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国初年的长沙政局演变与社会发展

第六章  民国初年的长沙政局演变与社会发展

民国初年（1912－1919），由于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终结和民国的成立，中国社会迅速由封建专制时代向民主共和时代转变。在这种新旧嬗变的时代，政局的变化最为显著，湖南和长沙的表现则更为突出和曲折。不仅行政建置有所变更，而且政治体制发生根本转变；不仅政治形势波谲云诡，而且政权的更替尤为频繁，有时甚至颇具戏剧性。在各种有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长沙经济迎来了民国时期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城市生活也进一步的近代化。面对着中社会急剧转型，新旧问题与矛盾交织层出不穷的社会现实，长沙的知识精英也和全国的知识界一样进行了检讨和思考，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相应的探索，提出了各自的主张。

第一节  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与政局的极端动荡

一、辛亥革命后长沙行政建置的变更

1911年辛亥武昌首义，长沙率先响应。民国成立后，根据新政权的要求和部署，长沙的行政建置作了相应的调整。先是善化县撤销，并入长沙县；然后是裁府留县，长沙府不复存在；接着是道的改革与裁撤。

清朝末年，省以下的行政建置为道、府、州、厅、县，长沙府属盐法长宝道，下辖长沙、善化、湘潭、湘阴、宁乡、浏阳、醴陵、益阳、湘乡、攸县、安化等县和茶陵州，共12州、县。 [ ] 长沙城区分属长沙、善化两县管辖，两县县署同处一城，同城两县并立。省、道、府、县公署均在同一城区。

民国建立之初，长沙府仍然存在，但也有一些兴废调整。1912年，军政府执行特别会议颁行《湖南府厅州县暂行条例》，其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凡与府同城之一县或两县，均并于府”。 据此，原长沙府附廓的长沙、善化两县临时议会于是年4月议决合并于府，成为民初长沙府直辖地（相当于清代直隶州和今市管县体制的市区），包括今长沙市区和长沙、望城（含1959年1月划归株洲市的龙头铺等3个公社）两县，从而结束了长沙一城两县治的格局。

1913年1月，中央要求改府为县，以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按照这一部署，1913年9月，长沙“裁府留县”，长沙府直辖地改为长沙县。 [ ] 至此，长沙府不复存在。自1911年10月长沙首义后，到1913年9月的废府留县，长沙作为府一级行政建置存在了近两年时间。府一级行政建置废除后，道成为省、县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长沙城区只设省、道、县公署。

府的行政建置废除后，1914年6月2日，北京政府对湖南道的名称进行了改革，道的辖地也相应进行了调整。 [ ] 长沙属湘江道，道署驻地在长沙城区。道的行政长官初名观察使，民国三年改称道尹 [ ] ，道的官厅即称道尹公署。民国九年（1920）9月末，入驻湖南的桂军督军发出通令，谓遵民初制度，将道署机关一律裁撤，湘江道即行结束。原来的省、道、县三级行政建置制变成省、县两级行政管理体制。

民初，县以下实行镇乡制。时长沙县辖11镇，即明道、锦绣、淳化、大贤、临湘、九峰、嵩山7镇（今属长沙县）和新康、河西、麓山、伏龙4镇（今属望城县）。浏阳在1912年就21大团设立1城（中立）、7镇（古港、永和、张坊、枫林、振西、普安、冲和），次年恢复大团；1916年，大团全部改为镇，以镇辖乡。宁乡在1912年实行乡镇制时，有城区和狮顾、洋泉、望北、大沩、同文5镇。 [ ]

民国初年，长沙行政建置变更的过程，是伴随政治体制的根本转变和政局的频繁变动发生的，后者更是令人眼花瞭乱，目不暇接。

二、谭延闿政权及其所实行的“开明专政”

（一）谭延闿第一次督湘经过

谭延闿在民国初年是一位亦旧亦新、左右逢源的风云人物。立宪派和旧官僚以“铁血手段”推翻焦、陈政权后，谭延闿于1911年10月31日在长沙出任湖南都督，从而掌握了湖南政权。坐上都督宝座后的谭延闿，立即改组都督府，组成了以立宪派人士（左学谦、粟戡时等）为主，包括革命党人（如洪荣圻、周震鳞等）和中间派人士（如刘人熙、龙璋等）在内的班底。同时，确定了新的体制规章，不再设副都督一职，专为挟制都督的临时参议院，以及几乎与都督分庭抗礼的民政部均予撤销，高度集权于都督，使都督享有全省的最高权力。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后，一场扑朔迷离的南北政争，在南方革命党与以袁世凯为代表北方军阀势力之间发生。深谙官场交际之道和精于权谋的谭延闿，驾轻就熟地施展其骑墙之术， 1912年7月12日，被袁世凯正式任命为湖南都督，从而得以继续其在湖南的统治。

袁世凯虽然取得了政权，但此时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仍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状态。国民党在全国的势力先声夺人，湖南同盟会的势力仍然很盛，谭延闿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自己参加了国民党，并积极支持国民党湖南支部的筹组。9月，国民党湖南支部在长沙成立，谭延闿被推选为支部长，仇鳌为副支部长。

国民党湖南支部成立后，谭延闿政权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支部长、都督谭延闿负责军事；副支部长、革命党人仇鳌为民政司长，负责行政。此外，革命党人还占据了财政、实业、司法、教育、军事等部门。立宪派、旧官绅、旧军官的地位已经为革命党和立宪派联合组成的国民党所置换，“湘事内容渐变更矣”。 [ ]

但此时谭延闿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仍然尴尬，其地位仍有不稳之虞。在激进的革命党人看来，谭延闿在革命中无尺寸之劳却膺此都督高位，名不正言不顺，因此有“湖南的革命同志拟请黄先生（兴）回湘为都督”之议。而湖南是“兵多、纸币多、革命伟人多”的“三多”省份，要想稳固自身的地位，必须进一步与势力尚称雄厚的国民党处理好关系。10月31日，黄兴从北京回到长沙，谭延闿借此机会，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黄兴在家乡停留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谭的态度极为谦恭，招待尤其热情，不断地在名楼酒店宴请黄兴；组织了几十次各种类型的欢迎大会，每次都要恭请黄兴演讲训话，气氛热烈；陪同黄兴回明德学堂参观，在学校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谭为黄兴大唱赞歌；凡是黄兴有所要求，谭延闿都一一照办；谭还把长沙德润门、坡子街改为黄兴门、黄兴街。在谭延闿的精心安排和殷勤照料下，黄兴的故乡之行得以圆满结束。1913年1月8日，宋教仁自常德抵达长沙，停留约半个月时间，先后在国民党湘支部举行的欢迎会、湘省铁道协会、湖南筹蒙会成立会、湘省提倡国货会等五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会和美以美会会长黄瑞祥举行的曲园宴会上分别发表演说，还到岳麓山祭悼了陈天华烈士墓。宋教仁的所有这些活动，谭延闿基本上都亲自陪同。黄、宋等人给谭延闿留下了很好印象，谭延闿称宋是“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上的人物可比”。 [ ] 谭也借此进一步拉近了自己与国民党领袖的距离，从而进一步巩固他在湖南的地位，以便为日后获得更加辉煌的前程打下基础。谭延闿也确实取得了黄兴、宋教仁的信任，宋教仁当即邀请谭延闿“担任责任内阁中的内政部长，仍兼湖南都督”。 [ ]

