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辛亥革命和立宪运动时期的长沙

三、同盟会成立后长沙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

1905年8月20日，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成立大会上公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任执行部庶务（相当于副总理）。会议正式通过同盟会章程，确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同时成立各省分会，推定各省主盟人。中国民主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同盟会的诞生、发展壮大与湖南革命党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1905年7月30日的筹备会上，与会者70多人，湖南志士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范治焕、曾继梧、余范傅、郭先本、姚越、张夷、陶铬、李峻、周斌、邹毓奇、高兆奎、柳杨谷、柳刚、宋式善、林凤游、郭家伟等20人，超过了1/4。会上，黄兴等“相继演说，咸慷慨陈革命大义”，就革命团体的联合形成了基本共识。华兴会尽管在讨论入盟问题时不无歧见，但除个别成员外，几乎全部加入同盟会，并为骨干成员。在推进同盟会的宣传、组织发动方面，湘籍志士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主动性，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兴担任同盟会庶务，为同盟会的发展重大作出了重大贡献。黄兴、宋教仁等主持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民报》出版，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在《民报》18篇长篇连载文稿中，有4篇是湖南留日学生所撰，这些书稿如陈天华的《中国革命史论》、《狮子吼》、宋教仁的《一千九百零五年露国之革命》、易本羲的《南洋华侨史略》等，振聋发聩，影响深远。同盟会成立之后，湘籍志士还创办了其他许多报刊，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1907年1月，宁调元、陈家鼎、仇亮等创办《汉帜》；1909年8月，焦达峰等创办《湘路警钟》；1911年5月，唐群英等创办《留日女学会杂志》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辛亥革命前后，由湘籍志士创办、担任主编或社长的报刊杂志至少在34种以上，他们为同盟会革命理论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凡此种种，可见湖南籍革命志士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载《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统计，中国同盟会最初三年（1905、1906、1907年），在东京登记的960名会员中，湘籍志士156人，居各省之冠。而长沙籍革命志士加入同盟会员者甚众，包括长沙、善化、宁乡、浏阳在内的长沙籍同盟会会员有39人，占全国的4%，占湖南的25%。其中长沙县有17人，宁乡县15人，占了绝大多数。名单见表5-1。[]这为长沙革命氛围的形成，有效集结革命骨干力量、动员民众参与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对于促进长沙乃至湖南革命形势的高涨也具有重要作用。长沙俨然成为中国中部主要的革命策源地。

表5.1  中国同盟会最初三年（1905、1906、1907年）长沙籍会员名单

序号姓名籍贯序号姓名籍贯

1陶慕尧长沙21文国陶善化

2何震寰长沙22文太炎善化

3史习礼长沙23黄觉生善化

4余范传长沙24童俊宁乡

5柳扬谷长沙25周志伊宁乡

6汤松长沙26廖秉衡宁乡

7柳刚长沙27周邦柱宁乡

8舒翰祥长沙28成巍宁乡

9宋式善长沙29邓恢宇宁乡

10杨宝泰长沙30陈家鼎宁乡

11范治焕长沙31吴超澄宁乡

12林凤游长沙32夏政宁乡

13郭家伟长沙33王邦吉宁乡

14杨笃生长沙34罗英宁乡

15孙吴长沙35周召期宁乡

16郑先声长沙36梅尉南宁乡

17王延祉长沙37王峰宁乡

18罗良铎善化38杨时亮宁乡

19黄兴善化39杨时霖浏阳

20黄昌浚善化

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各地分会也次第建立。长沙作为革命的重要阵地，同盟会组织的设立关系重大。1905年冬，黄兴从东京密函禹之谟，委托他在长沙组建同盟会湖南分会，发展同盟会组织，推销《民报》，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扩大同盟会的影响，并指派陈家鼎前来协助。

禹之谟（1866—1907），别号稽亭，长沙府属湘乡县（今属双峰县）人。禹之谟幼喜读船山遗书，对曾、左、彭、胡多所批评，有“狂生”之称。早年曾入营幕。1894年随军参加中日甲午战争，襄办转运粮秣弹药事务，因功授候选县主簿，辞不受。其后至上海，专心研究实业。1900年在汉口参加自立军活动，事败赴日本，入大阪、东京千代田等工厂学习纺织工艺。在东京，禹之谟阅读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和各国革命史，对华盛顿、拿破仑、玛志尼、林肯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家充满敬意，一直以“师拿破仑，学玛志尼”相期勉[]。1902年，禹之谟携带从日本购买的纺织机回国，在安徽安庆设立阜湘织布厂。次年，禹之谟在湘潭创办毛巾织造厂，从事实业救国；1904年，禹将工厂迁至长沙，并创办实业工场，附设工艺学堂。禹之谟曾创办湘乡旅省中学堂与惟一学堂（今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前身）。禹之谟热心公益，组织活动极强，他被同时推举为湖南学生自治会干事长、湖南商会会董、长沙商会会长、长沙教育会会长等职，在湖南商、学、绅界都具有较大的影响，被公认为“湖南学界、工界、商界之总代表”[]。同时，禹之谟是湖南最早参加参与革命、也最具影响力的革命志士之一。1903年，禹之谟便与黄兴结识，对黄兴的革命主张非常赞同，认为黄兴是“革命中之实践者”。1904年他参加了华兴会，并积极筹划长沙起义。但武装起义事泄而败，黄兴逃亡日本。禹之谟“虽感于克公之行，而志愈坚。次年，移厂长沙，为便鼓吹计也” []，并主动承担起湖南革命领导工作的重任。1905年，长沙善化学生自治会成立，禹之谟被公推为会长。他在学界积极宣传革命，培育革命种子，影响很大。此后一段时间，禹之谟已成为湖南民主革命运动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人。虽然长沙起义失败后湖南革命运动陷入低潮，但湖南仍然保留了一定的革命力量，在禹之谟的周围便活跃着仇亮、仇鳌等一批坚定的革命志士，革命已成为一股不可遏止的潮流。

