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维新运动时期长沙近代化的发端

第三章  维新运动时期长沙近代化的发端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更是长沙近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甲午战争以前，湖南是最保守的地方，而长沙被称为对西方文化的“铁门之城”。而甲午战争使湖南的民风士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湖南也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而长沙作为湖南的省会，也自然成为了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心。湖南维新运动的绝大部分活动和新政都发生在长沙。而维新运动中新派与旧派的斗争也主要发生在长沙。长沙既是维新运动开展最为活跃的城市，也是新旧之间斗争最为激烈的一个城市。正因为如此，湖南维新运动在全国维新运动进入高潮之时，就过早地夭折了。长沙的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却对长沙城市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长沙的近代化进程正是发端于维新运动时期。

第一节  甲午战争后长沙维新运动兴起的社会条件

一、甲午战败对长沙士民的刺激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与淮军在海陆战役中接连败绩。这时，全国上下从王公大臣到庶民百姓都把挽救败局的希望寄托在湘军身上。还是在朝鲜局势紧张时,湖南巡抚吴大澂于光绪二十年七月十五日和十七日（8月15日、17日）连电“奏请统率湘军赴朝督战”，朝廷“允之”[]，命其率兵北上，并起用湘军旧将魏光焘、陈湜、李光久、余虎恩等，添募兵勇，且号召湘军宿将及后裔子弟从军，出关作战。吴大澂于当年9月率军到威海卫，后又到达山海关。不久，陈湜、李光久、魏光焘、余虎恩等也相继统兵北上。10月后，日本军队越过鸭绿江，侵入中国境内，淮军相继失败，连失九连、安东、海城、旅顺等城市。十二月初二日（12月28日），清朝廷任命湘军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以吴大澂和宋庆帮办军务。光绪二十一年正月（1895年二月），北上的湘军除余虎恩从刘坤一继续驻守山海关外，吴大澂率李光久、魏光焘、刘树元等所部先后出关，驻守田庄台、牛庄等地。二月初八日（3月4日），日本对湘军驻守的牛庄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湘军在辽东最关键的一场战斗开始了。由于清军统帅中了日军“佯攻辽阳，实取牛庄”之计，将防守的重点布置在辽阳方向，致使清军在牛庄附近仅有魏光焘和李光久所部新老湘军十余营，成孤军单兵之势。

实事求是地说，湘军大部分将士在牛庄的战斗中表现是很不错的。戚其章在他的《甲午战争史》中是这样描述牛庄之战的：

牛庄之战是一次以弱抵强的战斗。据统计，日军进攻的兵力有步兵十三个大队、骑兵四个中队，炮兵八个中队、工兵三个中队，合计一万一千八百余人。而清军防守部队为魏光焘武威军六营三哨和李光久老湘军五营二哨，共十二营六千人，仅及日军兵力的半数。战斗开始时，武威军以三千三百人独力抗击三、四倍于自己的故人。魏光焘‘以孤军血战，短衣匹马，挺刃向前，督战苦斗，三易坐骑’，‘裹创蹀血’，表现十分出色，连日人也不得不赞武威军道：‘其能久与日军交锋者为武威军，奋死决战，力守至一昼夜，实清军中所罕睹也。’李光久闻警后率老湘军二千四百人回援，这时敌人已攻入牛庄，但清军仍然‘直前搏战，兵已陷入死地，无不以一当百’。这两支湘军面对强虏，毫无惧色，不惜肝脑涂地。其英勇无畏的爱国精神和慷慨壮烈的英雄气概，真可动天地而泣鬼神！但由于众寡悬殊，军械不齐，因此遭受重大伤亡。清军共阵亡一千余人，受伤近七百人，并有约七百人被俘。日军为攻占牛庄，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伤亡三百八十九人。其中死七十人，伤三百一十九人。[]

牛庄之役后，六日之内，营口、田庄台相继失守，湘军出征辽东的战役全线失利。接着，北洋海军也全军覆灭。清政府最终不得不接受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导致了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也成为中国近代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枢纽。

湘军东征辽东寄托着湖湘士人强烈的救世情怀和担当精神。咸同年间，曾国藩等率湘军打败太平天国，使湖南士人为之骄傲自豪，从而养成了一种充满责任感和自信心的救世情怀和担当精神，进而形成了一股藐视一切的虚骄嚣张之气。后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在请求设立时务学堂的奏折中对这种虚骄嚣张之气进行了分析：“自咸丰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之所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梁启超后来也指出：“发逆之役，湘军成大功，故嚣张之气渐生，而仇视洋人之风以起。”[]湘军出战辽东，使湖南的这种士风民气得到了极大的扩张。湖南特别是长沙的士人普遍认为曾挽救了清王朝命运的湘军定能旗开得胜，将日本军队赶出辽东。长沙著名的经学大师皮锡瑞在他的诗中表达了湖湘士民对湘军的这种期待：“伏波横海繄何人，江淮劲兵黯无色。湘中健儿好身手，努力出征期报国。”他认为“从来耐苦战,推重老湘营”，湘军能“东征挽沧海，西倒蹴昆仑”，因此可以“直抵扶桑地，先收平壤城”。甚至，他还表现出一种盲目轻视日本的虚骄傲气：“目已无三岛，心知有一韩”。[]

湘军在辽东的溃败和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长沙士民的虚骄之气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同样是皮锡瑞的诗反映出这种失落和失望的心理：“荆楚多奇才，声威旧炫赫。于今多散军,伏莽防乘隙。”[]他对湘军今不如昔的状况感到惋惜，并哀叹“安得再生俞戚将，扫荡沧海清乾坤”[]。这一心理代表了当时长沙士民的普遍心态。当长沙的士民从湘军昔日辉煌的美梦中惊醒时，他们又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负疚感。他们认为，担当着保卫国家安全和王朝疆土的湘军竟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这是整个湖南人的耻辱。三年后，在长沙创刊的《湘报》上刊载了杨子玉的一篇文章，文章中痛心疾首地自责：“甲午的败仗，实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赔日本二万万银子，也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自责之余，长沙士人开始反省自己，他们开始认识到建立在湘军昔日功绩基础上的那种虚骄傲气正是湖南和长沙长期仇外排外的心理障碍。正如皮锡瑞指出的那样：“湖南人最尚气，勇于有为，是其好处；而气太盛，多不能虚衷受益”。当时的湖南新派绅士都普遍认识到，正是这种“太盛”的虚骄傲气导致湖南人不愿意学习别人的长处，盲目自傲，“挟己之长，傲人之短，且护己之短，忌人之长” []，不仅不能向先进的西方学习，甚至还不会向其他省份学习。这正是导致湖南保守落后的根源之一。因此，新派绅士都希望通过对湘军兵败辽东的反思，使湖南人从虚骄之气中摆脱出来。谭嗣同在他给欧阳中鹄的信中明确表露出这样一种心愿：“初闻湘军之见敌即溃也，心虽哀之，未尝不窃喜吾湘人之虚骄之气从此可少止矣。”[]却除虚骄之气是为了向西方学习，以“虚衷受益”，从而更好地“勇于有为”。因此，甲午战后的湖南士人通过对自身“虚骄之气”的反省，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历程。这也正是湖南维新思潮形成的重要契机，是湖南维新运动独步一时的思想基础。

