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湖南近代城市公共空间变化及其对民俗的影响

三、近代民众活动新公共空间的出现

湖南民众活动新公共空间出现的时间较晚，大多在民国建立以后，只有图书馆诞生于清末。据统计，1930年，全省有图书馆114所，教育馆23所，美术馆1所，通俗讲演所508处，至1935年民众图书馆达140所，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爆发。[24]这些新公共空间发展很不平衡，多集中于城市，并以省会长沙最多。除影剧院已在第六章《近代戏曲民俗的演变和“文明戏”的传入》述及外，长沙其他新公共空间分述如下：

（一）公园

晚清长沙私家园林众多，较著名的有陶澍的印心石屋、罗汝怀的荷花池精舍、何绍基的磻石山房、汤鹏的柚村、李星沅的芋园和李家花园、郭松林的郭家花园、胡兴仁的旷寄园、黄冕的宛园、熊少牧的洞泉草堂、王先谦的葵园、彭于蕃的怡园、黄月厍的晚香山馆、张自牧的絜园、陈湜的舫泊、周达武的蜕园、朱昌琳的馀园（朱家花园）、周寿昌的听橘园等等。但它们都不是公园，带有公园意味者只有朱家花园。朱家花园又称馀园，旧址在长沙市德雅路丝茅冲一带。馀园系清咸丰十年（1860）大实业家朱昌琳（1822—1912，朱镕基曾伯祖父）为休养馀年而建。园址占地400余亩，园内兰堂、宜春馆、一笠亭、去寮亭、延眺轩、众绿轩等亭台楼阁，回环错列；池塘环绕，假山嶙峋；奇花斗采，乔木高参，风景宜人。亭台内悬挂联匾均出自郑板桥、何绍基、左宗棠、王文治、黄自元、曾熙等名家手笔。光绪年间朱昌琳曾用48株罗汉松扎成七层大园景，并置多种名花异木，免费供游客观览。“此园虽系私有，然已完全开放，任人自由游览，园丁备有茶水，茶资听给，有小贩贩卖糖点，取买亦便。”[25]可以说，朱家花园是湖南历史上第一个“公园”。

如果把公园定义为由公家兴建、向公众开放的园林，那么湖南公园的出现是民国的事了。l921年7月，长沙市政公所的花园定期向游人开放。1923年1月，长沙县署后也开辟了公园。1926年1月，开福寺公园落成。报载“北门外开福寺公园，兴工已久，园内池塘及四周游行路均已竣工。即靠碧浪湖方面新建之楼阁一座，亦已修好。该阁计有两层，可窥碧浪湖全貌，风景颇佳。并于该寺头门及二门游行，路旁植有洋松千余株，蔚然成荫。又于头门左右两旁间茶楼酒馆各一。茶楼业已建成，酒馆正在兴工，大约可于日内告竣”[26]。

民国长沙真正的大公园当数天心公园。天心阁位于长沙城东南角古城墙上，始建于明代，古人题咏甚多。天心阁真正成为民众的游览胜地是1924年天心公园的建立。1924年长沙古城墙拆除完毕，在市政公所总理曹典球等人的极力主张之下，保留了天心阁这一段城墙及古阁楼。省长赵恒惕令警察厅长刘武（原名刘策成，曾为湖南第一师范历史教师）为首筹建天心公园。新开放的天心公园，主阁一楼和二轩以茶待客，主阁二、三楼陈列古物和名家艺术品。这里收集的古物和名家艺术品逐渐多了起来，经常给展厅补充更换一些新的陈列内容，著名画家徐悲鸿在这里举办过画展，曾轰动一时。天心公园俨然成了一个城市博物馆，引起了不少市民的浓厚兴趣。同时在阁下从蔡道宪墓园(俗称蔡公坟)起，经燕子窝、老龙潭、妙高峰至大椿桥修游路一条，后称为天心游路。

1926年前后，天心阁因年久失修，有坍塌之虞。此时正值唐生智主湘，他决定将天心阁重建为主附三阁。刚建到阁墩，因省府连番改组，无暇顾及此事，加之资费不济，工停事废。1928年，鲁涤平主湘，拨款6000元，完成了此次重建。重建的天心阁，三阁鼎峙，矗立天空，画栋飞云，珠帘卷雨，别有一番气象。阁之南北两端，以旧城垣为引道，中嵌石磴，左右护以白石栏杆。

