取的方式也是出一张或者几家联合起来出一张报纸。除了记者编辑们要放假，另一大原因是印刷工人回家过年去了，1933年，《新社会》编辑曾公开诉苦：“废历新年，工人要循俗例休息，我们稿子编好了，发不出。所以这期本刊的出版，延迟了几天。”

这样的状况，也引来了学者的反思，著名民族学家、民俗学家杨堃在1932年发表了《废历年节之社会学的意义》，告诫政府和知识界精英对民俗变革时必须考虑传统习俗存在的社会根基。到1934年，官方开始让步，发文称“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变相宣布了“废除旧历”的失败。[34]

（二）新节日的产生

辛亥革命前后时期，随着西学西俗在长沙的深入传播，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湖南的节日风俗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原有的主要传统节日在辛亥之后依然存在，并居主体地位，同时由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推行建元改历，采用新的历法和纪年方式，对传统节日必然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具有近代意义的新节日陆续出现，并日益得到民众的接受和认可，在民间得以普及，对社会政治生活和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辛亥之后出现的新节日都是以新式的历法——公历为基准的，大多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纪念性节日，或与民主革命运动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有关，或受到西俗东渐的影响，或与近代世界潮流的变迁有关。如：1.双十节，每年公历10月10日举行，此日原为辛亥革命时武昌首义的纪念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之后，即以该日为国庆日，通令各地执行，每年此日，长沙各机关、团体、学校等均放假，升旗并举行庆祝活动。2.圣诞节，公历12月25日，为基督教庆祝耶稣诞生的节日，辛亥之后，除教徒外，也逐渐为湖南城镇民众所接受，后其宗教纪念色彩日益淡化，而逐渐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节日活动。3.童子军节，公历3月5日，1912年，武昌首次建立中国童子军，民国政府决定以3月5日为童子军节，后逐渐传至湖南，多于学校施行。此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为公历3月29日，国耻纪念日为5月9日，青年节为3月29日等等。这些新节日在湖南的陆续出现，既丰富了民众的社会生活，促进了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增强了民众政治参与意南识，同时又影响了近代湖南社会的发展，丰富了湖南地区的节日风俗，为湖南节庆活动增添许多新鲜的时代气息，体现出湖南民众的社会生活及其社会意识向近代化的嬗变。

到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新生活运动时期，带有政治性的纪念节日更多且杂。这些所谓纪念日或与革命运动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有关，或是受世界潮流的影响而设立。仅1935年中华民国日历所标明的纪念节日有：l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l月28日，淞沪血战纪念日；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3月18日，北平民众革命纪念日；3月29日，七十二烈士殉国纪念日；4月12日，国民党清党纪念日；4月18日，国府迁都南京纪念日；5月3日，济南惨案国耻纪念日；5月4日，学生运动纪念日；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纪念日；5月9日，“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日；5月31日，上海惨案国耻纪念日；6月1 日，孙中山奉安纪念日；6月3日，拒毒纪念日；6月16日，孙中山广州蒙难纪念日；6月23日，沙基惨案国耻纪念日；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纪念日；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纪念日；8月20日，廖仲恺先生殉难纪念日；8月27日，孔子诞辰纪念日；8月29日，南京和约国耻纪念日；9月7日，辛丑条约国耻纪念日；9月9日，孙中山第一次举义纪念日；9月18目，国难纪念日；9月2日，朱执信先生殉国纪念日；l0月10日，国庆纪念日；ll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12月5日，肇和兵舰举义纪念日；l2月25日，云南起义纪念日。这些是根据政府的立场确定的革命、先烈和国耻三个方面的纪念，其中1月1日、3月12日、3月29日、5月5日、7月9日、l0月10日、ll月l2日7个节日全国放假一天，并由政府主持最高纪念活动，其他纪念日由各级政府主持一般性的纪念活动。[35]

其他国际性或公益性的节日有：3月8日国际妇女节、3月12日植树节、4月4日儿童节；5月1日国际劳动节、6月30日禁烟纪念日、8月27日教师节是(孔子诞辰日)等。

在湖南，有些节日办得有模有样，民众参与度也高。1928年，国民政府将孙中山逝世日——3月12日定为植树节，全称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节，用以纪念孙中山并进行植树造林。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主张大规模地造林，并多次在演讲中阐述植树造林的重要性。

