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20世纪初年长沙开埠与长沙近代化的发展

第四节  20世纪初年长沙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初年，特别是1904年开埠后，长沙的经济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长沙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其经济中心的地位也得到了确立。这不仅促进了长沙商业的繁荣，而且使长沙城市的近代化特征更加明显。

一、长沙城市的扩大和空间结构的进一步变化

长沙开埠后近代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长沙空间的进一步扩大和空间结构的进一步演变。如果说，戊戌前后长沙城内那种政治功能支配城市建设和布局的现象开始受到冲击，那末，长沙开埠后，长沙城市空间布局的的近代化特征则表现得更加明显。长沙开埠及其此后的经济发展对长沙城市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长沙开埠后，通商口岸租界的设定，领事、海关等机构的设立，以及外国洋行的开设扩大了长沙城区的范围，改变了长沙城区的空间结构。《长沙通商口岸租界章程》规定：“长沙通商租界，定于省城北门外，所有应需地段，南以城为界，东以定修之铁路至新码头为界，北以浏渭河（浏阳河的另一名称——引者注）、西以湘江为界。”[]这片区域“袤长六七里,宽方二三里不等”，原来大都是“地处低洼”，“水潦辄至淹溢”之地，少有居民，更无街道商铺。开埠后，湖南省巡抚部院奏请在通商口岸租界区进行筑路、修建码头、建设桥闸、修浚沟渠等工程。并计划“建造新关、邮局、税司、公馆、理船厅、住所验货钤字插手各种寓所”。[]虽然以后海关、银行、巡捕衙门并没有设在北门外的租界内，但一些外国领事馆和许多外国教堂都设立在租界内，一些外国公司也纷纷开设在北门外的租界内。如日本领事馆就设在北门外的平浪宫；美国美孚公司的石油码头和仓库设在北门外浏阳河口的落刀嘴。这样北门外改变了以前那种荒凉的境况，开始出现了码头、马路、街道和商号。同时通商口岸租界也设立了工部局和巡捕衙等管理租界内工程和治安事宜的机构。根据当时与日本、英国签订的新的商约的规定，“长沙虽系约开口岸，而详绎原约，工程巡捕可由华官自办”，而在《长沙通商口岸租界章程》中明确规定：“所有工程、巡捕各事宜及各项章程，由本省大宪请税务司与监督会商办理。”[]因此，长沙北门城外的租界区在20世纪初已经成为由湖南巡抚部院进行特殊管理的长沙城市的一部分。而且这一区域作为一个通商租界区，没有众多衙门官署组成的政治中心，也没有对市民行为实行控制的城墙、城门，形成了一个与中国传统城市迥异的城市空间。另外，外国领事馆、教堂、洋行等还纷纷到湘江中的水陆洲购、租地基，建造房屋，作为办公、居住和文体娱乐之用。水陆洲上有长沙海关的公馆、英国和美国的领事馆、外国领事官、传教士和商人建造的住宅等。因此，水陆洲实际上成为了不是租界的“租界”，同时，也使水陆洲成为隔江相对的长沙城区的一部分。甚至湘江西岸的溁湾市、岳麓山也开始城市化。

