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20世纪初年长沙开埠与长沙近代化的发展

第三节  20世纪初年长沙近代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一、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与长沙近代教育格局的形成

（一）张百熙主持制订统一学制与教育改革的兴起

“兴学育才”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正是从清末新政开始，中国教育才正式步入近代教育的体制。清末新政中的“兴学育才”包括了改革和废除科举、举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制订统一学制、建立统一的教育行政机构等内容。光绪二十七年七月（1901年8月），清朝廷决定改革科举考试，从次年开始废止八股文程式，改试策论和四书、五经义。光绪二十九年二月（1903年3月）清朝廷准袁世凯、张之洞会奏，将科举取中之额按年递减，三科减尽。光绪三十一年八月（1905年9月），清政府又发布谕令，宣布从次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至此，在中国沿袭实行达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了。与此同时，清政府还通令全国各地大力举办学堂，井相继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统一了全国学制，还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12月）设立全国教育行政的主管机构——学部。这些措施对于全国的教育改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

在“兴学育才”，特别是统一学制方面，时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的张百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张百熙（1847—1907），字冶秋，湖南长沙县人，长沙著名绅士张祖同之弟。早年他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187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历任国子监祭酒和山东、广东等省学政、内阁学士、工部、刑部、吏部尚书。戊戌维新运动中，他因“保送康有为使才”，“着交部严加议处”，“应得革职处分，着加恩改为革职留用”。[]新政开始后，他对“兴学育才”多有建言。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1902年1月10日）他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在担任管学大臣期间他一方面主持了京师大学堂的整顿和改革，另一方面又以管学大臣的名义通令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各府、厅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张百熙认为振兴教育必须有完整系统的学校体系及其制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以管学大臣名义“上溯古制，参考列邦”，“兼取其长”，拟定了京师大学堂、考选入学、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学堂等各级学堂共六个章程进呈清政府，被清政府以《钦定学堂章程》之名颁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学制”。1903年，清政府又增派荣庆为管学大臣。同时“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现办大学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他们在张百熙原定章程基础上“考求增补”，拟成各级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和仕学馆、译学馆、进士馆等各类学堂章程以及《家庭教育法》、《任用教员章程》、《实业学堂通则》、《各学堂管理通则》、《学务纲要》等文件上奏。清政府以《奏定学堂章程》名颁布。这就是后来成为全国兴办各级各类学校的依据，并对我国近代学校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癸卯学制”。主持和参与制订“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张百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奠基人之一。

（二）湖南和长沙近代教育管理体制的形成

根据清政府的“新政”谕令，湖南省从1902年年初开始逐步改革教育制度。4月，在长沙求实学堂基础上设立了省城大学堂。接着，又选拔知县胡珍率12名生员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学习师范。这12名生员中，长善两县有俞诰庆、俞蕃同、王履辰、汪都良等4人，其余属长沙府各县的有龙纪官(湘乡)、仇毅(湘阴)、颜可驻(湘乡)、胡元倓(湘潭)、朱杞(湘乡)、刘佐楫(醴陵)等6人。[]这些留学生在日本学习师范回国后，对于湖南近代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管理全省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湖南巡抚俞廉三奏请设立湖南学务处，委湖南布政使张绍华和按察使继昌办理有关筹备事务。五月七日（6月12日），湖南省学务处正式成立，以朱益濬和罗正钧为提调，“所有省城大学堂以及各省府厅州县之中、小、蒙养学堂并省城之农务工艺学堂和武备学堂均归其管辖”。[]因此，湖南学务处既是湖南全省的教育行政机构，也是省城长沙的教育主管部门。[]湖南学务处成立后，拟定了《兴学要义》三端，即“培养德性，以作忠孝；开拓智识，以致实用；作兴志气，以振顽懦”和《学堂办法》三端，即“循序渐进，以定学程；严立规则，以回积习；划分年限，以收实效”，以作为全省办理学堂的指导性原则。

按清朝官制，各省学政是全省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但实际上，在传统体制下，各省学政主要负责科举考试，真正的教育事务在各级政府中是无专人负责管理的，因此，省学务处的成立，使全省教育事业有了统一的筹划和管理机构，开始了教育行政专业化的进程，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是，因当时科举考试没有废除，学政仍是名义上的省级教育行政长官，学务处在省级行政机构中的地位也不明确，而且省辖各级行政区域也无相应机构。1905年，清朝廷又明令各省学政专司考核学堂事务，这使学务处的地位和权力更加不明确，“地方官应办之学务，统系不定，则推诿恒多；权限不明，则侵轶可虑”。因此，省学务处的设立仅仅只是教育行政专业化的开端。到1906年，科举制度废除了，清政府设立学部，班列礼部之前，作为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主管部门。各省也裁去学政，改设提学使司，统归各省督抚管辖，列于各省“布政使之次，按察使之前，总理全省学务”。[]“各省业经裁撤之学务处，即改为学务公所；提学使督率所属职员，按照定章，限定钟点，每日入所办公”，因此，学务公所是提学使司的办公机构，设议长一人、议绅四人，内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因此，省提学使是各省最高教育行政长官，省学务公所则是各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1906年，吴庆坻被任命为湖南提学使，1907年，又委任王先谦为湖南学务公所议长。湖南提学使和湖南学务公所的设立，标志着教育行政管理专业化的进—步完善。

同时，按照清末新政的统一部署，长、善两县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1906年3—4月）均设立劝学所，主持学务。长沙县劝学所所长先后为曹典球、余肇升、左学谦、姜济寰，善化为刘国泰。劝学所设立劝学员若干。劝学所刚设立时是各县教育行政机构，到1910年，随着地方自治的推行，教育成为各府厅州县的自治事务，设立自治职行使自治权。劝学所则由教育行政机构，变成了教育辅助机构。

（三）长沙近代学校教育格局的形成

在这种形势下，长沙的近代学校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官办、民办和私办配合，大、中、小学衔接，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并举的格局。

高等教育方面，1902年求实书院改为大学堂后，1904年岳麓书院亦改为高等学堂。两校旋即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以岳麓书院为校址，这就是湖南大学的前身。此后至辛亥革命时，长沙又先后创设了湖南医学堂、官立法政学堂、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实业学堂、高等巡警学堂、高等铁路学堂、雅礼大学堂和景贤法政学堂等高等学堂，另外还有两所中学附设专科。其中湖南高等学堂、医学堂、官立法政学堂、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实业学堂、高等巡警学堂均为官办，高等铁路学堂由粤汉铁路公司创办，雅礼大学堂由美国雅礼会创办，景贤法政学堂则属于私立性质。

普通中学教育方面，从1903年私立明德学堂、经正学堂和1904年官办长沙府中学开办以后，至辛亥革命前夕，长沙先后创立官、私立中学共12所。比较著名的有官立的长沙府中学堂，私立的明德、经正、修业、周南(女子)、广益、育才和隐储中学堂等。另外，省内一些县或地区因师资缺乏，在省城客设中学，计有宁乡、湘阴、湘乡、湘潭、益阳、安化、邵阳、武冈共八所驻省中学堂；另有名为公学实为私立的西路、南路、中路三所公学。此外，还有美国雅礼会创设的雅礼学堂、英国圣公会创设的圣雅各中学堂。

中等师范教育方面，1903年湖南师范馆创立。这是湖南师范教育的开始。同年，省城又创办了一所蒙师讲习所，这是一所速成师范性质的学校。另外，宁乡、浏阳、湘潭、新化、平江等县相继在长沙设立“驻省师范”，为本县小学教育培养师资。1903年，明德中学堂开设速成师范班，是为私人办师范教育的开始。1905年，朱剑凡也在周氏家塾开办师范班和附属小学堂。1904年创立的私正修业农学堂办有农艺师资科、私立衡粹女子职业学堂也设有艺术师资科。这是长沙最早的职业教育师资培养机构。

长沙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开始于1902年创办的农务工艺学堂。这是长沙也是湖南第一所职业技术学堂。1905年，该校分为工务和农务两个学堂。农务学堂与原农务试验场合并为湖南官立中等农业学堂。工艺学堂则改为艺徒学堂，这是长沙官立技工学校之始，1907年该校又改为湖南官立中等工业学堂，并附设艺徒学堂。此外，还有一些私立或外资实业学堂。如l903年黄国厚等在长沙县创办的私立明耻女子职业学堂、陈润霖创立的私立楚怡初等工业学堂。至1911年，长沙先后创设官立、私立、外资和教会办的中等实业学堂共10所，其中有工业、农业、商业、交通、建筑等专业，初步形成了中等职业教育的系列。

初等效育方面，1900年在湖迹渡创办的长沙县明耻小学堂是长沙最早的近代小学。1902年11月，长沙县小学堂和善化县小学堂分别在长沙城内的荷花池和小瀛洲开办。同年冬，湖南省学务处在长沙开办官立半日学堂，招收7—16岁儿童入学。其后，又开设选升小学堂，选录半日学堂的优秀学生入校学习。1903年，湖南师范馆附设小学堂开办，这是湖南最早的师范学校附设小学。1905年，湖南省学务处将原官立半日学堂改为官立初等小学堂，在长沙及其附近先后设立40所省会小学堂。王先谦则捐资12,250两白银，由学务公所在长沙兴办了简易初级小学堂18所。同时，私立小学也纷纷创立，比较著名的有楚怡、周南(小学部)、幼幼等。另外，1904年后，一些外国人和外国教会也先后在长沙创办了信义、雅各、圣公会等初等男学堂。