从1929年开始，一场大型的植树造林纪念典礼开始在湖南推行。1930年恰逢孙中山逝世五周年，国民政府也正式把植树造林提到了国家重大运动的地位，从此掀起植树的高潮。湖南提前两个月就开始筹备，政府向群众发放树苗，供社会各界和市民种植。还规定从3月9日至15日为“造林运动宣传周”。从元月份开始，湖南省建设厅就电令长沙县府建立苗圃，为造林做准备。定在岳麓山建立“中山纪念林”，要求“各机构人员届时均宜前往造林。”于是在岳麓山穿石坡植下了大片油茶林，至今郁郁葱葱。林地上方建有中山纪念亭，下方立“中山纪念林碑”，上刻《总理遗训》：“有了森林，天气中的雨量便可以调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灾便可以减少；要能够防水灾便先要造森林，有了森林便可免去全国的水祸。”造林活动也就从民众行动，变成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仪式。植树节那天种树之前，先要走奏乐、全体肃立、行致敬礼、读总理遗嘱、静默、主席报告开会宗旨、演说、唱植树歌、喊口号这一套程序。[36]当时湖南的植树方案，主要在全省推广油桐的种植，不仅是为了响应植树造林，更是出于经济考虑。民国时期，桐油是湖南重要的出口贸易物资之一。湖南的桐油产量，占到了全国出产的三成以上，仅次于四川，因此“植桐”成为了湖南的一件大事。

长沙对儿童节十分重视。1925年，国际儿童幸福促进会提出要建立儿童纪念日，中国政府在1931年明确规定4月4日为儿童节（1949年改为6月1日）。1933年儿童节前几天就在报刊上发出公告云：“四月四日，为儿童令节。转瞬即届。本市筹备庆祝之声，震于耳鼓。市政处教育科，亦积极提倡，拟令各戏院于是日加演日场一次。各校小朋友，以三分之一的票价入场。”[37]这符合当时“唤起社会注意儿童事业”的一个宗旨，也是社会企业给儿童的一种福利。有记载称，长沙幼幼学校，儿童节除参加市里的活动外，还自创了一些活动，如学生自己在4平方米大小的平台上，用泥土、花草制作成山林，再用自己捏成的野生动物放置其中，做成一个动物园，供同学参观。在这所学校的一些旧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学生制作标本或者跳蹦床的情形。1935年，长沙市儿童节纪念大会筹备处组织了一次智力测试，报名参加的长沙市儿童有2000人，其中参与活动的有九成来自学校，同时还允许一成的校外儿童参与进来，让乡村和失学儿童也能参与其中。

长沙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湖南省各界庆祝三八妇女节筹备大会记录》记载了1946年长沙市三八妇女节这一天对妇女的优待。1949年2月19日，庆祝三八妇女节筹备大会确定了省妇女工作委员会的筹备委员，并设总务组、宣传组、慰问组等。《长沙市政府训令》规定，“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发动各界妇女热烈参加起见，经第一次筹备会议议决，函请令各工会于三八国际妇女节给女职工放假一日，仍应照常发给一日工资，以示优待。”[38]

长沙市档案馆另一份馆藏档案《湖南省会工人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筹备委员会公缄》记载，1947年4月21日，湖南省会工人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筹备委员会发文作出部署：各工会工厂—律放假—天，照发工资，因工作必要不能放假者应加倍发工资；筹备五一节当日举行工^群俞大会，表演各种游艺，发行特刊、广贴标语等。为此，长沙市总工会代电发文：五一节当天上午8时，在省教育会坪举行隆重庆祝典礼，各行业工友应携带会旗全体按时参加。如果当天下雨，则各行业工会派代表20人，改在中山堂举行。除了集会庆祝，五一节当天，长沙还筹备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其中，长沙市各戏院举行游艺活动，工友凭工会会员证和入场券可入场出席活动。[39]