1929年公园内古城墙北端建起了一座国耻纪念亭。1928年5月3日，日寇制造了屠杀中国人民的济南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湖南人民的反日情绪不断高涨，决定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1929年中，廖汉瀛受省政府主席何键嘱托，在天心阁午炮亭位置新建国耻纪念亭，以唤起民众的爱国之情。亭高三丈余，立四木柱，外围石栏，内围铁花栏杆，栏之四周制有“千夫所指”、“万众同心”、“革命精神”、“义无反顾”、“触目惊心”、“疾首痛心”等字，亭中有水泥绘制的国耻地图一帧，租割失地，均涂有鲜明之色彩，瞻瞩之余，无不触目惊心，顿增无限愤慨。

1932年，何元文（1890—1986）出任长沙市首任市长，他上任伊始就决定在天心阁下建“儿童健康公园”。当年夏，公园建设正式启动，首先对天心阁进行了一番修葺，公园四周用木栏围护，并沿栏植树，建立了长沙市的第一座动物园，吸引了不少小朋友。园内建有4个小花园，3座花台，7张水泥椅。还有秋千、滑梯、摇篮、轩轾板、吊环等玩具。当时湖南名记者严怪愚曾这样描述儿童公园:

每天那儿，总有几十个儿童，在消磨他们的白昼，练好钢筋铁骨，预备做国家的干才。这个人生过程的一段落，童年生活，有像黄金一样的宝贵。所以我每当来到这个公园，憧憬过去的往事，就追怀已逝的一切，那儿童天真的笑涡，伶俐的口齿，秋水般的眼珠，活虎般的身段，不是令人生爱慕之心吗？只要是无情岁月催迫着你，就可使天真伶俐变作萎靡颓唐，眼珠呆，身段笨，走进名利的黑道。若是在春风里，又送来一阵“大路”歌声，黄莺样的尖喉，更会使你心怡与意旷。并且，当你沿着小径，坐在熏风亭上去欣赏那班儿童生活真善美，你心里又是一种何等的惬意。[27]

（二）广场

民国时期，长沙称得上广场的民众活动场所有协操坪（今省人民体育场）和教育会坪（今教育街省农业厅一带）二处。

协操坪原是清末新军二十五混成协驻地操坪，故名协操坪。1926年8月14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曾在此举行北伐誓师大会暨阅兵仪式。此后成为省会人民举行大型集会场所，如1934年4月8日，湖南人民新生活运动大会就是在协操坪举行的。

教育会坪在清代曾是湖南贡院一部分考棚的所在地。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以后，这里的考棚被逐渐拆除，于是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坪地，周围也盖起了不少的房屋，最著名的为湖南省教育会的办公大楼、中山图书馆和一些学校，因此这里便被称为教育会坪。由于场地甚大，又有一些重要的机关，民国时期，这里十分热闹，经常举行集会、开展活动。1915年12月，湖南省第二次运动会就在这里举办。以后省会许多大型集会都在这里举行。

教育会坪最雄伟的建筑当数中山纪念堂，也是当时长沙最有名的公共活动场所。为纪念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先生，1926年9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及湖南省政府决定在省教育会坪兴建一座气势宏大的中山纪念堂。1927年建成，1930年不幸为战火破坏。1932年又由湖南省政府拨款重修，基本恢复原貌。中山纪念堂建筑面积2434平方米。南面是仿罗奥尼克式的花岗石柱廊，门窗套均是花岗石精雕细刻而成，是湖南花岗石建筑的精品。浓郁的古罗马风格，展示了洋为中用的湖南建筑文化特色。抗日战争初期，中山纪念堂曾为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驻地。为激励民众的抗战热情，1938年纪念堂内连续演出新歌剧《岳飞》，场场满座。抗日战争胜利后纪念堂成为湖南省政府的大礼堂，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将军在这里宣告湖南和平起义。

