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维新运动时期长沙近代化的发端

第四节  长沙维新运动中的新旧斗争与维新运动的失败

一、新旧斗争的逐步激化

长沙维新运动确实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派别之争。以往习惯上称为新派与旧派，或称为激进派和保守派。其实这些都只是相对的概念，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分野。被称为新派的谭嗣同、熊希龄、皮锡瑞、唐才常、樊锥、易鼐等，以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康门弟子，在维新运动中思想和言论都比较激进，而往往成为反对派人士攻击的对象；王先谦、张祖同、黄自元、邹代钧等绅士，从其思想属性而言，肯定不属于维新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属于洋务派的阵营。他们参与了前期的新政，而且有些表现很积极；但到后期，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激进思想与他们的洋务思想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他们并不反对南学会、时务学堂和《湘报》等新的文化机构的创办，而是反对激进派人士利用这些机构宣传激进的维新思想。因此他们很自然地与一开始就对各项新政抱有敌意的叶德辉等绅士联合在一起，反对激进的维新思想。因此，此处所讲的“旧派”，只是相对于激进的“新派”而言，其实是洋务派和守旧派的联合体，并非完全是守旧派。在新旧两派中，也不是铁板一块。如新派中的皮锡瑞，主张变法维新，也积极参与了新政，但其思想和言论比较平和，因而成为两派争夺的对象；旧派中的王闿运虽也反对新政，但公开反对的言论不多，基本上没有参与双方的斗争。省政大员中的陈宝箴、黄遵宪、江标、徐仁铸，以及陈三立和以欧阳中鹄为首的陈宝箴幕僚班子，则处于两派之间。一方面他们依赖在长沙颇有名望的绅士如王先谦、张祖同、黄自元、邹代钧等在前期举办了一系列新政，就其基本价值取向，他们还是倾向于洋务派，但他们又不满于旧派绅士对其政令的反对和对其新政的掣肘；他们依靠谭嗣同、熊希龄等新派绅士举办了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等，希望依靠他们将湖南新政进一步发展，但又不允许新派绅士超越“中体西用”的藩篱，因而对新派绅士宣传民主和素王改制理论的议论进行了压制。于是，长沙维新运动一开始就形成了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1897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保卫局等的创办，新旧之间的矛盾开始暴露，并且越来越激烈。

矛盾萌发于1897年《湘学报》创办后不久。《湘学报》创刊之初由唐才常任主笔。唐才常撰写并刊载了大量文章宣传维新变法和公羊春秋学说。这些议论引起了“生平学术最恶公羊之学”，特别对“康长素辈主张素王改制”深恶痛绝的张之洞的不满，他在看过《湘学报》的相关内容后，专门致电江标：“素王改制乃近日公羊新说，倡于井研廖平，盛于南海康有为，恐有流弊，以后宜勿陈此义”。[]以后又致电徐仁铸，指责《湘学报》“奇怪议论较去年更甚，或推尊摩西，或主张民权，或以公法比《春秋》”。[]同时禁止《湘学报》在湖北发行。江标也不敢违背张之洞的旨意，压服唐才常等停止对公羊春秋和素王改制学说的宣传。因此，皮锡瑞在日记中记载：“江云作报皆经笔削”。当然，这时候的矛盾尚处于萌芽阶段，还只是以学派之争的形式出现，并没有引起新旧派的直接对抗。不过，这也引起了敏感的皮锡瑞的注意，他曾当面询问梁启超：“何以香帅（张之洞字香涛）不信素王改制”，梁启超对之以“学派不合，且似恐犯时忌”。[]他还从长沙绅士的饮席交往中敏锐地感到了新旧观点的冲突，认为“守旧维新，议论不一，予以是知湘中风声尚未开也”。[]

1898年3月《湘报》创刊。与《湘学报》相比，《湘报》在宣传维新变法和西方民主思想方面更加激烈，当然也就引起了更加激烈的攻击。戊戌三月初三日，《湘报》第16号刊载康有为的《条陈胶事折》，谭嗣同还为此写了前言，其中称康有为为先生。这引起了陈三立和欧阳中鹄的不满。陈三立指使欧阳中鹄写信指责谭嗣同和唐才常不该赞誉康有为，“并谓先生之称谓，为嗣同等钻营康名士，自侪于门人之列；又谓湖南不应有此，意在设法阻压”。 []

接着，戊戌三月初八《湘报》第二十号又刊载了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易鼐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以弱为强”的四策：“一曰改法以同法”，就是要“西法与中法相参”；“二曰通教以绵教”，就是要“西教与中教并行”；“三曰屈尊以保尊”，就是要“民权与君权两重”；“四曰合种以留种”，就是要“黄人与白人互婚”。他特别强调“上权过重，民气不伸；民气不伸，国气亦因之而弱”，因此他主张仿效英、德，实行“君民共主之法”。[]这篇文章的激进程度不仅超过了《湘学报》的文章，而且比《湘报》前面十几期的文章都要激进，在长沙城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是旧派士绅纷起驳斥，就是在维新派士绅内部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士绅向陈宝箴上书，认为易鼐之文对“吾朝野上下”“肆行诋毁，上而至尊，下而宿学，内而政府，外而封疆，奋其笔舌，刺讥笑骂。而推尊彼族，如帝如天，夸其富强，且美以文明，果皆然乎？”还批评易鼐“真古今仅有之狂生矣”。[]甚至连赞同和推动新政的黄遵宪和皮锡瑞也“以为骇俗”，认为“报文勿太激烈”。[]陈宝箴见此文后，也大为不满。他授意欧阳中鹄传知《湘报》报馆，认为易鼐此文“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宜言”，[]并“亟告秉三收回，复嘱其著论救正”。[]《湘报馆》同仁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经过讨论，起草了《复欧阳节吾舍人论报书》，并在《湘报》上全文公开发表。这一公开信虽然也说“易君偏激之言，诚不能为其曲护”，但坚持认为“其哀哀长鸣，冀我朝毅然变更，以力持于存亡呼吸之间，实有忠君爱国之忱而不容不得泯者”，“其言虽激而其意则诚”。还将易鼐的文章与康有为的《条陈胶事折》相比，赞许“康、易不惧者，冀其尽言而死，虽死犹生也。则视之畏死不言、漠视军国而不言者，固有间矣”。[]这实际是对易鼐文章的肯定，也是对守旧势力攻击的一种回应。陈宝箴当然不满于这种回应，更不满熊希龄、谭嗣同以公开信的形式回应。稍后，张之洞阅读了易鼐的文章，勃然大怒，他直接给陈宝箴、黄遵宪和徐仁铸接连分别发电。他指斥易鼐文章“直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并指出：“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摘弹击”。[]同时，他还旧话重提，把矛头又对准《湘学报》，认为徐仁铸主持的《湘学报》“多有不妥，恐于学术人心有妨”，“其中奇怪议论较去年更甚”。[]同时，他将自己写的《劝学篇》寄给陈宝箴。这两通电报和寄来的《劝学篇》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张之洞的态度，即湖南维新运动只能限制在“中体西用”，即洋务派允许的范围内，不可逾越。

