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华洋杂处交涉” （一）“贝赐纳事件”及其中外交涉 对于湖南地方当局不顾英国的反对而按照中日商约规定的时间按时开埠的做法，英美领事向湖南省抚部院提出十分严重的抗议，英公使还向外务部提出交涉，外务部不得不再向湖南省咨询。湖南抚院电复外务部，不同意更易长沙通商租界地段，称:“如果真不合用，何以日本允行?”“此次长沙开埠，系按照日本商约于六个月内开办，……日本已定租界，请领事奉其政府允准，英国岂能独异?”对于英国提出要进入长沙城内开行设栈之事，湖南方面认为，“治城之内，华洋杂居，彼此龃龌，实无法可以保护，后患何可胜言！” [] 因而反对洋商在长沙城内开行设栈。这时，已经与湖南地方政府签订了《长沙通商口岸租地章程》的日本也突然改变态度，附和英美的主张联衔向湖南巡抚部院发出照会，要求承认长沙商埠应不分城内城外，听其自由侵占租地。随后在没有获得湖南地方当局允准的情况之下，各国洋商纷纷在租界限地以外租地兴建洋行、堆栈和商业机构。[]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发生了英国商人贝纳赐进入长沙城开设洋行的事件。 1904年8月，英国商人贝纳赐未经长沙地方当局允准的情况下，公然进入长沙城内，在西长街租佃房屋，开设了豫亨泰洋行，将大量货物运销到长沙城内。事情发生后，长沙关监督朱延熙就饬令长沙县合同租界工巡局总捕头凯利“前往谕禁”，并查收了贝纳赐的部分货物。同时，长沙当局一方面“照会驻汉英领事”，希望英国政府“按约禁阻”；另一方面，长沙警察、团练、商务各局和长沙关监督会衔发布告示，重申严禁洋人入城经商。 英国公使和领事从其本国的侵略利益出发，当然希望通过贝纳赐入城经商打破湖南当局不准在长沙城内开行设栈的禁令，从而达到他们不分城内城外“准许自由租地”通商的目的。然而，他们也意识到贝纳赐毕竟是在没有得到湖南当局的应允进入长沙城内开设洋行的，从国际公法的角度来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此，他们还是对贝纳赐入城经商表示遗憾。但是他们从自身的政治利益和商务利益出发，以“贸易自由”为由，拒绝了湖南地方当局提出的制止贝纳赐在城内开设洋行的要求。他们还提出长沙通商租地章程“原未经各国大臣承认，不能有效”，甚至向湖南地方当局建议“贝纳赐如运货入城，不必阻拦，惟禁约地方百姓不买伊货，伊自穷蹙”。[]英国政府的这种态度更助长了贝纳赐的气焰，他一方面不顾长沙绅民一致反对，仍在城内继续经营，并将城内部分古董器皿贩卖到上海等地，还在当局暂时收查其进城货物时趁势讹诈；另一方面，他多次致电英驻汉口领事和驻北京公使，坚持要求在长沙城内开行设栈。 鉴于之前辰州教案的教训，湖南地方当局对处理贝纳赐入城事件显得极为谨慎。负责处理该事件的主要是时任湖南按察使的张鹤龄。张鹤龄本身思想较为开明，在开始接手处理本事件时，内心还是偏向于允许洋商入城贸易的。但是在收到以王先谦为代表的长沙绅商的呈文后，压力剧增，因而采取了一种多方妥协的解决办法。一方面，他多次向外务部和英国领事反映和申诉绅民的主张；另一方面，又以各种借口消极对待贝纳赐入城事件，使得该事件的处理久拖不决。湖南抚院曾想与英商预约入城年限作为缓冲；遭到湖南士绅的反对后，又想援引福建、天津成例，收取入城货物税，准其在长沙开设洋行。1905年5月，湖南抚院致函福建巡抚，询问福建“省城内所有洋单货物是否征收落地税”，以图“藉闽省已行之成法为无可如何之应付也”。[]但英国领事以向无成例为词坚决反对，支持贝纳赐拒不交纳货物落地税。湖南抚院部无可奈何，乃致电上海海关道，“请将淞沪租界外一切收捐细章及祥茂洋行装载洋糖二十包漏缴交涉，由担文律师往返辩驳公文等件检全抄录专差送湘以便照办”，[]以此作为向贝纳赐收取货物税的依据。但贝纳赐对此置之不理，反而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使得湖南抚院想援引成例解决贝纳赐入城问题的努力没有任何效果。 （二）长沙士民反对贝赐纳入城开行的斗争 对于贝纳赐的入城开行设栈行为，长沙绅商一开始就表明了坚决反对的态度。他们以商务局为议事阵地，集中本地绅商商讨反对华洋杂处之法。同时，迅速向湖南地方当局致函，对地方当局施加尽量大的压力。在以王先谦为代表的长沙绅商提出的反对华洋杂处公呈中，开门见山地表达了他们对英方提出的在城内开行设栈要求的震惊：“窃绅等近复闻英使、英领事有分向外部及抚宪处要求洋商准在城内设行之事，共赴关局查阅往来文件，深为骇异”。接着，公呈从国际公法、国家主权、商务利益和地方治安几个方面申述了长沙绅商反对“华洋杂处”的理由。[] 首先，长沙绅商试图运用国际公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呈文中，长沙绅商极力指陈外商强行进入长沙城内开行设栈是“违约行为”，并“沥呈华洋杂处的严重恶果，要求依约办事，以维大局。”呈文遍列《江宁条约》、《烟台条约》中各条各例，并直言“查两国（指中国与英国）交涉，须遵约章，彼此不容违背。”同时更指出：“是遍考各约，洋商居住贸易之地，只有在于港口之明文，更须划定居住之界址，并无准在城内杂居之条，不难查核共明，无所用其强辨。”呈文进一步指出： 盖长沙开埠，虽载在光绪二十八年新订英约第八款第十二节，系中国允愿开辟，声明与江宁、天律各约所开口岸无异，是已不能杂居城内。况该约下文载明，第八款若不施行，则不得索开该口。所谓第八条，即指加税而言。