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国初年的长沙政局演变与社会发展

五、护法运动前后的长沙政局

（一）谭延闿第二次督湘

1、出任省长，兼署督军

还在汤芗铭宣布独立前夕，省城的绅士们为维护湘局起见，于5月27日组织了湘事共济会，公推刘人熙为临时会长。龙璋由沪返湘后，被推为会长。7月7日，在省城召开的军政各界联合会议推举刘人熙为都督，龙璋为民政长。

汤芗铭仓皇出逃长沙后，谭延闿亲信曾继梧即率领一营士兵进入都督公署，维护秩序。即日召开省议会，推定他暂行代理都督。曾继梧又将截获的汤芗铭副官卷逃之现款70余万元，优先用于自己的嫡系部队，并奉谭延闿密令将所部改编为两个师，陈复初为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为第二师长，刘建藩、卿衡、李佑文、陈嘉祐为旅长，谭系湘军将领均安置周妥，恢复了原来的实力。又拟将留在省城郊外北军陶忠恂的部分队伍扩充为第三师，以朱泽黄、周则范为旅长。

其时，谭延闿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是程潜。7月6日晚间，程潜率护国军赶到省城，所部士兵饷械俱缺，曾继梧不仅不予接济，反而挑动驻扎城外的陶忠恂部朱泽黄旅武力驱程。7月14日，程潜所部与朱泽黄旅发生枪战，损失惨重，程潜被迫离湘出走。

程潜被赶出湖南后，继任总统黎元洪与谭延闿关系密切，于8月4日正式发布命令，特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自此谭延闿开始了第二次督湘历程。8月20日，谭延闿再度回到长沙，重主湘政。

8月31日，黄兴、熊希龄、范源濂、章士钊等十人联名通电湖南省政、军、商、学各界以及各报馆，称“谭君处事公明，久为兴等所深信”， [ ] 充分体现黄、熊等人对谭延闿的信任。

2、裁撤、改编军队

军队的主要职能本应是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同时也是维持地方治安的力量。但在民初甚至整个民国时期，军队却成了各政治势力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兵为将有，为个人服务。在当时经济不发达、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军费成为各省的一个沉重负担。湖南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早在第一次督湘其间，谭延闿有感军队太多，省库不胜负担，即曾与黄兴商量，筹款遣散军队，仅留下巡防营及镇筸绿营。

汤芗铭曾命郭人漳招募矿警营，后来郭成立矿警数十营。汤芗铭宣布独立，复多方招募军队，以平人心。反袁驱汤斗争中，各地又出现大量军队。到1916年谭延闿第二次督湘时，湖南军队数量的准确数据难以确定，或说“湘省本身已有二万以上的军队”， [ ] 或说“现计全省湘军约有五六万”， [ ] 但能够肯定的是为数已经不少。军队的军费，省财政不堪负担。1916年，湘省政府军费支出3,140,000元，占省府年入7,440,000元的42.2％。这一数字还只限于省长个人所控制军队的费用。 [ ]

为了解决不堪重负的军费开支，同时也为了响应段内阁的裁兵方案以讨好段祺瑞和利用裁军方案来排斥异己，谭延闿回到湖南后，即着手军队的裁撤和改编。1916年9月17日，他正式下令改编军队，裁去由留省北军陶忠恂部所编成的湘军第三师，以及由程潜部缩编的第四师，将其分别并入陈复初任师长的第一师和赵恒惕任师长的第二师。当得知段政府拟定湖南只留一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后，又将两个师的番号互换，因他认为陈复初不可靠，如此便可保住其视为亲信的赵恒惕部。1917年春，谭延闿又将各地守备队及清乡队进行了裁撤和改编，保留35营，比原来大约减少了一半之数。与此同时，谭延闿还着意对警务厅加以整顿，正式设立了湖南警务处，由警察厅长林支宇兼任处长。

3、抵制北洋军阀入据湖南

段祺瑞实行武力统一全国的政策，因此谭延闿督湘，并不符合段祺瑞政府由北军占领湖南以征服西南的意图。北京政府对他的任命是省长兼督军，意思很明确，省长是谭的本职，督军只是兼职，随时可以换人，谭延闿的地位有朝不夕保之虞。1916年11月，谭延闿前往上海料理母亲丧事，段祺瑞决定借此机会以其内弟吴光新递补湖南督军。由于熊希龄、范源濂从中斡旋和黎元洪的坚决反对，谭延闿才未被开缺。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与段祺瑞明争暗斗，并在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白热化，在张勋的一手策划下，1917年7月发生了溥仪复辟12天的闹剧。在此期间，湖南一度宣布戒严，长沙各界举行拥护共和大会，请谭延闿出兵讨张。7月3日，谭延闿通电讨逆，派陈复初出师北伐讨逆，省城群众举行“各界欢送第二师讨逆大会”。陈复初却居留长沙，拒不受命，只是开拔一部分填补了岳州的防地。段祺瑞以讨逆胜利在望，命吴光新迅速回师岳州，谭延闿只好就此收兵。