张之洞的这种态度对以陈宝箴为首的湖南省政官员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为了防范再出现易鼐那样的激进文章，陈宝箴根据张之洞的旨意，饬令熊希龄“删去报首议论，但采录古今有关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并将张之洞的《劝学篇》，从5月20日起在《湘学报》上开始连载，借此来消磨《湘报》与《湘学报》的战斗性。张之洞的态度也极大地鼓舞了旧派士绅的士气。对新派的攻击由长沙延伸到京城。梁启超说湖南的“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原来反对派王先谦、叶德辉等人暗中联合，函告京中湘籍官吏，“谓陈帅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恐将来有不轨情事，不能不先事预防”。旅京湖南官绅接函后，即请御史徐树铭“据情揭参”。5月13日，便出现了徐树铭弹劾前学政江标并请申饬本届学使徐仁铸的折片。这种消息传到湖南，王、叶等人即紧密配合，遥相呼应。5月19日，叶德辉将徐仁铸的《輶轩今语》逐条批驳，刊刻成书，名之为《輶轩今语评》。又将诋毁南学会和《湘报》的书牍刊刻印发，广为传播。

这种使维新派非常紧张，熊希龄甚至担心《湘报》被查封，他想将报馆移往南学会，改《湘报》名为《湘会报》。而黄膺认为《湘报》“移到学会，则封报馆并学会亦封矣，加一字有何益处？”皮锡端则认为欲更名可“俟封后再开，更名不迟”。[] 然而，没等维新派士绅平息对《湘报》的攻击，旧派士绅又将攻击矛头对准了南学会。

南学会开讲之初，旧派士绅就已经对南学会多加阻碍。还是在丁酉年十一月下旬，湖南抚院就已经牌示，“以孝廉堂为公所”，但原居住在孝廉堂的孝廉们不愿搬家，使南学会开讲一再展期。后来确定戊戌年二月初一日开讲，但到正月下旬，“房屋尚未收拾”，开讲前一天，“孝廉尚有一二十位未去。且物议嚣然，以为鸠夺鹊巢，恐有争要之事”。直到讲论已经进行了两次，“孝廉尚有未去者”。而长沙很多士绅“多不以讲学为然”，“见人讲学，莫不哗笑，以为迂阔”，“或以为讲学无益，且恐生出事故”。[]当时，毕永年代表南学会邀请王先谦充任南学会议事会友，而王先谦则以“志趣所到，不能强同”拒绝。[]戊戌四月，熊希龄、谭嗣同、毕永年致函王先谦，请“过江讲学，以副诸生之望”，然王先谦又“辞以难”。皮锡瑞说：“此公讲学实不为难，特不耐此劳耳。”[]特别是王先谦、张祖同、叶德辉均以皮锡瑞“主讲为可惜”，他们对皮锡瑞诱以校经堂一席，千方百计想阻止皮锡瑞主讲南学会。后来皮锡瑞在讲论中大力宣传西学与新政，甚至宣传公羊《春秋》的素王改制学说，更引起了旧派士绅的反感。

戊戌闰三月至四月间，叶德辉先后两次致函皮锡瑞，围绕皮锡瑞在南学会的讲论，对维新派的活动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并不顾皮锡瑞的劝止，执意将两人争论信件刊行，将争论公之于众。他首先批评皮锡瑞等宣传《春秋》大同之说，是“欲破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是他“万万不能苟同者”；又进一步批评维新派士绅的“讲学托名于开民智，伸民权”，而实际上“所讲之学为康有为之学”，“康有为改制伪经，其狂悖骇俗，与吾邑易生同，而其袭人之说以为己说，亦复相类”；[]最后，他公开表明自己的用意：“本意无他，不过欲公之去而已”，[]明确地威逼皮锡瑞辞去南学会主讲之席。皮锡瑞对叶德辉的批评进行了反驳，他首先声明，“学会之设，意在开通学识，联合群力，不能坚持门户，专主一家之言”；并表明自己“所学本兼汉、宋，服膺亭林、船山之书，素主变法之论。今讲已十余次，所说非一端，其大旨在发明圣教之大，开通汉、宋门户之见；次则变法开智，破除守旧拘挛之习”；他还认为“中国重君权，尊国制，猝言变革，人必骇怪，故必先言孔子改制，以为大圣人有此微言大义，然后能持其说。……既言变法，不能不举‘公羊’改制之义，此非争门户、矜墨守也”；他对“湘人尤好自相攻击，见《时务报》则誉之，见《湘学报》则毁之，《湘报》訾议尤甚”表示了自己的愤慨，并表示自己对于人们的诟病和攻击“明知之而不避者，以时急如救焚拯溺，即焦毛发、濡手足，所不辞也”。同时，他也对新旧之间的争论感到厌烦和心寒，并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面对的并非叶德辉一人的攻击，叶德辉背后还有整个守旧势力作为后盾。他知道，叶德辉将他们争辩的信件公开是“汤、王促之刊行”，“大抵不得志于近日官绅者多归叶，又习王、张诸公之议论，故卒不能开通”。为此，他对叶德辉表示：“南学会非为弟设，弟未尝自为谋也。公闻浮言，欲弟速去，自属见爱之甚；然江西既未却聘，自当到彼终局，作计早决，不待公之激也”。[]因而他于戊戌四月初十日在南学会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即买舟东去，于四月二十日（6月8日）离开长沙前往江西。

皮锡瑞离开长沙后，南学会讲论也以“天热为辞”而停讲。也就是在维新派士绅为《湘报》和南学会的生存筹划策略时，邵阳又发生了驱逐南学会邵阳分会会长樊锥的事件。樊锥曾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与苏舆同受业于王先谦。他在邵阳组织成立了南学会邵阳分会，并且是《湘报》的主要撰稿人，在《湘报》上发表《开诚篇》、《发锢篇》等文章；又与谭嗣同、熊希龄等一起在长沙创办了湖南不缠足会。樊锥的文章和活动引起了旧派人士的忌恨，在苏舆等的策划下，樊锥被诬为“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的“乱民”，被驱逐出境。这件事虽然发生在邵阳，但对长沙维新派士绅的打击很大。虽然四月三十日由谭嗣同和曾广钧主讲又进行了一次讲论，但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此后仅存藏书楼在惨淡维持。

