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辛亥革命和立宪运动时期的长沙

第二节  清政府预备立宪与长沙的立宪运动

一、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和湖南的宪政措施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严重的内忧外患使得清王朝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更是对清王朝的统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危机、遏制蓬勃发展的革命浪潮，清政府决定以立宪为“救世良方”。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了俄国，许多倾向维新的人士认为这是立宪对专制的胜利，宣传立宪是图强的不二法门。孙宝琦、张之洞、袁世凯等地方督抚亦相继奏请立宪。1905年9月，清政府下令筹议宪法大纲，设立考察宪政馆，并派载泽、端方等5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8月，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回国后，奏称：立宪有三大好处“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呈请立宪。清政府最后决定逐步推行“仿行宪政”的政策。御前会议决定于是年9月1日正式颁发“预备立宪仿行宪政”上谕，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决定先在中央设立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各省设立咨议局，以为“采取舆论之所”，“并为资政院预备议员之阶”；同时，设立各府州县议事会，推行地方自治。而后，相继颁布了改革官制、各省筹建咨议局、中央设立资政院、推行城乡自治等具体宪政改革措施。“预备立宪”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虽然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有着明显的消弭革命、巩固统治的目的，且是被动和不自觉的，但是，清政府抛弃了已往反对政治制度上改革的顽固态度，开始了新的政治变革，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正是由于清政府自上而下地主张并实践“预备立宪”，清末中国宪政大幕得以拉开；而后，立宪派要求实行立宪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并全力以赴投入立宪运动，掀开了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崭新篇章。我们认为，立宪派所追求的君主立宪，是一种具有进步的政治理想，也是一种探索救国道路的政治改革方案。陈旭麓先生称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是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车轮、一对翅膀的两翼，是很有见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试图以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的清末立宪运动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和“革命”色彩。

清政府推行“宪政”政策颁布后，湖南预备立宪运动次第展开，新的宪政措施相继出台。湖南的宪政措施主要包括继续推进教育改革和军事改革，编练新军、加强重要地区的驻防，以及清查人口、普设警政等。长沙作为湖南的政治中心，预备立宪一直走在全省的最前面，是湖南实施宪政比较彻底和效果比较好的地区。

第一，教育改革不断推进，新式教育逐渐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

由于赵尔巽、端方等人对发展新式教育的重视，湖南近代教育堪称发达，各项教育改革亦次第推开。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决定从次年1月1日起正式废止科举制度，新式教育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最后消除，长沙新式教育发展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为推动新式教育发展、规范教育管理，清廷还谕令在各省城设设学务处（后改为学务公所）、各厅州县设劝学所，作为教育行政的辅助机关。对这些机构的任职人员，清学部作了如下规定：“学务公所设议长一人，议绅四人”，“议绅由提学使延聘，议长由督抚咨明学部奏派（须择端正绅士通学务者）”；劝学所“设县视学一人，兼充学务总董，选本籍绅衿年三十以外，品行端正，曾经出洋游历，或曾习师范者”。[]湖南学务公所先后由王先谦、罗正钧等任所长。1908年长沙县和善化县分别成立劝学所，其他所属各县劝学所亦先后成立。县视学和劝学员大都是由绅士担任。地方绅士积极投身兴办新式学堂、改革教育内容和方式等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长沙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此时长沙已经形成了从蒙养院、小学堂、中学堂到大学堂的比较系统的办学格局已经形成、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不断推动、办学规模和质量不断提高。

为推动教育的发展，新式社会团体湖南教育总会亦于1906年成立，刘人熙为会长，谭延闿为副会长。教育总会的干事由廖名缙、辜天佑、胡元倓、仇毅、曹作霖、俞诰庆等人地方绅士担任。不久，刘人熙调往广西，推黄忠浩为会长，谭延闿为副会长。成立之初，黄忠浩出力不少，经费基本上赖其维持。后黄忠浩因事辞职，由谭延闿任会长。长沙教育总会亦成立，禹之谟被推选为为会长。总体上看，长沙教育以趋新为主要特征，对于开通风气、提高民智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军事改革亦大大加速，改造巡防营和编练新军工作次第展开。

清军事改革和新军编练自甲午战败开始，甲午战争让国人蒙受了巨大的羞辱，统治者亦受到莫大刺激，认为非拥有一支近代化的新式军队无法有效的维护统治。1895年7月，清政府以“自强”为名，命令各省将军督抚将筹饷、练兵、恤商、惠工各节，包括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等项，妥筹办法，限一月内复奏。各地的军事改革和编练新军工作不断展开。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仿西式练兵方法，先在江南练陆军万名，称“自强军”，张治下的湖南改造旧军和创建新军的活动亦开始进行。湖南巡抚陈宝箴的维新新政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便是编练新军和革新旧军。1902年，湖南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改造旧军和编练新军运动，两者同时进行。主要内容是裁汰绿营、改造巡防营，以及建立新式军事学堂、编练新军等。

裁减绿营是湖南军事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1902年，湖南抚院决定除了保留镇筸、绥靖两镇，乾州、永州两协和河溪、镇溪、保靖、古丈坪4营外，其余全部予以裁减。赵尔巽任巡抚期间，对绿营进行了大规模整顿，派人调查全省绿营情况，拟定了《整顿营务章程》，对官兵进行严格整训，试图扫除绿营“玩忽因循，不知振作，以及缺额扣费”等积习和弊端。但由于积弊太深，成效不太明显。

改造巡防营的工作是比较有成效的。巡防营是由巡抚直接统管的地方警备部队，有“清乡守土”、“弹压地面”之责，队伍分防于全省各府州县，各路统领驻在重要城镇和交通要冲，为历届巡抚所倚重。历届巡抚对巡防营的改造工作比较热心。陈宝箴注重加强巡防营建设，1897年请求两江总督刘坤一拨给湖南巡防营枪炮弹药10余种；次年，又从法规格鲁森兵工厂订购大炮、枪支多种。1899年，巡抚俞廉三又购置前膛来复枪2840支，新式新口径枪2000支，奥制后膛枪5000支。1903年赵尔巽又添置小口径洋枪1000支，子弹10万发。至1904年，巡防营有威、倍、劲四旗，官兵共约1万人。1906年，巡抚庞鸿书除将部分巡房营改编入新军，其余改编为巡防队，分中、东、西、南4路，中路18队，东路6队，西、南路各8队。每队3哨，每哨10棚，每棚士兵10名。全队官兵335名，全省共40队，官兵共1.3万人。1910年，省成立营务处，设立总办1人，提调1人，支应1人，缮校4人，综理全省营务。次年，又按照陆军部厘定的编制进行整编，由中、东、西、南4路改编为中、左、右、前、后五路。路以下为队：中路8队，统领黄忠浩，驻长沙；左路5队，统领谢树泉，驻湘潭；右路11队，统领陈斌生，驻常德；前路6队，统领吴耀金，驻岳州；后路13队，统领张其煌，驻永州。每队3哨，每哨8棚，每棚士兵10名。每队官兵301名，全省共43队，官兵共1.29万人。[]

湖南编练新军始于1898年，陈宝箴以“时势孔棘”，决定遍练新军，拟派黄忠浩在辰、沅、湘乡、宝庆、岳州等处，招募新军6旗，分驻长沙和岳州。但由于戊戌变法失败，新政取消而停办。1902年湖南遵旨开始编练常备军，但是进展非常缓慢。1904年在赵尔巽的大力推动下，始编练成新军步兵第一协第一标和炮兵一队。新军仍由旧军改造而来，但起用了一批日本士官学校和国内武备、将弁学堂的毕业生担任统领官和统带官。此为湖南正式实行新军建制之始。1905年，巡抚端方又将之扩大为步兵两标和炮兵一营，第一协协统由姚广顺担任，第一标标统为舒清阿，第二标标统为陈其采。第一标主要是从巡防营劲字旗新募士兵中挑选改编而来，第二标则是1904年清政府颁布全国统一的新军营制饷章后招募的。其兵员来自“平江、浏阳二县各招土著乡民二队，计三百五十四人；宁乡、祁阳、零陵、湘乡、益阳、新化六县各招土著乡民一队，计一百五十二人，共成十队”，计1620人。

