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辛亥革命和立宪运动时期的长沙

（二）湖南咨议局第二届常年会的主要活动分析

在湖南咨议局第二届常年会中，咨议局议员与清朝地方和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更加激烈，这对晚清湖南乃至全国政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湖南咨议局第二届常年会是于1910年10月召开的。咨议局议员在审议有关抚院提交的议案时，与湖南地方政府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意识。湖南咨议局第二届常年会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讨论“划分国家税地方税”一案，研究如何解决地方财源的问题。议员开会讨论，提出向清廷争取地方税收的比例，具体来说是中央为三分之一，地方为三分之二，并要求从制度上予以保证。在当时的制度下，所有税收理论上全部属于中央，地方有需要，可向中央请拨。地方政府对议员向清廷争取地方税收比例的提议不予理会。咨议局议员据理力争，态度非常坚决。由此，咨议局与湖南巡抚围绕着地方经费预算问题的矛盾愈演愈烈。同时，咨议局与湖南地方政府围绕着征收田房契税权力的斗争几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咨议局坚持“由绅经受”，地方政府则主张“责有专归”，“毋庸议更”，并以担心劣绅把持为由，拒绝了议员要求。双方的争执从1910年9月一直持续到到1911年4月尚无结果。[]

咨议局与督抚的更大的冲突起因于新任湖南巡抚杨文鼎未经咨议局审议径行向朝廷奏准发行地方公债一事。湖南因推行新政，加之抢米风潮，需巨款赈济灾民和赔偿外国损失，故亏空严重，1910年湖南省财政赤字已高达600余万元。杨文鼎为解决当时的财政困难，决定仿行安徽、奉天等省办法，向清廷奏准发行120万地方公债，并指定“常宁县水口山龙王两矿山银矿暂作抵押”。杨文鼎未经咨议局讨论，擅自发行地方公债，引起咨议局议员的强烈不满，议员们认为咨议局有审议地方财税的权力，遂向杨提出质问，杨回答已奏准，无须再交局审议。咨议局议员为争取地方财政的决策权和监督权，认为“此案并未先期照章交议，遽行奏准，有违定章，纷纷反对。”[]联名以“杨抚奏办公债，未交局议，违法侵权”[]上呈资政院，控告湘抚杨文鼎“逾越权限”，请求该院提出质询。资政院通过了湘抚杨文鼎违法的议案，并据实上奏，要求补行交付审议。岂料军机大臣竟为杨抚辩护，认为此系工作“疏漏”，既经朝旨允准，仍可照旧办理。资政院对此答复极为不满，认为军机辅佐宪政不力，要求到院答复质询。军机大臣置之不理，资政院一再要求军机大臣到会听候质询，未果。资政院随即提出弹劾军机的奏章。资政院要维护章程，力行宪政；军机们要卫国体，严守纲常，双方闹得水火不容。由于清廷庇护，结果不了了之，资政院议员也因此受到舆论的痛骂嘲讽，但资政院甚至发展到弹劾权臣，这在清帝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此为震动全国的“湘省公债案”。湖南咨议局议员将“公债案”从地方推向中央，各省立宪派推波助澜，致使湘省公债案成为“中国人民向当轴者要求权利的一个空前行动”[]。湘省公债案是咨议局为捍卫地方议会尊严和地位、积极与清廷抗争的集中体现。这导致咨议局与清政府之间的裂缝更大。掌湖南道监察御史欧家廉在一篇奏稿中甚至称：“昔日之乱在匪”，“今日之乱在学生、在军队，在咨议局议员。”[]

与此同时，咨议局议员为争夺地方路权与湖南巡抚和清政府展开激烈的斗争。1911年5月8日，清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正式发布铁路国有政策的上谕。并于同年5月20日，和英美德法等四国银行团在北京正式签订了《湖北湖南两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这种出卖路权的无耻行径激起了湖南人民的激烈反对。湖南地方绅士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以咨议局为主要阵地，纷纷起来开展保路斗争。湖南咨议局俨然是湖南保路运动的领导机构。借款合同签字后，咨议局强烈要求巡抚杨文鼎代递奏折，陈述湘路力能自办，不甘借债。但此折一上，清政府下旨严词申饬，并称“致生事端，着即从严惩办。”[]湖南巡抚遵照清廷旨意，压制保路运动。咨议局议员对此“愈益激愤……，有多数辞职者，以致不能开会”。[]谭延闿还辞职以示抗议（后被议员挽留）。而此时，湖南咨议局再次推举周广询、左学谦等议员在北京请愿亦被碰了一鼻子灰。咨议局议员听到这个消息后，更加义愤填膺，咨议局与清政府之间的裂缝已经到了无法缝合的地步。政府不要绅士、不要人民了，绅士和广大民众对清政府的不满亦与日俱增，甚至完全绝望了。这为辛亥革命中立宪派附和革命奠定了基础。