当时教育会坪还建有戏台，大概是为了举行集会时登台演说或演出的需要而建的。1938年11月12日夜半以后，长沙发生“文夕大火”，全城十之七八化为废墟。事后，湖南省当局组成救济委员会，赶筹善后，曾在教育会坪戏台前坪发放救济款，场面甚为宏大。救济款由省、市政府有关人员会同政治部三厅人员发放，每人5元，由宪兵十团团长李成仁率领所部监发并维持秩序。五元钱，按当时价值，可值光洋三四元，可买大米100斤、买高级香烟一条（50盒）。发放救济款的消息传出后，灾民陆续回到长沙，近郊民众也纷纷接踵而至。有的手抱小孩，有的扶着老人，从数十里外赶到长沙领取救济金。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主任、省财政厅厅长尹任先事后回忆，“发款那天清早，成千上万的凄苦灾民，便从四面八方扶老携幼涌向指定地点。发款时间未到，场内已经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后因发现，不少原来已去外地投亲靠友的人，也闻讯赶回，却未领难民证。只好临时改变规定：另发救济金兑换券，按上指印，凭券取款”，原估计“不仅实际人数将大大超过预计，而且也很难杜绝重复领款或并非难民之人前来冒领”。然而，奇迹发生了，参与救灾的青年会总干事张以藩十分感慨地说：“真想不到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发放了九万人的救济费，把钱直接送到灾民手中，不出差错，简直是神迹!”[28]

（三）图书馆

戊戌维新时期，谭嗣同、唐才常等在长沙创办的南学会设有藏书处，章程规定：有志向学者恣观各书。貌似不经意之间，南学会藏书处的大门向民众打开了一道窄窄的缝隙，从而具有了公共图书馆的属性，这成为湖南省图书馆事业重要源头之一。

1903年仲夏，雷光宇在常德创办常德图书馆。翌年春，梁焕奎、龙绂瑞、陈保彝、谭延闿、魏肇文、黄笃恭、胡元倓、许直、陆鸿逵、梁焕彝、刘棣蔚、俞蕃同联名在《湖南官报》上刊登“创设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募捐启”，陈述设立图书馆之紧迫性：“痛心种族之前途，中夜徬徨，揽衣屑涕，信乎图书馆之不可一日慢也。”倡议很快得湖南巡抚赵尔巽和省学务处的批准。不日募得巨款购置中外图书及动植物模型、光化仪器列置其中，设图书、教育、博物三馆，向民众开放，同时公布《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规则》，共30条，申明办馆宗旨是“输入文明，开通智识，使藏书不多者得资博览，创兴学校者得所考证为第一主义。”[29]这是中国第一所省立公共图书馆。南社诗人吴恭亨特撰联以贺：“许我读崔镳五千卷；随人吊汉景十三王。”

创建图书馆不容易，费用甚巨。湖南图书馆创办地点是在长沙城东浏阳门内古定王台。1904年春，夏瑞芳在上海创办的《东方杂志》第四期刊载一条消息：“湖南长沙城东有古定王台，兹由梁、龙诸君创捐钜款，购办中外图书及人体动植模型、光化等学仪器列置其中，设馆三所，曰图书，曰教育，曰博物。近已开办。”

1905年，继任巡抚端方将图书馆改为官办，从省财库拨给筹备经费银1万两，常年经费1．2万两，购置了大量书籍和器具。次年，庞鸿书继任巡抚后又新建三层藏书楼一所，阅览室4所，分经学、哲学、教育学、历史、舆地、算学、法律、政治、军事、理科、实业、医学、艺文、说部、美术、汇书、丛书17部，起用“交地方官管束”的维新人士、经学大师皮锡瑞任图书馆纂修。

1912年春，湖南都督府将清政府官办图书馆改为省立湖南图书馆，委仇道南（辛亥革命烈士仇亮之父）为首任馆长。同年3月15日新的湖南图书馆开馆，在《长沙日报》刊登广告：“今值国基肇造，策进共和，知识之开通，文明之发达，当以先研学问为第一主义。”时有藏书8000部左右，次年增至1．5万部。