第二，开埠后长沙外贸中心和航运中心地位的确立，也改变了长沙的商业地位，从而使长沙的商业活动更加活跃，并形成了新的商业区。开埠前，长沙的商业地位低于湘潭，其商业区也局限于西门内的坡子街、太平街、西长街一带。开埠后，长沙的商业地位迅速超过湘潭，不仅成为当时湖南省的外贸中心和航运中心，而且也成为湖南的商业中心。《长沙通商口岸租界章程》适应外轮和外商大量涌入长沙的具体情况规定：“租界以外沿河地段，原不准租用。兹因长沙通商租界内沿河一带，目前与轮商贸易尚未便利，特议于关章所定起下货物处之沿河地段，即自永州码头起，下至西门鱼码头止，准各轮商指明租用。”[]于是大量外国轮船公司和外国贸易公司相继在上自永州码头（约在今湘江大道人民西路路口），下至大西门鱼码头（约今橘子洲大桥东桥头附近）1里多长的范围内修建码头、货场、仓库、商号等。如英国的太古洋行及其太古码头、怡和洋行及其码头、日本的日清洋行及其日清码头、美国的美孚公司等都设在这一地段。有的甚至超出了此规定范围，“逐渐蔓延至南门外一带，及城内地方”。[]1913年外国在长沙的洋行共28家，其中大部分设立在大、小西门和太平街一带。除外国轮、商公司外，本省的官、民营轮船公司贸易公司也在大、小西门外建造码头、设立货栈库房和商号等。如两湖轮船局、招商局、开济轮船公司都在长沙城西门外的湘江边建有码头和商业用房。据当时长沙关税务司夏士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写的《光绪三十年长沙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所载：“查省会商务辐辏之处，悉在西城内外，即沿门（原文如此，当为“江”字之误）一带。原系铺户、船户群居之地。望衡对宇，万商云集。是以洋商各轮船公司早经在此买得地基，设立货栈，因此遂将新关及官银号、会审堂、巡捕衙皆设于此。”[]可见，除外国轮商公司大都设在此处外，长沙海关及其银行、会审堂、巡抚衙都设在此处，长沙海关就设在金家码头与大西门码头之间（今湘江大道解放西路口）。[]这样，西门外的湘江东岸成为了长沙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地方日臻繁盛,商贾辐辏,帆船络绎”。在南门与西门外沿江地段很快形成一条以货运、堆栈为主的商业区，南来北往的大宗商品如进口的纺织品、日用百货；出口的粮食、茶叶等都于此集散。尤其是小西门一带,“自设立新关以来，每日闭城门必较各城门约迟三四点钟。” [] 新的商业区的形成，对长沙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三，长沙开埠后，其商业地位的提升、人口的增加等因素促进了长沙商业贸易的发展，也促使城市原有商业区域的发展和演变。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从小西门沿着太平街、药王街到司门口、八角亭一带形成了长沙城市商业区的雏形。长沙开埠后，这一商业区更加繁荣，并且大大地扩展，市内商业中心区开始形成，这一商业中心区从太平街、药王街、到八角亭、司门口、红牌楼（今黄兴路步行街育英街口到苏家巷口一段）、南正街（今黄兴路步行街苏家巷以南段）、坡子街、臬后街（今解放西路一带）连成一片。在这片商业区内，各行各业打破了新设店必须间隔“上七下八家”的陈规陋习，同行业中较大商户鳞次栉比的现象较为普遍。同业常集中在一条街上，形成了数十条经营同一类商品又各具特色的商业街市。这既为招徕顾客，也有利于同行业的合作竞争。如粮行米厂集中在草潮门一带，油盐花纱号多设大西门，鞭炮土布庄分布在太平街，绸布店盘踞在八角亭，书局集中在南阳街，土果行主要设在下河街一带，衣庄以走马楼最为有名，皮货店多设在白马巷，油鞋店集中在化龙池，雨伞店以老照壁较集中，木器荟萃于皇仓街，铜器店聚集于铜铺街，荒货集散于藩城堤等。这些都是闻名全省的专业街，外地顾客都慕名来访，专往这些商业街采购或谈生意。在长沙城的商业中心区内，不仅有传统的商品店铺，而且开始出现了许多经营外来商品的商号。宣统元年（1909年），长沙已有苏广洋货号40余家，以后发展成主销舶来品的洋货号。[]值得注意的是，位于长沙城西南的这一商业中心区，经过大小西门与西门外的沿江新兴商业区连成了一体，形成了既有内外贸易、又有货物仓储；既有批发业务，也有零售买卖；既有洋货销售，又有土货经营的综合性商业区。而且这一片商业区已经取代原来城北的省府官署衙门驻地，成为了长沙城市的中心区域。这反映了长沙城市经济功能的进一步强化。

第四，清末新政中兴办实业的热潮，使长沙城市增加了不少近代工厂，一些重要的工厂大都设立于南门外六铺街一带，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维新运动时期已经初步形成的南城外工业区。维新运动中创办的湘裕炼矿公司、大成炼矿公司、宝善成公司发电厂（南厂）等都设在南门外临江一带，而南门外的灵官渡则成为装卸矿砂的码头。20世纪初年创办的华昌炼锑公司、黑铅锌炼厂、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的发电厂、麓山玻璃公司等工厂都设在南门外的西湖桥、灵官渡、六铺街一带，这使南门外的新兴工业区更加兴旺。时人对华昌炼锑公司厂区的景象进行了如下的描述：“长沙总公司事务所以下，分设冶炼、化验、水电修理、翻砂、航运诸部。机构复杂，组织庞大。全部员工达数万余人。省垣城南一带，机声喧扰，烟囱林立，厂房屋舍，鳞次栉比；湘江沿岸，火轮电艇，络绎于途。无非皆华昌所有。情况之盛，规模之大，可见一斑。”[]由此可见华昌公司厂区规模之大，也可以看出当时南门外工厂区繁华兴旺的景象。这一工业区的扩展，不仅扩大了长沙城市的面积，而且对长沙城市空间结构布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五，粤汉铁路长株段的修建，对长沙城市规模的扩大，以及长沙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粤汉铁路从1896年商定修建以来，湖南省各级官府对湖南境内的线路走向已经有所考虑。在1904年长沙开埠前，就已经确定粤汉铁路从长沙城的东边经过。在《长沙通商口岸租界章程》中就规定长沙通商租界“东以定修之铁路至新码头为界”。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1908年1月），湖南粤汉铁路公司为修建长株段设立了“长善购地公所”，开办长株线的购地工作，共购地43,909亩。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1908年12月），在长沙北门外破土动工，到宣统十二月十九日（1911年1月19日）长株段全线开通。粤汉铁路长株段在长沙和善化两县境内设有三个车站，即新河站、长东站、大托铺站。铁路以新河站为起点，经留芳岭（今火车北站），沿着长沙东城墙南行，过经武门、小吴门（东门）、浏阳门（东兴门）、天心阁，过白沙井，然后向西南折向湘江南行，过大托铺往株洲。长东站是长、善两县主要的客运站，设在小吴门与浏阳门之间（今五一路和芙蓉路交叉路口）。而长沙到株洲列车的起点站是在新河站。在长株段兴建过程中，时任湖南粤汉铁路公司议绅的湖南商会总理陈文玮主持修建了新河站。新河站从宣统元年秋动工修建，历经年余竣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一日（1911年1月11日）正式投入使用。[]该站占地百亩，铺设道轨20余股，建有站屋、修理厂、机车房、转盘、水塔、储煤库以及各种办公用房，为机车、车辆集合场所。所有货物，也是由新河站吞吐。在建设新河站的同时，又在留芳岭一带建设了长沙北站（又称老北站），利用此站堆放货物与材料。每次列车或机车路过此站，都要停留1—2分，以接洽事务。宣统三年（1911年），在北站以北约一公里处又修建了一个临时性车站，被称为“新北站”。在该站铺设了串线1股，连同正线共2股；建有长160英尺，宽8英尺的临时性月台一座，未建站房。粤汉铁路长岳段修成通车后，新北站被取消，新河站搬迁至老北站扩建成为现在的长沙北站。1913年，又在长东站建设了站房等设施。[]这样，在长沙东城外铁路沿线，形成了一片新城区。在这片新城区里，布满着铁路线路及其设施、车站站房月台、库房货场、水塔煤库、修理厂房等。同时，围绕着铁路运输，东城外也修建了马路、建起了住宅、市场和其他服务配套设施。如1911年浏阳门外的巴巴街（今复兴街）就形成了当时长沙城内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

