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国初年的长沙政局演变与社会发展

第二节  民国初年长沙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

一、经济贸易的初步发展

自清初湖南建省后，长沙为湖南省会，虽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地位十分重要，但在明末和清前期，以迄近代初期，其经济和商业贸易的繁盛，反倒不如南面的湘潭。从戊戌变法前后开始，特别是20世纪初开埠后，长沙则“逐渐发展成为全省最大的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 [ ] 至民国初年，“长沙为本省商业中心，复为消费焦点”。 [ ]

（一）长沙经济贸易初步发展的原因和条件

民国初年，长沙经济贸易的初步发展，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1、辛亥革命的促进作用。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相应地引起了阶级关系、政策法令及传统思维习惯的巨大变化。

资产阶级的地位在清末已经有所改变的基础上大为提高，以前居于“四民之末”的实业界人士进入国家政府部门和国会。全国的情况如此，湖南的情况也是如此。长沙光复后的焦陈政权及其后的谭延闿政权构成，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分子，整体上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振兴实业、放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成为当局施政政策的主轴（前面已有陈述）。光复后长沙首任知事姜济寰 [ ] 也竭力推行谭的政策。民初的长沙，各界人士、各色人等纷纷起而创办交通、工矿与商业。得风气之先而投资实业的，不仅有原来的旧式商人，更有官僚、地主（包括脱离官场的绅士），其中以政治上的保守人物如王先谦、叶德辉等人亦已投身办实业，说明人们的传统思维习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上这些情况，对后来的施政者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2、1914－1918年间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国也为长沙经济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一战期间，英、德、法、俄等国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使中国的民族工业产品在市场上减少了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的需要，湖南进出口商品获得了发展机遇，长沙作为各种商品集散之地和中转之地的地位进一步加强。

3、从历史原因来看，鸦片战争后外贸经济的日益发展，长沙已是货物输入输出的重要中转之地；开埠后，长沙便成为洋货及外省货物输入湖南、本省货物输出省外的集散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南近代工业兴起并逐步发展，长沙是湖南近代工业的主要中心。

4、交通条件的改善。19世纪末以后，以轮船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内河航运迅速发展，使往昔长沙河道利用不充分的局面得以改变；1911年初粤汉铁路长株段建成通车，1918年长武段建成通车，铁路横穿长沙城区；此外，从1913年开始长潭公路的修筑，此后修成的全省公路网也以长沙为中心。

在以上有利因素的促进下，1912－1919年间长沙经济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二）长沙经济贸易的初步发展

1、近代工业企业的发展

英国驻长沙领事基尔士在1912年的《长沙商务报告》中称：长沙“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发起工厂企业得到很大的动力，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其最大的目的是尽可能使湖南在工业上不仅不依赖外国，而且不依赖其它省份。” [ ] 在此期间，长沙创办的工矿实业公司，主要的有谭延闿亲自发起组织的洞庭制革股份有限公司，黄兴、龙璋等人创建的旨在“收回外溢之权利，扩张自由之营业”的汽船公司，以及经华纱厂、长沙自来水公司、麓山玻璃公司、湖南面粉公司等。至1919年五四运动，全省堪称近代工厂的企业共26家，其中，辛亥革命前创设的6家，辛亥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设立的18家，另两家是五四时期刚刚开办的。 [ ]

就工业门类来说，主要有纺织、制革、火柴、印刷、造币、冶炼、玻璃、面粉、兵工等，以轻工业为主。孟学思曾指出：“改元而后，……举凡人民服食之所需，器用之所资，如冶炼、电气、纺织、面粉、玻璃、皮革、造纸、印刷、肥皂各种制造事业，靡不粗具规模，灿然可观，此可谓吾湘新式工业之兴盛时期。” [ ] 1912－1919年长沙重要近代工业企业，包括清末已建立至此时期仍存在的企业列表如下。

表6.1  1912－1919年长沙近代工业企业简表

类别企业名称创办人创 办 时 间地址备注

矿冶华昌炼锑公司梁焕奎1908下碧湘街后更名桂记机器厂

湖南黑铅炼厂田芸生、江顺德、徐德儒等1910南门外六铺街开工5月而停工，民国成立后时办时停。

兵工湖南金工厂谭延闿1912火药局旧址1918年改名湖南陆军工厂

湖南陆军工厂谭延闿、曾继梧19161920年改名为湖南机械厂

火柴和丰火柴公司张祖同、刘国泰等1896北门外

电力湖南电灯公司陈文玮、李达璋等1908南门外下六铺街

光华电灯公司左宗澍、章克恭等1917沿河大道草河段

纺织经华纺纱公司吴作霖等1912银盆岭1913年改名湖南第一纺纱厂，1917年更名华实纱厂

玻璃麓山玻璃公司彭次英、肖丽生、章克恭等1912六铺街

楚南玻璃公司1915

造纸华丰纸厂1912南门外豹子岭后名湖南造纸厂

楚湘纸厂

食品加工阜湘碾米厂何佐卿1912

湖南机器面粉公司左学谦等1914

湖南面粉公司左彤轩、陈友梧等1915北门外新河

长沙陆军干粮厂生产肉类、甲鱼和水果、蔬菜罐头

制革洞庭制革公司谭延闿1912筹备两载无效而罢

岳嵩制革公司曹典球、宾步程1919北门外新河

印刷湘鄂印刷公司徐延祉、吴寿民等1912织机巷

新记印刷公司袁尉林、喻培支等1919织机巷

烟草湖南烟草公司熊桂芬1913草潮门正街烟牌名均以“双”为首

说明：本表资料来源为孟学思《长沙重要工厂调查》、吴晦华《长沙一览》（湖南史地学会印行，1925年8月）等。此外，日商华天洋行于1916年在长沙创办丰盛冰厂；英商约克洋行1919年在长沙设立湖南冰厂。

上表中的近代企业具有代表性的为华昌炼锑公司、和丰火柴公司、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光华电灯公司、经华纺纱厂、麓山玻璃公司、湖南面粉公司，其在此时期的发展情况，如下：

（1）华昌炼锑公司——当时湖南最大的民营近代实业企业。该公司成立于清末，进入民国，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市场需求扩大的有利时机，适时向法国赫伦士米厂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炼锑技术，并获得在湖南的十年专利，从而垄断了国内纯锑及锑氧生产技术，全省各地锑砂均交华昌公司代炼并集中出口，使洋商暂不能再在湘省廉价收购锑砂。又经过扩股招商（初期资本11万，1915年扩为90万，1916年招商股204万，总共300万），增加了资本，从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其长沙炼厂设锑氧炉24联，纯锑炉19排，长膛烘砂炉15座，另于益阳、安化、新化等县设采矿场及生锑炼厂，每日纯锑产量达30至40吨，有相当规模。年产量不断增加（见下表），利润不断提高。1916年营业额竟高达300余万两，获纯利120万两。在上海和美国纽约设有分销处，直接对外贸易。这一时期是华昌公司发展的黄金时期，成为扬名海内外的大企业。但好景不长，一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市场需求锐减，公司在“沪汉及长沙债务，以拆息过高，积至百数十万。货运至纽约者，约二千余吨，所得售价，仅供关税、水脚、保险之用，数十万元之采炼成本，概归乌有。”至1922年宣告破产清理。

表6.2 1912－1918年华昌公司炼矿厂生产数量表（单位：吨） [ ]

1912年1913年1914年1915年1916年1917年1918年

生锑594713873577895

纯锑2307265918887200860082004200

（2）湘善记和丰火柴公司——湖南最早的近代轻工企业。该公司亦于清末成立，自开办以后，生产经营状况甚佳。清末民初一度经历动荡，但至“民国七年（1918年）前，营业仍然发达，号称‘湘中最著之实业’。所制火柴，销行湖南全省及外省各埠，颇有声誉。” [ ] 1915－1916年间，“销路最旺，每年多至八千箱”。 [ ] 发展至1919年，工人多达3千人。所产火柴有红头、黑头两种，后者属安全火柴，行销全省，且有出口。但由于军阀混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洋货充斥，生产波动较大。

