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辛亥革命和立宪运动时期的长沙

第三节  辛亥革命前夕长沙阶级矛盾的尖锐

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统治者日益昏庸腐朽，统治危机愈发严重，民众与清朝统治者的矛盾亦更加尖锐。此一时期，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斗争前赴后继，湖南保路运动、长沙抢米风潮等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两者汇聚成一股汹涌的革命洪流，极大地冲击了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条件、开辟了道路。

一、长沙的保路运动

众所周知，湖南人民素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传统，甚至还对西方势力持“深拒固斥”态度，试图在近代西方国家日益渗透的背景下保持自己的独立。在抵制美货、收回利权等斗争中，民众极力捍卫国家和地方利益，态度极为坚决。20世纪初，因为粤汉铁路路权问题，湖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这场以维护铁路主权、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铁路完全商办为主要内容的保路运动，吸引了地主、资产阶级、农民、学生等各个阶层，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为历史罕见。湖南的保路运动发起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规模和影响都很大。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所指出的：“湖南保路运动虽然始终未能发展到四川那么大而持久的声势，但直接引起辛亥革命这场大火，首先却是在湖南点燃的。”[]林增平先生更是指出，“粤汉路的争夺，在全国保路运动中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而粤汉全线，湘境最长，湘省争路也最烈，所以湖南人民的斗争尤为见重一时。如果说，四川的保路运动以声势迅猛著称的话，那么，湖南的保路运动就可说以持久见长。”[]湖南保路运动先后持续时间达10余年之久，充分显示了湖南民众的决心和信心；湖南保路运动的发展和进展，极大地唤醒了群众，促进了湖南乃至全国反清斗争形势的不断高涨，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有利条件，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湖南保路运动起因于清政府举借外债修筑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之议。19世纪末以来，列强开始投资中国铁路，争夺铁路修筑权。俄国首先抢到了建造南北满铁路特权，比利时得到芦汉铁路，德国抢占胶济铁路，法国保有滇越铁路，英国取得沪宁路和道清路，比利时攫取陇海路。1895年，美国设立合兴公司加入抢夺中国铁路权的行列。粤汉铁路是沟通南北的重要干线，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目标。在各国争夺铁路权过程中，合兴公司从盛宣怀处得到承建粤汉铁路的保证。就在清政府与外国银行团谈判借债之际，为了维护路权，1897年间，湖南绅商由前山东藩司汤聘珍领衔，呈请设立湘粤铁路公司，集股开办路事，但未获准。1898年4月14日，清政府驻美公使伍廷芳与合兴公司在华盛顿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15款。合同主要内容有：清政府借款400万镑，9扣付款，年息5厘，按半年交息一次，以铁路财产作保，分50年还清；建路所用款项，除地价及土工不计外，合兴公司每百抽五作为酬劳费；借款期内铁路由合兴公司建筑和经理，铁路所得余利以1／5归合兴，公司有添建支路之权；合兴公司在3年内建成全路。1900年7月，又迫使清政府签订《粤汉铁路借款续约》26款，主要内容包括：将借款总额增加至美金4000万元，年息5厘，9折实付，偿还期50年，以铁路财产为担保；铁路开筑后设立总管理处，总办5人中的两人由督办大臣选任，两人由合兴公司选任，剩下1人由总工程师兼任，总工程师系合兴公司委派；全路修成期限延长为5年。

然而，在粤汉铁路修筑过程中，按照合同规定粤汉路在5年内完成，但合兴公司筑路工作毫无进展，到了1904年秋，仅仅修筑了广州至佛山的一段仅32.4英里的支线，干路工程没有任何进展。在此期间，公司的股权却逐渐转移到了比利时人的手中。此举引起湖、鄂、粤三省人民的反对，绅商各界废约之声渐起。湘绅龙湛霖、王先谦等首先发出了废约倡议，“美公司造路逾限。私售比股，据合同与之争论，本有废约之理，该公司旧主物故，则产星散，无人无款，其势甚为危殆，又有废约之机。”[]1905年，留日学界也积极行动起来。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杨度被推举为留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带头请愿，要求废除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发表《粤汉铁路议》。他以总代表的身份回国，提出官绅筹款自办，得到张之洞张的支持。随之，湖南各界人民迅速行动起来，集会蜂起，函电纷驰，掀起了以长沙为中心的收回粤汉铁路利权运动高潮。1905年8月29日，清政府与美国方面签订“赎路合同”，美方要求清政府支付赎路款675万美元，中国须于草约签订起3个月内交付200万元赎金，其余的在6个月内一律交清。

粤汉路废约成功后，湖南士绅于1905年冬组建“粤汉铁路筹款购地公司”，委派龙湛霖、王先谦为总理，张祖同、席汇湘为总办，龙绂瑞为会办，汪概、谭延闿、冯锡仁、黄自元、孔宪教、叶德辉为总议，积极开展铁路自办工作，从而出现了“官率绅办”的局面。随之，他们开始筹款活动，发行铁路有奖公债，总额为1200万元，分300万股，每股票银4元，分5年售完。因群众对官绅不信任，公债无人问津，加之公司出现亏累，难以为继。1906年5月，陈文玮等联络学界发起集股大会，倡议成立“商办湖南全省铁路公司”，发起人率先当众认股200万元，与会者欢欣鼓舞，纷纷入股，一天之内，商学两界认股已逾200万元。禹之谟亦极力主张湘路商办，曾多次“莅会演说，痛陈利害”，湖南工商各界在他的影响下,“数日间集款百余万”[]。1906年冬，禹之谟在狱中得知粤汉铁路又有实行官督商办之说的消息后，立即致信湖南青年学生，希望他们誓死力争自办，指出：“湘路之能否专归商办，必得学界为之援助。否则一为官办，资本无着，人皆悭而不前，势必借洋款，以数百万赎回之路权，又将去矣，且湖南与之俱亡……欲存湖南，必争路权。争路权者，商界、学界之天职，责无旁货。”[]1907年3月，湖南粤汉铁路公司正式成立，袁树勋任主持总理，张祖同、席汇湘为协理。公司预定招股3000万元，以5元为1零股，100元为1整股，先招600万元为优先股，抽1／10为特别报酬。公司提出优先股达到一定数额后，先期赶办长沙至岳阳路工，并分办长株段，预计3年内完工。

但是，清政府奉行“以官力压商力，以外资压内资”的既定政策，于1908年，任命张之洞为督办粤汉铁路大臣，并兼办鄂境川汉铁路，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商谈铁路借款事宜。1909年3月7日，德华银行代表柯达士以“折扣从轻”为诱饵同张之洞议定粤汉铁路借款办法大纲。英国闻讯后向清朝外务部提出严重抗议，并联合法国与之展开竞争。1909年6月6日，张之洞只好派员与英国汇丰银行代表熙礼尔、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代表贾思纳、德华银行代表柯达士订立《中国国家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五厘利息借款草合同》，共借550万英镑作为建造官办鄂湘两省境内粤汉铁路干线、鄂省川汉铁路干支两线之用，利息5厘，9.5折扣交付，25年还清，以湘鄂两省百货厘金和盐税为抵押，粤汉铁路由英国派总工程师，川汉铁路由德国派总工程师，三国分别承购材料，英德派遣会计人员稽核铁路用款，铁路盈余存入英德银行[]。美国、俄国、日本看到有利可图，也先后要求加入湖广铁路借款行列。由于美国的多方活动，三国政府难以应付，遂同意其加入。而后，四国驻华使节接连嗾使清政府采取强硬办法，压制民间拒借外款行动，并要求从速签订正式借款合同。1910年5月间，四国银行达成协议，组成四国国际银行团分别以同文照会催逼清政府签订借款合同，扬言如果清政府再不理会将强行勒索。