总体来说，民国时期，传统节日处在革新过程中，表现为迷信色彩有所淡化，纯迷信节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随着宗族势力逐渐衰微，祭祀活动也渐次减少。新生活运动开展后，新的节日在政府的倡导下，庄严而简朴，得到民众的赞同和参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湖南社会生活近代化的发展。

四、新文化娱乐方式与民众社会生活的丰富

新生活运动并非一味限制民众的物质生活，而是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传统娱乐活动得到了趋利除弊的改造，而新文化娱乐方式不断产生，民众社会生活日益丰富。

（一）传统娱乐活动的发展演变

湖南地区的娱乐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娱乐形式渐趋多种多样，具有休闲性、大众性、社会性、欣赏性、参与性等多种显著的特征，已成为民众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社会精神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清末民初是湖南娱乐活动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尤其在长沙，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大和繁荣，市民阶层和士绅阶层的成长和壮大，人口流动的频繁，各种政治的、行业的、宗教的节庆活动的确立以及各种机关、社会团体等公共单位的出现，使得长沙地区的大众娱乐活动更加活跃，娱乐方式更趋多姿多彩，特别是随着西学西俗东渐的日益深入，各种西方近代的娱乐方式和活动也传入长沙，使得长沙的娱乐活动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在前清时期，长沙地区传统的娱乐活动已是相当的发达，各种娱乐方式层出不穷，同时也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大体来讲，大致可以分为五大类：一是歌舞类，如乡间百姓在劳作之余所唱的山歌俚曲，在日常的一些婚嫁丧葬等礼俗中，也用唱歌来表达感情，民间的龙舞、狮舞、花灯等也是常见的舞蹈形式；二是游戏类，除了儿童所玩的各种游戏外，成人所玩的多是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如六博、骨牌、掷骰子、弹钱宝、叶子戏以及斗鸡、斗鹌鹑、斗蟋蟀等，都是传统游戏中最为盛行的类型；三是竞技类，常见的有摔跤、荡秋千、拔河、放风筝、赛龙舟以及蹴鞠等；四是杂艺类，包括杂技、魔术、猴戏、禽戏，以及木偶戏、皮影戏等多种形式；五是戏剧类，在清代已是各式戏班众多，观众和听众日益广泛，而且在官绅之间，为庆祝寿诞，还邀请戏班在家演出，俗称“唱堂会”。[40]

另外，在晚清时期，湖南各地区的各色庙会和迎神赛会也是民众重要的娱乐活动，“湘俗，赛会以为娱乐，约分二种：乡村市集，则龙灯、百戏、鼓吹征铙、杂锣喧闻、椎牛聚博……，省城，则葆羽麾幢，执戈扬盾，范神抚鬼，光怪陆离”，尤其是以长沙的迎城隍赛会最为盛大，在赛会上，表演各类戏剧、歌舞、彩车、踩高跷、划彩龙船等诸多节目，“锣鼓有亭者、棚者，节以喇叭羌笛，锵锵嘹亮。繁会街衢，观听堵墙，道路壅塞，人声腾沸，捆掌踊跃，士女云来，香烟雾合，连晨接晷，若狂若呓……”[41]俨然成为民众的集体狂欢节。

与传统节庆、民族节日有着密切关系的娱乐活动，诸如春节的舞龙、舞狮，元宵的花灯，清明的踏青郊游、放风筝，端午的赛龙舟，重九的登高望远、品菊赏花等，不仅在辛亥之后延续了下来，而且具有了更多的文化、商业色彩。另外，传统的戏剧活动，因与市民社会、士绅阶层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辛亥时期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色剧种异彩纷呈，演出活跃。与此同时，一部分传统的娱乐活动如清代前期极盛的各种迎神赛会，以媚神、酬神、谢神为主旨的贺神戏因具有浓重的封建迷信色彩，在辛亥之后日趋衰落并逐步被淘汰，“贺神戏一曰围鼓戏、傀儡戏、灯戏、影戏、花鼓戏之类，皆得于祠神时用之，近则长沙商埠茶园京班日新月异，湘班亦设茶园，以供社会人民之娱乐，而祠神之剧无复旧日之殷矣”。[42]清代流行的蹴鞠，由于过于原始简朴，因上层社会习俗和喜好的转变而急剧衰退，加之近代新式学校、机关、军营现代足球运动的兴起而被淘汰。还有一些具有赌博性质而又较为费时费力费财的娱乐活动，亦因受到严令禁止和各方面舆论谴责，或赌博色彩渐趋淡化，或日趋衰落。