（3）电力工业的发展。民国初期长沙的电力工业企业有两家，一为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一为光华电灯公司。前者清末最后一年的5月28日正式投产发电后，在民元以后陆续增置设备，供电时间和供电量成倍增加。供电时间由开始时不过6个小时，发展至1914年的24小时供电；供应电灯数由开始时的不过2000余盏，到后来逐年大幅度增加（1914－1919年的逐年装灯数分别为13010、17089、19335、20770、24483、30132盏）， [ ]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后者系民国初年创办，有250瓩的发电设备和相应的蒸汽锅炉，与湖南电灯公司以今中山路为界，分供南北城市用户照明用电。两公司所供电源均为交流电，屋内用电伏打数也均为220伏；从高压线到变压器的伏打数，前者为2000，后者为3300。原用的机器是德货，后又新购进美国制造商供给的的机器。 [ ] 两家相互竞争，彼此都有进步。1919年与1912年相比，燃灯户数增加了2575户，装灯数增加了24229盏，用电数增加了1334929度。 [ ] 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主要用于照明，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用于工业动力；二是尚无水力发电，电网也未建立。

（4）经华纺纱厂——近代湖南的第一家机器纺织厂。纺织工业是与矿业并立的湖南近代工业的两大优势部门，但起步较迟，至民国初年才开始出现。辛亥革命后，湖南也掀起了振兴实业的热潮。1912年湖南都督府参议吴作霖，“痛外货之充斥，生民之穷困”， [ ] 呈报都督谭延闿批准，向财政司借得湘纹银60万两，创办经华纺纱厂，属官督商办性质。在长沙河西银盆岭下购地256.93亩为厂址，一面修建厂房，一面订购机械。陆续购得英商安利洋行纺纱机4万锭、锅炉3台，德商550千瓦透平交流发电机3台、电动机260余台， [ ] 其设备规模超过当时的武昌纱厂。但不久，二次革命失败，吴作霖以嫌疑去职，汤芗铭将公司收归官办，改名湖南第一纺纱厂，以李章锷总理其事。李在任仅修成一驳岸码头。1916年谭延闿第二次督湘，任命财政厅长袁家谱兼治厂务，成立纱厂工程筹备处，“对于经营纱厂，不遗余力，网罗专门人才，共策进行，故厂屋、堆栈、烟筒、水塔、水池等次第告成，机械之装置亦先后完备”。 [ ] 但因资金困难，又招商承办。1917年，由绅商左修树、朱恩绂等组织华实纺纱股份有限公司，承租纱厂。不久，北洋军阀张敬尧督湘，竟决定将纱厂卖给外商，以解决军费困难，厂务陷入停顿，引起湘省绅商民普遍反对。1920年张敬尧被逐出湖南，谭延闿第三次督湘，仍任命袁家谱经理厂务，厂房建设和机器设备安装工作才次第完成，仍交给华实公司管理。

（5）麓山玻璃公司，由彭次英、肖丽生、章克恭等集股白银18万两，于1912年创办，“延聘日本技师数人来厂，引进了熔融石英砂的八卦坩锅炉设备及吹制玻璃制品的工艺”， [ ] 是湖南最早的玻璃工业基地，以生产煤油灯座、灯罩为大宗，颇获利润，“当民国七八年时，该公司每年出产达十余万元”。 [ ]

（6）湖南面粉公司创建于民国三年至四年之间，首创者为长沙在广东作候补官员的左彤轩和陈友梧、黄藻奇、李汉云、陈鉴堂等人，他们先招股集资，购买地基，修建厂房等，然后去上海先购机器、锅炉，于1915年正式开张营业。生产的面粉有红牌、蓝牌、绿牌数种，在长沙城内东、南、西、北各门设立分销处，产品并畅销常德、湘潭、衡阳、洪江等处，每日生产面粉1600袋，公司大获盈利，“该公司当创办时，每年营业百余万，民五结帐，获纯利六万余元，民六三万余元，民七万余元，民八以后停业……” [ ]

此外，一些传统行业也得到了近代化改造。稻谷加工成大米，长期以来是由碓坊生产实现的。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对外贸易的扩大，碓坊生产已经不能满足市场对大米日益增长的需求，改造大米传统加工方式，成为社会的必然要求。1914年，湖南富商聂缉槻在其开设的协丰粮栈附带用机器碾米，这是长沙机器碾米之嚆矢。1918年，长沙商人袁久安从上海购得卧式碾米机和电动机各一部，在府正街开设茂丰米厂，日出白米百石左右，一时轰动全城。随后，义丰粮栈及兴记、永丰相继开设机器碾米。1919年前后，一部分米厂还采用了从德国西门子洋行进口的稻谷加工设备。 [ ] 另据《美国驻长沙领事詹尔森报告书》（1919年）：制砖业也采用了现代方法作业。在长沙城南沿河地方有砖窑与压瓦屋棚。在长沙之南、离城10英里地方的湘江左岸，建有制砖厂屋，装置机器，制砖与压瓦，出产细致而又坚硬的红砖（中国制造的砖是暗蓝色的）与外国式的瓦，两头有接缘。 [ ]

与清末比较，此一时期的长沙近代工业，显然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就近代工业在湖南的分布来看，长沙是全省最集中的地区；从行业发展来看，除采矿业外，长沙也是全省最发达的地区。但整体而言，长沙近代工业发展的层次浅、程度低、规模小、成效甚少，与沿海开埠通商较早的城市相比，是低水平的发展，尚处于幼稚期。这主要是由于资本缺乏，没有安定的环境，领导阶层之认识不足，迟迟未有行动，帝国主义压力太大。 [ ] 此外，欧战期间由于经营矿业获利甚巨，影响了有限的资金流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尚占据主要地位以及人才的缺乏等，也是影响长沙近代工业生存和发展艰难的重要原因。

2、外向型手工业的勃兴

长沙的手工业有夏布、缫丝、鞭炮、湘绣、土纸、制茶、榨油、碾米、竹器、阳伞等，其中以夏布、鞭炮、湘绣等较为有名。民国初年，浏阳从事此一行业的有二百五十余家。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主要是棉、麻纺织业遭到破坏，但鞭炮、湘绣等外向型手工业却勃兴起来。

鞭炮，通称爆竹，以浏阳的制作最精，产量最大，早在光绪年间即已销往省外以至国外。民国初年，湘绅刘人熙在汉口宣传、推介浏阳鞭炮，颇著成效，有12家较大的浏阳炮庄陆续迁往汉口，1919年在汉口成立浏阳鞭炮同业公会。由此，浏阳鞭炮国内市场扩展至东北、华北广大区域，国外市场也有进一步开拓，欧美各国多有销售。“我国出口爆竹最多之地，首推长沙”。据海关数据统计，长沙关1912－1919年的鞭炮出口数量为461467担，出口价值7193519关平两，光绪三十年至宣统三年的出口数量为232766担，出口价值为3044505关平两，两相对比，出口数量和出口价值分别增加228701担和4149014关平两。 [ ]

湖南的湘绣业作为商品生产发展繁荣，成为享誉中外的中国四大名绣之一，是近代时期的事情。在这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是胡莲仙（湘阴人，后迁居省城）、袁魏氏（长沙县袁家坪人）和杨世焯（宁乡朱石桥人）。湘绣在全国刺绣市场上初露头角是1910年在南京举行的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上，此后多次参加国际博览会展销，饮誉海外。随着国内外市场的扩大，湘绣生产的规模逐渐扩大。长沙的绣庄数和产量件数，1913年为21个和1000件，1914年为23个和1200件，1915年为30个和1500件，1916年为35个和2200件。 [ ]

3、近代交通运输的发展

交通、通讯与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由于仇洋心理，长沙在晚清对近代交通运输曾有过强烈的抗拒。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长沙官、绅、民的观念被迫发生改变。民国初年，长沙的水上交通、陆上公路运输、陆上铁路运输均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一定程度的进展。

水上交通运输方面，在清末即有本省人士开办的鄂湘善后轮船局、开济轮船公司，英国太古、怡和两洋行在长沙设立的经营轮运的经理处和日本人所开办的日清汽船会社。进入民国后，特别是欧战期间，外人难以顾及，航运业又有所发展。1914年，湖南轮船公司达17家，资本120多万两银，浅水轮26艘，占当时全国商办轮船公司和商轮总数的12％，而长沙在其中所占份额颇大；至1917年，长沙本港轮船为62艘，3584吨。长沙水运码头由8埠增至11埠，码头工人增至7700余人；办理水陆转运的转运行也随之兴起。但欧战结束后，外轮卷土重来，在长沙角逐的主要有日本戴生昌、日清，英国的太古、怡和等公司，本地航商被外轮挤垮破产的达20多家。民国初期主要的航运企业情况如下： [ ]