清政府同英、法、德三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草约后，招致各方激烈反对，湖南掀起了以“拒债”、“集股”、“请归商办”为中心内容的更大规模的保路运动。湖南这一阶段的保路斗争首先是由日本留学生发起的。1909年5月，留日同乡会在东京为铁路借款事连续召开了两次特别大会，商议拒债办法，并专门设立铁路部主持拒借外款，同盟会的谭人凤、宋教仁等“视为革命良机，即以同乡会为争路办事处”[]。同年8月，湖南留日学生决定创办《湘路警钟》杂志，“专以救济路权、监督路政、以达完全商办为宗旨。”但出两期后，遇到日本政府的干涉而停刊，改名《湘路危言》，在上海发行。学界行动起来后，旅居全国各地的湘人，纷纷行动起来，汇入争路的洪流之中。他们先后致电军机处、邮传部、湖广总督、湖南巡抚和湘路公司，力拒外债。旅沪和旅宁湘人还分别组织湘路保存会和保路协会，谋集股以保商办权利，全力参与争路斗争。

为更有效地抵制外债、召集股款，1909年8月13日，谭延闿、龙璋、陈文玮等绅商在长沙紫荆街设立“湖南铁路股东共济会事务所”，以便随时召集股东，互相讨论抵制之策。不久，又组建了“湘路集股会”，具体负责拒债、集股、办报、研究议案等事。9月，湖南集股会还推举刚刚归国不久的留日学生何陶入京递交湖南各界呈请最高当局的专文，并负责联络湘籍京官拒借外债。旅居北京的湖南同乡会两次集会，反对湘路举借外债，请归商办。10月8日，王先谦、余肇康也以湖南铁路总公司名义致电邮传部，“请饬下外务部、度支部，立将湘路借款原议取消，以断一切葛藤支节，机方紧迫计无逾此。”[]10月，“湘路集股会”创办的《湘路新志》正式发行，专门宣传推动集股，力拒外债，在长沙民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湖南咨议局成立后，便成为领导湖南保路运动的大本营。咨议局初选议员820人代表各府州县的绅商学界致电邮传部、宪政编查馆等处提出抗议，“铁路借款，湘人决不承认。照咨议局章程，本省铁路之存废，应由议员决定。现距议员集省期近，万勿签押”[]。湖南咨议局正式成立后，即通过关于湘路无庸借款，实行完全商办，以及用人培材等一系列议决案。在咨议局的影响带动下，除了商民踊跃集股外，湖南各界人士包括留日学生、立宪派人士、下层“农夫、焦煤夫、泥木匠作、红白喜事杠行、洋货担、铣刀磨剪”，乃至旅居各省的湘籍官绅几乎都被席卷进来。

借款合同签字后，咨议局要求巡抚杨文鼎代递奏折，称“湘路纯是湘人集资自筑，定章不收外人股本，路成后，悉听国家取缔，无不服从，原与国有丝毫无异”[]，陈述湘路力能自办，不甘借债。杨文鼎答应代为上奏。湖省公呈曰“粤汉干路关系重要，连日以来，通省士民奔走呼号，开会研究，全谓湘路实关湘人命脉，务当呼吁朝廷，万不欲一二部臣借国有之名使外债得以拦入。舆情激昂，万众一致，非请命朝廷明降上谕，收回成命，仍遵历次谕旨，准与商办，责成公司限期赶修。俟将来国库充足之时，再请后命，则恐贻误大局，非可逆料。”[]但此折一上，清政府下旨严词申饬，并称“致生事端，着即从严惩办。”[]湖南巡抚遵照清廷旨意，压制保路运动。大家表示“议员等上不见谅于政府，下又大拂乎舆情，与其尸素局中，曷若引咎辞职” []，于是周翼崧、左学谦、黄英、周广询、刘忠讯、彭施涤、萧鲤祥、朱增馨、李恒泽、刘佐璇、陈晋鑫、童光业、丁鸣盛、粟戡时等14人先后辞职。

为联合各界保路、促进铁路的修筑，湖南各界先后组织了各种类型的团体，参见表5-10：

表5-10  湖南各界保路团体一览表[]

