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辛亥革命和立宪运动时期的长沙

第四节 辛亥长沙起义的发动与胜利

一、焦达峰、陈作新领导的长沙新军和巡防营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为得到武昌起义的相关准确消息，刘文锦派遣弟弟刘麦歧连夜乘车赶往武昌，了解情况，请示机宜。两天后，刘麦歧返长，“带来多项具体指示，使长沙的革命同志立即加紧筹划起事”[]。10月12日，湖北革命军代表同盟会员胡燮槐到长沙，向湖南革命党人报告武昌首义消息，并告知清军就要大举南下，要求湖南迅速举义响应。武昌起义后第三天，湖北再派蓝综、庞光志带着蒋翊武的介绍信到长沙，召集湖南革命积极分子在杨家山小学开会，蓝、庞把武昌起义时各方同志的慷慨激昂情形，说得淋漓尽致，使到会的同志们听了，极为感动，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湖南志士立即开会部署，决定由阎鸿飞去武昌和湖北方面联系，报告湖南发难准备情况，并向湖北要求派兵支援。湖北军政府决定由李树芝率一协革命军交阎鸿飞指挥，支援湖南，“并派高级参谋向海潜，王自民随军参赞，另调吉星、立中、翔鸥等四条小火轮为军运之用”[]。

此时，虽然多数立宪派人士不赞同暴力、主张和平过渡，但形势的快速发展也让他们参与起义的谋划当中。1911年10月12日，自治公所推派绅商黄锳邀请陈作新会商（黄委派咨议局议员黄用楫出面），让陈作新担负新军与立宪派之间的联络任务，并为陈作新提供300两银子作为活动经费。10月13日晚，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革命党代表与黄锳、左学谦等立宪派绅士连续开会，商议共同发难办法，决定18日起义。以长沙城内放火为号，城外新军见火即行跑步进城；并成立了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同盟会战时统筹部，负责起义的领导工作。会上还推定了各标、营起义的指挥人员，以及策动抚台衙门卫队和联络、通知会党的负责人。

革命派和立宪派绅士的行动引起了湖南地方当局的警觉，湖南巡抚余诚格拟有“格杀勿论”一纸，上列33人，在已知的28人名单中，包括焦达峰、陈作新等19名革命党人，以及龙璋、常治、文斐、易宗羲、粟戡时、王猷等9位立宪派绅士。[]武昌首义爆发后，湖南巡抚余诚格深恐武昌的战火烧到湖南，特别是担心新军哗变，立即召集协统肖良臣、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商讨应变之策。10月11日，余诚格采纳黄忠浩的建议，将新军四十九标梅倬敏、王正宇管带的一、三营调驻岳州、临湘；五十标梅馨、蒋国经管带的二、三营调驻宁乡、益阳，五十标一营的左队和前队调往茶陵、攸县，以分散革命力量。然后以各县巡防队组成十个营调来省城，监视留下来的新军。并建议将新军的炮弹、枪弹除留少量外，全部收缴入库。面对湖南地方当局的防范与控制，焦达峰、陈作新策动新军代表，向余诚格提出要求说：新军“子弹过少，不能成行，如行，非发子弹三倍不可”。余诚格断然拒绝了新军的要求。

为准备18日的起义，长沙革命党人成立指挥机构，分别运动会党和新军，联络各界共同行动。10月15日，焦达峰带同洪江会头目数人从浏阳赶到长沙，商讨会党与新军协调行动问题。10月16日，焦达峰在玉皇殿坪陈作新家召集紧急会议，部署10月18日起事具体事宜。焦达峰为总指挥，各部指挥者分别是：四十九标为安定超，彭龙胜；五十标为邓超、张建良；炮队为李金山、谢斌；工程队为赖楚、谈满芳；辎重队为熊光南、王奋武；马队为熊光汉、汤执中，各县巡防营为周福堂、王鑫涛。由刘之德负责监视巡抚衙门卫队；派袁剑非、洪兰生联络洪门会党及时响应。并通过军装库的内线同志将封存的炮弹、枪弹全部取出，由鄂筹集的手枪和大批子弹也已运抵岳州城陵矶密存。

10月18日，城外新军炮队营举火为号起义，但是，由于官军防备极严，城内驻军未能响应。负责举火的目兵余舜臣被捕。加之，焦达峰考虑到会党还未到齐，遂于是日召集陈作新等各界代表100多人在贾太傅祠体育学堂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将起义推迟至21日举行，议定由炮兵营李金山举火为号，各营见火起，同时响应起义。

10月19日，长沙风声日紧，街头岗警林立，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黄忠浩所派巡防营稽查队官兵高举大令，穿梭巡逻，来往行人，均须经过检查。鉴于清军防范甚严，加之洪江会兵马估计要23日才能赶到长沙，是日，焦达峰、陈作新与黄瑛、左学谦及新军、巡防营代表再次商议起义办法，决定改在10月23日起义。焦达峰召集陈作新、安定超、文经纬、易宗羲、吴作霖、徐鸿斌、左学谦、阎鸿飞、成邦杰、粟戡时、黄瑛、文斐等100余革命中坚力量在贾太傅祠体育学堂开会，布置起义事宜。议定由炮兵营举火为号，城内外同时起义。10月20日晚，新军第50标代表姚运钧至水陆洲联络巡防队起事，被捕。这引起了湖南地方当局的恐慌。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商请余诚格下令将驻在长沙新军限22日之前一律调离长沙，以免后患。同时，湖南省政当局在长沙部署了大量兵力，抚署大堂架设机关枪炮，炮口对准新军营房。长沙局势骤然紧张。