与此同时，长沙的女子教育也在清末新政中开始兴起。长沙最早的女子学堂创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这年3月26日，长沙县有唐黄琼、黄萱祐联合亲族黄祐、黄为焯、黄亨理、陈保彝等捐集私财，在长沙县影珠山下西冲黄锳的私宅开办了影珠女学。尽管这所学校仅十余名学生，而且都是黄姓家族及其亲戚的女子，但它毕竟是长沙第一所女子学校。同年6月l 0日由龙绂瑞和留日归国学生俞蕃同创立的湖南民立第一女学堂在长沙千寿寺巷(今芙蓉区顺星桥)正式开学。1904年春，又有曾广镛在长沙创设了淑慎女学堂。女子教育的兴起引起了顽固势力的不安和非难。1904年秋，湖南顽固派官绅上奏清政府，攻击“湖南开办女学堂，流弊日滋，请饬停办”。清政府即谕令署湖南巡抚陆元鼎，将本省“设有女学，即行停办”。[]于是，民立第一女学和淑慎女学堂被迫停办，影珠女学则更名为黄氏家塾。然而，时代潮流毕竟是顽固势力所不能阻挡的。1905年，时任湖南巡抚的端方奏准在湖南考录了20名官费留日女生，其中大部分为原民立第一女学和影珠女学的学生。这些女学生在管理员黄萱祐的率领下于当年赴日留学，成为湖南首批出国留学的女学生。[]1905年5月，朱剑凡在长沙又创立了周氏女塾，1908年改为周南女学。原来被迫停办的女学也渐次恢复，并相继出现了一些新的女子学堂，如女子美术学校、实业女校、毓坤女塾、振湘女学等。

总之，在晚清教育改革的热潮中，一个多门类、多层次的近代教育体系，在长沙逐步形成了。

二、高等教育的起步

湖南近代高等教育起步于清末新政时期的长沙，1902年，由原时务学堂改办的求实学堂改制为省城大学堂，此后一直到辛亥革命时，长沙先后创办高等学堂8所，另有一所中学附设的高等专科。

（一）长沙书院的进一步改革与湖南高等学堂的创办

1901年9月清政府接受张之洞和刘坤一的建议，颁发诏书，“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于是，书院改革又在湖南重新兴起。到1903年，长沙的几个主要书院如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求忠书院、校经书院和求实书院在书院改革的过程中都改成了学堂。求实书院在改成省城大学堂后又与岳麓书院合并成湖南高等学堂，城南书院与湖南师范馆合并为中路师范学堂(即今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求忠书院改成了忠裔学堂；校经书院与孝廉书院合并改成了校士馆。

按照清政府的诏谕，1902年湖南开始筹设大学堂。当时湖南巡抚俞廉三、布政使但湘良、按察使继昌等认为，省城长沙原有的岳麓、城南、求忠诸书院，虽然“生徒常各数十百人”，规模较大，但“院长训饬认真，近亦商令分斋设额，课以经史及各国图籍”，而且生徒年龄较大，如改为学堂，按照年级，递升肄业，则困难颇多，所以暂时不宜改为大学堂。只有求实书院是在戊戌政变后由原时务学堂改设的，除研习经受外，“兼课西文”，而且生徒年龄较小，设备也比较好，具有改设学堂的条件。因此俞廉三等决定将求实书院改为省城大学堂，“开拓斋舍，增购图书，额数暂定为120名．均择年20岁内外、中学精通者，考选入学，供规模略具，再行推广”。[]决定由继昌总其事，于1902年5月正式开办。为了使学生“学有定业，习有定时”，还专门为大学堂制定了详细的日课表。课程有经学、文学、地理、文学、政治、物理、数学、方言(外语)入门。每十天一周，第十天休息。

然而，原来的求实书院毕竟规模太小，仅有教室两间，加上俞廉三在文化教育方面倾向于保守，不愿真正实行改革。大学堂成立近一年，“规模亦未恢宏，门类亦多未备”，只能“按普通学分门设课”，无法教授专门课程。于是在1903年2月将大学堂改为高等学堂，学额仍照旧为120名。聘请俞诰庆为总教习，后又委陈庆华为监督、周震鳞为教务长。学科分为3类：第一类为升入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大学的预备；第二类为升入格致科、工科、农科等大学的预备；第三类为开入医科大学的预备。即使这样，原来校舍也仍然“地址狭巴，难容多人”，而且设备简陋，条件落后，根本没有发展高等教育的可能性。

1903年，俞廉三调山西巡抚，新任湖南巡抚赵尔巽热衷于教育改革。他一上任，就主持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的课试，以书院改学堂的问题作课试之题。接着，他又发布《谕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告示》，指出三书院的弊端和各省改书院为学堂的潮流，认为有“小日本”之称的湖南仍保留省城三大书院，实在是落后于潮流，并明确提出了“改习科学，以储学堂之造”的主张。不久，他又奏请将岳麓书院改为高等学堂。此议遭到岳麓书院最后—任山长王先谦为代表的士绅的激烈反对。但赵尔巽不顾反对，坚持将岳麓书院改成了高等学堂。接着他又将原求实书院改成的高等学堂并入，仍以岳麓书院为校址，并增设了教室、自修室、寝室、理化实验室和机械室。这样，岳麓书院这所千年书院终于跨入了近代高等学府的行列。最初仍以陈庆华任监督，其后由黎承礼、程颂万先后继任监督。

岳麓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后，招生名额大大增加。原来每年招收仅百名左右，改为高等学堂后，招生数达到290余名。为了培养名符其实的高等学堂毕业生，学堂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办法，先办中学，再为预科，最后升至本科。因此，学堂开办当年，学生均为中学程度。1907年，甲班毕业，经中学毕业考试，60名合格者进入预科。中学和预科开设的课程除原有的修身、经学外，新设了图文、历史、英文、地理、代数、几何、三角、动物、生物、物理、法政、图书、体操等。1908年，学部规定取消预科，湖南高等学堂原有预科生亦先后毕业，乃开办文、理两类本科，修业年限为4年。毕业的预科生经考试择优升入本科。这是湖南高等学堂本科之始。湖南高等学堂成为长沙也是湖南省第一所文理兼备的高等学府。

（二）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的创办

20世纪初年，湖南人民为保护本省路矿权益，开展了粤汉铁路废约自办运动以及开采矿山的热潮，因此专业人才十分缺乏。刚从日本留学归国不久的粱焕奎向赵尔巽建议创办实业学堂，培养专门人才。赵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任他为学堂提调。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梁焕奎向湖南矿务总局拨借基金银1.6万两，创办了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创办之初以长沙贡院为校址，次年迁至金线巷租民房作校舍。湖南高等学堂定址于岳麓书院后，湖南高等实业学堂于光绪三十二年迁入落星田原高等学堂旧址。学堂初设时招收两个班，均为预科。教学管理比照湖南高等学堂。教师均系留洋归国的大学生，另聘请英、美、日籍教师近十人。所用教材除国文和历史外，均采用英、法文原本。该校从1904年开始，基本上每年招收一个班，但学制一直未定，只有预科，所授课程一般，学生程度参差不齐。到1908年，长沙著名教育家曹典球任学堂监督，使该学堂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曹典球，字耔谷，号猛庵，1877年生于长沙县。他青年时代受新学思想影响颇深，曾积极参与维新运动，与严复、谭嗣同、唐才常等常有书信住来，并在《湘报》上发表鼓吹维新变法的文章。1903年，他任浏阳小学堂总教习，大力宣传新学，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曾得到严复的称赞：“浏阳小学得贤者主持，成绩殆可操券。”[]1908年他担任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后，对学堂加以切实整顿。他确定高等实业学堂学制为3年，即一年预科，两年本科；教学内容方面，增加了化学试验、物理实验和制图等课程；同时，增建了各科实验室，添置器械药品，井修建了实验工场，湖南的学校有实验仪器设备和学生实习场所自此开始。他还规定了学生实习制度，定期由教师分别带领学生到萍乡煤矿、水口山铅矿、平江黄金洞金矿、新化锡矿山和长株铁路等地实习。不久，他又筹建了机械、化学两科。1909年，醴陵瓷业学堂窑业科并入。至此，该校共设矿业、土木、机械、化学、窑业五科。从1910年起，还附设了专门培养中等实业学堂教员的实业教员讲习所。这样，该校成为湖南第一所多科性高等工业学堂。以至于清政府学部评论：“中国自北洋大学堂外，工程学科未有如湖南高等实业学堂之完善者。”[]

（三）官办湖南医学堂的创办和公立法政学堂的演变

在湖南高等学堂创办的同时，湖南还创办了一所医学堂。光绪二十八年，湖南巡抚俞廉三在奏请开办湖南大学堂时，附片奏请在长沙开办湖南医学堂。俞廉三在奏折中说：“中国医学最精，以向来未立学科，逐渐失传。以拟于省城设立医学堂一所，暂行招考学生二十名，延请教习，布设各项讲堂、体操场，先行开办，并拟分聘留日卒业学生，自当派遣出洋肄业，以求精到。”[]同年3月，俞廉三发布招考医学生牌示：“年在十五岁以上、廿岁以下学生，无论学内学外，凡有志医学者，速赴学务处报名”。经过考试，录取了蒋懿等20名学生入学学习。医学堂在长沙西长街租佃房屋开学，学堂设提调一人，监督两人，其中有一人为张祖同。入学学生先以两年补习中学课程，再入本科。光绪三十年（1904年），遵照办学章程改学制为三年，学堂改称官立湖南医学实业学堂，并以朱廷利（后为湘雅医院创始人之一）为监督，增招新生。医学堂创办之初，只有中医科，教学内容以讲授伤寒、金匮、内经、本草为主，兼习伦理、修身。朱廷利任监督后，“改良医课”，增设西医科，开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理解剖等课程。至宣统元年（1909年）第一班学生毕业，以经费不足，请求改名中等医学实业学堂，学部以国内外没有中等医学堂为由未允所请而停办。第二班学生转入湖南优级师范学堂。[]

随着新政的展开，社会对政法人才的需求量很大，于是湖南巡抚庞鸿书于1906年在长沙创办了湖南公立法政学堂。湖南公立法政学堂创办的宗旨是“专为本省士绅造就完全法政通才”。庞鸿书分别委任涂懋儒、胡元倓为正副监督，以陶思曾为教务长，瞿宗铎为庶务长，聘请张人镜、朱得森、曹履贞、杨树谷、谭传恺、任绍选、俞峻等人为教习，以长沙又一村贡院为校舍。学堂先后招收讲习科、别科各两班。到1907年，依宪政编查馆章程，改名为法政绅校，其仕学馆和附设的法政速成科则改为法政官校。1910年官绅二校合并为一，改为湖南官立法政学堂。1911年招收法律、政治科学生两班及辅修班、银行研究科、政治正科、法律正科各一班。学堂分本科、预科、别科和讲习所。预科生由各中学堂选送3年以上程度，年龄在20～25岁，品行端正，体质坚实的学生入学，补习两年后入正科，学习3年毕业。别科是举、贡、生、监及官士绅与各中学、师范学堂毕业，年龄在25～35岁，品行端正，无他嗜好及疾病的可以入学，修业3年毕业。讲习科则修业一年半毕业。各科每期或每年分别进行考试，毕业考试合格者授予毕业文凭。 民国成立后，更名为湖南公立第一法政专门学校。