为统一领导全省新军的编练工作，1905年端方遵旨在长沙设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各处设总办1人，分别由俞明颐、任国钧、姚广顺担任，另派道员2人帮办，又设提调3人，以及文案、收支、参谋、测绘、管理军械等若干名，新军编练工作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新军编练和军队管理的水平不断提高。1906年新军常备第一协扩编，辖2标、6营和军乐队、炮队各1营，官兵达4301人。1908年，湖南新军常备军第一协新设工程、辎重、骑兵3队，共约600人，均驻长沙小吴门外。[]1909年4月，湖南巡抚岑春蓂奏准，清政府驻长沙新军将第一标、第二标按全国番号编为第49标和第50标；驻长沙马队、工程、辎重、炮队等4个营共4921人统属陆军第25混成协，原常备军第一协撤消。[]通过编练新军，改革军事，长沙地区的驻防力量不断加强。

第三，户口调查、举办警政等新政举措亦不断展开。

为筹备预备立宪，1909年湖南75州县开始举办户口调查，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共有61州县完成调查，长沙是全省较早实行普遍清查人口的地区，至1911年亥革命爆发已完成了属地的户口调查工作。

长沙举办警政等新政措施也是全省最早，最齐全的。1906年湖南巡警道署设立于长沙，赖承裕任道台，此为湖南省警察有专职官员之始。1908年，改湖南巡警总局为湖南警务公所，隶属省巡警道，分设东、南、西、北、外南、外北及水陆洲等警务区，共有警务人员1017人。同年，湖南内外水警总局于水陆洲成立，在靳江河处设分防处。[]长沙警政开始走向近代化。1909年长沙还成立了官办的消防所，有消防队员40名。

当然，此一时期，湖南咨议局正式成立和各地自治运动的开展无疑是湖南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宪政措施。

1908年7月，清政府又再次颁布上谕，“着各督抚迅速举办（咨议局），实力奉行，自奉到章程之日起，限一年内一律办齐。”1908年12月，巡抚岑春蓂奉旨在长沙设立湖南咨议局筹办处，派藩司庄赓良、臬司陆钟琦、学政吴庆坻为总办，在湖南咨议局筹办处，藩、学、臬三司为总办，会办除盐法、巡警、劝业三道外，有王先谦（内阁学士衔、前国子监祭酒）、冯锡仁（前工科给事中）、赵启霖（前掌江南道监察御史）、谭延闿（翰林院编修）、曾熙（陆军部主事）、黄忠浩（前广西右江镇总兵）、汤鲁璠（广西候补道）、陈兆葵（湖北候补道）等8名在籍绅士参加。[]实际办事的是会办绅士。而后又在长沙设立选举调查研究所，协助筹办处工作，研究调查选举之法，由立宪派人士黄忠浩主持。接着各厅、州、县则设立选举调查事务所，“用本曾习法政绅士做司选员”，具体负责拟定各地选举章程、开展选举宣传、选举人调查、开展实际选举等方面事宜。同时，还成立了为正式会议准备提案的议案研究会，由谭延闿、龙璋等著名绅士任其事。

咨议局议员数是按旧科举时代学额数（1640名）的5％来确定的，据此湖南应当选出82名议员。关于咨议局议员的任职资格，清政府发布《各省咨议局章程》第二章第三条对此有如下规定：一、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二、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与中学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得有文凭着，三、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四、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五、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而且，关于被选资格有下列说明：于财产限制之外，另设资望学识名位等格，有与财产并重，有一于此，即为合格，既免冒滥之嫌，亦无偏重之弊，似为今日适宜之制。至第四款所指曾任实缺职官，必以未被参革者为限者，因既经褫夺，即与齐民无异，不能复谓之职官也。章程第六条规定：品行悖谬，营私武断者不得有选举权有被选举权（对于“品行悖谬，营私武断”的解释是指宗旨歧邪，干犯名教，及讼棍土豪劣迹昭著者）。这一条款既把狂悖荒谬者排除在咨议局之外。

长沙地区的选举工作开展得最早。长沙各属的选举也是按照清政府颁布的《各省咨议局章程》、《各省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的要求来进行的。由于地方官员的重视，各地绅士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多由地方正派绅士担任的调查员、管理员、监督员等工作认真负责[]，选举工作组织有力，选举较为顺利。以善化县的议员选举为例，善化成立了选举调查事务所，善化知县担任初选监督，本地著名绅士担任事务所所长、副所长、名誉员、调查员、复查员、书记员等。选举调查事务所的工作比较认真，细致。由于选举调查事务所集中了全县主要知名绅士，善化选举产生的咨议局初选议员和长沙府选举产生的正式议员的大多来自事务所。如善化籍咨议局第一届常年会正式议员中刘国泰、汤鲁璠即为事务所名誉员，候补议员俞蕃同（名誉员）、龚云翥（名誉员）、李恒泽（副所长）等三人皆与事务所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从选举程序和选举结果等方面观察，长沙各地初选、复选都称得上是较为民主和规范的选举。如1909年的咨议局议员初选中，长沙劣绅杨巩仅得一票，人们咸以“半票议员”相讥。[]不符合资格条件和财产条件者大都未能当选，当选者多为各地公道正派、热心公益的开明绅士。当然，由于是第一次议员选举，选举过程也出现了一些怪现象，一度还闹得沸沸扬扬。有报道称，长沙县初选投票后，“外间谣传有投妓女周宝钗者，有谓投优伶王处者，亦有谓投杨翠喜者，以致京沪各报纷纷登录，讥为湖南选举投票之怪现象。”[]还有报道称长沙县选举过程中，某些担任调查员的绅士，乘工作之便为自己拉选票。他们下乡调查时，见“父老有不知所谓者，则告之曰诸君勿惊，但书我名。”[]发生了不少选票投给了选举调查员之事。

1909年6月18日，湖南各地选举投票正式进行，参加投票的选民共100487人，产生初选议员820人。8月6日，各地举行了复选投票，选出正式议员82人。其中，长沙府选定议员31人，占了全省之的1/3强。而长沙县籍的正式议员有黄锳、左学谦、陈文玮、丁蕃绶、罗杰、粟勘时等6人，为各县之冠；善化籍议员有汤鲁璠、易宗羲、陈晋鑫、刘国泰等4人；浏阳县籍议员有黎尚雯、刘忠训、刘善渥等3人；宁乡籍有王章永，四地合计为15人，占到长沙府的约半数。见表5-2。而在总共37名候补议员中，长沙县籍有杨德邻、陆鸿逵、王先谦等3人，善化县籍有俞蕃同、龚云翥、李恒泽等3人，宁乡县籍有童光业，四地合计为6人。见表5-3。