（1）鄂湘善后轮船局。该公司1898年3月29日挂牌营业，为长沙港有轮船运输之始。1917年6月，湖南督军署援用清廷善后局官轮名义，将该公司船产收归军用航政局，公司遂宣告破产。

（2）开济轮船公司。1903年在长沙成立。因经营失败，于1917年由沅江人邓鸣球、萧成生、徐福跃、谢本瑶等合资买下该公司注册牌号、船产及在长沙、沅江的码头，继续营运。

（3）中华汽船公司。以“曾左嗣裔”曾麟生、左念贻为主，由仇毅、龙璋、黄兴等12人发起，集资20万银元，于1913年在长沙成立，曾麟生、左念贻分别任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在长沙大西门外购置码头、房产，经营长沙至上海直达客货航运。该公司于1912年在上海购进德国汽轮，取名华盛号，载重721吨，当华盛轮从上海载食盐710吨驶进长沙港时，“湘男女老幼环而观者数万人”； [ ] 1916年3月，公司又购进外国商轮一艘，取名华泰号，1100吨，为湘沪航线吨位最大的轮船。湘沪客商争以货物托运，收入颇丰，每年净得“水脚”（运费）银万两，纯利三四千两。自1917年始，因接连发生海损事故，且不善管理，亏损负债，于1921年破产。

（4）楚利轮船公司。1913年9月，湘潭人杨绍英、杨石泉、唐少甫、陈寅亮等，以轮船合股组成楚利轮船公司，专营长沙至湘潭客货运输。1915年，该公司为确保长潭线权益，与日商戴生昌轮船局拼班竞争失败，被迫让戴生昌满载先开。在军阀混战中，为免遭掳差，楚利轮船曾挂日商开源洋行旗号。

（5）长津轮驳股份有限公司。1917年，从事长沙至津市航线运输的船东吴鹤洲、吴白熙、郭梅舫、张师古、王毓麟等，以6艘轮船组成各负盈亏的联合体。

（6）长湘汽船股份有限公司。1914年6月，长沙绅商孙泽霖邀彭先俊、甘诗丞、姚大珂等集银1万余两，从上海求新船厂订造一艘较为新式的铁壳浅水快轮，取名普济，功率59千瓦，拖带50吨，可载客140人，组成湘浅水汽船股份有限公司，主营长沙至湘阴航线。1917年因内部在轮流当差上意见分歧而散股。

由于政局不靖，资本小，管理不善，特别是外商企业的恶性竞争，以上这些民族航运企业的经营维持十分艰难，发展更是有限。而外国航运企业则凭借雄厚的资本、不平等条约所给予的特权和成熟的经营管理经验，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这些外国航运企业主要有：

（1）戴生昌轮船公司。戴生昌原系浙江镇海人，后因触犯清廷刑律而加入日本籍，1913年来湖南，在长沙设立机构经营航业。聘请日本驻长领事馆商务村山正隆为监理。1914年5月，日本驻长领事馆照会湖南都督，要求“通知海关及地方官、厘金局（所），对于戴生昌轮船局之船舶妥为保护”。湖南都督府即通令各方面“一切遵照《内港行轮章程》妥为保护，不得稍有违背”。戴生昌拥有客货轮10艘、小轮20余艘，开航长衡、长潭、长常、长益、长津各线，与湖南民营航业展开“拼班”竞争，不少民营公司被挤垮。1917年，戴生昌乘军阀混战之机，抬高运价，将长沙至湘潭线乘客票价涨至2000文，高出原价5倍。

（2）清末外国人开办的三个运输公司仍在湘江经营长沙至汉口之间的业务。太古公司由招商局代办，有吉安与沙市两汽船，在夏季几个月内作定期航行，开往湘潭收集货物。日本的日清公司有常班轮船往返长沙与汉口之间，拥有沅江丸、湘江丸与武陵丸三艘轮船。英商办的怡和公司，由印度支那航运公司经理，有汽船一艘，名为昌和，在3月到11月的运输季节里营业，旺季时同和轮亦加入营业。 [ ] 除开这些公司外，还有美孚公司也有自己的船只运输石油或出租，另有亚细亚石油公司有自己运输石油的船只。

公路交通运输方面，主是进行了长潭公路的修建。长潭公路，原称军路，不仅为湖南有公路之始，也是全国最早按汽车通行标准修筑的公路。都督谭延闿感到省境治安之所以不上轨道，多半是由于交通不便所致，计划以长沙为中心，兴建向南、向西的军用公路。1913年春，设立湖南军路局，委谢厚藩 [ ] 为工程处主任，主持修建长沙至湘潭的公路，并拨出省款兴工。当年就在原驿道上改建成长沙至大托铺一段。汤芗铭主政期间，以财政困难为借口，下令停修，公路工程停工。1916年，谭延闿第二次督湘，促成复工，至1917年1月，建成大托铺至易家湾路段；9月，傅良佐督湘，因军阀混战再次停修；1918年恢复修建，因经费困难，进展缓慢。1919年4月，撤销军路局，改设路政科，继续修筑。至1921年11月全线竣工通车。长潭公路为砂石路面，在民国初年全国所修的公路中，属于比较先进的一种。但在弯曲度、坡度方面则注意得不够。至于公路运输业，在公路建成后才产生。

铁路交通运输方面，自清末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后，即已修筑了长沙至株洲一段，原计划修筑的武昌至长沙段工程，全长480余公里，系利用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贷款，于1912年开始勘测，1914年6月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任汉粤川铁路督办，将粤汉铁路建筑提上重要日程，经过四年多的努力，于1918年9月16日开始营业，定期行驶客运与货运列车。接着，对长株段进行了全面修缮，两段于1920年对接，武株线在湘境长约250公里，22个车站，年运量约50万吨。粤汉路的武长段与长株段总局设在长沙，长沙成为湖南铁路的中心点。铁路的开通，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也使长沙与汉口在经济上的联系更为密切，对湖南、长沙经济贸易的后续发展更是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随着铁路的开通，一个新的行业——全盘代理铁路业务的铁路运输行便应运而生。早在长株铁路开通时，长沙就有两家运输行；长武段通车后，由于国有铁路公司连年亏损，粤汉铁路湘鄂工程局为增加运量，与水运争夺运输市场，积极鼓励商民开设运输行，并制定了若干优惠条例。当时有名的运输行有公行和、泰隆、信大、湘粤汉等数家，他们在长沙、武昌两站均有其机构，并配有堆栈、防护装卸等设备，其南来北往的货运业务，十分繁盛。

作为外来文明的近代交通，除对经济发展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外，还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变化，从而推动着传统社会向现代化方向的迈进。

4、商业贸易的发展

1904年7月开埠以来，长沙更为繁荣，巡抚岑春蓂曾说：“光绪三十年开埠以来，地方日臻繁盛，商贾辐辏，帆船络绎。” [ ] 外国领事也认为 “长沙渐渐成为外货进口（湖南）的分配中心”， [ ] 货物通过交错的水道，可以运往省内任何地方。

民国初期，长沙的商业贸易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作为湖南商业中心的地位已经奠定。城内店铺林立，商业网点密集，百业兴旺，市场繁荣，既是湖南农产品的集散中心，也是其他各种商品的交易中心，并初步呈现出对外开放的贸易格局。

市区商业和手工业店铺在原有的基础上，有较大发展。据记载，1916年，长沙市区共有营业性工商业店铺4912余家，其中食品281家、文具17家、药品184家、奢侈品171家、服装43家、农矿621家、洋货127家、金融130家、工艺2121家、电灯公司2家、洋行10家、汽船8家、旅馆476家、书店33家、影剧院19家、餐馆74家、杂业595家。 [ ] 不仅各种店铺遍及全城大街小巷，商业中心由沿河各地继续分别向城内扩展，形成南北两大商业区。南部从大西门延伸到太平街、药王街，从小西门延伸到坡子街，从西湖桥延伸到南正街、八角亭，再与药王街对接成一大片，成为长沙百货荟萃之区。北部由中山路经北正街至湘春街，与通泰街、潮宗街纵横相接，形成长沙杂货繁盛之区。这一格局与早期长沙、善化两县的同城而治有关。清代后期业已形成的专业商业街市，此时更趋繁荣。坡子街毗邻批发商业地段，是河埠进入城中区的要道，钱庄、扇店、金银首饰店、铜器店、笔墨店、药材号在此处麇集；南正街是城区南北交通干线，南货店、刀剪店、烟店、红纸店和茶庄等杂货商店甚多；具有现代气派的百货店、绸布店则大多集中在八角亭一带。