二、陈宝箴抚湘和长沙省府县官僚集团的思想倾向

湖南维新运动兴起的重要契机是陈宝箴担任湖南巡抚。而在他抚湘期间，长沙聚集了一批具有变革思想倾向，而又充满着朝气的省府县三级政府官员。正如后来《湘报》文章所说的那样：“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抑岂非长官导之于先，士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官绅一体，上下一气，之有以致此乎。”[]正是以陈宝箴为首的省府县各级官员的大力倡导，才有湖南和长沙生气勃勃的活跃局面。

陈宝箴是1895年秋受任湖南巡抚，但他在担任湖南巡抚前曾长期居住长沙，并与湘系人物有着非常频繁和密切的往来，这是他能够在湖南有所作为的重要条件。

陈宝箴（1831——1900），字右铭，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咸丰元年（1851年）乡试及第得举人。咸丰十年入京会试未中。留京期间，他与湖南汉寿人易佩绅（字笏山）交游甚密。后来，陈宝箴到湖南，“从易笏山带勇三营，由酉阳入蜀，解龙山之围，扼贼茨岩塘（今湖南龙山县境内——引者注）”，[]并“走澧州永顺以募饷”。同治元年（1862年）秋，他到安庆谒两江总督曾国藩，颇为曾国藩所看重。后往江西入湘军将领席宝田幕，赞襄军事。同治九年八月（1870年8—9月间），陈宝箴以知府衔发湖南候补，次年年初到长沙，[]此后将全家迁居长沙，定居局关祠右闲园。后以功擢道员，充营务处，并治通志总局事务。光绪元年（1875年）任辰永沅靖兵备道，治镇筸（今湘西凤凰县）。任上教当地山民植茶栽竹，种薯为粮，使民得解困乏；又率民凿沱江，使舟通城下。次年解任回长沙，旋因母忧去官，继续主营务。光绪五年（1879年）授湖南补用道，次年赴任河南省河北道（任所武陟），此后先后任浙江按察使、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直隶布政使等职。甲午战争爆发后，陈宝箴受到光绪帝召见，光绪帝询以战守方略，陈宝箴所奏深受赞许，被任命督东征湘军转运。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宝箴极表悲愤，痛叹“无以为国矣”！并疏奏强国雪耻之策。当年秋，受任湖南巡抚。

陈宝箴的上述经历使他与湘军将领结下了友谊，也使他受到湘籍士人的深刻影响。他深得席宝田信任和重用，关系密切，并与之“联有儿女姻亲”[]；曾国藩对他也倍加赏识，称其为“志节嶙峋，器识宏达，又能虚怀取善，兼揽众长”[]；刘坤一称其：“品学尚优，胆识亦茂，虽间有不自检束之处，终不失为豪杰一流。”[]在他督东征湘军转运时，刘坤一还将其引为“旧好”，称其“秉性公忠，才具稳练，前官湘省，懋著循声，士民爱之”[]，并评价他是“历来军兴粮台所仅见”。

陈宝箴较长时间在湖南闲居与为官，曾一度在通志总局任事，并全家迁居长沙，这使他对湖南的民情风俗、士气民风都有较深的了解，同时，也使他受到湖湘文化的深刻影响。如他曾在长沙赋闲多年，与同时闲居长沙的郭嵩焘以及许多长沙的士人交往甚密。陈宝箴与郭嵩焘不仅时有诗文唱和，而且也经常有思想的交流，郭嵩焘刚刚见到陈宝箴时就称其“于事务最为谙练，所言多中肯綮”，[]以后又曾称许他“见解高出时流万万”。[]这些思想影响，无疑成为他后来在湖南巡抚任上锐意改革，推行新政的思想基础。而他“故官湖南久，习知其利病，而功绩声闻昭赫耳目间，为士民所信爱，尤与其缙绅先生相慕向”。[]湖南人对陈宝箴抚湘也充满着期待。唐才常在给其弟弟的信中说得:“我湘省得陈佑老力加振刷，厚植人才，则将来挽回大局之人，又未必不出自湖南，拭目俟之可耳。”[]这种相互的信任和期待，正是后来陈宝箴能够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宝箴在湖南巡抚任上锐意改革，兴利除弊，大力推行新政，使湖南一改原来保守落后的局面，成为戊戌维新运动中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陈宝箴也被誉为“力行新政，为疆臣之冠”，[]并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

江标(1860——1899年)，字建霞，江苏元和（今吴县）人。年少时，他就“系心时变，日讨求中外强弱形势，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他曾和其弟一起在京师同文馆学习，对西学有一定的了解。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进士，授庶吉士，次年改授翰林院编修。当时薛福成奉命出使英法，“虑使才乏绝，不能与各国抗衡樽俎间”，希望选拔一批外交人才，因此将江标推荐到总理衙门，但因“朝议狃于积习”，“未即用也”。[]

光绪二十年（1894年），江标被任命为湖南学政。到任后不久，《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指出，朝廷议和，“事事吃亏，将来何以结局”，并感叹“天下多故，岂以文字能致太平。我辈亦太好事矣”，[]暗示应以“好事”之行为来应对“天下多故”。他“毅然以辟道自任”，在长沙开始了教育改革。他首先“以舆地、掌故、算学试士，有通地球形势及图算物理者，虽制义不工，得置高等。又许即制义言时事,一决数百年拘牵忌讳之藩篱。”并“搜取试卷中之言时务者，拔为前列，以为之招。嗣是每试必如此，其持迂谈者弃勿录。”[]这就使湖南士林风气开始发生改变。他在湖南任学政期间对湖南教育改革最大的贡献是改革长沙的校经书院。在校经书院建造书楼，添购时务新书，购置天文、舆地、物理、化学仪器，实行以史、算、舆地、交涉、掌故、商务六科课士，并在书院内设立了舆地、算学、方言三个学会，又将《湘学报》设立在校经书院内。这样，形成了学堂、学会和报馆三位一体的新式教育改革的模式。这不仅推动了湖南各地的教育改革，同时也为湖南和长沙的维新运动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唐才常认为，江标对校经书院进行的这些改革，为“改革之原”，是“湖南开化进步之速”的真正原因。[]江标自已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及这些改革的目的时说：“悄悄此心，亦无他顾。虽时事不易挽回，亦聊尽斯耳。”[]可见，他是把当时的教育改革与挽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的。