时间名 称负 责 人

1905.5湖南商办粤汉铁路公司陈文玮、周声洋、袁树勋、余肇康、张组同等

1905.7铁路总公司张祖同、席汇湘为总办

1905.11粤汉铁路筹款购地公司王先谦等

1907.1粤汉铁路总公司余肇康、王先谦等

1908湖南集股会谭延闿、龙璋等

1909湖南铁路公司谭延闿、童光业、龙璋等

1909.6湘路股东会谭延闿、童光业、龙璋等

1909.6旅沪湘路保存协会居上海之湖南人

1909.8旅宁铁路保路会居南京之湖南人

1909湖南股东共济会谭延闿、龙璋、陈文玮

1909旅鄂湘路商办筹款协会陈兆葵、朱幼裳等

1909留日湖南同乡会铁道部杨宗实等

1909.11旅鄂湘路招股协会旅居湖北的学界人士

1909.11留日两湖铁道协会彭严致等留日学生

1910.1成城社彭国钧、吉光勋等

1910拒款协会留东学界

1910旅京湘路集股协会湖南同乡会负责人

1911.4湘路协赞会李达璋、粟戡时等

在各种团体中，影响最大的是1911年4月2日在长沙教育总会正式成立的湘路协赞会。该会是结湖南绅学商各界力量，推动拒债、促成路工的机构。选举李达璋为会长，粟戡时、周广询为副会长，左学谦、文斐、徐特立等40人为干事。湘路协赞会在动员组织民众开展保路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孰料，1911年5月8日，清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正式发布铁路国有政策的上谕。上谕指责湖南、湖北“设局多年，徒资坐耗”，并声称干路均归国有，支路准各省绅商集股自修，如有违抗，即照违制论。同时，清政府与英美德法等四国银行团在北京谈判签订《湖北湖南两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事宜，密谋将1905年争回的路权再行出卖。粤汉路权的得失，涉及持有股票的地主、商人、资产阶级和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利益，清政府出卖路权的无耻行径激起了湖南人民的激烈反对，湖南保路运动进入新的阶段。1911年5月14日，各团体在教育总会召开全体大会，“是日到会者一万余人，咸主张完全商办，实力进行”，大家“始则依次序坐，继则摩肩擦耳，俨若剧场山阴道上无以过之”，“甚有忍饥终日，愿卒闻抵制办法者”。整个会场一直弥漫着激昂的情绪。有的演说、有的痛哭、有的断指，情绪激烈。余肇康表示，闻命之下，心胆俱碎，亟欲诸公力图挽救。龙璋则坚决反对国有政策，说今日湖南刀加于颈，必力争，必竭吾力以殉路。与会者最后议定，一方面赶紧接修铁路，另一方面呈请抚院尽快奏报取消湖南借款。一致主张坚持铁路商办，强烈要求清廷收回成命，严惩卖国贼盛宣怀，并声称如果清廷坚不准允而到湘强行修路，湖南民众用罢市、停耕、罢学、停工、抗粮等激烈办法对待，不管酿成如何重大的交涉案件也在所不惜。接着，湖南各团体开会，宣布保路办法15条，第9条决定各界热心路政人员分为4部，甲部筹集股款，乙部进行建设，丙部联络人心共谋抵制，丁部担任文墨鼓动舆情。第10条提出如果有反对完全商办、妨碍铁路建筑之人，湘人认其为公敌。湖南省散发的传单中还郑重声明：如果外国人强行修筑铁路，湘人必集合全体人民抵制，如果邮传部派督办前来，湘人同样全力拒绝。政府如果刑拘同胞，湘人必集合全体共同赶赴行政衙署请一体治罪。政府如果不顾先朝谕旨及宣统二年（1910年）上谕，“纯以人民权利为牺牲，则我辈定以死力争之”[]。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举行，最后举定代表朱菊尊、恩绂等进京呈请仍归商办。6月6日，邮传部迫于压力作出“具见热心公益”，“本部良深嘉许”的批示[]。即使是这样模棱两可的态度，仍使湖南各界欢欣鼓舞。

5月16日，修筑株洲到长沙段铁路的10000多工人，一概停工进城，“沿途声称如抚台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罢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与此同时，湘路公司协赞会、湖南商务总会、湖南粤汉铁路公司，湖南长沙、善化筹办自治公所、劝学所、教育会等纷纷致电湖南巡抚杨文鼎，请其代奏清廷废约自办，表示此事与湖南财产生命攸关，誓死不能承认。咨议局议员对此更是“愈益激愤……，有多数辞职者，以致不能开会”。[]谭延闿还辞职以示抗议（后被议员挽留）。随后，湖南咨议局等组织召开了“股东发起会”，到会者500多人，大家选举谭延闿、龙璋、陈文玮、胡璧、童光业等5人为办事员，通过了办事及查账员职务权限章程。

学界曾经竭尽全力筹集股款，对于铁路收归国有的上谕反应相当强烈，倡言罢课、合力争拒以图挽回。首先罢课的是周南女校，继之为明德、经正学堂，随后私立的敬业、楚怡、震星、惟一以及官立的优级师范、工业、农业、高等实业等学堂也纷纷加入，学生还选举演说员多人分赴各乡，宣讲铁路必须争回，收归国有则会遗害无穷。各学堂毫不顾及当局的复课命令，到处宣扬“湘路奏争无效，不可不出全力以争”。后来，各学校决定学生必须合力死争，“如不得，则请再由商界一体停贸以为后盾”[]。省城各学堂除高等外，其余皆先后一律罢课。湖南出现了学堂罢课、商人罢市以示抗议的局面，群众还遍发传单痛陈路亡省亡国亡的灾难，号召人们开展爱国运动，有传单宣称：我们办我们的路，他借他洋人的钱，万一我们修路的时节有谁来用强迫手段压制我们，那时我们做百姓的人横直是一条死路，大家把这条性命与他拚一场，在学堂的人大家散学，做生意的大家闹市，湖南全省的粮饷大家是肯定不缴的，看他把我们湖南的百姓怎么办！

清政府感到形势严峻，指责湘抚督办不力，严令湖南地方官强力镇压保路风潮。湘抚杨文鼎“对于民间集议铁道国有一事初无强遏之意，并已将公启代奏。乃前日颁发示谕一道，忽然一变宗旨，措词异常严厉”[]。对于罢课，主管学务的黄以霖颁布命令，威胁说愿意上课的学生仍旧可以留校，不上课的一律照章斥退，不准逗留，轻浮闹事的断不可姑容。要求学生照常上课，如果敢抗命不遵立即分别斥退解散，并通知学生所在地的官吏追缴学费、膳食费以示惩儆。湘抚对商界的罢市运动也毫不手软。在商界，曾经有人以“全湘人民”名义遍发公启，约定罢市。巡抚杨文鼎发出通告，如果有能够将撰拟公启之人解送县衙的，赏钱100串；能将发布公启之人解送县衙的，每名赏钱10000文。他还命令侦探队四处访查，如果有行迹可疑之人，一定要严加盘问。后来再次晓谕不准罢市，并命令“中路巡防队统领、选锋水师统领各派军队沿街认真查察，计军警各队至晚间出外巡查共有数十起”[]。对于辞职的议员，杨文鼎札行咨议局进行申斥，“议员为人民代表，尔等关于铁路事件必欲辞职，万一牵动全局，本部院将惟众议员是问”[]。对于普通民众的斗争行为，采取高压政策。巡抚则调兵遣将，电请湖广总督急派军舰赴长警戒。军警沿街穿巷四处巡逻，禁止民众聚会，严禁发布传单；英美帝国主义列强也将炮舰驶入洞庭湖恫吓。同时，清政府又表示同意退回湖南的全部路款，“拟定将实在商股一百万两，照本发还。其余米、盐捐、租股、房股，除美国赎约经费三百余万外，准即另发国家保利股票长年息六厘。”[]并将租股、房股、廉薪股作为私股，米捐、盐斤加价则作为地方公股兴办地方实业。在中外反动统治者的威逼利诱之下，立宪派内部发生了分化。湘路总理余肇康开始预备还股手续。至此，湖南保路运动走向低落。

二、长沙抢米风潮

长沙抢米风潮是一场震惊海内的民变，是地方绅士、民众与清政府矛盾的总爆发，会党和革命党人也参与其中，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斗争洪流，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统治势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湖南革命形势的发展。