总之，在20世纪初年，特别是长沙开埠以后，长沙的城区范围大大扩展：城北已达浏阳河、捞刀河；城西跨过湘江而至水陆洲和潆湾市；城南延及雨花亭、金盆岭；城东则跨铁路而达湖迹渡（今烈士公园内）、韭菜园。同时，长沙城市的不同功能区也基本形成，除原有的城东和城南的官衙区（城东又一村、城南县正街一带）外，城西南的商业区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并形成了城北外的租界区、城南外的工业区、城东外的铁路区。长沙城市已经呈现出与传统城市完全不同的空间结构和布局，体现着一种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城市范围的扩大对长沙的传统城市结构形成了冲击。城墙、城门和逼仄的街巷已成为扩大城市、发展交通、繁荣商贸的障碍。因此，从光绪末年起，长沙绅商就开始呼请增辟城门。于是，长沙重启了原有的通泰门、新开门，并在城东北角增辟经武门；城西南角也增开一门，以毗邻府学宫而称学宫门，同时在城西福星街、太平街附近添设两门，即福星门、太平门。[]城门的添设，并没有完全解决长沙城垣内外的交通问题。于是，清末民初的省咨议局、省议会又多次议决拆除古城墙，填塞护城河以拓展城区面积。不过，这些动议一直到辛亥革命后才成为现实。

在城市发展突破城门、城墙限制的同时，长沙城市的建筑风格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外国教堂的建设具有的西洋风格自不待说，各国领事馆和洋行的建筑也都是采用其本国的建筑设计和风格，长沙海关和其他商务机构的建筑也大都采用西式建筑风格。如水陆洲的各国领事馆、洋行、教堂、海关等建筑，呈现出风格各异的特点。夏士立以后的长沙海关税务司烈悌在报告书中写道：“查今年本通商口甚多建造之举，气象一新。如两大驳岸、四大码头，俱系玉石装成，整齐坚好，共长六百英尺，此本关与太古洋行所造者。水陆洲又建成一所洋楼，为税务司公馆，美轮美奂，掩映江山，将来此间必成为最妙居留地。所有定造之新关房屋及验货厂，目下已预备兴工。”[]

城市规模的扩大与城市人口的增长是相辅相成的。长沙开埠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长沙城市人口的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由于民国前没有官方的人口统计，很难精确的知道清末长沙城市人口的具体数字。有人认为，1906年，长沙城市人口已经达到17万，[]此数字可能估计过高。张朋园的估计，认为长沙在19世纪末年城市人口已经超过10余万人，而民国初年已经接近18万人。[]这可以看出20世纪初年长沙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

二、城市公共设施与公用服务事业的发展

随着长沙城市的发展，城市公用设施和公用服务也在长沙城内开始较多地出现。

电灯的使用是从1897年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的发电厂开始。但宝善成公司的发电厂在1899年停办，长沙又重新回到煤油、豆油灯的时代。直到1909年湖南电灯公司创立，1911年正式发电，长沙才又开始使用电灯。刚开始发电时，每天下午6点开机发电，到晚上12点停机，所以市民皆觉不便，“多数商号并未购设”，灯数“不过两千余盏”，后来“改为通宵，并用电表，可以随时启闭，各界无不称便”，定购灯数，日有增加。[]据《湖南实业杂志》的记载，发电的当年（即1911年）装灯户为188户，装灯总数为1,781盏（另一说为2,000余盏），用电量为67,220度。到第二年（1912年）装灯户为501户，装灯总数为5,913盏，用电量为322,007度。[]可见其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在清末民初，发电仅仅是为了照明，还没有运用电力从事机器生产的记录。