1912年秋至1913年春，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半年多的自学生涯。后来毛泽东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那时进了图书馆，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子，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一张世界大地图，他回忆说，过去认为湘潭很大，湖南很大，中国被称为天下，那就更大，但是从这张世界大地图上看到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就更小。世界那么大，人也多得很。那么多的人，他们都是在怎样生活呢？毛泽东看他周围的人，很多都生活得很苦，很多普通老百姓都受着压迫剥削。他认为这非常不合理，应该改变，“从这时候起，我决心要为中国痛苦的人、世界痛苦的人服务”。从青年毛泽东的这段经历，足见图书馆开民智的作用。

之后，由于政局动荡，湖南图书馆时停时开。1923年3月，藏书全移交教育街新落成的省教育会图书馆。1927年改名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1930年馆舍毁于战火。1931年省政府委黄济筹备恢复，次年9月重新开馆，一时出现兴旺气象。以后6易馆址、3易馆名。

另外，1914年湖南省教育会建有省立通俗教育图书馆，“新旧图书，约八百余种，杂志及报章，约七十余种”。另设有民众书报阅览处二处，其具体情况是“阅报室亦未能多设，各种报纸，现除《通俗日报》，价廉易购，乡间阅者颇普遍外，余如《国民日报》《大公报》等惟高小以上学校及各学务机关购阅之，其他则甚少，间有一二购阅者。”[30]

教育系统以湖南大学图书馆规模最大。湖大图书馆是1929年由校长任凯南请省政府拨款兴建的，由湖大土木系教授蔡泽奉设计，1930年开春动工，1933年9月在胡庶华校长任内落成，耗资8．8万元。馆址在古道林寺旧址，建筑面积1026．67平方米。共有房间17间，计藏书室4间，阅览室2间，阅报室、杂志室、办公室、地下室各1间，研究室2间，还有蒸汽房等。规模宏大，建筑雄伟，装饰华丽，馆内设备均采用当时最新标准式样。1938年4月10日日军出动飞机27架轰炸湖南大学，图书馆连同5万多册藏书悉毁于炮火。

民办图书馆则以南轩图书馆影响最大。南轩图书馆由私立妙高峰中学校长方克刚创办于1926年，“馆屋共分上中下三层，下层为阅书室，阅报室，儿童阅览室，二层为研究室，书库办公室，三层为贮藏室及晒书台。十余年来，前后添置新旧图书达一万七千余种，杂志也有四百余种，历年报纸，也都按年份订成册。”[31]“左坪之内，特建剧台，新旧杂剧具备。游艺杂耍，光怪陆离，参观者何止万人。”[32]妙高峰中学连同南轩图书馆毁于1938年“文夕”大火。

湖南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古代的藏书楼，到近代的图书馆，一脉相承，对湖南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影响甚巨。尤其是20世纪初诞生的新式图书馆，对于开发民智、开通风气、交换信息、宣扬新思想、新知识，普及民众的文化教育，提高民众的国民素质，传承和保护地方文化，促进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可以说是最好的一所社会学校。

（四）教育馆

图书馆、博物馆、教育馆被誉为民国长沙三大社会大课堂。教育馆先后开办过三所，最早成立的是通俗教育馆。早在1911年10月，长沙响应武昌起义，宣告独立，长沙何劲、徐特立、杜庆湘等于光复后四日即邀集同志于省教育会，举行通俗讲演，深得都督府赞成。[33]都督谭延闿认为“当时大局未定，有待于民众之协助者尚多，而一般人民，昧于民族大义者，尚居大多数，非有专事宣传之机构努力讲演，不足以增加革命军之力量”，[34]遂创设都督府演说部，每日发放讲演之材料，发行《湖南演说报》，后更名为湖南模范演讲团，报刊更名为《湖南通俗教育报》。1912年冬，开办湖南通俗讲演员养成所一班。1913年冬，增办湖南通俗讲演员传习所一班。1914年，汤芗铭督湘，何劲以事下狱，郭李成继之，改为通俗图书编辑所，以模范讲演团附之。以后湖南都督走马灯似地替换，至1922年赵恒惕主湘时始定名为通俗教育馆。该馆名称凡7变，且经12次改组，又经几度停顿，然综览20余年之历程，逐渐由简而繁，而完善，惜为经费所限，规模不大。到1934年，分编辑、讲演、书报阅览3部，每日出报约8000余份，还在定王台旧址增设了书报阅览分处。