张勋复辟失败，冯国璋取代黎元洪为大总统，段祺瑞复职重掌实权，继续实施武力统一的计划，并锁定湖南为其重要的目标。面对北洋军的压力，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因一向拥戴黎元洪而焦虑不安的谭延闿利用湖南人民仇恨北洋军阀滥杀无辜的心理，提倡“湘人治湘”，反对北洋军阀染指湖南。段祺瑞将计就计，接过“湘人治湘”口号，于1917年8月8日，胁迫冯国璋任命他的内弟、陆军部次长湖南乾城人傅良佐为湖南督军。

湖南易督令下达后，作为省长的谭延闿迅即向广西陆荣廷和云南唐继尧告急，陆以“湘桂唇齿相依”、唐以“湖南为西南门户”，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均表示积极援湘。另一方面谭又请在京的熊希龄设法缓颊，使段祺瑞收回成命；熊又提出督军驻岳州，省长仍驻长沙，段也不肯答应。段并表示，“明令早颁，势难反汗”。 [ ]

在这种情况下，陆荣廷示意湖南采取武力抵抗，并表示愿意予以实力援助。于是谭延闿在长沙召集秘密军事会议，决定武力抵抗，并电请西南各省派兵援助。但湘军内部矛盾加深。陈复初（沅陵人，与傅良佐同属湘西籍）因受歧视而不满谭延闿，企图凭借傅良佐的势力得志于湖南，对抗拒北军表示冷淡；又因怀疑8月27日在长沙太平门被人投弹袭击之事系受谭延闿指使，更加怀恨。遂暗中与傅良佐信使往返，表示拥戴，并公开反对谭延闿。西南军阀虽答应派兵助谭，但陆荣廷又不肯给驻粤滇军所必需的军费和军火，滇军本身也缺乏援湘的热情。与此相反，北军却源源开往湖南，王汝贤、范国璋进迫岳州。

鉴于这一形势，谭延闿决定以进为退，不再抵制傅良佐来湘。一方面，派与北方关系密切的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到北京迎接傅良佐；另方面，任命旅长刘建藩代理零陵镇守使，调林修梅部由长沙移驻衡阳，陈嘉祐部移驻湘西，以示退却，实则等待外援，再行反攻。在做了这些部署后，便致电熊希龄，请其向北京方面转达坚辞省长之意。

9月9日，傅良佐带领一营卫兵抵达长沙。谭延闿因不愿与他见面，借口回家乡扫墓，于9月10日就回了茶陵原籍。临走之前曾说：“当惯了婆婆，做不惯媳妇”。他在茶陵再向北京政府电辞省长，然后微服潜往上海。谭延闿的第二次督湘遂告结束。

谭延闿在卸任湘督之前，拍卖大批公产，用以提充军费，并提出其中一部分馈赠文武官吏。军民两署职员一律加薪水一月，借以收买人心。这时长沙各级人员从县长、科长到厅长、院长全体向北京政府提出辞职，表示与“畏公同进退”。

4、兴学育才、振兴实业

谭延闿第二次督湘，如同其第一次督湘时一样，重视教育、经济，把兴学育才和振兴实业作为施政的重点。

在兴学育才方面的措施主要有：（1）重视师资队伍建设。1917年初，谭延闿致电北京教育部，请求将国立高等师范学堂改设为为湖南岳麓师范大学，以培养高层次的师资力量。他还通令全省，重新检定各校教师资格，对不合格的教师辞退不聘。为了使教师安心从教，他曾多次下令不许各校教员在社会各界兼任任何性质的职务。（2）从经费上资助各地教育事业。谭延闿为了使各校能迅速恢复教学，委派教育科员分赴各地查堪各校损失情况，并根据受损的实际情形，分期予以赔偿。为解决教育经费问题，他多次发出通令，鼓励社会各界踊跃捐资兴学。（3）奖励留学。1917年3月下旬，谭延闿在湘省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将留学经费如数汇给中国驻美留学生监督。7月，谭延闿致电驻美中国留学生监督，对留美的蒋廷黻等14名自费生，明确表示“准补官费款即寄，希转令知照”。在离开长沙前，谭延闿还专门从湖南教育基金拨出一笔专款，给总务厅长林伯渠、教育司长熊知白、交涉科长陈寅恪，作为三人赴美的留学经费，标准是每人路费400大洋，另每月生活费140大洋，并预付了15,000块给驻美国大使保管，专款专用。（4）重视职业教育。早在1911年，谭延闿等倡议设立了中等工业学堂与商业学堂各一所，并附设教育讲习所，以培养实业建设方面的人才。第二次督湘，谭延闿不仅在资金方面对实业学堂尽力予以资助，而且还在技术设备方面给予照顾。1917年春，谭延闿召集长沙各高等、中等工业学堂校长开会，专门研究解决实业学堂设备问题的办法。