然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火车站。“宋教仁血案”的发生，使国民党的领导人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孙中山等决定武力讨伐袁世凯，二次革命爆发。面对这一局面，谭延闿不得不再次面临两难的选择。先是犹豫不定、坐观风向，后在各方的压力下被迫通电宣布湖南独立，当看到讨袁形势不利时又马上宣布取消独立。他在给徐世昌的密电中说：“湖南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 [ ] 湖南取消独立后，为保住都督宝座，谭延闿绞尽脑汁，使出各种解数，但最终袁世凯还是未能宽谅，命其“入京待罪”。10月，被迫解职的谭延闿离开长沙北上，于11月上旬达到北京，后获得释免。从而结束了他极不平凡的第一次督湘（1911年10月—1913年10月）经历。

（二）谭延闿第一次督湘期间的新政

谭延闿在权力场中的种种举动，自可见仁见智。但谭延闿由湖南立宪派领袖而后成为湖南最高军政首脑，作为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代表，在长沙和湖南所实行的措施，基本体现了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诉求，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政治上，推行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进行了建立民主体制的初步尝试。

第一，革新行政体制，力图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谭延闿政权大体上承袭了焦、陈政权的形式。省级行政机构在都督之下设立军务、民政、财政、司法、外交、实业、教育、交通七司和高级审判、警察两厅及矿政、筹饷两局，盐政处和会计检查院。 [ ] 在县属机构设置方面，将旧有刑名、幕僚、胥吏、差役尽行裁汰，分设总务、财政、教育、民政、警察五科，各执其事。 [ ] 这些新的行政机构的设置，相较于清朝几百年不变的地方行政体制而言，适应了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设置更为合理和科学，分工更为具体和明确，便于对社会事务进行更加有效的管理和对地方事务进行更加有效的治理，无疑具有除旧布新的进步意义。同时，对吏治加以整肃，褒扬廉正官吏，抑制不法官员。

第二，成立省议会，建立比较健全的立法机构。谭延闿上台后，立即召集原临时参议院议员，组织为其所控驭的临时省议会。1912年举行了省议会选举，国民党在选举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接着于1913年3月15日在长沙正式成立省议会。新的省议会与清末时期的省咨议局相比，议员的成份发生了变化，多为受过新式教育、服膺民主的立宪之士。就其职能来说，不再是作为一种咨询机构，而是行使立法权，所通过的议案具有法律效力。就其作用来说，与作为君主专制装饰品的咨议局相比，它是民主共和制度的捍卫者。省议会受国民党控制，抨击专制，宣传民主，毫无顾忌，且有弹劾本省行政长官违法事件、提请省行政长官查办违法纳贿的官吏和质询本省行政事项的权力。省议会议决的法案，省行政长官都得于10日内公布；被行政长官否决的提案，省议会三分之二以上议员仍执原议时，行政长官必须执行。 [ ]

第三，进一步推进司法制度改革，力图建立近代司法制度。前清时期，知府、知县兼行司法，行政、司法不分。辛亥革命后，各省大多仿效西方资产阶级司法制度，建立新的司法系统。在湖南，都督府设有司法司这一专门的司法机构，在各县则设立临时司法官；全省建立了高等审判厅和高等检察厅，又分别在长沙、常德两地建立了地方检察厅、审判厅。至民国6年（1917年）止，共“受理案件5000余件”； [ ] 还颁布《律师章程》，成立长沙律师公会，颁行《湖南现行刑法》。由此，近代司法制度的三个环节——检察、审判、辩护已具雏形。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是资产阶级国家体制的基本结构，与封建专制制度相比是政治体制上的一种根本性的变革，这无疑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巨大进步。

经济上，一方面废除“粮书”制度，实行新的田赋征收办法；另一方面鼓励发展资本主义。

清朝时期，湖南田赋的征收，多为“书征书解”，即州县官吏假手“粮书”（一称“钱粮师爷”）征收田赋。原因是自清初以来，田赋底册在历次战争中散失无遗，农民破产，土地集中，变迁很大；而历年新增剥削名目繁多，征粮征银，紊乱纠纷，无从究诘。“粮书”大抵为当地大地主大粮绅，承办日久，熟悉底蕴，巧为盘剥渔利，而农民根本搞不清楚田赋计算方法，只得听从“粮书”苛索，痛苦不堪，流弊百出。谭延闿政权比较敏锐地注意到田赋问题。1911年底即由临时省议会制订了废除“粮书”制度，通过“田赋改良征收税贴”。1912年年初，经由都督公署颁布《湖南田赋新章》。主要内容是根据全省土地私有和农民租佃土地的具体情况，以“地丁”中“正饷”和“漕粮”为准统一征收项目。它把田赋分为三等：(1)原有漕粮各县，每亩征正饷1两，征收省平银2两4钱；(2)原有秋米采买各县，每亩征正饷1两，收省平银2两2钱；(3)向无漕粮且无秋米采买各县，每亩正饷1两，收省平银1两6钱。规定长平银1两折合银元1元5角，缴纳田赋一律以银元为本位，其它各项附加税从此一并取消。 [ ] 谭延闿政权在光复后不久立即着手改革田赋征收，这在当时是开全国之先河。“粮书”制度的废除，剥夺了户粮书吏的“专利权”；统一征收项目，把田赋数额固定下来，使农民明白了田赋的计算方法与自己应交税额，避免了“粮书”的盘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利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湘省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相当落后，为鼓励发展近代工业，谭延闿雄心勃勃，“希冀洞庭以内月发起无数公司，洞庭以外日发起无数公司” [ ] 。受此鼓舞，湖南掀起了一个举办近代实业的热潮。时人称“当时的什么实业公司和某项工业筹备处的招牌，到处皆是。有官办的，有商办的，也有官商合办的”。 [ ] 美国学者周锡瑞称之为“都督主动地鼓励资产阶级工业化”。 [ ] 谭延闿政府鼓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对湖南近代工业的发展无疑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然而，谭延闿的这一雄心壮志和宏伟蓝图，未免急于求成，以致多成画饼。英国驻长领事基尔斯在报告中谈到：“［湘］省的资本大部分都不是现成的，注册的新公司大多数不是难产，就是因为滥发没有现金准备的纸币而陷于风雨飘摇之中，最后破产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政府对所有的新企业都答应给补助金，但很少兑现；而政府当局确实也不可能应付这笔开支，估计在一千万元以上。” [ ]

谭延闿政府还鼓励商品贸易。当时的长沙“开设了五花八门的出卖舶来品的商店、酒铺、戏院和青楼，由于外国衣服式样时髦，礼帽和毛皮的进口大大增长了。” [ ] 谭还曾亲自拟订茶叶出口办法。

文化教育上，给予高度重视，力图肃清封建思想影响，传播新知识、新思想。

对教育的重视，与1905年废除科举、新式教育建立的影响不无关系，更与“当此国家新造，需才孔亟” [ ] 有关。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需要，建立了省、县两级教育行政机构，学务司直属都督府，都督府改为行政公署后则改名为教育司，与内务、实业、财政三司并立，学务司的这一特殊地位有利于保证其在湖南教育事业管理与发展方面的权威；先后颁布了《湖南省暂行教员薪俸章程》、《各学校管理通则》、《湖南省行政公署教育司视学章程》以及有关褒奖兴学的条例等一系列有关学校管理、教员检定、师资队伍的整顿和建设等方面的规章、条例、细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新旧政权更替过程中学校教育的混乱无序；在教育内容上，将前清的读经讲经课取消，代之以国文，尽量摒弃有关忠君内容，融入民主、科学的内容，还特别重视美感教育、实利教育等，从而使之符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精神。在前清末年教育改革的基础上，又将教育改革向前推进了一步，对近代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在湖南的推行起到了推动作用。