长沙抢米风潮与1909年前后湖南大部分地区的严重水灾密切相关。长沙是全国著名的米市，外地来湘采购米谷者很多。但是，由于连年水灾、旱灾，湖南的粮食供应亦日趋紧张。1906年湖南地区“河水陡涨，由永州上流，建瓴而下，势如箭急，致永、衡、长三府所属滨河两岸，地方冲漫堤岸，淹没田庐及支河歧港。同时山水猛发，激迅瞟悍，一并受灾。省垣西北城内外屋宇亦多被水漫溢坍塌”，“各处灾民或登楼房暂避或上城栖止”,“而波涛澎湃，昼夜大雨如注，避之不及，溺毙甚多，灾黎待哺，嗷嗷情形，极为可惨”。[]1907、1908年湖南地区亦多有洪灾肆虐。特别是1909年春夏之交，湖南主要产粮区常德、澧州等地爆发了严重的水灾，导致粮食产量锐减，直接影响了长沙的粮食供应，长沙米荒因之而起。特别是湘西永顺一带大雨倾盆，持续了二十多天，引发“大水奇灾”。永定、慈利、石门等县被淹。连续大雨导致山洪爆发，“四百余垸全罹浩劫”,“堤坝多冲坏”[]。澧州、安乡等地爆发的水灾导致“死亡枕藉，哀鸿遍野，人畜随波而下者十余日为断，灾民扶老携老幼逃亡往澧州、安乡乞食者千百为群，络绎于道，鸠形鹄面，风餐露宿，其状态远非流民图所能尽绘者。城市缺粮，官舍民房时有断炊之象”。[]沅、资、澧水又同时暴涨，滨湖各县十堤九溃，田禾淹没，颗粒无收，被灾者达百余万人。湘北水灾正凶，湘南衡州、宝庆、长沙各属又闹旱灾，收成不及七分，入仓之时，价即比常年昂贵。平常年份，湖南灾民逃荒，多为丘陵和山区贫民在青黄不接时，向滨湖或邻近省城长沙的富裕县份逃。这时却恰恰相反，主要是滨湖地区的灾民多向长沙地区行乞，大批灾民涌入长沙，长沙四乡吃排饭的一天天增多。作为湖南省粮仓的滨湖地区不仅颗粒无收，反而涌来长沙讨吃，长沙的粮食供应骤然紧张起来。翌年2月，长沙的米荒日益严重，米价不断上涨。

面对严重水灾，米价不断上涨，“奸商觑得厚利者，纷纷囤积居奇，而不肖官吏，复阴与首尾，时时私运出境”，投机商人囤积居奇，大发灾难财。以王先谦、叶德辉、杨巩、孔宪教等为代表的豪绅地主以及一些投机商人，争相抢购粮食，囤积居奇，待价而沽，以牟取厚利。仅叶德辉一家存谷就有一万多石，杨巩家约有七、八千石。王先谦、孔宪教等人也都有大量存粮。一般米商亦存粮不少。长沙籍前军机大巨瞿鸿机禨也将草潮门相府左右铺房一律收买，建造仓库，囤积粮食。

在地主、豪绅、奸商囤积粮食的同时，湖南谷米出境量也急剧上升。一九○九年，湖南虽罹巨灾，“而鄂中大吏，犹沿袭往日故事，资湘米以供鄂食”[],“许查照军米办法，采购不绝”[]，每月运走粮食十万石以上。与此同时，帝国主义抢购粮食的活动尤为猖獗。一九○九年，英、美、日三国洋行与湖南巡抚岑春蓂签订了关于运米出境的照约，并经清政府外务部批准。外国商人更相率携带巨金，进行抢购，并引大批外地奸商深入产地，‘坐收分购，轮船装运，络绎于途’，明运可稽查者,‘每月二、三十万石’。至派司转口，不领运单，偷运出境者，“为数尤巨”。[]为此，王先谦领衔发起30人向巡抚岑春蓂上《禁米出境公呈》，要求禁止谷米出境，“保民食而杜后患事”[]。但是，岑拒绝了王先谦等人的要求，反而要求“先办义粜”，清查公私存粮，劝募绅捐。双方矛盾难以调和。“禁运”的要求得到了开明士绅的支持。咨议局议绅根据1909年秋通过的米歉时期应全面禁止运米出境的议案，给岑春蓂施压。岑春蓂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岑感到事态发展下去的严重性，同时，又考虑到“禁运”也可以限制外地奸商抢购粮食，缓解严重的米危机，遂于3月17日发布禁运谷米出境的布告。但按照1902年中英签订的《马凯条约》中“对洋商宣布禁米令，要有21天的通知期”的规定，禁运令须顺延至21天后（即4月7日）才能实行。禁米令变成了一纸空文，名为“禁运”，实则“速运”。外商运米出境的行为变本加厉，“华洋商贩，争相购运”，“趁此两旬之内，盈千累万，连樯下驶”，“岳州关每日收米厘三万余串（每石四百钱），兼旬以来，出口之米，已数百万石”。谷米的大量出境，长沙一带的地主豪绅和各国洋行拒绝售所囤积谷，使遭受严重灾荒的湖南粮荒更加雪上加霜。1910年3月下旬，省城公私“存谷不满三十万石，即颗粒不外溢，不足两月之食”。随着米危机的不断加深，地方绅士与湖南巡抚岑春蓂的矛盾亦开始升级。

3月27日，王先谦领衔发起10余人再次致书岑春蓂，对禁运令颁布后的华洋商人抢运谷米出境的情形表示忧虑，指出“现在省城（公私）存谷不满三十万石，即颗粒不复外运，不足两月之食。”“若不严速禁阻，省城如此空乏，省外复骤难流通，目前即有岌岌可危之势。”要求岑春蓂迅速“凑集巨款筹办善后”[]。但是，岑春蓂称“事关奏案，遽难更改，不能不稍缓数日”[]，听任谷米大量外运；同时，继续以办“义粜”为名，加紧催促绅士募捐，以缓解米危机。王先谦等人仍然拒绝“义粜”，坚持要求岑春蓂“开仓平粜”。而后，王先谦等人公推余肇康专门致函岑，请岑采买五、六十万石大米以救危急。对此，岑亦是敷衍了事，称：禁运日生效后，米“不致再有外溢，囤贩无可居奇，市价当可平减，应俟稍缓体察情形，再行酌办”[]。

而此时距新谷上市为时尚早，米价一日数涨，且有扶摇直上之势，由往年米价每石一二干文，遇到荒年最贵也不过三四千文，在抢购风刮起时，即已涨至7000文以上，到禁运之后，米价每日要上涨数百文。4月初，米价每石已涨至八九千文，甚至各米店“皆悬牌书‘早晚市价不同’六字”。长沙城内，人心不稳，局势更加动荡，迫于饥饿的民众无法照旧生存下去了。

长沙抢米风潮爆发的导火索是黄贵荪一家自杀。1910年4月11日，长沙米价每石突破8千文大关。是日，南门外以挑卖河水为生的农民黄贵荪，其妻以其一日所得80文钱前往新坛街碓坊买米，店主以其中有几文是烂钱，挑剔不收。黄妻回家换好了钱，再到碓坊买米时，米价已由每升80文涨至85文，还是买不到一升米。一家人已经饿了几天，却还是买不到米，黄妻忧愤难名之下跳老龙潭中自尽了。黄昏时，叫卖了一天河水的黄贵荪回到家里，不见妻子和儿女，四处寻找，发现妻子已投潭而死，顿时捶胸大哭。悲痛已极的黄贵荪便抱着两个孩子也往潭中一跳。这一悲剧性事件，在人心日益惶恐的长沙城内外，以飞快的速度四处传散，引起民众强烈的愤慨。第二天，一老妪在南门外碧湘街邹姓碓坊买米，持74文去买米，米价却涨到76文。待她回家奏足76文时，米价有上涨至78文。老妪斥其无理，却招致店主辱骂。过往行人和左邻右舍围拢过来，为她抱不平。恰巧隔街鳌山庙正演皮影戏酬神，看皮影戏的观众闻声而至。看到眼前情势，联想到黄贵荪一家惨死的悲剧，群众再也无法忍受，一怒之下，冲进碓坊，揪住店主就是一顿痛打。并捣毁碓坊，抢光碓坊大米。