（四）民办高等教育的创办与教会大学的出现

新政时期长沙的高等教育除了官办的学堂外，还有民办、私立学堂和外国人办的高等学堂，如湖南高等铁路学堂、私立景贤法政学堂、明德学堂的附设高等教育和雅礼大学。[]

高等铁路学堂是1909年由粤汉铁路总公司创办。在湖南人民废约自办粤汉铁路的过程中，为筹备粤汉铁路的建设，长沙毓东、广益两所私立中等职业学校举办了铁路营业专修科。为了进步培养修筑和营运粤汉铁路的专业技术人才，1907年成立的粤汉铁路总公司于1909年收购合并了这两处专修科，在此基础上成立高等铁路学堂，学堂设置机械、建筑、业务二科，修业年限为四年。到1913年，因粤汉铁路收归国有，该学堂停办。

私立景贤法政学堂的开办时间和开办人不详，1912年，该校改为公立，更名为湖南公立第二法政专门学校。同年，该校与湖南公立第一法政学校合并为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

长沙私立明德学堂于1905年开始办专修科。首先“特设高等商业专科，遵照京师高等实业学堂课程，延聘专门教习，切实举办”。1906至1907年，又先后举办留学预备理化专科、银行专修科和法政专科。民国初年改为明德大学，由黄兴任校长，迁往北京。

雅礼大学是美国雅礼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大学校”[]。20世纪初年，雅礼会就决定在中国办学。1903年，湖南境内各基督教会的代表在长沙开会，议决邀请美国耶鲁大学传教会将长沙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中心。雅礼会接到这报告后两次进行了论证，认为湖南有2000多万人口，长沙是湖南的省会，地处华中腹地，可以影响全国。因此决定在长沙兴办学校。雅礼会派盖葆赖（Gage）、胡美(Hume)来长沙，经过一番筹备，1906年11月16日，由盖葆赖任校长的雅礼大学在长沙西牌楼正式开学。首次招收大学预科生53名。1910年，雅礼会又在雅礼大学内办了雅礼中学。国民革命中，雅礼大学迁往武汉，与文华大学、博文大学和博学大学合并为华中大学。

三、普通中小学教育的发展

清末新政期间，长沙教育界对举办普通中小学教育非常重视，相继创办了许多中小学堂。这些学堂分为官立、公立、私立和教会办等多种类型。这一时期创办的一些中小学，特别是一些私立中小学，如长沙的明德、周南、长郡、雅礼等中学，修业、楚怡等小学以及宁乡的玉潭、浏阳的里仁等小学后来都是闻名全省甚至全国的著名学校。

（一）普通中学教育的发展

按清政府的《奏定中学堂章程》的规定：“中学堂定章各府必设一所，如能州、县皆设一所最善；唯此初办不易，须先就府治或直隶州治由官筹设一所中学堂，以为模范，名为官立中学。其余各州县可量力酌办，如能设立者听。”“地方绅富捐集款项，得按照《中学堂章程》自设中学：集自公款，名为公立中学；一人出资，名为私立中学”。[]由此可见，公立学堂和私立学堂都是属于民办教育的性质，而外国教会办的中小学校也应该归入公立学堂这一类。因此，清末长沙的中小学大致分为官办和民办两大类。其中以民办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为主。

1．胡元倓与明德学堂

长沙市最早的一所近代中学，也是湖南省第一家私立中学是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由著名教育家胡元倓所创的明德中学。

胡元倓，字子靖，号耐庵，晚年自号乐诚老人，1872年生于长沙府湘潭县。1902年，胡元倓被派往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班学习。留学期问，他考察了日本的教育，特别佩服日本维新志士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而后对明治维新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得力于教育的发展。他决心以教育救国，培养人才，复兴民族为己任。并发誓“不做官，不入党派，不怕困难”，以“此身誓已成千古，不为崎岖有变迁”之句自勉。[]

1903年，胡元倓自日本回到长沙，他与其表兄龙璋和龙绂瑞商讨兴学事宜，获得他们的支持，并得捐资两千元。于是他们暂租左文襄祠为校舍，以胡元倓为监督，推龙璋的叔父、在籍刑部右侍郎龙湛霖为总理，延聘周震鳞、张继、王正廷、苏曼殊等为教员，创办了明德学堂。这年3月29日，明德学堂第一期两个班共80名学生正式开学。

同年秋，从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毕业归国的黄兴应胡元倓之请，到明德学堂任教。黄兴到明德后，积极进行革命宣传，从事革命活动，使明德学堂成为了当时新思想的摇篮。因此，它屡次遭守旧官绅的诬陷而濒于危境。于是，胡元倓又与龙璋等商量，于西园龙宅另立经正学堂，一旦明德被查封，即以经正取代。此后，他担任明德校长达38年之久，直到1940年逝世。

胡元倓曾对黄兴说过：“养成中等社会，实立国之本图，唯其事稳而难为。公倡革命，乃流血之举；我为此事，则磨血之人也。”[]所谓“中等社会”实际上是指资产阶级，也就是说，明德学堂是以培养资产阶级新式人才为其办学宗旨。胡元倓等正是以“磨血”的精神来办好明德学堂的。为了办好明德学堂，胡元倓几十年风尘仆仆，奔走南北以筹措经费。办学前26年，为了筹措办学经费，胡元倓在家过年只两次，在外过年竟然有24次，其中“南京三年，上海两年，苏州一年，杭州一年，旅途两年，一在江轮之上，一在火车之上”。[]有一次，为求得他的湘潭同乡、时任上海道的袁树勋捐款一万元，他竟向袁树勋下跪。还有一次，明德经费困难，胡元倓到南京向端方借钱，端方同意，但其下属拒绝。当时风雪横江，天寒地冻，胡元倓竟急得几欲投江自杀。幸教师捐款，才得以渡过难关。为筹得办学经费，他还曾“持三日粮，为背水阵”，只身赴南洋群岛募捐。为了办学筹款，胡元倓有时竟不择手段。有一次，因学校紧着用钱，他到湘雅医院找明德校友借钱，声称自己得了阑尾炎，需动手术，以此借了600元过关。还有一次，明德经费困难，几致停办。胡元倓到北京，请求教育总长范源濂救助。范避而不见，胡先生便将被卷搬到教育部的传达室，声言不见到总长，就在此绝食。范闻讯，只得以范夫人名义捐赠金钏一对解围。由于他到处募捐，时人称之为“胡九叫化”(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九)。当时上海《新民晚报》刊载了题为《咏三湘人物》的打油诗，其中有一首就是写他：“四海扬名胡叫化，办学天天打背弓，屈膝求师兼募款，南方武训乐诚翁。”[]担任校长的时间里，胡元倓先后为明德筹得款项达十余万之巨，建造了二十余栋校舍，添置了大量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使明德学堂的图书和仪器设备为全国中学之冠。但他本人却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出外募款，他总是手携纸伞一把，脚穿钉鞋一双。其车船票大多由校友购赠，住宿多借居亲友或学生家中。所得募款自己分文不取，全部用于办学。他一家住在学校大门侧的3间旧屋里。书房中挂着“虽九死吾犹未悔”的横幅和“坚苦勖毅力，勤勉医灰心”的对联。其“磨血”办学的精神可见一斑。

明德提出了“坚苦真诚”的校训。龙璋亲撰《坚苦真诚四箴》，解释“坚苦真诚”的含义：坚即“永坚贞而不更”；苦即“应因苦而回甜”；真即“本真实以传薪”；诚即“道一贯而无二”。明德的校旗以唐代书卷和西洋书本互相交迭为标志：校歌中有“贯中西兮穷术业，遗泊而咀精”之句。这些都体现了贯通中西文化的施教方针，与戊戌维新运动中的时务学堂一脉相承。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创立新民学会有“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之说。

明德学堂还聚集了大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如黄兴、张继、周震鳞、苏曼殊、王正廷等，他们在明德学堂任教期间大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民族思想，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教育学生。1904年2月，黄兴以明德学堂为基地，联络章士钊、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等成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黄兴还利用明德学堂的理化实验室秘密制造炸弹，准备进行武装起义。由于明德学堂重视对学生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民族思想教育，使该校早期涌现出大批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如宁调元、胡瑛、李燮和、阎鸿飞、黄—欧、陈嘉佑、曾杰、章裕昆、李发群等。

胡元倓认为，聘请高水平的教师是办好学校的重要保证。他说；“学校只要教员整齐，学生便乐于受教”。明德刚开办时，他为学校聘请了两个日本理科教员。他请来留日学生陈介（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人，曾任外交部常务次长，驻德国、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大使）为之当翻译并兼助教。一个学期期满后，陈介执意要走。胡元倓苦留，陈介不允。据陈介回忆说：“先生于座众前，向余长跽，非允不起，谓为向袁海观（树勋，时任上海道）先生募捐，曾一屈膝；今为请教员再为之，余感其诚，欣然承诺。”[]正是凭着胡元倓尊重教师的至诚之心，30多年中，许多品德高尚，学问优长的著名教师先后在明德学堂任教。如著名诗人苏曼殊、吴芳吉，生物学家辛树帜，历史学家罗元鲲、周谷城，音乐家黎锦晖、张曙，化学教师郭德垂、袁鹤阜，语文教师李肖聃、周世钊，英语教师喻子贤、陈剑秋，数学教师陈鹿平、曹赞华、杨少岩，体育教师夏义可、陈奎生，地理教师文士元、谢国度，画家刘寄踪。另外，还有一些明德学堂的毕业生在成为著名学者后又返校任教，如刘永济、蒋廷黼、曾约农、杨伯竣等。