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是资本主义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革命前湖南仅有《长沙日报》等少数报纸。“开明专政”时期新办了《国民日报》、《大汉民报》等10多种报纸。这些报纸抨击封建主义余毒，传播文明，宣传民主，起了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鸣锣开道的作用。

除进行以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外，还支持革命党人对旧的封建势力进行适度的打击。湖南光复后，筹饷局长革命党人周震鳞为解决政府财政拮据问题，将亡清官僚、豪绅富室、奸商猾贾列为重点筹饷对象。前军机大臣善化人瞿鸿禨“于去岁反正后，虽认有捐款，而为数不多，且赴上海以寓居租界为避捐计，该局将所存长沙蔚丰票号银四万两，又日昌票号银一万两，一并提出充公”。时有写信给谭延闿为瞿鸿禨说情者，要求谭延闿将没收的瞿鸿禨房屋发还给他。谭延闿在给张子武的复电中说：“湘省筹捐，皆给公债，无损人权；瞿之田宅，更未议提，公言殆过。” [ ] 明确拒绝了当时一些人对湖南筹饷问题和瞿鸿禨问题的指责。正是由于谭延闿的支持，筹饷局不畏权势，将前湖北第八统制张彪在宁乡的财产一律充公；前两广总督袁树勋所管“潭邑田产五千余亩及省城镇沅典铺，约值银五万两，一并提充作为军饷”；前清巡警道赖承裕在省城的住宅查封，并封存其各号存款，计银二万两均提充公，还将其三子押厅追缴；前清提督郭松林的遗产酌提充公。虽然这些措施只是解决湘省财政的临时应急之举，但把打击的对象对准封建的顽固势力，表明该政权具有一定的革命性。

谭延闿为首的湖南军政府的上述施政活动、举措，与资产阶级反清革命、 建立民主共和的旨趣是一致的，其历史的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充分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欲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决心。然而，随着革命派在中央权力的失去，谭延闿在遭遇到其政治生涯的第一次“滑铁卢”之役后，其所实施的新政也就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夭折了。

三、二次革命前后的省城政局

（一）“宋案”后省城各派在反袁问题上的博奕

宋教仁的被暗杀，有一系列证据表明是由袁世凯一手策划的。这一卑鄙无耻的下作手段，震惊全国，也震醒了国民党人，使他们看清了袁世凯的本来面目。在用何种方式解决宋案的问题上，孙中山、黄兴等人选择了武力讨袁这一途径，袁世凯也杀气腾腾地表示有能力马上派兵讨平。一场维护共和民主还是实行专制独裁的军事冲突即将爆发。

宋教仁的惨死，对其家乡湖南人的刺激尤为巨大。在此风雨欲来之际，长沙的反袁情绪高涨。5月，刘崧衡等组织的公民会、邹代藩等组织的外府联合会、周召期等组织的公民团等反袁团体相继成立。不久，这三个反袁政治团体联合组成湖南公民联合会，主张彻底查清“宋案”，揭露袁世凯破坏共和的罪行，要求湖南当局宣布独立。5月15日，由广东返湘的湖南革命党人将购买的一大批军械寄存在长沙城内三公祠军械局。5月17日晚，革命党人柳聘农住宅侧面，突遭湖南拥袁派投掷烈性炸弹；次日，又接署名“弹侠”的恐吓信。柳聘农自华兴会来，“矢心光复旧物，不避斧踞刀山，革命成功，引身恬退，死生二字，早置之度外”。 [ ] 为了表示维护“约法”，不畏任何牺牲，自即日起，柳聘农将住宅大门昼夜敞开，以示置生死于度外的决心，省城上下轰动，反袁空气极为高涨。湘籍国民党员也纷纷回湘活动，主张独立反袁。

对于国民党人所主张的反袁独立，长沙的工界（主要指工人和城市贫民）最为赞成。原因在于湘省反正后，龙璋、曾筠诸人发起党团工会等团体，“以同盟罢工之说鼓动工人，不啻奉为工界之大王”，“龙、曾诸人凡有所言，莫不服从之”，故对独立一事，“工界固无有不赞成者”。 [ ]

面对日益高涨的反袁独立的政治诉求，谭延闿却顾虑重重。从南北双方的力量对比来说，袁世凯具有比国民党更强的军事势力，国内有相当大的势力支持其政治立场，外国人对他的支持也大于对国民党的支持，如果举兵讨袁，其结局完全可以逆料。从湖南的情况来看，却是国民党占优势，反袁情绪高涨，自己虽挂名国民党，却是半路出家，根基不牢，如果一味拥袁，湖南的国民党人绝不会答应。而且此时一些激进的湖南国民党人已经明确表示，谭如敢于违反民意，将予以“相当之对待”。 [ ] 事关都督宝座，甚至身家性命，何去何从，谭延闿着实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谭延闿向已经倒向袁世凯的黎元洪讨得“阳为附和，徐图敉平” [ ] 的八字妙计。谭延闿即决定以此锦囊来应付这一困难的局面，以避开革命浪潮对自己统治地位的冲击。这也是湖南反袁独立呼声虽高，却迟迟不见实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谭延闿正是按此锦囊，逐步为湖南的讨袁斗争降温，直至取消独立。

此时在长沙的国民党人，一方面积极地做着武装反袁的准备，另一方面，则积极推动谭延闿加入反袁独立的行列。新任军事厅长程潜，“默察当时局势，认为终必出于一战……抓紧时间，训练军队，计在4、5、6这三个月间，成立了3个步兵团与1个炮兵营。” [ ] 这匆忙组建的军队，便是湖南武装反袁的基本力量。对首鼠两端的谭延闿，尽量做着争取的工作。同时，为阻止谭延闿等进一步与袁世凯、黎元洪勾结和交换情报，“将谭督的差役全数更换，事事监察，裨不得与中央暗通声气”。 [ ]

（二）湖南的反袁独立和取消独立

尽管反袁独立呼声高昂，国民党人也实际上控制着湖南政权，但湘省讨袁的形势并不乐观。

首先是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致。7月7日，谭人凤受黄兴指派自沪返长沙，策动湖南独立。在长沙召集的湖南国民党上层人士紧急会议上，龙璋、谭人凤、周震鳞、仇鳌、唐蟒各派“主张分歧，久而不决”， [ ] 毫无反袁激情的谭延闿更是不愿作无谓的牺牲。

其次是长沙学界、军界和商界的反对。学生因不满政府优待国民党和及其子弟的留学政策，不少人倾向于共和党人，如省高等工业学堂“对于国民党人异常痛恶”。 [ ] “军界对于近日独立之说，除二三附和者外，绝对不赞成，曾有多人联名电京，称“除悍卫国家安全秩序外，他非所知”。商界则于5月18日在长沙召开数千人大会，公然反对独立讨袁，并发表宣言，称“如有议助饷助捐等事，当抵死不能承认”， [ ] 以不助捐、不开市相抵制。