谭延闿第二次督湘，仍把兴办矿业作为其振兴实业的重要内容。主要措施是：（1）委派专员切实调查湖南矿务现状，制订发展矿业的计划，训令民政厅定期汇报矿业生产情况。（2）力争湖南矿务局归为省有，防止中央将湖南矿权私售外人，并严格规定各矿山矿砂由湖南矿务局统一销售。（3）维护湖南矿产秩序。收回了袁世凯时期日本兴亚公司从湖南攫夺的各种矿山利权；恢复矿警制度，并指令军队加意保护矿山。上述措施对湖南矿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如湖南《大公报》所指出的那样：“湖南实业迩来渐有起色，如华昌炼矿公司、光华公司投资之踊跃，实出吾人意料之外，近闻又有组织自来水公司及承顶纺纱厂者，此吾湘实业前途之光也。” [ ]

5、国葬黄兴、蔡锷于岳麓山

在动荡的政局之中，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黄兴，于1916年10月30日病逝于上海，终年46岁；被誉为中华民国护国元勋的蔡锷，于1916年11月8日病逝于日本，终年33岁。两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湘籍领袖逝世噩耗传出后，全国上下，深为悲痛。为了表彰他们对创建民国的卓越贡献，国会根据刚通过的《国葬法》，决定“故勋一位陆军上将黄兴、蔡锷应予举行国葬典礼。” [ ] 这是中华民国成立后，首次作出的国葬典礼决定。明令孙中山、唐绍仪、李烈钧、蔡元培等为主丧人。湖南省议会决定拨付16万元为营葬经费和铸铜像建设公园。并成立两公国葬筹备处，下设黄兴、蔡锷营葬事务所，对出殡规模、经过路线、码头选择、船只调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为了使两公灵柩顺利抵达墓地，组织人员对河西乡村大路和上山道路进行加宽。同时，派出工程队，对两公墓地，按设计日夜施工，如期完成。还以警察厅名义，向全市发出两公出殡通告，规定出殡日各居民店铺住室均应一律下半旗，各居民停止嫁娶，各戏团停演戏剧，各经过街道禁止人力车及轿车通行，各酒馆停止宴会，各妓户禁止弦歌。

1917年元旦，蔡锷灵柩运回长沙。4月12日为蔡锷出殡日。这天，天幕低垂，大雨滂沱，行止不便，但送葬队伍，仍有千人以上。中华民国正、副大总统，北京政府的陆军部、海军部、内务部、教育部、财政部、司法部、农商部、外交部、交通部，以及广东、广西、陕西、山西、云南、贵州、四川、福建、湖北、吉林、热河等省，岳州、衡阳、宝庆全省各道，全国参议院，美洲国民党，粤汉铁路局，宪法研究会，中国大学等单位，都派出了会葬代表送葬。国民党知名人士谭人凤、刘揆一等，也以私人身份参加了会葬。上午9时，在鞭炮和哀乐声中，出殡队伍组成28个队列起行，走在前边的为军乐队、军队和警队，次为150余校组成的学生队，学生队后面是花圈、命令、遗物、遗像队伍，接着是工界、农界、商界、绅界、报界、学界、政界、军界、各团体、外宾、省外各代表组成的队伍，然后是蔡公灵柩及亲友、遗族队伍，最后为二连军队殿后护卫。出殡队伍从藩园出发，经东长街、贡院东街、贡院西街、督军署、小东街、福胜街、西长街出大西门，至中华汽船码头，然后分别从新码头、汽船码头、金家码头、义码头乘船过江。蔡公灵柩由南咸号轮拖运，沿江上驶，绕道水陆洲再由小河转下2里许，在岳麓书院附近码头上岸，谭延闿及各官员、军队，冒雨徒步护灵上山。下午2时，灵柩运抵墓地，由谭延闿领首，举行了隆重的下葬礼仪，礼毕，在17声葬炮和哀乐鞭炮声中，蔡锷灵柩徐徐降下墓内，予以安葬。蔡锷是辛亥革命以来国葬第一人。