博彩游戏，含麻将、扑克、彩票等类型，是成人所喜爱的游戏娱乐形式，多带有严重的赌博性质。麻将为中国本土所有，由传统的叶子戏演变而来。民初之后，长沙的麻将之风盛行，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乡野百姓，无处不闻麻将声，但因其往往与赌博连在一起也造成了很严重的社会影响。扑克则是一种西洋舶来品，民初之时传入长沙，在新兴知识分子以及官绅富商之间较为流行，在民间不甚普及，远不如麻将流行。

清末民初，长沙又出现了彩票这一新型娱乐方式，彩票也是一种外来物，清末已见于长沙，辛亥前后，已出现了多家专营彩票的商号，主要是经营湖北签捐彩票，销售量较大。为扩大销量，一些商号还在报纸上做广告，如天增福彩票分批所在《长沙日报》所做广告称：“本票目自分设以来，连获大彩，可见财临旺地，虽诸君之洪福，亦本行之荣幸焉，现今新章彩票已到，按月照章，格外克己，如蒙惠顾，尚祈高夺锦魁，分设长沙府正街江左书局”，彩票在长沙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也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影响，由于彩票的赌博性质，可以以小博大，不少人为了谋取巨额利益，不惜铤而走险。

民国时期，湖南在西方娱乐方式的影响下，一些传统的娱乐方式不仅传承了下来，而且在新的娱乐方式的刺激下变革创新，展现出新的特色。第一，娱乐项目更加丰富多样，群众参与规模更大；第二，传统的竞技型娱乐在现代娱乐的影响下，其组织形式，活动内容发生了新的变化；第三，传统的娱乐场所更加固定，商业化气息相对浓厚。这一时期湖南比较常见的传统娱乐活动有岁时节日娱乐、歌舞、戏曲、竞技、杂艺等，从总体上讲这些娱乐活动依然受到民众的欢迎。

如踏青在清末颇为流行，是湖南传统节日清明节前后的娱乐项目，1895年19岁的秋瑾随父秋寿南寓居长沙时就写过《踏青记事》诗四首，其一曰：“西郊也为踏青来，携手花间笑语才。昨日卿经贾傅宅，今朝浓上定王台。”到民国时期，踏青仍延续下来，但在西方娱乐方式的影响下，出现了新的内容，并有了专供市民游览的园地。如湖南《大公报》有这样一则广告：“本园可提供男女人士正当游乐，开设教育会，四季花木无美不备，照相游艺，应有尽有。食堂平台，设备清雅，酒菜茶点，精益求精。外有博物馆可供游览、图书馆可供阅读。”[43]另外春游在活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如豫章小学校“举行春季远走旅行”，“首至广雅小学参观”，又“顺往开佛寺参观佛教贫儿院，后往湖南灰面公司，随在该厂花厅中茶点，尽兴而返”。[44]

民国时期，戏剧依旧是湖南人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观众观戏踊跃，湘潭“阴历元旦以来，湘潭京班、本班两戏园均已逐日开锣，大约系大天官等吉利戏居多，生意亦颇发达”[45]。岳阳“金家岭泳霓戏园前日男女合演新剧，名曰南京第一报，一时震动全城，胥以先睹为快”[46] 湖南的戏园、戏院众多，据1991年编《湖南省志?文化志》据历史资料统计，1901—1949年全省戏院（部分）：长沙57家，湘潭11家，衡阳14家，岳阳6家，邵阳4家，益阳4家，常德16家，津市7家，汉寿6家，桃源4家，洪江4家，芷江4家，沅陵3家，辰溪2家，溆浦3家，晃县2家，浏阳3家，平江1家，湘阴2家，醴陵2家，攸县2家，株洲2家，零陵3家，祁阳3家，南岳l家，耒阳l家，郴县2家，汝城l家，宜章l家，宁远l家，蓝山l家等。