第三是军队被裁、军火被焚、军费无着。革命党人力量最大的新军，早在1912年8月悉数裁撤，巡防营独存，改编为湖南守备队，此时湖南国民党人手中几无可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长沙荷花池军装局就在谭人凤回到湘的那一天，即7月7日下午6时40分，突然发生火警，引起弹药库爆炸，11000余支步枪、约300万发子弹全部付之一炬。原来袁世凯早就察觉湖南局势不稳，遂派遣唐乾一、向瑞琮等携带巨款，于1913年6月回到长沙，准备进行破坏。他们看到湖南独立已如弦上之箭，遂贿买军装局科员王章耀、司事喻直三、兵目涂寿远等人纵火。军装局储藏的大批军火，是辛亥革命后陆续从广东购买进来的，党人原想用来进行武装反袁。军装局的军火被焚，致使后来的反袁军事斗争几乎赤手空拳，在岳州前线的湘军不堪一击，即与此关系重大。而谭延闿对此应该是暗自庆幸，湖南即使为形势所迫而宣布独立，党人亦将无所作为，届时袁世凯亦当不会归咎于他。因商人不支持反袁独立，湘省当局不得不借外债讨袁。在各界的反对下，借款之事被否决，反袁独立的军费也没了着落。

虽然困难重重，但并未动摇湖南革命党人反袁独立的决心。

1913年7月7日，谭人凤由上海抵达长沙，传达了黄兴“赣、苏、皖、闽、粤各省决计在七月间起义讨袁，湖南万不容坐视，要立即响应”的指示精神。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誓反袁，揭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15日，江苏继江西之后宣布独立。17日，安徽独立；18日，广东都督陈炯明、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宣布讨袁。

在此情况下，湖南革命党人急不可待，日夕进言，要求宣布独立。谭延闿迫不得已，于7月17日在长沙召开政务会议，邀请所有国民党上层分子参加，讨论湖南的去向问题。在其后连续召开的会上，稳健派与激烈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谭延闿则表示：“如必欲宣布独立，鄙人固不敢赞成，然亦无反对之能力，但请另举贤能，继此重任。如不许鄙人去职，鄙人惟有闭户深居，听诸君为所欲为而已。”如此僵局，对反袁独立的大局十分不利。革命党人于是采取果断行动，“草定宣告独立通告，公推谭都督为讨袁军总司令”。内受激进国民党人的逼迫，外遭独立各省的连电催促，谭延闿于7月25日在都督府悬挂讨袁大旗，正式宣告湖南反袁独立，加入二次革命的行列。 [ ]

湖南宣布独立后，除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外，程潜、谭人凤、周震鳞等在长沙的国民党人还商定了讨袁军事部署。谭延闿任湖南讨袁军总司令，统一领导湘省的军事行动。由程子楷任讨袁军第一军司令，赵恒惕为副司令，进驻岳州；邹永成以湘鄂联军第三军军长，同赴岳州；蒋翊武为鄂豫招抚使，部署对湖北军事；唐蟒为援赣司令进驻萍乡。另一部分驻守常德、澧州一带的讨袁军，以湖北荆州为进攻目标，试图在荆州、襄阳一带与四川讨袁军和湖北刘铁率领的讨袁军会师，然后进取武昌。以上部署，虽然壮大了南方革命党人讨袁的声势，但既要北攻武汉，又要救援江西，如此重负的军事任务，以湖南革命党人的实际力量，是难以胜任的。湖南独立，在军事上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

在革命党人的胁迫下，谭延闿同意反袁独立，实际上是“阳为附和”的无奈之举。前线吃紧，急需增援，可坐镇省城的讨袁军总司令谭延闿却采取“减小战祸”、“保境安民”的策略，不断地为反袁烈火降温，以“徐图敉平”。

首先，采取措施，控制省城。谭延闿借口援赣、讨鄂的需要，将革命党人的军队全部调离省城，以亲信余道南为省防守备队司令，又以童锡梁等为新募五营管带，从而控制了省城的卫戍权。

其次，对讨袁军事，多有掣肘。南京独立，仅依靠黄兴裁兵时保留下来的第八师，但讨袁初起，谭延闿借口省防空虚，将该师陶德瑶的一个团由赵恒惕率领调回长沙，该师本就缺额甚多，这下实力更弱。另又将赴岳州湘军的情况全部电告黎元洪，与黎暗订湘鄂互不侵犯之盟，令革命党人难有作为。从上海运回的五响双筒毛瑟枪5000杆，谭延闿将其“点交军事厅备用”，而不是运往急需军械补充的前线。

第三，竭力阻挠群众自发招兵讨袁。宣称讨袁军事“自有都督主持于上，各机关执行于下”，湘省军队业经整理军备，杀敌有余，人们只应各安其业。雷镇华上书具呈“愿募敢死队，以便克期北上，誓除国贼，肯请照准”，谭延闿批驳其“殊干法纪”。有招兵讨袁者，被拿办十余人。

第四，对下层群众，谭延闿采取措施，严加防范。责令警界“奋发精神，除莠安良”；督促内务司下令，“无论何种党会一律禁止”，“如有聚众滋事，扰乱社会安定者”，一经拿获，从严究办； [ ] 省防守备队秉承其旨意，宣布“私藏私造危险物者斩，散放飘布希图起事者斩，造谣生事煽惑人心者斩，秘密集会者斩，私自招兵者斩”。 [ ]

自7月下旬起，各地的讨袁军在与北军交战中相继败退，形势对南方讨袁军不利。8月初，南方讨袁军开始全线崩溃。得知上述消息，谭延闿“眼红面黑，大起恐慌”，准备依靠黎元洪的担保，伺机取消独立。 [ ] 这时军队的直接指挥权尚在革命党人手里，谭延闿开始向时任军事厅长的程潜试探。程潜等知道谭早蓄归顺袁氏之心，又兼及独立各省均告失败，湖南已无可为，只得听任谭延闿自择，并辞去军事厅长一职，准备承担所有责任。

此时，妥协的空气已占上风，形势已经危险。湖南革命党人内部发生了分化，文经纬、易宗羲、吴作霖、文斐等站在谭延闿一方，不仅主张取消独立，而且还打算“牺牲几个同志”；军队中，不仅士气不振，军官们也多主张取消独立；商界的态度更是愤激，几乎一律罢市；加之袁世凯的策反，军队已十分不稳。迫于各方面的压力，革命党上层人士决定放弃抵抗，纷纷出走。谭延闿遂于8月13日通告正式取消独立，“电达中央，静候处分”。 [ ]

二次革命中，湖南独立前后不过28天，成为一幕戏谑性的政治变局。

（三）革命党激进分子的最后抗争

湖南取消独立后，革命党人中的一些激进分子不甘失败，决定做最后的抗争。

刘崧衡等策划以湖南公民联合会名义，召开群众大会，重组独立政府；并在长沙城外联络一营军队，打算攻入城内，驱逐谭延闿，坚持反袁。8月14日夜间，党人李严翼、胡熙寿、柳杨谷等人运动先锋水师统领杨玉生率兵入城，准备一举推翻谭延闿政权，再次宣布反袁独立。但谭延闿早有防备，未能成功。

革命党人仍然加紧活动，准备再次起事。不久，南京有何海鸣等人宣布独立，湖南革命党人闻风响应，刘承烈、罗良干等人四处联络会党，准备先推翻谭延闿政权，然后宣布独立。但在9月3日与5日，长沙革命党人的地下机关接连遭到破坏，密谋起义的革命党人刘崧衡等人在6日遇害。长沙驻军中的革命党人见事已泄密，乃急忙在9月6日傍晚提前发动起义，魏伯益、杨文明等人率众进攻都督府，事败被摛。为首者次日被处死，其余的都被缴械解散。湖南二次革命的余波至此告终。