商业贸易的发展，还表现在对西方先进的商品经销方式和近代广告手段的运用。长沙商品市场上的变化，首见于商品包装的变化，纸板盒、玻璃瓶、马口铁罐等近代包装材料制品取代纸包、草袋、陶罐等传统包装材料制品；包装印刷也由手工印制逐渐向机械印刷发展；在包装装潢设计上，也受洋包装、洋商标的影响，逐渐注入了时代气息。许多不用包装的商品，也开始使用包装，如民初市场上畅销一种“建条”烟丝，包装精美，印有彩色仙女图，商标在国民政府实业部注了册，打破了烟丝散装销售的传统。报纸广告在清末出现，进入民国后，报纸作为可靠的媒介物，经营者在其上竞相刊登广告，内容涉及商家开业促销、学校招生、客运航期等。外国制造商和经营者也十分重视报纸广告，因为“所要接触的中国商人或机器购买者，一般都要阅读一二种报”，“长沙一美国商店用二英寸地位作广告，说明所经营的业务与代办的各种货品”。 [ ] 《大公报》前十年每日所出报纸共20个版面，其中广告就占了5个版面，其收费标准为“刊登半版的以每英寸每月收费3元，刊登报衔号下面的篇幅收费加倍，刊登中缝的篇幅收费减半。” [ ] 除报纸广告外，其他各种近代广告媒体也大为扩展，如店面广告、橱窗广告、户外广告、霓虹灯广告、挂历广告、游行广告等等。民国初年创办于八角亭的介昌绸布店，门前竖一时钟楼，指针到点，当当鸣响，行人争相观赏，店堂中设立玻璃橱窗，陈列高档商品，使人一进店便有琳琅满目之感；离其不远的华丰绸庄则在橱窗内装饰一个“鬼”字，声言谁能猜中，橱窗内的商品就送给谁，引来众多围观者，一大汉猛击一拳，砸破橱窗玻璃，取走橱内商品，老板连声夸奖，并设宴款待，并解释说，他猜对了，是我要找的“冒失鬼”。华丰绸庄从此名声大振，营业日盛。长沙广告在走向近代化的同时，传统广告形式仍占有一席之地，如招牌广告、诗联广告等。 [ ]

长沙是湖南各种农产品的集散中心，如谷米、桐油、牲猪、木材、茶叶等，多集中于长沙，再分运各地。

作为产粮大省的湖南，随着粮食特别是谷米商品化的发展，清代就有了相当繁盛的长沙米市，到民国已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冠。据统计，在湖南33个有余米输出的县份中，有16个以长沙为其谷米的主要销售地，且多位于湘中、湘北等谷米主产区的县份。长沙沿湘江东岸西湖桥、大西门、潮宗街一带形成了多处粮食专用码头。输入省城之谷米，经碾米厂加工制成各级白米后（也有不经加工而输出的），一部分销本市，一部分运输出口，主要销往汉口、上海。根据海关的数据统计，1912－1919年间（其中1917年因大旱成灾，田禾收获仅及七成，谷米被禁止出口，无数据，不在统计之内），长沙海关谷米出口4,815,574担，价值13,448,620关平两，与清光绪三十年至宣统三年出口3,509,108担、7,872,654关平两比较，出口数量增加1,306,466担，出口值增加5,575,966关平两。 [ ]

桐油是继谷米之后，湖南的第二大出口农产品，在全国桐油出口总额中，常居数一数二的重要地位。以长沙、岳州两关历年出口桐油数量为例，其在全国各海关出口桐油总额中所占比重，1912年为15.58％，1913－1917年为7％左右，1918年为16％。长沙是湖南桐油的五大集散地之一，“凡湘水流域所产之桐油，大都集中于此，以求销售，此外如资水流域各县之油，亦多贩运来此……”一部分销售本地出口行，一部分直运汉口，余则供本省各地之用。“根据海关贸易册之报告，民国元年销售最多，达122,200余担，而民国四年至民国七年为最少，平均不过数十百担。” [ ]

棉花在清末以前，罕有出口者。清末至民国时期，出口量逐渐增多，成为省内重要的出口物质之一。湘东、湘南、湘中各地所产多集中于长沙，再分运各地。1912－1919年间，由长沙海关出口的棉花数量及价值分别为25,158担（1913年无统计数据）和490,861关平两。 [ ]

民国初期，长沙的进出口贸易较之清末发展更快。清末1904－1911年长沙关进出口总额为61,875,756关平两，其中进口41,545,271关平两，出口20,330,485关平两。民国初期1912－1919年长沙关进出口总额为201,049,610关平两，其中进口总额107,795,604关平两，出口总额93,254,006关平两。两者比较，长沙关进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民国初期较清末分别增加139,173,854关平两、66,250,433关平两和72,923,521关平两。出口总额的增长之所以大于进口总额的增长，主要是由于一战的影响。 [ ] 1914年出口总额比开埠当年增长3.38倍，出口980万关平两，进口1,268.1万关平两，其中长沙直接进出口洋货234.5万关平两。 [ ] 贸易的产品，输入的大部分是成品，如棉织物、砂糖、海产品、洋纸、石油等，而输出的则是原材料和半成品，主要是谷米、锑、锰、麻、爆竹、纸类、皮草等。

5、近代金融、保险业的形成

随着长沙近代工商业的繁荣，由票号、钱庄、典当行业构成的传统金融业逐步向由银行、保险等近代金融演变，长沙金融出现了新的格局，保险业也发展起来，长沙因此成了湖南近代金融、保险业的中心。

清代咸同以后，长沙的典当、票号、钱庄渐趋发达，已隐现出金融市场的雏形。民国成立后，因湖南官钱局的票币贬值，各票号总号陆续将在长沙的分庄全部撤退；但典当、钱庄仍较活跃。1914年，湖南国税厅饬令典商更换新贴（营业执照），长沙有镇源、裕昌等23家当铺换新贴；1918年，北军进入长沙进行抢劫，又受湖南银行倒闭的株连，受此打击，长沙典当业至1919年破产。至于长沙的钱庄，在清末几经起伏，自1911年起，由于湖南官钱局票币贬值，又获发展；到1915年底，长沙有钱庄112家；1918年，湖南银行倒闭，长沙钱庄均受牵累。

随着长沙开埠后，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银行作为其产物诞生，是经营存款、放款、汇兑、储蓄等业务、充当信用中介的一种特殊企业。银行在长沙的出现是长沙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它反映了长沙金融业发展的重要进程。1912年民国成立后，清末官办的大清银行长沙分行经停业整顿后，谭延闿将清末官办的湖南官钱局改组为湖南银行。随后，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湖南地方银行、商业银行、外地银行、外商银行 [ ] 和其他金融机构均在此时期开办。到1916年，长沙的银行达28家， [ ] 长沙近代金融市场初步形成。

国家银行在长沙设立分支机构的是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于1913年7月在长沙设立分支机构，至1914年2月1日止，往来透支票银50万两，占其放款总额的72.6％，并利用业务支持汤芗铭对湖南的反动统治；1916年3月，汤芗出逃，该行因提款过多，支付困难，于8月停业；1918年12月，该行又在长沙小西门外设汇兑处，次年改为办事处。中国银行先由其汉口分行于1915年5月在长沙洪家湾设立分号，经理国库，兑收汉钞，办理存、汇等业务；次年1月，接办湖南分金库业务，3月升为分行；1920年6月初，督军张敬尧向该行勒索现银20万元，行长刘重元出逃暂避，并悬牌停业。

地方银行主要是湖南银行和湖南裕湘银行。湖南银行于1912年4月由清末设立的湖南官钱局改组而成，并附设湖南储蓄银行，首任行长为周砥。该行原有资本53万两，后由历年余项上加拨27万两，共80万两；主要业务为发行纸币，代理财政金库，开办信托业务，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至1918年，该行共发行银两票6,095,600两，兑现回收33,000两，流通银票5,695,100两，兑现收回625,000两，银元票7,065,700元，兑现收回3,143,000两，铜元票71,259,400串，兑现收回21,491,300串。 [ ] 但所发行的银两票、铜元票、银元票均大幅贬值，发行的纸币未收回部分折合银元约6,832万元，省政府拖欠款项折合银元6,116万余元，呆滞贷款与日俱增，内部贪污腐败严重，不得不宣告倒闭。湖南银行倒闭后，其滥发之钞票已不可收拾，湖南省长兼督军张敬尧乃成成立裕湘银行，以便发行钞票，于1918年8月24日在湖南银行旧址开业。该行额定资本金为1,000万元，官商各半，实际分文皆无。所发票币因出现暗盘，市民怀疑其信用而拒收裕湘票币，在张敬尧“按军法从事”的威胁下，被迫快进快出，称为“一宿两餐”。