参与了起义策划的湖南体育会会长、同盟会会员吴作霖考虑革命党人力量薄弱，饷械缺乏，而政府方面则饷械充足，各处军队林立，深恐革命不能成功，左思右想，忽然萌生奇想，竟认为用恐吓、劝诱同时并用之法，可以避免流血，而获得革命成功。10月21日清晨，吴作霖前往咨议局议长见谭延闿。见局内空无一人，吴认为谭延闿有意不予接见，忿忿骂道：我是革命党吴作霖，一向不怕死，我手下3000多人已分驻满城旅馆商店等处，除各有炸弹、短刀外，人备火柴一合，只要将各处火柴刮燃，就可将长沙城烧为平地。然后，十分得意地扬长而去。起义机密被泄露，巡抚余诚格闻报后决定于次日将长沙新军全部调往株洲，然后紧闭城门，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时迫事危，焦达峰、陈作新等当机立断，决定将起义提前到22日举行。并对起义事宜作了周密的部署：兵分两路，以四十九标二营前、左、右队会同辎重、炮兵工程三营攻小吴门，为东路；以四十九标二营后队会同五十标和马队攻北门，为北路；拟定了起义的口令，备制了书写着“兴汉灭满”、“建立共和”等标语旗和红白两镶的指挥旗等；将储藏在南门碧湘街日本货栈的手枪取出，分发给起义人员；为争取巡防营，还专门组织了联络队和慰问队，缝制臂章赠给巡防营。

10月22日晨，炮队负责人李金山亦接到协统将炮队即日开赴醴陵的命令。他火速奔告四十九标负责人革命党人安定超。安定超一面派人火速通知五十标以及马、步、炮、工、辎各部和巡防营，一面发哨集合自己的部队，约定以对天鸣枪三响为号。新军四十九标士兵以吹哨为号，迅速赶到协操坪集合；同时将四十九标二营军装库打开，取出枪械弹药。每人发给白布臂章一块、子弹10发，由安定超传达起义有关事项。他首先演说革命的意义，接着宣读了焦达峰和陈作新等预先拟定的起义动员令：一、彭友胜率领第四十九标第二营后队，会同第五十标和马队由北门进城，占领荷花池军装库。二、安定超率领四十九标第二营前队、左队、右队，会同辎重、炮兵、工程三营，由小吴门进城，占领咨议局。三、李金山率领炮兵营进城后，即到军装局领取炮弹，威胁抚署。然后，鸣放信号枪3响，起义队伍分途出发。

三声枪响，最先响应的是炮队、马队，接着各部紧跟，分两路直扑城内。一路由彭友胜领的五十标等义军由北门入城，另一路由安定超率领的四十九标等义军自小吴门入城。安定超率军欲入城，但见城门紧闭，守城部队不知底细，双方相持。正在此时，先天晚上回城的工程队负责人赖楚，因不知提前起事，听见枪响，欲从小吴门出城回营，见城门虽闭，但未落锁，立即用肩膀杠开横木，打开城门，义军一枪未放进入东城，并分头直扑藩署、官钱局、军装库、营务处等重要部门。彭友胜率领北路军进攻北门，一路不但未遇任何抵抗，守城的巡防营反而打开城门，列队举枪向义军致敬，并加入起义洪流。新军从容占领了荷花池军装局。入城两军在咨议局会师之后，于中午时分从东、西辕门展开了对巡抚衙门的攻击。与此同时，焦达峰、陈作新等战时统筹部的成员也赶到巡抚衙门外，亲自指挥擒拿巡抚余诚格与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的战斗。

其时，黄锳、左学谦等立宪派绅士配合新军攻城，特在自治公所、富训学堂、贾太傅寺等处放火策应；谭延闿等在地方素具重要影响的立宪派绅士亦开始转向革命。这对当时工、商、学、军各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时人曾指出：“延闿故世家子，咨议局议长，物望之所归也。兵子闻延闿言，则群与欢曰：‘谭翰林且言之，大事可行。’”[]起义发生后，黄锳还以谭延闿名义发布告示，并“公推咨议局议员数人直入抚署，竭见余抚，嘱令悬挂白旗”，但余诚格在起义军冲入抚署前，即由左侧孝廉堂穿壁潜逃，后逃往上海。[]其他重要官员纷作鸟兽散。黄忠浩在又一村被炮兵营李金山擒获，旋被带至小吴门城楼斩首示众。长沙知县沈瀛、营务处总办申锡寿、邦办王充江等四人顽抗被戮。抚台衙门前的龙旗换上了象征革命胜利的“汉”字大旗，长沙胜利光复。

长沙、善化两县与长沙府同城，两县的光复起义属于长沙光复起义的一部分。长沙知县沈瀛因不愿意归顺革命而被杀。有记载称：新军起义后，沈瀛方出巡，新军入咨议局，请为长沙守，不可；请仍宰长沙，又不可；锢诸室，令所亲劝之，至泣下，瀛曰：“官大清州县二十年，一朝背之，异日将何面目见人乎？”言已大哭。与前湘乡知县城固申锡绶同忍饥，以死节相勉。党人知不可屈，拥二人出，骂不绝口，同死之。时长沙协都司熊得寿为人狙击死。[]

