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笑泉：东塘今昔

　　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东塘都是长沙的南大门，再往南边走，便算郊区了。1994年，16岁的我第一次独自出门远行，从邵阳来省城读中专。学校在更南边的雨花亭，那时几乎是个城乡接合部。从雨花亭走到砂子塘，也不过十分钟。在我的感觉中，只要到了工人文化宫前，就有了城区的感觉。也就是说，在我的情感记忆中，工人文化宫这一块才算长沙城的南大门。而对于现在出生的长沙人，在他们的认知中，南大门的界限恐怕要再往南推十公里，扎在了原来满目稻禾如今霓虹闪烁的洞井铺。至于雨花亭，那无疑是城区的繁华地带，他们无从想象当年那种略带点荒凉的安静。

　　当年的东塘早已是长沙的商业中心。这种显赫的地位八十年代就已确立。小时候看全省天气预报，每当报到长沙的时候，东塘百货大楼的英姿就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那时我压根想不到，在青春期弥足珍贵的三年中，会离它如此之近。但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没有去那里买过东西。我总认为里面的东西特别高级，特别贵。直到某个星期天的傍晚，我和几个同学去工人文化宫溜冰，在路上碰到一个同学迎面走来。他手里抓着盒牙膏，胳膊甩得特别高。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是去百货大楼买牙膏了，说完还得意地眨眨眼睛，仿佛是在嘲笑我们这几个通常只在学校小卖部买牙膏的土包子。回头盯了他的背影好几秒钟，我终于意识到，我至少也可以去那里买牙膏牙刷的。但那天晚上我并没有顺便去百货大楼逛上一阵，而是泡在工人文化宫的溜冰场。溜冰是男女同学都喜爱的项目，大家都隐约期待有什么故事发生。但故事通常不过是拉拉手而已，还有在女同学尖叫着摔倒时扶上一把。然而光只拉拉手就已无限美好，足以让多年后的我们长久地回味。

　　我后来在百货大楼不仅买了牙膏牙刷，还买过一副耳机。那时同学中流行“随身听”，巴掌大一个收录机，能别在皮带上。“随身听”多半是去下河街买的，那里有个巨大的批发市场，可以把价格砍得很低。来自下河街“随身听”配上东塘百货大楼的耳机，仿佛传出的音乐声都提高了一个档次。其实百货大楼里更高档的东西俯仰皆是，比如衣服，但那标价是我不敢去细看的。我们买衣服，都是去工人文化宫旁边的服装集贸市场。里面有两层，上百个摊位。五六十元钱能买到一件款式新潮的牛仔服。少男少女们对做工、质料没什么要求，只要款式时髦，就心生欢喜，买回来后，会迫不及待地穿上，在寝室的镜子前自我欣赏一番，然后意气风发地奔赴教室。

　　1995年，著名的友谊商城进驻东塘，隔着路口立在百货大楼的斜对面。在它面前，百货大楼顿时矮了一截，而且，不那么光芒四射了。但我还是习惯去百货大楼闲逛，对于这个衣着更加光鲜的外来户带有暗暗的抵制。如今友谊商城早已是东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百货大楼在气象万千的商潮中也屹立到了今天。长沙市机电厂的退休职工张老在这一带住了五十年，经历了用布票油票肉票煤票豆腐票抢购商品的艰难，也享受到在家里用手机下单然后附近商场超市立刻送货上门的轻爽。他感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法则逐步建立，生产、流动多元化了，人们生活才感到便利。而东塘，是长沙最早体现市场经济活跃气象的区域之一，并且一直保持着活力和繁荣。我完全同意张老的看法。就在我中专毕业那年，一座我从未见过的立交桥飞架东塘南北。那时私家车并不多见，但这座通过融资建设的桥，将几年后普遍涌现的路口拥挤问题化解于精确的预判中。

　　东塘确实有种主动谋划、先人一步的特质。在建立了稳固繁荣的商圈后，又敏锐意识到社区是城市建设的下一个重点，为此任贤使能，不拘一格。像牛角塘社区的王宏霞，一个侗家女子，连事业编制也没有，因工作出色，被任命为社区一把手。她借鉴侗家鼓楼议事传统，创建了塘里塘外议事机制，实现了干部和居民共治。整个社区像侗寨那样清爽，树木成荫，两个小广场受到居民自发维护，木制的凉亭和长廊透着朴素明净的风味。五个民情哨点，值班的都是退休的大爷大妈，不领一分钱补贴却精神抖擞。他们看王宏霞的目光就像看自家的女儿，还会当着客人的面打趣自家书记。想起童年时居委会主任的威风八面，我不禁暗自感慨。领导干部非父母官，也不是什么仆人，最好把自己当成群众的儿女，这样既平等，又贴心，再难的事大家都愿意帮衬，自然能办得熨帖。

　　采访结束后，区委宣传部的小朱请我在百货大楼后面的背街吃了碗麻辣鸡爪。这号称是雨花区最佳鸡爪，火候确实一流，皮肉既松脱，又有嚼劲。我说，城市需要有机更新。一座城市既要有繁华有序的商场和大道，也要有这样干净又充满日常烟火气的小街小店，让我们随时能歇下来，尝点小吃，聊聊人生。小朱笑着说，还要有那种服装市场。我连连点头。那个服装集贸市场还在。新一代的少男少女像我们当初那样在里面游逛。青春如带露的花苞初绽，而新的时代给了他们更多的选择和体验。想到这些，我既高兴，又有些微微的惆怅。再畅意的故地重游，均难免随之而生的惆怅，这也是一种美好、深切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