接到黄兴的来信后，禹之谟为筹组湖南革命组织积极奔走。他“以总理及克公之嘱，极力提倡学校，灌输革命精神，并邀集同志，尽量罗致学界中之优秀者，密组同盟分会。”[]1906年4月19日，禹之谟由易本羲介绍，在长沙加入中国同盟会。禹之谟、陈家鼎、仇鳌、赵缭等人大力宣传革命思想，积极开展组织发动工作，成效很大。由于禹之谟热心兴学，在青年中有很高的威望，一时响应者甚众，长沙振楚学堂、西路公学等很多师生都加入了同盟会，学校有多处革命党人秘密活动的场所。1906年5月，同盟会湖南分会在长沙成立，办事处设在天心阁三楼，禹之谟被推举为第一任负责人。同盟会湖南分会后，“湘中民党由之谟介入会者，颇不乏人，《民报》亦由其一手代理，销路甚盛。”[]禹之谟等人还在学界和市民群众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禹之谟和刘次源、涂珩等革命党人约集各界人士定期开会于长沙天心阁，不遗余力鼓吹革命排满,“在天心阁演说大同会，刊刻传单，物论大骇”[]。禹之谟还曾“登台演说，持刀为誓说‘如不从，已此刀为鉴！’”[]还将“大同会”的传单在省内外各地广为散发，扩大革命影响。禹之谟组织革命党人在小吴门等处“开设酒店贱沽，结欢军人。闻常备军亦有被诱之人” []，争取了不少新军士兵同情和支持革命。为传播革命思想，他与革命党人覃振、樊植等组织《民报》发行网，推销《民报》及其他进步书报，宣传同盟会的革命主张。禹之谟本人“日持革命书刊于茶楼酒肆，逢人施给，悍然不讳”[]。禹之谟还在“湘利黔”所属工厂设立阅览室，备置革命书报，约集青年学生在星期六或星期天到阅览室阅读，并允许其带回学校暗中传阅。与此同时，他们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反清革命斗争。由于禹之谟等人的扎实工作，同盟会成立不足半年时间，湖南的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当时民气伸张与革命暗潮之四布，湘为特盛。”[]

同盟会的成立后，长沙的民主革命也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此一时期，革命书报和新学书籍得到了迅速广泛传播。1907年湖南候补道沈祖燕向北京各处派送调查“逆书”种目，称“近年来革命党人，倡为逆说，编辑成书，甲辰（1904年）之岁，湘中亦遍行流布”，其亲往各处调查，发现各种革命书报“罗列满布者，触手即是”，所谓的“逆书”有41种之多，包括“《瓜分惨祸预言记》、《现世政见之评决》、《支那革命之运动》、《浏阳二杰文集》、《浏阳二杰论》、《中国自由书》、《野蛮之精神》、《并吞中国策》、《最近之满洲》、《新湖南》、《荡虏丛书》、《新民丛报》、《新民汇编》、《新中国》、《黄帝魂》、《革命书》、《猛回头》、《独立吟》、《新小说》、《广长舌》、《清俄之将来》、《支那化成论》、《支那活历史》、《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新广东》、《浙江潮》、《中国魂》、《孙逸仙》、《沈荩》、《热血》”和“《迷津宝筏》、《醒梦歌》、《多少头颅》、《仇满歌》、《警世钟》、《革命军》、《清密史》、《兄弟歌》、《惨世界》、《马前卒》、《自由旗》”。[]可见长沙地区革命党人的革命宣传活动比较深入，卓有成效。这引起了清廷和湖南地方当局的惶恐不安，他们千方百计查禁，以消弭革命势力的影响。