与此同时，旧派士绅又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时务学堂。农历戊戌年春节前后，时务学堂学生放假，他们把自己在时务学堂的札记和教习的批语出示给家人和亲戚看。这些宣传素王改制学说和西方民权思想的札记和批语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长沙一些书店认为奇货可居，将这些札记和批语收集刊行，更扩大了其影响。一时“全湘哗然”，“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哗，群起掎之”，都将梁启超等时务学堂的教习视为“得外教眩人之术，以一丸药翻人心而转之，诸生亦皆以二毛子之嫌疑见摈于社会”。[]戊戌年三月开始，长沙城内关于时务学堂的谣言四起。或咎熊希龄“不应请粤人为分教习，或咎龄不应使学生读《公羊》，或咎龄不应以一人专擅行事”；[]“或谓中丞已厌卓如，或谓日内将使祭酒公代秉三，叶奂彬为总教习”。这些谣言的制造者的用意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把时务学堂的外省籍教习排挤走。当时梁启超已于到上海去就医治病，分教习韩文举、欧榘甲、叶觉迈等听到这些谣言攻击，“即忿然欲去”。经唐才常“再三婉留，始安其位。然其愤懑之心，未尝一日释也”。[]

札记和批语引起的轩然大波引起了湘抚陈宝箴的注意。《湘学报》和《湘报》的风波已经让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他不想再在时务学堂出现大的事端。因此，他下令调阅学生札记，想证实一下札记中的批语到底内容如何，“乃自加检点，备预不虞”。札记由管堂收齐后，经唐才常送呈陈宝箴。陈宝箴收到札记后，又风闻时务学堂“分教皇遽无措，问计秉三，乃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極乖谬者，就正平之作临时加批”云云。[]因为唐才常送呈的学生札记中确有许多涂改之处，不由得陈宝箴不起疑心。陈宝箴要其幕僚欧阳中鹄致函唐才常和谭嗣同，询问是否真有其事。唐才常与谭嗣同极力辩解，加之陈宝箴也不想把事情闹大，最终以时务学堂在《湘报》上发表告白，声明各书局所刻卖的时务学堂课艺“多非本学堂学生真笔”，系“冒名作伪”；陈宝箴也“札饬查禁冒刻时务学堂课艺”，“立将此种冒刻时务学堂课艺板片、刻本查出，一并销毁”。[]

时务学堂课艺之事反映了新旧势力对时务学堂控制权的争夺。围绕着时务学堂的办学方向、学堂管理和经费等问题，熊希龄、谭嗣同等与王先谦、张祖同、邹代钧等产生了激烈的矛盾。还是在戊戌年二月，旧派士绅就上书陈宝箴，要求更换时务学堂总理，由黄遵宪“总理学堂事务，以专责成”。[]当时陈宝箴未予同意。三月，熊希龄又推荐谭嗣同代替自己担任时务学堂总理，也未获准。在邹代钧致汪康年的信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两派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在戊戌四月十二日的信中，邹代钧提到：“现为湘中时务学堂，鄙人已与谭、熊树敌（公度助谭、熊），能挽回与否，尚不能必”，又说：“湘中大坏，义宁有忌器之意，鄙人力量何能胜之，言之愤甚。谭猖狓过于熊，若早去谭，事犹可挽回”。[]

在湖南保卫局筹备的过程中，也有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保卫局从1897年年底开始筹办，到1898年7月才正式开局，其筹办过程步履艰难，开局时间一再推迟。究其原因，除经费不足和人手难觅的原因外，更深层的原因是守旧势力的反对和干扰。在保卫局筹备过程中，王先谦、张祖同、叶德辉、孔宪教等守旧士绅经常以“饮席”为名聚会，诋毁、攻击新政，特别是在保卫局“劝捐”问题上大作文章。皮锡瑞记载说:“诸公多不以讲学为然，保卫局尤不肯筹款”，“孔先生(宪教)持论拘迂，……城中绅士……有房怕抽捐则阻挠之”。[]皮锡瑞对“众口之嚣嚣”深感忧虑。一些在职官员也极力反对。如时任湖南按察使的李经羲晋京陛见回湘后，就“与公度闹意见”，“阻挠保卫(局)”，而“乐祸者更众”。[]对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维新派人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唐才常撰文批驳了守旧势力反对设立保卫局的理由，指出保卫局对“官绅士商种种利益，罄简难书”，认为保卫局“参以绅权，立吾湘永远不拔之基”。[]谭嗣同也撰文对守旧势力于保卫局之事“窃窃焉疑之议之远避之”的态度感到“大忧奇惧”，认为“保卫局特一切政事之起点，而治地方之大权也”。[]而旧派士绅的反对和阻挠也正是因为保卫局的设立侵害了他们的既得权益，保卫局的设立,对长沙城内传统的街团组织的权力是一种挑战。所以，他们不仅拒绝交纳作为保卫局经费的房捐，而且也拒绝按照保卫局章程的规定，在街团推举“议绅”,即皮锡瑞所说的“委彼每团举议绅二人，人多不解此事，不肯出”。[] 保卫局开局之初，有不法痞徒百余人“在南门正街殴辱巡查，次晚又在大小西门一带连毁三局”。[]“虽然，现今沒有资料证明上述的捣乱是街团或士绅在背后策划，但是保卫局的设立无疑直接威胁了街团及其士绅的权力和利益”。[]至少，这种捣乱是符合旧派士绅的利益的。

二、长沙维新运动的失败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了百日维新。然而，长沙的新旧两派斗争却日趋激烈。是年6月13日，朝廷上谕和奏章中有两件与湖南维新运动密切相关。一件为光绪帝上谕，准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保举通达时务人材一折，除着康有为、张元济预备召见外，“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着该督抚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看具奏”。另一件为湘籍京官、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在王先谦的唆使下上奏，指责陈宝箴“讲求时务，有名无实”，指责陈宝箴聘梁启超为时务学堂总教习，“延聘来湘，恣其横议。湘中人士尤而效之，至有倡为改正朔、易服色之言，刊报传播，骇人听闻，又改建南学会，以为议院之权舆”；“又听用盐法道黄遵宪之言于城内设保卫局，雇佣巡丁巡查街道，……巡丁沿街站立，执棒弹压，既不足御外侮，又不能清内奸，岁糜巨款，于国何益？”总之，他全盘否定了湖南的新政，“请旨饬下湖南巡抚，另择实事求是之人，主持时务学堂，勿腾口说而乱是非，勿袭皮毛而忌实用，务求有用之学以作富强之基，散南学会以息横议，撤保卫局以省虚糜”。[]显然这种攻击与湖南旧派士绅相呼应的。御史杨深秀“抗疏为宝箴剖辩，帝降谕奖励宝箴，而严责湘绅”。旨称，“陈宝箴自简任湖南巡抚以来，锐意整顿，即不免指谪纷乘，此等悠悠之口，属在缙绅，倘亦随声附和，则是有意阻挠，不顾大局，必当予以严惩，断难宽贷”。[]光绪皇帝的支持使“湖南浮议稍息，宝箴乃得复行其志”。[]