其他传统的健身、竞技、杂艺类活动仍受民众喜爱。静坐健身法风靡全省，静坐是中国古代导引术的一种，运用得当有一定的健身治病作用。在民国初年提倡国粹主义体育的风气中，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蒋维乔创立静坐法，于1914年刊行《因是子静坐法》，静坐养生术风行一时。不到4年时间，该书连续再版14次。据《体育周报》记载，到1920年，提倡静坐的湖南同善社遍布18县，甚至偏僻小县都有分社。教育界不少人积极提倡静坐，师生效法，一些学校把静坐列入课程。耒阳以教育会长为首，组织中外卫生会，吸收教育界人士研究中国人静坐养生的方法及外国人操练的方法。城镇小学或乡村中心小学以及儿童娱乐场所，大都设置秋千架。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以来，踢毽子成为各学校的课外体育活动，民国时期，初中和小学校的女学生几乎人手一毽。放风筝历来是城乡开展的一项民间体育活动，20世纪30年代，在省公共体育场和长沙市民众教育馆的倡导下，长沙风筝放飞活跃一时。l933年4月在长沙协操坪举办了“长沙市第一届风筝比赛”，各界参赛代表及观众达5000余人。[47]

20世纪30年代新生活运动开始后，湖南的体育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如在国术训练中设置射箭项目，1936年2月，省会民众国术俱乐部举行长沙市第一届射箭比赛，设射准、射远两项。这一时期何键担任湖南省主席，他积极提倡武术，开办“国术训练所”，举办了两次国术省考，还组队参加第二届全国国术考试和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国术比赛。[48]

1937年1月5日长沙《全民日报》载：元旦长沙市南郊13所小学1235人举行联合运动会，爬山为比赛项目之一。湖南省教育厅1940年公布的修正《中小学体育课程标准》中，号召各学校开展远足、登山、踢毽子、荡秋千、跳绳、拔河等项传统体育活动。

自1935年起，长沙开始举办全市范围的象棋比赛。当年10月28日《国民日报》报道，长沙市民众教育馆与市象棋研究会于10月27日举行首次象棋比赛，30余人参加。此后全市每年举行一次象棋赛。澧县、临澧、石门、保靖以及津市、常德等地，象棋活动亦较普及。

传统杂技在西方魔术杂技的影响下也增添新的内容，如慈利县志记载一魔术“祝虾亲舍，雁行序列，宾肃无哗。高台缚炬，眩人非邪，须臾浮出，大如鬼车，彭亨豕腹，外栏纸糊，是中有物，鬼曰揶揄。安在一握，而龙负图，巨响爆裂，桶底脱矣，鬼趣分明，阎罗活矣。续第二响，俘拿破仑，滑铁卢战，万马千军。第三第四，层出不竭，五花八门，观者咋舌。泰西电影，犁靬吐火，今以手工，尊独惟我”[49]。可见湖南传统的健身、竞技、杂艺类活动在民国时期依然盛行，但都有了明显的改良和变化。

（二）新兴娱乐方式的产生

文体娱乐方式的变化是近代民众精神生活演变的重要表现。随着照相机、幻灯片、放映机和各式体育器械等涌入湖南，民众的文化娱乐从形式到内容都极大地改变了旧有的休闲方式。

1．话剧和电影（详见本书第六章《近代戏曲民俗的演变和“文明戏”的传入》）

2．音乐和歌咏运动

歌剧约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长沙后，黎锦晖与黄源洛即尝试将外国歌剧与中国民族艺术相结合，创作中国风格的歌剧，取得成功。20年代末，在长沙明宪女子中学任音乐教师的黄源洛创编儿童歌剧《名利图》，由学生演出。1932年，黎锦晖之弟黎锦光率上海明月歌舞社来长沙演出，文艺界极为欣赏，争相效仿，排演歌舞。l933年，又在长沙首次演出黄源洛译作歌剧《幼儿的杀戮时代》。此后，随着歌舞团和演出的增加，歌剧与歌舞日益深人人心，逐渐成为长沙观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抗日战争初期演出的歌剧有《岳飞》《铲除汉奸》等。由于语言和欣赏心理上的差距，当时歌剧还只有少数人观看。