接替江标任湖南学政的是徐仁铸。徐仁铸（1863——1900年），字砚父，江苏宜兴人，侍读学士徐致靖之子，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进士。甲午战争后，他激于外侮日深，主张维新变法，“颇张康有为之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接替应诏进京襄助变法的江标接任湖南学政，成为当时湖南省政要员中最年轻的一位。徐仁铸到任后，坚决支持江标在湖南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他札饬全省各书院学堂的教官，购买《湘学报》奖励给“月课考取超等前列者”，或“分布城乡各书院，俾士子一并阅看，愈益见闻”。[]同时，他相继颁布《湖南观风告示》和《学院手谕》，勉励各学士子“稽之四教以正其基，博之六艺以通其变，将以经纬六合，斟酌群言，迪彼俊民，郁为其栋”。[]“学问之事，则以枕戈茹蓼之心，行积铢累寸之业；志虑齐一，术艺锐增，体用兼储，蔚为通古今贯中外之才，以应世需”。[]又仿张之洞《輶轩语》例，作《輶轩今语》，告诫学子：“经学当求微言大义，勿为考据、训诂所困”，“阅泰西纪载各书，必通贯其政教之源流，而其变通兴盛之辙，若指诸掌；农桑种植以及水利矿产，揽其新法，裨我政书”。[]

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徐仁铸与梁启超和谭嗣同“二人相交善，讲课宗旨又相合”，徐仁铸因“新学甫萌芽，势尚孤，不获大伸其志”，因而想通过其父为光绪帝近臣的关系，向光绪帝推荐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以形成维新势力。在他推荐的人中就包括梁启超和谭嗣同，还有同样在湖南维新运动中作出很大贡献的黄遵宪。

在湖南新政的实际操作方面出力最多的省政官员是黄遵宪。黄遵宪（1848——1905年），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光绪二年（1876年）举人。他曾先后任清驻日使馆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公使馆二等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等驻外职务。这些外交方面的阅历，使黄遵宪对日本明治维新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的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从而形成了在清朝政府官员中非常难能可贵的变法和民权思想。他主张在中国实行“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度，并热衷于实践地方自治。这些思想都成为了他后来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并在湖南主持创立湖南保卫局和课吏馆等新政机构的思想基础。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1897年6月），黄遵宪由翁同龢推荐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到任后，他的前任，新任湖南按察使李经羲因为陛京谢恩，黄遵宪接署湖南按察使职。他积极地支持陈宝箴的新政措施，并积极地参加了各项新政活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湖南的各项新政，黄遵宪几乎都参与其中。如积极参与了时务学堂的创建，推荐并积极争取当时在上海《时务报》任职的梁启超与李维格来长沙分别担任时务学堂的中、西文总教习；他回长宝盐法道本任后，陈宝箴即札委他“总理时务学堂一切事务”。[]他还积极参与了南学会的创建，并在南学会的讲论中主讲政教。南学会共集会讲学13次，其中黄遵宪演讲7次，其演讲次数仅次于被推为南学会学长的皮锡瑞。[]而且，黄遵宪还想仿效西方议会制度，将南学会办成地方议会性质的机构。皮锡瑞在日记中记载：“谭复生等禀请开学会，黄公度即以为议院，……开化可谓勇矣。”[]他积极筹备创建了湖南保卫局及其附设的迁善所，试图通过“官民合力”创设警察，使“地方自治之规模，隐寓于其中”。[]他还致力于课吏馆的筹设，试图通过“开官智”而达到“开民智”的目的。黄遵宪在长沙新政中的表现给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据时务学堂的学生回忆：“按察使黄公度（名遵宪）与时务学堂同学联系密切，常约吾辈往官舍谈话，娓娓不倦，态度和蔼，无官场习气。”[]戊戌政变后，黄遵宪还赋诗怀念时务学堂的学生李炳寰、蔡艮寅（锷）、唐才质：“谬种千年兔园册，此中埋没几英豪。国方年少吾将老，青眼高歌望尔曹。”[]可见他对时务学堂及其学生怀有浓厚的感情。

从甲午至戊戌年间，湖南省政主要官员还有何枢、俞廉三、李经羲等。

何枢，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寄籍河南祥符，咸丰丙辰科进士。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前，他就是湖南布政使。陈宝箴在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奏折中说“湖南布政使何枢二次任满，例应陛见”，可见何枢已经在湖南任职很久。一直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1898年4—5月），何枢才离开湖南布政使职，由李经羲署理布政使，五月由俞廉三实任布政使。何枢担任湖南布政使期间，正是湖南连年灾荒，又是推行各项新政的时期。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无法判断何枢的政治倾向，但何枢主持藩司的事务，特别是赈灾的事务却是为推行新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条件。陈宝箴到任后，考虑“灾区甚广，所有劝筹捐款、采买米粮、抚绥安集一切事宜，至为繁重”，所以“奏明设立筹赈总局，由藩司综理，会同各司道妥为筹办，俱臻妥协”。[]何枢既负责藩司的日常事务，又要“综理赈务”，责任重大，对于陈宝箴帮助很大，对于稳定湖南民心，为变法创造有利条件作出了贡献。

俞廉三（1841—1912），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年轻时“不屑于制艺，但求有裨实用”，因而没有科举功名，积功自知县、知州、知府至道员。光绪二十年（1894年）由冀宁道迁任湖南按察使，光绪二十二年补授山西布政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调任湖南布政使，接替何枢。俞廉三在湖南任职多年，对湖南的情况比较了解。同时他又是一个平实谨慎的人。他到湖南担任布政使时，正是湖南维新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而新旧之间斗争也最为激烈的时候。但他到任后，很少看到他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可能也与他到湘后，南学会已经基本上停止了其讲学活动有关，同时也与他平实谨慎的性格及“体弱多病”有关。当时湖南官绅正紧张地筹备保卫局与课吏馆，这两个新政都是由黄遵宪负责，但新任湖南按察使李经羲对黄遵宪筹备本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保卫局很不满，多加阻挠。皮锡瑞由此担心即将到任的俞廉三也会对黄遵宪筹备课吏馆不满，因为“课吏乃方伯（指布政使）责任，今俞公快到，若不先与商，推彼为主，必又效李仲璇（李经羲字仲璇）之阻挠保卫”。[]但实际上，俞廉三到任后，并没有像李经羲那样对课吏馆加以阻挠。皮锡瑞到江西后，仍关心湖南新政，他日记中记载了“湘中方伯已到”，而“保卫、迁善、课吏”仍是黄遵宪负责，“保卫局仍阻挠”，但没有说课吏馆受到阻挠。[]可见俞廉三并没有象皮锡瑞所预见的那样阻挠课吏馆。戊戌政变后，陈宝箴被革职，俞廉三对待维新派官绅，并没有采取落井下石的做法，而是对一些维新派官绅采取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