黄兴灵柩于1月5日抵达长沙，长沙各界在码头恭迎民国英雄魂归故里。1月14日是最后告别的日子，瞻仰遗容者络绎不绝。4月15日是黄兴出殡日期，组织形式与蔡锷同，唯因雨停转阴，故送葬者较蔡锷为多。华侨也派了代表前来会葬。上午9时，灵柩如时起运，按军乐队、军队、警察、学生和各机关代表的顺序出发，接着是生前好友执绋，灵柩后面是遗族，在灵柩旁边护送的是军队的高级将领以及远道而来的亲密旧友、旧日随从等。送葬队伍经学院街、南正街、走马楼、南阳街、府正街、福星街、西长街出大西门至中华汽船公司码头，由10艘轮船载运渡河，黄兴灵柩仍由南咸轮拖运，船上行绕水陆洲后，再进小河下行2里许，在岳麓书院附近码头依次上岸，计渡河送葬者达6000人以上。英、美、日三国官绅，大多数送葬上山。下午3时，灵柩安全运抵岳麓山顶黄兴墓地。随即，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受总统黎元洪的委托主持安葬仪式，并宣读祭文，各部、各省、各处、外国来宾陪祭。礼毕，鸣炮17响，哀乐声起，黄兴灵柩徐徐下葬在5.45米、上面堆积约1.21米混凝土的岩石墓穴中。

（二）傅佐良督湘与出走

张勋复辟失败后，属于晥系的傅良佐于1917年9月9日抵达长沙视事，北军直系的王汝贤第八师和范国璋第二十师也随之开进了湖南。湖南正规湘军两个师，由陈复初任师长的第二师，与傅早已有联络，输诚拥护；对于李佑文兼代师长的第一师，傅良佐则厚予补给，极力拉拢。

傅良佐在作出以上部署后，即开始清除异己势力。9月13日，他接连颁布两道命令：其一，将林修梅撤职，另派邹序彬任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其二，将刘建藩调省城，另派陈蘧章为零陵镇守使。同时暗嘱驻岳州的北军两个师准备南下长沙。陈蘧章抵零陵，竟为当地驻军拒绝入境，迅即回长沙复命。傅良佐尚未作出反应，刘建藩和林修梅便于9月18日分别在零陵和衡阳同时宣布自主。

是时，段祺瑞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居，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并推行其“武力统一”政策。视临时约法和国会为民国象征的孙中山于7月在广州正式举起护法的旗帜，9月10日，成立护法军政府。接着，宣布段祺瑞为民国叛逆，下令出师讨伐，是为护法之役。孙中山密派程潜从广东入湘，与林、刘取得联系。

衡、永独立，傅良佐极为恐惧，9月19日立即在长沙组织戒严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其戒严措施是：凡认为与时机有妨害之集会结社或新闻、杂志、图画、告白等类，一律禁止；凡人民所藏物品可供军需之用者因时机必要，禁止输出；检查私有枪炮弹药、兵器火具及其他危险物品，予以扣押或没收；凡往来邮件电报应予检查或拆阅；因交战不得已时，应予“破坏、烧毁人民之动产、不动产”；“寄宿于接战地域内居民，因时机必要，得令其退出”。 [ ] 但局势依然不乐观，前去接替林修梅的邹序彬吓得逃回长沙，林修梅等于9月28日进驻衡阳。接着，宋鹤庚、廖家栋投归护法军，李佑文只身逃回长沙。

傅良佐获知前线兵变，急令北军分三路南下。10月6日，护法军湘南总司令部建立，程潜为总司令。当日，湘南护法军与北洋军在湘潭西倪铺交火，护法战争正式爆发。

护法湘军在危急不支之时，广州军政府派部入湘策应，陆荣廷亦命令谭浩明率桂军大举援湘。湘军得粤桂军援助后，士气大振，共推桂系将领谭浩明为湘粤桂联军总司令，程潜为湘南军总司令，大举反攻。10月至11月，左路军在宝庆、永丰、衡山一线将北军主力击败；右路军经醴陵向长沙进攻。直系冯国璋与皖系段祺瑞有矛盾，对段的用兵计划处处加以阻挠。11月14日，与直系接近的王汝贤与范国璋在湖南前线通电，主张停战议和，并且不待北京政府许可便自动停战退兵。傅良佐闻讯，于当日夜间，携同新任省长周肇祥，仓皇逃离长沙，担任湖南督军仅65天。同日，傅良佐的亲信、湖南水上警察厅厅长陈蘧章在长沙被刺。

（三）王汝贤在长沙以总司令代行督军职务

王汝贤是9月9日奉命率北军第八师入湘的，9月28日被傅良佐任命为湘南各军总司令。11月1日，北军又在长沙组织湘军各军总司令部，王为总司令。11月14日，王与副司令范国璋自长沙通电停战议和，傅良佐、周肇祥出逃。面对湖南的这一变故，段祺瑞大为恐慌，一面对傅、周的擅离职守，明令免职查办；一面令王汝贤以总司令代行督军职务，企图以此挽回湖南危局。王汝贤、范国璋立即于15日在省城召集绅商各界，成立湖南暂时维护军民两政办公处，王自任主任。16日，办公处派岳森等前往衡山与南军接洽，谋求停战。17日，王、范又提出条件，停战一周，静候讲和。不料南军乘胜向湘潭、株洲、宁乡急进，而北军早已丧失斗志，纷纷缴械投降，被俘达2万余人。王汝贤只得下令退却。11月18日，北京政府下令免去傅良佐湖南督军职务，由王汝贤代理，而王汝贤、范国璋已于17日晚仓皇逃离长沙。