长沙开通电报是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当时主要是官府使用，多为湖南巡抚部院与湖北武昌湖广总督以及湖北巡抚之间的公文传递。1898年开通长沙至湘潭、长沙至江西萍乡的支线。接着，1903年又架设了从湘潭经衡州、永州到广西桂林的省际干线；光绪三十年（1904年），长沙通往常德，并经辰州、沅州、洪江，再延伸至贵州与贵阳电线对接的另一条省际干线开通。这样形成了一个以长沙为枢纽的湖南电报网络，从而使电报更加普及。据宣统三年《中国年鉴》记载，光绪三十四年（1907年），湖南官商发送电报共1,037,510字，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并不高，仅占3.4%，但官电和商电的比例颇能说明问题：官电为232,028字，占湖南发报总字数的22.36%；商电为805,482字，占湖南发报总字数的77.64%。可见，在20世纪初年，商业性电报已经成为湖南电报营业的主要部分，而电报局的赢利也主要来自商业性电报费。[]这说明了电报通信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长沙邮政的筹备是在戊戌维新运动中，但正式通邮是在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1899年11月18日），这一天，大清邮政长沙分局正式开业，在岳州邮界的管辖下经营长沙地区邮政业务。长沙邮政分局开办之初规模很小，仅设管局员1名，信差1名。随着业务的开展，规模逐渐扩大。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1901年12月26日）长沙城内设立了第一所邮政支局,即清泰街支局。长沙开埠后，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年八月十五日（1904年9月24日）将湖南省邮政分为长沙、岳州两个邮界。该年十月初一日（11月7日）长沙邮政分局升为长沙邮政总局，管理长沙邮界。长沙邮界包括长沙府、宝庆府、衡州府、永州府、郴州、桂阳州及所属各县邮务，所辖自办和委办的邮政机构共有104个。刚成立时，以从汕头邮政总局调来筹备建立总局事宜的宋应权任管局员，管理局务。[]1905年3月，长沙海关第一任税务司夏士立兼任长沙邮政总局邮政司，此后一起到1927年，长沙邮政总局邮政司都是由外国人担任。夏士立的继任者为烈悌，他在其报告中说：“至于邮政，大有蒸蒸日上之势。仅就邮票而论，去年只四万元，今年则有十六万元，竟加三倍。内地又添设分局数处，年终核算归本关管辖者计五十一所。邮路约长五千里，岳关所辖者在外。并有窎远内地大绅巨商请开分局，亦可见群情之感于邮政者大有四方风动之休矣。”[]由此可见长沙邮政的发展是比较快的，其影响和作用也是很大的。宣统二年（1910年），长沙邮界改为副邮界，长沙邮政总局随之改为副总局。到宣统三年五月一日（1911年5月28日），全国邮局都脱离海关，直属邮传部管辖。这时的长沙邮政已经初具规模，长沙城内开办了4所邮政支局，即清泰街支局、南门正街支局（1906年设立）、南阳街支局和学宫门支局（均为1911年设立；设置街道邮筒30个，城邑信柜40外；四乡在邮路上设有代办邮务的支局7所；直接管辖步班邮路285公里，铁道邮路140公里。[]另外，浏阳县也于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三十日（1903年3月28日）成立了邮政支局。[]

长沙开始使用电话的时间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这年五月上旬，时任湖南巡抚的端方为方便署衙内部联系，决定在省城安装电话。他在湖北巡抚任上就在衙署内安装了电话，他认为，电话是“俾上下之情吸呼相通，终虞隔阂”的“灵捷之法”，“传达要语，风铃微动，无异面谈，立复一言，即可遵办。不特僚属易伸其忱悃，即友声亦易于应求，洵于公私两有裨益。”因此，他命令“所有司、道、府、县暨绿营副参衙门及各局处所，并学堂、防营均一律设立。每处月缴洋银五元，俾作修线经费。其文职佐贰、武职备弁衙门及绅民、商贾各户，如有愿设风线者，亦照前给资，并不多取。”[]端方委派候补知县朱文学负责筹办此事，并拨银3000两，在抚署内设立了电话公所，在省城各衙门、军队防营安装磁石电话机100部。电话安装使用后，地方绅商铺户为及时掌握商情，纷纷申请装设电话，原有门号不敷使用。于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成立了湖南电话总局。电话总局设在抚院左侧玄帝宫（今中山路青少年宫）。总局引进了容量300门的磁石式电话总机，架设了架空裸线22公里，线条53公里。[]这为长沙城市的电话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长沙城市及其经济的发展，清末的长沙还产生了近代化的金融机构。维新运动中创办的阜南官钱局于光绪二十五年停办。1902年，俞廉三决定开设官钱局。他委派道员陈家球为总办，长沙知县沈瀛为督办，绅商粟德源为总理筹办官钱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湖南官钱局在长沙理问街（今蔡锷路解放路口至五一路口）正式成立。光绪三十三年，改称湖南官钱总局。湖南官钱局对于湖南新政的开展和长沙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毕竟不是完全的现代金融机构，不能适应湖南经济的发展。于是湖南省最早的现代银行随之产生。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大清银行长沙分行成立于长沙西长街。清廷度支部奏派江苏常熟人宗尧年为分行首任总办，宗尧年聘任陈毓芬为首任经理。大清银行总行拨银20万两作为资本，另给股本借款银10万两作为浮动股本。分行在湘潭和常德开设了分号。到宣统二年（1910年）末，各项存款额为白银359万余两，各项放款额为351万两。到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底，该银行共发行银两票及银元票折合银两39万两，能十足兑现。辛亥革命后，该银行改名为湖南大汉银行，到1912年停业。[]