从力量对比上来说，二次革命是一次绝望的仓促之举，它的失败所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使国民党的政治影响急剧削弱，陷入颇为孤立的困境。对在湖南和长沙的国民党来说，不仅受到沉重打击，而且已无公开存在的可能了。从此，长沙乃至湖南省大部落入北洋军阀的魔爪。

四、汤芗铭督湘期间的长沙政局

（一）谭延闿离湘，汤芗铭入长沙

二次革命中，黎元洪、谭延闿曾暗约互助。因此，湖南取消独立后，黎元洪致电袁世凯为其开脱：“湘省虽称独立，始终未尝暴动，今复自行取消，足见谭督暗地维护，始终一致”。 [ ]  谭延闿自己也曾活动湖南商界致电黎元洪“转请中央，留谭督以资震摄，其军政各机关在事人员或去或留仍旧谭都督随时甄察”， [ ] 希图继续保住自己在湖南的地位。此时，袁世凯因北洋势力尚未深入到两湖地区，必须对谭延闿加以笼络，以替他稳住湖南的阵脚，故有谭延闿“素明大义”，令他“始终维持，以安大局”的表示，但这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湖南独立，谭延闿虽然事前有迫不得已的表示，但毕竟未能遏制革命。湖南取消独立后，谭延闿虽有恭顺的表示，但又将许多反袁人士暗中送出湖南。对此，袁世凯是不能宽谅的。湖南是袁世凯夺取西南各省的门户，对首鼠两端、游移畏葸的谭延闿，袁世凯是不能放心的。当一切布置就绪后，为彻底根绝革命党人的活动和“平定西南敌对势力”，袁世凯突然于8月24日任命海军次长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蓄意夺取湖南地盘。

汤芗铭（1885－1975），字铸新。湖北蕲水(今浠水)南凉人。汤化龙胞弟。在法国巴黎留学时，曾于1905年加入兴中会，后又取走入会盟书，向清廷驻巴黎公使孙宝崎自首。在法国学习结束之后，转赴英国进修海军知识。回国后在北洋海军服役，并升任海军统制萨镇冰的参谋长。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率海军官兵起义，被推为起义舰队临时司令，声援武昌起义。中华民国成立，汤芗铭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民国首届政府国务委员、海军部次长兼北伐军海军总司令。汤芗铭奉孙中山之命率舰队北伐，协助山东革命军光复山东登州。正当汤芗铭北伐舰队节节胜利之时，政局再次发生重大变化。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并将首都改定北京。南北议和，汤芗铭奉命停止北伐。袁世凯为拢络汤芗铭，宣布汤芗铭为海军中将，继之又削夺其兵权，改任汤芗铭为教育部次长。

“二次革命”中，袁世凯令汤芗铭重披战甲，以海军次长之职率领舰队奔赴江西，配合九江镇守使李纯击败李烈钧，攻占江西湖口。袁世凯闻报，加封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令其赴湖南镇压革命。汤芗铭即率楚有等四艘军舰，自江西湖口沿长江而上，于10月7日至长沙与谭延闿会晤，逼其去职。10月24日，谭延闿被免职，留吕苾筹办理交接，自己则乘船经武昌北上，于11月上旬抵达北京。

汤芗铭于10月24日署湖南都督，10月27日兼署湖南民政长，从此开始了他在湖南的残暴统治。1914年5月23日，袁世凯令汤芗铭兼署湖南巡按使（7月15日免）； [ ]  6月30日，袁世凯将各省都督裁撤并改称将军，任命汤芗铭为湖南将军，并授“靖武将军”称号，以示恩宠。1916年7月4日汤芗铭出逃。 [ ] 至此，汤芗铭在湖南、长沙的残暴统治结束。在任两年又九个月。

（二）汤芗铭的倒行逆施

据曾任谭延闿内务司长的萧仲祁先生回忆，汤芗铭初到湖南时，所带随员仅有王时泽、李静等少数几个人，且一再表示对湖南问题将尽调停责任，凡属与独立有关人员，一定尽力保全，借此“修行积德”。

湖南地处南北要衢，袁世凯对汤芗铭并不放心。不放心的原因，是因为袁世凯自身在人格上站不脚，于是就喜欢盯着人家的“污点”，提防着别人。汤芗铭曾窃盟书悔誓，作为清朝海军将领反正背主，辛亥光复时期背孙投袁。在袁世凯看来，汤芗铭这样一位对每一个新王朝都要叩叩门的湖北人，其特有的洪水文化两面性格是靠不住的。为此，袁世凯先是派亲信沈金鉴至湘掣肘其权；继之任命爱将曹锟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命其率第三师进驻岳州，严密监视汤芗铭举动；而后委任王瑚为湖南民政长，以分汤芗铭之政权；并将为人阴狠毒辣、与国民党为仇的湖北人胡瑞霖派到湖南，传达“袁大总统以湖南为‘乱党’渊薮，对于湖南的党人，非严办不可”  [ ] 的指令。

汤芗铭为得到袁世凯的信任，基于政治上伪忠的需要，借口“本治乱用重典之旨，为正本清源之图”，重用胡瑞霖、华世羲等人，将法家重法、重势、重术的治世之道发挥到极至，在湖南、长沙实行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残酷暴行。《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布告汤芗铭罪状》中，曾列有“汤芗铭在湘十大罪恶” [ ] ，其尤为可恶者有三：

第一、反攻倒算，严办党人

汤芗铭对于袁世凯关于“湖南党人非严办不可”的指令，心领神会。在布告各地，勒令国民党组织停止活动的同时，还对国民党人使出了三大狠毒的招数。首先，假借召开湖南军事善后会议之名，将赵恒惕、陈复初等人在省城抓捕后送往北京，交付军事法庭会审，献媚于袁世凯。其次，汤以“乱党”为名，于1913年11月9日，将在省城的尚未离职的省级行政机关负责人杨德邻（财政司司长，国民党湖南支部政务研究会会长）、易宗羲（会计检查院院长，国民党湖南支部评议员）、伍任钧（筹饷局副局长兼厘金局局长，国民党湖南支部会计副主任）、文经纬（富训商业学校校长兼警察局局长，国民党湖南支部评议员）、章克恭（湖南省银行总理）、陈光晋（湖南省银行协理）、萧仲祁（内务司司长）、唐联璧（教育司司长）及省议会议员李长才等16人诱捕，囚禁于内务司署。14日凌晨，在未经审讯情况下，即将杨德邻、易宗羲、文经纬、伍任钧一并绑赴长沙贡院坪枪杀。其中，杨、伍一向主张反袁，但易、文则是主张拥袁的。再次，对于已经出逃的湖南国民党各首要人员，罗织罪名，肆意诋毁，先后三次电请袁世凯政府通缉，第一次电请通缉的有7人，第二次42人，第三次4人，合共53人。 [ ]

对于其他革命党人，包括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一般人员，均加意防范，罗织罪名，恣意残害。如将从档案稽勋名册中的辛亥革命出力人员也视为“杀无赦”对象；“凡系四十九标、五十标军人，一经到案，定处死刑”。 [ ] 对已逝去的革命党人也不放过。汤以岳麓山为湘中名胜为由，下令掘焦达峰、陈作新之棺木，毁其铜像。对长沙城中的秋瑾纪念祠，也派人加以破坏。