除了咨议局外，资政院的作用也值得注意。设立资政院是清末预备立宪的重要内容，的目的是“将庶政公诸舆论”，以“为他日设议员之权舆”。[]资政院实际上已经带有一些资产阶级国家议会的色彩。在资政院，湖南籍议员的影响和作用颇引人注目。湖南当选资政院议员者五人中，除湘潭人易宗夔、武陵人唐右祯外，有罗杰（长沙）、汤鲁璠（善化）、黎尚雯（浏阳人，冯锡仁病故后补选）等人皆为长沙人。罗杰、易宗夔、黎尚雯等人在资政院的表现突出，敢说敢干，是资政院内的活跃分子，影响很大。从发言情况看，第一届常年会共开例会39次，在200名资政院议员中，从不发言或很少发言的有100多人，经常发言甚至每会都发言的有30多人。发言在40次以上的有28人，湖南的易宗夔发言416次，居全院议员之首，罗杰发言140次，排在前10名，黎尚雯也发言56次。[]他们几乎每会都发言、每案都发言，对一些重要议案，发言（包括插话）就更多。如讨论预算案，易宗夔在两次例会上的发言分别为59次和45次。由于发言十分踊跃，并能言善辩，罗杰、易宗夔、雷奋等三人被称为“资政院三杰”。易宗夔“声若洪钟”，发言时声音震撼全场，被誉为水浒传中的李逵，有“李大哥”诨号。而罗杰“敢于批评，与易一搭一档”，使“议院神情。亦自遒上”。[]从分股议事和质问提案来看，资政院先后设立24个特任股、共涉及议员123人，出任最多的是7次，湖南的易宗夔、罗杰分别出任5次。为审查预算案所设的四科审查长中，易宗夔是其中一人；[]在所提81件质问案件中，罗杰提出7件、易宗夔提出6件、黎尚雯提出4件，是议员中较多的。从提案和议事的具体情况看，在资政院常年会中、影响最大的议案有4宗，即弹劾军机案、预算案、陈请速开国会案和新刑律案，这些议案都和湖南籍议员有很大的关系。罗杰、易宗夔是新刑律案的有力支持者。[]而在弹劾军机案、陈请速开国会案等审议过程中，罗杰、易宗夔表现尤为出色。弹劾军机案由易宗夔首先提出，得到众多议员的支持。该案先后6次指定弹劾奏章起草人员，其中罗杰、易宗夔分别受任2次。罗杰等人态度坚决，说理透彻，反复申说必须遵守法令，若军机大臣不到场，资政院形同虚设，“可以解散了”；陈请速开国会案也是易宗夔首先提议讨论的，罗杰大力支持。两人态度极其坚决，影响很大。最后此案获全院议员一致通过，表决时“满场一致，无不起立，拍手喝彩，声震屋瓦”。[]罗杰还提出了“请废拜跪礼节”[]这一具有民主色彩的提案。还有一个具奏案——陈请剪辫易服案值得一提。这一议案最初源于湖南宁乡人周震麟给资政院的剪辫易服说帖，资政院陈请股审后认为与会议无关。但是，湖南议员据理力争，易宗夔更是从世界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四个方面，力陈剪辫易服的便利和必要，他说：现今的世界都没有保留发辫的，中国也不应该“留此野蛮制度”[]；罗杰极力陈述“辫装不变，其害有六。”[]此案最终列入了会议议题。

湖南选送的资政院议员，以国民代表自居，从救亡图存的愿望出发，积极参政议政，表现出很好的素质和精神风貌，提高了湖南人的声望，在中国宪政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且，长沙立宪派一直在全国的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积极参与组织各种宪政团体，组织开展上书、国会请愿等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治的近代化进程。国会请愿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主要形式，是由资产阶级独立发动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其根本目的是对人民群众进行动员和教育，为资产阶级争取参政权，并从政治上打击和孤立了清朝统治者。在这一斗争中，云集长沙的湖南立宪派是发动最早而又坚持到最后的。

“预备立宪”中，咨议局与资政院的议案丝毫没有法律保障，清王朝控制甚为严密；实行真正的立宪还遥遥无期，立宪派决定起来抗争，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各省咨议局第一届常年会闭幕后，1909年11月27日，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张謇发起成立全国性的立宪团体——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各省咨议局代表33人在上海开正式大会，决议联合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进京请愿速开国会，向清朝当局请求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组成责任内阁。湖南咨议局派罗杰、刘善渥赴上海与各省代表共商请愿大计，罗杰等人并被举为干事。自1910年1月至10月，各省咨议局联合连续三次发动了全国规模的请愿行动，尤其是参加第三次请愿的湖南代表易宗夔、罗杰，在资政院召开的大会上慷慨陈词，态度非常强硬，措词异常激烈。清廷迫于资政院和不少地方督抚的压力，被迫应允将九年预备期缩短为五年，在此之前，预行组织内阁。江浙立宪派感到已达一定目的，决定解散回籍时，但湖南等省代表并不满足，准备发动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