清末的长沙还出现了外资经营的近代保险业。宣统元年八月十四日（1909年9月27日），英商永年人寿保险公司汉口分公司在长沙设立经理处，专办人寿保险。这是长沙第一家近代的保险公司。1911年，英商太古洋行保险部和日本三井保险公司相继在长沙开设分公司。这些保险公司主要的客户还是在长沙的外资企业，一般的中国企业和市民很少进入保险市场。不过这些保险公司在长沙的业务，对开启长沙人的近代保险意识无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城市人口的增加，增加了城市对基本生活物质的需求，从而导致长沙农副产品市场的发展。长沙米市本来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长沙开埠后，更居于全国四大米市之列。1911年，长沙关输出谷米为107.93万石，比开埠当年的1904年增长了7.88倍。长沙米市的发展一方面反映了谷米作为主要的出口商品在长沙外贸商品结构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长沙城市人口粮食消费量的增加。谷米出口量和消耗量的增长，带动了谷米加工业的兴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长沙全城的碓坊就发展到500余家，这些碓坊大都分布在碧湘街至草潮门沿江一带，尤以潮宗街最多，故有“米街”之称。另外长沙城内还有大量粮栈和米店，粮栈一般以以大宗贸易为主，而米店则是经营零售。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湘粮同业公会在长沙城内大西门上街创办了“协和粮场”，河西1000多户粮农入场交易。[]1908年，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椝在长沙开设协丰粮栈，在长沙城内很有名气。清末长沙也是较大的一个生猪集散市场，长沙城内出现了专门从事生猪贸易中介的“猪行”，生猪外运主要是销往汉口。而长沙城内的猪肉销售也有较大增长。长沙的屠宰业在光绪年间开始有了“公庙”的行业组织。到1904年，长沙屠宰业制订了“屠业条规”10条，对猪肉零售作了一些规定，如每4个路摊分销一头猪、不准停留摆设、撞门叫卖等。这说明猪肉已经成为长沙城市市民的重要生活消费品。长沙开埠后，蔬菜市场也随之兴起。长沙城郊多为菜地，蔬菜四季常青，菜农自产自销。善化“城厢内外”的菜园，“铺管都管五里之外，约有百十家”。“行路小卖”中常见“挑菜”小贩，“以圃家四时所种蔬笋之属，瓜芋之类，隔夜采摘，黎明入市”。据宣统三年湖南调查局的《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记载，清末长沙城市“居民菜食……有赖于小贩居间经营”。小贩有两种，一种是无固定经营场所的菜贩，一般都是城郊菜农或城市的无业贫民，“或用车推或靠户挑，沿街卖菜”；一种是菜摊，即以贩菜为业的经营户，沿街“搭棚摆摊售菜”，行内称之为“靠墙泰”。长沙开埠后，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对蔬菜的需求大增，于是出现了“由菜农菜贩对手成交的蔬菜批发市场”。如浏阳门外巴巴街（今复兴街）自然形成的蔬菜批发市场，“东郊远近郊蔬菜多集散于此，量大品种多。菜农菜贩双方协商议价，由秤码（经纪人）过秤成交。每担菜收取少量手续费，一般由卖方负担。……日成交量3—3.5万公斤。此外，还有南门的大椿桥、南大十字路、大西门、草潮门等处菜市场，其批发量和品种不及巴巴街”。同时，长沙在光绪末年还出现了蛋行、鱼行等商业行业组织。[]这些说明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生活对于农副产品的需求量在扩大和增长。

三、城市管理的进一步近代化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展开，城市管理也增加了更多的近代化因素。这突出表现在警察制度的正式形成和警察机构的完备。正如何一民所指出的那样：“传统的地方官府已不能有效管理日益复杂的城市事务，不得不将部分行政权力交由现代警察来行使，警政机关开始用从前未有过的现代管理手段来治理城市。”“具有多功能专门化的城市管理机构——警察的出现，是城市管理和社会控制向现代化转变的产物和标志。”[]"yj.Ij7}-W K_x0012_a0