王汝贤、范国璋逃离长沙，对段祺瑞占领湖南、武力征服两广的迷梦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迫使他辞去国务总理本兼各职，由王士珍继任，皖系军阀暂时失势。

王、范仓皇出逃，南军又未到达，省城出现了暂时的行政权力真空。溃退的北军从湘潭大批涌入长沙城，抢劫勒索市民钱财。乱兵趁机捣毁讲武堂、消防队及《大公报》（致使停刊达半年之久）。省城秩序大乱。在此情况下，长沙讲武堂学生与警察及长沙县警备队极力维持，推举讲武堂长彭廷衡、省议会议长彭兆璜为军民两政主任，以维持长沙政局。

在此次维护省城长沙的斗争中，还是青年学生的毛泽东表现出了惊人的胆识，作出了重要贡献。南军尚未到达长沙之际，溃退中的北洋军王汝贤军中的一部约3000人，一路北撤到了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只有两里多远的猴子石附近。因不知长沙城内虚实，不敢继续前进，停在那里休息，并到附近农家抢饭吃。这时，一师校园内一片混乱，校方准备动员师生疏散。“毛泽东探听到了北军的情况，知道他们又饥饿又疲惫又惊慌，并不知桂军没有进长沙，觉得可以设法把他们赶走。同时他又想，如果让他们闯进长沙，学校、商店和居民都会遭受严重的灾难，他认为不能坐视不理”，遂主张组织学生志愿军奋起抵抗。毛泽东组织一师同学200多人，“持着平日操练用的木枪，潜伏校后妙高峰上。又联络附近警察分所，由一部分执真枪的警兵伏在志愿军的最前列。”毛泽东还与方维夏商议，请校长孔昭绶派人去湖南省商会筹办款子，以预备遣散溃兵的路费。当北洋溃军乘着苍茫暮色，沿着妙高峰山下的粤汉铁路向北移动，已离志愿军潜伏地不远时，毛泽东便命令“警察在山头鸣枪，持木枪的志愿军放爆竹，并齐声呼喊：‘傅良佐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没事！’溃军不敢抵抗，派人交涉后，真的全部缴了枪。” [ ] 当晚，缴了枪的溃兵露宿一师操坪，第二天由商会发款遣散。全校师生对毛泽东深表敬佩，称他一身都是胆。很多年以后，毛泽东在与一位老同学的闲谈中回忆此事时说：“搞军事，恐怕那是第一次。” [ ]

（四）谭浩明以联军总司令身份主持湘政

护法湘粤桂联军一路追击北军，向长沙挺进。11月19日，护法军一部进入长沙。20日以后，赵恒惕、程潜、刘建藩等抵长沙，省城秩序渐定。

11月23日，湖南军民两政办公处发出通电：湖南各界代表会议公举陆荣廷为湘粤桂巡阅使，谭浩明为湖南督军，程潜为省长，本处即日撤销。次日，程潜在长沙就任湖南省长职。不料，湘西、湘南实力派复电反对。陆荣廷考虑到程潜与谭浩明不能合作，电令谭浩明不要就职。谭浩明只得宣称：“督军、省长非中央（指广州军政府）明令，不便自居，余暂以联军总司令兼摄军、民两政，改行三厅之制。” [ ] 以军务、民政、财政直接管理全省。12月17日，谭浩明抵长沙。18日，程潜辞省长职，谭浩明宣布兼领湖南军政事宜。

此时，北军多撤至岳州及湘鄂边境，南军声威浩大。故湘军将领要求乘胜追击，夺回岳州，将北军逐出湖南。但谭浩明为保持他在湖南的地盘，以段祺瑞已免职为由，主张同北京政府妥协。因而于11月28日发出停战通电，且一再申述陆荣廷主和旨意，与北军曹锟函电往返，谋求早日达成和议。总统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但避居天津的段祺瑞却在幕后操纵十几个省的督军联合起来反对，要求对西南实行武力征讨，并起用段祺瑞。冯国璋只得再次把段祺瑞请了出来，并派直系曹锟、吴佩孚等向湖南进攻。谭浩明与北京政府议和的愿望落空。

南北双方在湖南重新摆开战场。1918年3月11日拂晓，南北两军大决战爆发。在羊楼司一带激战三日，湘军终以兵力单薄，轮番应战，势渐不支。18日，吴佩孚的部队占领岳阳，张敬尧的部队占领了平江。谭浩明在长沙听到岳阳、平江失陷后，惊慌失措，为保全桂系势力，于24日晚间逃出长沙。3月26日，吴佩孚率领第三师进入长沙。31日，张敬尧部也相继开到。