此时，长沙的革命形势与留日学界和全国的革命浪潮交相辉映。同盟会湖南分会成立后，领导的最具有影响力的活动莫过于公葬陈天华和姚宏业两烈士。

湖南留日学生陈天华、姚洪业先后在东京大森湾和上海黄浦江滔海自杀，与日本政府于一九○五年十一月二日颁布所谓《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学校之规程》（即“取缔规程”）直接相关。该规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公、私立学校入学或转学时，必须持有清廷公使馆的介绍书方准入学；中国留学生必须居住学校宿舍；凡因“性行不良”而被开除的中国留学生，各校不得使之复学。这是清政府与日本当局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的措施。中国留学生群情愤激，上书驻日公使杨枢，要求向日本政府交涉，取消该项章程。结果上书请愿无效，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无比愤慨。他们决定以全体罢学归国的行动，抗议日本政府的“取缔规程”。12月4日开始，弘文学院、经纬学堂、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法政大学、成城学校等学校留学生都相继罢学。但当时东京中国留学生分成两派，一派反对罢学归国，主张在日继续完成学业；一派力主罢学归国，在国内自行办学，宋教仁、田桐、胡瑛、秋瑾、刘道一、廖仲恺、姚宏业等属于这一派，他们还先行派人到上海筹办中国公学，以便安置罢学归国学生。正当罢学归国浪潮迅猛发展的时候，12月8日，同盟会的著名革命宣传家、《警世钟》和《猛回头》的作者陈天华，有感于祖国的积弱，又恐中国留日学生罢学归国行动不能一致，反招人耻笑，便写下遗书，劝勉大家“力学爱国”，在横滨大森湾投海自杀。陈天华蹈海自尽，更加激发了中国留日学生罢学归国的决心。不到两个月，归国的达二千多人。形成一股巨大的抗议浪潮。

陈天华，1875生，原名显宿，字星台，又字过庭，别号思黄。新化人。家境贫寒，15岁始，入蒙塾。后得族人周济，乃入资江书院读书。1897年春考入新化求实学堂，在校深受维新思想影响。1900年就读于岳麓书院。1903年获公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在校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同时奋笔著《猛回头》、《警世钟》等书，宣传革命，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影响甚大。同年冬回国，在长沙协助黄兴开展华兴会革命活动，并任《俚语报》编辑。次年秋，华兴会策划长沙起义流产，逃亡日本。1905年在东京与宋教仁等筹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并参加组建同盟会，任会章起草员，担任书记部工作和《民报》撰述员。同年冬在东京参加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发“取缔规则”的斗争，于12月8日愤而投东京大森海湾自杀，以身殉国，时年未满31岁。留《绝命书》万余言，勉励同学“坚韧奉公，力学爱国”，并致留日学生总会一信，要求支持斗争。

姚宏业，1887生，字剑生，号竞生，因仰慕朱洪武、洪秀全，改名洪业。益阳人。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于日本神田之青年会组织路矿学校，首倡保护路矿主权。同年冬，参与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发《取缔清韩留日本学生规划》风潮。陈天华滔海自杀后，姚宏业悲愤欲绝，深感“国民欲有爱国之思想，不可无自立之学校”，于是下定决心回上海与宁调元创办了“中国公学”， 任干事，以宣传爱国救亡为宗旨。由于顽固官绅诬蔑毁谤，层层阻扼，收不到各地筹款，经费拮据，办学归于失败。姚宏业有感于办学环境如此恶劣，而“各地立宪妖说亦日触于身，东京之现象既如彼，内地之悲观又如此”。感慨“半生复仇和反帝与此次归国对外之种种大愿终莫能遂”，[]一时悲愤难遏，且见国事日非，决心以死唤醒民众，乃于1906年3月27日留绝命辞千言，愤而投黄埔江自尽。

陈天华、姚洪业先后忧愤滔海自杀，以死警醒国人。消息传到长沙后，在湖南各阶层爱国群众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长沙、善化两县学生为之震惊而沉浸在一片悲愤之中。湖南革命党人更是愤不能平。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和革命党人覃振、陈家鼎、宁调元等人立即组织各校学生自治会开会商议，“欲乘机号召人心……遂为示威运动计”。[]禹之谟极力主张将陈天华等人葬于岳麓山。为告慰英灵、为了表彰陈、姚二烈士的爱国精神，控诉瞒清王朝的不良统治，激发国人的革命热情，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同盟会湖南分会禹之谟、和陈家鼎、宁调元、覃振等决定举行陈天华和姚宏业两烈士公葬岳麓山活动。而后，禹之谟等人多次开会商议公葬事宜。决定派苏鹏为代表，赴日本东京和上海，运陈、姚两烈士的灵柩回湖南。