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优良的校风，使明德的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毕业生中人才辈出。1917年，当时的教育部称赞明德学堂：“明德规模宏大，成材众多，在中国私立学校中实为有数之学校”。当时社会上也有“北有南开，南有明德”的说法，足见明德学堂影响之大。

2．朱剑凡与周南女学

长沙第一所私立女子中学堂是1905年由朱剑凡创立的周氏女塾改名的周南女学。朱剑凡（1883—1932），原名周家纯，湖南长沙府宁乡县人，其父为湘军著名将须，甘肃提督周达武。他少年时读过王夫之、魏源、龚自珍、谭嗣同等人的著作，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1902年他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习师范，结识了黄兴、陈天华、周震鳞等爱国志士，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1904年底，朱剑凡回国，首先在周震鳞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教书。他认为“女子沉沦黑暗，非教育无以拔高明，要自立于社会，有学识技能，才能拔于黑暗”。[]因此．他决心自己创办一所女学。1905年5月初，他将长沙泰安里私宅的半边园林辟为校舍，创办了一所女子学堂。为免遭清政府查封，命名为周氏家塾。但实际上办有师范班，附设有小学部和幼儿园，并授之以新学。当时风气闭塞，妇女受封建礼教束缚，学校初创时，入学者很少。朱剑凡不辞劳苦，逐家劝说，广泛动员。他规定，凡未婚及订婚末嫁者都可入学，少数家境贫困的还可在校打钟、扫地，半工半读。这样，很快使师范班学生增加到百余人。

刚刚创办时，教员人数很少，大部分是男教师。囿于旧礼教，男教师在上课时，在讲台上挂一帷帘，将男教师和女学生分隔开来。同时，朱剑凡还要每个学生准备一套“四书”，当官府派人来检查时，就把新学课本收起来，把“四书”放在课桌上作为掩护。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对这所学校进行攻击。当时，长沙城内一些顽固士绅就污蔑说周家花园是大观园，周家纯是贾宝玉。但朱创凡对这种攻击毫不在意，办学意志更加坚定。

1907年，学部奏准民间设立女子学堂。于是，朱剑凡于1908年呈请湖南当局将周氏家塾改名为周南女学。为适应社会的需要，周南女学除继续开办师范专业外，还添设了缝纫、音乐、体育等专修科。由于班次增多，规模扩大，需要增建校舍。朱剑凡毅然将面积为440方丈的私家花园全部献出作为周南的水久校舍，并将宁乡老家的私有田产全部变卖，在长沙购买了628方丈地皮，用来扩建校舍。他的夫人魏湘若（即著名湘军将领，两江总督魏光焘之女）也将她陪嫁的金银首饰慷慨捐出，作为学校的办学经费。为了兴办教育、朱剑凡曾先后向周南女学捐献资产总值达11万余银元。[]

朱剑凡创办周南，不仅捐献了全部家产，而且呕心沥血，倾注了全身心的精力。他除了主持校务外，还兼教心理学和教育学课程，并自编了《教学法》、《儿童心理学》等教材。学校聘来日本籍教师佐藤操子和松山雪子，他又亲自担任翻译。他还非常注意学校师资队伍的建设。在他担任周南校长期间，聘请了大批著名教师任教。如徐特立、张唯一、陈章甫、吴芳吉、李肖聃、周世钊、唐梅村等前来任教。对优秀的教师，他不惜重金聘请，礼遇有加。一次，朱剑凡从浙江聘来—个著名的英文教师叫谢仁仲。一个学期后，谢老师请辞。朱剑凡苦苦挽留，甚至不惜下跪，终于将谢老师挽留下来。他还能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校工袁顺生因擅长书写，办事谨慎，被提拔为职员。李淑仪原是一个尼姑，因工于刺绣，朱剑凡便动员她还俗，并聘其为劳作教员。

朱剑凡提出了“教学要与社会生活相结合，要为社会改造和建设服务”的办学方针。[]周南的学科都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而设置的。朱剑凡认为，师范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故首先在周南开办了师范科和简易师范科，并附设小学和幼儿园。朱剑凡还认为妇女要在社会上自立，就必须有谋生的技能，为此又开设了缝纫、刺绣、烹饪等班。为满足全省女子学校对音乐和体育教员的需要，他又开办了音乐、体育专科班。

朱剑凡为周南规定的校训是：(1)自治心(节制整洁)；(2)公共心(博爱仁恕)；(3)进取心(勤勉耐劳)。为养成勤勉学风和活泼气氛，周南规定每日由值日教员公布格言、诗歌、图画或学生学习成绩，以供学生学习观摩。周南女学还每年举办学生学习成绩展览。民国初年的《湖南教育》杂志曾撰文评述周南的成绩展览，认为周南女学生的成绩“男校中如此程度亦不多得”。[]

周南为了使女学生今后能自立于社会，很注意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和工作能力。学校和各班级均有学生自治会，自治会干部全部由学生选举产生，分管学术、体育、文娱、卫生各项活动。学生班级活动、寝室、图书室及食堂等都由学生自主管理。自治会的干部，对内参加学校校务会议，共商学校大计，对外代表学校与各校联系。朱剑凡等还注意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并带领学生参加一些爱国运动。如1907年，他与徐特立发起周南全体师生首先罢课，反对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并得到全城公私立学堂的响应。

周南女学于1912年改名为湖南私立周南女子师范学校，仍附设小学。1915年，停办师范，改名为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

3．官立中学堂和教会中学

当时长沙唯一的一所官立中学堂是创立于1904年的长沙府中学堂（长郡中学的前身）。该年，根据清政府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关于“各府必设中学堂一所”的规定，长沙知府颜钟骥设立了这所学堂。颜钟骥聘请曾参与创办明德、经正和民立第一女学堂的开明士绅龙绂瑞担任这所学堂的堂长。该学堂开始并无固定校舍，先后设于长沙黄泥街、宝南街等地。直到1908年才在学院街三府坪建筑校舍，1909年迁入该址固定下来。但直到辛亥革命时，该学堂规模仍然很小，仅有两个班，六七十名学生，约10个教职工，图书资料也很缺乏。其教学质量和声誉远远比不上私立的明德学堂和周南女学。

清末，外国教会和宗教性团体也在长沙开办了中学，如美国遵道会于1906年创办的遵道女学校，美国北长老会于1910年创办的宜德（Ideh）女子寄宿学校等，这些学校包括了从小学到中学的两个层次。另外还有英国圣公会创办的圣雅各中学和美国雅礼会于1910年在雅礼大学内办的雅礼中学。其中属雅礼中学最有成效，不过雅礼中学到民国时期才得到较大的发展。

（二）近代小学教育的发展

1．官立初等教育

长沙最早的近代小学是1900年创办于长沙县湖迹渡的明耻小学堂。[]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颁布谕令，要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据此，长沙县和善化县的官立小学堂于1902年11月分别在府城内的荷花他和小瀛洲正式开办。这是长沙官立小学教育的开端。但是，由于当时教育改革的重点主要倾向于改书院为学堂，而对于小学尤其是初级小学教育重视不够，加之当时的湖南巡抚俞廉三将“各州县均设小学堂”理解为“系指州县治而言”，限制小学只能设在州县政府所在地。因此在1903年以前，长沙的官办小学堂仅有上述两所。1903年，热心教育改革的赵尔巽接任湖南巡抚，他考虑“近日创兴各学校，大都便于优裕求名之士，而未计及贫苦食力之家”，因此决定在长沙创办半日制小学堂12所，“此举专为贫家幼童无力读书者而设。凡八岁以上十六岁以下幼童，准由保人送至提调办公处报名，听候择期开学”。[]在此基础上又创办了“选升小学堂”和“选升艺徒小学堂”，从半日制小学堂中选录年龄稍长的学童入学，授之以高小课程或金工、木工等工艺。这些学堂的创立，为后来长沙初级教育的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

1905年，新任湖南巡抚端方认为“初级教育未能次第扩充”，既不利于高、中级教育生源的扩大，又不利于教育的普及。因此他令省学务处将原12所半日制学堂全部改成初等小学堂，又筹措经费新办28所初等小学堂，合计共设40所。其中省会城厢内外27所，东、南、西、北四乡13所。委派俞诰庆为总监督，在长沙犁头街旧学舍设学堂办公处．全面管理这40所学堂。到1906年6月，这40所官立初等小学堂共有40个班，在校生1600人，教员76人，校工74人。[]端方根据《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暂定初等小学堂的课程为6门，即修身及讲经、读经及国文(包括语言、作文、写字三项)、算术、体操(乐歌)、图画、手工，另有历史、地理、格致三门因教师难聘，暂不专立一门，只在其他课程中“兼教其大意”。[]

值得一提的是，长沙著名学者王先谦在发展近代长沙初级教育方面作出很大贡献。他认为日本的“寻常小学”（即中国的初等小学）“尽人必入，所谓强迫教育，养成全国儿童生活必需之智训技能者也”，而中国由于初等小学不发达，很多人未经小学就直接考入中学和高等学堂，“程度之低昂无别”。[]因此，他于光绪末年写信给当时的湖南提学使吴自修，并向巡抚呈请“拟设简易小学”。他认为各省官立和民立学堂很多，但贫民小学却没有考虑，这是“务其大而遗其小，似未尽国民要义也”。因此，他主张大办贫民小学，使所有适龄儿童都能方便入学，“用少数之经费，施切实之教法”，使就学儿童“照章五年毕业，即已知书习算，文义粗通”。[]他还身体力行，将自己担任省学务公所议长和省自治筹办处会办的马夫银共12250两全部捐给省学务公所，在长沙兴办简易小学堂18所，为长沙初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二）私立初等教育

除官办小学堂外，1903年后，长沙私立小学也发展较快。继明耻小学堂后，又相继出现了湖南第一民立女学、私立修业学堂附设小学堂、私立明德学堂高等小学堂、周南女学附设小学堂、楚怡小学堂等。其中较著名的有修业和楚怡两所小学。