长沙早期的音乐会是由教会组织的，如雅礼青年会常举行音乐会“据闻该会内容，除各项中西乐及男女合唱外，并有法国名家勃威之提琴独奏，美国名家赛小姐之黑人歌独唱，及英国名家马小姐钢琴独奏，共二十余项，绝无重复。会后演放侦探名片电影五大幕，中西艺术，表演一堂”。[50]一些音乐机构为普及音乐也举办一些培训，“本所学科为普通乐理，和声学作曲法，教授法，声乐基本练习，中文唱歌、英文歌曲、风琴基本练习、进行曲、应用歌曲”。[51]

20世纪30年代新生活运动开展以后，音乐在湖南有了迅速发展。1936年夏，湖南文化界救国会在青年音乐家张曙的指导下，举行了国防音乐会，听众多达6000余人。1937年6月，长沙市文艺作者协进会主办了民族歌曲演奏会，由10多所中小学校学生组成的歌咏队，演唱了《卫我中华》等30余首歌曲。“七七”事变后，平、津、宁、沪等地的文化界人士纷纷汇聚长沙，积极投人抗敌宣传活动，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歌咏运动在长沙迅速兴起，仅在1937、1938年两年长沙就成立了音乐团体35个。[52]

1938年抗日救亡运高潮时，长沙歌咏运动也达到高潮，力报记者用热情的笔墨记录了当年“双十节”一次歌咏大会：[53]

歌咏开始了，大合唱的第一个节目是《保卫东方的玛德里》。西班牙的玛德里，用正义阻止叛军的攻击，已经有一个很长的时间了。我们的武汉，正如西班牙的玛德里，我们当用全力保护她……这一支歌，就为我们呼出这种雄壮的声音……第二个节目是《壮丁上前线》。今晚几乎每一个听众都是壮丁，看到场子里由东到西，由前至后，满满的挤着观众，这些人都有结实的身体，热烈的情绪，他们抗战的心比铁还坚，他们不仅可以筑成血肉的长城，而且能够以肉弹投向敌人的阵地，粉碎敌人的迷梦，“杀尽强盗回家乡”！壮丁，这是我们尽力的时候了。

政治部第三厅抗敌宣传第二队以《男女一齐上前线》和《保家乡》两个小调，唱得观众哈哈大笑。前者由山西小调改成，后者是贺绿汀先生的创作，这种地方性的小调，最能受到群众的欢迎……

女青年会的女同志唱女兵歌，最恰合身份。我们希望女同志应该唱的用口唱，听的用耳听，应该唱的、听的都能正式去当女兵，担负保卫国家的工作。她们的第二支歌是《人人都爱他》。有4种人使人人都在爱他：抗战的领袖、抗战的政府、抗战的军队、抗战的民众。

农教馆唱的《做棉衣》。在征募寒衣运动非常轰烈的时候，这是一个最恰当的宣传：“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衫。”住在后方的妇女同胞，你要是在这样的时候，还不能尽自己的力量，替国家做点事，请你摸一摸自己的身上，看冷了没有？

抗战胜利后，湖南乐坛大有起色。1946年4月6日，省会音乐界人士举行音乐晚会，庆祝音乐节，到场音乐界人士及听众达千余人[54]。1947年的报刊记载了当年长沙乐坛活跃的盛况：

管夫人的独唱会，好像春风一样吹醒了湖南乐坛。劫后长沙满目疮痍，而月来四处传说的消息，报纸报道的新闻，只是一片窒息，令人气懑，令人抑郁欲死，独有长沙乐坛，却正像春花的怒放，活跃，滋长。而时时刻刻，传出阵阵轻松情调，渲染这破毁的古城，成千成万的小学生，成十成百的青年爱好音乐者，都在一起跳荡，沉醉在伟大的艺术怀抱中。音乐节以前，我只知道有湖南广播电台复员开幕纪念的一次音乐特别节目，那回还只有久持长沙音乐牛耳的福湘女校出席了一些节目，林雨禽，王孟起，李尤恭先生担任了几首唱歌。音乐节那天，纪念会由教育厅主办，青年会小礼堂，各学校机关代表挤得满满的，他们不是专来参加仪式或听讲演，而是那天报纸上发现了一个注目演奏的节目单。团体方面，有湖大、民宪、周南、长师、明德的合唱，个人方面，有魏开泰先生的提琴，熊克炎先生的钢琴，冯瑰琦和李馥先生的独唱。[55]