1906年5月23日，陈、姚的灵柩运回长沙，禹之谟、宁调元发动省城学生不顾官府阻挠，公葬两烈士于岳麓山，揭开了湖南革命势力与封建统治者正面交锋的序幕。湖南官方百般阻挠，严禁任何形式的公葬集会。长善学务处总监督俞诰庆闻讯后急忙多方阻挠，并亲自到各学堂“训话”，攻击陈、姚主张革命并非爱国，“革命即是造反，造反即是大逆不道。陈、姚因革命而自杀，实为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爹娘所致”。并声言已接到巡抚部院谕示，绝不能听其埋葬岳麓山。俞诰庆还密报湖南最高当局，禹之谟被臬司传讯。面对地方官员的极力压制和破坏，禹之谟丝毫不为所动，态度异常坚决。他愤然对臬司说：“今台湾、胶州、广州（湾）、大连等地皆为外人所占领不惜，独以中国人葬中国一抔土反不能容呼？！”[]臬司亦无可辩驳。5月29日，陈、姚葬礼正式举行。是日，包括广益学堂、明德学堂及长沙各校学生全体出动，长沙公私立学校教职员工及各界群众一万余人也参加到送葬队伍中。送葬队伍分两大队从长沙城内出发，分别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过江前往岳麓山，队伍绵亘十余里。送葬队伍身穿缟素，手执白旗，高唱挽歌，哀声动地，声势浩大，仪仗庄严。时值盛夏，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遥望岳麓山，“全山为之缟素”。公葬行动轰动全城，观者路塞。禹之谟追悼大会上发表的演说“极为动人，听者悲愤万状，群众高呼，革命声势惊天动地”[]。禹之谟口称“倘若有人出头阻葬，定以白刃从事”[]，他身上“短衣大冠，负长刀部勒指挥，执绋约万计，皆步伐无差，观者倾城塞路”[]。很多群众高举带政治标语性质的旗帜和挽联祭幛走在前面，送葬队伍的最前面是禹之谟亲自写的挽联：“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事，应首湖南，志士竟捐躯，双棺得赎湖南罪；兼夷狄成汉族，奴夷狄不成汉族，痛满酋入关，乃亡汉族，国民不畏死，一举伸张汉族威。”[]革命党人沿途散发了许多有关反满革命的传单和小册子。禹之谟向群众悲愤地演说陈、姚二烈士的生平事迹，参加送葬的民众，无不为之动容，民气为之大振，把守渡口拦阻灵柩通过的军警林立，见状也不敢干涉。

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事件，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爱国群众的革命热情，湖南民主革命形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这就很自然地引起了湖南地方封建政权的恐慌与忌恨，多方阻挠破坏。“以为民气伸张至此，殊予政府及官绅不利，非严加制裁，不足以杜绝祸根”[]。湖南巡抚庞鸿书坐立不安，责成长沙和善化两县学务处总监督的俞诰庆严加管束。就在公葬陈、姚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由长善学务处总监督俞诰庆出面指使军警逮捕了十余名参加竖碑工作而迟归的学生，并扬言要取缔一切“非法行为”。面对官府的高压政策以及严峻的斗争形势，禹之谟没有妥协退让。为了营救被捕学生，打击俞诰庆的嚣张气焰，就在青年学生被捕的第二天晚上，学生们密切注视俞诰庆的行踪。6月19日晚上，俞诰庆正在樊西巷一家妓院嫖宿，被学生当场抓获。愤怒的学生们将他和妓女春苔一同押解到药王街镜中天照相馆，将俞诰庆送给春苔的“十分春色无人管，一径苔痕带雨青”的对联挂于两旁，并将俞“黥其面，裸其体，拍其照于土娼胯下”，以叱其无耻。随后，禹之谟主持在濂溪阁召开了有五六百人参加的公审大会。俞诰庆只得俯首认罪，并答应立即释放在押学生，彻底打落了这个满口“正心诚意”的衣冠禽兽的威风。

公葬陈、姚与痛惩俞诰庆事件，是同盟会湖南分会成立后领导的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对清政府的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也是湖南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的一次正面交锋，极大地唤醒民众，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斗志。毛泽东称公葬陈、姚事件是“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并指出：“这次毕竟将陈姚葬好，官府也忍气吞声，莫可谁何。湖南的士气，在这时候，几如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

禹之谟主持公葬陈、姚两烈士和惩处俞诰庆以后，俞诰庆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清朝湖南当局更是视其为危险人物，指使地方劣绅出面，取缔了学生自治会，另行组织“湘学会”。禹之谟不能在长沙安身，回到湘乡。6月30日，禹之谟因湘乡驻省中学经济困窘，而原拟议定提取县城畅远盐行所收食盐附加税作为办学经费又没有着落，遂率领湘乡驻省中学学生100余人至湘乡县署见知县陶福曾，他代表全体学生言辞责难，要求严惩盐商拒交盐税的不法行为，确保学校办学经费。禹之谟组织学生开展正义斗争，反动官吏对此极为恼怒。陶福曾等人对禹之谟更是恨之入骨，立即向湖南巡抚庞鸿书控告禹之谟聚众塞署“闹事”。庞鸿书接到陶的指控后，决定以“率众塞署”罪逮捕禹之谟。本来，禹之谟完全有机会躲避他处，牧师黄吉亭表示愿意帮忙脱离险境，但他坚定地表示：“余之躯，久已看空，何惧为？吾辈为国家、为社会死，义也；各国改革，孰不流血？吾当为前躯”。[]1906年6月10日，根据湖南巡抚庞鸿书及臬司庄赓良等的密令，长、善两县令率兵于长沙“湘利黔”织布厂将禹之谟抓捕，投入善化县监狱。禹之谟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湖南商学各界向庞鸿书投书、向其施压，并积极为他申辩营救，民众对禹之谟被捕也表示不满。当局不敢公开审讯，禁止禹之谟与外面通信，不许任何人探监。鉴于禹之谟在长沙的巨大影响，8月25日，湖南省政当局将禹之谟移监于常德，后转移到湘西靖州。