现在尚未加税，长沙本不应遽尔开埠，中国先行开口，实与自辟无异。盖照约，若俟加税再开，此时犹属内地，洋商即不能居住贸易。今中国体念商情，先行辟埠，俾洋商早得在该埠所定界内开设行栈，已属多占便宜，岂能转肆要求?中外律法虽异，情理实无二致。易地以思，当亦知其不可也。 由此看来，湖南绅商反对华洋杂处的首要理由便是国际条约，即必须根据国际条约据理力争，强调必须按照条约行事。这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绅商已经开始学会用国际公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其次，呈文还表达了长沙绅商反对“华洋杂处”，以维护国家主权的目的。公呈的后半部分指出贝纳赐事件确属中外交涉问题，而“中外交涉，动关全局，一处失著，全局皆翻。”强调“贝纳赐事件”关乎“国家全局”和“地方永远权利”，关乎“治外法权”和“关税自主权”。呈文指出，如果任允英商入城开行设栈，“而各处界外之厘捐，亦将为其影射包庇，顿归乌有。以后开办口岸，销场税未能征收，更无论矣。尚有一等无赖外洋流氓，号为洋商，往往勾结中国流氓，鱼肉善良，借端敲诈，遇事欺凌，官吏无治外之法权，商民结无穷之积忿。”在这里，绅商们不仅认识到华洋杂处将使“中国商力”遭受巨大打击，结果将是“全体商民自有之权利尽为所夺不止”；而且在国家和地方政治主权方面受到损失，如在“治外法权”（此处指中国官吏管辖治辖范围内的外国人的权利）方面，因华洋杂处带来的洋商等“外洋流氓”将同中国流氓相勾结，使得中国“官吏无治外之法权”；在“关税自主权”方面，也因华洋杂处而几尽全失。 再次，长沙绅商反对华洋杂处，也表达了他们维护地方商务利益的诉求。长沙绅商认为，一旦城内实行华洋杂处，洋商“挟其雄厚之赀，以行其垄断之术，中国商力微薄，何能以之抵制，势不在举全体商民自有之权利尽为所夺不止。”尽管所言过甚，但是这种担心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事实表明，开埠前后的长沙，在进出口以及整个经济地位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洋商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也确确实实处于主导地位。 最后，长沙绅商还从地方治安的角度申述了他们反对“华洋杂处”的理由。鉴于稍前发生的辰州教案，呈文中明确提出华洋杂处极有可能导致华洋纠纷。呈文特别指出“内地之有教堂，国家已不堪其累，若复杂居无限，保护亦苦难周，不幸尚有他虞，为患何堪设想”；“治城之内，华洋杂居，彼此龃龉，实无法保护，后患何可言胜！”。[]同时王先谦多次致函和拜访张鹤龄，把“贝纳赐事件”与之前发生的辰州教案联系在一起，指出华洋民众生活习俗、思想文化等诸多不同，忧虑重重地指出“若会城之内，外商杂居，一有龃龉，祸端立见”，以引起惟恐治内出现华洋纠纷的湖南地方当局的重视。 随着英国领事、公使的冷眼旁观甚至暗中支持，以及湖南地方当局的极力妥协，贝纳赐在城内更是恣意妄为，华洋杂处交涉逐渐升级。在这种情况下，长沙绅商并未退缩，而是采取了更为激烈的反对策略。王先谦多次致函张鹤龄，指出反对贝纳赐在城内经商非他一人之要求，更是城内居民的要求，认为“杂处一说，官民皆所不便，湘人无愿意者。”[]针对湖南地方当局对“贝纳赐事件”解决久拖不决的情况，长沙绅商于1905年11月，发动全城民众在大街小巷广贴布告，指陈贝纳赐的“劣行”，并号召全城士民抵制贝赐纳的豫亨泰洋行： 有贝纳赐者在城内西长街开设豫亨泰洋行行骗赖账，霸占房产，包庇痞棍，扰乱街规，其余强赊强欠之事，记不胜记，无恶不作，长沙人民受其欺侮，人人痛恨不能再忍，若与往来贸易太无人理。……今共同议定，有将豫亨泰之货买入者，公议严罚，如有将本垣土货卖给豫亨泰者，亦公议严罚，其余英商照旧公平贸易，不得稍存抵制之意见，且和平往来以敦两国睦谊。[] 在此布告中，长沙绅商对地方当局只字不提，看似同地方当局毫无联系，但是，这恰好是对地方当局向英方妥协不满的发泄，也是对湖南地方当局施压的一种策略，试图用“如有违背者不齿人类”的道德感和“万众问罪”的道德谴责来代替地方当局的维护内部权利的政府职能，显然是对地方当局无能的问责。因此，此布告的发布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发动了市民集体反对贝纳赐入城开行设栈；二是加大了对地方当局处理贝纳赐事件的压力，使处理结果向绅商利益倾斜。 长沙绅商的布告的确给湖南地方当局特别是给张鹤龄以极大的压力，以至张鹤龄“颇有不能久安其位之势，近闻已运动其大员，希冀奏调离省。”[]在调离不成的情况下，张鹤龄不得不先派属下刘生怡来面见王先谦，征求王先谦的意见。接着，亲自出面欲与王先谦晤谈，并请继任巡抚庞鸿书出面调停，但王先谦对张的来访避而不见，使张鹤龄处境尴尬。他不得不致函王先谦说明自己的苦衷，声明自己在阻止贝纳赐入城的问题上与湘绅们是一致的。 由于长沙绅商长达一年多的斗争，使贝纳赐在长沙城内实际上无法经营。加上张鹤龄和朱延熙等官员与英国领事的交涉，最后以付给贝纳赐25000两白银作为补偿，使其迁出城外，了结了此案。 