光绪帝虽然表示了对陈宝箴的支持，但以陈宝箴为代表的湖南省政当局惧于言官的弹劾，更趋于保守和谨慎。1898年7月2日，陈宝箴免去了熊希龄时务学堂总理职，委派他护送学生出洋留学，札委黄遵宪“总理时务学堂一切事务”。委札中虽然没有提出对时务学堂进行整顿的要求，但以“恭照谕旨”的形式明确提出要“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宜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腐之弊，成通经济变之才”。[]这实际上是要对时务学堂进行整顿。而长沙的旧派士绅并没有因此而偃旗息鼓，他们改变了策略，唆使长沙书院的学生打头阵，很快组织了新的进攻。1898年6月底，岳麓书院生徒宾凤阳、杨宣霖、彭祖年等联名上书山长王先谦，以维护“名教纲常”、“忠孝节义”为名，对黄遵宪、熊希龄、梁启超大加攻击：

自黄公度观察来，而有主张民权之说；自徐砚夫学使到，而多崇奉康学之人；自熊秉三邀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康有为之弟子，大畅师说，而党与翕张，根基盘固。……不知康所探者何道，而谭所怀者果何德也。……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戴德诚、樊锥、唐才常、易鼐等承其流风，肆行狂煽，直欲死中国之人心，翻亘古之学案，上自衡、永，下至岳、常，邪说浸淫，观听迷惑，不解熊、谭、戴、樊、唐、易诸人是何肺腑，必欲倾我邦家也。[]

因此，他们请王先谦“务祈函达中丞，对时务学堂从严整顿”，“辞退梁启超等，另聘品学兼优者为教习”。

王先谦接此上书后，遂联络张祖同、叶德辉、孔宪教、黄自元等10人，于7月10日联名向陈宝箴呈递《湘绅公呈》。他们攻击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等人“承其师康有为之学，倡为平等、民权之说，转相授受”，“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辈，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因请将时务学堂“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俾生徒不为邪说诱惑”。[]至此，长沙新旧两派的矛盾已经完全公开化，并且已经不可调和了。陈宝箴为代表的省政当局不愿意看到新政的夭折，但也不愿意由于新派人士的激烈言行而授人以柄。在免去熊希龄时务学堂总理职务后，又接受了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三位粤籍时务学堂分教习的辞职请求，这实际上也是对旧派士绅的退让和妥协。

旧派士绅的步步进逼，激起了新派人士的愤怒，他们也组织了反击。在王先谦等向陈宝箴送递《湘绅公呈》以后的第三天，即7月13日，熊希龄联合黄膺、戴展诚、吴獬、戴德诚联名向陈宝箴呈递了《公恳抚院整顿通省书院禀稿》。该禀稿首先引述朝廷的一系列谕旨：“饬各省督抚学政将各书院切实经理，随时督饬院长教习，详细训迪，精益求精”；“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原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大学堂总教习综司功课，尤须选择学贯中西之士”。然后列举了湘省书院的积弊，并提出了定教法、端师范、裁干脩、定期限、勤功课、严监院、速变通等七条整顿措施。这一禀稿表面上来说，没有点出任何书院和任何人的名称，似乎只是就事论事。然而，联系禀稿出台的背景，我们可以窥见它所蕴含着的深意。王先谦等的“公呈”呈请整顿时务学堂，而熊希龄等的“禀稿”则针锋相对地请求整顿书院。“禀稿”所列举的书院积弊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指岳麓书院和王先谦。所以皮锡瑞说：“秉三与黄、戴禀中丞，言书院积弊，山长非人，意在沛公”。[]熊希龄还将该禀稿在7月14日的《湘报》第111号上刊出。

陈宝箴收到这针锋相对的“公呈”与“禀稿”，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对于“公呈”所提“整顿时务学堂”，他认为“事属已行，不复批答，且院长分属宾师，未便以官事常格相加，乃函复”。在函复中，他只表示“众绅有门户意见，深自引咎”。对于熊希龄等人的“禀稿”，虽认为所拟各条“规模条理大略粗具”，“所言通省书院应行因革损益之宜，亦自言之成理”，然“惟现既奉旨饬查省会及各府、厅、州、县书院，自应恭候谕旨，或有颁发通行章程，始可钦遵办理”。陈宝箴把熊希龄等的“禀稿”与王先谦等的“公呈”联系起来，认为熊希龄等在王先谦等具呈后仅三天，就呈递“禀稿”，“细加察阅，其中指斥诋诽之间，虽属泛论，若甚有不平之意者”。特别是他对熊希龄“于递呈次日，即刊入《湘报》”非常不满，认为这“诚难保非传闻误会，怀挟意见，互相攻讦”。因此，他劝士绅们不要“互相倾轧，同室操戈，徒以快一时之意”。[]

与“禀稿”上呈几乎同时，熊希龄又写了五万余字的《上陈中丞书》，对旧派士绅对他的攻击一一进行了驳斥。他认为，“攻讦之风日积，则办事者皆有戒心”，从而导致“今省中物议纷腾，黑白混淆，若不打破此关，痈溃一发，受害更巨。矧湖南负天下重望，虽新政只有萌芽，而各国报章交相赞美，倘一事无成，岂不贻笑五洲？”他深知旧派对他的愤恨，在给陈宝箴的上书中表达了“杀身成仁”的决心：

龄观日本变法，新旧相攻，至于杀人流血，岂得已哉？不如是，则世界终无震动之一日也。龄本筸人，生性最戆，不能口舌与争，惟有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何不可为？今既仇深莫解矣，请以此函为贵衙门立案之据，此后龄若死于非命，必王益吾师，张雨珊、叶焕彬三人之所为，即以彼命抵偿焉可也。[]

