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湖南近代城市公共空间变化及其对民俗的影响

四、近代湖南媒体空间的产生

新闻媒体是清末才在中国出现的新的公共空间，它虽然出现很晚，但对民众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却超过了其他传统的，乃至新兴的公共活动空间。1919年美国驻长沙领事馆领事詹森写有一份报告书，其中说：“长沙有中文报两种，一为《大公报》，每日发行额4000至4700份；另一种为《湖南公报》，每日发行额2400份”，“上海发行的《申报》与《时报》及外文报也在湖南销售”，“每日的报纸在发行处附近布告板上贴出，给行人阅读。我们知道，长沙有阅读能力者不限于富有阶级，人们时常可看到拉车劳工浏览报纸或小本故事书。”[41]连人力车夫阅读报纸都是常事，詹森因此下了个断语，认为长沙或许会成为中国的“希望之城”，这座城市有可能出现挽救中国的英雄人物。

（一）新闻报刊

湖南近代化的新闻报刊事业，始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十四年（1898）先后创办的《湘学报》和《湘报》，虽与全国各大中城市相比来说，起步较早，但它开创了近代湖南报业之先河。此后，长沙也就成为湖南的报业中心，而且，一些重要的、在省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报刊，九成以上集中在长沙出版发行。近代报刊的起步和发展，尤其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报刊更成为湖南社会各阶层表达其政治意向、鼓吹各种思想主张以及传播社会信息的重要媒介和载体，成为各界民众的舆论中心，直接推动了长沙辛亥革命的发展，在湖南社会由传统向近代变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廷鉴于维新时期报刊的巨大威力，也开始创办并利用报刊影响舆论，开始创办“官报”，1902年，湖南官绅在长沙合办《湖南官报》，体例与内容等方面完全照搬《湘报》，然两者实质迥异，故而不受读者欢迎。1905年4月，《湖南官报》因经费不足而停刊，随后被湘抚端方接收，改名为《长沙日报》，依然为官办，在形体上以《申报》为准，质量上有所改进，1909年2月增出半张“副张”，实为长沙及湖南报刊有副刊之始。[42]同时还有几种通俗报，如《湖南地方自治白话报》《湖南演说通俗报》。

1911年10月，长沙光复，民主共和大为流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蔚然成风，各种报刊相继刊行，颇有百家争鸣之势。谭延闿执政之后，继续倡言资产阶级民主、平等、允许言论自由，鼓励舆论监督政府，评议时政，发挥舆论作用，此时长沙报界更趋活跃，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1912—1913年间，长沙大部分的报纸多为国民党人所办，如：《长沙日报》《大汉民报》《演说报》《军国日报》《国民日报》等，另外，其他党派也先后创办自己的报纸，如共和党人的《湖南公报》、社会党人主持的《湘汉新闻》等，开创长沙画报之始的《天民报》等，这些报刊刊行不同观点和内容，彼此争论，一时颇有言论自由的新气象。总之，辛亥之后的长沙报业，种类繁多，国民党、共和党等不同的派别和团体，都创建各自的报纸，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对时局的看法，以影响社会舆论，同时，随着思想的开禁和活跃，宣扬各种主义和思想的报刊日益增多，如宣扬女权，鼓吹女子参政的《女权日报》，一度宣扬社会主义的《湘汉新闻》等，使得长沙报业颇有百家争鸣之势，呈现出言论自由的一派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这一时期的报纸在内容和体例等方面比以往更趋成熟，白话文已是报纸刊登文章的主要语体，新闻报道类、评论类等文体成为报刊文章的主体，宣扬兴办实业、发展教育等方面的专业性报刊也大量涌现，为普及新知，各种通俗报刊次第创办，这些报刊对辛亥之后湖南民众思想认识的转变、社会风俗的革新、社会事业的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长沙报业的繁荣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世凯对新闻界横加摧残，1913年，汤芗铭督湘，随即在长沙将国民党人主办的积极反袁的《长沙日报》《国民日报》予以查封，不久，《大同日报》《天民报》等其他报刊也或被封被关停，原有大报仅剩《湖南公报》尚在刊行，此时，长沙报界又陷于万马齐瘖、萧条残破之境地。