李经羲（1859－1925年），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弟李鹤章之子，光绪五年（1879年）选为优贡生，先任四川永宁道，后到湖南任长宝盐法道，1894年曾署湖南按察使。1897年5月，接替俞廉三任湖南按察使的桂中行病逝于任上，李经羲署理臬司篆务，并于五月实授湖南按察使。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何枢离任湖南布政使，李经羲曾一度署理藩司篆务。同年八月，李经羲升授福建布政使，湖南按察使由广西按察使蔡希邠调任，蔡到任前，由夏献铭署理。由从现有材料来看，李经羲是湖南维新运动中反对新政最力的一员，不过他主要反对的是设立湖南保卫局。李经羲被任命为湖南按察使后，循例见京陛见谢恩，由刚到湖南任长宝盐法道的黄遵宪署理按察使。黄遵宪在陈宝箴的支持下积极筹设湖南保卫局。黄遵宪被陈宝箴任命为保卫局总办，且“回盐道本任仍责成经理”。[]李经羲返回长沙后对此极为不满，“与公度闹意见”，“阻挠保卫”。因为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监察，保卫局和迁善所的创立没有他的支持而阻力甚大，“乐祸者更众”，[]这也是湖南保卫局筹办时间拖得很长，久久不能正式开局履行职责的重要原因。

“长沙府为省会首郡，系冲、繁、难兼三要缺，管辖十二州县，地方辽阔，政务殷繁”。[]因此，长沙府知府是长沙城内重要的政府官员，历来很受重视。从甲午到戊戌年间，先后担任长沙知府或署理长沙知府的有赵环庆、裕庆（署）、钟英和颜钟骥。赵环庆，安徽泰和人，同治十年进士，光绪七年任岳州知府，光绪十年知直隶澧州（治所澧州城，今澧县城关镇）。甲午前担任长沙知府，光绪二十一年升道去任，由补用知府裕庆署理长沙知府。裕庆，由正黄旗汉军监生以军功递保分省补用知府，光绪七年到湖南，历署常德、永顺等府知府，直隶澧州知州兼护理岳常澧道。光绪二十一年六月，署理长沙知府。至二十二年七月送部引见而交卸署长沙府篆务。随后，由岳州知府钟英调补长沙知府。钟英（1852—1898），福州驻防京城满洲正黄旗人，光绪三年进士，长期在户部任职。光绪十四年（1888年）奉旨以道府用，光绪十六年被任命为湖南岳州府知府。在岳州府知府任上曾主持大规模重修岳阳书院。光绪二十二年七月，钟英调补任长沙府知府。然而，仅一年半后，钟英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因病自缢身亡。同年三月由衡州知府颜钟骥（1847—？,广东连平州人）调署长沙知府。同年四月由陈宝箴奏请将颜钟骥调补为长沙知府。从以上可知，从1895年至1898年，长沙知府职位变动频繁，三年内有三任知府和两任署理知府。其中钟英任此职时间最长，也仅一年半时间。这不仅影响了长沙知府职能的正常发挥，也使我们很难评估其政治作为。

长沙府城分属两县，即长沙县和善化县，另外，当时长沙府属各县现仍在长沙辖区内的还有宁乡县和浏阳县。从目前资料看，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先后担任过四县知县的有长沙县知县张祖良、赖承裕、高联璧，善化县知县赵宜琛、顾玉成、沈赞飏、陈吴萃（署），浏阳知县唐步嬴、陈宝树、黎墉，宁乡县知县朱国华等。在这些知县中，赖承裕是当时的资料中记载较多的。赖承裕，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陈宝箴初任湖南巡抚时，他在浏阳署理知县。谭嗣同等筹办浏阳算学馆时，上书江标，请将南台书院“永远改为算学馆”，江标“当即札饬浏阳县知县立案，准将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但“檄下县，县官故迟迟不即行”。[]此处浏阳县官，当指赖承裕。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赖承裕任长沙知县。王先谦将其视为“循吏”，引为“吾友”，称赞他“性敏，善断讼，无宿牍，当官而行不挠疑难，其勤于戢暴安人，惠绩尤彰灼耳目”。[]而皮锡瑞则称其为“污吏”。[]在长沙维新运动的高潮中，赖承裕对于新政百般阻挠，尤其是反对湖南保卫局，甚至不惜在保卫局的问题上与陈宝箴公然作对。[]其他县知县也有抵制新政的言行。当时长沙各书院进行官课改章，“勿用时文”，而试策论，“闻善邑侯敢于抗命，嘱考生勿做论，并不阅”，还怂恿“君子不谈时务”的怪论。[]由此可见，在长沙官府的下层官吏中，维新思想的认同度反而不如上层官僚。这也是湖南维新运动社会基础薄弱的表现之一。

三、以谭嗣同为代表的长沙维新派士绅集团及其思想

如上所述，从1894年到1897年，陈宝箴、江标、黄遵宪、徐仁铸等具有新学思想的官员相继来到湖南任职，形成了一个以陈宝箴为中心的具有维新性质的官僚团体，这就是所谓“长官导之于先”；而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维新派人士聚集长沙，大力倡言和推行变法维新，这就是所谓“士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这样才形成“官绅一体，上下一气”的局面。

维新运动中聚集在长沙,并积极参与各项新政的士绅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在维新运动中发挥了积极骨干作用的本省籍士绅，如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等；第二部分外省籍的，但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士绅，如陈三立、梁启超等。

谭嗣同（1866—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少年时在浏阳曾师从欧阳中鹄，受到了严格的传统教育。中日甲午战争前，谭嗣同曾“六赴南北省考”，但一次次落第。其间，他曾游历南北各地，结交了许多学友。1895年春，他曾回家乡浏阳与唐才常等筹备创办“算学格致馆”，但后来因湖南长沙等府发生历史上空前的大旱，浏阳算学馆的筹备暂时停止。此后，他相继到上海、北京等地，参与了一些维新派的活动，同时结识了梁启超、文廷式、夏曾佑等人。1896年，他以江苏候补知府身份到南京候补。在南京，与杨文会等发起成立测量学会，又在上海与梁启超等创办了不缠足会，同时写作了《仁学》一书。其间，他曾受张之洞之命，回到湖南与陈宝箴等商讨修建铁路之事，同时对湖南维新运动提出了许多建议。1897年胶州湾事变后，谭嗣同先与梁启超在杭州面谈，两人相约去长沙参与湖南维新运动，后又与康有为在上海见面，“相与议大局，而令复生弃官返湘”。[]陈宝箴也希望谭嗣同能回湖南协助其进行变法。于是谭嗣同于1898年春节后不久辞去筹防局提调之辞，回到长沙，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当时已经蓬勃兴起的湖南维新运动，并成为湖南维新派的重要中坚。

谭嗣同先后接受了康有为基于今文经学基础上的维新思想的影响，又从清末著名佛学家杨文会居士学佛学，同时也接受了一些西方思想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维新思想。他曾在《仁学》中以“冲决网罗”为主旨发出了如下呼声：