这一年，音协选举黄源洛先生任理事长，黄先生为湖南音乐运动开荒辟芜，创办了音乐节纪念特刊和音协成立特刊。长沙合唱团每周星期六都练习。国师院的合唱团，热心地远自衡山趁春假赶到长沙开了两晚的演奏会。青年会在王孟起先生努力下，歌咏班第二期毕业举行了一次纪念黄自逝世九周年音乐会，追忆这位中国乐坛导师黄自先生，并发行了一个简谱的《黄自遗作集》，对湖南普及音乐的贡献不小。市府举办的小学唱歌比赛会，由音协负责全部技术工作，比赛歌曲，高年组选定3首世界名歌，中年组3首全是黄源洛的童歌。黄氏的童歌当时盛行湖南。5月17日的小学音乐会，一部分节目是自由报名参加，一部分节目是比赛优胜前五名表演，还有音协的特约节目，省府礼堂（中山纪念堂）人山人海，千余小学生，百多个单位，从傍晚一直唱到11点钟。他们在队伍返校时，沿途还一路高唱低哦。

1947年王东原主政湖南，在长沙水陆洲创办了省立音乐专科学校，专业设有声乐、钢琴、管弦乐、理论作曲和国乐五组。“悠悠的湘水环绕着静静的沙洲，在这两面临水的圣地，音专同学生活在充满了春天气氛的环境中。当星星们正将沉落的时候，晓钟惊破了每个孩子的美梦，于是钢琴室里清脆的琴声与草坪里宏亮的歌声打成一片，朝霞也渐渐在这和谐的交响乐中幻变，整日的生活节目都沉浸在音乐气息里。”[56]

3．新式体育活动

清末民初，来长沙定居或经商的外国人日益增多，这些人同时也将各自国家的休闲娱乐活动和方式带到了长沙，尤其是西方近代体育中的球类项目，诸如足球、棒球、乒乓球、篮球、排球和垒球等，在辛亥前后逐渐在长沙出现，并日益得以普及，促进了长沙近代体育的发展。1903年，棒球开始传入长沙，当时称之为“野球”，黄兴在明德中学任教期间，曾组织建立了长沙最早的棒球队——扬子江野球队。1904年，长沙开埠之后，足球运动也开始在长沙兴起。1912年，乒乓球经基督教传教士引入长沙，迅速在各级学校中得到推广。1914年，篮球也传入长沙，开始被称为“筐球”，之后，由长沙向全省其他地区扩展。1915年，排球被引入长沙，当时被称为“对球”，实行16人赛制，后逐渐改为12人赛制和9人赛制。1913年之后，游泳、跳水等水上运动，通过长沙基督教青年会也逐渐传入长沙，这些近代化新式体育娱乐项目，在辛亥前后主要是在长沙的城市范围内流行，尤其是在各类学校、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军队较为流行。

当时西方的体育活动在一般市民中尚无太大影响，近代体育运动的开展主要还是在学校。清末新政时期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级学堂都必须开设体育课，但教学内容也仅仅是兵式操。不过学校体育的开展也对社会体育产生了影响。1905年，湖南文武学堂在长沙小吴门外的校场坪举行了第一次运动会，设置有体操、田径、武术等多个竞赛项目，这不仅是体育盛会，同时也是一场大众性的娱乐活动，时人评价为“诚湘中空前绝后之盛举”。从1905年至1916年，长沙曾先后举办了四届学界联合运动会，参加者都是省城长沙的各级学校，其项目除表演由日本传入的步兵操外，仅设几项竞争性的游戏和徒手操。1908年，长沙周南女子学堂举行了学校运动会，这是湖南省女子学堂的第一次运动会。1910年，长沙县学堂举行联合运动会，后来这届运动会被追认为湖南省第二届运动会。这届运动会在长沙的协操坪举行，驻长的英、美领事官员应邀观摩了比赛。这届运动会也仅设兵操、国术（武术）和竞争游戏等几个项目。运动会结束时，英、美领事馆的官员邀集部分学校的体育教员进行绕场一周的赛跑表演，在终点竖一小旗，夺旗者为胜。这是长沙有田径赛的开始。[57]这些运动会的举行尽管参加者主要是新式学堂的师生，但对新式体育运动在社会上的开展和普及起到了促进作用。