然而，随着长沙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风俗的革新，市民阶层的消遣娱乐倾向大增，在1913年与1915年先后出现了具有知识性和娱乐性的消闲性小报《潇湘雨》《花讯报》《香国魂》。这些小报主要宣扬反动黄色思想，内容陈腐，多不可取，文采亦少有可观者。“二次革命”后的数年之间，长沙及湖南各地相继沦为南北军阀彼此厮杀的战场，长沙报界亦时起时落，发展极为艰难。1915年，《大公报》在长沙创刊，公开反对袁世凯和汤芗铭的尊孔复辟丑行，维护民主共和，从而获得长沙及湖南其他地区民众的支持，成为民国时期长沙刊行时间最久的报纸。长沙报界直到1919年五四时期，才重新兴起一个办报热潮，不过此时，宣扬马克思主义等革命进步报刊已成为长沙报界新的主流。

在近代长沙报业发展历程中，产生了一批著名的编辑和新闻记者，如刘少少、贝允昕、龙兼公、张平子等人。事实上，早在清末，长沙即有人给上海、汉口等外地报纸投稿，如萧曙生，他曾任《长沙日报》主笔，因该报为官办，稿件须经抚院文案审核后方能刊载，他对此极为不满，愤而辞职，为上海的《中外日报》《申报》充当专任驻湘记者。辛亥前，长沙发生的一些大事，如华兴会密谋长沙起义、萍浏醴起义等，都是由他向上海报送的。20世纪初期，长沙颇具全国性影响力的新闻记者当属刘少少。刘少少，原名鼎和，字少双，少年时就读岳麓书院，戊戌后赴日攻读法政，积极为杨度主办的《中国新报》撰稿。1909年任《帝国日报》编辑，以少少笔名撰文，开始在新闻界崭露头角。民国后，先后担任过长沙《湖南公报》《公言》《中华》等报刊的记者、编辑和主笔。刘少少写的文章“庄谐杂出，时杂倭语，而务出己意”，“时有新思，琼绝意表”，受到不少知识分子的欣赏。[43] 

总体上来说，民国初期湖南报刊虽然在发展进程中，屡次受到政治形势、政府压制政策的影响而遭受打击，但是，湖南报刊业依然在持续的发展，期间虽然也不乏宣扬封建迷信思想、黄色反动内容等方面的报刊出现，但是，宣扬民主革命等进步思想的报刊才是湖南近代报业的主流，在长沙近代以来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中，长沙报刊业在舆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大量鼓吹革命、民主、自由的进步报刊的创办，发动了民众，开启了民智，开通了社会风气，为革命的到来做了重要的舆论准备。

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实行空前严密的新闻检查和专制高压政策，进步报刊被查禁，湖南报纸仅剩官办的《南岳日报》和《湖南民报》，第二年两报合并为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1928年9月，商办《全民日报》创刊。1929年5月，《大公报》复刊，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中山日报》出版，形成4家大报并存的局面。

九一八事变后，长沙民众纷纷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出版报纸进行宣传，加之知识分子云集长沙谋求出路，形成一股办报热潮。何键为稳住其在湖南的统治，对新闻实行扶植政策，小报和通讯社就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长沙新闻事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在1931—1937年的6年半时间里，长沙竟出现近百家大大小小的报纸，仅1933年就新办30家。时人撰文说：“数年来本埠小型报纸风起云涌，有日刊者，有晨刊者，有午刊者，有晚报者，有三日刊者，有半周刊者，有周刊者，有半月刊者，数量之多，为前此所未见，时人曰为报纸年。”[44]从新闻报刊开始出现的1897年到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长沙地区先后共出版过400多种新闻报刊，其中报纸280多种，时事政论期刊130多种，占湖南省报刊的一半以上，而主要报刊，则90％以上集中在长沙。