如前所述，戊戌维新运动中的湖南保卫局是湖南最早的警察机构。可惜湖南保卫局存在的时间太短，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湖南保卫局又改成了传统的保甲局。不过，20世纪初年，各地办理警政渐成风气，湖南也不例外，警察机构渐次建立和完善。长沙开埠后，设立了商埠巡捕局，但这只是负责通商租界内的治安，不能参与长沙城区其他地方的管理。20世纪初年，长沙城区的警察机构的重建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还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赵尔巽就派遣学生到日本学习警务。次年，留日学习警务的朱德裳、王文豹等学成回长。以这些学成归国的留日学生为教员，成立了警察学堂，招收三年毕业的学生120人，另外招收三个月的速成班，通过这样的途径培养警员。在此基础上，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湖南保甲团练总局改为湖南警务总局，由时任湖南按察使的张鹤龄主持，以朱德裳、王文豹等为参议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湖南省警务的最高管理机构——湖南巡警道署在长沙成立，以赖承裕任道台。湖南警务总局隶属湖南巡警道署。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又改警务总局为省城警务公所。下设东、南、西、北、外南、外北及水陆洲等7个警务区，27个警务段，共有警务人员1,071人。从光绪到宣统三年（1911年），省城警务公所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机构系统,警务人员达到1,302人。其机构系统如下：最高长官为总监，下设内部机构四：卫生课、司法课、行政课、总务课；另设直属机构四：巡警教练所、消防所、拘留所、清查街市公所；警务公所下设东、南、西、北、外南、外北、水陆洲等七个警务区，其中东、南、西、北四个警务区下辖各5个警务段，分别为第一至第五警务段；外南和外北两个警务区下辖各3个警务段，分别为第一至第三警务段；水陆洲设一个警务段。[]

在城市管理方面，省城警务公所除通常的社会治安、户口管理等职能外，还有城市公共卫生、消防救火和城市街市管理等职能。公所内设的卫生课即是城市公共卫生的管理部门。长沙城内于1898年开始设立清道夫，由湖南保卫局管辖。维新运动失败后，保卫局裁撤，但清道夫保留下来。1903年湖南保甲团练总局开办警务以“意美洁良，清理街道”为其职能。湖南警务总局和后来的省城警务公所，都明确承担卫生管理的职能，并设立卫生课专职此事。到宣统二年（1910年），警务公所明确规定清道夫隶属警务公所卫生课管理，清道夫必须着统一的号褂，负责收运城市垃圾，兼扫大街和公共场所。[]不过清道夫虽归口警务公所管理，但与正式的警务人员不同，他们社会地位低下，收入微薄，是属于社会底层的职业。

长沙近代警察机构还承担着城市消防救火的职能。清同治初年以来，长沙城内相继出现了一些民间的救火组织。如同治元年（1862年），坡子街劳松杨堂药号建立了本药号店员和工人组成的救火队；光绪八年（1882年），该救火队由火宫殿接管，改名为“乾元宫救火队”。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长沙“公善堂”也建立了统一命名为“长沙古公善堂救火会”的6个救火组织。这些救火组织都是民间办理，其经费或为企业资金，或为慈善款项，其救火范围和能力都十分有限。1904年长沙开埠后，由于近代企业的增多和商贸物流的频繁，消防救火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于是，这一年在大西门军轮码头成立了长沙历史上第一支近代的专业救火队，称为长沙救火抢险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湖南巡警道配备救火巡勇，这是长沙官办消防队伍开始的标志。宣统元年（1909年），在省城警务公所下设立了消防所，这是最早的长沙城市消防的管理机构。省城警务公所消防所配备了专职消防人员42人，负责长沙全城的消防救火。到民国元年（1912年），省城警务公所改为省城警察厅，消防所改为消防署，长沙城内的官方消防人员达102人，分为8个棚（班）。[]

四、城市市民生活的变化

20世纪初年，特别是长沙开埠后，随着长沙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长沙城市市民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市的扩展和空间结构的变化，扩大了市民的活动范围和生活空间；近代新式工商业的勃兴，为市民生活的改变提供新的物质基础；近代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为市民生活注入了新的内容；而西方宗教文化的传播，也对市民生活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从市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方式来看，20世纪初年的长沙呈现出一种由旧趋新的发展态势。虽然传统的生活方式仍然是市民生活的主导方面，但新的生活方式已经比较多的影响着长沙市民的生活，并且呈现了发展的趋势。