熊希龄将这封信上呈陈宝箴的同时，又在《湘报》刊载“禀稿”的第二天，即7月15日将其在《湘报》上公开发表。这种做法更激化了新旧派之间的矛盾。邹代钧在熊希龄此信发表后的7月18日给汪康年信函中说：“鄙人为时务学堂事，竟与谭、熊为深仇，谭虽得保而去，熊则仍踞其间，动辄以流血成河为言，且行同无赖，似难与计较。学堂事渠虽交出，费尽许多心力，实一言难罄。右丈委汪颂年与鄙人接办，而熊怒未息，其无状竟及于义宁乔梓矣”。他甚至也在担心新派人物对他的生命威胁，当汪康年责备他不该对所谓“康党”退让时，邹代钧说：“苟不恬退，谭、熊必以洋枪中我矣”。王先谦等更是以《湘报》两度刊载熊希龄的“禀稿”和“上书”为辞，向陈宝箴施加压力，建议停止《湘报》的刊行。陈宝箴也对熊希龄以其主管《湘报》的身份，刊载“互相攻讦”的“禀稿”和“上书”不满。他决意将《湘报》暂时停止刊行，以图整顿。邹代钧在7月18日致汪康年的信函中写道：“《湘报》出事故甚多，大约以倡康教为宗旨，而擅操骂人之权。右丈（陈宝箴）嘱其停止，熊不愿也，再三言之始允于明日停止”。[]实际上，《湘报》刊行至116号（1898年7月20日）暂时停刊。王先谦本以为对于《湘报》是“拟即停止”，但后来听蒋德钧说只是“暂停”，今后还是要“复启”，于是又写信给陈宝箴，明确表明彻底关闭《湘报》馆的要求，他说：

报馆有无不关轻重，此事（指《湘报》重启之事）无论公私，皆难获利。《湘报》题尤枯窘，公费弃掷可惜。……值熊君决裂之余，众口不平，转以报馆为多事，官评舆诵，莫不以停止为宜。论湘中之政务，去之（指停止《湘报》）无害而颇有益；论台端之名望，行之（指重启《湘报》）无加而或有损。[]

最终，陈宝箴停止了对《湘报》每月200两的公费津贴，熊希龄被迫离开《湘报》馆。原湘报馆一名叫王笏的职员“于前报停止之后，承顶机器重开”，陈宝箴“准予如禀立案”。[]因此，《湘报》于1898年8月2日从第117号开始重新发刊。但这时的《湘报》“已改章程，专归商办”，[]其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陈宝箴为首的省政当局的一再妥协退让，实际上助长了旧派士绅攻击维新派的声势。1898年8月12日，王先谦召集长沙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的生童，集议于学宫，制订所谓《湘省学约》，提出了“正心术”、“覆名实”、“尊圣教”、“辟异端”、“务实学”、“辨文体”、 “端士习”等七项约规，王先谦事后谈及其动机，是激于“康有为民权平等之说，断不可从”；“梁启超在时务学堂阐扬师说，贼我湘人”，因而要“申明大义”，“厘正学术”，其真实意图无非是以此约束湘省士子的言行，阻挠维新思想和民权学说的传播。王先谦说在这一“学约”的原稿中有“驱逐熊希龄、唐才常等语”，他认为“未免过甚，援笔删去”。该学约刊布后，学政徐仁铸要追查“倡议主笔之人”，王先谦扬言：“雷霆斧钺，所不敢避。宗师必查究倡议主笔之人，即坐罪弟一人可也。”[]这当然使徐仁铸无法继续追查下去。

接着，长沙市坊之间又出现了攻击诋毁时务学堂师生的揭帖。揭帖将前次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等上王先谦书，添加了“时务学堂教习争风，择堂中子弟文秀者，身染花露，肆行鸡奸”等“流言蜚语”，然后“刊刷揭贴，四处张贴分送”。时务学堂的学生闻此非常愤怒，时熊希龄“自潭到城”，听到学生们诉说，谓“尔等学生受此冤屈，不可不辨”。8月22日，遂有张伯良等时务学堂学生上“禀词”于陈宝箴，指控宾凤阳等，并请予严惩。陈宝箴收到《禀词》后十分震怒，与学使徐仁铸皆作批示，“要彻底根究”，“严加惩办”。王先谦闻此先后分别致书陈宝箴和徐仁铸，尽力辩解此事与岳麓书院学生无关。他对陈宝箴以辞去岳麓书院山长相要挟。陈宝箴一方面认为传宾凤阳查究“自为事理所应有，不得为过”，另一方面又极力解释此事与王先谦“绝无干涉”；一方面认为王先谦“辞馆之说，恐非义之所安也”，另一方面又以“公如朝辞岳麓，弟亦夕去湖湘矣”相反制。王先谦在给徐仁铸的信函中，除力辩此事与岳麓书院诸生无关外，还以徐仁铸“主持康教，宗风所扇，使承学之士望景知归”等语进行暗中威胁。徐仁铸不得不力辩自己与康有为以及康学毫无关系，“至于民权平等之说向所深绝”。[]书函往来之间，可以明显感觉到以王先谦为首的旧派士绅已经掌握着舆论的主动权，也反映出以陈宝箴为首的省政当局，既不满于旧式士绅的制衡，又不得不向其妥协的心态。正因为王先谦等的相争以及陈宝箴等的一再妥协，此事最终不了了之，未再追究。

在新旧派斗争越来越激烈的形势下，维新派人士却先后离开长沙，这也是长沙维新运动过早夭折的原因之一。首先是梁启超在1898年春初因病离开长沙赴上海治病。6月上旬，南学会学长皮锡瑞离开长沙前往江西。7月，熊希龄被免去时务学堂总理时，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也请辞时务学堂分教习职，离开长沙。接着，谭嗣同和黄遵宪都被徐致靖保举“送部引见”，相继离开长沙。这些在长沙维新运动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离开长沙，仅留唐才常等人也是孤掌难鸣。于是，长沙城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陈宝箴上有张之洞的压力，身边有欧阳中鹄、邹代钧等人的影响，周围有王先谦、张祖同、叶德辉等人的制约，他的政治倾向越来越表现出保守。而长沙维新派的主要舆论工具和活动场所也逐渐归于涣散和沉寂：南学会在6月已经停止了讲论活动，已是名存实亡；《湘学报》实际上已经成为洋务派宣传中体西用思想的阵地；《湘报》经陈宝箴整顿，改为完全商办，不再是维新派的喉舌；时务学堂遭到一系列攻击和诋毁，朝气全失，“大显其杌陧不安之象”；[]课吏馆本来就效果不佳，这时更无生气；保卫局虽还存在，并取得一些成效，但黄遵宪离湘后，难有更多新的气象。皮锡瑞在江西收到湖南来信，也提及湖南新政之事：“得湖南信，谷价昂贵，人心惶惶；新政阻挠，保卫局初行，城外即有劫局之事。……鹿泉详言大局之坏，实由沈诸梁（指叶德辉）一人。学会将散，孝廉盘踞……”。后来他又在日记中记载其家人所云长沙城内形势：“七月谣言最甚，由保卫初设，奸人无所容，遂造妄言，以惑人听。大抵以为右帅勾引洋人。此等言语，小儿所不信，而绅士顾信之。开井以为洋人放毒，造火把以为迎洋人夜烧城，颇有畏怯移居乡者。”[]