五、长沙开埠的影响 （一）长沙开埠后列强对长沙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进一步渗透 长沙开埠是长沙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长沙及至湖南近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毫无疑问，长沙开埠最直接的后果是外国势力得以进一步深入湖南内地，并进一步加强了对湖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渗透。长沙是湖南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湘江流域干流和各支流沿线土产物资的重要集散地。这也是列强极力要求开放长沙为商埠的重要原因。长沙开埠后，列强各国正是利用长沙的这一优势，加强了对湖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渗透。 长沙开埠后，列强各国开始在长沙设立领事机构。最早在长沙设立领事机构的是日本。1904年9月8日，日本政府决定在长沙设立领事机构，当时称为汉口分馆。1905年2月28日，日本驻汉口领事馆在长沙设立分署，并派日本驻汉副领事井原真澄负责日本驻长沙领事事务。井原真澄于1905年5月到任。同年9月23日，日本政府正式在长沙设立领事馆，馆址在北门通泰门外平浪宫。1907年，日本政府又改派高洲太助为驻长沙领事，1909年和1910年相继派村山正隆和界舆三吉为驻长沙副领事。英国领事馆初设于1907年，馆址在水陆洲，首任领事为徐思义，1911年由翟尔斯接任。另外比利时于1904年开始就设立驻长沙领事馆，但一直没有派驻领事，而是由该国驻汉口领事兼管。[]到1908年裁撤。其余美国、挪威、奥匈等国领事馆都设立于辛亥革命后。另外，由于当时中国的海关和邮政都控制在外人之手，因此，长沙开埠后新设立的海关税务司也是由美国人夏立士担任；原来由汉口海关直接管理的岳州和长沙两邮界，在岳州和长沙相继开埠后，改由岳州和长沙两海关兼管，因此，当时的长沙邮政分局也是由外国人所控制。 列强也加强了对湖南，特别是长沙地区的宗教和文化渗透。如前所述，虽然西方新教和天主教在长沙正式开埠前就已经进入湖南和长沙，但大规模的进入长沙，特别是各差会在长沙举办各种教育和慈善事业是在1904年长沙正式开埠后。据辜天佑的《湖南乡土地理参考书》的记载，到1910年，长沙城内已经建有各教会差会的教堂11所。[]传教士人数和教徒人数都比开埠前大大增加。还有一些外国人到长沙开设学堂和医院（详见于后），或应聘到长沙的新式学堂任教。据当时长沙海关的报告： （光绪三十二年）学堂洋文等教习，日本人居多，共有十四位，应聘于官立、民立各堂；开福寺并有一日僧偕一帮办教授生徒；养育院有四位保姆，亦由日本聘来者，矩步规行，各童男女颇为获益。夏季有三堂公请一位美国有文凭士，分堂讲究。秋季城中开设雅乐（耶鲁）学堂一所，专教高等理法文字，据云系美国雅乐大学堂人士所创，此堂即受该堂保护，其教习均有大学堂文凭……并闻各教会亦都设堂课蒙，规模合格，大有可观云。尚有医院四处，一脑威会（挪威会），一内地会，一雅乐堂，一东瀛医士。[] 由此可见，外国人在长沙从事传教、教育和医疗方面的人士不在少数。 长沙开埠后，列强对长沙地区的渗透更重要的还是经济贸易方面的侵略。长沙开埠后，外国列强纷至沓来，以长沙为基地，展开了对湖南的经济渗透。列强对湖南，特别是长沙地区的商品倾销、原材料掠夺和资本都大大加强了。在开埠后迅速增长的居住在长沙城的外国人中，大部分是在长沙开洋行，经营商品贸易和进行投资的外国商人。据1913年的统计，当时长沙共有洋行28家，其中日本10家、德国9家、英国7家、美国和俄国各1家。[]这些外国洋行和公司大都集中在太平门、大西门和小西门一带的沿河街道。最初设立的洋行和外国公司有：英国的亨达利洋行、太古洋行、怡和洋行（以上洋行均经营轮船运输、纱、布、五金、百货、药品进口等）、安利洋行（主要经营矿物出口）、开务洋行（主要经营布匹及金银钟表百货业）、亚细亚煤油公司（主要经营煤油进口）等；英国商人在长沙开设洋行较多，还专门在长沙设立了“商会”；日本有中岛洋行（主要经营棕榈、猪毛、头发的出口）、山本洋行、东信洋行、和井洋行（主要经营花纱、百货贸易）、日本洋行、三井洋行、泰生洋行（主要经营军火、军器、军装进口）；德国的瑞记洋行（主要经营煤油进口、桐油出口）、德孚洋行（主要经营纱、布、颜料进口）、亨达利钟表公司（主要经营钟表进口）、瑞昌五金公司（主要经营矿砂出口）；法国的乌利文钟表公司（主要经营钟表、眼镜、唱机和唱片的进口）；美国的恒信洋行（主要经营锑矿出口）、英美兄弟烟草公司（主要经营香烟进口）、南星公司（主要经营肥皂、洋碱进口）、美孚煤油公司（主要经营煤油进口）等。列强正是通过这些洋行、公司，对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地区进行商品倾销、原材料掠夺和资本输出。 各国对湖南的商品倾销在长沙开埠后直线上升。岳州开埠后，1900年的进口贸易额为136,704关平两，以后几年虽逐年增加，但增长幅度不大，只是1903年出现了一个小高峰2,116,660关平两。然而1904年后又跌至1,263,737关平两。1905年更跌至173,102关平两。而长沙开埠后，长沙外贸飞速增长。