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湖南省当局也越来越重视其重要性，认为“社会教育，为改良社会之利器，补助学校教育之所不及，足以救济普通一般失学之人民，在训政时期，普及民众知识，所关尤钜”，“凡民众文化水准之提高，地方自治事业之促进，人民生计副业之推广，主义政令之宣传，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活动，无一不需兼筹并顾。”[35]因此决议成立民众教育馆。

1932年2月，长沙市民众教育委员会决定设立民众教育馆，制定了规程，由市政处委员筹备，于6月1日开馆，狄昂人为馆长。馆址设在中山路先锋厅刚落成不久的中山亭钟楼。中山亭地处全市中心，交通辐辏，故赴馆民众极为踊跃，每日不下千人。但馆舍狭小，长仅十丈，宽仅二丈，房屋分三层，下层为藏书室、阅览室、演讲场、阅报室、弈棋室、问字处。中层为办公室、民校教室、代书处、职员住宿。上层平台为民众茶园。1933年，中层因装置无线电收音机，乃将民校教室移至下层，与阅览室共用，而以原有民校教室作为办公室及会议室，全馆毫无隙地。阅报上午9时起至下午9时。阅书时间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除各种纪念日外，每逢星期日下午7时都在馆内举行讲演。

1933年3月，市政处将设在天心公园的第一书报阅览处改为民众教育馆第一分馆。“馆址设于天心阁之东轩，地势高阔，遥望岳麓，俯瞰全城，滚滚湘流，历历在目，风和日丽，空气清鲜，游目骋怀，固足以娱视听，凭栏兀坐，尤堪把卷吟哦，洵本市惟一之胜迹，亦民众无上之书斋也。”[36]该馆亦设阅书、阅报、代书、问字、弈棋等处。图书分挂图、地图、普通各类书籍，及儿童读物四大类，挂图三十二张，地图三幅，各种书籍千余册。

这一时期，各种小范围内改造农村社会的实验非常流行，并发展成为一种潮流。当时一大批文化名人如梁漱溟、晏阳初等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对农民施加合作与生计等教育，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出路问题。湖南省立农民教育馆应运而生。该馆由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亲自筹备，并得到了省主席何键的支持。农教馆于1934年2月于长沙市北门外大王家巷正式成立，聘欧阳刚中为馆长。馆内办有民众学校、陈列室、民众图书馆等，开展包括卫生、生计、集会演讲和农村社会调查等各项工作。该馆自成立以来的3年里，积极推动社会实践教育，主要开展的实验活动：一是筹办石佳冲、黄土岭、枫林小学和豹子岭实验区，开展文化、生计、卫生及自治等工作。二是组织农民信用社，致力于普及短期义务教育。先后组织61个农民信用社，社员达1136人。三是办理各种形式的学校，扫除文盲，提高民众素质。在各实验区内先后开办石佳冲、新大桥、枫树坪、马王堆等民众学校9所，学生达2300余人；义务教育班30班，学生4751人；民众夜校68班，学生1176人。“平民教育的老总”周方也大力推进农教馆的实验工作，创办了枫林农村实验学校，“以出蔬菜、猪、鱼为研究对象，向禾麻菽麦做功夫”，把学生培养成为“手脑合作，知而能行，行而能知，自立立人，自达达人，自养养人，自教教人的改进农村急先锋”。至1938年，该校毕业生达数百人。四是定期刊印《农民教育汇刊》和《农教旬刊》，针对农民的实际需要编印了《湖南乡土地理教材》《农村卫生的改造》《民众简易常识读本》《怎样选稻种》《电影教育与复兴农村》等数十种小册子。此外，还组织电影队，在各实验区内巡回放映。

农民教育馆作为湖南探索农村社会改良的试验田，由于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得到了省政当局以及各方的大力赞襄，实验活动因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对于发展农村经济，改良乡风旧俗，推进农村教育的整体改革，提升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均起了一定的作用。[37]