修业学校是1903年8月由明德学堂12名退学的学生发起，由湖南教育界3位名人周震鳞、俞蕃同、许直出面呈请政府批准而创办的。由周震鳞出任第—任校长。学校刚创办时只有中学部。到1904年8月，迁入肇嘉坪原敬业小学堂旧址，开始设立小学部。周震鳞聘请明德师范毕业生彭汉徽担任第一任小学部主任。当年即招收小学高等和初等各一班学生。当时称为两等小学，相当于现在的完全小学。此后，修业又相继增设了师范部、工专部，到1920年废止中学，开办农业职业学校。其间中学、师范、工专各部时办时停，但小学部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即使在1907年，政府补助费停发，修业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其它各部一律停办，小学部也坚持下来。这一年，明德师范毕业生彭国钧受聘担任了修业小学部堂长(即校长)，他带领全体师生克服困难，终于渡过了难关。

彭国钧，1877年生于长沙府安化县一个贫苦农家。他1898年考取秀才，在乡授徒两年。1900年，入岳麓书院就读。1903年，考入明德学堂速成师范第一班。1904年春毕业后，他首先在醴陵朱子祠小学堂任教。同年8月他受聘任修业学校小学部教员。1907年任小学部堂长。此后40余年，他大部分时间任修业校长，为修业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使修业小学成为长沙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小学之一。修业历史上曾经有许多著名学者和进步人士任教，如徐特立、周世钊、毛泽东、欧阳梅生等。

楚怡小学由陈润霖于1906年创办。陈润霖，字夙荒，1879年出生于湖南新化一个贫苦家庭。19岁举为秀才，20岁入岳麓书院就读，与陈天华、杨伯笙并称为“新化三才子”，并与蔡锷交往甚密。1902年，陈润霖作为湖南首批官派留日学生之一赴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教育。1903年毕业时，他立志“归国后不愿为官，愿以兴办教育为己任”。[]归国后，他曾短期任常德府中学堂学监。但他认为“官校不足以展其宏志”，而“初等教育，实属国民根本”。于是，他“捐集开办费银300余两，租贡院西街靖州试馆为校舍”，于1906年4月在创办了私立楚怡小学堂。“楚怡”校名，取“惟楚有才，怡然乐育”之意。继楚怡小学堂之后，他又分别创办了楚怡工业学校、楚怡中学和楚怡幼儿园，形成了“三校一园”的完整体制。其中楚怡小学是他最早创办，付出心血最多，并一直延续至今的一所完全小学。楚怡小学也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的教师，如何叔衡、熊瑾玎、唐子怀、毛达恂、刘仲楷、陈泽云、陈子展、黎升洲等。在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楚怡小学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活动基地之一。

在长沙初级教育蓬勃兴起的同时，宁乡、浏阳的初级教育也开始起步。许多旧式书院纷纷改为小学堂。当时最有名的当数宁乡玉潭学校和浏阳里仁学校。玉潭学校位于宁乡县城，其前身是创建于1523年(明嘉靖二年)的玉山书院，清乾隆年间更名为玉潭书院。1902年，玉潭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开设国文、算术、图画、中国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课程。辛亥革命后改称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校，但习惯上仍称玉潭学校。里仁学校位于浏阳文家市中街，前身是1842年(清道光二十一年)创建的文华书院，是近代浏阳8所书院中保存得最完整的一所。1909年，曾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的原文华书院学生刘世卣（加辶）主持书院，将书院改为完全小学，更名为里仁学校。取《论语》中“里仁为美”之意，据称也有“希望故里的乡亲都做仁人”之意。里仁小学曾因1927年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此会师而闻名全国。

四、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和军事教育的发展

（一）师范教育的起步

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和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兴起，师资奇缺成为急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难题。正如俞廉三所说：学堂“创办之始，不难于经费之难筹，而难于章程之妥善；不难于规模之粗具，而难于师范之得人”，“学堂命脉所在，全在师范得人”。为了解决师资问题，湖南抚院除选派一部分生员到京师大学堂和日本学习师范外，还决定在省城长沙“设立师范馆一所，以培养教习之材”。[]

1903年3月，湖南师范馆在长沙城内黄泥塅(今黄泥街)正式开学。第一期学生有正取生40名，都是前一年乡试录取的“议论纯正，常识宏达”的生员，陈天华、曹典球就是第一期的正取生。[]另由“各府、厅、州、县各选送高才生入馆，一同肄业”。该馆延聘王先谦为馆长，俞诰庆为监督，皮锡瑞为伦理学教习，黄山为史学教习，周震鳞为地理教习，许兆魁为算学教习，单启鹏为物理化学教习，陶孝澄为外语兼理科教习，徐继焜为体操教习。当时，湖南派往日本留学的师范速成班学生已学成归国，即分派为湖南师范馆监督或斋长。学生肄业一年成绩及格者发给文凭，准充任中小学教员。湖南师范馆虽有“新学”之名，但却保留着大量“旧学”之实。如在所有课程中，读经就占了总课时的四分之一；其教育和教学管理方式也基本沿袭原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那一套。这些情况引起了一些进步学生和开明士绅的不满。王先谦在馆长任上也无多大作为．不久即告辞职。[]

赵尔巽取代俞廉三抚湘后，加快了教育改革的步伐。他认为黄泥塅馆舍狭窄，无法扩大学额，因此于1903年11月不顾王先谦等士绅的反对，下令将师范馆迁入城南书院，并改聘刘棣蔚为监督。刘棣蔚一方面接管师范馆原有人力、物力，并扩充班次，连同原有学生共达一百余人；另一方面，又在原师范馆和城南书院基础上对办学思想、课程设置、管理方式、教学要求等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按照清政府“壬寅学制”的规定，师范馆有14门课程。湖南师范馆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以“所调选各生于普通学自已有根柢，应稍变通”，确定了伦理及经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算学、文学、理化学、英文、图画、体操等10门课程。本来应开教育学，因无师资，就采取由斋长带学生“讨论学校制度及各科教学之法”的方法进行学习。同时，设蒙学堂一所，作为学生的实习场所，这相当于后来的附属小学，不久，根据“癸卯学制”的规定，湖南师范馆更名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并于1904年10月在全省招收学生130人，编为速成科第二、三班。这时，湖南省开始分三路设立师范，即长沙为中路，招收长沙、宝庆、岳州3府学生；常德为西路，招收常德、辰州、沅州、永顺4府，澧、靖2州，南州、永绥、凤凰、乾州、晃州5厅学生；衡阳为南路，招收衡州、永州2府，郴州、桂阳2州学生。于是，湖南全省师范学堂于1904年11月改名为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并于第二年1月招收3府学生108人，编为优级选科(相当于高等师范)第一、二班。

1905年9月，谭延闿被任命为中路师范学堂监督。谭延闿，字祖庵，1875年生于长沙府茶陵州。1897年为优贡生，1903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不久返回湖南。当时湖南正大兴学堂。谭延闿积极参与和支持了明德学堂以及其他学堂的创立。他被端方任命为中路师范学堂监督后，改革陋规，更新学制，成为中路师范学堂创建初期有影响、有作为的一位校长。他适应形势的需要，兴修礼堂、校舍，扩大学校规模。在他任监督期间，学堂在校人数出现了高峰，多达9个班400多人。他还参照日本学制，进行学制改革。这一新的学制，一直沿用至五四时期。他还在学堂后山妙高峰上创立了简易师范学堂(相当于初师)，附属于中路师范学堂。这一简易师范学堂被认为是湖南私立师范学堂的发端。[]1906年10月，谭延闿辞职，刘人熙继任监督。他继续坚持谭延闿的办学宗旨和办学方向，保持谭延闿的办学成果。他按学部《师范选科章程》的规定，改文科为历史地理科，改理科为物理化学科。1908年10月，瞿宗铎继刘人熙后担任监督。他按学部《初级师范规程》规定，于1909年下学期开始，将培养目标、学制年限各不相同的速成科、简易科和优级选科改为单一的师范本科(即中等师范)，明确“以造就小学教员为目的”，学制为五年(其中一年预科)。从此中路师范学堂成为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中等师范学校。辛亥革命后，中路师范学堂改名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08年，省城长沙还创办了一所优级师范学堂(相当于师范专科)。这是根据清政府1906颁布的《学部订定优级师范学堂选科简章》规定，为“造就初级师范及中学堂师资”，于1907年开始筹建的。该校设在省城贡院(今长沙市中山路百货大楼一带)，以刘矩为监督。1908年8月开始招生，由提学使通令各府、州、县保送成绩优良的中学毕业生来省应考。先招收理化、博物、数学、史地4个班，每班60名，全校共240名。9月26日，正式开学。到1910年，又从中路师范学堂转来博物、数学2个班，学生增加到360人。

优级师范开设的课程除专修学科外，还开设国文、英语、日语、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体操等课程。各科教员中，有不少知名学者，如数学教员许奎坦、地理教员王达、历史教员颜息庵，另外还从日本聘请了理化教员原田长松、博物教员能势赖俊和教育、伦理、心理教员臼田寿惠吉。优级师范的学生到辛亥革命前后都相继毕业。这些毕业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在湖南教育界服务，其中有许多人成为省内外著名的学者，如黎锦熙、王季范、孔昭绶等。1912年，优级师范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校址迁往岳麓山。

清末长沙的师范教育除了上述两所正规的中师和高师外，还有其他一些师资培养培训机构。如赵尔巽曾将省城校经书院与孝廉书院合并，改为校士馆，把未能入师范学习的选入校士馆就读。后来又将校士馆改为师范传习所。另外，有些私立中学如周南女学、明德学堂、岳云学堂都附设有师范科。一些职业学堂还附设有实业教员讲习所。这样，清末长沙的师范教育初步形成了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体系。[]

（二）近代实业教育的产生

长沙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出现既是长沙近代教育兴起的产物，也是清末新政中长沙近代实业兴起和发展的客观要求。早在戊戌维新运动前，谭嗣同就曾设想将浏阳算学馆办成附设有试验农场、实验工厂和矿山，讲求“汽轮制造、水火电力、声光、工商诸学”的新型综合性实业学堂。[]后来，陈宝箴在戊戌维新时又拟于农务局和工务局之下，各设职业学校一所。但因戊戌维新运动失败而未果。然而，由于湖南土地肥沃，矿产丰富，具有发展近代农工矿业的越条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官办、官督商办或商办的近代工矿业纷纷创立，特别是在清末新政兴办实业的热潮中，湖南近代工矿企业发展更快，对各类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于是职业技术教育也就应运而生了。