长沙海关1904年至1911年的进出口额见下表：[] 表4.1 1904—1911年长沙海关进出口总值表（单位：关平两） 1904年1905年1906年1907年1908年1909年1910年1911年 进口2,203,1194,273,9563,997,9745,003,2695,306,0075,667,4066,973,9208,119,620 出口614,3951,621,8741,293,8352,288,8643,934,2854,890,3876,116,1109,570,735 海关贸易净数2,817,5135,895,8305,291,8097,292,1339,240,29210,557,79313,090,03017,690,355 由上表可见，长沙开埠后到辛亥革命的1911年，进口贸易额从2,203,119关平两上升到8,119,620关平两，增长了368.6%。如此飞速的增长，一方面说明长沙开埠后，其经济地位的上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列强对湖南经济渗透的加强。 列强输入长沙的商品最大宗的是棉纺织品。1904年到1911年，经长沙关进口的棉纺织品总值如下表： 表4.2 1904—1911年长沙海关进口洋纱、洋布统计表[] 年份进口洋货总值棉 布棉 纱其他棉货合 计 关平两%关平两%关平两%关平两% 19041,989,237794,93839.984,7864.3102740.5889,99844.7 19053,587,0431,236,68234.5115,9133.216,9550.51,369,55038.2 19062,864,682926,19432.3110,3123.822,8520.81,059,41836.9 19074,203,1402,076,92449.5194,9754.648,7891.12,320,68855.2 19084,520,7732,082,10346.1136,5823.038,6320.82,257,31749.9 19094,853,8712,471,45450.9323,1526.746,9561.02,841,56258.5 19105,438,7862,151,96139.6549,11910.140,5230.72,741,60350.4 19116,425,5012,879,16244.8825,86212.947,3360.73,752,18058.4 从上表可以看出，经过长沙海关进口的棉布、棉纱等棉纺织品在所有的进口商品中所占的比重都在40%左右，而且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中1909年和1911年达到58.5%和58.4，超过进口洋货总值的一半。其中，进口棉布的货值及其在进口洋货中所占比重最大：货值由1904年的794,938关平两增加到1911年的2,879,162关平两；所占比重都超过30%，最高的1909年达到50.9%。除棉纱和棉布两大宗外，其余进口商品也都是日常生活消费的工业品，“各洋行企业所经营的货物用于消费方面的极多，用于生产方面的极少”，如百货、药品、煤油、染料、颜料等。有的甚至“有贩卖鸦片毒品的”。[] 以棉纺织品为主的进口商品，对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地区手工业的打击是巨大的。20世纪初年，“洋纱一宗，尤为畅销。……惟本地所产之棉花，其价日贱，且无有问津者。”[]湖南农村“织布之户，近来全系参用洋纱”，“目下欲求一匹真土纱都布，几如披沙拣金”。[]长沙府属浏阳县和醴陵县是传统的夏布产区，其产品曾行销国内各埠甚至朝鲜和南洋等地。但到20世纪初期，“洋布大量输入，封建统治下的农村凋敝已极，农民多数破产，境内苎麻种植面积大大缩小，夏布生产，一落千丈。”[]对本地经济的打击不仅仅是进口棉纺织品，其他工业制品也对湖南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形成了冲击。如长沙开埠后，长沙府属茶陵州、攸县、安化县和宝庆府属的新化县的铁矿厂商联名呈函巡抚部院，对茶、攸、安、新四州县铁矿、厂遭受的洋铁进口的冲击进行了反映：四县原有“铁厂不下百余厂，熔成六七千石，合计每年可出百万石，能活工力贫民数万人”，岳长开埠后，随着外国洋铁和五金制品的大量输入，四县“尚存三十五厂，而熔炼之数亦大减，每厂不及二千石，每年合计不上万石”；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洋铁只纳进口税，通行内地并无留难需索他费之累”，而本地铁矿厂商则有各种税租捐费，苛索繁重，“论铁质之优劣，华优而耐久；论厘税之轻重，洋轻而简便。优者由近而反滞，劣者由远而反畅。商战之败，实由自取！”[]这无疑反映了长沙开埠后外国商品大量进入湖南对本地手工业造成的严重影响。这一点，戊戌时期为湖南维新运动作出重要贡献的熊希龄也看得非常清楚。他在东渡日本考察回到湖南后于1905年6月上书当时的湖南巡抚端方：“此次回省，往观市廛，货物大半日产，实两年前所未有。”因此，他担心“此后湖南人之需用品皆变为日本人之市场矣！”“而德、美各国趁日俄战争之际，尽力推广内河商务，以与日人竞争，乘间抵隙，无毫厘权利之让。”[]因而，湖南受到的外国商品侵略威胁将更加厉害。 长沙开埠后，出口贸易的增长也是非常快的。长沙关开关的1904年出口货值为614,395关平两，第二年就增加到1,621,874关平两，此后除1906年略有下降外，其他年份一路上升，到1911年增加到9,570,735关平两，上升了15.6倍。而同期进口货值上升仅3.7倍。而同期岳长两关进口货值上升2.9倍，出口货值上升7.3倍。这说明长沙开关后，实际贸易状况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出口增加速率远不及进口”[]，而是出口货值增加速率远远大于进口货值增加速率。