第二、假“查办党案”之名，实行白色恐怖

汤芗铭在省会长沙设立调查处，委派痞棍江培根、李绍先、刘石渠、刘鸿德等负责；各镇守使署、各县知事署均设调查员。调查员人数之多，无可计数，仅长沙一地，即达9000人。汤芗铭还雇佣女“差遣”40人，用以搜捕女革命党。湘中几成“侦探国”。对于调查员，规定了奖惩办法。凡“破获大机关，一万元，小机关半之，并可由眼线递升一等调查，如连续三月未获一案者，即行撤差”； [ ] 凡捕获革命党人者，亦规定有200～3000元的赏金。这样“畀以权利，诱以厚利，限以时日”， [ ] 驱使这些侦缉人员不惜采取捕风捉影，伪造罪证，栽赃诬陷等手段。如宁乡恶探邬保生、彭少连，将伪造的告示、名册等物，暗藏于罗炳生、谢树生家中，报请宁乡县衙逮捕，诬指其在益阳谋乱，而将罗、谢二人枪决。 [ ] 甚至发生密探将嫖客指为“乱党”之事。长沙小西门、大西门河街一带，日本人所开的小旅馆颇多，兼营赌博业，附近土娼视为销金窟，有时革命党人也借为藏身之所。调查处的密探经常往来其间，时间既久，往往有嫖客与密探发生争风吃醋情事，结果被指为“乱党”，惨遭刑戮。 [ ] 在此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仇雠相害者有之，友朋相害者有之，亲属相害者有之，甚或子弟陷害父兄者亦有之。” [ ] 从漏网的革命党人到一般老百姓，常因“面带奸笑”，“不服盘诘”，“目无法纪，触犯军警尊严”等一类罪名被拘入狱。一次在长沙浏阳门外枪杀数十人，“各人皆翩翩少年，并未搜出证据。故临刑时无由宣布罪状，见者冤之。” [ ] 家家不安，人人自危。

“汤在此三年，以严刑峻法为治”。 [ ] 汤芗铭任用人称“活阎王”的华世羲为军法课长，对被捕的革命党人酷刑逼供，非法重处。所用刑具，有军棍、皮鞭、铁棍、夹棍、杆枰、红毡等，有所谓“钳指”（以竹签刺入指甲）、“剥肤”（划人头顶呈十字形剥皮，令人四向分扯）、“铁烙”（烧红铁丝床，逼人赤身卧在床上）、“双龙拱手”(用大铁钉钉人双掌，吊在木柱上)等名目，均极骇人听闻，惨不忍睹。在这种严刑拷打之下，什么“杨家塘党人机关案”、“伪造纸币案”、“汤被刺案”、“开福寺秘密集会案”、“旅馆窝藏案”、“水师统领案”等接踵而出，“浏阳门外（长沙之东门）识字岭刑场，伏尸枕藉，无日无之。” [ ] 而无辜惨死在“汤屠夫”淫威之下者达16,000余人，“究其所获正式党案，百不一二”！ [ ] 汤芗铭杀人不眨眼，血债累累，是袁世凯手下的头号刽子手。

第三、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逆潮中充当急先锋

二次革命被镇压后，袁世凯强迫国会选举其为正式大总统，颁布《中华民国约法》使总统成为独裁元首，炮制《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变成终身制和世袭制，一步步迈向帝制自为的道路。在袁世凯的授意下，筹安会和全国请愿会先后成立，并大肆鼓噪复辟帝制。在帝制群魔的拥戴下，在“举国一致”的劝进声中，袁世凯于1916年元旦登上“洪宪”皇帝的宝座。在这幕复辟帝制的丑剧中，汤芗铭竭力为之摇旗呐喊，在全国各省都督、将军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1915年8月23日，筹安会在北京成立，讨论、研究所谓国体问题。这是帝制运动公演的第一幕。汤芗铭为博得其主子的欢心，很快布置一批无耻的官僚绅士，于8月下旬在长沙设立了筹安会湖南分会，成为全国各省中最早成立的筹安会分会。汤芗铭还首先通电赞成“改变国体”，请袁世凯“俯从‘民意’，速定一尊，申数千年天泽分定之大义，慰亿万苍生一心一德之归诚。”并表示愿率所部“为王前驱”。 [ ]

10月8日，袁世凯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要求全国各地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帝制丑剧上演第二幕。10月20日午前8时至12时，汤芗铭在省城将军府署大堂召开所谓湖南“国民代表”选举投票，分设11处投票场所。选举人分两类，初选当选者和有复选资格者。规定勋劳、官吏、硕学通儒、毕业资格、毕业相当资格、财产、资本等七类有复选资格。因投票人表示不知“硕学通儒”为何物，汤芗铭遂指定叶德辉、吴獬、王时润三人充任。会议最后选出湖南“国民代表”75人。 [ ]

10月28日至11月20日，各省区进行国体投票活动，帝制丑剧演出第三幕。10月28日，汤芗铭在其将军府署大堂操纵“国民代表大会”进行所谓“国体投票”，大批军警到场严密控制。事先各代表即接到汤芗铭及巡按使沈金鉴发布的通告：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应即以君主立宪为标题，即“赞成”二字……仰各代表一体遵行。投票采用记名方式，票面有编号，有投票人姓名。开票时，由职员“先唱名，即唱君主立宪，继唱赞成与否”。投票结果，“一致皆书‘赞成’二字”。然后，汤芗铭即起立宣布：“今湖南全体赞成君主立宪，足证民意攸归！”并当场率众三呼“中华帝国万岁！”稍事休息后，随即举行“拥戴大会”，宣读了预先拟就的“劝进表”，由各代表一致签名，“公同拥戴今中华民国大总统袁公为中华帝国大皇帝”。最后，由主席“三呼中华帝国万岁”。至此，连续一天的湖南“国体投票”和“拥戴大会”始告收场。汤芗铭随即得意地向袁世凯表功：“湖南国民代表依法决定国体，全体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各界代表复以国民公意，恭戴我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传之万世，永定国基。” [ ]

接着，袁世凯下令设立“大典筹备处”，公开筹备即位，各省上表劝进，帝制丑剧的第四幕公开演出。在各省的劝进之文中，汤芗铭最多，达80余件。且在电文中无耻地颂扬袁世凯“天威神武，挽华夏于陆沉；创制显庸，报功文于巍焕”。 [ ] 随后，湖南官绅和各公法团体纷纷上表劝进，达109起之多。其中，叶德辉（省教育会会长）、符定一（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袁家元（模范劝工场场长）联名向袁世凯上表称臣劝进，被时人讥笑为“三长臣”（会长臣、校长臣、场长臣）。12月20日，又举行所谓国民会议复选投票，罗正纬、胡棣华、周渤、何鼎、夏寿田、熊世池、陈光焘、张元懋、刘棣蔚等9人当选。

12月12日，袁世凯不顾国人的反对，正式接受帝位。12月21日，袁世凯下诏册封汤芗铭为“一等侯”，而袁世凯的嫡系曹锟只封为一等伯，东北王张作霖才封为二等子，足见汤芗铭位宠当朝。1916年1月1日，袁世凯更改中华民国国号，从本日起改为洪宪元年。袁世凯、汤芗铭的帝制活动达到颠峰。