长沙起义影响所及，宁乡、浏阳等地亦顺利光复。1911年10月中旬，蒋文、寻超受焦达峰委派到浏阳策动反正，被知县朱国华、中立团总宋寿梅杀害。九月初三（10月24日），长沙光复后的第三天，浏阳接到湖南都督府抄电，即在县衙升起汉字旗并张帖文告，宣布浏阳光复。知县朱国华逃跑。浏阳光复后，到处一派生机勃勃景象。民众的参军热情高涨。10月28日，湖南都督焦达峰派人来浏阳招募援鄂部队，民众异常踊跃。三日之内，参军入伍者达到2万多人。[]1912年，浏阳设县行政厅，刘席珍出任民国首任知事。行政厅设民政、财政、教育、警务等四科。1912年10月12日成立县议会，10月19日—11月5日召开第一届县议会常会，选举县参事员，成立县参事会。是年还设立了司法公署，次年改成初级检察和初级审判两厅。[]

宁乡也是一个素具革命传统的地方。长沙新军和巡防营起义的消息传到宁乡后，当地的革命党人迅速响应，打出了革命旗帜，并组织革命群众举行庆祝光复的大游行。清地方官员闻讯仓皇逃匿，宁乡顺利光复。宁乡地方革命政权亦建立起来。

二、湖南军政府（都督府）成立及其初期的革命措施

起义军占领抚署后，革命党人将抚署改名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次日，正式更名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宣告湖南革命政权成立。10月22日晚，参与起义的各界代表齐集咨议局开会，推举都督。各派对都督的人选意见不一。立宪派拟推谭延闿为都督，但革命党人以“焦君达峰奉同盟会本部特派来湘主持军事，响应武汉，厥功甚伟”，推为都督；陈作新“素抱革命主义，因授语涉排满被撤去职，事前辅助焦君联络军队，论功当为第二，推为副都督。大家争论不休。最后革命派占了上风，由常治宣布“公推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

焦达峰、陈作新执掌湖南都督府后，“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博采民意，广纳人才，且力除苛税，实具为民众谋幸福之血心。如斯仓促之际，一无章制可循，而能日废秕政以数十计，接见民众无间晨昏”。“不仅表现平民革命精神，抑且坦率无猜”[]。湖南都督府的主要革命措施有：

第一，稳定省城秩序。长沙光复后，焦达峰、陈作新等人首先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秩序，安定人心。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发布《讨满清檄文》，揭露清廷“淫凶酷虐，炽于其前；刀锯鼎镬，随于其后”的反动本质。还发布《湖南军政府示》，称“本军政府特举义师，光复故国，对于军民学商各界，极行保护主义，秋毫无犯，以昭大公。凡内外各界人等，均宜静安，勿用惊扰。倘有不轨之徒，乘间肆行，就地立斩。”军政府布告中除了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等各项权利外，第四条“保护本国各项人等生命财产按，不得侵犯。”；第五条“保护市面，照常一律交易。”；第六条“保护各种学堂公司会社，及一切衙署团体，照常一律治事。”[]他们还立即派人封点大清银行、湖南银行以防损失，维护经济秩序，同时“通令各属民政机关、厘金局卡及军警等，照常服务，不得乱动”[]。随后，又派遣陆军、警察会同工程队伍等负责城市主要街道的巡逻任务。长沙胜利光复后，反动势力尚未肃清。10月23日晚，原藩司署亲兵队拒绝缴械，并袭击官钱局，夏季佑被害，王猷受伤。焦达峰派军镇压，将其包围缴械解散，稳定了革命局势。

为扩大革命的影响，巩固革命声威，都督府还发行了一枚铜质“长沙光复纪念章”。该纪念章正面中间为交叉双色旗图案，双旗中有“长沙光复纪念”六字，四周有“中华湘军政府，黄帝纪元四千六百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即1911年10月22日)字样。背面为九角图案，图案中为一带圈“湘”字。[]

长沙光复后，新的气象随处可见。长沙“家家户户均于门首高悬白旗，或于旗上书一‘汉’字，以志欢庆。”[]长沙光复后“各商民人等欢迎义师，……致送猪马牛羊者，络绎不绝”。[]在教育会坪还召开了庆祝会，各界人士对“光复”、“反正”给予热情支持。晚上，长沙举行了全城地方提灯游行活动，街道人挤满了人群，还有演讲、唱戏、高唱庆祝武昌起义歌曲等活动，场面非常热烈。各界纷纷召开纪念会，表达了对长沙光复后的无限欣喜和对自由、民主的热切盼望。南社社员吴恭亨为庆贺长沙光复纪念会写了一幅贺联，联曰：“厥功首功，武昌响，长沙应；今日何日，专制死，自由生。”[]对长沙光复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