湖南新政的命运和陈宝箴的态度也引起了京师维新派人士的忧虑。杨深秀于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即政变发生前一个星期向光绪帝呈上康有为代拟的奏折，称湖南巡抚陈宝箴“被人胁制，闻已将学堂及诸要举全行停撤，仅存保卫一局，亦复无关新政”。[]光绪皇帝也为此感到担忧，马上谕令总理衙门“电寄陈宝箴”，鼓励陈宝箴：“新政关系自强要图，凡一切事宜，该抚务当坚持定见，实力举行，慎勿为浮言所动，稍涉游移。”[]尽管陈宝箴于八月初二日电复总理衙门，请代奏光绪帝，表示自己“自当凛遵圣训，坚持定见，实力举行”的决心[]，但湖南新政的颓局已经无法挽回，独步一时的维新运动就是在这种谣言四起和人心惶惶中过早夭折了。

戊戌政变后，谭嗣同被西太后政府杀害，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海外，长沙的其他维新派官绅不同程度遭受问罪。光绪八月二十一日（1898年10月6日），还是那个湘籍言官黄均隆又上奏折，“请旨惩办”湖南维新党人。奏折写道：“其中奸恶与谭嗣同辈等者，其凶谋恐难遽戢，则候补三品京官黄遵宪，庶吉士熊希龄也。”奏折历数了黄遵宪和熊希龄在湖南推行新政的“罪行”，又说：黄遵宪和熊希龄“与已正法之谭嗣同及拔贡樊锥、毕永年、唐才常、生员易鼐、何来保、训导蔡钟濬等，著为合种合教之论，渎伦伤化。此皆由陈宝箴听信其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及学政江标、徐仁铸庇护康梁所致，而实黄遵宪、熊希龄为之助其恶而恣其毒也。”因此，他“请旨饬拿黄遵宪、熊希龄，从严惩办”，“陈宝箴应如何惩治之处，出自圣裁，其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应请旨一并裁撤”。上谕：“陈宝箴着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庇护奸党，暗通消息，均着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各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上谕放过了黄遵宪，黄均隆还不罢休，又于第二天上奏，指出“黄遵宪等似应一律拿问治罪”。

朝廷旨下，陈宝箴及其儿子陈三立被革职，永不叙用，被遣送回原籍江西；已于1897年入京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江标也受到牵连而被革职，“锢之里第”；徐仁铸被革职；政变前被任命为使日大臣的黄遵宪则被被软禁于上海洋务局，因有外人过问，清政府迫于外人舆论而改拿问为革职遣送回籍；熊希龄本来接朝廷电令“迅速来京，预备召见”，但因病延误行程，躲过一劫，但也受到“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皮锡瑞在政变前已赴江西主讲，政变发生后，他也被革去举人，遣送回湖南交地方官管束；唐才常于政变前也收到谭嗣同的电报，召他“赴京参与机要，方抵汉口，知政变发生”，[]于是他东下上海，旋赴香港、日本等地，筹划自立军起事；其他如樊锥、毕永年、何来保等，或隐匿山间，或东渡日本，后来都随唐才常参与自立军起事。

在长沙的教育文化新政被一一废除。南学会裁撤后，其会所仍改为孝廉堂；《湘报》本已成为商办，也在政变后出版至177号（戊戌九月初一，1898年10月15日）终刊；《湘学报》也被停刊；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一切皆仿书院之成规，其课程则经史与八股交相为课”；[]本来，保卫局也应遵旨即行裁撤。但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新任湖南巡抚俞廉三考虑“省会五方杂处，巡查不尽业民，若骤然全撤，转恐勾匪滋事，反致扰累商民”，因此“先将总局撤换，分局裁并，巡查次第减汰，均归保甲局管辖”，并“查照保甲旧章，认真整顿”。[]即使如此，守旧派仍不以为足。11月27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荀鹤又上奏:“保卫局余毒犹留”。[]于是俞廉三又奉旨“将分局员绅暨巡查人等全行裁竣”。至此，保卫局也被完全废除了。

三、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运动与长沙

唐才常于戊戌政变前收到谭嗣同的电报，召他赴京参与机要。他行至汉口，闻北京政变，谭嗣同死难的消息。他“遂萌举兵除奸之想”。1898年秋冬之际，唐才常到日本，见到正避难于日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当时康梁师徒正着手制订“勤王”计划。唐才常到日本后，康梁“其眼中之徐敬业，舍唐莫属”, []而唐才常对康有为景慕已久，这次一见面就“自请受业为弟子”，[]并与康梁协商了武装勤王事宜。1899年夏秋之际，唐才常再次出游香港、南洋、日本等地，与康有为具体研究了起兵勤王的计划，“决议在长江沿岸各省起兵勤王，运动各省会党及防军发难之责，才常任之。向海外华侨募集饷糈接济义师之责，康梁师徒任之”。[]其后，唐才常由当时已经加入兴中会的毕永年介绍与孙中山会见于日本横滨。唐才常向孙中山介绍了在长江沿岸各省起兵的计划。孙中山为即将回国的唐才常、林圭等送行时，将在汉口的兴中会会员容星桥介绍给林圭。

回国后，唐才常于1899年12月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并设立东文学社作为正气会的活动机关。他广泛联络留日学生和会党，积极筹备武装勤王。他曾设想以湖南为武装勤王的中心。还是在1898年10月31日，唐才常在日本康有为的避难地见到了日本东亚同文会的重要骨干宗方小太郎。宗方小太郎在其日记中记道：

