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湘文化转型中的民俗文化》结语

结  语

在过去的地域文化（如湖湘文化）研究中，人们往往偏重于精英文化的研究，把重点放在对著名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思想、理念、精神的剖析和提升上。历史研究也是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思想史的研究，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要是进行阶级斗争史的研究，把一部中国近代史等同于中国革命史。例如，以往民国史的分期基本是：辛亥革命和南北军阀战争时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好像民国时期的历史只有战争或革命而无其他。有关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的研究，自然成了薄弱环节，一段时间内甚至成为禁区。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2年以后，社会生活研究禁区逐渐被打破，并形成了一种共识：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风雷激荡的历史事件，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都不过是浮于历史表层的现象，更能表现其本质性、基础性的内容是涵盖十分广泛的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发展历程。由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宗族家庭、社团阶层、大众生活、礼仪风俗等方面构成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为人类历史活动提供了必要的舞台和条件，而人类历史活动又反过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业已成为评判历史事件与人物的重要标准。因此，湖湘文化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还应当十分重视民俗文化及其所影响的社会生活发展变迁的研究，揭示其丰富的内涵，探索其演变发展的轨迹。只有这样，一部人类历史才是完整的，丰富多彩的，有血有肉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

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但社会发展极为缓慢。尽管它在早中期也曾有过辉煌，但是到后期却落后了，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整个社会处于停滞不前和封闭保守的状态。历史进入近代，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而急剧的变化，造成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1840年，湖南全省范围内的汉化基本完成，但民俗还只完成从蛮夷到平和的变化。湖南民俗质的变化是在近代中西方文明的交流和历次社会变革运动中产生的，即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由愚昧向文明过渡，由落后向科学过渡，包括科学的思维法则、文明的生活习惯、健康的生存方式、平等的社会风气等。

近代湖南，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西学东渐，思想解放，社会生活和民俗风尚也发生了全新的变革，体现出近代湖湘文化对民俗文化产生的重大影响。近代文化与民俗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政治与民俗的关系。近代湖湘文化精神，如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坚韧不拔等，无一不是从历次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展现出来的，一些精英人物也是从历次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中崭露头角，然后才声名显赫的。这些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包括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长沙开埠、立宪运动、辛亥革命、联省自治、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农民运动、新生活运动、抗日救亡运动等。近代湖湘文化对民俗文化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从本书中至少可以看出以下五点。

一是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的“开明智”作用。从清同治之初太平天国事息至光绪戊戌维新运动前，湖南被西方称为中国“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敌的、特别引人注意的省份”，省城长沙则被称为“铁门之城”。而到戊戌维新时期，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等新派人士聚集长沙，“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大力倡言和推行变法维新，使湖南从最保守的省份，一跃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维新运动中，维新派官绅深感“开民智”对于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的重要意义，因而把教育改革看作是维新的主要内容之一。设在长沙的湖南时务学堂的创办是长沙旧式书院制度向近代学堂制度转变的肇始。谭嗣同对学堂、学会和报纸的作用进行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者，厥有三要。一曰创学堂，改书院；二曰学会；三曰报纸”。南学会的演讲把“开发民智”推向高潮。《湘报》馆与各府、州、县的南学分会、学堂密切联系，构成了遍布全省的《湘报》销售传播网络，使它的影响深入全省各地，甚至偏远乡村，对于湖南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移风易俗是戊戌维新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启蒙的重要内容。维新人士认为，现今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如果中国一国衣服独异，礼节特殊，则与外国国家和人民“情意不亲，邦交不结”。湖南维新派士绅大力提倡移风易俗、革除传统陋习的一系列作为，使长沙城市的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发起成立“不缠足会”、“延年会”，反对妇女缠足的恶习和奢侈浪费、因循苟且的旧生活方式。1900年义和团运动被八国联军镇压下去，为挽救清王朝的命运，清政府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发布了“改弦更张”、实行“新政”的变法上谕。并设立了督办政务处，综理“新政”事宜。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清政府在练兵、兴学、奖励工商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政措施，变革力度较“百日维新”有过之而无不及。清政府与社会上的各种势力，如省咨议局和近代社团，如商会、自治公所、新式风俗改良团体等，在政治态度和革新主张上可能迥异，但是在移风易俗的主张上却大体相同，不仅都反对恶风陋俗，而且对其危害性的认识与揭露基本一致，汇集成一股近代移风易俗的热潮，它兴起于青萍之末，而终于达到足以使“天下移风”的目的。