表5.2  清末湖南咨议局第一届常年会议员表（82人）

姓 名籍贯年龄功名新式教育职      衔

谭延闿茶陵31进士翰林院编修、学部谘议官

冯锡仁沅陵58进士前工科给事中

曾熙衡阳49进士前陆军部主事

刘元鉴桂阳42廪生

杨圭珽古丈坪30监生同知职衔

易宗夔湘潭34廪生日本宏文师范毕业

彭施涤永顺37举人拣选知县

黎尚雯浏阳42附生

刘承孝华容40举人

谌伯瑞溆浦38廪贡生中书科中书职衔

曾继辉新化41廪生

周煦埏湘乡46附贡生

李永瀚芷江50拔贡生日本宏文师范毕业五品衔候选主事

洪泽灏道州45举人拣选知县

李有珪邵阳40附贡生

郑鼎麻阳50廪贡生

姚炳麟晃州36廪生

皇甫天成桃源39廪贡生湖南法政学堂毕业同知职衔

唐右祯武陵57进士前翰林院庶吉士,前任广西融县知县

刘忠训浏阳45举人前任华容县教谕

刘楚英耒阳50廪贡生试用训导

周鸿勋零陵46附生

刘善渥浏阳31附生

谭兆元益阳55岁贡生

李恒泽善化55岁贡生

周翼崧湘阴54——

宋增馨湘潭42附贡生候补训导

周名建清泉57 举人前云南龙陵厅同知

候昌铭永定55举人内阁中书

刘献典清泉47增贡生同知职衔

胡璧零陵68廪贡生前任云南蒙化直隶同知候选道

萧湘柱新化40附生

朱廷利桂阳57廪生

杨若时江华44廪贡生

黄锳长沙42前淮北盐使（捐纳）

罗亮杰安化46举人（副贡生）户部主事

何居怡永兴46附生

王鼎峙邵阳35附生

汤鲁璠善化52举人广西、云南候补道

刘泽林武冈53附贡生分省补用州同

何步蟾道州56廪贡生

姜岳崧宁远49廪贡生

刘润珩湘阴54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江苏震泽县知县，改授永州府教谕

黄本崑龙山63廪贡生江苏试用知县

钟才宏蓝山30举人分省直隶州知州

王章永宁乡46举人拣选知县、新化县教谕

周毓丰新化41廪生

贺景章湘潭54廪贡生

周广询湘乡51副贡生

郭景鏊益阳46岁贡生

丁鸣盛攸县38附生日本宏文师范毕业

邹士桢溆浦41岁贡生贵州试用县丞

谢宗海巴陵53——

左学谦长沙30附生湖南法政学堂毕业

曹作弼湘潭40廪生日本法政大学毕业

石秉均邵阳43拔贡生

陈文玮长沙54花翎二品顶戴，湖北候补道

钟逢优桃源47增生

萧鲤祥衡阳38举人候选知县

李积璿平江39附生

潘振铎武冈54廪贡生

罗蔚廷桂阳50优贡生

刘佐璇醴陵59附生

于云赞慈利57拔贡生

危耀垣 湘阴54举人现任临湘县教谕

吴树声永绥56岁贡生候选训导

丁蕃绶长沙50附生

罗杰长沙40附生、副贡生日本法政大学毕业

陈炳焕湘阴54廪贡生

丁沅武陵61岁贡生光禄寺署正衔，候选训导

张文卿辰溪48拔贡生四次统选教职

向燊衡山41廪贡生日本弘文师范学院候选道

粟勘时长沙30日本法政大学毕业

杨本沼会同41廪生

李执中石门48举人拣选浙江盐大使

易宗羲善化35附生

陈晋鑫善化60副贡生

储世镜永顺44附贡生世袭云骑尉

杨生春澧州57举人攸县教谕

刘国泰善化61廪贡生分部主事，前岳州府训导

陈为鉴桂阳57举人前任浙江黄岩县知县

周铭勋岳州府48——

说明：

1、根据《湖南咨议局第一届常年会议员姓名职衔表》（未刊稿）和《湖南咨议局巳酉年议事录》（未刊稿）等资料整理而成。

2、长沙府湘乡县的程希洛（举人、议叙候选知县）被选为议员后又被正式授官（分发知县），根据有公职人员不得充议员的规定而辞职，以宋增馨递补（因此，开会议员的正式名册中只有宋而无程）（《湖南咨议局巳酉年议事录》，第19页）。

3、湖南咨议局正式选举议员82人，但当选议员中有刘国泰、陈为鉴、杨生春等三人因“不赴会议”被公议除名（《湖南咨议局巳酉年议事录》，第39页）；周铭勋中途自动辞职（《湖南咨议局巳酉年议事录》，第58页）。因此，出席湖南咨议局第一届常年会议员只有78人，而正式开会的名册上亦未载上述4人。

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一届常年会议员82人中有罗杰、冯锡仁、汤鲁璠、唐右祯、易宗夔等5人被选为资政院议员，有刘国泰、陈为鉴、杨生春等3人因“不赴会议”被公议除名，还有周铭勋中途自动辞职；而且，第一届常年会后有郭景鏊（益阳）、胡璧（零陵）、黄本崑（龙山）、向燊（衡山）等4名议员因故退出咨议局，因此，需要补充议员13人，以补足82人。见表5-4。当然，第一届常年会所增补的议员都没有参加本届会议，只参加了第二届常年会，可以视为第二届常年会的新选议员。

表5.3 湖南咨议局候补议员（37人）

姓名籍贯年龄功名或职衔主要新式教育经历

杨德邻长沙县40附生、捐官州吏

俞蕃同善化县34监生、分省知州1902年留日弘文学院师范科

童光业宁乡县34刺史职衔

陆鸿逵长沙县40附生

龚云翥善化县60副贡生、前任龙阳、桂东教谕

黎承福湘潭县34附生

胡子清湘乡县40举人日本法政大学毕业

周逢瑞益阳县55廪贡生

王先谦长沙县68进士、内阁学士衔、前国子监祭酒

周焕华湘乡县62附生

徐承基湘潭县60附贡生、候选训导、前署宝庆府教谕

黄荣甲邵阳县36附贡生、候选中书科中书

萧程俊武冈州46岁贡生日本法政大学毕业

李子蓁新宁县47附生

杨焘邵阳县45附贡生、光禄寺署正衔分缺先选用训导

方名贵临湘县51廪生

李冕南巴陵郡48岁贡生

李肩武沅江县40贡生、候选通判

易顺屐龙阳县58附生

田 昺永定县48恩贡生

许镇岳安仁县68举人、选授沅州府芷江县训导

赵壬汇衡山县54附生

魏聊蓁零陵县37优廪生师范毕业

刘明镜零陵县32附生

杨彬祁阳县50举人、截取知县，前任长沙教谕

李燊祁阳县48附生

何朝钦桂阳县41廪生

彭邦栋宜章县35廪生

欧熙载桂阳州46附生

周肇爕嘉禾县62

张书绅桂阳州52 恩贡生

钟灵溆浦县36廪生

张学健芷江县39廪生

杨树屏晃州厅32附生

曾立廷永顺县60恩贡生、前署新化县教谕

张世洛保靖县46岁贡生

周祥滨绥宁县47廪生

资料来源：根据《湖南咨议局筹办报告书·附表类》（第21—22页）和《湖南咨议局第一届议员姓名职衔表·候补议员表》制定，以上皆为未刊稿，湖南省图书馆藏。

表5-4 湖南咨议局第一届常年会增补议员姓名职衔表（13人）

姓 名籍贯年龄功名新式教育职     衔备注

胡子清湘乡42举人日本法政大学毕业补杨德鄰（长沙）缺

周焕华湘乡62附生补陆鸿逵（长沙）缺

童光业宁乡36——刺史职衔补罗杰（长沙）缺

田 昺永定54恩贡生补杨生春（澧州）缺

何朝钦桂阳41廪生补陈为鉴（桂阳）缺

方名贵临湘54廪生补周铭勋（岳州府）缺

李肩武沅江48贡生候选通判补唐右祯（武陵）缺

冯士倜沅陵——补冯锡仁（沅陵）缺

黎承福湘潭35附生补龚云翥（善化）缺

魏聊蓁零陵37优廪生师范毕业补胡璧（零陵）缺

许镇岳安仁70——选授沅州府芷江县训导补向燊（衡山）缺

周逢瑞益阳57廪贡生补郭景鏊（益阳）缺

曾立廷永顺60——补黄本崑（龙山）缺

说明：

1、在补缺的13人中，除了冯士倜不是候补议员（因其父冯锡仁为咨议局正式议员而回避；冯锡仁被选资政院议员后，抚院议定冯士倜无须回避，直接补其父在咨议局议员之缺）外，其他12人皆为咨议局候补议员。