20世纪初年，长沙市民的服饰穿着首先在青年学生中开始发生变化。从服饰样式来看，趋新求异已经开始影响男女青年。据民国元年刊行的《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载：清末湖南社会“风俗日偷、纵绮子弟立异矜奇，日以服饰争相夸耀。” 男女服饰皆改旧观。长沙“男子衣服率多高领窄袖，腰围仅足束身。妇女衣服款式趋短，颜色逐雅，“有时全身曳白，寒若春云；有时逐体拖青，轻如远帕，千奇百媚，层出不穷。”[]由于在长沙城内居住的外国人增多，他们的西式服装开始影响长沙市民。1900年“上海人唐正兴引进皮鞋加工技术，在长沙油鞋（钉鞋）、木屐作坊开始制作皮鞋”。1910年年初，上海客商陈阿昌携带缝纫机来长沙开设了同森祥洋服店，这是长沙第一家洋服店，也是长沙使用缝纫机制作成衣之始。[]不过一般市民虽然已经习惯外国人的穿着，但对国人着“洋装”仍然有一种本能的抗拒，穿着西装的只是小部分留洋归国的青年学生。如从日本归国的陈天华和禹之谟仿东流之发髻，效欧西之细腰，身着西装，被时人讥为奇装异服，在当时“鲜不为乡人所窃笑也。”从服饰的面料来看，外国输入的面料也受到男女青年的青睐，洋竹布、洋官纱、泰西缎等舶来的洋面料消费与日俱增，国内仿洋机制的丝绸面料也在长沙市场有很好的销路。清末时，长沙城内“洋货业日渐增加，绸缎店亦多销售外国绸料”。[]清末的长沙城内，经营中西绸纱布料的绸布店就增至50多家，较著名的有万发、聚泰、同泰、杨寿记、协泰祥、吴玉记、裕昌祥、祥生、九章、聚生泰、聚昌厚等。[]这些绸布店大都中西面料兼营。

20世纪初年，长沙市民的饮食习惯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长沙开埠后，外国领事人员、传教士和商人较多地进入长沙，带来了一些西方的饮食习惯。西餐、西菜和西式点心成为长沙市民所习见的食品。一些留学海外的青年学生回国后，也喜欢用西餐，西餐竟成为了一种城市生活的时尚，一些开明官绅和青年学生也纷纷仿效，“以为非此不能侧身新人物之列”。[]西餐和西式食品受到越来越多长沙市民的喜爱，市面上西式食品增多。啤酒、咖啡、汽水、洋酒等也逐渐成为新派官绅常用的饮料。西菜和罐头也上了长沙市民的餐桌。[]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市民饮食习惯的变化，大型的酒店餐馆也大量涌现。在清光绪末年和宣统年间，长沙城内相继出现了一些大型的著名餐馆，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回民徐沛斋创立的徐长兴烤鸭店、光绪三十年（1904年）创立于青石桥（今解放路）的玉楼春酒楼（今玉楼东）、光绪末年由文茂林创业于长沙灯笼街与鱼塘街交汇处的天然合酒楼等。同时，长沙市民的饮食结构也发生变化，开始较多地食用面食。北方的面粉和外国的洋面大量进入长沙市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长沙城内的“面店、粉馆以及甜酒酥食汤点店就多达60余家。[]

在居住方面，长沙的民居也开始受到西方建筑风格的影响。随着外国驻长机构的增加，长沙城市的建筑风格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外国教堂的建设具有的西洋风格自不待说，各国领事馆和洋行的建筑也都是采用其本国的建筑设计和风格，长沙海关和其他商务机构的建筑也都采用西式建筑风格。如水陆洲的各国领事馆、洋行、教堂、海关等建筑，呈现出风格各异的特点。夏士立以后的长沙海关税务司烈悌在报告书中写道：“查今年本通商口甚多建造之举，气象一新。如两大驳岸、四大码头，俱系玉石装成，整齐坚好，共长六百英尺，此本关与太古洋行所造者。水陆洲又建成一所洋楼，为税务司公馆，美轮美奂，掩映江山，将来此间必成为最妙居留地。所有定造之新关房屋及验货厂，目下已预备兴工。”[]在西式建筑的影响下，长沙市民也开始突破传统建筑的定式，陆续兴建起一些西式的或中西合璧式的建筑。有些大型的商店也开始仿效西式建筑的风格，民居也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到民国初年才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

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大大方便了长沙市民的出行。如前所述，随着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和发展，长沙成为了湖南内河航运的中心。1904年开埠后，除英、日轮船公司和两湖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开通的长沪、长汉、长常、长潭等航线外，“长沙本港轮船客运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长沙至湘、资、沅、澧和洞庭湖沿岸各埠大都有轮船客运航线。乘坐轮船来往于省内各埠以及武昌、上海等城市，已经成为长沙市民首选的出行方式。

粤汉铁路长株段的修通，为长沙市民出行又提供了一种更为快捷便利的出行方式。宣统三年正月（1911年2月）开始，湖南铁路公司于长株间开行混合列车两对，从长沙东站到株洲列车运行约1小时52分钟，中途停靠大托铺、易家湾两站。其列车开行时间如下：

表4.9  湖南铁路公司长株混合列车运行时间表

次数长沙东株洲次数株洲长沙东

第一次8:009:52第二次10:2012:12

第三次12:4514:37第四次15:0316:57

按照湖南铁路公司制订的《搭乘客货章程》，客货均按公里计算，头等车每人公里0.016元，二等车每人公里0.012元，三等车每人公里0.008元。[]从长沙到株洲约50公里，全程票价头等车约为0.8元，二等车约为0.6元，三等车约为0.4元。这一票价，是一般的市民都能够接受的。