从岳长两关的合计数字来看是如此，从长沙一关的数字来看更是如此。这当然与1904年岳长两口出口货值远远低于进口货值有关，但出口货值绝对数字的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 长沙出口土货主要是粮食和植物油、五金矿砂与煤炭、爆竹等。1904年到1911年，长沙关出口土货的主要品种出口量统计如下表。 表4.3 1904—1911年长沙关出口大宗商品主要品种统计表 年份出口 总值谷米五金矿砂煤爆竹 货值%货值%货值%货值% 1904614,395243,22239.677,427 12.655,4369.0 19051,621,874752,68846.4155,0519.64,3090.3122,6367.6 19061,293,835131,36910.2232,96018.018,5741.4196,84815.2 19072,288,864988,98243.2406,40817.835,2851.5269,30611.8 19083,934,2851,913,36048.6709,50918.0225,4595.7166,7414.2 19094,890,3871,362,40927.8612,49712.5850,92317.4328,0626.7 19106,116,11057,8830.9275,0294.51,670,34727.3956,40215.6 19119,570,7352,422,84125.3194,3182.01,918,01420.0949,0479.9 从上表可以看出，长沙关出口的大宗商品以谷米、五金矿砂最多。这明显地表现出半殖民地贸易的特征。这些粮食和矿砂随“土地所产”，没有经过加工，其价格极低。正如熊希龄所指出的那样，湖南出口产品“徒以固有之物产，仰给受制于外人”，“人民只能贩卖生货，谓之为劳工则可，若云职业，彼固倚赖于人，无自立之权也”。[]列强正是通过不等价的交换，掠夺湖南的大量廉价粮食和原材料。 湖南素有粮仓之称，常年粮食除满足本身需要外，还可供应外省。岳长开埠后，外国商人把湖南的粮食当成了他们掠夺中国资源的重要对象。尤其是日本，因20世纪初年，其城市人口大增，国内粮食无法满足需要，每年需进口粮食300万至500万石，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湖南。日商从汉口将日本棉纱运到长沙，再将湖南大米运到汉口，然后转运到日本。从1904年到1911年长沙海关的情况来看，一般每年粮食的出口货值都占长沙关出口总值的25%以上，高的达到48.6%。只有1906年和1910年两年低于20%，分别为10.2%和0.9%。显然这与1906年和1909湖南的大水灾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饥荒有关。即使这样，外国商人在湖南采购粮食也不在少数。如1909年，湖南各地水旱灾害，谷米奇缺。日本、美国、英国三国的洋行与湖南巡抚岑春蓂签订了关于运米出境的照约，并经清政府外务部批准。各洋行甚至包揽一批中国商人，直接到产米地点收购，“坐收分购，轮船装运，络绎于途”。湘江一路，每日运出的粮食有二、三十万石之多。[]这更加剧了湖南的粮荒，从而也成为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的原因之一。由于谷米贸易的增长，也带动了长沙谷米加工业的发展。在1908年，长沙城内的碓坊就达到了500余家。[] 长沙关出口的另一大宗商品是五金矿砂。湖南作为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其锑、铅、锌矿藏在国内甚至在世界都是非常著名的。特别是锑矿砂作为重要的战备物质，其战略意义非常重要，德、英、美等国商人大肆贩运锑矿砂从长沙关出口。在长沙关出口土货的总值中，五金矿砂每年基本上也占有10%以上，最多达到18%。只有1910年和1911年两年五金矿砂货值所占比重较小，而这两年，煤的出口量却激增，由1908年的225,459关平两，增加到1910年的1,670,347关平两和1911年的1,918,014关平两。 值得注意的是，长沙出口商品中，爆竹占了很大的比重，而且出口额处于比较稳定的上升趋势。爆竹是长沙府属浏阳县和醴陵县的传统手工业产品，一直是重要的出口商品。长沙开埠后，不仅没有受到打击，而且渐有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境外进口商品中没有与之竞争的商品，湖南拥有传统的优势；另外，更重要的是爆竹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艺比较复杂，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很难用机器进行生产。[]因此爆竹业成为了长沙少数几个没有因外来冲击而萎缩的产业之一。 列强对湖南的资本输出则表现在争夺路矿（路矿方面的利权争夺详见后述）和航运权益等方面。其中在长沙则突出表现在对近代航运的投资方面。长沙开埠后，日本和英国在湖南的航运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据长沙海关1904年底的报告，1904年长沙关进出港船只共237艘次，轮船吨位为104,031吨，其中英国船只为70艘次，共52,400吨，占50.37%；日本船只为76艘次，共44,080吨，占42.37%。