2、在补缺的过程中，原来由杨德邻（4 0岁，附生、捐官州吏），补刘国泰之缺，但杨辞不就，后胡子清补；而陆鸿逵（40岁，附生）亦未赴任，再由周焕华（湘乡人）递补；补缺者中龚云翥（善化人，60岁，前任龙阳、桂东教谕）以病辞，由黎承福（湘潭人）再递补；因此，第二届常年会开会议员名单中没有杨德邻、陆鸿逵、龚云翥等人，而只有胡子清、周焕华、黎承福等3人。

3、因为冯锡仁病故，补选黎尚雯为资政院议员（《湖南咨议局第一届报告书》卷四，公文类，第95页），但咨议局议员未再行补缺，因此，第二届常年会开会的议员为81人。

咨议局成立后，推选产生了咨议局的主要领导成员和主要办事人员（见表5-5）。

表5-5  咨议局的主要领导成员和主要办事人员

职务姓名

议长谭延闿

副议长冯锡仁（后冯当选资政院议员，改选胡璧。胡辞职，复选陈炳焕）、曾熙

常驻议员李永瀚、钟才宏、谢宗海、胡璧（后当选副议长，周煦埏补）、刘润珩、李执中、丁沅、朱廷利、罗杰（当选资政院议员，黎尚雯补）、彭施涤、萧鲤祥、邹士桢、陈炳焕、曾继辉、粟勘时、石秉均

候补常驻议员汤鲁璠、周广询、黎尚雯、周煦埏、易宗夔、唐右祯、李有珪、罗亮杰

资政院议员罗杰、冯锡仁（病故，黎尚雯补）、汤鲁璠、唐右祯、易宗夔

审议长罗杰

常任正委员长陈炳焕

常任副委员长刘润珩

预算审查委员会（15人）钟才宏、谢宗海、李执中、彭施涤、萧鲤祥、邹士桢、陈炳焕、曾继辉（以上8人从常驻议员中推选）；黎尚雯、汤鲁璠、唐右祯、刘善渥、易宗羲、左学谦、周翼崧（以上7人从普通议员中推选）

请愿审查委员会（11人）胡璧、朱廷利、罗杰、粟勘时（以上4人从常驻议员中推选）易宗夔、周煦埏、王章永、周名建、曹作弼、黄锳、刘忠训（以上7人从普通议员中推选）

惩罚审查委员会（11人）丁沅、刘润珩、李永瀚、石秉均（以上4人从常驻议员中推选）；周广询、向燊、贺景章、李恒泽、候昌铭、洪泽灏、丁蕃绶（以上7人从普通议员中推选）

书记员贝允昕（书记长）、常治、易宗鹄、曹完等

资料来源：1、根据《湖南咨议局巳酉年议事录》所记载的咨议局第一届常年会的30次正式会记录整理而成。

2、书记长和书记员的情况，见粟勘时等著《湖南反正追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称常治为咨议局书记；《辛亥俱乐部职员衔名表》，表中载有辛亥俱乐部湖南支部会员的情况，称贝允昕为咨议局书记长、易宗鹄、曹完为咨议局书记。（未刊稿，湖南省图书馆藏）

处理咨议局日常事务的书记长、书记的作用也很重要。[]担任咨议局书记长的贝允昕为浏阳人，1888年举人、1904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曾任衡山县教谕、时任中路师范学堂代理监督。书记员为常治、易宗鹄、曹完等都是当时长沙具有一定立宪思想的绅士。

湖南咨议局的成立是湖南近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这标志着以立宪派绅士为主要代表的新兴社会阶层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开创了湖南政治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与此同时，湖南地方自治运动亦不断展开，推动了湖南地方各项事业的发展。

1906年受清廷委派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对英法等国发达的地方自治状况印象深刻，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归国后在合奏请求宣布立宪时，提出以日本为效仿对象，“布地方自治之制”的建议。同年，清政府颁布顶备立宪上谕，枢臣疆吏更纷纷陈奏立宪方案，请行地方自治，以为立宪之基础。1906年11月，清廷上谕由军机大臣奕劻与各省督抚筹议实施地方自治的预备措施。1907年9月正式谕令民政部“妥拟自治章程，请旨饬下各省督抚，择地依次试办”。是年10月，民政部令京师先行试办地方自治，以为各省示范。1908年，清政府颁布宪政编查馆拟定的《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就对地方自治的实施作出了规划：第一年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二年筹办城镇乡的地方自治，并颁布《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第三至五年筹办续办各地地方自治；第六年城镇乡一律完成；第七年厅州县一律完成。1909年1月，清政府又正式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章程》第一条即开宗明义地规定：“地方自治以专办地方公益事宜，辅助官治为主。按照定章，由地方公选合格绅民，受地方官监督办理。”清政府希望通过设立自治机构，既能利用官与绅的共同力量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镇压人民的反抗；又能利用士绅的力量来牵制地方官，分散地方督抚权力；同时，可将日趋对立的地方士绅收纳于地方自治机构之中，授予虚名而置于官的监督控制，为己所用。这样一来，地方官与地方士绅互相监督互相牵制，皆受制于朝廷，以此实现对地方的有效控制。

根据《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的规定，湖南于是年3月成立了湖南地方自治筹办处（附设于咨议局筹办处），庄赓良、谭启瑞、赵滨彦、吴庆坻、周儒臣、黄以霖等六位省政大员担任筹办处总办，朱延熙、谭启瑞、吴肇邦、沈祖燕、赖承裕等5位地方官员，以及王先谦（内阁学士衔、前国子监祭酒）、冯锡仁（前工科给事中）、曾熙（陆军部主事）、周大烈（中书科中书）等四位地方绅士担任会办。湖南地方自治筹办处成立后，在长沙设立了湖南地方自治研究所，全面指导地方自治运动。湖南地方自治研究所总办由法政学堂监督朱益睿担任，在籍翰林院编修谭延闿任会办兼所长（后胡子清任所长），罗杰等任监督。《宪政编查馆奏核覆自治研究所章程摺》中所附自治研究所章程清单第七条明确规定：“省城自治研究所学员，应就该管境内分别城镇乡区域，遴选本地士绅，次第入所听讲”。[]湖南自治研究所的首要职责是为各地培训地方自治人才。胡子清、杨度、周大烈、罗杰、瞿宗铎、谭传恺、曹履贞、杨树穀、张人镜、任绍选等分讲奏定宪法纲要、法学通论、现行法制大意、咨议局组织章程和选举章程、城镇地方自治章程等科目。[]而后，由各厅州县先后选送的二批学员到长沙法政学堂接受“宪政”知识培训。第一届研究班（宣统元年三月开学，至十一月届满毕业）学员名额为大县4人，中县3人，小县2人。但长沙县、善化县的名额超过该定额，分别增至6人、5人。这是一个例外，可见湖南省政大员和湖南地方自治研究所对长沙地方自治的重视和厚望。到1911年3月，湖南各地地方自治研究所共有2819人毕业，为长沙等地培养了一大批地方自治人才。“地方自治即奠基于此”。[]