靖州知州、酷吏金蓉镜负责承审此案。从禹之谟1906年8月10日被捕到遇难的4个多月时间里，为了从禹之谟口中得到革命党人的内情，以及新的足以处死禹之谟的“罪证”，金蓉镜对禹之谟严刑逼供，无所不用其极。禹之谟在狱中遭到清吏惨无人道的折磨，但始终表现了革命者视死如归的气概。有一人想让禹之谟少受点折磨，就将毒药放入煮好的饭菜里，送给他吃，他说，“大丈夫当光明磊落，行刑法场，使观者睹其状相，传述国民，得鉴于官吏之残酷，各自厉其志，以图进行。是我一人死而全此亿万之人生也，吾不为苟死。”禹之谟已将生命置之度外，人虽在狱中，但他仍然惦记着湖南的革命事业，深感“捕拿入狱，不遂我杀身之志；幽居无聊，又不能尽建设之义务，恨何如之！”[]他殷切寄望于青年学生：“吾辈可为清廷之囚犯，不可为自治会之罪人。……以百折不回之气概，振刷精神，整齐秩序，力求进步，毋少退让”。湖南官方原以为通过严刑拷打，逼迫禹之谟供出革命同志以图一网打尽，然而种种惨酷手段对这位坚贞不屈的革命者不仅不产生任何效果，反而引起省内外各界爱国革命人士的愤慨，加之1906年12月4日爆发的萍浏醴起义对湖南地方封建统治秩序的巨大冲击，湖南当局慑于禹之谟崇高的革命声威和巨大的影响力，决定于将禹之谟加以绞杀，以免后患。

1907年2月6日凌晨，禹之谟被绞杀靖州西门外。就义前，他断指写下致全国同胞书，谓“身虽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躯壳死耳，我志长存。同胞！同胞！其善为死所，宁可牛马其身而死，甚毋奴隶其心而生！前途莽莽，死者已矣，存者诚可哀也，我同胞其图之。”禹之谟在临刑之前大声质问酷吏金蓉镜:“我要流血,为何绞之?辜负我满腔心事矣!”金蓉镜说:“尔辈素讲流血，今日偏不把你流血，何如?”禹之谟笑言：“好！好！免得赤血污坏。”[]。接着高呼：“禹之谟为救中国而死，救四万万人而死!”[]其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和英雄豪情，可惊天地，泣鬼神。禹之谟被捕及遇害后，湖南辛亥革命运动的火种不仅没有被统治者的高压手段所扑灭，反而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而越烧越旺。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把武装起义提上了议事日程，派遣革命党人潜回国内，发展革命组织，组织武装力量，促成国内革命。宋教仁、白逾桓赴关东，刘彦、仇鳌等人赴直、奉、吉三省，秋瑾回江浙，欧极乐、乔宜斋等往武汉，或运动军队，或运动会党等反清武装，组织武装起义队伍。1906年春，黄兴派遣刘道一、蔡绍南、彭邦栋、覃振、成邦杰等人回国返乡，“运动军队，重整会党”，筹备大规模武装起义。

刘道一(1884—1906)，长沙府属湘潭县人。1904年2月在长沙参加华兴会，与黄兴等联络会党，准备发动武装起义。3月赴日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书记、干事等职，表现极为活跃。次年秋，刘道一受同盟会派遣归国，与蔡绍南等准备运动新军与会党起义。

黄兴、刘道一等人极为重视会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并谋求改造会党，使之纳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刘道一认为长沙起义之所以失败与会党力量涣散有很大关系，于是他着重研究会党各派的不同特点及其联络的不同方法，“不数月而大通”[]。刘道一等返国运动会党前，黄兴“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尤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将来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又说：“革命军发难，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否则亦必会党发难，军队急为响应之，以会党缺乏饷械，且少军队训练，难于持久故也，且甲辰一役，会党分为五路，势远力涣，遣调不灵，疏忽致败。今欲规取省城,宜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之萍浏醴各县，与运动成熟军队联合，方可举事。”[]