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

正是这种大无畏的“冲决网罗”的精神使他成为戊戌时期维新派中最激进的人士之一，也使他的维新思想达到当时维新思想的最高峰。

谭嗣同接受了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并在此基础上吸取《周易》的乾卦六爻，形成了“逆顺两三世说”，即洪荒太古之时为“无教主，亦无君主”的太平世，三皇五帝之时为“渐有教主君主”的升平世，三代之时为“君主始横肆，教主乃不得不出而剂其平”的据乱世，此为所谓“内卦之逆三世”；“自孔子之时至于今日”，仍是“君统”的据乱世，而“天统”的升平世为“地球群教，将同奉一教主，地球群国，将同奉一君主”，最终实现“元统”的太平世，那时“人人可有教主之德，而教主废，人人可有君主之权，而君主废，此时为遍地民主”，这就是“外卦之顺三世”。[]这一历史观虽是空想，但却包含着可贵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即人类社会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日新”的命题，也就是说，世界是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而变化的动力在于世界的本质，即“以太”的本身：“日新乌乎本？曰，以太之动机而已矣。”[]正是这种历史观为他的维新变法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

谭嗣同从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和佛学中吸取的民权和平等思想则是他的维新变法思想的政治思想基础。从民权和平等思想出发，他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激烈和直接的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平等思想。他指出：“仁以通为第一义”，而“通之象为平等”，“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这样，他总结出一个“仁——通——平等”的公式。从这一公式出发，他提出要打破“四不通”，即上下不通、中外不通、男女内外不通和人我不通。而代之以“四通”，即上下通、中外通、男女内外通和人我通。这些观点都反映了资产阶级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也是谭嗣同提出“冲决伦常之网罗”的理论依据。

谭嗣同还从论证“道”与“器”的关系出发否定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点。在他看来，“器”即各种政治经济文教制度和自然科学技术及其成果，“道”则是体现于其中的各种思想观念。他指出变法既要变“器”，也要变“道”。“不力治今之器，徒虚谈古之道，终何益焉！”在此基础上，他认为西学也有西学自己的“道”与“器”，西方在“道”和“器”方面都优于中国，因此“能举国一心，孜孜图治，一旦远出中国上”，而中国因为“坚持旧说，负固不服”，所以“举事著著落后，浸并落后之著而无之，所以陵迟至有今日”。因此，中国要学习西学进行全面的变法，而不能只变“枝叶”，不变“根本”。谭嗣同的这样一种中西文化观充满着理性的色彩，在维新思潮中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谭嗣同还主张在经济上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出了一系列“奋兴商务”的主张，如多修铁路，多造轮船，以兴商务；工商通力合作，以收回利权；设商部，集商会，立商总；开公司，招民股；兴保险，建官银行；对外通商，改订税厘章程，等等。在他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张中，有两个方面是具有其独到的特点的。在生产力方面，他提倡大力发展大机器生产。他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国际通商中日益富裕，是因为他们在生产中使用了技术先进的机器。大机器生产力的使用，使这些国家“货财闻溢，上下俱便，不惟本国废弃之物化为神奇，民间日见富饶；并邻国之金钱亦皆输荤四至。”因此，中国只有在生产中广泛使用机器，才能在中外商贸竞争中取胜，“保利于民”[]，成为富国。为此，他批驳了守旧派的所谓“机器夺民之利”的观点，大力宣传大机器生产的好处，并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大机器生产的具体措施。在生产关系方面他提出了“散利于民”的主张。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所有制形式，即官办、官督商办和商办。谭嗣同从其本意来说，是极不主张官办的。但他认为，官办和商办都有不同的具体做法，其民权、民利也不尽相同。因此，他并没有纠缠于官办和商办的具体做法，而是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即“散利于民”。他说：“或商或官，有种种办法。嗣同更请括以二类：一收利于官，一散利于民。无论官商认定一途行去，皆有此二类道理，则于官办、商办皆无关系轻重。缘商办一有抑累，仍然收利于官，与官办等；官办苟使本地有他项利益，仍然散利于民，与商办等也。”按照这一原则，他不仅反对“官办”，也反对 “垄断于一二家之私办”。[]

唐才常（1867—1900），字伯平，号佛尘，湖南浏阳人，与谭嗣同“总角交”，从小同师从于欧阳中鹄，被并称为“浏阳二杰”。唐才常曾先后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校经书院，1894年考入张之洞办的武昌两湖书院。在武昌期间他与谭嗣同以及同邑人刘善涵往来密切。甲午战争后，他与谭嗣同等参与了浏阳新式煤矿和浏阳算学馆的创建工作。1896年，唐才常返回湖南，他“除赴浏阳省亲以外，常住长沙，与当时长官士绅及知识界，力争联系，以为推行新政之图”。[]他与谭嗣同等一起极力促成了浏阳算学馆的创立，又参与了《湘学报》的创办，并担任其主笔。他还积极参与了《湘报》、时务学堂和南学会的创建，并担任了《湘报》的董事和主要撰稿人，时务学堂的中文分教习，以及南学会的“议事会友”。是湖南维新运动中的重要骨干之一。在维新运动的实践中，形成了他比较系统的维新变法思想。

在经济方面，唐才常在参与了湖南很多近代工矿企业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发展近代工商业的具体规划和措施，如《拟设赛工艺会条例》、《拟自造各种机器遏洋货利权议》，提出以机器“垦荒、治河、开矿”，以及“废漕运、创银行、行国债、修铁路、设民厂、立邮政、广商轮，及凡织造枪械，百端并举”。[]

在文化教育方面，唐才常进一步提出了废科举，兴学校的主张。他把废科举，兴学校同国家之兴亡联系在一起，认为“变通学校，最为当今急务”[]。同时，他还提出创办专门学校，培养专门人才，派留学生出国等建议。这些主张体现了“新民，新学，新心，开民智”以及为发展资本主义培养人才的精神。

唐才常在政治上的变法主张，用他自己的话可以概括为：“张师统，以孔子纪年；易官制，以泰西为准；开国会，以日本作则；改律法，与公法相通。”[]所谓“张师统，以孔子纪年”，其目的不外乎是“凭籍师统之权，以改制变法”，为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和变法主张寻找在当时条件下合法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有限制君权的用意。所谓“易官制，以泰西为准”，就是废除科举制度，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人制度，“设学部以总其纲，破年资以收其用”，“大选全球之政法，尽网仁侠之奇才。其奋勉求新者，则引赞机宜；其因循守旧者，则放归田里。亟抚士民以同权之意，特假督抚以变法之全权”[]。总的来说，就是要任用维新人士，淘汰守旧官员。所谓“改律法，与公法相通”如前所述，就是主张“急宜设公法科与泰西律例之学”，“开中西条例馆”，修改一切不符合国际公法的本国法律和不平等条约。

所谓“开国会，以日本作则”关系到唐才常对封建专制政治的批判和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学说的认识，是唐才常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他以后的思想演变以至自立军起义的宗旨都有直接影响。唐才常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中吸取了大量政治养料，萌发了具有初步民主精神的民权思想。他说：“夫吾中国以四万万人而国者也，吾既为四万万人中之一人，则剖国权为四万万分，吾既有其一分，而可以搘拄之维持之”[]。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视天下为其囊橐中之私产”，不允许人民有任何政治权力。唐才常却大胆宣布“国者非一人之国”，每个国民都有一份政治权力，而且这一政治权力是应该自己掌握、维持，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这一思想无疑是对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否定。