1909年10月湖南咨议局正式成立后，咨议局筹办处裁撤，湖南地方自治筹办处设立专处。根据清廷的统一安排，湖南亦从“教育”和“改良基层固有团体”着手，“自宣统三年至‘宣统六年’为城镇乡地方组织逐年进行之期，宣统三年至‘宣统六年’为厅州县地方自治逐年进行之期。”逐步推进地方自治运动。[]为指导推动地方自治的发展，1909年10月，湖南咨议局议员石秉钧、罗杰、陈炳焕、姚炳麟、粟戡时等29人，在长沙创办《湖南自治报》，这是湖南立宪派推动地方自治运动的主要舆论阵地。1910年1月，湖南地方自治筹办处创办《湖南地方自治白话报》（月刊），指导全省地方自治运动。

湖南地方自治筹办处要求各地城乡迅速划分区域，推行地方自治。为切实推动地方自治，湖南地方自治筹办处要求各厅州县尽快成立地方筹办自治公所，负责组织领导各地的地方自治运动；同时，筹办自治公所附设研究分所，大力培养地方自治人才，由湖南地方自治研究所毕业学员担任讲习员。在筹备地方自治过程中，长沙得地利、人和之利，各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堪成示范。长沙各属是最早成立筹办地方自治公所和地方自治研究所分所的地区。宣统元年九月（1909年10月），善化县成立了筹办自治公所暨研究分所，由广西候补道汤鲁璠担任筹办自治公所所长，江苏候补知府唐光晋担任研究分所所长。长沙、宁乡、浏阳等县，亦先后成立筹办自治公所暨研究分所。值得注意的是，湖南咨议局议员或候补议员许多同时又是长沙地方自治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如汤鲁璠还担任善化县筹办自治公所所长，罗杰担任长沙县筹办自治公所附设自治研究所所长。许多咨议局议员将地方自治视为立宪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作为推进地方社会兴革的一大重要举措。见表5-6。

表5-6 善、长、宁、浏等县筹办自治公所时间暨研究分所监督、所长一览表

县名称公所成立时间所长及其职衔附设研究分所所长及其职衔

善化县宣统元年九月汤鲁璠（广西候补道）唐光晋（江苏候补知府）

长沙县宣统元年十一月彭清藜（前翰林）罗杰（附贡生、郎中衔）

宁乡县宣统元年十二月许峙衡（不详）缺

浏阳县宣统元年十二月贝上珍（不详）任圭瓒（不详）

资料来源：《湖南全省七十八厅州县筹办自治公所暨研究分所监督、所长》，未刊稿，湖南省图书馆藏。

各地筹办自治公所研究分所主要负责为各地培训从事地方自治事务的专门人才。长沙被选派到长沙法政学堂接受“宪政”知识培训的学员人数甚多，他们毕业后便成为地方自治运动的骨干，特别是在培训基层学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沙各县筹办自治公所研究分所为推行地方自治培训了大量的人才。如浏阳县筹办自治公所研究分所第一届毕业学员有77人[]，数量较为可观。

由于地方官绅的共同努力，长沙各属地方自治筹备工作进展顺利，1910年春，长沙地方自治公所正式成立，由左学谦、黄锳等人负责。左学谦、黄锳、黄用楫、黄翼秋、常治等在长沙地方社会具有一定影响的绅士担任长沙自治公所绅董。址设湖南法政学堂内。而后，长沙所属各县地方自治公所亦相继成立。为普及地方自治知识、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和自治水平， 1910年8月，长沙地方自治公所主持创办了《长沙地方自治白话报》月刊。宁乡县自治公所亦创办了《宁乡地方自治白话报》。这为开展地方自治运动提供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也为推动地方自治运动提供了实际的指导。

可以说，长沙地方自治运动走在全省前列，地方自治组织机构健全、人员素质较高、活动能力很强，地方自治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力地推动长沙近代化的进展。长沙各属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自治章程》，在成立自治公所的基础上，设立了“议事会”和“董事会”等机构，主要负责“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务、慈举、公共营业”等事项。以长沙城议事会和董事会为例，议事会议员、董事会董事大都由地方颇具影响的绅士和长沙地方自治公所的绅董担任，如龙璋、左学谦等人。长沙城议事会在推动道路、桥梁、电灯等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长沙市政建设大大加快。在长沙城议事会的推动下，长沙城购置了电灯1万盏，大大改善了城市的照明状况；他们还参与组织整修旧城墙、规划长沙城市道路建设等具体事项。

总体来看，由于实行地方自治，一批具有立宪思想的士绅获得了较以往更大的活动空间，成为地方社会非常活跃的力量。特别是城镇乡议事会的出现，打破了长沙地方社会固有的权力关系，地方经济社会中新的元素不断涌现。当然，由于在地方自治过程中推行的反对迷信、废除“陋规”、禁止烟赌、推行新政等项改革触动了保守势力的神经，增加了绅民的负担，地方自治机构一度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如在长沙抢米风潮中，部分顽固绅士和民众还提出废除咨议局、停办自治的主张。

二、湖南立宪派的形成与湖南宪政公会的建立

湖南立宪派的形成与湖南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是分不开的。严格地说，湖南民族资产阶级发轫于戊戌维新时期而形成于20世纪初年。湖南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由以下两类人转化而来：一由控制湖南近代矿业公司和铁路实业公司中官款的官绅转化而来的民族资本家。据统计，从1895到1909年，湖南创办的民族工业资本比例如下：六家商办矿务公司与有色金属冶炼业，资本额为511.8万元，占37%；一家铁路公司，资本额为743.1万元，占55%，七家商办工业和航业，资本额为102.4万元，仅占8%[]。湖南大多数矿业公司和铁路公司主要是由官方主持开办的。一部分官绅得地方当局的倚重，担任了实业公司的要职，并因此转化为民族资本家。虽然谭延闿、胡璧、童光业等人在粤汉铁路公司的投资不过5000～10000元，[]但他们因进入铁路公司担任办事员，成为公司实际的掌权者。蒋德钧在各处矿山投资也只不过22500元。但是，他由于先后充任矿务南路公司和总公司经理而控制了这个大企业，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黄忠浩和喻光蓉筹设“沅丰总公司”，议于本地绅商中集股银20万两，遍勘湘西各属矿山，次第开采，宣告外商“不得更于西路别立公司”。湖南当局委之以沅丰总公司经理一职。1903年底，湖南炼矿总公司与沅丰总公司合并，改称“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下设中、西、南三路分公司，黄出任西路总理，他仅入股5000元，却成为资产雄厚的民族资本家的上层。矿业资本集团和和实际把持铁路的铁路资本集团，是湖南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主要成份。

二由创办或投资近代企业的地方商人、绅士转变为民族资本家。传统绅士和商人在近代中国急剧的社会变动中，开始投身近代工商业，成为具有一定近代经营管理思想和具有一定进步思想的民族资本家。朱昌琳、梁焕奎等是其中的代表。巨商朱昌琳，其家族以经营盐、茶为主，在湖南近代矿业兴起之时，予以财力资助，并成为湖南第一个近代冶炼企业湘裕炼厂的主要投资人。[]他的两个儿子朱彝、朱恩黻也是湖南著名的资本家。梁焕奎（1868－1931），字璧垣，号星甫。长沙府湘潭人。光绪举人。1896年任湖南矿务局文案。受维新思潮影响甚深，致力于发展湖南矿业。梁焕奎以变卖妻子首饰和多方挪借而得的数百元资本起家[]。1899年筹集资金接办益阳板溪锑矿，将其改组为久通公司。后经其兄弟五人通力合作，1908年在长沙组设湖南华昌炼锑公司[]，任董事长，所出纯锑质量超过英国通过购买法国赫伦士米提炼纯锑的新技术，利润大增，使他们的资本达到了数百万元，取得了百余处各类矿山的勘采权，对我国锑矿业的发展贡献甚大，成为声名显赫的资本家。