萍乡、醴陵、浏阳三县为湘赣两省交界地区，向来是哥老会的别支——洪江会会众聚集的渊薮。自1904年秋华兴会在长沙发动起义失败，洪江会首领马福益被害后，洪江会会众更加痛恨清政府。马福益的余部在萧克昌、龚春台等人的领导下，转战浏阳、萍乡等地，发誓为马报仇。有些地方已经喊出了“杀鞑子”、“官逼民反”、“挖富济贫”的口号。萧克昌、李錡在安源煤矿联络矿工数千人，龚春台在浏阳、醴陵一带继续发动会众，都等待时机，图谋再举。1905年底，魏宗铨从日本回国，回到家乡萍乡，与会首龚春台联络，以“灭满兴汉”为宗旨，设立秘密机关，准备起事。1906年春夏之间，长江中下游阴雨连绵，洪水横溢，湘赣交界的萍浏醴地区灾情严重，饥民乏食，导致人心浮动。当地官僚豪绅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米价，使广大农民和矿工苦不堪言，纷纷投入会党，酝酿反清起义。革命派审时度势，决定乘机发动会党大举。

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奉黄兴之命赶赴湖南，他们化装成富商，前往萍乡、上栗一带调查哥老会情况，通过革命党人禹之谟（时已被捕）的学生魏宗铨，联络萍浏醴一带会党首领。在魏宗铨介绍下，结识龚春台，向他宣传同盟会的革命思想和政治纲领，龚春台欣然接受，“并邀得萍浏醴各地哥老会头目与刘、蔡会晤”[]。刘道一、蔡绍南等反复宣传，“这次的革命是国民革命，而非古代的英雄革命，所以革命的目的在求全民族之自由解放，而非为个人争王争帝。”“会党受其感化，益奋发鼓舞”，会党各派被纳入同盟会轨道。[]龚春台为首的哥老会及武教师会（哥老会别支）接受了蔡绍南的主张，将哥老会一律改你“六龙山洪江会”，推龚春台为大哥，入会誓词曰“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当地各路会党亦大多接受了同盟会的反清思想。起义的条件逐渐成熟。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刘道一邀集蒋翊武、龚春台、刘重、刘崧衡等人在长沙水陆洲的一只船上秘密聚会,“到三十八人”[]。会上，刘道一传达了黄兴的指示，分析了当时湘、赣境内军学各界及会党情况，认为官佐中多学生出身，而官兵中不乏会党，应贯彻“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的方针。经反复讨论，“姑就次策言之，使以会党万人，组成整齐军队，发难于浏醴，而直扑长沙，各军队能反戈相应，占据省垣重地，军装局既为我有，党军得补充而训练之，并择精明强干之会党，为便衣敢死队，以手枪、炸弹扰害外来敌军后方”[]，然后光复全省，扩展到全国，可无失败之虞。并决定分别运动新军和会党，“约于阴历十二月底清吏封印时举事。”[]本次会议确定了起义的指导思想、策略方针、具体步骤和起义时间、地点等重大问题。而后，蔡绍南回萍乡上栗市原籍、继续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刘道一则留驻长沙，掌握起义全局，负责与同盟会总部的联络工作。

1906年7月，蔡绍南与龚春台、魏宗铨邀集萍、浏、醴各路会党首领百余人举行萍乡慧历寺会议，具体讨论武装起义的进行办法。决定以洪江会为基础统一洪福会、武教师会等各分散团体[]，统称“六龙山洪江会”，举行开山堂大典，推举龚春台为大哥。并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下设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为“内八堂”，又设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码头官为“外八堂”，基层还有红旗、跑风等职。与会者饮酒宣誓，“尊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就武装起义的具体进行办法，会议决定：余为璜、邓坤在高家台附近秘密赶造火药等军械，魏宗铭紧急筹措银5000两购买军事装备，胡友堂、邓廷保等联络哥老会大头目冯乃古以及洪福会首领姜守旦，蔡绍南、魏宗铨前往上海联络，并拟往日本“谒孙中山先生，报告组织经过，要求接济新式军械，请示举义具体日期”[]。会议还宣布遵奉孙中山先生的命令，组织革命机关，以备驱策。洪江会发展迅速，不数月间，已经蔓延到萍乡、宜春、分宜、万载、浏阳、醴陵数县。洪江会设在麻石的机关为会党的大本营，常驻会员有二三千人。