为了安定人心，维护革命秩序，焦达峰、陈作新还支持长沙教育人士何劲（雨农）、徐特立、杜庆湘等组织爱国进步志士开展通俗演讲，宣传辛亥革命意义，民众反应热烈。当湖北革命军代表在湘乡驻省中学演说时，学生“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何劲等在教育会演说“中华民国之盛事及满（清）政府之弊政”，听众鼓掌如雷。[]长沙杨宗实、浏阳雷预，在长沙光复后，立即组织出版大汉报，发表革命消息和都督府文电，初二日即行出版，“时人称其敏捷”。[]都督府还设立演说部，专司通俗演讲，“以开拓民智，发扬民气。”后演说部改成演说总科，属学务司，由何劲、杜庆湘任科长、次长。演说总科正式出版《演说报》，向民众宣传革命。[]如早期作品《复汉歌》宣传革命，影响很大。其内容是：“军府出示把民安，都督号令如泰山；闭市闹教定要杀，奸淫掳抢要正法，满城老少都开心，从今不怕满洲人。大炮不开炮不响，收复长沙如反掌。都说要差‘汉’字旗，湖南是我汉人的。……今我同胞复了汉，心要公平气要望。莫害同胞莫贪钱，相亲相爱乐无边。”[]长沙的革命宣传活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教育界、工商界等，以及普通民众，都对革命表示欢迎和支持。

第二，延揽各界人士，壮大革命阵营力量。湖南都督府成立后，焦达峰、陈作新等人在西园设有“招贤馆”，广招天下“英雄豪杰”和“奇才异能”之士，吸纳了一批贤能之人参加革命政权。这对于争取社会各界对革命的支持、巩固革命秩序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三，初步建立政权体系。在焦达峰、陈作新主持下，湖南军政府组织了比较完善的政权体系，都督之下设军政、民政两部，推谭延闿为民政部长，民政部下设一院六司。焦达峰还曾亲自规划都督府的机构，要求设立秘书监、主计处、顾问厅和督勤处等机构[]。焦、陈被害之前，湖南军政府的机构已基本完备。

第四，推动全省各地光复。军政府建立后，焦、陈将光复全省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他们曾通电道、府、州、县，饬令各地及时投效，随后，焦达峰派遣杨任为西路招讨使、凌汉秋为副使、余昭常为参谋总长赶赴常德领导起义，还委派刘崧衡为南路招抚使，赴衡阳联络。并授命任震负责岳阳地区的治安。在军政府策动下，全省各州县积极响应，相继宣告光复。10月30日，杨任率领湖南陆军小学堂等校学生五十余人抵达常德，“商民皆悬白旗以示欢迎，并献牛酒”。杨任在常德设立招抚使署，常德胜利光复。驻扎在当地的巡防营右路统领陈斌陞迫于革命党人的声威，不得不表示顺从。

在长沙起义的影响下，10月25日，驻岳州新军第四十九标一、三两营起义，岳州光复。宝庆革命党人谢介僧、邹永成等得知长沙起义的消息后，立即联络策动驻五峰铺的巡防营管带张贯夫响应。10月30日，革命党人率领张贯夫的军队攻入宝庆城，府县官吏逃避一空，于是成立军政府宝庆分府，推举谢介僧为都督，邹永成为副都督，谭二式为参都督。11月1日，邹永成又率领军队光复新化县。

10月31日，衡阳革命党人周果一发动洪江会众起义，将知府禄显赶跑，光复衡阳。衡阳府所属各州县会党纷纷举义。与此同时，郴州、桂阳州、永州各属亦先后光复。

长沙光复后，岳州、衡州、湘潭等地传檄而定，常德、郴州等地革命风潮亦不断高涨，革命党人或发动起义，或利用长沙光复声威迫使当地官员挂汉字旗，革命形势获得迅猛发展。湖南作为第二个宣布独立的省份，不仅稳定了武汉的后方，使首义之区无后顾之忧，而且隔绝了清政府与粤、桂各省的联系，鼓舞了其他地区的革命群众。不久，云南、广西、广东、上海等地相继独立，辛亥革命烽火在全国范围内成燎原之势。

第五，改良社会，刷新政治。剪辫是当时具有一定象征意味和标志意义的革命行动，也是改良社会的重要内容。军政府“以剃发、房租、禁烟事为率先推行之政治”。[]并下令：“凡军民人等，所有辫发，限三日内以来剪去，否则警察干涉之。”剪辫之风，风行一时。整个政治局面、社会风气迅速为之转移。

第六，坚持平等外交。湖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接管所有洋关、邮政局，所有徽章、旗帜皆由军政府即日派人前来更换。并任命张汝楫为新的海关监督，并让陈安良前往长沙海关交涉。10月23日，二人到海关办理接管事宜。30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向英国外交大臣报告，“到目前为止，长沙是革命军干涉海关工作的唯一口岸”[]。都督府还指示文斌赴各领事署及美孚、亚细亚洋油公司等处宣布照会，通知他们湖南反正主要是推翻满清王朝，对于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一律保护，“要他们转知所属侨商照常安居营业，不要听信谣言，无故惊扰”[]。同时又严正声明，各国不得接济清政府军装、火药、粮饷及一切军用品，并“确守局外中立，不得暗中援助”[]。