二是辛亥革命成为湖南社会风俗变革的转折点。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这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同样也是一场社会生活的革命。社会制度形态的变化给物质生活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湖南人头上的辫子剪掉了，新政府制定了一整套新的社交礼仪，出现了文明的集会，跪拜、作揖不见了，代之以鞠躬、握手，以简单、文明为特点的新式婚礼在长沙也多有耳闻目见，产生了一些新式的节日。总之，资产阶级革命派去掉了一些沿袭很久的野蛮主义、陈规陋俗，革故鼎新，以尊重人的权利为特点的新文明、新风俗逐渐为普通民众所接受，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知识阶层成为移风易俗的带头人。1912年3月5日《时报》记载了当时社会现象的生动画面：“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顶翎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纸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可见民初社会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不仅是政治制度的变革，衣、食、住、行、用等物质生活领域以及礼仪风俗也在发生变化。总体而言，辛亥前后湖南地区的社会风貌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其发展的总趋势是逐渐近代化，走向近代文明，但是，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传统习俗的根深蒂固，非一朝一夕能彻底根除，加之各种社会痼疾如烟毒、娼妓、赌博、匪患等，虽一度抑制，但不久又死灰复燃。因此，这一时期长沙的社会风貌就处于一种旧的未死、新的未立的态势，呈现出一种新旧并存、中西结合的面貌。

三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湖南社会新风尚的推进。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起点，1919年因抗议“巴黎和会”而引发的五四运动又把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五四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两面旗帜，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1918年成立的新民学会喊出了“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口号。一时间，文化领域的哲学革命、文学革命、史学革命、宗教革命和白话文运动风起云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女子放足，现代服饰，反对封建“贞操观”、“节烈观”等社会风俗革新运动，如狂风巨浪，横扫社会的每个角落，冲刷着封建习俗的种种污泥浊水。恩格斯曾经指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天然尺度。”这场旷日持久的社会风俗变革运动，就内容而言，主要是围绕妇女解放这个中心展开的。湖南在这场社会风俗革新运动中的影响和作用是十分突出的。1919年11月，长沙女青年赵五贞因反抗包办婚姻而自杀；1920年春，长沙女青年李欣淑因反对包办婚姻毅然出走，这两大事件的相继发生以及围绕事件展开的波及全国的关于婚姻自由的大讨论，表现尤其典型，影响尤其突出，对推动妇女解放和革新社会风俗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四是继之而起的大革命对封建旧俗的冲击。20世纪20年代中期爆发的大革命以“国民革命”为口号，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为起点，以“五卅”运动的兴起为标志。其发动群众之广泛，斗争规模之宏大，社会震荡之深刻，均为中国近代史前所未有。北伐军推翻了湖南的军阀统治，湖南人民第一次享有集会、结社、罢工、游行示威的自由，农民、工人、青年、妇女运动风起云涌。尤其是湖南农民运动、湘赣苏区政权的建立以及土地改革和民主建政，动摇了封建意识的基础，宗族族权被打倒，顽固维护封建旧俗的堡垒被攻破。与家族相关的礼仪旧俗，如童养媳、冥婚、过继、兼祧、入赘、丁忧、家讳、割股疗亲、结庐守制、严酷族规等渐次走向衰落。湘赣苏维埃政府还制定了《婚姻条例》，规定了婚姻自由、废除多妻制、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婢蓄妾和童养媳、打破守节制度、禁止聘礼送肉等不好的习俗等，并对所属各县的落实情况进行过检查。

五是新生活运动改变了湖南社会生活的旧习。20世纪30年代，湖南社会风尚的变革与国民政府强力推动的“新生活运动”是分不开的。新生活运动的中心任务是要实现全社会环境的整齐、清洁。为此，湖南展开了识字、体育、守时、节约、禁烟、禁赌、使用国货、发展教育、建设公园、解放女婢、举行集体婚礼等30多项活动。1935年3月后，新生活运动进入到以实现“国民生活的艺术化、生产化和军事化”为中心的新阶段。国民政府企图通过实现“三化”，把国民生活推向“高尚、富足、巩固”的新阶段，以奠定“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础”。虽然新生活运动有其局限性和负面影响，但对改良湖南的社会风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可见，近代湖南社会风俗变迁的过程和整个中国的变化一样，从实质上来说，就是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是时之湖南，保守力量逐渐衰退，新生力量脱颖而出，“铁门之城”的铁门逐渐被打开，形成政治上的新格局，经济上的新产业，科技上的新成果，社会上的新风尚，生活上的新需求。当然也有积弊成痈，酿成害己、害民、害国家的社会毒瘤。但总的趋势是，传统社会固有的封建性、封闭性、停滞性和落后性在逐步被打破，而近现代社会的民主化、科学化、开放性和文明进步等因素在逐步增长。这一结论就是本书对湖南近代湖湘文化与民俗文化研究做出的一点点贡献。

作者：陈先枢

原载：《近代湖湘文化转型中的民俗文化》岳麓书社20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