1902年2月，著名湖南士绅王先谦、汤聘珍呈请抚院，建议设立工艺学堂。经巡抚批行各司会议，决定将长沙城内戥子桥原“迁善所”改为工艺学堂，这是湖南职业教育的开始。不久，湖南巡抚部院又根据清廷关于设立农务工务学堂的谕令，决定“就现办工艺学堂，设立农、工二科，妥议章程，分门讲习”。[]这所农务工艺学堂，是近代湖南第一所比较正规的职业学堂。但因设备简陋，又为工农合校，难以兼顾。因此，1905年，新任湖南巡抚端方将工艺和农务分设。原农务工艺学堂更名为艺徒学堂，专事养成艺徒，这是湖南官立技工学校之始。艺徒学堂设金工、织布、漆工、电镀等工种，分班教学，并设有实习工场。当时，学堂教师谢兰畦曾首创脚踏机织斜纹布，开创了湖南木机纺织细布、斜纹布的历史。[]1906年，继任巡抚庞鸿书认为艺徒学堂学生程度尚优，符合奏定章程中中等工业学堂的规定要求。因此将艺徒学堂改名为“湖南全省中等工业学堂”，并附设艺徒学堂，继续末完之艺徒教育。工艺学堂升格后，先办一般课程的预备科。到1909年，预科两个斑毕业，学堂监督呈请巡抚同意，正式开设本科，购置工业器械，聘请工业专门教员，分金工、图绘、染织、漆工等4科。每科招生40名，共160名。辛亥革命后，该校先后改名为湖南公立中等工业学校、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和湖南省立第—甲种工业学校。[]

农务学堂与工艺学堂分开后，即与赵尔巽1903年创办的农务试验场合并。开始仍名农务学堂，因试验场原有较好的蚕桑业基础，首先开设蚕科。第二年，该校正式立案．定名为湖南官立农业学堂。抚院又拨款修造校舍，购置仪器，并划拨长沙北门外古佛寺官地30亩为农场。1909年2月，该校开始创办农科，招收三年制农科生一班。又拨岳麓山官荒地作森林培秧局，同年7月，开始招收三年制林科生。1910年9月，该校又附设农业教育讲习所，专门培养农业教育师资。辛亥革命后，该校先后改名为湖南公立中等学校和湖南省立甲种农业学校。[]

除官办的中等职业技术学堂外，长沙还出现了一些私立的职业技术学堂。如1903年禹之谟创办的长沙实习工场附设的工艺学堂，这是湖南省工场附设技工学校的开始。还有私立明耻女子职业学堂(后改名为衡粹女子职业学堂)、私立楚怡初等工业学堂等。雅礼医院开办时附设的护病学校也是属于这种性质。

私立明耻女子职业学堂是从长沙东乡的影珠女学分化出来的。1905—1909年，影珠女学曾以福临乡坳上屋黄为焯私宅为校址。后来，影珠女学近至新址，黄为焯的女儿黄国厚即联合原影珠的教员童澹村、周鼎芳、黄恺生等，在坳上屋影珠旧址创办了明耻女子职业学堂。黄国厚，字振坤，长沙县人，1883年出生。她曾在影珠女学读书，1905年，她与其妹黄国巽—起作为湖南第一批女留学生被选派到日本东京青山实践女校师范科留学，专攻美术，曾与秋瑾同学。学成返国后，她先后在隐储女学、周南女学任教。1909年明耻女子学堂创立后，她一直以校为家，惨淡经营十余年。辛亥革命后，她自任校长，并将明耻迁入长沙城内兴汉门，改名为衡粹女子职业学校。该校以培养女子自立自强、解除封建束缚为宗旨，分设艺术师范、缝纫、刺绣3科，并附设有幼儿园。艺术师范聘请省内外书画名家任教，兼习国画和油画；刺绣科专攻湘绣；缝纫科附设有工场，实行半工半读。学校兴盛时，有l 7个班，400多人。该校办学成绩显著，培养了不少特出人才。

雅礼医院附设护病学校是湖南省内最早的护士职业学校。它是由美国人胡美(E.H.Hume)于1911年11月创办的。胡美于1905年受美国雅礼会的派遣来到长沙，并于1906年11月在长沙小西门西牌楼开办了湖南第一所西医医院——雅礼医院。为了完善医院管理，他在雅礼医院内开办了护病学校，招收男女护生。当时国人感到新奇，将其称之为看护学校。该校第一任校长由1909年来华的美国高级护士、文学士盖杰(N.D.Gage)担任。当时，报考核校的要求比较严格，规定报考者须肄业中学两年，入学考试成绩全部及格，并且须得到家长的同意。第一次招生从60名应考者中录取了12名，为第一班新生。以后，应试者的学历要求改为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学制定为4年。在湘雅医学专科学校成立后，雅礼护病学校改名为湘雅护士学校，与湘雅医学专科学校、湘雅医院一起同为湘雅医学会管理。[]

（三）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

长沙最早的近代军事学堂是在戊戌维新时期创办的湖南武备学堂，戊戌政变后，该学堂被迫停办。随着清末新政军事改革的兴起，举办近代军事教育成为军事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长沙的军事教育也开始起步了。

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诏令停止武科科举考试。于是，新式军事学堂就成为了培养军队将佐的主要途径。湖南巡抚俞廉三根据清政府关于“亟于各省会设立武备学堂，以培养将才，练成劲旅”的诏令，决定重新开设武备学堂。抚院委派留日归国学生、湖南试用道俞明颐为学堂总办(相当于校长)，主持学堂一切事宜；聘请两江籍留日归国学生单启鹏、陶澍孝等任教习，学生由各州县选送年龄在18—22岁之间，身体健壮、文理清畅、家庭清白、素行端正的学生，经考试合格后入学。

经过一年多的筹划，新的武备学堂于1903年5月在长沙小吴门外大校场旁正式开学。第一期招收学生100名，教职员共有20名。学习期限为3年。学习内容包括内场和外场两部分：内场有汉文、日文、算学、伦理学、军制学、战术学、城垒学、地形学等22门；外场有体操、马术、剑术、步操、炮操、工程等6门。[]学堂实行分段教学制，即在学堂学习一年后，派赴部队实习半年，然后再返回学堂完成其他学业。

为适应大规模改造旧军和编练新军的需要，武备学堂又于1903年11月在长沙附设将弁、兵目、陆军速成等3个学堂。将弁学堂从绿营中挑选年富力强的千把总培训一年，作为改造旧军之用。兵目学堂从各营挑选目兵培训一年，作为新军的骨干。陆军速成学堂则从各营挑选目兵培训一年半，以充任新军初级军官。武备学堂及其3个附设的学堂为湖南新军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

1904年9月．清政府颁布《陆军学堂办法》，规定各省设立陆军小学堂。根据这一规定，湖南巡抚端方于1905年夏将武备学堂第一期学生提前结业，将武备学堂及其3个附设学堂停办，另在武备学堂原址上设立湖南陆军小学堂。湖南陆军小学堂于1905年8月正式开学。学堂总办仍由俞明颐担任，俞于1908年去职后，继任者相继有善化人汤鲁璠和广西人张鸿年。总办之下设监督(相当于教育长)、提调(相当于总务长)各一员。另外每期还设学长3名(第一期设有6人)专任管理。按规定陆军小学堂第一期招收正额生90名，由各州县在15—18岁的高小毕业生中考送。但刚创办时，各州县尚无高小毕业生，于是改为由省自行招收。另外还招收附课生30名，凡外省宦游子弟、本省官吏子弟及新军优秀士兵均可保送入堂自费附课。第一期学生达200人，而且超龄的很多，个别的甚至将近30岁。陆军小学堂招生虽然不严，但入学后却严加剔选。每月都进行考试，考试成绩评为优、上、中、下、劣5等，每月津贴各按考试成绩发给，下等不发津贴，劣等则立即开除；另外还进行操行评定，操行不及格的也一律开除；正额生被开除出现缺额时，即以优秀附课生递补。经过这样逐月淘汰，第一期入学者200人，到毕业时参加陆军中学堂升学考试的仅有72人。[]

陆军小学堂以“养成陆军将官之初阶，教以普通课及军事初级学，并养成其忠爱勇武、机敏驯优之性质、以植军人之根本”[]为宗旨。学习期限为3年。所设课程分学科、术科两部分。学科又分军事学科和普通学科两种。军事学科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测绘学等；普通学科有国文、外文、修身、历史、地理、理化、博物、生理卫生、三角、几何、代数等；术科则以班、排教练为主，劈刺、器械操为辅，主要在野外演习。[]

陆军小学堂前后共办5期，前3期在辛亥革命前毕业。辛亥革命时，第四、五期在读学生有200余人。长沙光复后，湖南都督府将陆军小学堂改为陆军小学校，到1912年4月停办，所有在校学生全部送南京的入伍生队受训。

五、留日学生与长沙近代教育

（一）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留学日本运动

20世纪初，大批中国学生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纷纷东渡日本留学，在此期间的十余年时间里，掀起了一个留日运动的高潮。在这—高潮中，湖南是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而长沙则是湖南留日运动的中心。留日运动高潮，不仅成为长沙近代教育发展的重要表现，同时也促进了长沙近代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早在1898年戊戌运动失败后，原长沙时务学堂的一些学生就应梁启超之召，赴日本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留学。他们当中，有后来参加自立军起义的林圭、秦力山、蔡钟浩、田邦璇、李炳寰等，有后来领导护国战争的爱国将领蔡锷，还有后来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次长的范源濂。湖南官方最先向日本派出留学生是在1901年，这年8月，湖南抚院选派学生张孝准(长沙人)、梁焕彝(湘潭人)2人赴日本留学，学习军事和矿务。