1904年从事湘汉航行的船只主要有九艘，“属英者四(共4,321吨)，属日者三(共2,200吨)，属华者二(共1,201吨)”。到1907年日本日清公司成立，日本在湖南航运“势力更为雄厚，渐可与英国抗衡”。[]至1911年，在湖南航路的日本船只达到12艘，总吨数25,678吨，不仅超过了中国的民营航运业，而且还超过了英国太古、怡和两公司的船只总吨数(20,511吨)，从而取得了湖南内河航运的霸权。 总之，长沙开埠后，外国列强对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地区的经济渗透大大加强，长沙已经成为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据点。 （二）长沙区域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 当然，与列强加强对湖南和长沙渗透相并行的是长沙对外联系的加强以及长沙经济文化的发展。长沙开埠，确立了长沙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长沙的近代化进程也随之加速。 虽然长沙自湖南建省以来一直是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但其经济地位却并不太高，甚至还比不上在其上游的湘潭。清雍正四年，新任湖南巡抚王国栋就对湘潭和长沙的商务状况进行了比较：“自浙江赴湖南任，道经长沙所属之湘潭县，见千艘云集，四方商贾辐辏，数里市镇，堆积货物，懋迁有无，居民栉比。而长沙省会之区，府城又逼临湘江，乃环顾江面，无船停泊。”[]在咸丰年间，湘潭已经是湘江流域的商业贸易中心，是连接长江流域至广州通商口岸的中枢。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记录了他于咸丰九年（1859年）到湘潭考察的观感：“湘潭亦中国内地商埠之巨者，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运至内地。又非独进口货为然，中国丝、茶之运住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放洋。以故湘潭及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而作为省会的长沙直到光绪初年还仅仅是一座消费性的城市。光绪三年的《善化县志》记载：“（民）安土重迁，除装运米谷而外，鲜商贾贸于远邑。”[]究其原因，主要是长沙湘江段“地势少弯曲，水急不便泊舟。每遇风涛暴作，舟多漂溺撞碎，商旅苦之，多泊隔江水陆洲。其在商船起货、载货，率用小舟剥运，既多不便；……且水陆洲亦系直流，遭风往往失事，甚有一年失事数次者，言之寒心。以舍此洲，更无可泊处，故乃勉强停泊，实则无可如何耳！此虽地势使然，固此邦之大缺陷也”。[] 长沙历代官绅都意识到这一缺陷，因此，从明朝嘉年间开始，不断有官绅提出濬河开港的建议或举措，以改善长沙的航运条件。仅清代就有康熙年间的偏沅巡抚王艮、赵申乔，雍正年间的湖南巡抚王国栋，乾隆年间的湖南巡抚杨锡绂、陈宏谋，咸丰年间的湖南巡抚骆秉章都曾奏请开濬河港，有的进入了实施的运作。但终因工程浩大、经费难筹，而未能取得实效。光绪年间，著名湘军将领李元度也提出了开濬新河，连接湘江和碧浪湖，将碧浪湖开辟成泊船良港的建议。陈宝箴担任湖南巡抚后，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委派朱昌琳主持此项开濬新河和碧浪湖的工程。朱昌琳先后捐资13万两白银，动员民夫8000余人，历时10年之久，将与新河一堤之隔的碧浪湖与新河凿通，引浏阳河水入碧浪湖再与湘江接通。不过，此工程完成已是1909年，[]与长沙开埠关系不大。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外贸中心从广州转移到上海，湘江流域的传统商路开始衰落，湘潭的经济地位开始下降。如外人所言：“轮船传入中国后，往返于广州、上海和汉口的定期航班，削弱了湘潭的重要性，从此，湘潭就开始衰落了。”[]与此相反，长沙的经济地位却得到了加强。一方面，逐渐在湘江流域出现，并日益发展的新式轮船，其吨位比旧式帆船大得多，其抗御风浪的能力也要强得多，而长沙江面宽广水深反而成为新式轮船航行和停泊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在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长沙作为湖南省政治文化中心的经济功能日益凸现。[]特别是戊戌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时期，长沙创办了一系列新式的工商企业；维新运动中创办的湖南矿务总局控制了全省的矿山开采和冶炼；设在长沙的两湖轮船公司经营着长汉、长潭、长岳、长常等航线；清末新政中成立的湖南洋务局掌管了全省的涉外经济往来和新式工矿企业。这些无疑都加强了长沙的经济地位和在全省的经济辐射能力。 长沙开埠，则是长沙确立其区域经济中心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说戊戌维新运动期间，长沙已经开始成为辐射全省的工商业中心，那么，长沙开埠后，则确立了其外贸和航运中心的地位。 