在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唐才常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体和君主立宪政体进行了比较。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唐才常的认识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盛赞美国的华盛顿“首创民主联邦治体”，认为美国的富强是“民主之裨于治”的明证；另一方面又认为法国的民主是不可取的：“若法民则以鸱张之焰，遏抑君权，使之必为民主以怙其私，则同是民主而有公私”。很明显，唐才常的政治态度更倾向于君主立宪政体。他认为：“天尊地卑乾坤定，卑高以成上下位，有君即有臣，有臣即有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亿兆京垓人之天下也，不能齐亿兆京垓人以统于一，而天下争，不能推一以及亿兆京垓人，而天下乱”。[]因此，他称赞“英之君民共主，最称公私交便”。[]唐才常认为君主立宪是最理想的国家政治制度，也就致力于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他的“易官制”、“开国会”等政治主张都是围绕这一政治理想而提出的。他曾表达他为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而不惜身败名裂的决心说：“夫国者非一人之国，君者非一人之君。吾能使吾君公权于国，公国于天（下），赫然如俄之大彼得，日本之睦仁，尽变祖宗之成法，与天下更始，则吾虽犯天下之大韪，负天下之恶名，粉骨齑身，所忻慕焉”。[]

皮锡瑞（1850-1908），长沙府善化县（今属长沙市）人。他14岁考取秀才，24岁获选拔贡，43岁中式举人，但四次会试不中，遂绝意功名仕进，专心于讲学和著述。光绪十八年（1892年），他应江西学使龙湛霖之邀，任南昌经训书院讲席，先后达7年之久。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七日（1897年9月13日），他从南昌启程回乡，于九月初四日（9月29日）回到长沙。回到长沙后，他“与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熊希龄等交游往还，渐被诸维新官绅引为同调，又因他学识渊博，议论通达，善于言谈，熊希龄等人在筹创南学会时，即拟延聘他为学长”。[]而湖南巡抚陈宝箴为江西义宁人，皮锡瑞的经训书院之教席，本为陈宝箴所荐。陈宝箴与其子陈三立希望皮锡瑞继续留在南昌经训书院，以培养赣省人才。而黄遵宪和熊希龄等希望皮锡瑞留在长沙，主讲南学会。经过汪诒书、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的工作，最终陈宝箴接受了汪诒书提出的折中方案，让皮锡瑞先在长沙主讲南学会，但不辞南昌经训书院教职，过段时间后再到南昌“终局”。由此可见湖南维新派官绅对皮锡瑞的重视。在皮锡瑞1897年9月从江西回长到1898年6月他离开长沙前往南昌的约9个月时间里，皮锡瑞作为南学会的学长，主持了南学会的12次聚会，并担任主讲，共演讲12次，成为在南学会演讲最多的一位主讲。他还经常到时务学堂听课。长沙城南书院学生要求官课改章，不课时文，而陈宝箴苦于没有阅卷之人时，他与谭嗣同、熊希龄等商量，由南学会会友担当“阅卷之责”。同时，他还与闻了湖南维新运动中许多新政的筹备和实施，是湖南维新运动中比较活跃的一位士绅。

作为中国近代今文经学的一代大师，与康有为一样，皮锡瑞也主张“素王改制”之说。他说认为，改革变法虽然是历史的趋势，但是，中国国情民性特殊，“中国重君权，尊国制，猝言变革，人必骇怪，故必先言孔子改制，以为大圣人有此微言大义，然后能持其说……既言变法，不能不举公羊改制之义”[]。可见，他也是以托古改制为法，来推行自己的变法主张。在南学会的讲学中，他以尊孔保教为旗帜，大力宣扬维新变法。他宣称孔子删定六经,其中渗透着微言大义。他指出：“删定五经，始于孔子，其通天人持元会之旨，尤在《易》与《春秋》二经。《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故有素王改制之义，待后世有王者作，举而行之，此圣人之微言。至于《易》，则其义更微。”[]他对《易》与《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加以阐发，指明变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指出：“《春秋》一经为圣人经世之书，更需先通微言大义，方知孔子创教实有素王改制之事。”[]他进一步分析说：“孔子所以必改制者，凡法制行数百年，必有流弊。古者一王受命，必改制以救弊”，国家制度一旦出现弊病，进行调整和改革是完全符合孔子本意的。他引用《易》中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证明“变乃大《易》之精理，古今不易之明言”。因此，他认为变法是圣人的旨意，是亘古以来就存在的法则：

天地之气运，一变至此，人何能与天地相抗，能迎其机而自变者，其国必昌。不能迎其机而变者，其国必亡，至于国亡之后，必别有人代为之变”。“不知法久必变，自三代至今日，不知几经变改，并非盘古以来即如是。 []

可见,他与康有为一样，也是以“托古改制”为旗帜来说明维新变法的历史合理性。他还以日本、俄国因变法而富强，波兰、朝鲜、印度等国不思变革而亡国为例，告诫清政府吸取教训，效法俄日，抓紧时间，实行“翻然一变”，“易贫弱为富强”。[]