商业银行主要为湖南实业银行、湖南宝兴矿业银行（1912年开办，1919年停业），以及汉口鄂州兴业银行长沙分行（1912年开办，不久即收撤）、汉口盐业银行长沙分行（1916年开设，1917年7月收束）。在这些商业银行中，办得比较好的是湖南实业银行。该行系湘乡巨富朱奎峰于1913年冬邀集谢重斋、曹训农等人创办，经省督军署批准，于1914年1月在樊西巷成立，由朱奎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谢重斋、曹训农副之。由于资金雄厚、经营管理得法，信誉超过湖南银行。该行开办后，长沙城内的各老字号如九如斋、三吉斋、大华斋等南货店，天申福、日新昌等绸布店，李文玉金号及茶、木、盐业等富商大股，纷纷要求入股，办理汇兑、存款、信托等业务。省财政厅以田赋、厘金税收作抵押，向银行贷款、付息，军政学界亦感方便。一时誉满全城，获利甚大。该银行还兼营各处的矿山、茶号、钱庄、田产、房地产等工商业，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大型企业。讨袁护国战争爆发后，实业银行与省会各界首先倡议，发动各界筹粮，由该行首先支付，为支援讨袁革命运动作出了一定贡献。 [ ]

然而，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市场混乱，极大地阻碍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湖南银行成立后，谭延闿、汤芗铭、傅良佐、谭浩明轮番主湘，先后拖欠该行共银3,600余万两，挪作军政开支。1918年3月，驻防桂军谭浩明溃走前夕，将该行仅存的现银10余万元及生金银1,000余两全部劫走，散兵游勇也乘机入行抢劫，导致湖南银行倒闭，其它各银行也相继倒闭或停业。军阀们开办的各种银行都随同军阀的下台而倒闭，臭名昭著的裕湘银行即是一例。当时张敬尧声言由北京政府拨来200万元，以米盐公股向外商押借300万元，其余50万元招收商股，实际上未募得分文，成为名符其实的空壳银行，毫无信用，1920年6月月11日，张敬尧出逃，裕湘银行也随之倒闭。

长沙的保险业，最早出现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由永年人寿保险公司汉口分公司在长沙设立经理处，专办人寿保险。1911年，英国太古洋行保险部和日本的三井保险公司同时来长沙设分公司，是为外国保险公司打入长沙保险市场之始。以后，接着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国的十几家保险公司来长沙设立分支机构，民初的长沙保险市场基本上被外国保险公司所垄断。1914年，一战爆发后，外国保险公司除日本三井外，都暂时停业，长沙的民族保险业乘机兴起，先后成立先施、永安、肇泰、联泰、联保、大中国、大中华、新华合群、花旗合群、华洋人寿10家保险公司，险种扩大到水险、火险及人寿险等，对保障长沙工商业财产，避免资金外流，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好景不长，大战结束后，英商的太古、天一巴鲁士、鼎新、中央贸易、安利英、太平、海外，德商的瑞成，荷商的望实9家保险公司先后在长沙设分公司或代理处，他们相互勾结，以降低保险费率为手段，加紧对长沙保险市场的垄断，使刚露头角的长沙民族保险业再次受到打击。

（三）民国初期长沙经济与贸易的初步评估

民国初期长沙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呈现出由传统继续向近代转型的特征，主要表现为：（1）使用机器生产的工业企业增加，生产设备和技术有进步，门类更齐全；（2）无论是水上还是陆路交通，都出现了更多的使用机器作动力的近代化运输工具；（3）进出口贸易额与清末相比，有显著的增长，更多更广地融入到了国内、国际市场；（4）金融业由票号、钱庄、典当行业逐步向银行演变，保险业进一步发展，长沙金融出现了新的格局。

但是，这种发展是初步的，低水平的，不稳定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既有经济与贸易发展环境的问题，如政局变动频繁、军阀混战的破坏等；也有企业或公司自身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更有外国列强凭借治外法权和雄厚实力进行排挤的问题。

二、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一）教育事业的发展

1、教育行政制度建设

民国成立后，在新旧政体嬗变的过程中，为了适应新的教育局面，湖南教育体制在前清的基础上进行了革新，建立了省、县两级教育行政机构。管理全省教育行政的机构，经历了学务司、教育司和教育科的演变，学务司、教育司对全省教育规划、教育发展大计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教育司在1914年5月被撤销而降为教育科后，则主要办理日常教育行政事务，已不能担负起全省教育管理事业的重任。

县级教育行政制度则分为劝学所、县署教育科、学局等机构并存的紊乱时期（1912－1915年7月）和劝学所时期（1915－1923年），对县属教育事务负有领导、管理之责。1915年7月以后，湖南各县教育行政制度开始恢复劝学所，到1917年基本建立起来。自劝学所制恢复后，湖南各县的劝学员大都能尽职尽责。长沙县劝学员吴士泽曾将其视学过程中所见所闻所得，尤其是对整顿小学的意见，写成条陈，呈文县署，希望从六个方面对长沙县的小学进行改良。

民国初创之时，视学机构尚未设立。1912年8月《教育部官制》颁布，始有设视学的规定。此后，视学制度逐步完善。湖南执行部令，在教育司下增设视学科，并颁布了相应的视学章程。视学被赋予对所属行政官就学务问题进行劝导、督促，就其对学务的态度、成绩、敬业等作出评论的权力，其督察的范围涉及到校舍设备、教员资格待遇、学校经费卫生以及学校行政等各方面。

长沙府对府视学一职相当重视，对视学员的选择，十分慎重，“以期督察不至乖方”；1913年颁布了《长沙府行政厅暂定视学规程》，“以图教育进步，学制统一”； [ ] 同时还颁布了《长沙行政厅暂行视学细则》，对视学员应视察的事项作了非常详细的规定。

视学人员一般都能尽职尽责。如1917年度，第一学区省视学朱焌对长沙地区各学校进行了视察，视察后，他在报告中对城区各学校办学情况作了认真而客观的评价：“公立法政、商业两专门学校、省立甲种农业学校、高等师范附属小学、省立甲种工业附设乙种工业学校……第十三联合县立中学、长沙县立师范及第三高等小学、长沙城第一、第六、第九国民学校，管理、教授均属合法，学生成绩亦复优良。惟私立群治法政学校办法虽合而学校缺课者多……长沙城立第四国民学校……管理稍欠周密，第七国民学校管理、教授均甚得法，惟检查学生，错误尚多忽略之处……而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工校及第一中学办法稍逊，亟应急图改良，以臻完善。” [ ] 当然也有的视学敷衍塞责，如浏阳县视学员王铸群，“对于办理不善各校，尚少督促。” [ ]

视学制度的效果和作用是显著的，如1914年，湖南巡按使署根据第一区视学汪守圻视察省垣内外各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的情况及所列甲、乙、丙、丁四等级的级差，分别给予不同的省款补助金，使有限的教育经费得以用来维持、扶持办得较好的学校。 [ ]

2、教育法规的制定与颁布

为避免政权更替造成全省学制的混乱，省学务司在教育部的学制出台前，即于1912年颁布了《湖南暂定学制大纲》，规定整个教育系统分为保育、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六大类。在没有部颁标准可资参照的情况下，这一暂定学制保证了湖南、长沙学校教育的正常有序进行。1912年9月，教育部颁行《学校系统令》，其后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学校令，统称“壬子癸丑学制”，规定整个教育期共18年，分为三段四级。在这18年之外，于小学校之下有蒙养园(即幼儿园)，于大学之上有大学院(相当于研究生院)，都不计年限。这一学制形成后，实行了10年之久，其间虽稍有修订，但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对长沙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教育当局还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学校管理、教员检定、师资队伍的整顿和建设等方面的规章、条例、细则，从而使学务在各方面基本上做到有章可循。如教育司曾颁布《湖南省暂行教员薪俸章程》、《各学校管理通则》、《湖南省行政公署教育司视学章程》以及有关褒奖学校的条例，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新旧政权更替过程中学校教育的混乱无序。