第七，组织湘军援鄂。由于长沙胜利光复之日，正值汉口战事日趋激烈之时，焦达峰担任都督后，集中全力谋划湘军援鄂一事。他连日出示招募军队，会党和青年学生应募者十分踊跃，数日之间即达六万人。他命令以新军四十九标各营为骨干，加上新募之兵和巡防营的部分士兵，组成湘军独立第一协（共五营）援鄂。10月28日，即长沙光复后的第六天，援鄂湘军独立第一协王隆中部誓师出发，有力地支援了武昌首义部队。继王隆中部援鄂后，湖南军政府又先后派了刘玉堂部（第一师第二协）、甘兴典部（第二师第三协）、刘耀武部（独立第九标）等三批援鄂湘军。四批援鄂湘军总兵力达8000余人。湘军的入鄂作战，对于安定武汉前线人心，巩固首义地区的革命形势，促成各省的光复，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长沙政变与谭延闿督湘

焦达峰、陈作新担任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后，湖南绅士从未放弃对湖南政权的争夺。10月23日，立宪派绅士以“模仿英国立宪精神”为名，强迫焦达峰等人同意成立参议院。参议院议长由谭延闿担任，黄锳、常治、左学谦、吴作霖、黄翼球、粟戡时、陈炳焕、刘善渥、易宗羲、阎鸿飞、阎鸿翥、陈文玮、刘人熙、黄用楫、郑钧、仇毅、王猷、龙璋、黎承福、罗良干等20人任参议员。除吴作霖、阎鸿飞、阎鸿翥等少数人是革命党人外，其他人皆为绅士，其中黄锳、左学谦、粟戡时、陈炳焕、刘善渥、易宗羲、陈文玮、黎承福等7人为原咨议局议员。[]参议院规则”规定：第一条，参议院规划民军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第二条，都督府之命令，必经本院决定，加盖戳印，请都督盖印，由本院发院交各部执行。本院认为不可行事件而都督以为可行者，得述明理由交本院再议，但本院以为不可行时，都督不得再行交议；第三条，参议院有见急需举办事宜，得自提出议案，决议后请都督认可盖印；其发行手续适用前条之规定。前项请都督认可事件，而都督不认可时，要说明理由再交院再议；但本院参议员半数以上到会之决议仍以为可行时，都督即不得拒绝。[]如此一来，参议院成了实际的政治中心，都督几乎成了傀儡。立宪派绅士试图通过此举来排挤革命党人，操纵湖南政局。

为了削弱都督的职权，更好地操纵政局，立宪派绅士又于10月25日，提出效法湖北，实行“军民分治”，在都督之下，设军政、民政两部，谭延闿任民政部长，阎鸿飞为军政部长。民政部下设会计检察院、盐政处以及民政、财政、教育、司法、交通、外交六司。民政部各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地方绅士（见表5-12）。

表5.12  民政部负责人名单

机 构司 长次 长

民政司龙璋（举人、前知县）；旋龙璋辞职，改委刘人熙（进士、前道台）左学谦（附生、原咨议局议员）

财政司陈文玮（附生、前知府）周可钧（留日生）

教育司陈润霖（附生，1902年留日弘文学院习师范）何衢（明德学校监学）

外交司粟戡时（原咨议局议员，日本法政大学毕业）陈安良（学校英文教员）

交通司仇毅（绅士）

司法司洪荣圻（革命党人）刘武（留日生）

会计检察院院长易宗羲（生员、咨议局议员）曹耀材（绅士）、宋增馨（咨议局议员、绅士）

盐政处处长黄锳（绅士）提调为缪孔昭（绅士 ）

资料来源：粟戡时等：《湖南反正追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9页。

民政部成立后，绅士与革命派的矛盾逐渐显现并愈加明显。先是陈文玮领导的财政司，“以各军取饷纷扰无礼”，与焦达峰等新组建的军队发生了矛盾；后来，有前咨议局副议长陈炳焕，发动了一个对年轻的、缺乏经验的革命领袖进行私语诽谤的煽动。[]由于革命党人自身的软弱和妥协，未能彻底打击顽固保守势力。[]加上焦达峰等人缺乏政治经验，革命秩序比较松弛，这既使得立宪派绅士有机可乘，又给各种反对势力提供了口实。

焦达峰明“为人质直，完全是农民本色，少权变”[]，面对立宪派绅士的进攻，焦达峰表示：“我为种族革命，凡我族之附议者，不问其曾为官僚、抑为士绅，余皆容之”[]，持妥协退让态度。10月26日，谭人凤由武汉到达长沙，对参议院集权、“湖南绅士擅权”现状极端不满。他批评文斐、曾杰得了一个参议员就受宠若惊，把革命廉价出卖了[]。谭人凤“见湖南咨议局绅士把持湘政，事无大小，须经若辈决议，都督之命不行。力主解散若辈所创设之议事机关，期有适合军事敏捷之应付，集权于都督”。[]劝说焦达峰取消民政部和解散参议院，将权力集中于都督，并对威胁都督权威的咨议局议员采取“断然手段”。对于这个主张，焦达峰起初颇为犹豫，不敢这么做，他认为“理论上应如此，而事实或有窒碍，且身为都督，不便遽拂众绅意。”[]；而且，“咨议局的人，不是翰林、进士，就是举人、秀才，在社会上潜势力非常大。”[]