群众砸毁米店之时，碓坊店主报巡警干涉无效，又移请巡防队前往弹压。巡防队闻讯赶来时，准备将在群众中带头动手的木业工人刘永福逮捕，群众“仍不惧，拼命抵抗”。巡防队见众怒难平，又禀报善化知县郭中广，郭前往弹压，被愤怒的群众团团围住，要求他立即开仓平粜，以维民食。郭知县一看形势不对，急忙“婉言开导，担认平粜，约以翌午为期”。然后，赶忙抽身，打轿回衙。信以为真的群众欢呼而散。

4月13日清晨，郭中广随巡警道赖承裕面谒巡抚岑春蓂，请示办法。岑春蓂以“愚民聚众，必有匪徒鼓煽，何以巡警局不早拿访，当将巡警道赖承裕申饬”[]，责令巡警道赖承裕对“滋事”群众，“务必严拿”[]。赖承裕退出抚署，立即派消防所长龚培林带领缉勇出城巡逻拿人，在南门外将刘永福逮送巡警公所收押。

4月13日一早，上千饥民因得郭知县许诺，涌向碧湘街购米。不料平粜却毫无音讯，各米店均自行关门停业，进行黑市交易。众人连呼上当，怒不可遏。正在这时，又得知前日率众动手捣毁碓坊的刘永福被捕，数千要求平粜的饥民即如潮水一般，涌到里仁坡鳌山庙巡警分局。饥民要求巡抚岑春蓂平抑米价，大骂“狗官”，与巡警发生争执，其中两人为警役所逮捕，群众更为愤激。群众质问：“请求平粜，并未犯法，何致遽出捕人？”并要求释放刘永福。长沙县知县余屏垣、善化县知县郭中广派人入城请示赖承裕。巡警道赖承裕闻讯后，与协戎杨明远，率队前往鳌山庙弹压。刚至鳌山庙巡警分局，就被拥挤在那里的群众喝令下轿。赖承裕辱骂群众“胡闹”，并训示：“吾闻茶寮碗百钱不为贵，岂升米八十文为贵乎？”又扬言要“拿几个宰了他”。怒不可遏的群众蜂拥向前，摘掉赖的官帽翎顶，将其捆吊在庙侧的大树上，饱以老拳。副将杨明远上前救护也被殴伤，所带差勇皆四散。而后，不少群众转而来到了巡抚衙门请愿，要求迅速平粜。沿途贫苦居民、各色工匠、流落在长沙的省内外饥民，以及其他下层群众，皆“闻风麇至，愈聚愈多”。顷刻之间，聚集在巡抚衙门前坪的群众不下万人。

是晚，拥挤在抚台衙门外的饥民群众愤怒地高呼：“抚台给我们饭吃！”“放刘永福出来！”有些情绪激昂的群众甚至还高呼：“把抚台拖出来杀死！”岑春蓂饬令悬牌警告：“痞匪煽惑，愚民暴动，平粜尚需时日，若不速散，格杀勿论！”饥民们一见，立即将它打个粉碎。岑春蓂只好改换腔调，急悬牌示：“五日后开仓平粜，价六十钱一升”。群众不答应，又改明日平粜五十钱一升，亦被打毁。不得已，“复牌示许放所拿之人”，但又称人“人已由警务公所带至南门城楼，一时无人可放”。群众见岑春蓂继续玩弄花招，忍无可忍，拥入头门，打破辕门，摧毁照壁，锯倒旗杆，掀翻石狮，还有一部分人则直向内堂冲击。抚署卫队抵御，被群众以石掷伤，岑春蓂即电调常备巡防队入署，下令开枪，当场打死饥民十多人，伤几十人。饥民愤恨极了，仍坚持斗争，不稍退却，直至五更时分。此时，一部分群众已转向街头，“争向各碓坊，以官平粜价，强粜谷米，霎时各碓坊存米被抢一空”。同时，平日作威作福的巡警也成了饥民们打击的目标，他们一举将南北七城的警栅“打毁净尽”。各业工人分头到街道鸣锣，嘱咐各铺户次日一律罢市停业。

4月14日清晨，城厢内外各铺店一律罢市。“满城巡警躲尽，不见一人”。各区巡警分局，有的“改贴客栈招牌”，有的紧闭大门，贴上“公馆出租”字样。岑春蓂感到事态严重，急令长沙知府汪凤瀛等人召集地方绅士到席少保祠开会，商讨应付办法。岑春蓂“倚父（岑毓英）兄（岑春煊）势，滥膺封疆”，压根儿不把绅士放在眼里，“平日办事，与绅不甚融洽，拒绝请托，亦间有之，绅遂积不相能。”与地方权绅的矛盾由来已久，而叶德辉、孔宪教、杨巩等人与岑更是“积怨甚深，衔之已久”[]。王先谦、叶德辉拒绝参加会议，孔宪教、杨巩等人则想借机扩大事态以陷岑春蓂于困境，然后逼他下台，推在湖南为官四十多年、在大部分绅士中“大得人心”的布政使庄赓良为湖南巡抚（官官斗争亦交织其中）。在会上，绅士厉声指责岑春蓂下令开枪，以致激成民变。同时与地方官员就急粜办法和条件讨价还价。孔宪教、杨巩等顽固派绅士要求“将建筑咨议局巨资，并咨议局经费，及铁路股款、各学堂耗费，稍缓就急”，并提出合作解围的六项条件：1、停办铁路；2、停办学堂；3、废警察、复保甲；4、平粜；5、开皇仓；6、撤常备军。岑春蓂除答应各碓房米店“暂向官仓领谷碾米出售，每谷一石作价两千文准粜后交款”外，对其他条件没有立即表态。

正当参加席少保祠会议官绅讨价还价的时候，聚集在巡抚衙门外的群众已越来越多，要求放人、“开仓平粜”的呼声不绝于耳。而后，愤怒的饥民包围抚台衙门，部分群众已经涌入抚署大堂。岑春蓂再次下令开枪，打死20多人、伤数十人。面对血腥镇压，群众更为愤恨，表示“上官不悉民情，无异官逼民变，只有烧尽而已”。有人运来许多洋油，在一片吆喝之下，便在巡抚各处放起火来。顿时抚署内的号房、赉奏厅、文武巡厅、大堂、二堂、一实堂等处，顿时浓烟滚滚，烈焰燎天。岑春蓂匆匆将眷属从抚院后面送走，然后携带印信，躲进“又一村”别院。这场大火从上午10时左右一直烧到午后2时，足足烧了4个多钟头，这座自明代以来营建的巡抚衙门，几乎变成了一片瓦砾场。

饥民们在火烧抚台衙门后，更加斗志昂扬，将清政府的大清银行、官钱局、巡警局、长沙海关等衙署焚烧捣毁。接着，饥民们又将矛头指向外国在长机构和建筑。日本领事署、美商美孚洋行、英商怡和洋行、日商东信三井洋行及教堂、趸船等被捣毁或焚烧。