蔡、魏离湘后，萍浏醴地区群众的反清活动日益扩大。萍、浏、醴三县交界处的麻石等人心汹涌。麻石中秋佳节的庙会，聚众达万人，人群喧嚷，谣言纷起。加入了洪江会的慧历寺僧人也假托神言，向香客们暗示：“天下即将大乱，将有英雄铲富济贫”，甚至直言：“洪江会即日起事。”当地土豪劣绅的惊恐万分，他们出而“呈请官厅剿办”。萍、浏、醴3县巡防营联合出兵，进攻麻石，会党猝不及防，不战而散，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奇牺牲，接着又有几名会党首领遇难。麻石之变，使起义形势急转直下。龚春台便急电上海，请蔡、魏两人急速返湘。蔡、魏回到湖南以后，又赶到萍乡上栗市，与龚春台等于12月3日在高家台召集各路码头官举行紧急会议，商讨起义的时间问题，但意见不一。龚春台、蔡绍南等多数人认为“军械不足，主稍缓以待外援”；各码头官（哥老会各地区首领）则认为应“乘清军尚无准备之时，急速发动”。两方各坚持己见，直至天晓仍无结果。而洪江会激进分子廖叔宝却不待会议结果，即跑到麻石聚众二、三千人，于12月4日凌晨，高举“汉”字旗，首先发难。事已至此，蔡、龚、魏等只得立即宣布起义，并约浏阳洪福会首领姜守旦、普迹哥老会首领冯乃古同时举兵响应。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就在这仓卒之中，于1906年12月4日正式爆发了。廖叔宝很快攻占麻石，并占领了浏阳县属之高家头。次日，起义军占领金刚头及萍乡县属之高家台。12月6日，麻石起义军以萍乡高家台会众为主力，共2万多人，分三路攻入上栗市。洪江会首领义军占领上栗市后，进行了整编，定名为“中华民国革命军南军先锋队”。龚任都督，以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栓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都粮司，廖叔保为前营统带，沈益古为后营统带。起义队伍打出了“中华国民军”的旗帜，发表了《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历数清廷卖国殃民十大罪状，号召“破数千年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国”，“使地权与民平均”。檄文称“当知本督师只为同胞谋幸福起见，毫无帝王思想存于其间，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者所比。本督师于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除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贫苦农民、安源矿工和部分防营兵勇纷纷加入义军，“不数日而集众数万人，蔓延数县之地”。孙中山、黄兴等闻讯后，急派胡瑛、宁调元、孙毓筠、杨卓林、段书云、权道涵、廖德璠、李发群等到苏、皖、赣、湘、鄂等省发动起义，以图响应。义旗所指，云集响应，不数日，起义遍及萍乡、浏阳、醴陵、宜春、万载、修水、衡山、湘潭、平江等10多个县，起义队伍包括安源地区一部分煤矿工人和醴陵及浏阳的贫苦农民、手工业者，总数达30,000多人，起义声势浩大。浏阳等地是萍浏醴起义的主要战场，湖南会党参与起义人数之多、斗争之坚决、影响之大，在萍浏醴起义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浏阳是同盟会和会党活动比较集中的地区，浏阳一带主要有三股力量，即浏南的龚春台、浏东的姜守旦，普迹的冯乃古，各拥众“数千人”。起义总指挥是龚春台，另一支偏师是洪福会首领姜守旦，龚、姜两人在浏阳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浏阳义军人数较多。在萍浏醴起义总数为36,000人的义军中，浏阳县境这三股义军的人数约在18，000人左右。[]属于龚春台在浏南的部众有五、六千人，他从高家台打到上栗市，又从上栗市转战浏阳县，醴陵和萍乡的一部分会众亦跟随作战，起义队伍扩大到万人以上，并一直是起义的主力。

起义不久，浏阳南门对河南市街有会众数千人正听候遣调，12月7日，以姜守旦为首的另一支哥老会起义亦宣布起义响应。起义队伍自称“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打出“洪福齐天”的旗号，宣称不受龚春台所部义军约束，并另发布起义檄文。该檄文有1000字左右，有种族复仇起义和比较浓厚的封建观念，与龚春台的洪江会起义军在思想上、纲领上有很大分歧。龚春台闻讯决定挺进浏阳，与姜守旦部会合，以图进展。12月8日，龚春台率义军主力攻占浏阳文家市，并在文家市团防局整军誓师，然后分左、右两路军向浏阳县城进发。左路由蔡绍南率领，经澄潭江到达枫林铺，长驱直入；右路由龚、魏率领，经山枣潭，到达大圣庙，汇集了曾广皇的部分军队，即在大圣庙戏台祭旗誓师，出吾田市，然后在枫林铺与左路军会师。两路会合后，直指县城，途中与清兵先后接战于牛石岭、南流桥。沿途有浏阳金刚头、醴陵官寮、潼塘、板杉铺等地会党首领各集数百或二三千人加入起义大军。起义队伍进至浏阳城南的南市街，遭遇到驻浏阳巡防队管带梁国桢率部袭击。龚春台见时已黄昏，不敢恋战，便率军退走牛石岭。梁军复追至枫林铺，亦未敢贸然前行。因天色已晚，梁国桢决定率部回驻浏阳城外南市街。龚春台获悉后，迅速率领部队尾追，将梁部包围，重创清军。正酣战中，正在此地领队镇压义军的清军徐振岱部前来解围，义军陈绍庄受伤。梁国桢部与徐军共同退回浏阳城内。龚春台率起义队伍驻南市街，与清军呈对峙之势。