在上级教育行政法规的执行方面，湖南总体上的情况不尽如人意，但长沙府的情况比较好。1913年初，长沙府先后订定《城镇乡教育行政进行大纲》、《管理公私立学校学务委员会规程》，规定城镇乡立初等小学校由城镇总董、乡董、学务委员认真督责；私立小学校受府视学及本城镇、乡、学务委员之调查，其补助费由城镇总董、乡董掌管，长沙府的这些规定基本上符合教育部《小学校令》的精神，能做到按章办事。

民国初期教育行政制度机构的建立、视学制度的设立和逐步完善、各种教育法规的制定和颁布，为教育现代化和兴学育才提供了重要保障。

3、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

民国初期，长沙教育事业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为各级各类学校的创办。

学前教育方面，清末长沙只有两个幼儿教育机构，一个是1905年创办的湖南官立蒙养院，另一个是1907年在私立周氏家塾附设的幼稚生一组。这两个幼儿教育机构都在1911年停办。辛亥革命后，湖南官立蒙养院更名为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附属幼稚园，于1912年在长沙古稻田恢复，聘日本女子师范毕业的黄国厚为园长。以后该院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相继改名为省立第二中学附属幼稚园和省立长沙女子中学附属幼稚园。同年8月，蒋葆仁（女，回族)在长沙社坛街寄园创办蒙养班，附设于私立幼幼小学。到1915年，定名为幼幼小学附属幼稚园。这所幼稚园以园养园，一直坚持到解放后。这是长沙私立幼稚园中办理时间最长、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一所。从1913年到1934年，长沙又先后有衡粹、周南、楚怡、湘雅、育英、民本、福湘、艺芳、含光、华南、明宪、蔚南等私立中小学校恢复或创办了幼稚园(组)。

小学教育方面，民国元年颁布的《湖南暂定学制大纲》，规定初等小学教育为义务教育，以祠庙祀产为办学经费，广兴族学。1914年湖南又颁布《取缔私塾暂行章程》，改良旧式私塾教育，推广新式教育。故小学教育发展较快。193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制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称赞湖南“民国元、二、三年，人民始乐于兴学，加以谭延闿督湘，热心教育，准将寺庙祠产提作教育基金，一时小学教育最称发达。”同年的《湖南年鉴》亦称：“反正以后，人民视听一新，有识之士皆视普及教育为己责，尽力赴之，于是湖南之教育事业，乃勃然而兴，而小学教育发达之程度，则为问及此事所未有，虽穷乡僻壤，亦无不有小学校充塞乎其间，都市无论矣。” [ ] 这种情况，在长沙更为突出。长沙府城镇乡初等小学，1912年已达700余所，1913年初等、高等小学更增至1192所，其中长沙城内有初等小学65所，麓山镇初等小学达123所，嵩山镇初等、高等小学为109所，临湘镇初等、高等小学有102所，新康镇初等小学也达100所。 [ ] 1913年，宁乡县与城镇乡设立的初等小学校达445所，私立族立初等小学校为153所，总计达598所，还有未立案的20余所。 [ ] 除公立和私立学校外，1912年，长沙市开始有了“团”的行政建制，于是又出现了团或联团所办的小学。这段时间里较著名的小学除清末已经创办的楚怡、修业小学等以外，还有创办于辛亥革命以后的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长沙师范附属小学等。

中学教育方面，辛亥革命后，长沙地区公立中学很少，除了由清末的长沙府中学堂发展而来的长郡中学外，还有1912年5月成立的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和1913年永州府八县在长沙新建永郡联立濂溪中学（后改名湖南第十三联合县立中学）。当时的政府“听任民间捐资筹设，愈多愈善”，因此私立中学在清末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至1919年，在省城长沙的私立中学主要有明德、周南、修业、复初、兑泽、广益、妙高峰、衡湘、艺芳、广雅、孔道、岳云、育才等。1917年8月16日，长沙《大公报》载文称：“湖南私立学校开办最早且成绩优秀者，以明德、周南、修业、广益及三公学（即兑泽、妙高峰、岳云中学）为最。”因此，省教育行政机关在对私立学校补贴时，对这些学校给予特别优待。此外，省城还有两所外国人所办的中学，即清末即已创办的雅礼中学和1914年美国长老会创办的福湘女子中学。

师范教育与实业教育方面，民国初年，长沙地区的中等师范教育和中等实业教育也有所发展。1912年，原中路师范学堂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1914年又改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后，这所学校成为湖南民主教育的策源地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基地之一。民国初年新创办的中等师范学校有1912年创办的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长沙师范学校，1913年创办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翌年并入第一师范)。其中成效最显著、影响最大的是由长沙县首任知事姜济寰委托其同学徐特立于1912年3月创立的长沙师范。这所学校不仅是全省第一所县办的正规中等师范学校，而且其办学之优良一直与省立师范学校媲美。另外，还有一些私立中学继续附设有师范班。

辛亥革命后，清末创办的中等实业学堂大部分停办，只有4所改为学校继续办理。这四所学校是：公立中等工业学校(原官立湖南中等工业学堂)、公立中等农业学校(原官立湖南中等农业学堂)、私立楚怡中等工业学校(原私立楚怡工业学堂)、私立衡粹女子艺术职业学校(原私立明耻女子职业学堂)。另外，美国雅礼会在长沙设立的雅礼医院护病学校，也在继续办理。民国初年，在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下，湖南中等实业教育发展迅速。1912年，全省共有实业学校74所，在校学生有4807人。长沙地区虽无确切数字，但为数不在少数。1913年，根据当时教育部颁发的《实业学校令》，长沙地区原有的两所公立工农业实业学校分别改为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和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原私立楚怡中等工业学校改为私立楚怡甲等工业学校。甲种实业学校施以完全的实业教育。其余实业学校则全部改为乙种实业学校，即仅施以简易的实业教育。自1913年10月至1920年，汤芗铭、张敬尧督湘，教育备受摧残，实业学校锐减。

高等教育方面，民国初年，长沙先后创办了公、私立高等学校12所。它们是：公立的省立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第一法政专门学校、湖南公立第二法政专门学校、湖南公立法律专门学校(上述3校后合并为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公立商业专科学校等5校，私立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群治法政专门学校、达材法政专门学校、湖南平民大学、女子法政专门学校、孔道高等文科学校、艺芳女子专门学校等7校。这些高等学校大多存在时间不长，只有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影响和规模都是最大的。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主要侧重于专门学校，而且集中于专门职业学校，这与民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这方面的人才需求激增关系密切。

军事教育方面，谭延闿于1917年在原湖南陆军小学堂的基础上创办了湖南陆军讲武堂。讲武堂开设的课程有军事学上称为四大教程的战术、地形、长城和兵器。后来，国共两党的许多高级将领，如彭德怀、黄公略、王劲修、唐生明等都在湖南讲武堂学习过。

女子教育方面，由于民国政府的提倡，女子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12－1919年间，长沙各级各类女校达25所之多， [ ] 其中唐群英仅在1913年就创办了长沙女子法政学校、女子自强学校、女子美术学校。

以上说明，民国初期的长沙，无论是普通教育，还是师范教育、女子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都有了新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在教育内容上，废除忠君、尊孔和读经， [ ] 增加军国民教育、手工、体育、音乐和美术等技能学科，杨昌济称之为“有几分进步”，“此可喜之现象也”。 [ ]

总之，民国初年长沙出现了继清末教育改革以后的又一个办学高潮，各级各类学校都得到了一个较大的发展。据湖南省长公署统计公报，至1914年长沙就已有不同种类的学校近500所。 [ ] 虽然随着北洋军阀统治的确立和军阀混战的出现，这一高潮很快消退，但它毕竟为五四运动后长沙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涌现了一批志存高远的办学中坚，如徐特立、胡元倓、朱剑凡、何炳麟、陈润霖、曹典球、曾宝荪、黄国厚、符定一、孔昭绶等，他们对长沙和湖南教育事业均著劳绩。徐特立在参加南昌起义前，一直在长沙教学、办学，民国8年（1919）前长沙县的教育几乎都是他一手办的，当时长沙有800所小学，所有教员都是由他一手培养的，因而在长沙教育界获得了“长沙王”的美誉。除这些办学中坚外，长沙还有一大群学高望重，终身教书育人的名师，如杨昌济、李肖聃、李树达等。