当巡抚衙门被焚以后，由王先谦领衔、黄自元起草，用七大士绅的名义，打电报给湖广总督瑞澂，指控岑春蓂，要求代奏朝廷撤换之，以庄赓良继任。顽固劣绅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积极进行反岑拥庄的活动，甚至是明目张胆。杨巩授意其指挥的泥木工匠蓄意扩大事端，“专与巡抚为难”，孔宪教之子在其中指挥；而孔宪教等还派人在群众中宣传庄的“德政”，高呼“庄青天”，为庄赓良上台大造舆论。岑无可奈何，深感自己无法摆脱危局，“不能不暂从权变，借资补救”，“即牌示托病”，于14日下午电奏朝廷，自请治罪，恳请速敕令藩台庄赓良署理巡抚。在奏折中，他还对庄赓良及豪绅进行了攻讦，他说：“现查扰乱之徒多有泥、木两项匠人在内，弁兵开枪后，凶暴如故，惟布政使庄赓良会同绅士出面开导弹压，该痞等虽未即散，尚无十分抗拒……当时详察痞徒不法情形，似专与巡抚为难。”不言而喻，这段话在于向清廷说明庄赓良与顽固派绅士联成一气逼他下台。岑辞职后，旋即派人把庄从席少保祠请来，捧出大印付庄，对庄说：“吾方寸乱，君好为之。”缙绅“至是曰‘妙着!妙着!’”争夺巡抚权位的斗争亦交织其中。

风潮发生后，清朝统治者如坐针毡，惊慌万分，立即电令湖广总督瑞澂急调鄂军入湘。4月15日，护理巡抚事务的布政使庄赓良开始了对群众的残酷镇压。官兵举着“放火捣乱者，就地立杀无赦”的高脚牌，在大街小巷杀气腾腾地对人民进行恐吓。连日间，“无辜受戮者，时有所闻”。清廷又命海军处派兵轮驰往长江一带镇压。英、日、美、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也纷纷从上海、厦门、武汉调来10多艘兵舰，帮同清政府镇压群众，轰轰烈烈的长沙抢米风潮终于被中外反动派残暴地镇压下去。

4月16日清政府正式将巡抚岑春蓂先行开缺，任命时任湖北布政使杨文鼎暂行署理湖南巡抚。布政使庄赓良、巡警道赖承裕、盐法道朱延熙等均被革职，其他大小官员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惩罚之重、处罚面之大是空前的。风潮平定后，清政府为整肃纲纪、压制绅权、绥靖地方以及平息西方列强的愤怒情绪，于是年5月27下旨对挟私酿乱的地方绅士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杨巩等四人（即“四大劣绅”）进行了处罚，称“湘乱之始，固由地方官办理不善，而肇乱之源，实由于劣绅隐酿而成。”[]“地方官固难辞咎，然非劣绅挟持于中，莠民煽惑于外，断不致酿此巨大祸。”[]“虽官员办理不善，但肇端之源在于绅士”，王先谦、孔宪教降五级调用；叶德辉、杨巩革去功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长沙抢米风潮是一场自发的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长沙抢米风潮中，参加的泥木工人、饥民和会党徒众多达10000多人，斗争极其尖锐激烈。长沙抢米风潮影响所及，宁乡、浏阳等地饥民也纷纷起来暴动。1909年春，浏阳亦遭受严重水灾，损失惨重，民众无以为食。是年5月，饥民四处抢米，永安市所有当铺、米店都被抢一空。[]众多会众也参与其中。

1911年5月，浏阳又爆发严重水灾，民众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大大加剧，他们亦爆发了激烈的抢米运动。5月16日，浏阳民众聚众进城抢米。5月25日，又有浏阳民众因米贵暴动，捣毁警察各局及米铺。清廷命湖南巡抚杨文鼎严厉镇压。由于浏阳米价陡涨，中立团群起抗议，团总宋寿梅率兵弹压，逮捕百余人。永安市也集结了360人，号“撮箕会”，捣毁米店，尽分其米。[]

1906年宁乡发生饥荒，很多民众无以为生，靠吃树皮、草根、观音土度日，但豪强势力屯米谋取暴利，引发激烈反抗。谢觉哉、姜梦周、王凌波等人结盟，同心协力反对豪强。1909年、1910年宁乡连续发生严重饥荒，城乡饥民300余人集于县城，愤怒地捣毁磨房米店和官钱局，声势颇壮。[]

风潮波及全省各地，与相继而起的湘阴、宁乡、益阳、岳州、衡州、澧州、平江、湘潭、醴陵、沅江等地的饥民暴动此呼彼应，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量。当时，焦达峰谋利用会党在长沙发动起义，并联络湖北革命党人响应；陈作新亦计划乘此时机发动新军起义，以掀起更大的革命浪潮，但因抢米风潮很快被镇压，焦、陈的起义计划被迫搁浅。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长沙抢米风潮过后，受到打击的顽固劣绅基本上已退出历史舞台，而立宪派绅士以咨议局、地方自治公所等为政治舞台，积极捍卫自身利益和地方利益，与清朝地方和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愈演愈烈，极大地冲击了封建统治秩序。这也为辛亥革命时期新派绅士最终摆脱封建政权的控制、附和革命、走向“独立”的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湖南革命党人在长沙策动起义的活动

与此同时，全国革命形势逐渐高涨，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决定在全国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清武装斗争。1911年2月4日，谭人凤应黄兴之邀抵达香港，共商联络各省策应广州起义。次日，谭人凤离开香港赴湘、鄂活动，做响应广州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3月初，谭人凤、刘承烈由汉口秘赴长沙联络同志，酝酿响应广州起义。谭人凤等设立机关于天心阁下晏家塘，以彭庄仲总其事，曾杰副之，周崎、唐溶为庶务。[]谭人凤多次召集革命党人在晏家塘召开秘密会议，约与湖北同时响应广州起义。他还在路边井日人旅湘俱乐部和紫荆街福寿楼召开秘密会议对长沙起义进行规划，参会者谢介僧、刘承烈、曾伯兴、龙铁元、邹永成、刘文锦等30多人。会上推举刘文锦、吴任（即吴敬庵）负责联络新军，辅以唐容、谢宅中；焦达峰负责运动会党，辅以谢介轩、洪春岩；文斐、曾杰负责学界，并担任刺探当局动向；粟戡时、龙璋等负责商界。同时，派刘承烈回益阳试制炸弹，谢介僧、邹永成回宝庆（今邵阳）联络洪门会党，并密函焦达峰、杨晋康来湘共商大计。而后，谭人凤急返上海。湖南革命党人对起义事宜进行了周密部署，还决定发动目兵起义，并派刘光莹、王鑫涛联络巡防营。