萍浏醴起义爆发后，湖南巡抚岑春蓂饬长沙、善化两县整顿团练，清查户口，以固省城。[]并组织湖南各地力量，全力组织清剿起义会众。清政府也急饬两江总督张之洞、湖广总督端方、湖南巡抚岑春蓂调集清军五万人，前往镇压。起义形势非常严峻。醴陵、萍乡义军都因寡不敌众，先后失败。清军乃集中兵力于浏阳。12月11日，清军乘夜突袭驻扎在南市街的龚春台、蔡绍南部义军，义军猝未及防，再次退守牛石岭。适逢上栗市余众开到，义军人数大增。此时，清军不过数百人，知不能敌，遂改变策略，散至近旁竹山，用枪射击。酣战之中，清军子弹击中义军火药堆放地，引起剧烈爆炸，义军惨死数十人，余众惊窜。清军乘机猛攻，一路掩杀，义军溃败，邓廷保等人死难，龚春台、蔡绍南化装遁走。两人潜往普迹冯乃古处，不幸蔡绍南在途中被捕牺牲，而冯乃古早在起事之前已被清军诱杀，龚春台只得转入地下，潜往长沙，直到辛亥长沙起义时才又出现。

姜守旦率部在浏阳永和市举义后，与清军展开激战，积极配合龚春台部的行动。浏阳县令费小湘令巡房营蒋兴桂率队前来进剿，义军投掷大桶火药，烧死清军数人，但因外围义军作战不利，被迫退走大光洞休整。12月8日，姜守旦闻知龚春台开始攻打浏阳，遂结集大旗山、大光洞、九鸡洞等地会众约万余人军挥师西下，进攻浏阳县城。起义会众在浏阳战场东、西两路夹攻县城，清兵闻风丧胆。但姜守旦比较迷信，进庙求神问卜，以此决定何时攻城，以至坐失时机，清军得以从容调兵布阵。12月9日姜守旦依占卜时定的戌时（晚七点）才指挥队伍进攻浏阳城，在洗药桥与清军大战，作战失利，退守大溪山的天岩寨，仅剩两千余人。姜守旦整顿余部，在山寨设立将台一座，借毛氏祠藏火药军械，以图再起。梁国桢部摔队围剿，追踪北上，常备军队官王正宇、夏正魁分路合剿，义军死数十人。姜守旦率部返回大光洞，计划北上平江走岳阳出省，以图在起。12月20日，因迷路误走沙铺，平江巡房营统领陶廷梁带兵截击。清军首尾夹击，义军被清军打散，几乎全军覆没，姜守旦受伤，只身逃入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县），后不知所终。

浏阳各地的义军起义此起彼伏，相互呼应。浏阳西乡棖冲市亦有义军千余人聚众起事。驻浏阳巡防队管带梁国桢率军分两路夹击，义军败散。

由于起义军没有形成一个坚强领导核心，旗号各异，加之敌我力量悬殊，虽苦战经月，接战二十余阵，终被清军各个击破。各路义军失败后，数万清军分驻萍、浏、醴三县各地，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清乡，总计被杀害的革命党和义军将士及其亲属不下万人。革命力量受到了巨大打击。

萍浏醴起义爆发的时候，刘道一正在衡山，闻讯后即赶到长沙，准备发动新军举旗响应，不幸被清军逮捕，于12月31日在长沙浏阳门外就义。其未婚妻曹庄时在城内周氏家垫（后改名周南女校）读书，闻此噩耗，不胜悲恸，即在学校宿舍自缢而死。

蔡绍南、魏宗铨、杨卓林等人亦先后被捕牺牲。还有肖克昌、廖叔保、李金奇、许学生、邓坪坤、龙仁杰、邓廷保、冯乃古、胡友堂、万木匠、王霭廷、李堂彬、陈仁初、饶有寿、沈益古等著名会党领袖和革命党人牺牲。同盟会派遣回国响应起义人员多被通缉。胡瑛、孙毓筠、段书云、权道涵等被捕，后被终身监禁。宁调元在岳阳被捕，在长沙狱中监禁三年。

萍浏醴起义失败和刘道一牺牲的消息传到日本，其兄刘揆一与黄兴哀恸至极，泪如雨下，黄兴在悼念刘道一的诗中哀伤地写道：“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土，万方多难立苍茫！”[]孙中山亦送挽诗一首，表示深切哀悼：“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起义是以长沙地区特别是浏阳会党为主力而英勇展开的，大批长沙籍的革命党人和群众投身其间，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近代长沙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起义失败后，同盟会湖南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一时无法开展活动。长沙民主革命亦陷入低潮。但是，革命党人并未放弃斗争，宁调元在长沙狱中监禁期间，继续与革命同志联系，敦促革命党人尽快重组同盟会支部、继续开展反清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