湖南抚院首次较大规模派遣学生官费留学日本是在1902年初。当时湖南教育改革刚刚起步，各地纷纷举办各种学堂，教师奇缺。于是，湖南抚院决定派人到日本留学，“以期卒业归湘，藉端师范”，[]为教育改革培养师资。经过各书院山长推荐，有关部门考核，选出“年未满三十，而志虑忠纯，识量通达者”12人赴日留学。其中俞诰庆、俞蕃同、王履辰、江都良等4人为长善两县学生，另有长沙府辖湘乡、湘阴、湘潭、醴陵各县的学生6人。他们由大挑知县胡珍率领在日本学习6个月的速成师范。回国后，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湖南教育界的著名人物。此后，湖南官派留日学生逐年增加。1903年，湖南抚院第二次选送官费留日学生24人，比上一年增加—倍，留日学习时间也增加为四年半。这批留日学生也都是为了培养中小学及实业学堂教习而选送的。他们毕业回国后必须在湖南担任教职3年以上。1905年，湖南官费留日学生继续增长，同时还选派了20名女学生留日。这20名女留学生大部分是原湖南民立第一女学和长沙影珠女学的学生。他们由影珠女学的创办者、民立第一女学副监督黄宣祐率领，到日本“攻读速成师范科”。到1910年，湖南官费留学日本的人数达到200人。

与此同时，自费留日学生也不断增加。1902年4月至10月的半年时间里，申请自费留学日本的就有9批共24人。其中第一批有戴展诚、刘棣蔚等4人，第二批有刘育藜等3人。1903年年初的一批自费留日学生就达12人之多。到1904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为2395人，其中湖南籍学生为373人，占全部留日学生人数的11％。据梁启超的统计，留日学生中，公费和自费大约各占一半，[]按这个比例，湖南留日学生中自费的将近200人。而在所有的湖南籍留日学生中，长沙籍当不在少数。

据清政府《学部奏咨辑要》的统计，留日学生中学习速成师范的“居百分之六十”。[]湖南留日学生也大部分学习师范。这些留日学生很多都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成为黄兴那样的“流血革命”者；还有更多的则回国从事教育，成为胡元倓那样的“磨血革命”者。

（二）归国留日学生对长沙近代教育的作用

第一批官费留日的12人除1人因“料理家务”未能成行外，其余11人都学成于当年归国。他们中至少有5人在长沙从事教育事业。俞诰庆回国后担任了湖南师范馆监督，后又任湖南学务公所总文案兼省城各小学的总监督，成为湖南抚院主持教育的得力干将。俞蕃同回国后与龙绂瑞等人一起在长沙创办了湖南民立第—女学，以后又历任湖南高等学堂教育长兼监督、湖南中路师范学堂教育长、求忠学堂监督等职，并曾出任湖南学务公所实业科副科长。刘佐楫回国后与胡元倓一起创办了明德学堂，并曾一度担任明德学堂监督。至于胡元倓和陈润霖，则因为他们分别创办、经营明德学堂和楚怡学校的三校一园而彪炳长沙史册。

此后，不断有留日学生学成归国投身于长沙的教育事业。他们中有回国后苦心经营隐储女学40余年的黄萱祐；有回国后创办开物乙种农业学校的彭海鲲；有“毁家兴学”，艰苦创办周南女校的朱剑凡；有前后担任周南校长20余年的李士元；有创办岳云中学，并担任校长30余年的何炳麟。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湖南全省师范学堂，最先的两个监督(即校长)刘棣蔚和戴展诚都是1902年首批自费留学日本的归国人员。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第一师范先后有两个锐意教育改革，办学成效卓著的校长，一个是孔昭绶，一个是易培基。他们都是清末留学日本归国的教育家。在一师，还有方维夏、杨昌济、徐特立等著名教师曾到日本留学或考察。还有一些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的留日学生，也曾经在长沙从事教育并以此为社会职业掩护革命活动。如黄兴、陈天华、禹之谟、周震鳞等。甚至还有一些外省籍的留日学生也曾来长沙任教和从事反清革命运动。如吴禄贞、张继、苏曼殊、秦毓鎏等。在1992年编纂的《长沙教育志》里，被收入“人物传略”的教育界名人共72人，其中在“五四”运动以前在长沙从事教育工作的约40人，这40人中竟有15人是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由此可见留日运动对长沙近代教育的影响。[]

六、新政时期长沙文化事业的发展

在清末新政中，长沙的近代文化事业也得到了发展。这表现在近代报刊创办发行、近代书刊出版和印刷机构涌现、近代图书馆的创立等方面。

（一）新政期间长沙近代报刊的相继创办

维新运动失败后，以《湘学报》和《湘报》为标志的长沙近代报业也遭到挫折。20世纪以来，各省创办近代报刊不少，特别是康梁为首的维新党人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海外创办了很多政治性报刊。这种情况使清朝廷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报刊的重要性。1901年，管学大臣张百熙上奏，建议各地创办官报，以控制舆论：“报纸所以寄耳目，东西洋于开化变法之始，无不以此为要图。……中国通商各埠，由民间自行办理者不下数十种，然成本少而宗旨乱，除略佳之数种外，多不免乱是非而淆视听。又多居租界，挂洋旗，彼挟清议以訾时局，入人深而藏力固，听之不能，阻止不可，惟有由公家自设官报，诚使持论通而记事确，自足以收开通之效而广闻见之途。应请饬各省及有洋关设立等处，酌筹的款，或劝喻绅董各设报馆一所，并粗定报律……”。[]张百熙的这一建议当时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当年仅有袁世凯在直隶创办《北洋官报》，张之洞在武昌创办《湖北官报》。第二年，在张百熙的家乡，湖南长沙也有了官绅合办的《湖南官报》。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公元1902年4月)湖南士绅请准于长沙设立湖南官报局，出版发行《湖南官报》。该报由湖南洋务局监督办理，由绅士筹集创办资金，由肖仲祁（湘乡举人）、曾庆榜主持馆务。洋务局委派汪文溥、罗维翰、陈庆森等负责审稿。[]《湖南官报》的内容包括谕旨、奏疏、中国近事、外洋近事、征集文稿等。形式、刊期与《湘报》大体相同，亦每月汇订成册。《湖南官报》虽然标榜以“通达时务，研究实学”为宗旨，但又宣称“一切叛道怪诞之词，犯上狂诋之语，均所摒弃”。因此，该报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市场，只能向各机关和官员派销。开办三年后，由于派销的报费积欠大多，无力继续维持，遂于清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三十日(1905年4月4日)停刊。[]

《湖南官报》停刊后，湖南巡抚端方饬令将《湖南官报》收归官办，并更改报名为《长沙日报》，于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五(1905年4月19日)刊行。同时，仍用《湖南官报》的名称，另出旬刊。《长沙日报》馆址初设在长沙文运街五贤祠内，旋移至理问街（今蔡锷中路解放路口至五一路中一段）一条巷，辛亥年(公元1911年)又移至长沙南门外上六铺街铜元局。初委王佐臣为总办，萧元瑀、沈习之、王铭心、沈菊清、徐绍仪等分任主笔、编辑。端方去湘以后，王佐臣调走，沈菊清、萧元瑀以次接办。善后局拨发铅字及手摇印刷机一部，招鄂工印刷(当时湖南尚无铅字印刷工人)。每天出版一大张，报费每月240至300文，每期销千余份。[]该报组版完全仿照上海《申报》的样式。所有稿件须先经抚院文案处审核，说明官府的舆论很严。其内容除上谕、宫门抄、奏犊、公文外，还有省内与省外新闻，每日还刊有论说。其中一些论说有宣传新风俗，破除旧风俗的作用。如《湖南风俗利病说》一文，对湖南跳神送鬼以治病的迷信活动进行批判，确是切中时弊。再如《湘省城乡宜节戏资以办积谷说》反对“赛会演戏”，主张节省戏资以作赈灾之用。其中披露了浏阳、醴陵一带的会党“有戏子‘放飘’，盖因往四处会期演戏，地方熟悉，朋类众多，易于听从也”，反映了当时会党活动的方式。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各省成立了咨议局，立宪派取得合法的地位。因此《长沙日报》也多少反映了立宪派的观点和活动。宣统元年四月（1909年5-6月间），《长沙日报》刊登的《学宪吴批永兴县禀请减发长沙日报由》内称:“《长沙日报》改良之后，凡属关系新政各项章牍，登载綦详，现当立宪之秋，士大夫欲增进学识，购阅报纸，亦其一端。”如该年十月的《长沙日报》以“断指送行”为题报道了修业学堂教师徐特立在立宪运动中断指明志，敦促早开国会的新闻：“徐君特立，字茂生，善化人。昨二十六日午前九时在修业学堂说及中国时事，非早开国会不可。闻湘省已选举代表四人入都呈请愿书，不日起程，意欲送行，未知诸君住所，乃立断左手小指，以血写‘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断后口称往罗君杰处送行，请罗君代表己意。同人止之，途嘱姜君济寰、彭君国钧代达其意云”。[]这种生动的新闻，明确表达了该报对立宪的积极支持态度。1909年3月开始，《长沙日报》增出“副张”一页，“除公牍、附件外，间刊诗词、诗话及连载小说，为湖南报纸有副刊的开端。”[]《长沙日报》到辛亥年间因革命爆发曾一度停刊。长沙光复后，该报改为同盟会的党报，继续存在。

除以上两种官府色彩非常浓厚，而影响较大的报纸外，清末新政期间，长沙还有如下几种报刊：《湖南学报》、《湖南时务白话报》、《湖南通俗演说报》和《俚语报》。

《湖南学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1903年4月27日），旬刊，由湖南省城学务处发行。内容以汇录归国留日学生所开设的师范馆的讲义为主，也刊载部分经学方面的论著，其作者主要有皮锡瑞、单启鹏、许兆魁等。[]

《湖南时务白话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三日（1903年4月29日），[]日报，每日三页，创刊和发行机关不详。该报有“上谕电传”、“论说”、“食土须知”、“中外新闻”、“西学俗谈”等栏目，除“上谕电传”外，其他栏目文章全用白话文。该报以普及常识、开通民智为宗旨，介绍了许多工艺制造、垦荒种植的知识，以及一些物理化学方面的科学常识。从该报刊载的《食土须知缘起》可以看出该报的政治倾向：编者在“缘起”中声明开辟此栏的目的是:“使人人晓得前朝的虐政，本朝的仁厚，我们这些人托生光天化日之下，从祖宗时候直到今日，绝不受那暴虐的苦恼，赋款的苛派，选妃的骚动，比前朝这些百姓安乐加几十分。人人听了，都会激感涕零，不禁激发了热心，积为爱国心思”。[]可以看出，该报是为清朝廷歌功颂德的。