五四运动后，兵操受到抨击和反对，长沙雅礼学校率先于l919年废止兵操，代之以田径、球类和游戏。体育开始受到教育界的重视，一般学校开始在体育正课(兵操)之外开展各类体育活动。教育部又定每年春秋两季，应开学校运动会，各省城应设公共运动场，以发展体育，这样，公立学校的体育由单纯兵操逐渐发展为“双轨制”。l922年，湖南正式确立了田径、球类在体育活动中的地位。湖南的新式体育娱乐活动开始由学校走向社会，成为社会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运动项目、参与人数等各方面都有发展，学校组训田径、游泳、球类等项目的校代表队，利用课余时间系统地进行专项训练，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以参加校际比赛和上级运动会。[58]

这时的运动会与民国初期相比已经具有现代运动项目的特点，比赛项目增多，与现代运动会项目相差无几，如1925年举办的第八届全省运动会设田径项目l00米、200米、400米、800米、l500米、5000米、l0000米、l00米高栏、200米低栏、跳远、三级跳远、撑竿跳高、标枪、铁饼、铅球、800米接力、l600米接力、五项运动、十项全能；游泳项目50米自由泳、100米自由泳、400米自由泳；[59] 球术比赛“报名者十八校，共五十三队，有篮球、队球、足球、网球、棒球等”。[60]l926年5月，全省第九届运动会在常德举行，比赛项目有国术、田径、男女篮排球、男女游泳、足球、棒球和网球等。[61]l932年湖南省第十二届运动会在长沙举行，参加者有童子军、军训学生及运动员共9000余人。

自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新生活运动时期，湖南共举办了第四至第十四届全省运动会，组队参加了第一至第六届华中运动会及第三至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学校“选手运动”兴起的同时，社会上的企事业单位，如长沙、衡阳等城市的银行、邮电、新闻等部门，开始组训本系统、本部门的篮球、排球等项目的代表队，经常参加各式比赛。

到抗日战争时期，民众体育活动也未曾停止。1943年秋天，湖南省政府迁往耒阳，那时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亲自在耒阳主持全省运动会开幕式，并且坐在主席台上观看球赛。其时，益阳县县长王秉丞自列为益阳篮球队员，带领谭得雄、邓秩明等益阳队球员参加比赛，打得勇敢顽强。比赛中突然下大雨，王秉丞等仍坚持冒雨赛球。薛岳是个军人，很欣赏这种拼搏精神，当他看见王秉丞全身透湿，还精神十足，当即在主席台上用喇叭高喊：“益阳王县长加油！”王也更加奋力拼搏，获得胜利。王秉丞在薛岳心中留下极佳印象，这年年底，王秉丞调升长沙市市长。[62]

总之，从清末至民国新生活运动时期，长沙地区的社会娱乐生活已经有了很大进步，随着西学西俗的日渐深入，各种近代化的新式娱乐活动和体育活动在湖南陆续出现，而传统的娱乐活动也逐渐融入了西式娱乐模式，发生了部分程度的革新，从而使得民众的娱乐活动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社会娱乐生活更趋丰富多彩，一些新颖、健康、充满乐趣的西式娱乐方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无疑也是湖南民众社会生活文明、进步的表现。但是一些具有赌博性质的娱乐活动，在社会上依然盛行，这类非正当的娱乐形式往往使人沉湎其中、玩物丧志、害人害己、伤财败俗，成为社会上的一大公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