进入近代以来，湘潭的作为湖南进出口商品集散地的地位已经开始丧失。1899年岳州开埠后，迅速取代了湘潭的地位，成为湖南进出口贸易的中心。但是岳州城市太小，人口不多，商业贸易基础较差；同时，距离湖南大宗商品的产地也太远。因此，岳州开埠后，无论是进出口贸易额还是税收，效果并不好，贸易状况没有很大的改观。 1904年，长沙开埠后，长沙关的进出口贸易很快超过了岳州关。从下表可以看出长、岳两关的进出口贸易情况。 表4.4 1904—1911年长、岳两关进出口贸易值比较表（单位：关平两）[] 年度进口值出口值 长沙岳州长沙占 百分比长沙岳州长沙占 百分比 19042,203,1191,263,73763.55%641,395898,81540.60% 19054,273,956173,10296.11%1,621,874316,95683.65% 19063,997,974404,13390.82%1,293,835342,95579.05% 19075,003,269536,26190.32%2,288,864817,89473.67% 19085,306,007547,43190.65%3,934,2852,396,48662.15% 19095,667,4061,306,56181.27%4,890,3871,709,35274.09% 19106,973,9201,135,89985.99%6,116,110805,91088.36% 19118,119,6201,999,64580.24%9,570,7351,456,32586.78% 从上表可以看出，长沙开埠的第一年（长沙于1904年7月1日正式开埠，实际上只能算半年）进口值就超过了岳州关，在岳、长两关的总额中，长沙关占63.55%，此后一路上升，1905年长沙关进口值达到4273956关平两，而岳州关不升反降，仅有173102关平两，在两关总额中，长沙关达到最高值，为96.11%；此后的1906—1908年都保持在90%以上，到1911年，最低的比例也有80%以上。长沙关的出口值1904年为641395关平两，低于岳州关的出口值898816关平两，当年长沙关出口值只占两关总额的40.6%；但第二年，长沙关出口值就一跃而达到1621874关平两，而岳州关也是不升反降，只有316956关平两，长沙关出口值占两关总额的83.65%，此后大都超过70%以上，最高年为1910年，为88.36%。 我们还可以从海关税收长、岳两关的贸易状况情况。 表4.5 1904—1911年长、岳两关海关税收比较表（单位：关平两）[] 年度长沙岳州长沙占百分比 190435,367.67759,390.48237.11% 190585,996.18014,274.06185.75% 190675,398.26913,848.00584.47% 1907117,733.41831,541.54378.86% 1908191,824.891105,828.13164.61% 1909212,574.15951,803.70780.39% 1910183,743.92728,690.83186.49% 1911287,413.36860,901.15582.52% 从上表可以看出，1904年，长沙关为35,367.677关平两，低于岳州关的59,390.482关平两，在两关总额中，长沙关占37.11%；第二年，长沙关的海关税收就达到85,996.18关平两，而岳州关只有14,274.061关平两，长沙关在两关总额中占85.75%。此后到1911年，除1907年和1908年分别为78.86%和64.61%外，其他年份都超过80%，最高的1910年达到86.49%。也就是说，长沙关的海关税收也是大大超过岳州关的。 由此可见，从开关的第二年开始，长沙的对外贸易值和海关税收值均达远远超过岳州，占湖南全省相关经济指标的绝对多数，这标志着长沙作为湖南省对外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和维持。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长沙关的海关税收在全国范围及长江流域开埠城市中的排名来看长沙的经济地位的提升。清末民初，全国约有设立海关的通商口岸70多处。按照潘君祥等人的划分，长江流域有重庆、万县、宜昌、沙市、长沙、岳州、汉口、九江、芜湖、南京、镇江、苏州、上海、杭州、宁波、温州等16处通商口岸。[]1909年至1919年，长沙关的关税收入在全国和长江流域开埠城市中的排名如下表： 表4.6 1909—1919年长沙关税收入在全国范围及长江流域开埠城市中的排名表[] 年度长沙关税收入 在全国的排名长沙关税收入在 长江流域的排名关税收入排名在长沙之前的 长江流域其他口岸城市 1909259上海、汉口、重庆、九江、芜湖、镇江、杭州、宁波 1910299同上 1911199同上 1912209同上 1913229同上 1914188上海、汉口、重庆、芜湖、镇江、杭州、宁波 1915178同上 1916114上海、汉口、九江 1917104同上 1918198上海、汉口、九江、重庆、宁波、芜湖、镇江 19192310上海、汉口、九江、重庆、宁波、芜湖、镇江、南京、苏州 从上表可以看出，1909年到1919年，长沙关的关税收入在全国开埠城市中的排名一般维持在第20位左右，这在全国是属于中上水平；而排名最前的年份是1917年，排在全国的第10位。