此外，汤芗铭还摧残教育，毒戮士林；加强军事统治，培植私人武装；滥用私人，秽乱吏治；滥发纸币，吞没巨款，紊乱财政等等，其罪行罄竹难书。

汤芗铭在湖南统治的三年，以严刑峻法为手段，以迎合帝制复辟为旨归，造成白色恐怖和政治民主的反动，成为近代湖南最为黑暗的历史时期之一。

（三）反袁驱汤风暴

汤芗铭在湖南实行残酷统治，甘当袁世凯的鹰犬，引起了各种力量的不满，他们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形成了民国初年湖南和长沙迭起的反袁驱汤风暴。反袁驱汤斗争事件，湘境长沙以外主要有：1914年7月由郴县兵变所点燃的湘南反袁驱汤起义，同年夏发生在湘潭的太和栈案；1915年民义社在沪的反袁斗争，湖南国民联合保和会事件；1916年湘西、湘中、湘南等地的反袁起义等等。发生在长沙的反袁驱汤事件则更为频繁，主要有：

1、长沙万家塘案

1914年9月，湖南飞瀚水师左营炮船士兵在长沙万家塘捕获制造炸弹的革命党人周玉友，并搜获委任状2张，炸弹1颗，炸药1包。委任状上盖有“中华再造党总司令”之印。周玉龙被委任为该党驻湘筹款员。周玉龙被捕后，被押往湘阴左营营部审讯。据供：本党名为再造党，负孙中山、黄兴之委任，以集中天下之英雄，推倒现时中央政府重要人物包括袁世凯，再造新民国。审讯后，被解赴长沙将军署惩办。

2、长沙进步师生的反日反袁斗争

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省城学生无比愤怒，自动聚集省教育会开会，长郡学生代表熊亨翰当场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并一致决议，突破汤芗铭的控制，举行游行示威。终因教育会会长叶德辉横加阻挠，游行不成。长沙甲种农业学校学生彭超因此于5月24日投入湘江自杀。彭留下遗书，谓：“5月7日，日本之最后通牒报来，我祖国四千六百余年之神明土地，从此为外人破矣，能不伤哉！能不痛哉！我同胞应知我国之最可哭、最可惨、最可羞、最可耻的事，莫过于此次之外交失败！吾有何面目对国家也？其将何术以救国也。” [ ]

消息传到湖南第一师范后，全校师生义愤填膺，编印了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一书，时在该校求学的毛泽东在其封面上疾书：“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并广为寄赠、推荐。筹安会湖南分会成立后，湖南拥袁和反袁斗争炽热化，长沙小吴门附近的船山学社成了公开进行反袁演说的场所。毛泽东和一师进步师生经常到此处参加活动。他还编印了《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的反袁小册子，和同学们一起在校内外散发宣传。

在宁乡县玉潭高等小学校就读的刘少奇，听到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后，气愤不已，将名字“渭磺”改为“卫黄”，表示誓死捍卫炎黄尊严，振兴中华民族，并带领玉潭同学罢课游街。他在胸前挂上“毋忘国耻”的牌子，手里高举“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旗帜，走在队伍最前面，高呼“惩办卖国贼”、“誓雪国耻”等口号，随后与同学一道去商店查出一批日货，当众焚毁。1916年1月，袁世凯称帝，刘少奇又发动同学罢课，声援蔡锷等人的讨袁斗争，直到3月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才复课。随后，刘考入湖南讲武堂学习军事，1919年毕业于长沙私立育才中学。

3、杨王鹏等进攻将军府事件

杨王鹏（1887－1916），湘乡人，在湖北投新军，曾任振武学社社长。后回湘参加长沙首应武昌起义的斗争，任湖南都督府秘书。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汉口交通部主任。1913年返湘进行反袁活动，策动湖南独立。失败后，逃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1916年1月，杨王鹏等人由日本返回上海，与王道及欧事研究会程潜、章士钊等会商反袁方略，并恳请协助。程、章等资助千数百元，王道又向湖北人刘公借得5000元。于是杨王鹏、王道、谭蒙、邹永成等人反复筹议，决定先派廖湘芸回湖南，策动混成旅和模范团等军；又派彭泽鸿赴岳阳，准备响应长沙。之后，谭蒙与殷之辂等亦相继回到湖南，分途运动。1月10日，杨王鹏在入湘党人的电促下，秘密返回长沙。杨王鹏等寄居大吉祥旅社，先赴军营运动混成旅起事，袭击汤芗铭住所，刺汤后再乘势起义。准备以所联络的混成旅和模范团士兵为内应，进攻将军府。

2月20日午夜，党人李唐、金东舒等数人感到日久无功，产生急于求成的侥幸心理，往将军署左侧五堆子汤芗铭住宅附近徘徊，想乘汤芗铭外出时予以狙杀，被侦探队发觉，近前搜捕。李唐等仓促投掷炸弹，捕者与被捕者同归于尽。杨王鹏、龚铁铮等人见事机泄露，迅即召集党众，决定将起义时间由原定2月28日提前到2月21日午后4时。是日，起义队伍分两路，进攻将军府的一路由杨王鹏、龚铁铮率领，目标直指汤芗铭；进攻西长街警察署的一路，由殷之辂率领，意图夺取警察署的枪支。

杨、龚一路沿府署围墙进至辕门后，突入署内前坪。时模范营正在坪内操练，就势排开阵势，用机关枪扫射。杨王鹏等奋不顾身，抛掷预先准备的炸弹，血战半小时，终因寡不敌众而败。杨王鹏、龚铁铮、李鑫等均负重伤而被俘。湘军混成旅因与约定日期不符，未能如期赶到。进攻西长街的殷之辂一路也遭到失败。此役共计死亡43人。事后，将军府和警察署附近旅馆均被勒令停业，大吉祥机关亦被破获，革命党人100多人被捕。史称“民义社之遭打击，此为第一次。” [ ]

4、郭人漳省城兵变

汤芗铭坐镇长沙，见湘西、湘中各地的活动反抗日益扩大，无法收拾。经由前清官僚汪诒书保举，任命郭人漳为湖南矿警督办，分发大批枪支，在湘乡、益阳、湘潭等地临时招募矿警5营，护卫省城。郭人漳系前清湘军将领郭松林之子，家资富厚，拥有好几座矿山，原为国民代表，隶属筹安会，政治野心很大。及至矿警队组成，他见汤芗铭从长沙、湘潭抽出北军一旅一团开往衡山镇压刘重部，省城空虚，因于1916年5月14日突调矿警2营进城，分驻藩围后本人住宅和马王府、小瀛洲、东长街、宝南街等处，企图乘汤芗铭不备，一举将其推翻，取而代之。

汤芗铭因郭人漳事前未报告请示，擅自调集矿警进入省城，当即电话斥责，限令夜间12时以前撤至郊外候命。郭人漳拒不应命，亦不前往晤面。汤芗铭正疑惧间，晚间9时，矿警队即与汤芗铭部混成旅及巡防营发生枪战。

郭人漳原意拟分三路进攻：一路自息机园经府正街、老照壁，一路自文运街至贡院西街，一路自东长街、羊风拐角经水风井转贡院东街，会攻将军府。汤芗铭紧急派遣卫队营包围了藩围后郭宅，北军及巡防营全体出动，城内各处展开了激烈而混乱的巷战，长治路、府正街、府后街一带双方肉搏冲锋，战况尤为剧烈，又因电灯公司中弹起火，城内一片黑暗，天空中火花迸进，通宵达旦，枪声不止。翌晨，汤芗铭卫队在重赏之下，攻入郭宅甬道，后门墙垣倒塌，郭人漳命令不能出户，在电话中应允缴械投降，并由日本领事杉山三郎调停，保护郭人漳经由浏阳门退出城外，保留矿警一营，巷战始告结束。北兵乘势恣意搬运郭宅财物，民间也迭遭洗劫，死亡无数。