（二）文化事业的新气象

1、现代书社和现代报刊的涌现

现代书社和现代报刊是民国初期长沙最显著的新文化现象之一。

清末开业的长沙宏文图书社于1914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参加者有方维真、徐特立、黎锦熙等，社内设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先后编译出版图书31种，期刊1种（《公言》杂志）。1917年，因业务清淡，改组为新记宏文印刷社，专营印刷，不再出版图书、期刊。

湖南演说科于1911年10月25日成立，原名演说部，后改为演说科，湖南都督府主办，属教育司。演说科下分编辑、演说两部。编辑部负责编辑出版通俗读物和《湖南通俗演说报》。1913年夏，湖南演说科改名为湖南模范演讲团，后又改名湖南通俗教育图书编辑所，再改名为湖南通俗教育书报编辑所，1921年被湖南军阀政府撤销。该机构存在期间，编辑出版通俗读物数量多而又影响大的时期有两段，一段是1911年10月至1913年夏何劲任演说科科长的一年多时间，一段是1920年9月至1921年5月何叔衡任通俗教育书报编辑所所长、谢觉哉任总编辑的9个月时间。出版的通俗读物，除极少数保存下来者外，绝大数已散佚。

湖南图书编译局于1912年成立，这是湖南最早的官办图书出版机构。1914年10月，北洋军阀汤芗铭任湖南督军，为了控制书报出版，成立湖南官书报局，将湖南图书编译局并入。湖南图书编译局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应当时推行新式初等教育迫切之需，编译出版了一批教学用书，仅见于《湖南政报》广告上的就有17种。湖南官书报局编辑出版图书很少，因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经费拮据，于1917年1月关闭。

1918年，新民学会会员黄醒（字胜白）在长沙创办健康书社，开始经售体育书刊为主，同时经售社会科学书刊和文艺书刊。

与此同时，上海商务印书馆（1898年来长沙设分局）、中华书局（1912年上海总局来长设分局）、广益书局、锦章书局等几家大书局先后来长沙设立了分局，从而使大批上海等地出版的新式图书传入湖南，为长沙图书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在湖南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光复后，随着清朝统治的结束和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人心振奋，民气风发”，各类报章（政府机关报、党派报、民办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是本省唯一有多数报纸的城市。兹将1912－1919年长沙各类报纸列表于如下。

表6.3  1912－1919年长沙报纸简表

报纸名称创办时间创办人或编辑人所在地备注

长沙日报1905先后由颜昌峣、文斐主持青石井，后迁府后街光复后改组，1917年毁于火。同盟会（后来的国民党）党报。

黄汉湘报1911陆孟慈、彭振元湘社仓光复后创办，年余后即停刊。

大汉民报1911．10．23杨昌济、雷预等顺星桥枣园1912年3月因发号外要求公逐王隆中，报社被毁而停办。

军事报1911唐蟒犁头街1912年7月改名《军国日报》，后与《湖南民报》合并为《国民日报》。

湖南公报1912．4李葆霖、袁子素东长街，后迁洪家井1916年6月汤芗铭离湘时停办

湘汉新闻1912年初孙冀预、徐石禅等尚德街改名《天声报》、1913年10月1日又改名《天民报》，1913年底被汤芗铭查封。

湖南民报1912唐支厦、彭名时、黄康圃等黄泥塅1913年与《军国日报》合并为《国民日报》

演说报1912何劲、盛范五上六铺街1914年改名为《湖南通俗教育报》，后又改名《湖南通俗报》、《湖南通俗日报》。1942年停刊。

女权日报1913．3.2丁云龙、丁步兰、唐群英等南门上墙湾出刊数月后因经费困难停办。

国民日报1913罗介夫、胡鄂诚分任总经理、总编辑犁头街国民党党报，1913年底被汤芗铭查封，1916年秋季复刊。

大同日报1913唐济美等数月后因反袁被汤芗铭封闭。

国民新报1913李华堂、王济周尚德街1914年改名《大中报》，鼓吹帝制，汤芗铭离湘时停办。

潇湘雨19131916年停办。

湘报1914龚元斌、郭开第等青石井因经费困难，数月后停刊

长沙大公报1915．9．1刘人熙、贝允昕、任凯南、张平子等犁头街因反帝制，为全省人士所欢迎，多次被当局封闭或停刊。

香国魂19151916年停办。

夜报19151916年停办。

湘省日报1916萧石朋、萧石勋等登隆街国民党党报，鼓吹湖南独立，1917年傅良佐入湘时停刊。

民国日报1916包道平、鲁荡平等仓后街谭延闿系报纸，1913年停办。

湖南新报1916杨承曾、杨绩熙尚德街谭延闿系报纸，1923年停办。

湖南民报1916戥星桥出刊不久即停刊

湖南日报1918．9伍芋农、杨绩荪等、陶菊隐长治路迁吉祥巷曾屡遭查封，至1926年夏停刊。

立言日报1918杨振初、李白襄等东长街出刊数月即停。

正义日报1918杜启荣等同年被张敬尧查封

公言报1918傅钟英等贾太傅祠同年底被查封

新湖南报19181920年停办。

正声日刊1918郭寄生等1919年查封

体育周报1918．12．9黄醒、盛野人1920年停刊，共出版60期。

公意报1919方顽佛张敬尧离湘后停刊

华瀛觉报1919谭笃恭小西门外因痛诋张敬尧而被封，创办人被杀害。

说明：本表资料来源于张平子《从清末到北伐军入湘前的湖南报界》（《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及《长沙市志》第13卷。除上表中所列外，另有1913年创办的《人道日报》、1914年创办的《趣报》、1915年创办的《花讯报》、1917年创办的《新民报》和《明耻日报》、1918创办的《新国民日报》等。

《湘汉新闻》发行画报若干期，为湖南画报之创始。《演说报》是湖南小报和语体文报报纸的首创者。《大公报》是民国时期长沙、湖南最有影响的报纸，该报创办之初，即不断对袁世凯的种种倒行逆施加以揭露和抨击，受到湖南人士的欢迎，“每日发行额4,000至47,000份”， [ ] 居各报之冠，极负时誉，人称“褒贬一字抵千城，大道为公明自生。奋力扶轮归大雅，不教瓦釜作雷鸣。”《女权日报》为湖南妇女界办报先声。《体育周刊》是湖南最早的体育报刊，陈独秀曾在该刊发表过题为《欢迎湖南人底精神》，蔡元培也曾为该刊撰写过文章。上海发行的《申报》与《时报》及外文报也在长沙销售。

这一时期的长沙报业，有如下特点：（1）与湖南政局的嬗变关系极大。辛亥光复至汤芗铭入湘，所办报纸较多，达十余家；汤芗铭入湘后，钳制舆论，摧残报业，报界一度凋零；谭延闿再次主湘，报纸又呈复苏之状；傅良佐、张敬尧相继统治湖南，报界再度凋零。（2）坚持民主共和，反对封建专制成为主流，以至不断有报纸被当局停刊或封闭之事发生。（3）内容活跃。一是注重政论，特别是民国元、二年，几家较大的报馆均有写社论的专人，有时同一天登载社论多至二三篇；二是偏重小说，类皆长篇；三是注意翻译，除翻译小说外，新闻方面也经常译自外电或外国报纸；有的报纸还发行了画报。（4）出现了一批颇具特色或影响的报纸。《长沙日报》在光复后成为同盟会在湖南的机关报，在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期间，发表《湖南民党讨袁世凯檄文》，历数袁世凯的罪行，正气凛然。

随着长沙新闻事业的勃兴，湖南“各报以同业势力涣散，不足以御不虞之侮，而张言论自由之帜”， [ ] 于1912年夏在长沙成立了湖南最早的新闻团体——湖南报界联合会，以维护报界利益，协调内部关系，推贝允昕为第一任干事。以后几十年中，该联合会一直时断时续地开展活动，在湖南新闻界的作用很大。