（五）张敬尧在长沙的残暴统治

张敬尧是段祺瑞的亲信将领，经刚刚再度上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提名，于3月27日由北京政府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进入长沙后，驻兵于岳州、长沙、宝庆一线，依所部支撑，开始了对湖南的残暴统治，这一残暴统治在长沙的表现尤为突出。

1、纵兵扰民。驻省城部队在张敬尧的纵容下，采取压卖强赊侵犯商人、强占商肆、设陷诬人、强索赔偿等种种手段，榨取民财。他们更把抢掠视为北军应享的权利，初则假借检查之名，后则荷枪实弹，破门而入，倾箱倒箧而去。据1919年的《湖南》月刊记载：“近日以来，省城内外抢风日炽，五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连夜迭抢罗汉康阜染坊、荣湾市黄益升染坊，及浏阳门外阿弥岭赦象勋、赦振秋、邓尚志、周苏氏各家，损失布匹服物数千元。而赦振秋之妹，年十八，以轮奸毙命。更将其尸抛弃塘水中，尤可惨也。……四月间，有刘镇华等数人，以事入城，旋被捕走，指为图谋不轨，并无证据，遽予枪毙。” [ ] 诸如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仅长沙城内和近郊一带，发生商店被抢劫，妇女被强奸，民人被惨镣的案件，见之于长沙报刊者，一年之内不下60起。

2、植党营私。张敬尧督湘后，无日不思营私树党。省农会、省工会、省教育会、省议会各团体，他都想方设法收归己用。省农会未到改选期限，只因会长不属他的私人，便召集各县代表会议，突然命令改选。省城工人生活艰难，屡请增添工价。张敬尧趁此机会，命蒋谦孙与各行业董事接洽，重新组织工会，选举他二弟张敬汤为名誉会长，蒋谦孙为会长，以此作为允许工人加价的交换条件。总之，他欲将各法定团体都改作他安福系的分部。

3、搜括民财。张敬督湘期间，不顾长沙人民的死活，除了大量贩运鸦片和加收盐税之外，还设立裕湘银行和日新银号，滥发纸币，中饱私囊，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他盗卖湖田，拍卖湖南人民的公产，如省城门口的菜场，湖南银行所有省城各处房产，矿务局所管的宁乡田产、汶口地皮，以及价值不菲的湘吉轮船、南学会书籍等，均被售卖尽净。他与日、美商人勾结，妄图盗卖湖南的主要工厂第一纱厂和主要矿山水口山铅锌矿，因遭到湖南人民誓死反对，才末得逞。张敬尧在统治湖南期间，搜括湖南民财多达2000余万元。 [ ]

4、摧残教育。张敬尧进入湖南，令军队占据长沙各中学、小学，以后此来彼往，两年不撤。第一师范仅留两栋宿舍，三间教室，师生4000余人被逼处一隅，士兵整日喧嚣，学生无法听课。乙种工业学校的工场被占用，不能实习。甲种工业学校的机器，竟被张部拆往陆军工厂。驻军时常毁坏房屋器具，甚至将图书当柴烧，拿仪器作玩具。各校长多次与他们交涉，张敬尧置若罔闻。1918年秋季，还不准招考新生，致使学校班次不相衔接。同年10月，省立一师范、第一工业学校、第一甲种农业学校、艺徒学校以及公立商业专门学校五校校长因经费无着，只得联合向张敬尧辞职。11月，省垣各公私立15校校长转向北京政府教育部请求救济，教育部电告张敬尧，“维持教育，乃绥靖人心之至计”，要他注意收买人心。张承认“各校经费未能发给，无可讳言”， [ ] 但仍分文不给。

张敬尧的倒行逆施，激起湖南、长沙各界人民的强烈义愤，他们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逐张敬尧的运动。

六、民初各政党和其他社会团体在长沙的活动

武昌起义特别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各种名目的政党、政团、社团纷纷成立，如“过江之鲫”，“雨后春笋，蓬勃兴起”。 [ ] 作为湖南省会的长沙，政党和社团也不在少数。通过对张玉法《民初党会调查表》所列党会的统计，1911－1913年，长沙的党团共有14个， [ ] 属于政治类的有8个，教育类1个，实业类2个，学术类1个，公益类2个。但该表的统计时间，下限只到1913年，而且没有包括一些全国性政党在长沙建立的湖南分部或支部，如中华民国工党在长沙支部（发行《觉民报》）、国民党湘支部、统一党湘支部、共和党长沙支部（办有《湖南公报》，与国民党之《湖南民报》对抗）、进步党湖南支部（1914年3月15日在长沙成立，党员千余人，由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支部合并而成，主持者为蔡锷、易克臬、方水慎、姚联奎、姚鸿逵、廖名缙、张祖荫、马干负），公民党亦在长沙设有支分部。