与柏原同至加贺町访问康有为，湖南（南）学会代表人唐才常在座。唐系湘中志士，声言因拟发动义兵，来日借兵并兼请声援。康有为频频乞求援助。余称:日本政府决不轻易出兵，但如时机到来，不求亦将提供援助。目前，只有我辈能为义军增添力量，期望使诸君之志愿得以实现。康称:南学会员约一万二千名，均为上流士子。前任湘抚陈宝箴为会长，徐仁铸、黄公度为首领。湖南势力实在此会。一旦举事，将引军直进，略取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然后移军北上。官军能战者仅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三军，合计不过三万人。义军倘能进人湖北，当可得到张之洞的响应云云。[]

唐才常对宗方小太郎愿意提供援助的承诺非常感兴趣，第二天，又谐同毕永年拜访宗方小太郎。宗方在日记中又有记载：“湖南人毕永年、唐才常等来访。唐系南学会代表人，拟在湖南举义，为求我同志助力而来。余恳切劝谕约以暂且沉潜待机，在此间专力准备，待余至清国后妥定方略。”[]1899年11月21日，唐才常又从上海致信正陪同日本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磨[此字应为上“麻”下“吕”]在汉口访问的宗方小太郎：

兹有沈君愚溪、林君述唐，拟与田野桔治君同往湖南，开办学堂、报馆等事。此举颇系东南大局，至为紧要。必须开创之时，极力冲破。以后举行诸事，自然顺理成章。顷悉白岩、荒井、宫坂诸君，皆于日内来汉，妥商一切。务乞先生与数君子及沈、林二人，公同会议，谋定后动，但求挟一必行之志，毋为浮议所移。湖湘幸甚！大局幸甚！[]

在这些日记和函件中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唐才常在日本一直以南学会代表人的身份出现，并且以陈宝箴、徐仁铸、黄遵宪等人为号召，可以看出湖南维新运动和南学会在日本的影响；第二，唐才常等当时确实有以湖南为武装勤王根据地的想法，并计划在湖南起义后，“将引军直进，略取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然后移军北上”，还希望得到张之洞的响应。这也是日本东亚同文会愿意援助唐才常等人的根本原因。然而，想得到张之洞的响应只是唐才常等人的一厢情愿。宗方汉口期间访问了张之洞，了解了张之洞反对康梁等的明确态度，从而也使东亚同文会改变了对唐才常起义计划积极支持的态度。

尽管宗方等改变了态度，但是，唐才常等还是积极筹备，只是把计划中的起义中心转移到了湖北。1900年春，唐才常在毕永年、林圭的协助下，开富有山堂，散发“富有票”，联络长江沿岸各省哥老会会众，准备武装勤王。同年7月下旬，唐才常和汪康年等在上海“愚园”召开“中国国会”，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并宣布了“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联络外交”；“平内乱”；“保全中国自立”；“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等五条宗旨。随后，唐才常到汉口，与林圭等一起筹组自立军，并在汉口设立自立军总部。唐才常自任自立军总统，下辖七军，即中军驻汉口,由林圭统领，李炳寰副之；前军驻大通,由秦力山统领；后军驻安庆,由田邦璿统领；左军驻常德，由陈犹龙统领,唐才中副之；右军驻新堤，由沈荩统领,龚超、朱茂芸副之。另置总会亲军及先锋军。

跟随唐才常组织和发动自立军起义的大都是湖南籍人，其中有原来在维新运动非常活跃的长沙籍人士，如毕永年、沈荩、秦力山等；或者是原长沙时务学堂的学生，如林圭、李炳寰、田邦璿、蔡钟浩、唐才中。

毕永年（1869—1902)，字松甫、松琥，曾化名安永松彦，法名悟玄，湖南长沙人。光绪二十三年与唐才常同时选为拔贡。湖南维新运动中，他与谭嗣同、唐才常一起积极参与长沙新政，是南学会中的活跃分子，并参与创立不缠足会和公法会，手订《公法学会章程》十七条。又在《湘报》上发表《存华篇》，鼓吹民权思想。他曾写信邀请王先谦到南学会讲学，遭到拒绝。后来南学会会友曾一致推举他到一家日本报馆任主笔。未行，与唐才常一起到汉口联络会党。1898年8月百日维新高潮时，谭嗣同入京参预新政。毕永年也于8月间离开长沙，经上海入京。当时康有为正策划围园杀后的计划，他与毕永年密谋，希望毕永年统率百人，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时乘机捕杀西太后。当毕永年从谭嗣同处获悉，其已将密谋向袁世凯和盘托出时，预感到事情必败，于9月21日急驰出京，躲过一难。政变后，毕永年自断辫发，以示脱离清朝统治。赴日本，谒孙中山加入兴中会。唐才常在日本时，他与唐一起拜访宗方小太郎，又介绍唐与孙中山见面。后与日本人平山周归国联络会党。与平周山和林圭入湘，考察会党情况，并具体设计了在长沙纵火起义的计划。1899年10月，他率湘鄂哥老会会首领到香港，与兴中会、三合会共同组建中和堂兴汉会，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后来会党首领贪图钱财，倒向康有为。毕永年愤而剃发出家，欲云游四海。1900年，又到上海，与唐才常筹组正气会。唐才常开富有山堂，毕永年被推为副龙头。就在此期间，毕永年与唐才常发生了政治分歧，毕永年多次劝告唐才常与康有为绝交，改变保皇宗旨。两人相与辩论一昼夜，毕永年痛哭而去。此后在广东、福建等地参与兴中会的武装起义筹备工作。惠州起义失败后，毕永年隐居广州白云山，于1902年逝世于惠州浮云寺。[]