《湖南通俗演说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中旬（1903年6月），旬刊，为木刻活字印刷，每期约50页，16000字左右。该报用三种纸张印刷:杭连纸120文，竹连纸100文，毛边纸80文，可见其读者层次多。该报发行人和编辑不详。报纸首列“上谕电传”，印红色；次为两页插画，内容是孝子、烈女、清官以及新式枪炮等；次分政治、时事、实业3栏，每栏分“汇编”(转载报刊文章)和“白话演说”(也有转载的)两部分；末为改写为白话的“湘中近事”和“中外大事”，并有插图。[]从现存3册的内容看，除了一些介绍科学知识的文章，大量的是劝戒老百姓安分守己，不要仇杀教士的文章，看来与实行新政和开放商埠有关。[]

长沙《俚语日报》大约创办于1903年，社长为宋海闻，社址在贡院西街。[]陈天华、陈作新等都参与过《俚语日报》的编辑和撰稿。“陈天华加入华兴会，一方面参与组织联络活动，一方面撰写宣传革命的文章。这些文字散见于《俚语报》中”。[]《俚语日报》以通俗的文字进行民主革命的宣传。1905年该报职员刘运锋以散发革命宣传小册子《血泪书》被捕，判刑三年，该报也连带被封。[]

在清末收回利权运动中，长沙还有《湘省铁路周报》和《湘路新志》的创办。《湘省铁路周报》于1909年10月由湖南绅士谭延闿、龙璋、陈文璋、文斐等发起主办在长沙创刊。该报“以集股拒债为目的”。同年，还有由湘路集股会主办的月刊《湘路新志》在长沙创刊。《湘省铁路周报》和《湘路新志》在湖南收回铁路利权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适应地方自治的筹办，长沙还出现了宣传和推行地方自治的报刊。1909年12月，湖南自治报社在长沙创办了半月刊《湖南白话报》。1910年2月，由湖南地方自治筹备处主办的月刊《湖南地方自治白话报》在长沙创刊。同年9月，由长沙筹办自治公所主办的月刊《长沙地方自治白话报》也在长沙创刊。同年，还有宁乡筹办自治公所创办了月刊《宁乡地方自治白话报》。这些报刊都是“以推行地方自治为宗旨”。[]

（二）新政期间的长沙近代书刊出版、印刷、发行业

随着新式学堂的兴办和近代报刊的创刊，长沙书刊出版、印刷和发行事业也得到了发展。1900年，曾留学日本的陈子辉独资在长沙创立集益书社。该社初设柑子园，初创时主要经营教科书，也经营一些从日本寄来的《新民丛报》、《天演论》、《达尔文进化论》等书籍。后来社址迁至府正街，更名为集益图书公司，并从事书籍出版。出版的英文书籍有《纳氏英文文法》、《英华合解英文辞典》等，数学方面的书籍有算术、代数、三角、几何教科书和各种题解。[]值得注意的是，集益书社曾发行长沙著名革命宣传家和教育家章士钊所著语言学专著《初等国文典》。该书是章氏于长沙华兴会起义（1904年）失败后由“废书救国”转向“苦读救国”后写的他平生唯一一部汉语语法学专著。该书被认为是继《马氏文通》后“最早对《马氏文通》进行重要修正和补益并在多个方面具有独特建树的”[]汉语语法学专著。长沙籍的著名语法学家杨树达先生认为自《马氏文通》后，许多语法学著作出版，“大都陈陈相因。盖自同县友人章君行严外未见有能为马氏之铮友，于其书有所助益也”。[]该书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由日本东京多文社初版，同年七月再版，并在国内印行，其中集益书社版是一重要版本。[]与集益书社同时的还有群益书社、群智书社等书刊出版和发行机构。

20世纪初年，一些湖南籍的留日学生在日本出版了一些书籍，创办了一些刊物。这些书刊也通过各种途径在国内发行。其中1902年由湖南籍留日学生熊野萃主编，杨度、周家树、陈润霖、周宏业、曾鲲化、黄兴、张孝准等编译的《游学译编》就在长沙设立了发行处，由湖南矿务总局在国内发行。1904年2月华兴会在长沙成立后，在长沙府东街设立作民译社，由回国留日学生张镇衡、秦毓鎏、翁巩、郑宪成等主持，秘密翻刻代售日本所出各种革命书报。同盟会成立后，该社社址迁至长沙南阳街，由邹永成、谢介僧主持，成为同盟会在长沙散发、推销革命书刊和进行革命联络活动的秘密机关。[]一些革命的宣传品通过这些发行机构在湖南广泛流传。如陈天华的一些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其文字小册子“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其他革命宣传品也在下层群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如湖南留学生创办的《汉帜》杂志在湖南浏阳、醴陵和江西萍乡一带广为流传，“粗解文字者，莫不以先睹为快，豆棚瓜架，引为谈资，数百里风气为之顿变，虽穷乡僻壤之氓，咸了然于革命不可一日缓矣”[]

（三）新政期间长沙近代图书馆的创办

清末新政时期长沙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是近代图书馆的创立。戊戌维新运动中，南学会的藏书楼就已经有了一些公共图书馆的功能，但毕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长沙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是创办于1904年的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

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九日（1904年3月15日），《湖南官报》刊登了梁焕奎、龙绂瑞、陈保彝、谭延闿、魏肇文、黄笃恭、胡元倓、许直、陆鸿逵、梁焕彝、刘栋蔚（疑为刘棣蔚）、俞蕃同等12位绅士的《创设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募捐启》。“募捐启”列举了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著名图书馆，如英吉利“伦敦图书馆”、日本的“东京帝国图书馆”、法兰西的“巴黎图书馆”、德国的“柏林图书馆”、俄国的“圣彼得堡图书馆”等。他们认为，这些国家的文明和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有图书馆。因为“国家之成立在民力，民力之膨胀由民智，民智之发达因教育，教育不能普及，则智识无由普通”，而图书馆“所以输入文明，实验教育，坚其信心，富其能力者也”。他们认为，“吾湘囿于一隅，开通后于江浙，虚骄之名闻天下。比年以来，学校教育方在萌芽，而世变环生，日剧日烈，救死不给，厝薪已燃。远览列强之成规，上稽近古之已事，深维天演之公例，痛心种族之前途，中夜旁皇，揽衣屑涕，信乎图书馆之不可一日缓也”。因此，他们倡议“簪集同人，共倡斯举，改游宴凭吊之区以研究有用之学，储书籍以备观摩，购图器以资试验”，利用长沙定王台旧址创建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经湖南巡抚赵尔巽批准，该馆“在省垣汉定王台创设”。“由梁、龙诸君创捐巨款，购办中外图书及人体动植模范光化等仪器列置其中，设馆三所:日图书，日教育，日博物”，大概于该年农历二至四月间正式向社会开放。[]此后，《湖南官报》上又刊登了《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规则》。此规则共三十条，对该馆的创办宗旨、开馆闭馆时间、读者管理和内部管理等事项作了明细的规定。如第一条规定：“本馆以输入文明、开通智识、使藏书不多者得资博览、创兴学校者得所考证为第一主义。”第三条规定：“本馆所藏为图画、书籍、标本、模形、理化器械以及各种教育用品、各种报章等项目，有志向学者，皆得照规则入馆参阅。”[]规则的第十四至二十七条对读者入馆查阅图书的注意事项进行了规定。这些都说明，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已经具备了现代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和功能。

不过，由于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为民间绅士利用学务处公产创设，“由各绅捐置图籍，款项无多，规模尚隘”，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所以光绪三十年十一月（1904年12月）端方调任湖南巡抚后，即考虑在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的基础上扩建为官方图书馆。1905年4月，被端方任命为图书馆“收发委员”的黄嗣艾东游日本。端方批示他在日本“调查图书馆办法，并购求书籍”。黄嗣艾为湖北汉阳人，曾任湖南模范小学堂兼附属蒙养院监学。他到日本后，先后对日本帝国图书馆、大桥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枥木县足利郡图书馆、大阪图书馆和部分学校图书馆进行实地考察。所到之处，“诸般情形，随录入册，用备遗忘”。完成对日本图书馆的考察后，黄嗣艾于1905年6月归湘，他将这次日本之行的笔记和收集的资料进行了梳理和翻译，编辑成书，定名为《日本图书馆调查丛记》，于1905年10月由湖南学务处铅印出版。[]该书对于后来湖南图书馆起草“暂定章程”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派人到日本考察的同时，端方还 “饬善后、厘金局分筹开办费共银一万两，再善后局筹拨常年款一千二百两”，作为图书馆的经费。同时，他还“延订素有名望、学识兼长者分任总篡二修各事宜”。本来，端方拟聘王先谦出山“总理馆事”，但王先谦“谢不敏”。[]后来又聘请江苏丹徒人陈庆年为图书馆监督。[]正在端方筹办图书馆“甫有端倪”时，他于光绪三十一年六月被召入京，由原湖南布政使庞鸿书护理湖南巡抚，同年九月署，同年十二月实授。庞鸿书在接任湖南巡抚后，积极推进官办图书馆的筹办。他“迭与学务处司道筹商，以定王台原址狭隘，非添购民屋另行修造，不足以壮规模而宏作育”，于是他“添拨开办费五千两，俾得鸠工庀材，及早兴作兹处”，在定王台正殿后修造了藏书楼、阅览所、买卷缴卷处、领书处等业务用房等屋。图书馆的馆舍修竣后，在日本采购的图书也已经运到。庞鸿书“当饬编明书目，拟定章程，遴委监督，以董其成。添派分校、缮校、收掌、提调各员绅”，同时“刊发本质关防一枚，文曰‘湖南图书馆之关防’，俾昭信用”。经过如此一番筹备，湖南图书馆于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三日（1905年10月1日）正式开馆。[]这是全国第一个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官立公共图书馆。湖南图书馆的开馆是该时期长沙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同时对于湖南，特别是长沙的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