随着报纸的迅速增多，新闻稿需求量的增大，专门从事新闻采访和向报社发稿的通讯社随之建立来。1912年初，《湖南公报》的李抱一、张平子等首创湖南通讯社，是长沙和湖南最早的通讯社。该通讯社“邀集同志，详探本省紧要新闻，务求消息敏捷，报告确实，据事直书，毫无偏见。通讯中外各报馆，以供采取。” [ ] 稿件油印后送寄省内外各报，每月订稿费10元。1913年，王道南办了湖南新闻社。还有省督军署译电员孙斌，每天把可以作新闻发布的电讯，摘录大意，分送各报，实际起了通讯社的作用。1913年二次革命时，湖南通讯社停办，湖南新闻社不到一年也停办。1916年以后，通讯社日益增多，其中略具规模的有：傅东英的中华通讯社、康寿林的华美通讯社、龚饮冰的亚陆通讯社、黎升岫的三余通讯社、陈兰荪的兰心通讯社、杜否予和杜兮侬三兄弟办的大中通讯社等。

在办报实践活动中，长沙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编辑记者，如刘少少、贝允昕、龙兼公、李抱一、张平子等，为长沙乃至中国近代报刊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新式图书馆的发展

新式图书馆的出现，是20世纪初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清末成立的湖南图书馆，辛亥革命后，改名为省立湖南图书馆，据当时馆内图书目录记载，共有藏书15,261册。1914年，由省教育司提议，经省政府批准，在长沙又成立全省第一所面向普通民众的公共图书馆——湖南通俗图书馆，该馆以“备置浅易图书，供一般人民阅读，灌输常识，培养道德”为宗旨，购置、开放的图书都浅显易懂，适合于普及较低层次的文化教育。1915年，湖南省教育会也办了一所通俗图书馆，内设图书、新闻杂志等部。

这些新式图书馆的创办，有利于延续城市的文脉，提升城市的品位，丰富城市的内涵，对开通风气，交换信息，传扬新思想、新知识，普及民众的文化教育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被称作最好的社会学校。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回忆道：“在湖南图书馆的半年（1912年秋至1913年春）是我学习历史中值得纪念的半年”，“在这里，我看到了世界”，“从这时候起，我决心要为中国痛苦的人、世界痛苦的人服务。” [ ]

3、电影业的初步发展与话剧的出现

电影在清末传入后，民国初年，长沙又出现几家小型的电影放映商，但都仅有小电影机一部，临时租地放几部滑稽短片，又无新片更换，时间一长，就不能吸引观众，只能迁地放映，因而有流动电影院的说法。固定的常年放映的电影院，较著名者为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电影院，开始是为配合宗教演讲放映幻灯片和16毫米的活动电影《天路历程》（关于耶稣一生的故事），会所搬往西牌楼后，每逢周末正式售票，放映大银幕无声电影，影片有《月宫宝盒》、《银海红墙》等。影片既无声响，又是英文字幕，放映时需要请翻译讲解，当时讲解最多最受观众欢迎的是会员部的主任干事杨怀僧，有“讲片泰斗”之称。 [ ] 1915年11月9日至12日，有旅湘法人祁拔司、乃甫、俄罗汉三人带来了放映设备和影片，在东茅街影戏园（原大信织布厂址）放了三天电影，以为慈善机关补充经费，对外售票银元三元一张，往观者均为商业界和神职人员，一般市民不敢问津；所放映的是一些纪实性的影片，如《法奥皇帝之御客》、《法太子肖像》、《法皇威廉抚循士卒》、《校阅海军》、《兴登堡元帅与军官谈话》、《神甫为阵亡将士祈祷》等等，颇极一时之盛。这年，还有汉口百昌电影分公司在育婴街新剧园放电影，所放映片，如《旅客被窃记》、《亲夫拐奸》、《画像骗衣》、《私情未了》、《美女美女害》、《游戏跳舞》等，已有了生活情节。 [ ]

长沙最早的话剧演出始于1913年，组织者是中国话剧的创始人之一长沙浏阳人欧阳予倩。欧阳予倩从小就沉迷于家乡的地方戏曲，1907年参加春柳社，1912年与陆境若在上海创办新剧同志会，是年冬回湘省亲，邀春柳社陆境若等来长沙演出。1913年春节期间，他招募一批湖南青年参与演出，并组织话剧团体文社。这是长沙历史上的第一次话剧演出，给市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因为演出内容倾向进步，被军阀汤芗铭强令解散。欧阳予倩被迫返回上海。欧阳予倩是为中国戏剧事业奋斗了一生的人。作为京剧演员，他与梅兰芳齐名，素有“南欧北梅”之誉。作为中国话剧的创始人之一，他演话剧、导话剧、写话剧，写下了中国话剧最早的剧本《黑奴吁天录》，以及影响至今的《潘金莲》、《桃花扇》等。据记载，他参与创作的各类作品达156部。作为戏剧教育家，他从1919年组建南通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开始，到担任中央戏剧学院第一任院长，在创作和教学中贯穿了早年留学日本和游学欧洲的收获，并结合了中国戏剧艺术的传统。

4、社团文化活动

清末民初，长沙的社团主要有三类，即文学社团、戏剧社团、学术社团。

文学社团：南社长沙分社，1912年成立，由傅熊湘、刘约真等主持，于这年中秋节举行第一次雅集。后因不赞成新南社的主张，傅熊湘等将南社长沙分社改名为南社湘集，于1924年4月兴行第一次雅集，1949年初停止活动。

戏剧社团：（1）闲吟曲社。1905年胡绳生等创办，系湘剧票友社，票友多为官宦子弟与文人，自编自排的新戏《探晴雯》曾轰动长沙，后来成为湘剧班的保留剧目，剧中设计制景，首开湘剧班舞台布景之先河。1920年，还校勘、出版了《湖南戏考》、《戏源复活》两种刊载湘剧传统剧本、诗文的书刊，编印了几种音乐指南资料。1938年解散。（2）文社。1913年夏由欧阳予倩等人建立的话剧团体，该社除演员外，还设有军乐队，均由都督府革命党人赞助，以学宫街明伦堂为舞台，演出《热泪》（后改名《热血》）、《不如归》、《猛回头》、《运动力》、《社会神》、《鸳鸯剑》等剧，很有影响。同年，袁世凯派汤芗铭督湘，文社被封闭。

学术社团：（1）船山学社。创办人为刘人熙。早在1912年春，他即建议于原思贤讲舍旧址创设船山学社。次年夏，船山学社筹备处成立，在广益学校内办公。同年秋，呈请北京政府批准，经国务院内务、教育两部立案，每年从湖南国税项下拨发4000元，作为学社常年经费。1914年6月14日，船山学社在长沙正式宣告成立。由于刘人熙不愿意专社长之名，同时议定彭政枢、廖名缙、石广权亦为社长。船山学社成立后，通过搜刻船山遗书、编辑出版《船山学报》、筹建船山专祠、筹办船山大学（后又创办了船山中学和船山小学）、举行演讲会、筹建船山图书馆等社务活动，积极传播船山学术，极一时之盛，在湖南教育文化界产生了相当影响。在刘人熙担任总理的这段时期（1914－1919），许多革命知识分子与船山学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龙研仙、龙仁成、粟勘时、余兆龙、阎鸿居、仇亦山、刘揆一、肖仲祁、曹伯闻、曹籽谷、柳聘农、李金山、刘清安、饶梓匀等还是学社的社员。（2）健学会。1919年5月由朱剑凡、陈润霖发起组织，会员有杨树达、张放敏、陈渊林等10人。其宗旨是：号召国人要做人，不要做奴隶，通过文学熏陶人格，提倡白话文，反对孔夫子，经常举行学术演讲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5、民初长沙的宗教文化活动

民国初期长沙的宗教活动趋于活跃，除日常的宗教活动外，在文化方面也开展了一些工作。

1911年，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后，开办中学、补习班、图书阅览室、各学科夜校，组织球赛、歌咏比赛、舞蹈表演，开展话剧、旅行活动，虽带有宗教色彩，但在开近代社会风气方面，是值得称道的。

辛亥革命后，提倡五族共和，长沙等地新建了清真寺。1919年，湖南穆斯林在全国首倡成立了回教教育辅助会，翻译了《赫体》、《杂学》等经书，编辑出版了初高级《阿语读本》作为回族学校的教科书。此书畅销全国各地清真寺，尤其是西北五省，前后发行了万余套，尚供不应求，影响很大。

民国初年，长沙先后成立了一些全省性的佛教组织。1912年成立的中华佛教总会湖南分会，是湖南最早的佛教团体，会址设长沙开福寺，会长永兴又名海印，担任开福寺住持，是南社社员之一，工画善诗。1912年成立的湖南佛学会，由佛教居士吴雁舟创立，该会成员一般社会地位较高，且有相当学识，活动范围较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