在长江流域的16个开埠城市中，长沙一般排在第8—10位之间，是中等水平，但排名最前的1916年和1917年排在第4位，其关税收入甚至超过了比长沙更早开埠的沿海城市。由此可以看出长沙在全国和长江流域区域经济中的地位。 开埠后，长沙作为湖南航运中心的地位也得到了确立。长沙开埠前，两湖轮船公司就以长沙为中心开辟了湘（潭）汉（口）和省内的长沙至湘潭、长沙至常德、长沙至岳州等航线。1902年和1903年，英商太古洋行、怡和洋行，以及日本湖南汽船会社都在长沙设立机构、建造码头，实际上已经开始经营轮船航运业务。长沙开埠后，外国轮船公司更是大力扩展湖南航运业务，轮船招商局也于1904年在长沙大西门外浏阳码头购置地产，并为经营湘汉航线进行试航。以长沙为中心形成了以湘江航线为主，沟通湘、资、沅、澧四大水系和洞庭湖沿岸各港口的轮船运输网。清末以长沙为起讫点和经停长沙的外江航线有：长沙至汉口、湘潭至汉口、株洲至汉口（主要运煤）；民国二年（1913年）中华汽船公司还开辟了湘申（至上海）的航线。省内湘江航道的主要航线有：长沙至湘潭、长沙至株洲、长沙至衡阳；湘江与洞庭湖的航线有长沙至岳州、长沙至湘阴、长沙至沅江、长沙至南县；湘资航线有长沙至益阳；湘沅航线有长沙至常德；湘澧航线有长沙至津市等。[] 20世纪初年，先后在长沙经营轮船运输的外国轮船公司有英国的太古洋行、怡和洋行，日本的湖南汽船会社、日本邮船会社以及由湖南汽船会社、日本邮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和大东汽船会社合并组成的日清汽船会社。另外还有一家由日籍华人戴玉书于1913年在长沙开设的戴生昌轮船局。本国官办的轮船公司除鄂湘善后轮船局外，还有轮船招商局。民营轮船公司中规模较大的有开济轮船公司，其他还有长湘商号、福顺公司、祥发公司、同泰公司、裕记公司、怡记公司、开源公司等。这些小型轮船公司大都是购买或租赁一两艘火轮从事轮船运输业务，行驶于省内各港之间。据《湖南省志·交通志·水运》的统计，长沙开埠当年，进出长沙港的本国籍商轮为7551吨，到民国元年（1912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3753吨，8年间增长了82%。[]但这一数字根本无法与外国轮船公司的商轮吨位相比。以下是1904年至1911年历年长沙关进出港外国和中国船只的艘次和吨位统计。 表4.7 1904—1911年长沙关进出船只统计表[] 年度进出船只总数外国船只艘次、吨位和百分比中国船只艘次、吨位和百分比 艘次吨位艘次%吨位%艘次%吨位% 1904924176,60223825.7163,73892.768674.312,8647.3 19053,032401,83160820.1346,64086.32,42479.955,19113.7 19062,955354,95144218.0288,57481.32,51382.066,37718.7 19074,342619,71472516.7535,21386.43,61783.384,50113.6 19084,648573,29970115.1474,43582.83,94784.998,86417.2 19095,750715,13289815.6597,74283.64,85284.4117,39016.4 19107,577627,1567179.5460,86273.56,86090.5166,29426.5 19118,223790,0371,08013.1622,21378.87,14386.9167,82421.2 总计37,4514,258,7225,40914.43,489,41781.932,04285.6769,30518.1 在以上进出关船只中，外国船只以英、日船居多。从1904年至1911年的8年间，进出长沙关的英国船只为2853艘次，占进出关外国船只的52.7%；日本船只为2374艘次，占进出关外国船只的43.9%；其他德国船只为180艘次，占3.3%；美国船只仅2艘次。在进出长沙关的船只中，中国船在数量上点绝对优势，然而从吨位来看却远远落后于外国船只。外国船只的平均为645吨；而中国船只平均仅24吨。中国船大部分是小火轮，其中还有许多实际上是帆船。可见“长沙开埠导致其航运地位上升后，获利最多的当属洋轮，而华商轮船则因受到洋轮的排挤和打击，难有较快的发展”。[]因此，开设开济轮船公司的龙璋有“湖南航路，多被外洋侵占”[]之感叹。 总之，长沙开埠对于长沙经济地位的上升和长沙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长沙的近代化进程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也使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加强了对湖南的经济渗透，使湖南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材料产地。因此，长沙开埠后，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近代化进程的加速，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矛盾也进一步深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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