市内交通基本上还是传统的方式，除步行外，大部分官绅在市内都是坐轿。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轿业在长沙开埠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据统计，“嘉庆（1796—1820）末，长沙有轿行3家，……，每家轿行有轿夫30至50人不等。……。1884年（光绪十年），长沙城厢有轿行7家，轿夫200余人；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猛增至310家；到1920年复增至462家，轿夫达1500人。”[]这一方面是由于城市空间的扩大和城市人口增长提供了广泛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般市民也成为了坐轿出行的消费者。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长沙市内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出行代步方式，即人力车。人力车起源于日本，故又称“东洋车”，因车座往往漆成黄色，故又称“黄包车”。它的主要组件是弹性车轮、钢片弹簧的悬挂装置和木制车厢。车厢前伸出两根长辕杆，是挽车的手把。提起辕杆，乘车人身躯后仰，可减轻挽车力。这种人力车是同治十二年五月（1873年6月），由一个叫米拉的法国商人，从日本引进到上海的，以后很快在各大中城市推广开来。1896年，王先谦等创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时，曾设想制造东洋车，但没有实现其计划。到1905年，长沙商人粟茂生在长沙皇殿坪（今五一中路）开设了“湘南厚”车栈。[]他首先自制了木轮铁箍人力车7 辆，聘李泗游为经理，开始试营业。“初驶时，声响如鼓，车容粗陋，无人敢乘”，粟茂生只好花钱雇人拉车，串通亲友免费乘坐以打广告。经过一段时间的改进，第二年，他又制造了20辆改进的人力车投入营运，并优惠乘客，使局面大为改观，营业逐渐扩大，获利可观。到民国初年的1904年，长沙城厢内的人力车达到940辆，并成立了“车业公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长沙市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也开始出现了变化。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作为“国粹”的京剧传入长沙。该年，长沙著名京剧票友王定保从武汉邀请京剧艺人九盏灯等来长沙，创办了“九如北班”。因为受湘剧的排挤，“九如北班”只能在大西门外的水府庙演出。后来在孚嘉巷开设了四喜茶园，“九如北班”在茶园演出，并改名为“四喜京班”。[]这是长沙有京剧的开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来自上海、湖北的一些京剧演员在长沙组成了“元庆班”，在市内进行演出。[]这更进一步促进了京剧在长沙的发展。京剧在长沙立足并得到发展，也促进了本地地方剧种的发展。1905年，一些湘剧票友组成了长沙最早的群众性戏曲团体——吟曲社，这表明湘剧有了进一步普及的必要。1910年，叶德辉在长沙织机巷自己的私宅改建舞台，作为戏园，名为同春园，供湘剧同春社演出。这是长沙是第一座镜框式舞台。这为湘剧的普及创造了条件，也为长沙市民观赏湘剧提供了方便。

新的艺术形式也开始传入长沙。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长沙开始有了电影放映。当时，设在长沙青石桥（今解放路）的宜新浴室第一次在长沙放映无声黑白电影。此后，东茅街的学仕馆、福星街的黄氏宗祠、大西门的水府庙等地方都曾放映过无声黑白电影。因为当时放映的电影都是无声的，很多是新闻片，一般市民看不懂，且票价昂贵，一般市民难以承受，所以观众很少，电影在这一时期很难得到普及。不过，这毕竟是一种新的文化娱乐方式的传入，为民国后电影在长沙的普及创造了条件。

长沙开埠后，在长沙的外国人多了，也将一些西方的一些体育活动带到长沙。还是在1899年，一些外国船员、水手和海关人员就在岳州府城和城陵矶举行足球赛，这是足球传入湖南之始。1904年长沙开埠后，足球运动随之传入长沙。在此前的1903年，棒球传入长沙，当时被称为“野球”。黄兴在明德学堂任教时，就在该校成立了扬子江野球队。这是湖南省的第一支棒球队。以上这些体育活动项目传入长沙，并没有得到普及。较多的项目传入长沙，并开始普及还是在民国时期。当时西方的体育活动在一般市民中并没有太多的影响，近代体育运动的开展主要还是在学校。清末新政时期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级学堂都必须开设体育课，但教学内容也仅仅是兵式操。不过学校体育的开展也对社会体育产生了影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湖南省第一届运动会在长沙小吴门外的校场坪举行，其项目除表演由日本传入的步兵操外，仅设几项竞争性的游戏和徒手操。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长沙周南女子学堂举行了学校运动会，这是湖南省女子学堂的第一次运动会。宣统二年（1910年），长沙县学堂举行联合运动会，后来这届运动会被追认为湖南省第二届运动会。这届运动会在长沙的协操坪举行，驻长的英、美领事官员应邀观摩了比赛。这届运动会也仅设兵操、国术（武术）和竞争游戏等几个项目。运动会结束时，英、美领事馆的官员邀集部分学校的体育教员进行绕场一周的赛跑表演，在终点竖一小旗，夺旗者为胜。这是长沙有径赛的开始。[]这些运动会的举行尽管参加者主要是新式学堂的师生，但对新式体育运动在社会的开展和普及起到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