10月27日，参议院开会讨论《都督发令条例》，旨在限制都督权力。这个条例草案传到都督府，谭人凤说参议院要夺都督的权，不行，不行！他们胡作乱为，应即先行取消参议院。阎鸿飞也明确反对立宪派的嚣张做法，并强烈表示：军政府对于这件议案，觉得非常严重！现在是革命的开创时期，东、西、南三面都是敌人，我们要对敌作战，一切都应置于军政之下。议会是明理的，不应干涉都督执行军政军令的大权。照文明各国的惯例，议会在战时对军事从不牵掣。军政府一定尊重议会，将来有媾和订约等事，当先请议会通过，然后执行。至于将都督的军令先送参议院审议，实际上窒碍难行，应请撤销提议。由于革命党人的坚决反对，这个草案没有被通过[]。

10月29日，湖北军政府代表任震解运军械来到湖南，在欢迎会上，立宪派胁迫焦达峰表示“力辞都督，愿赴前敌”，经过“合座慰留”才作罢[]。此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谭人凤、阎鸿飞、任震等人力主提高都督的地位。焦达峰于10月30日召开会议讨论改组机构问题。谭人凤主张取消参议院和民政部，集权于都督府，得到革命派的一致赞同。谭延闿被迫辞去参议院议长、民政部部长等职务。这让立宪派绅士坐立不安。当晚，立宪派集团齐集谭延闿在荷花池的住宅，策划刺杀都督；各种针对革命派的潜势力亦迅速纠合起来，密谋夺取政权的斗争。

其实，自从焦、陈以起义首功被推举为正副都督的那一天起，各种反革命势力便四出活动，诽谤、攻击革命党人，并散发谣言，极力挑拨新旧两军之间的关系。立宪派人士和军官集团对年轻且以运动会党为主要活动的焦达峰不太熟悉，对焦、陈的所作所为多有不满。他们攻击焦都督是‘会党’，陈副都督在起义前不过是一个新军中的排长，并强调‘维持秩序’，扬言焦、陈两督‘年少望浅，不能服众’。大有不达到拥谭篡夺革命政权的阴谋目的不止之势。”[]在10月29日，留日士官生梅馨（参谋）、余钦翼（统带）、危道丰（营长）、李致良（营长）、陈维城（参谋）、蒋国经（营长）、向瑞综（炮队营长）等人于徐长兴饭馆开会秘密拟定了谋杀焦、陈的计划。危道丰在《平斋五十自述》说，“当集议时，同人发言，无不声泪俱下。梅植根氏（梅馨——笔者）尤为激昂愤慨，其时梅君任新军管带，集议甫毕，彼即投袂回营。”[]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在革命派内部，有人主张采取激烈行动，枪毙谭延闿，解散参议院，来一个彻底的改革。认为，政治上的斗争，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但焦达峰不置可否，甚至对人表示，只要是革命排满，谁来领导都可以，有人接替，我就上前线去。焦达峰放松了警惕，日夜与曾杰、阎鸿飞商讨向湖北增派援兵事宜。

10月31日，五十标标统梅馨制造了和丰火柴公司挤兑纸币风潮，“诡请都督亲往弹压”，陈作新轻信谗言，带少量卫队前往，不料在北门文昌阁被乱刀砍杀。随后，另一队士兵直闯都督府。此时，有人劝焦达峰躲避，他坚持不走，并愤怒地指出：“今咨议局绅董，煽动黄某（忠浩）残部造反，已杀副都督，今又欲杀余，悔不用谭石屏（人凤）之言，先除若辈，竟为若辈所算。”[]焦达峰遇害后，在梅馨等人的拥戴下，谭延闿登上湖南军政府都督之位。

章太炎在《焦达峰传》中记载，“初，衡湘间多贵族子，达峰以寒微起为帅，参左大抵椎鲁少文。搢绅间独龙璋与善，他多嫉之。知达峰誉闻狭，可动，则以术挠其庆赏，而扬言：‘武昌济饷数十万，达峰持不下’，又‘新军有功不迁官，将尽黜之’，用激怒其众。标统梅馨忿，九日（10月30日——引者注），密谋于求忠学堂。明日，市中小骚，作新单骑行视，即马上击杀之，断其头，遂引兵攻督府。达峰围，请拜军旗而死，许之，拜起，杀焉。”曾亲身参与湖南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后来回忆说：“湖南独立时，‘秩序较紊乱，军政府什么人都可以进入。一班旧派人，一方面看不惯，一方面眼红。’”后来，梅馨发动政变，谭延闿做了湖南都督，使得“湖南独立，仅一形式而已。这是革命初起时，不懂得迅速建立正规政权的一个教训。”[]

焦、陈事变发生后，立宪派和革命派的骨干人物都担心湘省内乱有碍反清大局。谭延闿上台后，千方百计地缓解革命党人的复仇情绪。政变次日，当叛军四处张贴告示、公布所谓“焦、陈罪状”时，谭立即予以制止，并“命各部员向焦之党羽婉言相劝，冀为调停”。旋出示晓谕，肯定焦、陈起义“厥功甚伟”，只因“办事殊欠手续，刑政不明，致有昨日之事”，答应葬以厚礼，并铸铜像二尊，以示纪念[]。除优给焦、陈身后荣典外，谭还一再宣称：“凡焦所委托之人，一概照常办公，即焦身旁名单中之死党，概不穷其既往”[]，以此稳定人心。同时，他还请在长沙有名望的革命党人做焦、陈部下的疏通工作，以维持局面。其时，“焦、陈部下万人汹汹谋复仇，声言放火屠城，不且攻扑督署，锄元恶。谭督惧，请斐（文斐）与曾杰出维大局。时杰已间道走宁乡，斐不得已，乃奔走各首领处，涕泣陈词，谓武汉濒危，恃湘为后盾，脱有内乱，则革命前功尽废，非所以慰焦、陈也！众大感悟，于是约谭督礼葬焦、陈，抚恤遗族，建祠铸像，事遂寝。”[]