20世纪30年代，湖南新闻报刊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民众团体创办报刊踊跃，并注重报道创新，出现了与官办报纸与民办报纸争峰的现象。《全民日报》《市民日报》《力报》《晚晚报》《霹雳报》等著名报刊涌现，它们主张言论自由，反对新闻压制；坚持积极抗日立场，抨击消极抗日。同时，一些报纸还注重创新，如长沙《力报》在新闻上颇有革新，仿照上海报纸，采用多行标题，并配发新闻人物照片，自备收报机收录中央社电讯（长沙其他报纸则使用收音机），带头使用新五号字等。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报社还先后派严怪愚、方家达等赴抗战前线采访，这种新型的创作方式在当时湖南新闻界可谓是一大创举，对湖南报界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总的说来，民国时期湖南民众团体办报出现过两次高潮。一次是从五四运动到北伐；另一次就是从抗日战争爆发到“文夕大火”。20世纪30年代恰好承前启后，既恢复和延续前一时期办报的良好势头，又推动了下一时期新闻报刊业的蓬勃发展。[45]

（二）通讯社

中国人自办通讯社，约较报纸晚了半个世纪。到1904年仅有创于广州的中兴通讯社。民国成立后始有较大发展，1912年—1918年间，全国有20家，湖南占了3家。

1912年初，《湖南公报》的李抱一、张平子等首创湖南通讯社，其简章说：“邀集同志，详探本省紧要新闻，务求消息敏捷，报告确实，据事直书，毫无偏见。通讯中外各报馆，以供采取。”[46]1913年，王道南办湖南新闻社。省督军署译电员孙斌，每日将可发布的电讯译送各报，实际上起了通讯社的作用。由此长沙各报有了北京专电。

“二次革命”时，《湖南公报》被汤芗铭政府封闭，搜出湖南通讯社稿，有致北方各报的函件，诬为与北方勾结，湖南通讯社因此停办。

1916年以后，通讯社日渐增多。其中略具规模的，有傅英东的中华通讯社，唐寿林的美华通讯社，龚饮冰的亚陆通讯社，黎升岫的三余通讯社，陈兰荪的兰心通讯社等，而以大中通讯社最为著名。“这家通讯社是杜氏三兄弟所办，老大杜否予专跑省议会新闻，老二杜兮依跑军政界新闻，老三跑社会新闻，他们也是追随汤芗铭来到湖南的。汤氏遁逃后，其湖北同乡人纷纷随之而去，杜氏兄弟却愿留下来，以办通讯社为其终生职业，成为湖南新闻界的三个不倒翁。”[47]

1924年后，通讯社迅猛发展，一人办一社，甚至一人办数社的都有。挟着皮包，携带铅笔和复写纸，便可发稿。但也有共产党员利用通讯社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如龚饮冰办亚陆通讯社、郭亮办全湘通讯社等。

北伐时期，那些乱七八糟的通讯社，一扫而空。除亚陆、大中、三余、咸宜、兰心等数家和总工会所设的劳动通讯社外，其他悉数关闭。1927年“马日事变”后，上述通讯社也都停办。

1927年7月，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组织长沙通讯社；8月，湖南省政府亦组织湖南通讯社，是为湖南官办通讯社之始。次年，萧石朋、黄性一恢复亚陆通讯社，并出版《军情》一书。此后，通讯社畸形发展，达数十家之多。1930—1931年间，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两次取缔通讯社，规定：凡每月发布各报社的稿件不满30条的，为不合格，注销登记。“长沙新闻通讯社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经省党部一度审查整理，仅存三十余家，其后呈准登记者日有增加。最近（1933）据调查所得，现正发稿者，竟达七十余家，较二十一年约增加一倍以上。”[48]

1935年3月，官办的中央通讯社派郭宗汾来湖南筹设驻湘记者办事处。1938年正式设长沙分社，主任唐际清。从此长沙报纸的国际国内电讯，全由该社抄送。长沙“文夕大火”后，中央社在湖南另设随军组，常驻薛岳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央社在抗战中的报道，基本上站在爱国立场，但常夸大战绩，掩饰失败。如不言某地失守，而称“我军转移新阵地”；敌机来袭，并未遭我空军或高射炮还击，称其“向某方逸去”，一时传为笑谈。

抗日战争时期，有两家全国性通讯社对湖南新闻事业颇有影响，一是李公朴等办的全民通讯社，在抗战初期发布的许多稿件，对鼓舞民众的抗日斗志起了较大的作用。长沙“文夕大火”前夕，范长江、胡愈之等在长沙成立国际新闻社，旋迁桂林，并在重庆、香港设分社，简称“国新社”，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机构。“国新社”发稿分为两种，一是专稿，同一稿件（包括通讯和专论），在每个省区只发一家报纸；一是每周一期的《国际新闻》油印稿，由国际问题专家张铁生主编，供各报选用。湖南主要报纸大都两稿都订，进步报刊选用更多。其中多为名家之作，对湖南报纸质量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广播电台