其时清政府在长沙的驻军为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相当师），下辖四十九标、五十标、炮兵一营、工程队、马兵模范队、辎重队等，共计3800余人。马队长官刘文锦、刘安超，步队长官安定超、陈作新，炮队长官李金山等都是革命党人。他们利用同学、同乡、好友的关系做中初级军官的工作，但收效不大，转而做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工作。很快，革命党在新军士兵中发展了一批骨干力量。1911年3月31日，时任新军排长的同盟会会员刘文锦等50多人在天心阁召开秘密会议，参会者50余人，刘文锦报告开会意义及革命宗旨，宣称“我辈为救亡图存，光复祖国而革命，必须群策群力，方克有济，幸勿稍怀疑惧”。为效忠革命，他领着大家对江宣誓，共约死生。“由是湖南之革命武力基础，遂建筑于此天心阁之会议矣”。[]不料此次会议被抚院探目汪子林、刘宏德侦知，奔告于巡抚杨文鼎。杨立即召来协统肖良臣计议，谓刘文锦是乱首，欲就地正法。肖担心引起兵变，建议佯装派他去北方买马，暗嘱湖北统制张彪于途中截杀之，杨以为可。后协统肖良臣计划安排马队管带张翼鹏接替刘文锦的职务，事先得到消息的张翼鹏马上告知刘文锦暂避，刘连夜逃往市郊藏匿。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4月27日，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的噩耗传来，给各地革命志士以沉重打击，他们开始反思革命的进行方略。1911年5月4日，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居正、刘公、杨时杰、李作栋、胡祖舜、刘英、焦达峰、杨晋康等一起商讨对策。孙武首先提出，广东既然没有希望了，自应由我们两湖首先起义，号召各省响应，我们先是被动的，今日我们要做主动了；焦达峰则说中国假如没有广东，我们就不革命吗？假如黄兴真死了，我们也不革命吗？就从我们两湖干起来，再不要依赖别处了。这次会议还商讨了进行计划，“决定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两湖能同时举义最好。推焦达峰、杨晋康两同志负湘省完全责任”[]。对广州败事，文学社的蒋翊武、刘复基、詹大悲诸同志不灰心，不丧气，并且认为武汉为全国之中心，“是我们起义最扼要之根据地”[]；湘中同志焦达峰、杨晋康、邹永成、谢介僧、谭二式、阎鸿飞、刘成烈、张斗枢等，“亦多主以武汉发难，湖南响应”[]。湖北的新军中也有同样认识，据朱峙三回忆，蔡济民转告我，现在革命中心移至武汉，“彭汉遗、居正负湖北责任；焦达峰、谭人凤负湘省责任。势甚顺利”[]。

其实，在此之前，谭人凤、宋教仁、赵声、居正等人已邀集在日本的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长开会，宋教仁在会上提出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中策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之次者也。下策在边隅之地，设秘密机关于国内领地，进据边隅以为根据，然后徐图进取，其他则或东三省、或云南、或两广，此策之又次者也。佥谓上策运动稍难，下策已行之而败，且足引起干涉，酿成分裂之祸，故决采用中策”[]，宋还就具体计划作了说明，先从长江结合，依次推行河北，期以三年精心准备，然后实行，庶几一举可期成功，他建议组织中部同盟会，以策动中部革命。“谭人凤力韪其议，众赞成之”[]，并推其赴港商之黄兴，此为中部同盟会之嚆矢。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州公学召开中部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与会者29人，湖南籍的有谭人凤、宋教仁、曾杰、李洽、谭毅君、陈道等人。会议决定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各省组织分部。总会设总务干事5认，由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杨谱笙、潘祖彝担任，推谭为总务会议议长，下设庶务、财务、文事、交通、会计5部，陈其美任庶务，潘祖彝任财务，宋教仁任文事，谭人凤任交通，杨谱笙任会计。是会成立，决定由江、浙、皖、赣、鄂、湘、川、陕8省联合大举，各自分途进行，“中部同盟会既成立，会员对于长江各省之革命工作，益趋积极”[]。中部同盟会的成立后，两湖革命志士的联合进程也大大加快。黄兴也认为“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动，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而后，谭人凤受中部同盟总会派遣抵达武汉，与两湖志士筹组武汉、长沙分会。在武汉，他遇到了来此共商大计的湖南同志焦达峰、杨晋康、谢介僧、刘承烈、刘文锦、邹永成、谭二式等人，经过磋商，湖北中部同盟分会遂得成立。湖南革命党人分三路进行武装起义的组织准备：杨任负责西路，焦达峰负责中路，邹永成负责南路。[]，并一致决定，“湖北先发动，湖南在十日以内必须响应；湖南先发动，湖北在十日以内也必须响应”[]。

为有效组织革命力量，焦达峰、陈作新等决定重建同盟会湖南分会，并积极联络各种革命力量，成立革命团体。当时的主要革命团体或倾向革命的组织主要有（见表5-11）：

表5.11 辛亥革命时期长沙具有反清革命性质的组织一览表

组织名称创立时间主  要 参 与  人

湖南体育会1911吴作霖、阎鸿翥、阎鸿飞、文经纬、王猷、焦达峰、杨世杰、蒋名荪、易宗羲（秀才）等

南熏社1911谭人凤、曾杰、李洽、阎鸿飞、文斐（绅士）、何陶等

图强社1911文斐（绅士）、洪荣圻

观海学会1911龙璋（绅士）、文斐、周震鳞、吴作霖等

嘤鸣社阎鸿翥、成邦杰、罗杰（绅士）等

南社分社傅熊湘、阳光鲲等

铁路与辛亥俱乐部湖南分部1911李达璋、易宗羲、粟戡时、王汝楫等

铁路协赞会1911.4.16李达璋（会长）、粟戡时、周广询（副会长）、龙璋、左学谦、易宗羲、王汝楫、文斐等40人为干事。

长沙自治公所1910年春左学谦、黄锳、黄翼球、常治、曹耀材、黄用楫、阎鸿飞、阎鸿翥等

资料来源：粟戡时等：《湖南反正追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二次修订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版，第316—317页。

此时，在长沙设立了半公开的机关多处，借以联络和策动绅商学军各界人士，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处：文明绣业女校，为同盟会湖南分会总机关，在福源巷，曾杰、龙养源等为主要人员；中太平街贾太傅祠，有以革命党人吴作霖为主要负责人的湖南体育会，还有李达璋、易宗羲、粟戡时、王汝楫等主持的铁路与辛亥俱乐部湖南分部，与革命党有联系的教育界人士亦经常在此聚会。焦达峰回湖南时，多以此为据点；贡院东街法政学堂，左学谦、黄锳、黄翼球、常治、曹耀材、黄用楫、阎鸿飞、阎鸿翥等长沙自治公所的办公场所，也组织了不少反清革命演讲或宣传活动；定忠客栈，在落星田，主持人革命党人袁剑非，供给同盟会会员伙食。此处为同盟会湖南分会机关重要联络点，焦达峰指派会计赵缭住此，负责联络各地革命党人和洪江会会党人；李培心堂，在寿星街，主持人为李安国、李藩国。革命党人陈作新被革去新军排长职务后，便寄居在这里，以教书为掩护，进行运动新军的工作；作民译社，在南阳街，由邹永成、谢介僧经营，进行推销革命书刊等活动；富训商业学校，在水风井胡家花园，文经纬、王猷等主持；武城试馆，在路边井，主持人为王荷亭、易本羲、杨阜青。此外，铁路协赞会、同仁西医诊所、义昌祥成衣店、抱真书屋以及明德、修业、广益、振楚学堂、铁路学堂、实业学堂、优级师范学堂等学堂都是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场所。