沈荩(1872一1903)，原名克諴（此字左边应为简化的“言”旁），字愚溪，一号潇湘渔太郎，祖籍江苏吴县洞庭山。太平天国运动时，其祖经商入湘，寄籍善化县。沈荩幼年丧父，随其兄沈克刚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他自幼天资绝高，但狂宕不羁，不屑为文。稍长，对清廷之腐败政治不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不屑于科举，无意于功名，思想已趋于积极改革”。[]维新运动前，湖南风气闭锢。沈荩与长沙十一文人结为一社，时人称“十二神”。沈荩经常与社中人“纵谈天下事，常镇日不休”。[]维新运动兴起后，沈荩与谭嗣同、唐才常来往密切。由谭嗣同推荐，沈荩于1897年到武昌谭继洵巡抚衙门襄办文案。不久，湖北官办蚕桑总局“因出货日多，特派委员分运来湘督销”，沈荩被派回长沙，任湖北蚕桑总局驻湘督销转运局委员。[]在长沙期间他曾“与嗣同、才常间有所规画”，并向南学会捐赠图书。但他认为“新吾湖南，非有一番之破坏不为功也”，所以他常与会党中人来往，从事“诡秘之运动”。[]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死难的消息传来，沈荩正在长沙，是他向熊希龄等“报告政变的恶消息的”。[]政变后，谭继洵因连坐被革职，沈荩留为候补县丞。他“奋发以图继起”，决心为谭嗣同报仇。这年冬天，他到上海，会同唐才常东渡日本。留日期间，沈荩广交留日学生和日本朋友。次年年底，沈荩归国，先与林圭和日本人田野橘次到汉口，准备入湘发动会党，因故未果。沈荩返回上海，与唐才常一起创建正气会。正气会成立后，沈荩任正气会干事。此后，他往来于沪汉之间，“主持一切交通之力甚大”。正气会改为自立会，并在汉口设立自立军总部后，沈荩于该年春夏之际到汉口，协助林圭进行自立军起义的准备工作。他利用曾在湖北抚署任职，又是湖北候补县丞的条件，运动了许多新军官兵和衙署吏员参加自立军。自立会“党籍中湖北大小官吏，自道府以下二百余员皆有名，……沈荩运动牵引之力为多也。”[]参加过自立军起义的吴良愧回忆说，沈荩“极有革命精神，在自立军中出力最多”。[]也在此期间，沈荩还赴沪参加了“中国国会”，并被选为干事。举事前,沈荩被委任为右军统领。因汉口总部被查获，唐才常、林圭遇难，起义失败。沈荩将军饷分发给唐才中等，令他们潜回湖南，积聚力量，以图再起。他自己经武昌赴上海。为避清廷缉捕，他此后改名为沈荩，并取道天津到北京，以“谋中央革命”。1903年，他被人出卖被捕，于7月13日在刑部大狱被“立毙杖下”。[]

林圭（1875－1900），亦名锡圭，字述唐，号悟庵。长沙府湘阴县人。维新变法期间在湘阴创立广益会。1898年3月，林圭考入湖南时务学堂第二班。求学期间，深受梁启超和谭嗣同思想的影响，积极拥护维新变法，醉心于经世致用和西方民权学说，并参加了湖南不缠足会。他曾说：“朝廷纲纪败坏，达于极点，……吾人今日求学，应以挽救国家为第一要义。”[]谭嗣同非常欣赏林圭，“常许为造世之雄”。[]戊戌政变后，谭嗣同在北京遇难，林圭决心为其复仇，宣称“中国流血自谭君始，我承其后矣”。[]1899年，曾和毕永年、平山周3次在湖南调查会党情况，将以联络举事。同年，应梁启超之召东渡，在横滨大同高等学堂学习。学习期间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接触。1900年冬，随唐才常回国筹划举兵起事。临行时，孙中山为其介绍兴中会成员容星桥，以便随时联系。回国后，参与创立正气会的活动，并赴武昌设立了自立会秘密机关。同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国会上，他被推为干事。举事前，，他受命为中军统领，办理南方各省军务。因等待康梁汇款，起义几度展期，汉口自立军总机关被清军破获，他与唐才常等20余人同时被捕遇难。

秦力山（1877—1906），原名鼎彝，又名邮，字力山，别名遁公、巩黄。长沙府善化县人。秦力山聪颖好学，长于文字。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以第二名考入善化县学。时值维新运动在湖南风起云涌，他耳濡目染新学新风，又常去南学会听讲演，对康有为、梁启超及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人士非常崇敬。戊戌政变后，二十五年秋，应梁启超之召赴日本，留学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在校时，和一些进步留学生及兴中会会员多有来往，并认识了孙中山。1900年，秦力山回国，只身至天津，劝说义和团放弃“扶清灭洋”，改为“革命排满”。被义和团“斥为二毛子，命牵之出”。[]秦力山只得南下汉口，参加了自立军运动。因他与安徽抚署卫队管带孙道毅相识，于是自告奋勇担任大通发难之责，被唐才常委以自立军前军统领之职。起义筹备中被官府发现，秦力山见事机泄露，仓促于七月十五日（1900年8月9日）起事。与清军激战数日，最终以兵少不敌失败。失败后，到新加坡与康梁等绝交，愤然再渡日本，创办《国民报》，宣传革命。后回国在上海参与《大陆报》编辑，并创办《少年中国报》。1905年春经香港、新加坡到缅甸，在华侨中宣传反清革命。1906年春夏之交，秦力山从缅甸到云南干崖，在当地少数民族中宣传反清革命。同年11月，病逝于云南干崖。

参加或与闻自立军运动的长沙府籍人士还有师中吉（1857—1900，长沙府浏阳县人，会党人士）、张通典（1859—1915，长沙府湘乡县人）、禹之谟（1866—1907，长沙府湘乡县人）、张尧卿（生卒年不详，长沙府善化县人，哥老会首领）、黄钺（1869—1943，长沙府宁乡县人）、杨毓麟（1872—1911，长沙府长沙县人）、黄兴（1874—1916，长沙府善化县人）、朱德裳（1874—1936，长沙府湘潭县人）、曹典球（1877—1960，长沙府长沙县人）等。

参加自立军起义的长沙时务学堂学生除林圭外，还有李炳寰（1877—1900，常德府慈利县人）、田邦璿（1879—1900，常德府慈利县人）、蔡钟浩（1877—1900，常德府武陵县人）、蔡钟沅（生卒年不详，常德府武陵县人）、唐才中（1875—1900，长沙府浏阳县人）、唐才质（1880—1966，长沙府浏阳县人）、蔡锷（1882—1916，宝庆府邵阳县人）、陈荆（1869—1930，长沙府湘乡县人）等。

唐才常和汉口自立军总机关原定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1900年8月9日）各军同时举事。但因等待康梁海外汇款，起事时间屡次展期。而秦力山仍按原定时间起义而失败，清政府也于8月22日破获了设在汉口的自立军总机关，唐才常与林圭、田邦璇等被捕，并于23日被杀害。

自立军起义总机关被破坏后，湖南境内的自立军也曾进行过起义，俞廉三说：自立军“纵火焚掠，延及厘金督销各分卡，并将司事伤毙”，遭到了官府的镇压。起义失败后，各军中的湘籍志士大都返回湖南，以积聚力量，东山再起。而湖南巡抚俞廉三在湖南也加紧对自立军人员的搜捕。据俞廉三奏称，先后在武陵县抓获石竹亭、在龙阳县抓获蔡钟浩、在浏阳县抓获唐才中，在益阳县抓获方成祥、徐德，在慈利县抓获姚生范、李生芝、汪楚珍等，又追踪逮捕了何来保。这些自立军志士被押至长沙，经过严刑副供，除姚生范被判处监禁终身、李生芝死于押送途中外，其余都被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