16日，郭人漳由杉山三郎陪同进城，向汤芗铭谢罪。汤芗铭因各地反袁驱汤烈火越烧越猛，忧心如焚，有心与郭妥协，并允许他登报追还散失的财物，遂有自17日起，长沙各报广告栏刊登《藩围后郭宅失单》，汤芗铭命令警察局挨户追查，不少无辜百姓横被牵连入狱。郭人漳投桃报李，乘机献出两策：其一，宣布全省独立，使独立各县仍属将军麾下，可不血刃而予敉平；其二，恢复都督名义，起用护国军番号。汤芗铭闻言，大赞：“三湘人杰地灵，保一（郭人漳字）真是有板眼！” [ ] 两人遂言归于好。

5、各路护国军进逼长沙

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组成讨袁护国军。接着，护国军分路出征。护国战争正式爆发，湖南也进入军事反袁驱汤斗争的新阶段。

1916年1月27日，贵州宣告反袁独立。随后，组成护国黔军，在湘黔边界与袁世凯派入湘西的北洋军展开激战。至4月初，虽在湘西宣慰使熊希龄的调停下，双方宣告停战，但黔军仍坚守在湘黔边境的辽阔阵地上，伺机进取。

护国战争爆发后，程潜于1916年1月27日抵达昆明。随后，被唐继尧任命为湖南招抚使，3月25日抵达靖县。程潜在靖县设立招抚使署，得到广泛响应。4月28日，程潜就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5月22日，程潜率部到达湘中重镇邵阳。沿途陆续收编新旧部队，兵力迅速扩充到3个旅，活动于长沙以南、以西的辽阔地区。其时，广西陆荣廷所部护国军亦进入湖南境内，并向零陵、衡阳方向挺进。程潜遂决定实施“西与黔合，南与桂联”既定方针 [ ] ，驱逐汤芗铭，收复全湘。

在广西都督陆荣廷的支援下，程潜率部沿邵潭大道急速向省城方向挺进。5月18日汤芗铭派去镇守衡阳的安武军大将倪嗣冲见势不妙，其为图自保，私自从衡阳北撤，因而使长沙门户洞开，形势危急。

5月25日，有民军一支，乘夜袭取浏阳县城，出示安民。其衔名为“护国军总司令刘”。在县署设司令部，以廖大江为分司令。浏阳毗邻省城，浏阳失陷，使汤芗铭政府大为惊恐不安。

全国反袁独立，特别是袁的亲信干将陕西将军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宦的独立，清楚地表明袁世凯统治的覆亡已成定局；湖南各地反袁驱汤斗争风起云涌，已使汤芗铭在湘统治分崩离析；各路护国军的进逼，更使汤芗铭一夕数惊。陆荣廷电劝汤芗铭独立。长兄汤化龙（时已辞教育总长，并南下上海组织讨袁）亦从上海派人去长沙劝其起义，反戈一击立功自赎。5月29日，汤芗铭遂照郭人漳在此之前的献策，宣布湖南独立，自己改称“湖南都督”，并接受广州军务院任命的抚军一职。汤芗铭通电全国曰：“公即取消帝制，不负为国法之罪人，芗铭虽有知遇之私情，不能忘国家之大义，但使有另途之悔悟，决不为箕豆之相煎。如必举全国而牺牲，唯有以我（戎？）相见。情谊两迫，严阵上言。” [ ]

湖南为西南五省门户，湖南一失，中原已无屏障。袁世凯接汤此电，气得语不成声。得知汤芗铭宣布独立的电文，连呼“人心大变！人心大变！”原就病累不堪，遂卧床不起。6月6日，袁世凯在忧愤与病痛交加中死去。时人将陈树藩、陈宦和汤芗铭的独立，戏称为袁世凯的“送命二陈汤”， [ ] 他们对袁世凯的覆亡起了催命的作用。

（四）汤芗铭逃离长沙

汤芗铭宣布独立，虽在客观上有反袁之功，但在主观上则纯为自保之计，自称都督，并兼民政长，排斥异己，大权独揽，想赖在湖南不走。但汤芗铭实在干尽了伤害湖南、长沙人民的事情，因此汤芗铭并没有因为反袁而得到湖南人民的谅解，驱汤之声犹如滚滚怒涛。

由于省内各方仍坚持继续驱汤，汤芗铭只好通过其兄汤化龙，请在上海的谭延闿出面调停。汤化龙与谭延闿原是清末宪友会活动时期的老搭档，这时也住在上海，两人过从甚密。谭延闿以湘事请示自国外回沪的黄兴后，于6月初与汤化龙同往汉口，通过龙璋，邀约中华革命党湖南支部覃振到汉口开会，议决湖南时局，向汤芗铭提出妥协的“独立条件”。以“湘事还之湘人”的办法，推荐湘军旧部曾继梧、赵恒惕、陈复初、陈嘉祐4人来到长沙，为汤芗铭“赞襄大计”。并以各县护国军纷起，内容庞杂，允许拟定编制办法，由曾继梧整顿组编。拼凑原有湘军及巡防营，组编“湖南护国军第一军”，由曾继梧任总司令，赵恒惕、陈复初、刘建藩、陈嘉祐分任一至四梯团团长。等到湘军渐次恢复，谭延闿以汤芗铭未能履行条约，策动湘军将领及部分国民党人加以攻诋。

6月3日，程潜所部湖南护国军离开邵阳，取道湘乡，向省城方向推进。6日，进抵湘乡的程潜，在电报局截获北京拍发的一份电报，知袁世凯已死，喜出望外，于是下令进攻湘潭，压迫汤芗铭部北军于长、潭之间。10日，湖南护国军抵达宁乡。15日，程潜移驻湘潭布防。20日，程潜溯江驶赴衡阳，与陆荣廷商议时局方针，决定以“迅速安定湘粤作为目下军务院的首要任务”， [ ] 驱逐汤芗铭。程潜在得到桂军的军械补充后，部署进攻长沙。30日，程潜通电发布《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布告汤芗铭罪状》，同时派令第二旅由宁乡道林进迫长沙。桂军贲克昭部及炮兵营扼扎岳麓山一带，对汤芗铭施加压力。7月1日，湖南护国军与汤芗铭所部补充团战于宁乡县道林附近，汤军失败，两营官兵全体倒戈。

7月3日，驻省湘军准备联合桂军围攻都督公署。汤芗铭惊惶万状，急召各军官佐会议，不料无人到会。汤知大势已去，于7月5日凌晨电请刘人熙及参议会议长陶思曾入府，宣布交出军、民两政之权，随即仓皇出逃。汤芗铭在湖南历时近3年的残暴统治，至此宣告结束。极富讽刺意味的是，人称“汤屠夫”的汤芗铭出逃后，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蛰居北京念起佛来。但他终究没有“成佛”，抗日战争中又沦为可耻的汉奸。

由上可以看出，湖南、长沙的反袁驱汤，随着形势的发展，斗争规模越来越大，手段和形式越来越激烈。这场斗争的主要组织为民义社、中华革命党等，基本的群众则为士兵、游勇和会党。就其性质而言，是反对袁世凯、汤芗铭独裁统治的斗争，属于维护民主共和的进步的正义行动，对他们的英勇献身精神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尊重。至于郭人漳省城兵变，是一种投机行为，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是汤芗铭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的反映，但其影响却在客观上对驱汤斗争起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