在此基础上，皮锡瑞提出了他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方面的一些主张。[]在政治上，他主张“抑君权，伸民权”，他的儿子皮嘉佑“承其教而为之说”，撰《平等说》一文在《湘报》上发表，皮锡瑞为其进行了修改，可见他对民权平等学说是有一定了解和认同的。在经济上，他主张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资本主义进行“商战”。他强调，如果中国不抓紧时间发展民族工商业，就会为外人所乘，利权亦将随之旁落，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能开一分利源，即可保一分生计”。[]他还主张近代企业要“归商办，不须官督”，政府应该“保商业，宜加助力”，“重商人，使之致用”。他认为:“咸同以后，捐纳厘金，此本朝弊政”，[]因此，应该废除厘金，以减轻商办企业的负担。同时，他还在为皮嘉佑代作的《湖南振兴商务论》建议，“立商务学堂、学会，创设公司”，以培养商务人才，并改变人们观念，移风易俗，推动民族工商业向前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他激烈反对八股取士制度，认为“八股一日不废，英才一日无出头之日”，[]强烈要求“革十八行省之陋风，除四百年之积习”，废除八股。他主张开学会、办报纸、兴学堂，以开通民智。他认为，学会讲学简便易行，又可培养骨干，主张先开学会，“必先讲学，乃能开智”；报纸则是开通民智的舆论阵地，“买报使人看，此事费不多，可急办，亦开通之一法也”；[]在皮锡瑞看来，兴学校是开通民智、振兴国运的根本途径。他多次呼吁:“多设学堂，延请名师，招致才俊，以收学校之益。”他特别主张由民间兴办新式学堂，“民间私立者，不尽仰于国之经费”，“有志之士，尽可邀同志集资举办。一处办者效验，闻风兴起者，必当处处通行。”[]在社会变革方面，皮锡瑞积极主张移风易俗，破除陋习，特别是他激烈地反对歧视、压迫、摧残妇女的各种恶俗。他强烈地谴责嫁夫随夫、夫死妻守节的风俗是“殊非人情，近人讲宋学之流毒也”。[]他认为妇女缠足伤生害理，应当予以禁革。戊戌期间，湖南成立了不缠足会，遭到王先谦等人的反对和讽刺。皮锡瑞则盛赞不缠足会为功德无量的善举，并毅然表示“予亦欲入此地，不顾俗议也”。[]他还主张仿效上海创办女学堂之举，大力推广女学。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1892年他赴京应试，中贡士，1894年补应殿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馆未及两月，时逢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请求随湘军出关作战，未获批准，于是，他请假回乡。不久他又投笔从戎，受旧识黄忠浩之邀，到武昌出任两湖营务处总办。这时，湖南维新运动正蓬勃兴起，熊希龄为之鼓舞，向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写信，提出了在湖南“创设枪厂一所，逐渐讲求，实长久保全之善策”。[]此信引起了陈宝箴父子的重视，1896年4月，熊希龄回湘省亲期间，陈氏父子盛情邀请其回湖南相助。熊希龄遂辞去两湖营务处总办职，于1896年秋返湘，到长沙加入了湖南维新运动的行列。陈宝箴对熊希龄非常器重，委之以重任，熊希龄参与了湖南维新运动中的几乎所有新政，如筹备枪炮厂，编练新军，创设宝善成制造公司，筹备湘省内河航运，力争粤汉铁路入湘，创设时务学堂、《湘学报》和南学会等，并在其中发挥了主要或重要的作用，很快成为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的主要助手之一。[]

熊希龄在湖南维新运动中主要从事新政的实务工作，而很少有宣传维新变法理论的言论存世，所以有人评价“熊希龄在湖南新政中的活动长于行疏于言”。[]然而，我们也可以通过他的行动以及一些操办维新实务过程中的公牍书信看出他在维新运动中的思想倾向。

熊希龄是积极主张维新变法的。如果说甲午战争前，他还只是一个忠君爱国的旧式知识分子的话，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使他思想上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他在1896年的一次上书中回顾了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认为“与其坐而待亡，孰若革新庶政，与列强比埒，乃为上策。希龄虽恒河之一沙，而堆沙可以成塔，积腋可以成裘，吾愿与爱国同仁，鞠躬尽瘁，临危效义，以拯吾国。”[]正是出于这种深沉的爱国情感，他积极地参与湖南各项新政，并在操办各项新政的实务中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临危效义”，体现了他低调为人、任劳任怨的人品和行事风格。正因为他实际参与了湖南维新运动中的几乎所有新政，而且在创办时务学堂、《湘报》馆和南学会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的组织作用，加上他是“以外府年少之书生办内府难办之事”，从而在湖南维新运动的复杂斗争中受到了激烈的攻击，特别是在关于时务学堂的斗争中处于风口浪尖。最终迫使陈宝箴免去了熊希龄时务学堂总理职。熊希龄在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中逐条驳斥了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对他的攻击，并表明了自己为维新变法不惜牺牲生命的决心：

龄观日本变法，新旧相攻，至于杀人流血，岂得已哉？不如是，则世界终无震动之一日也。龄本筸人，生性最憨，不能口舌与争，惟有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何不可为？今既仇深莫解矣，请即以此函为贵衙门立案之据，此后龄若死于非命，必王益吾师，张雨珊、叶焕彬三人所为，即以彼命抵偿焉可也。[]

这一辩驳明志的上书与他1896年表白的“鞠躬尽瘁，临危效义，以拯吾国”的志向互相照应，表达了熊希龄为维新事业不惜牺牲生命的献身精神。

以往提到湖南维新派士绅团体往往只重视湘籍士绅，而忽视了外省籍的士绅在湖南维新运动中的作用。实际上，象陈三立、梁启超、李维格等士绅在湖南维新运动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长子。同治九年（1870年），陈宝箴以知府衔发湖南候补，不久举家迁长沙，陈三立随家迁来长沙。此后长期“侍父在湘，居长沙闲园”。其间1873年和1879年两次赴南昌应试，均未中。光绪六年（1880年），陈宝箴任河南省河北道，陈三立随父赴武陟任所。光绪八年（1882年）回南昌应试中举，此后一直居长沙。光绪九年（1883年），曾赴京参加会试，未中。光绪十二年（1886年）春会试中式，“但在复试时因书法不合程式未能进人殿试，下一科（即光绪十五年）补殿试始成进士”。[]授吏部主事，正六品，但“未尝一日为官”，其间一直居长沙，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陈宝箴授予湖北按察使，陈三立随父到武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陈三立随父到长沙。自此参加湖南维新运动。

陈三立自1870年始到长沙，到1895年离开长沙，其间大部分时间在长沙渡过，与长沙士人郭嵩焘、王闿运关系非常密切。在诗歌上，陈三立受湖湘诗派领袖王闿运影响颇深，而在政治思想上，郭嵩焘则对他影响最大。陈三立与郭嵩焘的直接往来始于郭嵩焘出使英法回国后。首先是陈宝箴将陈三立的文章请郭嵩焘批阅。郭嵩焘非常欣赏陈三立的文章。认为陈三立的文章“根柢之深厚，其与袁绶瑜论《汉学师承记》一书，尤能尽发其覆，指摘无遗，盖非徒以文士见长而已。”并赞扬“陈伯严、朱次江皆年少能文，并为后来之秀。而根柢之深厚，终以陈伯严为最”。[]光绪六年，陈三立随父赴河北道任所后，还将自己的诗文寄给郭嵩焘批阅。[]光绪十二年（1886年），僧人释芳圃和敬安发起的碧湖诗会，会试中贡士后回到长沙的陈三立与郭嵩焘都参与其中，因而两人交往更加频繁。除“论文论学”外，两人还经常议论时政与洋务。如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为越南问题交涉期间，两人多次论及中国防务及对外关系的问题。[]光绪十一年，时任湖南巡抚卞宝第“以陈伯严优于文，谋致之幕府”，陈三立见过卞宝第后，认为卞“所言虚浮无实，无适听者，于洋务尤远”。陈三立向郭嵩焘谈起此事，并感叹“彼此言论不能相入，而可以共事乎？”郭嵩焘深以为然，并由此想到虚浮无实之言对治国治政的危害：“因悟国家遇有事变，聚讼盈廷，无与辨其是非，相率为冥行而已。明者视之，真不直一噱。故曰：谈言微中，可以解纷。虚浮无实之言盈天下，能辨知者谁哉？”[]可见，陈三立在处世谋事和人际交往等方面受到了郭嵩焘的深刻影响。几十年以后，陈三立愈加深切地感受到郭嵩焘对他的影响：“往者三立从湘阴郭筠仙侍郎游，侍郎以为中国侈行新政，尚非其人、非其时，辄引青城道人所称为国致太平与养生求不死皆非常人所能，且当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郑重低徊以寄其意，侍郎世所目为通中外之略者也，其所守如此。时少年盛气，颇忽而不察，今而知老成瞻言百里验若蓍蔡为不可易。”[]郭嵩焘这种重实行，轻虚言态度以及渐进改革的主张对于陈三立在维新运动中辅佐其父陈宝箴推行新政是有影响的。