为了稳定湖南的秩序，革命党人对谭延闿政权给予了大力支持。黄兴主张湖南革命党人支持谭延闿政权，以稳定局势。他委派程潜返回湖南，“联络湘省当局。准备一种持久力量”[]，又命刘揆一回湘“消除内争，请兵援鄂”[]。同时，还寄给留在湖南的周震鳞、谭人凤二人一封长信，[]对湖南事变作了详尽的指示。据周震鳞回忆：“为了统筹全局，湖南局面不能再乱，如果再乱，湖北也将支持不住。其他各省响应恐生观望，我们再不能失去这次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然谭延闿已经被推举为都督，就应权且维持他的威信，共同安定湖南。信中一再强调当前首要任务是迅速出兵援鄂，并指定我留在湖南为谭延闿壮胆，调谭人凤返鄂参赞戎机”[]。黄兴“拥谭固湘“、“全大局”指示，对于湖南政局发生了很大影响。黄兴在湖南革命党人中威望很高。焦、陈被害后，虽经谭延闿多方活动，阻止了“焦党“的复仇暴动，但一般革命党人的怨恨，仍难平静。“当时湖南局势，动荡不安，确属异常危险”[]。周震鳞等人接到黄兴的指示后，为了稳定湘省局势，保证援鄂作战步署的顺利实现，随即向军队的党人群众作了传达，号召大家捐弃前嫌，团结奋斗。据周震鳞回忆当时会议的情况：“我……于焦、陈被害的第三天[]，在金盘岭广场召集新旧两军开会演说，人民群众也围聚倾听。我首先代表同盟会和克强先生，旌恤焦、陈两督，以明是非。然后对他们说，现在清朝皇帝还没有退位，敌人的兵力还很强大，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战斗任务非常紧迫。大家都爱国者、革命者，新旧两军决不容许互相歧视、互相排斥，是应该严守纪律，听候黄总司令编调援鄂北伐，共同奋斗。至于湖南局面，谭延闿既然做了民国的都督，就得革命，既然革命，我们就得维持他的威信。值此革命紧要关头，必须目光远大，顾全大局，才能够取得全国各省的响应。最后，把汉阳吃紧和湖南省库空虚的实际情况都告诉了他们，他们都深受感动，热烈鼓掌。……从此人心日趋安定”。革命党的上层人士默认了谭延凯政权的既成事实。

焦、陈被害事件很快平息下来，有利于湖南全省各地的光复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也使得湖南有能力不断地派出援鄂部队，为稳固武昌革命政局、推动全国反清革命形势的高涨做出了积极贡献。

但是，必须要看到，事变后湖南都督府的组成人员发生了重大变化，见表5-13。

表5-13  谭延闿上台后都督府主要官员一览表

职  位任职者时间功名或身份备注

民政司司长刘人熙1911.10——1912.9绅士未变

财政司司长陈炳焕1911.11——1913.3绅士替换陈文玮

实业司司长杨棨1912.1——1913.2生员、官至道台后设

教育司司长陈润霖1911.10——1912.1附生未变

外交司司长粟戡时1911.10——1913.3立宪派人士未变

交通司司长龙璋1911.10——1912.1绅士未变

司法司司长洪荣圻1911.10——1912.5革命党人未变

军政部部长（后改军事厅厅长）黄銮鸣1911.11——1912.4绅士替换革命党人阎鸿飞

警察厅厅长张翥1911.10——1912.9不详未变

国税厅厅长陈炳焕1911.10——1912.5绅士新设（兼）

会计检察院院长易宗羲1913.10绅士新设

矿政局局长黄忠绩1911.10——1913.10候选同知新设（黄忠浩之弟）

筹饷局局长周震鳞1911.11——1913、9革命党人 新设

盐政处处长黄锳1911.11——1913.10绅士新设

说明：

1、资料来源：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二次修订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版，第335、928—929页。

2、革命党人的判断标准为是辛亥革命前是否加入同盟会或其他革命组织，辛亥革命后加入国民党的是否为革命党人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国民党内部情况极其复杂。

谭延闿撤换革命党人阎鸿飞的军政部部长一职，改由立宪派军官黄銮鸣担任，将军权抓在自己手中。而都督府的各司、局的负责人基本上由谭延闿任部长的原民政部的全班人马，新设的筹饷局和盐政处，分别由周震鳞、黄瑛负责。在都督府中，革命党人只有周震鳞、洪荣圻两人。洪荣圻是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司法改革系其所长，谭延闿需要借重其来稳定社会秩序；周震鳞被任命为筹饷局局长，是出于当时大量扩军迫切需要筹集巨额款项的考虑，让革命党人周震鳞对省内巨家豪富强行摊派数额庞大的捐款，“一点也不威胁改良派上流阶层”，实在是谭延闿的一着好棋。[]

四、光复初期的长沙社会

虽然长沙光复起义实际持续时间不长，也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但革命涉及各方面利益的调整，对政治和社会的冲击比较大。