广播电台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才在中国兴起的新事物。1929年12月，“交通部长沙无线电台”正式成立，这是湖南有广播电台之始。

湖南自己最早的广播电台应是湖南广播电台。1933年，余籍传任湖南省建设厅万长，倡议设立湖南广播无线电台，成立工程筹备处，聘请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工程师王劲来长沙，参与设计工作。台址原拟设在南门外妙高峰，因其地势较高，后来，又改四十九标附近杜家山（今省政协所在）为台址，但都没有动工。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认为广播事业重要，必须亲自来抓，乃由省府会议最后决定，改由省办，直属省政府领导。拨款10万元，决定把广播电台设在省教育会坪中山堂附近（今省农业厅内），并指定，一切器材由湖南省电器制造公司承制。是年12月，电台、铁塔、发电机器，逐步完成。1934年元月，委派张道源为台长，余育德为工程师。３月开始试播，５月５日正式开播。[49]播音机的发射功率为1000瓦特，电波频率为590千兆，呼号为ＸＧＯＨ。播音时间为每天下午4时到l0时，播音内容涉及国际国内新闻、名流的专题演说和文娱节目等。文娱节目则以流行歌曲与京剧为主。1934年5月29日，湖南广播电台邀请京剧大师程砚秋到台演播。当时电台只有两个男播音员，一个是杨叔槐，一个是林澄伯，都是京戏爱好者，有时也找一些京戏票友客串。为推动全省广播事业的发展，l935年，省教育厅特地派员去南京中央教育部收音指导训练班受训，并决定分3期推进，逐步扩大装置面。到1937年，湖南各县市共设置转发机110余架，形成了以长沙为中心，遍及全省的广播网络。

1936年2月，国民党中央考虑到日寇侵华意图日益明显，便决定在长沙筹建一座电力设备仅次于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长沙广播电台，以备在南京受到威胁时暂时代行中央电台的广播任务。当时长沙报刊报道：“近几年来，中国无线电事业，真是蒸蒸日上，电台设立，犹如雨后春笋，但是强电力电台尚不多见，其电力超过十千瓦特的除开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外，就算本埠新近成立的长沙广播电台了。湖南因为特产的丰饶，地位重要，近几年来很为国人所重视，中央首先选定长沙设立一强力电台，在国防上恐怕不是毫无意义的吧。”[50]

1937年2月长沙广播电台竣工试播，5月5日正式播音。同日，原湖南广播电台即停止播音。长沙广播电台呼号为XPOV，台址设在长沙党部东街（今民主东街）。长沙广播电台的发射能力十分强劲，发射范围不仅可以覆盖全国，而且能够包括日本、南洋、澳洲。因此，时人评论：“获此效果应为吾国广播史上的重要一页。”长沙广播电台每天播音7小时，内容涵盖新闻、文艺，转播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节目，其人员和经费都直接由国民党中央广播指导委员会广播事业管理处控制与拨付。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停播，长沙广播电台与武汉广播电台相辅运行，代行中央广播电台的使命，一度成为宣传抗日的重要喉舌。当时主要广播国民政府令、地方政令，转播中央广播电台重要节目，摘编中央通讯社和各报刊文章，还邀请军政界人士演讲，请名演员演播。当时国共合作抗日，徐特立、郭沫若等都曾应邀到电台做广播演讲，进步文艺工作者刘良模和战斗剧社、儿童剧团、SOS剧团、难民剧团等也曾应邀演播抗战歌曲和小型演唱节目。战斗剧社的话剧《打鬼子去》被称为“湖南广播剧之始”。1938年7月底，该台传音科又邀集在长沙的各剧团协同成立了第一个广播剧组织——湖南广播剧团，从此经常为电台演播广播剧。武汉沦陷后，长沙广播电台的部分设备拆迁贵阳和重庆，“文夕”大火后迁往湖南省府的临时驻地沅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