（五）俱乐部

20世纪30年代，是近代湖南民众新娱乐活动最活跃的时期，除大量影剧院为其活动的载体外，俱乐部也十分引人注目。1934年元月出版的《长沙市指南》中，作者邹欠白先生这样定义俱乐部：“俱乐部之真义，本为业余欢聚，借以增进友谊，并作办公后休养，加入正当娱乐。”他还说“长沙市区内，有小团体组织之俱乐部，专以赌博为事，殊失娱乐价值”，因此本书只收录了一家“正当娱乐场”，即市民俱乐部。该俱乐部设在党部东街（今民主东街）国民党市党部前大厅，有图书室、音乐室、弈棋室、乒乓球室、阅报室、运动场等。

《长沙市指南》出版后的1934年3月，长沙另一被湘人引为骄傲的俱乐部——民众俱乐部落成了。“民众俱乐部因为建筑得比较整齐，堂皇，设置得比较清洁，壮丽，于是成了湘省内外人士参观必到之处，过去到现在，遇有中央要员来湘考察内政及其他事业，国内名人及中央要人道经长沙，或外省参观团来湘观光时，湖南当政领袖必定陪往俱乐部巡视一周，或设宴于此，因此俱乐部的身份就日加提高，湖南之所以博得模范省的盛誉，俱乐部自有不少功劳。”[38]

民众俱乐部由位于又一村的清湖南省巡抚署旧址改建而成。民国后，清朝的巡抚衙门先后成为都督府、督军署和省长公署驻地。1930年7月毁于一场战火，1931年省主席何键利用残败屋宇辟为国术俱乐部。1934年改建为民众俱乐部，省主席何键亲任部长，实际负责的则是总干事竺永毕和秘书向恺然等。当时名记者严怪愚作有《柳暗花明之境：又一村民众俱乐部速写》一文，据该文记载，俱乐部分为跑马场、儿童图书馆、射箭场、健身庭、高尔夫球场、照相馆、大礼堂、电影院、川菜馆、民众浴室、理发室等12部。严怪愚写道：

每当夏秋之际，华灯初上时，全市的民众，小孩子们、老人们、青年们、中年们，男人挟了女人，女人吊了男人，一队队，一簇簇，络绎不绝跑到这里来舒舒空气，喝喝茶，打打高尔夫，射射箭，吃吃川菜，总是日以万计。尤其是女人小姐们，如今忽然新得到一个这么良好的展览地方，莫不“媚行于臀”，奔走鹜告，所以这地方也就成为诸女人最多的地方，有人称夏末秋初为“女人季”，称民众俱乐部为“女人陈列部”，洵不误我也。[39]

在俱乐部里，长沙妇女的开放程度已不亚于上海。射箭、打高尔夫球之类对封闭惯了的长沙来说是颇为时尚的。射一箭只要一分钱，花4角钱可玩一次高尔夫球，消费不算高。1938年2月郭沫若在长沙时还特邀田汉去逛过射箭场，留下一段佳话。长沙“文夕”大火后，民众俱乐部歇业。抗日战争胜利后，辟为中山公园。

其实早在民众俱乐部之前，长沙已有新式俱乐部问世，那就是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关于它的历史在本书第五章《湖南宗教与民间信仰的近代变迁》已经述及。“在那个堂皇的会中，有青年学校，有民众学校，有健身房，有弹子房，有沐浴室，有大礼堂，有会食堂，有露天花园、有寄宿舍，有游泳池，有外球场，有会员交际室，有图书馆，有中青团，有电影场，有白雪剧团……花头之多，真是不胜繁书。”[40]

在青年会的墙壁上，到处贴着堂皇的标语，如：“青年会是培养灵性增进道德的机关”，“青年会是灌输学问启迪知识的会社”，“青年会是锻炼身体健强体魄的地方”，“青年会是集合群众服务社会的团体”，“青年会是公共卫生个人卫生的提倡者”，“青年会是社会恶习人心沉沦的挽救者”，“青年会是青年人正当娱乐的图谋者”，“青年会是提倡新生活运动的实验区”等。这些标语正好为俱乐部在近代公共空间系统中所起的作用，作了最好的注解。