湖南革命党人将发动新军、会党力量作为主要任务。6月初同盟会派焦达峰负责湘、鄂两省军事，他奔走两省之间，联络洪门会党，筹集枪械，积极筹备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前，湖南革命党人设立两个外围组织，一是联络新军的兴汉会，一是联络会党的同仇会。焦达峰的主要工作是运动会党。1909年，焦达峰回国后便在长沙建立湖南共进会总机关，并派袁剑飞等在长沙落星田定忠客栈密设联络会党的机关。 

焦达峰利用其与湖南洪江会的渊源（18岁便入会），在浏阳召集湘阴、平江、萍乡、万载、长沙、醴陵、浏阳等县的洪门会的“龙头大哥”30余人集会，被会众推举为首领。除了以洪江会名义号召会党外，他还和焦达人、彭友胜等于长沙太平街孚嘉巷设立“四正社”，作为洪江会的领导核心。焦达峰按湖北会议分三路发动的既定计划，派遣可靠的四正社社员分赴各地活动，设立机关，发展社员，密谋起义。四正社对于团结发动会众参与起义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长沙起义“不到一星期，附近各县开到马刀队、梭镖队、来复枪队一万八千人，编入陆军各镇之中，都是响应焦达峰号召而来的四正社社员”。

湖南革命党人联络军队的工作也卓有成效。焦达峰亦注重新军的联络工作。原来巡防营的中下级军官多数加入会党，四正社顺藤摸瓜，在巡防营中开展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工作，通过各种渠道与巡防营中级军官取得默契。巡防营的中级军官赵春霖、甘兴典、刘玉堂、袁国瑞等人因与焦达峰关系密切，也都列名四正社。由于焦达峰灵活而有成效的发动工作，不仅巡防营，就是巡抚衙门的卫队，甚至黄忠浩身边的护卫亲兵，也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当然，联络新军工作主要由陈作新、刘文锦负责。因参与筹备长沙起义事泄，刘文锦被迫逃至湖北，但他仍与湖南革命党人保持密切联系，并积极策动新军参与起义。陈作新一直在新军做了大量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陈作新为运动新军便利，拟投考湖南武备学堂，未果。后进入湖南兵目学堂。毕业后任新军二十五混成协四十九标二营排长，兼任炮兵营排长，在新军中进行反清革命的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作，在新军中树立了一定的威信。1909年，四十九标创办随营特别班及测绘班，他兼任两班教官，向学员灌输革命思想，发动数十人加入同盟会。陈作新还在新军中秘密成立“积健会”，团结了一批新军中的中下级军官、目兵和湖南陆军小学堂学生。次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他计划趁机起义，事泄被撤职。之后，陈作新在长沙以教书作掩护，继续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湖南保路风潮兴起后，焦达峰从武昌回到长沙成立革命机关，委派陈作新负责军队联络工作。接受运动新军的任务后，陈作新即以小吴门、军路侧一带茶楼酒肆为据点进行活动。当时湖南军队分为新军和巡防营两部分：巡防营是由旧军改编而成的，分前、后、中、左、右五路，中路驻省城，其余分驻岳州、衡阳、常德各属。中路统领黄忠浩，是湖南政、军、学、商界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实力派人物。湖南巡抚余诚格对新军有怀疑，遂依靠黄忠浩“若长城，军事悉取决焉”。新军有第二十五混成协一协，辖四十九、五十两标，另有炮兵队、马队，都驻扎在长沙城外近郊。焦达峰与陈作新针对湖南新军军官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新军的下级军官和正副兵目大都是有一些文化的农民子弟，经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许多人都接受了“排满革命”的思想；新军中还建立起了初步的组织，各标、营、队、排都有代表，全协各级代表共六十余人。新军代表向瑞琮、易堂龄、李金山、易文彬、安定超、姚运钧、喻义等在四十九标、五十标中积极活动，发动了一批新军士兵参加革命。徐鸿斌等在巡防队中活动亦颇有成效，常备军巡防队共有代表三十二人。

与此同时，湖南革命党人还团结了一大批来自政界、绅界、军界、学界等同情和支持革命的人士。陈作新与咨议局议员、立宪派人士黄锳“素来相好”，“私交甚厚”。不仅如此，有些立宪派人士还曾慷慨解囊，热情资助革命，龙璋“先后为革命捐输的款项至少应当在二十万以上”。有一次革命党人周震鳞“为革命向他筹饷，他一时拿不出现款，竟以汽船一艘捐助给他”。谭延闿在革命党人募款时，亦曾“以钱共事”。

在实际的斗争中，立宪党人与革命党人亦开始共同行动。革命党人创设的“湖南体育会”，是训练军事干部和联络同志的重要机构，机关就设在立宪派人士主持的“铁路协赞会”和“辛亥俱乐部湖南支部”的办公地点长沙贾太傅祠。为反对清政府向英、法、德、美出卖川粤汉铁路权益，文斐、粟戡时、龙璋等人发起组织“铁路协赞会”，以太平街贾公祠为会址。易宗羲、粟戡时等任驻会干事，不少革命党人亦是该会的骨干力量。此时的湘路协赞会，俨然成为了革命党人和开明进步绅士的大本营。协赞会在教育会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声援四川省掀起的保路风潮，历数清政府二十六条罪状，人心大为愤慨，促进了革命形势的高涨。同时，罗杰等人组织辛亥俱乐部湖南分部、左学谦等组织的长沙自治公所等立宪派组织中，有不少革命党人的身影，如阎鸿飞、阎鸿翥、黄翼球等革命党人担任地方自治公所绅董，不少革命党人还假地方自治公所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谭延闿等立宪党人转而积极支持革命了。谭延闿因国会请愿运动受挫回湘后，已经不对清廷抱有太多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掩护革命革命党人。当时，余诚格掌握了革命党人以贾公祠为机关密谋起义之事，顽固派绅士肖荣爵、杨巩等“暗请警道及长沙知事罗织党狱，值谭延闿以争路自京师归，诣诚格，诚格示以党员名单，延闿诳谓若辈均酒色之徒，不足懼，遂置议。”[]

由于清廷对立宪缺乏诚意，对立宪派的要求敷衍了事，并为保“皇权永固”，而玩“皇族内阁”的花招，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后，立宪依然毫无指望，这让立宪派绅士非常失望，产生了一定的离异倾向。时人指出：“是时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成立，辛亥俱乐部纷起，虽未侈谈排（满）革（命），窃见清室贵胄专横日甚，则亦愿革命之早成。盖从前持此议者在上流人物不过少数。至是官吏亦复乐为之，革命党人乃不啻得一大协会。”[]此时，许多立宪派绅士“观望时局之归趋”，决定与革命党人一起行动。自治公所的绅士们立即将“自治”改为“兴汉排满”，转而积极支持革命。此时，“革命”已经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同语言和一致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