应该说，革命党人也非常注重维持正常秩序。10月22日新军起义后，民众颇有几分恐慌，到正十点钟，全城商店均未开市。新军队官易棠龄领头对市民高声说道：“今天九月初一，是我们湖南反正的一天。推翻了清政府，人民得到了自由平等，个个安居乐业，不要惊慌，大家赶快开市名营业吧。”于是一般市民欢天喜地地鼓掌道贺，商人纷纷打开店门，照常营业。[]长沙起义，杀人很少，只有一乘混乱之机抢人财物者被杀外，鲜有流血事件，革命秩序比较稳定。

但是，由于各自身份地位不同，政治态度分野，对革命理解有差异，社会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各不相同。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由于受封建官吏压迫、剥削较深，对封建统治的腐朽昏庸强烈不满，积极拥护革命。长沙“人民群众热烈欢迎革命，彼此互道‘恭喜’，就像过新年和办喜事一样。”[]包括城市贫民、农村贫雇农、青年知识分子等在内民众则踊跃参加革命军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革命热情。很显然，“人民踊跃参军已经不是单纯地为了解决饥饿问题，其中不少的人是为了参加革命。”[]

旧派势力则视革命为洪水猛兽，或企图顽抗到底，或匆匆避走，或消极对抗。武昌起义爆发后，顽固派绅士目之为“叛乱”，千方百计地谋求镇压革命。此时湖南旧派势力亦图谋镇压革命，挽大厦于将倾既倾。在武昌首义爆发后，时寓居长沙的前署湖南劝业道沈祖燕“力疾出谒余抚，力言省防空虚，新军不足恃，外忧尚缓，内患最宜防。二十三（即10月14日）及二十五日（即10月16日），迭陈无效。又闻有二十七至初一、此数日内起事之说，得之洋人，又以告藩司及警道代陈。”其要求当局防范并镇压起义的态度不可谓不积极。[]长沙胜利光复、全省各地亦很快传檄而定，沈对此屡言“可胜痛哭哉！”“可胜骇愤！”“可忧尤甚”；他向清军机处建言迅速由西路、南路进剿起义队伍，并“再钦派大员督兵，并带浅水兵轮数艘，迅速由鄂前进，先收岳州，以次进规长沙，事尚可为。若久任其啸聚号召，则更不堪设想矣！”[]在旧势力营垒中，“极少数反革命的地主豪绅，既怕革命党杀他们的头，又怕‘王师一道，玉石俱焚’，他们的心情倒是十分沉重的。”[]不少旧派官绅则如丧家之犬，害怕受到打击，惶惶不可终日，在革命爆发前便逃之夭夭。王先谦、叶德辉等旧派绅士，为逃避革命风潮的冲击，在长沙光复起义爆发前已逃离长沙。王先谦于湖南光复前三天，即10月19日，带着家人避走平江。在平江，王先谦曾三度迁家。清王朝被推翻后，王先谦对于此“辛亥之奇变”，“所不及料，而亦非所忍见也。自是公遁迹山林，罕与世人相接”[]。叶德辉也在光复前几天便逃往朱亭观风待变，后逃往乡下“避难”，并继续与呆在长沙的顽固派官绅互通声气，企图顽抗到底。后来，叶德辉见革命后旧势力仍大有影响，便放心返回长沙，并对革命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还有不少地方绅士不愿意见革命发生，亦不愿意与革命政权合作，消极抵抗革命。如余肇康曾是湖南保路运动中的重要领导人，在湖南光复前任湖南铁路公司总理。辛亥革命爆发后，余肇康随即以身体多病为由辞去了公司总理一职，从此隐居乡里，不再过问世事。其在为《湘路文电辑要》所作的序言中屡称清朝为“先朝”，辛亥革命为“国变”，可见其对清王朝的一片忠心。廖树蘅、廖基植父子亦对革命持消极态度。廖树蘅（1839—1923），湖南宁乡人，是湖南近代矿业的先驱之一。他曾任训导等职，后捐分部主事，加四品职。1907年以办矿卓有成效，有功实业，被清廷奖赏二等商勋，加三品衔。辛亥革命后，廖树蘅告老还乡，以遗老诗酒自娱。廖树蘅之子廖基植，附贡生，襄助其父办矿，成效显著，被清廷奖赏四等商勋，加五品职。辛亥革命后，离矿归家，不问世事。[]王先谦的弟子苏舆（戊戌维新后还编写了《翼教丛编》）在辛亥革命后撰写了《辛亥溅泪集》，极力反对革命，对革命党人极攻击诋毁之能事，称革命党人行“窃国之术”：“以立宪二字夺君权，共和二字去君位，以万世一系诳立宪，优遇皇室诳共和。”[]《辛亥溅泪集》堪称是守旧派绅士反对革命的宣言书。苏舆本人因“市朝变易，党人披昌，国政败坏，不可收拾”[]，忧病交加，最后郁郁而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长沙社会变动非常缓慢。其时，整个社会守旧的力量还很强大，守旧派势力依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土壤，大行其道。章开沅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旧的传统势力太大，离异的力量太弱，而回归的力量则太强。”[]立宪派攫取了辛亥革命的领导权、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后，在新旧之间寻求妥协，破旧无多，布新更难，中国现代化进程举步为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