（六）国货陈列馆

20世纪30年代初，日货排山倒海般倾入中国内地，国民政府工商部乃令各省设立国货陈列馆，以提倡国货，挽回利权。刘廷芳接领了筹建湖南国货陈列馆的任务。刘廷芳（1900—2000），湖南衡山人。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国际贸易。1926年回国后，曾一度在熊希龄主办的平民大学任英语教师。1929年，何键任湖南省主席，余籍传出任省建设厅厅长，成立建设委员会以延揽人才，刘经湖南大学名教授任凯南推荐，得任建设委员，最初主管湖南模范劝工场。刘廷芳领命于1930年成立国货陈列馆筹备处，选择了今中山东路贡院旧址（前清省考场）全部基地作为馆址。因其前面有开阔地带适合建筑高大楼房，又居中山东路中段，地点适中，交通方便。筹备处随即迁入办公，并同时分途进行勘测设计、预算拨款，招标承建建筑风格为欧美传统带古典色彩。正面为主体陈列室楼房三层，并列16根圆形立柱；三楼顶部正中再增加四层，以方形为基础，上配八角柱体、圆柱体、圆锥体；顶上立钢管旗杆构成尖塔形，与前面16个立柱配合，颇为雄伟。在前栋三层主体楼房后，紧接建一层平房作商场。商场后为办公室、图书室、弹子房、锅炉及附属电影院、酒家、浴室、理烫店等。

    国货陈列馆于1932年10月1日落成正式开业，何键女儿何玫剪彩，各方代表莅临祝贺，蔚为一时之盛。前面二三楼陈列全国各大城市的名产国货和本省各地区特产；一楼全部辟为商场，招商出租承办，一律限售国货，成为全省最大的国货商场。当时湖南省生产的物品都可以在这里看到。例如醴陵的瓷器、裕湘纱厂的布匹与棉纱、丁字羽绒制品等，同时也引进了上海、广州等地的国货。大楼内宽敞的店堂、琳琅满目的货架，展示出20世纪30年代长沙人为提倡国货、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气派。在商场后面附属的银宫电影院、健身浴室、弹子房等，成为民众又一公共娱乐场所，豪华程度为全省之冠。店堂夏季满堂电扇，冬令温暖如春。广播音乐，当时尚属创举，不仅轰动全城，而且省内外亦有不少人士前来参观学习。

1932年10月30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视察国货陈列馆，对刘廷芳振兴国货的事迹大为嘉许。因宋美龄听不懂湖南话，刘遂用英语向宋美龄作介绍，宋听到刘一口流利英语且夹杂纽约方言，不禁为之一惊。交谈中她认为刘是湖南不可多得的人才。刘廷芳趁机向蒋建议实行矿业国有化，得到蒋的赞同和支持。蒋介石不久即命刘为国防委员会锑业管理处长，掌管全国能源，开发锑、锡、钨矿。在刘的努力下，矿业生产获得了较好的成绩，致使以后在抗日战争中，不但能源无虞，而且为国家赚取了巨额外汇。

刘交卸国货陈列馆后，继任馆长的有周勉、缪昆山、雷锡龄、杨柏衡、袁新舞。其中雷锡龄于1937年接任。1938年9月，日本侵略军侵入湘北，长沙震动，雷奉令把陈列馆二、三楼大部分展览品及部分设备，装箱由水路南运祁阳观音滩租房保存。1938年11月13日凌晨长沙大火，该馆前栋门窗、货架、柜台、陈列柜被焚一空，前栋塔顶和旗杆也被焚倒下。但其余大部分为钢筋水泥建筑，未遭破坏。1939年初，在大火中逃出长沙的居民，纷纷归来，日用品需要迫切。国货陈列馆奉令首先恢复临时商场。经过短期筹备，草草修复柜台货架，公开招商承租。同时中山路两旁，也出现摊贩长龙。临时商场开业后，中山路顿成闹市区。1944年6月长沙沦陷，国货陈列馆馆址被侵略军糟踏得残破不堪。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该馆由袁新舞接办商场，并仍由原租户返回复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