1919年五四前，在长沙真正有一定政治影响、有一定号召力的政党政团情况如下：

（一）国民党湖南支部的成立及主要活动

1、国民党湖南支部的成立

在许多革命党人看来，随着清朝统治的结束，民族革命的任务已完全实现；民国的建立和《临时约法》的颁布，民权主义的目标也已基本达成。下一步所要做的是巩固和扩大民主政权，并将重心转移到实现民生主义的轨道上来。民初中国的政治精英大多希望通过移植西方的政党制度，通过政党进行政治角逐，来实现权力的分配，革命党人中的宋教仁等在这方面的愿望尤为强烈。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功，国民党在北京正式成立，宋教仁实际上负责整个党务。

湖南的同盟会初由司法司长洪春台领导，洪死后，同盟会北京本部派湘籍同盟会员仇鳌回湖南发展党务，筹备党的改组工作，并负责筹办湖南的国会选举。

1912年6月底7月初，仇鳌回到湖南长沙。这时，对谭延闿不满的人对谭仍抱持着一种敌视的态度。部分同盟会员如刘崧衡、魏伯益、彭天浩等，仍在筹谋推翻谭延闿；邹永成、葛天保等人数次布置“暗杀”，并在新化“密谋起事”； [ ] 长沙城内也曾两度发生向杀害焦、陈的梅馨抛掷炸弹的事件。这种气氛不利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为此，仇鳌一方面反复向湖南同盟会员宣传宋教仁关于“新旧合作”、“朝野合作”的方针，以期求得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统一；另一方面，对焦、陈旧部和会党进行耐心而又细致的开导，终于缓和了他们对谭延闿的积愤，化除了彼此间的嫌隙。 [ ]

同时，仇鳌等人还认为，谭延闿是湖南都督，又是宪友会在湖南的骨干，如果能争取到他加入国民党，可以把原属改良派而新近转向革命的一些人和与谭延闿关系密切的一些旧人一起拉过来。这一做法，无疑是国民党“新旧合作”、“朝野合作”方针在湖南的具体贯彻与落实。而此时的谭延闿见国民党声势夺人，其纲领对己亦有利无害，不仅同意仇鳌在湖南筹建国民党支部，并且表示愿意加入国民党。

国民党湖南支部系由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全国联合进行会、湖南民社、辛亥俱乐部等合并而成。1912年9月18日，在长沙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千余人，北京本部派彭允彝参加。彭于会中演说，提出“党德”（争吾公）、“党义”（坚吾守）、“党操”（严吾分）、“党度”（扩吾量）以为党之原则。会议选举谭延闿为支部长，仇鳌为副支部长。以下还有总务主任周声骏、政事主任刘武、交际主任周震鳞、会计主任陈树藩、文事主任吴景鸿。支部内还设有评议会，评议长龙璋，评议员刘人熙、陈强等57人。又设有政务研究会，会长杨德邻、副会长罗杰；下为法制主任彭兆璜、政务主任陶思曾、经济主任周砥、外交主任陈安良、军务主任陈嘉祐、教育主任萧翼鲲。湖南支部势力很盛，1912年11月3日开会欢迎黄兴时，到会者达万余人。支部办有《湖南民报》、《长沙日报》、《军国日报》，与共和党之《湖南公报》、社会党之《天民报》相对抗。

2、国民党湖南支部的主要活动

国民党湖南支部成立后，首要的工作是筹办国会选举。仇鳌以副支部长兼湖南民政司长，主持全省的选举工作。为了保证选举的胜利，仇鳌先把各县的县长作了调整，随后派出了五区的选举监督，一区龙璋，二区苏鹏，三区唐璧，四区戴展诚，五区黄佑昌。由于选举在国民党的完全掌握之下，全省“从国会、省议会一直到各县议会，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例数当选。” [ ] 参议员10席全由国民党获得，众议员27席中的23席由国民党获得。湖南的国会选举，以国民党的绝对优势而胜利完成。

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国民党所控制的《长沙日报》、《国民日报》则天天报道讨袁军的胜利消息，以鼓舞士气，激励民心。又以谭延闿的名义，下令禁止京、沪等地的亲袁派18种报纸在湘发行，并将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支部查封，命其所有党员声明脱党。从而独占了全省的舆论。二次革命失败，湖南取消独立，随着国民党被袁世凯宣布为非法，湘支部也随之瓦解。