1911年5月8日，“预备立宪”的关键一幕揭晓，清廷组织的皇族内阁袍笏登场。13名内阁成员中，皇族占了7人，立宪派大失所望，决定提前赴京举行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一个以撤销“皇族内阁”为主题的请愿运动迅速兴起。5月中旬，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议员周煦埏从长沙火速赶到北京，会上谭延闿被各省咨议局议长推举为大会执行主席。6月10日，由谭延闿主持下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向都察院呈递了《亲贵不宜充内阁总理，请实行内阁官制章程，另简大员组织》一折，请求代奏，但没有结果。谭延闿等人并不灰心，继率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代表又一次上书，重申“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这次不仅毫无结果，反而召来一道措词严厉的“上谕”。立宪派情绪十分激愤，谭延闿等人立即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名义发表一份《宣告全国书》，揭露王公贵族们的行径是“名为内阁，实为军机；名为立宪，实为专制”。并大声疾呼：“希望绝矣！”“救亡之策穷矣！”接着他们又发出一份《通告各团体书》，分别对“上谕”逐条进行辩驳，并且郑重声明，定于9月间再聚北京“续行请愿”。立宪派与清政府之间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裂缝。

为推动全国立宪运动的发展，谭延闿、罗杰等人密谋组织政党，先后在北京发起成立“宪友会”、宪政实进会和和“辛亥俱乐部”。1911年7月上旬，谭延闿、黎尚雯、易宗夔等受宪友会总部的派遣，先后从北京回到长沙，发起组建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的湖南支部。他们邀集咨议局副议长陈炳焕及绅、商、学各界重要人士，组织了“宪友会湖南支部”，谭延闿被推选为总干事，陈炳焕、龙璋、黄忠浩、仇毅、梁和甫、周名建、廖名缙、姜济寰、曹世昌、仇毅、雷光宇、胡迈、谭传恺等咨议局议员或具有一定影响的地方新派绅士踊跃参加。[]。由辛亥俱乐部派到湖南组织支部的罗杰，回到长沙后，即邀同粟戡时、李达璋、周广询、常治、杨宗实等6人为发起人，获得绅、商、学界一部分人士的响应，于7月10日举行成立大会，选举黄忠浩为支部长，李达璋、俞峻为副支部长。左学谦为评议员长，黄忠浩、李达璋、陈文玮、杨树谷、雷光宇、俞峻等12人为常议员，罗杰、粟戡时、左学谦、龙璋、常治、易宗羲、易宗鹄、黄锳、黄翼球、马续常、易经等11人为候补常议员，左学谦、姜济寰、马续常、文经纬、文斐、粟戡时、周广询等11人为评议员，罗杰、易宗羲、易宗鹄、杨宗实、常治、李恒泽、黄翼球、廖名缙、周家纯、易经等16人为候补评议员。[]湖南立宪派以“实现君主立宪”为宗旨的宪友会湖南支部和辛亥俱乐部湖南支部等为阵地，积极开展立宪运动。

长沙立宪派人士除了在国会请愿运动中扮演了非常积极而重要的角色之外，与此同时，他们积极参与湖南保路运动，极力捍卫地方利益和民众利益，是湖南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之一。如前所述，在第一届常年会上，湖南咨议局审议湖南巡抚提交“湘路亟应限年赶修”案（此案是在湖南咨议局议员的强烈要求下提出来的）时，多数议员反对湘路官督商办，要求湘路应该尽快改归商办，以“自保利权”。[]在湖南咨议局的推动下，1909年11月（湖南咨议局开会期间）就成立了“股东发起会”，咨议局议员带头入股，整个湖南由此掀起了集股筑路的热潮。咨议局代表曾向邮传部尚书徐世昌的派员表示：“如外务部力为争费废，则全湘感激；如有压借之举，本局人已决计头可断而借不认。”[]誓以头颅和鲜血保卫路权。1910年4月，湖南咨议局推举陈炳焕（副议长）、粟戡时、曾继辉、石秉钧等四人为拒款请愿代表，粟戡时更是愤而断指血书：“湘路无庸借款，请中堂主张”，表达了要求湘路自办的愿望和决心（但最后“仅得一油滑之批”，湘人大为不满）。[]而后，湖南咨议局再次推举周广询、左学谦等议员为代表，再往北京请愿，但亦被碰了一鼻子灰。清廷对于湘人主张敷衍了事，激起了立宪派的强烈愤慨，对清政府几近绝望了。适遇四川请愿代表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等，因拒款请愿而被押解回籍。左学谦搭车送之，蒲殿俊告以“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昭）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之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左学谦返湘，“以目击情形，详告同人。于是遂各各暗中增组机关，而谋进行革命愈力。”[]立宪派最最终走向了与革命派人士合作反清的道路。辛亥革命爆发后，咨议局绅士纷纷转向革命，湖南咨议局改成了湖南参议院，成为当时政治上的一个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