除此以外，为数众多的一般地主、绅士和商人，投资兴办了一些中、小企业，或者附股于铁路公司和矿务公司成为中小股东，借此跻身民族资产阶级行列。据《湘路新志》记载，1910年前10个月，在湘路公司入股1000至5000元的股东就达149人，人股500元以上的多达数百人。[]湖南矿务总公司实行“以矿入股”制，全省计有领取勘、采执照的矿山达数千处，股东数亦不少，他们中的一部分经自己艰苦创业，积累了一定的资本，成为湖南民族资产阶级的一支重要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近代湖南民族资产阶级的构成中，由绅商转变而来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占绝大多数。从1906年3月成立的湖南商务总会的领导人物也可以看出湖南民族资产阶级的构成。湖南商务总会第一任总理（即会长）郑先靖是一个大盐商，属于资产阶级上层。湖南商务总会第二、三任总理是陈文玮，原开钱庄和绸缎业，1905年投资兴建大煤栈，1909年创办湖南电灯公司，是一个典型的绅商资本家。

民族资产阶级的崛起为湖南立宪派的产生、成长和壮大提供了基础和条件，立宪派充当了湖南民族资产中上层的政治代言人。他们在经济上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谭延闿、罗杰、黄忠浩、龙璋、冯锡仁、曾熙、陈文玮、曾继辉、左学谦等立宪派人士以咨议局、地方自治公所等为舞台，发起组织立宪团体，参与地方利权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积极争取并扩大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有力地推动湖南乃至全国的政治改革进程。

需要指出的是，湖南立宪派的形成与壮大是与杨度分不开的。杨度，（1874—1931），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湖南湘潭人。1902年9月，杨度不满足于旧学问，向王闿运表示“当往日本求学说异同”，而王闿运“以当恤名止之”[]，但杨度不顾王闿运的反对，毅然留学日本。杨度最先进入东京弘文学院研习政治经济学。弘文学院学习期间，他“以勤学称”，广泛涉猎西方各种社会科学名著，受到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熏陶，杨度的思想大有长进，对自由民权学说尤为向往，思想日益激进。1903年杨度因“被认为是康梁余党”而再次逃至日本后，转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对宪政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专心研究各国宪政。日本自明知治维新以后，实行君主立宪，政局稳定，国力蒸蒸日上的景象，对杨度触动很大。杨度对宪政充满无限向往，并逐渐形成了以日本为样板的君主立宪救国思想。1904年，杨度在上海时，正好发生了万福华谋刺王之春一案，黄兴等人因牵连而被捕。杨度由此认为革命党人行事“暴烈有余，成事不足，不足与谋大事”，并与革命党人渐次疏远。1905年7月，在日本的孙中山想吸收杨度参加中国同盟会，并向他阐明民主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杨度则认为：“民主革命的破坏性太大。中国外有列强环伺，内有种族杂处，不堪服猛剂以促危亡。”他引英国、日本两国因实行君主立宪而强为例：“清政府虽不足以有为，倘待有为者出而问世，实行君主立宪，则事半而功必倍。”政治观点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大相径庭。他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聚议三昼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他拒绝孙中山入会的邀请，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到1906年底，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大会上正式提出三民主义政治纲领后，杨度极力反对。双方的分野非常明显。杨度完全寄希望于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与革命党人公开对立。受到了革命党人的猛烈攻击，革命党人在《民报》、《复报》上撰文，称杨度是“政客”、“阴谋家”、“大奸臣”。

而后，杨度一直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改良，成为一个彻底的君主立宪主义者。五大臣在出国考察前，派熊希龄到东京找到杨度，请其代为草拟考察报告。杨度写成《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文，并请梁启超写了一篇《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五大臣递交朝廷的考察报告，即根据杨、梁所撰，略事修改而成。[]清政府正式发布预备立宪上谕后，杨度大受鼓舞，立即上书清廷，要求速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同时，为了适应清政府推行宪政的需要，宣传立宪主张，1907年1月20日，杨度在东京创刊《中国新报》（任总编撰），提倡“金铁主义”，认为“君主立宪”是最优之政体，以实行君主立宪、召开国会为号召。杨度参与了同《民报》的论战，同时，又抨击清政府虚伪预备立宪，主张速开国会，成立责任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反映了杨度既不赞成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也不赞成死保封建皇统，而是主张用较温和的手段改造中国的思想主张。杨度在《中国新报序》、《金铁主义说》、《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的区别》等文章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君主立宪主张，其君宪思想已经趋于成熟。

同时，杨度发起组织立宪团体，推动宪政实践。1907年2月9日，杨度与方表、陆鸿逵、杨德麟等人在东京组织“政俗调查会”，自任会长，积极鼓吹君主立宪，并致力于对宪政的调查研究和实际推行上；是年7月，杨度将“政俗调查会”改为“宪政讲习会”，以“预备立宪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实行”为宗旨，并提出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1907年12月初，杨度联络谭延闿、廖名晋、龙绂瑞、黄忠绩等在长沙成立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不久，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宪改名为湖南宪政公会。随即，湖南宪政公会以全省士民名义发起入都请愿，要求设立民选议院。

此时的杨度因大力鼓吹立宪早已是声名远扬，加之因给出国考察宪政大臣捉刀而受到清政府某些要员的注意。宪政编查馆成立后，清政府四处招揽宪政人才。1908年春，袁世凯、张之洞以其“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联合保荐，杨度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宣传立宪学说。1908年6月中旬，杨度在北京联络清宗室恒钧十丰等成立“宪政公会北京支部”，积极奔走于政府诸公之间，鼓吹速开国会。后杨度担任宪政编查馆总核，参与起草清末预备立宪大纲、咨议局章程和地方自治章程，是清末预备立宪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杨度在湖南立宪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日本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期间，与同在东京法政大学学习湖南人的罗杰、贝允昕、粟戡时等关系密切[]；杨度与谭延闿、黄忠浩、胡子清等湖南地方名流关系密切，他还同谭延闿、胡子清等人一道组建了湖南地方自治研究所，并亲自担任研究所宣讲员，主讲宪政课程，实际参与湖南立宪运动。他的立宪思想和实践对湖南立宪派的影响很大。

除了杨度外，湖南立宪派中有代表性的人物还有谭延闿、黄忠浩、龙璋、左学谦等。

谭延闿（1880—1930），原名宝璐，字祖安（亦作组庵、组安），号慈卫，又号无畏。湖南茶陵人。父亲谭钟麟，官至两广总督，是当时颇有盛名的封疆大吏。谭延闿“聪明颖悟，读书甚勤”，幼习庭训，接受了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7岁就开始读书，11岁学制义方学，13岁即中秀才。谭延闿才气十足，被誉为“非常之才”，翁同龢亦称之为“奇才”。谭延闿与谭嗣同、陈三立等一起被称为“清末三公子”，交往频繁。三人皆风流倜傥，才华横溢，且勇于任事，有一定的革新意识。谭延闿与谭嗣同皆为湖南人，同为督抚之子，两人自小就有交往。他曾珍藏谭嗣同手札多封，并特意作后记加说明，可见他们两人交谊之深。谭延闿对谭嗣同一直充满钦佩和敬仰之情。他说：“复生慷慨喜谈论，意气发舒，见人一长，称之不去口，自谓学佛有得。余于戊戌七月初四过天津与林暾谷饮酒楼间，隔座叹息声曰：‘有君无臣，奈何？’窥之复生也。亟呼入，与暾谷不相识，余为之介，高睨大谈，一座尽倾，明日别去，遂及于难。临刑神采扬扬……。”[]又说：“复生自命学曾子，……及甲午居吾家，余乃得闻其志事，戊戌七月别于天津，遂永诀矣。”[]“复生为李篁仙午丈婿，少从之居鄂。又师瓣茁，蔚庭两先生，有漫古之思，用世之志。薄视时文，不屑为敬，甫午丈督教之，乃自题课本答曰：‘岂有此理’！……此时年十二，同在兰州也。”[]谭嗣同的英气和豪情，特别是谭嗣同舍身变法的精神对谭延闿产生了一定的触动。