（二）湖南公民联合会的活动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后，下层国民党员纷纷回湘活动，湖南反袁气氛高涨。5月间，长沙先后出现公民会、外府联合会、公民团等反袁政治团体。不久，革命党人伍任钧把这三个团体联合成一体，组成反袁政治大团体——湖南公民联合会。参加者有柳聘农、赵缭、陈方度、刘大禧、何陶、罗良干、伍任钧、刘崧衡、易象、唐支厦、邹代藩、刘重、周四维等。5月15日，湖南公民联合会在教育会坪召开群众临时大会，公开指责袁世凯“违背约法，破坏共和，虎视狼饕，势不损掷全国头颅换来之民国，以遂其帝制自专之野心不止”。 [ ] 一致主张彻底查清“宋案”，坚决要求湖南当局脱离袁世凯政府，宣布独立，并且强硬表示，如果谭延闿贪图个人利禄，敢于违反民意，便将给予“相当之对待”。二次革命湖南取消独立后，还曾进行过倒谭斗争，继续进行抗争（详情前面已述及）。

（三）民义社在长沙的活动

民义社是流亡日本的湖南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革命志士所创设，1913年成立于日本东京。主要发起人为王道、葛庞、邹永成、刘承烈、李武、刘白等数十人；陆续入社者还有李国柱、杨王鹏、龚铁铮、谢介僧、谭嗣、李锡畴、刘国春、萧美成、杨玉桥等，共约数百人。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后，民义社决定全体加入，成为中华革命党湘支部。但由于在支部长人选问题上的纷争，加以彼此计划参差，致使两个组织在实际活动中仍是分途进行，民义社的名义继续存在。

民义社曾在湖南进行了一系列反袁驱汤斗争，影响较大者，先后有郴州兵变、湘潭太和栈案、《救亡报》事件，炸毁《亚细亚报》馆、进攻将军府等。其中，1914年2月发生的杨王鹏等围攻汤芗铭将军府事件即发生在长沙。事败，杨王鹏被俘，遭汤芗铭的严刑拷打。24日，汤芗铭亲自审讯，杨王鹏坚强不屈，“历数袁氏叛国罪状，触芗铭怒，断其舌”，杨“瞑目举手，口喃喃骂不休。芗铭益怒，割其阳道，复剖其心而支解之”， [ ] 惨烈牺牲，年仅29岁。

（四）筹安会湖南分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阴谋复辟帝制的活动逐步公开化。在袁世凯的授意和允许下，杨度等人以筹一国之治安为名，在北京发起成立筹安会，并派专人分赴各省活动。为迎合这一逆潮，汤芗铭于1915年8月下旬，在长沙率先成立了筹安会湖南分会，推定叶德辉、符定一为正、副会长，原立宪派黄锳、左学谦、杨树榖、黄藻奇，以及原属革命派的廖名缙等人为会员，这些人成了袁、汤在湖南推行帝制复辟的主要鼓吹者和带头羊。

此外，民初长沙还有湖南省教育会、船山学社、湖南公民团等社会团体。1912年1月8日，湖南省教育会成立，推举符定一、胡元倓为正副会长，办有《湖南教育杂志》（1914年改为月刊，1916年6月停刊）。1912年夏，船山学社成立，刘人熙被推为第一任社长。1913年5月13日，湖南公民团成立，在长沙召开成立大会时，到会1万多人，会上就宋教仁被刺案和政府违法借款事通过5项相应决议。1916年5月27日，湘绅组织共济会，推刘人熙为临时会长。1917年5月20日，湖南绅士在长沙召开公民大会，成立金融维护会，陈树藩为会长。1918年4月17日，毛泽东等组织的新民学会成立。同年12月2日，长沙和平期成会成立，以推动南北议和，吴嘉瑞为名义会长，唐蟒为会长。1919年2月11日，湖南善后讨论会在长沙成立，吴瑞嘉、荣鼎勋、肖文弼为正副会长。

在民国成立后的八九年时间内，处在南北之争中的湖南，由于其所处的战略地位与价值，其政治形势也就格外复杂，南北双方的势力在湖南交替统治，在长沙的湖南都督（督军、省长）先后九次易人。其中，在袁世凯统治时期，是汤芗铭取代谭延闿进行残暴的血腥统治；在北洋军阀后袁世凯时代的1916年7月至1919年三年多的时间里，在湖南的最高行政首脑都督（督军、省长、联军总司令）先后6次易人。依次为代理都督曾继梧（1916年7月5日至7月7日）、代督军兼代省长刘人熙（1916年7月至8月）、省长兼都督（督军）谭延闿（1916年8月至1917年8月）、督军傅良佐（1917年8月至11月）、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1917年11月至1918年3月）、督军兼省长张敬尧（1918年3月至1920年6月）。就任职时间而言，满两年的仅1 人，即张敬尧；一年者1人，即谭延闿；一月或几个月的3人，即刘人熙、傅良佐、谭浩明；仅两日即解职者1人，即曾继梧。其中，曾、刘并属代理性质。

以上这些情况反映出当时湖南、长沙政局的极端动荡。动荡的原因有三：民国初年中国政坛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湖南居南北要冲的地理位置；长沙乃全省的政治中心。这三个方面的因素交相作用，造成了民初湖南政局的动荡，在省会长沙则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