与传统的士子一样，谭延闿早年一直在科举场中孜孜以求人生的成功。但是，由于谭延闿在青少年时期南北游徙，对于各地政治和社会有一定的考察，早已萌生了一定的革新政治和革新社会的思想。加之1897年湖南学政江标以新学课士，谭延闿亦开始接触新知新学。学有所得，见识优长，被江标选为该年优贡。1902年谭延闿中举。1904年赴开封会试，中式第一名贡士——俗称“解元”，是湖南200多年来的第一个解元，声名大震。1904年会试中的一道题目是有关新式学堂的，题为：“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孰为最急策。”谭延闿作出了“陶铸国民乃学堂之设的要旨”的响亮回答，表明了他对新学的鲜明态度[]，反映出他当时思想水平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是年5月，谭延闿入京应殿试，赐进士出身，朝考一等第一名，选翰林院庶吉士，跻身于仕途的最高阶梯。[]而此时谭延闿才25岁，可谓是英气勃勃，仕途远大。但是，他眼光犀利，性情不羁，1904年7月到任翰林院后，却随即告假南归，以在籍翰林院庶吉士（后补为翰林院编修）的身份投身新式教育事业，凭借其显赫的家世，加之本人对地方兴革的热心和实力推动，在湖南的地位日高和声望日隆，成为湖南立宪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湖南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1907年夏，谭延闿被推举为湖南“宪政公会”的主要负责人。为了更好地推动全国立宪运动，是年冬，谭延闿与刘人熙、龙璋等30多人联名向清政府递呈《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会请愿书》，要求清政府速设民选议院，召开国会，实行预备立宪。1908年清政府决定在各省设立咨议局，以为中央资政院的基础，在全国各地，咨议局的各项筹备工作随即展开。谭延闿担任湖南咨议局筹备处会办，组织各地议员的选举、会议的议案等工作。湖南咨议局成立后，谭延闿当选为咨议局议长。在湖南咨议局成立大会上，谭延闿在致辞中指出：“咨议局所宜注重之事：一在和衷共济；二在化除畛域；三在言行相顾，而归结于官民合力、去从前上下相隔之弊。”认为“惟公可以去私，惟公可以医隔”。为此，他指出：“官吏与议员所见未必相合也，若其甚不相合者，两方必有一私。非议员之有意迫官，即官吏之轻视民事也。”“公也者，不仅议员所当守，抑亦官所当守也。”他特别强调说：“议员代表全省人民所议，而与人民之利害相反，是不足谓之为舆论，即不得谓之公；若议员所议者而为人民之所利、利于民者，未必不害于官，官乃欲牺牲人民以护其私，是不足谓之公诸舆论，即不得谓之公。”[]在这与咨议局议员罗杰所提出的“本局既为立法机关”，其议员不应“官可亦可，官否亦否”并无二致，表达了为人民力争权益、避免其害的立场。谭延闿在湖南咨议局领袖群伦，以对宪政的热切追求、求真务实的作风，为湖南咨议局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第一次常年会上，一共召开了30次正式会，谭延闿仅请假四次（第十、十二、十六、二十五次正式会因故请假），出勤率达到了86.7％。[]可见其尽职尽责，热心局务。在咨议局第一届年会上，在谭延闿的主持下，先后否决了湖南抚院交议的抽收房捐作为警费案，并审议通过了议员自提、抚院交议的议案共35件，有力地推动了湖南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与发展。

在第二届常年会上，谭延闿领导湖南咨议局与湖南巡抚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特别围绕巡抚杨文鼎未征得咨议局决议通过而私自发行公债票一事，与湖南抚院进行了交锋。同时，谭延闿还是国会请愿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担任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主席，是反对皇族内阁的主将。1911年6月，他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宪友会，后返回湖南组织“湖南宪友会”，任干事。有人言：谭延闿“在湖南，倡导民权，竭力赞助，实开辛亥革命之先河”，[]此虽不无夸张，但谭延闿对立宪运动之热心支持和积极推动是有目共睹的。

黄忠浩，（1858-1911），字泽生，湖南黔阳人。黄自幼接受的也是封建正统教育。1888年举为优贡生，后屡试不第。稍长，颇受当时洋务思想的影响。1895年应湖北巡抚谭继洵邀请到湖北带兵，湖广总督张之洞见黄治军严谨，即派他统领“武靖营”迁驻洪山。[]1897年，湖南巡抚陈宝箴邀他回湘统带“毅字营”，整饬军事。在陈的支持下，黄“另募威字营新军”，[]仿照西法进行训练，器械军火“均用外洋新式”。[]他还与熊希龄、唐才常、陈三立等维新志士结为知己，积极参与维新活动。黄还自任矿师，勘察当地矿藏，并与士绅喻光蓉合伙筹资，开采黔阳金矿、溆浦与沅江等处铅矿。维新运动失败后，黄忠浩受到顽固派的诽谤和弹劾，但因新任巡抚俞廉三上书为他开脱，被免于追究。后黄忠浩得赵尔巽等官员的器重，参与编练新军、兴办矿业等事务。特别是创办沅丰总公司，主持湘西矿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湖南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的发展；他还组织和领导保卫湖南矿、路主权的斗争，有力地维护了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众的利益。而后，除了投身于矿业外，黄忠浩对发展湖南教育非常热心，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黄曾出任湖南西路师范总理。还与龙湛霖、龙璋等一同出资，筹建明德学堂，兼任该学堂校董。旋明德学堂附设速成师范和明德小学，黄继续捐资助之，并兼任明德小学总理。湖南教育总会成立之初，黄忠浩“出力不少，经费赖黄维持”。会长刘人煕离湘后，黄被推为会长，为推动湖南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黄忠浩无疑是当时湖南绅、商、军、学界颇具有声望的新派人物。

1908年7月，为响应张謇等人关于请开国会的通电，由黄忠浩领衔，湖南立宪党人上书清廷，请速开国会。1908年8月，清廷要求各省一年之内成立咨议局，作为预备立宪的重要步骤。湖南咨议局筹办处成立后，黄忠浩以前广西右江镇总兵职衔及在湖南政界、军界、学界、实业界的巨大影响而担任会办一职，积极参与湖南咨议局筹办工作。黄忠浩主持选举调查研究所，负责指导全省各地的选举人调查工作。[]黄忠浩本可以当选咨议局议员，甚至议长，但咨议局章程中规定曾被参革官员不得担任议员，黄忠浩因此无缘当选议员。而后，赵尔巽又函召赴川料理军务，黄出任四川兵备、教练两处总办，兼督练公所参议。在川任职时，仍非常关注咨议局的工作，并对湖南保路保矿运动给予了极大的支持。1909年底，他召集在川湘人组织“旅蜀湘路集股协会”，支援湖南保路运动。1911年春，赵尔巽奉旨调离四川，本已灰心官场的黄忠浩接到谭延闿等人的电请，又一次卸职返回家乡，投身湖南保路运动。1911年6月，他与谭延闿、龙璋等发起成立宪友会湖南支部，还担任湖南另一个主要立宪团体辛亥俱乐部湖南支部的支部长。此一时期，黄忠浩是预备立宪时期湖南重要的立宪党人。不能因为黄忠浩在长沙光复起义中以“曾国藩第二”自居、顽固反对革命被杀而否定其对近代湖南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推动湖南立宪运动的积极贡献。

龙璋（1854—1918），字研仙，别号甓勤，晚号潜叟，长沙府攸县人。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封建官僚世家。其曾祖龙彬为秀才；祖父龙友夔为恩贡生、国子监学正、候选教谕；父亲龙汝霖为举人，曾在山西曲沃、高平，江西安远、铅山等地任知县，后升任直隶州知州；二叔龙溥霖为举人，以候选同知，先后任广西候补知府、署桂林平乐等府知府、泗城府知府，因军功加补用道；三叔为龙湛霖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累官至内阁学士，刑部右待郎，是一代名宦。龙璋本人走的是传统的科举取士道路。他自幼即刻苦研读儒家典籍，才华横溢，22岁乡试中举，名声大噪；中举后，他曾先后七次入京参加会试，但都失意而归，在科举场中追逐功名近20年；1894年以中书改官知县，先后任江苏沭阳、如皋、上元、泰兴、江宁等地知县（记名候选道员），时间长达10余年。1907年因母丧丁忧辞官回籍，以其显赫的家族背景和出仕经历，跻身于湖南著名绅士之列。

龙璋早期走的是科举取士道路，但他的思想并不僵化保守，更未以封建卫道士自居，而是一直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趋向于积极的革新，并积极参与经济、教育、政治等方面的改革，成为晚清时期一个著名的改革家。龙璋很早就有革旧图新之意，曾对洋务运动深表同情和支持。当郭嵩焘因提倡学习西方、发展洋务而备受非难，顽固分子甚至因他出使欧洲归国而斥之为汉奸，羞与为伍，还要焚烧他家的房屋，而龙璋独与之交往，谈话投机，郭嵩焘深有感慨地说：“举世非难，不意于故人子得此英年知己也！”[]戊戌变法运动中，龙璋支持光绪帝厉行变法，并曾屡次上书封疆大吏，要求革新政治。1900年前后，外强心怀叵测，弥天大祸危在旦夕，龙璋心急如焚，试图补救。他曾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张之洞，请他们趁机联合地方督抚迫使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并希望他们不拘于个人得失，厉行革新政治，指出“今日之势，国脉民命，关系匪轻，古大臣厉声彻音，请清君侧，但使志在公忠，原不必拘拘小节。”[]龙璋辞官回籍后，“日求所以救国牅民之道”[]。他利用其显赫的社会地位（龙璋与官府关系密切，曾担任湖南巡抚会议厅参议等职，是颇有影响的上层绅士），积极推动湖南政治变革。当清政府不顾人民的强烈反对、出卖路权时，龙璋起而反对，为推动集股拒债，促成路工，维护路权，不遗余力。他先后发起组织“铁路股东共济会事务所”、“股东发起会”（为五名办事员之一）、“湘路协赞会”等，并刊行《湘路新志》（任主编）、《湘路周报》等杂志，进行保路斗争。同时，龙璋还以湖南商务总会总理的名义领衔呈文湖南巡抚杨文鼎要求实行铁路商办。

在预备立宪运动中，龙璋矢志求索立宪救国救民之路，是湖南立宪运动的骨干力量。1907年夏，龙璋参加了湖南宪政公会，积极推动湖南立宪运动。是年冬，龙璋与谭延闿、刘人熙等人联名上《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要求清政府速开民选议院，开湖南宪政运动之先声。1909年，龙璋参与湖南咨议局的筹备工作，担任议案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在湖南咨议局议员选举中，龙璋当选为正式议员，但随后退出。[]1911年6月辛亥俱乐部湖南支部成立，该会以“促政治改良、谋国利民福”为目的，龙璋加入该会，并被选举为候补常议员。同年7月，龙璋还与谭延闿、易宗夔等人发起组织了宪友会湖南支部。

左学谦（1876－1951），字益斋。长沙县大贤都常家冲棠子湾（属今北山乡）人。左学谦出生于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左兴政以教私塾为生。左学谦自幼随父耕读，后因聪慧、勤奋得族人赏识，附读于左氏家塾。21岁取录为生员。而后，自设馆授徒于左家坝上屋。戊戌维新时期，左学谦激于时势，倾向维新。[]1902年考入湖南公立法政学堂，比较系统地接触到了西方宪政学说，思想有很大的变化。而后，左学谦积极投身地方各项公益事业，推动地方兴革，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影响。自1906年始，左学谦在全省绅商学界组织的抵制美货运动、湖南保路运动等重大事件中，“均能力陈所见，得以崭露头角”[]，表现异常活跃。在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中，豪绅和抚院发生矛盾，巡抚岑春蓂借义粜之名，劝募绅捐，但王先谦、叶德辉、杨巩、孔宪教等为首的豪绅要求开仓平粜，抢到更多谷米，以谋取暴利。双方斗法，此推彼诿，“道士斗法，病人吃亏”。左学谦“当时曾极力斡旋，不得要领。”[]1911年与李达璋等人组织创办“湘路协赞会”，任干事。湖南光复后，左学谦担任湖南参议院议员及湖南民政司次长等职，在民国湖南政治、经济、社会慈善等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

左学谦立宪思想及实践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由于对清廷统治的不满，改革弊政思想强烈。特别是在湖南保路运动中，左学谦对于清政府昏庸腐败、丧权辱国、侵害民众利益的腐朽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改革弊政的思想越发强烈。为“自保利权”，湖南咨议局反对湘路官督商办，要求湘路尽快改归商办，1909年11月（开会期间）就成立了“股东发起会”，左学谦等带头入股，整个湖南也掀起了集股筑路的热潮。特别是左学谦等被湖南咨议局推举前往北京请愿，但碰了一鼻子灰，激起了他的强烈愤慨，对清政府几近绝望，转而积极支持革命了。第二，热衷宪政，是湖南立宪派中颇为活跃的人物。1909年，时年31岁的左学谦在长沙县当选为湖南省咨议局议员。在湖南咨议局，左学谦年轻、资望并不是很高，但却是湖南省咨议局第一届、第二届常年会中比较活跃的人物。他还被推选为湖南省咨议局预算审查委员会。[]审查议案是咨议局最重要的活动，第一届常年会上，专门为每个议案（总共有39个议案交付审查）各设审查长1—2人，设审查员若干人，以进行专门的审议。曾有27人担任议案审查长，左学谦担任过二个以上议案的审查长，还担任了2个议案审查员，表现非常活跃，堪称是咨议局的中坚力量。在对待人民陈请建议方面，左学谦也比较积极，他介绍将胡鼎等30人陈请建议“长沙请阻止外人谋买房屋之请愿”交咨议局审议，并成为最后呈报抚院的两份人民陈请建议之一。在第二届湖南省咨议局常会上，他与周广询一起被推选为湖南省咨议局赴京请愿代表，赴京奔走呼号，极力捍卫湖南利益。他还参加了辛亥俱乐部湖南支部，并被当选为支部候补常议员。左学谦还是长沙地方自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积极参与筹建长沙自治公所、开展地方自治人才培训、发展地方公益事业等活动，为推动长沙地方兴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湖南立宪派正式形成的标志性事件是1907年在杨度直接推动下成立的湖南宪政公会。1907年夏杨度在北京设立“宪政公会”后，积极联络各方建立各地立宪组织，扩大立宪力量。他决定从日本回国，推行自己的立宪主张，发展国内立宪派组织。恰恰在是年10月伯父去世，杨度赴家乡湘潭奔丧。此时，梁焕奎、范旭东正在筹备湖南宪政公会，有意拥杨度为会长。杨度留居湖南期间，与谭延闿等人在长沙组织宪政讲习会湖南分会。12月宪政讲习会湖南分会改名“湖南宪政公会”，杨度为会长。湖南宪政公会后，湖南立宪派更趋活跃。他们广泛联络发动各地立宪派人士，积极投身国会请愿运动，在湖南形成了新一轮立宪浪潮。1908年1月3日，湖南宪政公会在长沙举行欢迎日本前文部大臣、进步党领袖犬养毅临时演说会。[]这无疑是湖南立宪派力量的一次大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