在政治思想上，陈三立虽“慨然思维新变法以改革天下”，[]也支持梁启超在湖南的一些维新变法主张，但他对康有为的态度与其父陈宝箴一样，服其才而不服其学。他对康有为治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为变法张本的做法颇不以为然。认为康有为是企图把孔子“劫为万世师”，如此反会“名实反乖谩”，他宣称“吾欲衷百家，一以公例贯。与之无町畦，万派益输灌”。[]也就是说不独尊儒家，而是要广纳百家精华，会通折衷，综贯源流，为我所用。同时，在变法的策略上，陈三立反对因循守旧的旧派观点，也不主张谭嗣同等人的激进主张，而主张渐进改革。他在戊戌政变后写的《先府君行状》中说：“故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湘报》、学堂所不合必遏其渐，董理更张之，即亦不欲动阿俗之议，示不广乖任事心。”[]实际上，这种策略也是符合他自己的思想主张的。

在湖南维新运动中，陈三立的作用很特殊。表面上，他只是巡抚陈宝箴的公子，也没有直接参与或负责某项新政，但实际上“湘之改革，陈三立多为之赞画，见于史籍者多系以右铭，实际自与散原相关”。[]陈三立当时的书房就在抚署衙门旁边，这里经常是嘉宾满座，梁启超、谭嗣同等经常在此聚会，“相与剖析世界形势，抨击腐朽吏治，贡献新猷，切磋诗文，乐则啸歌，愤则痛哭，声闻里巷，时人称之为‘义宁陈抚台开名士行’”。[]据说王闿运曾与友人于酒座中论及陈宝箴父子旧事时以江西籍的“王荆公变法时，遇事多由子雱主持。严嵩当国，唯世藩之言是听”为例，认为“江西人好听儿子说话，中丞亦犹行古之道耳!” []意即陈宝箴在湖南实行新政实际是陈三立在主持。证之以梁启超的“陈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陈立三佐之”，[]钱基博的“三立一言，其父固信之笃也”，[]徐一士的“戊戌间，湘省成绩烂然，冠于各省。散原之趋庭赞画，固与有力”，[]王闿运此言不虚。以至于在陈宝箴逝世后，陈三立还以当年赞画新政，引荐人才而连累父亲为憾，在父亲坟前写下了“呜呼父何之，儿罪等枭獍。终天作孤儿，鬼神下为证”[]的诗句。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光绪十七年（1891年）就读广州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学说。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一起赴京参加科举考试，并一同发起公车上书。后协助康有为创办强学会，主笔《中外纪闻》。该年年底，北京强学会与上海强学分会相继被封闭，他到上海参与了《时务报》的创办，并任总撰述。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等文章，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使《时务报》很快声名大振，他本人也成为全国闻名的维新派人士。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湖南官绅筹备时务学堂，陈三立和黄遵宪提议梁启超和同在《时务报》任职的李维格分别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和英文总教习。黄遵宪请熊希龄写信给当时在南京的谭嗣同，请他与梁启超与李维格联系。同时，熊希龄、江标、黄遵宪等都曾给《时务报》经理汪康年写信，劝说他放梁启超来湘。在汪康年同意放梁启超和李维格赴湘后，梁启超又提出，时务学堂的分教习应由总教习“自行聘定”，得到了熊希龄等的同意，于是梁启超自聘了同是康门弟子的韩文举和叶觉迈任时务学堂中文分教习，一同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来到长沙。来长沙后，梁启超亲手制定了《时务学堂学约》，这一学约以康有为创办广州万木草堂时制定的《长兴学记》为蓝本，对时务学堂的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对于时务学堂的教育教学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梁启超在到长沙后的次月即上书陈宝箴，提出了湖南自立、自保的主张。接着又向陈宝箴呈递了《论湖南应办之事》，对湖南办学堂、学会、报馆和其他新政措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梁启超和其他几位分教习利用在时务学堂的讲学和批答学生课卷，大力宣传康有为的“素王改制”思想和公羊春秋学说以及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从而引起了反对派的极力攻击。

四、“湖南自保”和“文明排外”政治策略的形成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划山东为其势力范围，其他列强也相继效尤，掀起了一股瓜分中国的新狂潮。在这一瓜分狂潮的大背景下，湖南和长沙也面临着一种中外关系的新局面。

首先，列强在各地强开租界和划分势力范围的举动对湖南士绅造成了极大的现实压力。胶州湾事变后，朝野普遍意识到民族危机的严重。用康有为的话说:“割台之后，两载遂有胶州，中间东三省、龙州之铁路，滇粤之矿，土司野人山之边疆，尚不计矣。自尔之后，赴机愈急，蓄势益紧，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湖南地处南北要冲，西南有法国自粤滇北上，东南有日本自福建窥视，英国则沿长江西上。正如谭嗣同所言：“德占胶州、即墨，俄军旅顺、大连，法又以强占琼州见告矣。英、日恐三国之崛起出其上，谋与中国连横以抵御三国，即以自卫其权利”。特别是法国自琼州“进而谋粤”，“一如德人之于山东者然”，“若以琼雷之铁路谋粤，亦必以龙州广西之铁路谋湘”。他看到了这种民族危机的现实压力：“危更踰于累棊，势将不及旋踵，复安能宽我以舒徐闲暇之岁月，俾得从容布置，以至于三五年之久哉？”[]

其次，伴随着瓜分狂潮而来的列强争夺铁路权的斗争使湖南官绅面临着粤汉铁路权益的抉择。甲午战争后，列强瓜分中国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在中国争夺铁路修筑权。1895年7月，清政府向俄法银行团举借“俄法洋款”时。法国就取得了在广西龙州铁路的修筑权和经营权；1896年，李鸿章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时，俄国取得了修筑横贯东北的东清铁路的特权；同年，英德对津芦铁路提供巨额贷款；1897年胶州湾事变后，德国取得了在山东省修筑胶济铁路的特权，并试图将“山东省和黄河流域并接至天津和正定，或京汉线上另一地点，南面通到镇江或南京，与长江连接”；[]英国则于1898年向清政府提供了关内外铁路借款230万英镑。与此同时，列强不约而同将争夺铁路权益的视线转向粤汉铁路。“法人欲谋龙州铁路至湘及鄂，蓄意已久”，[]甚至“有自粤来湘游历法人四员，测量铁路，沿途每遇山湾角度，测量尤细”；[]有日本人提供情报:“英觊觎铁路,从粤东下手”；[]而已经强取了山东路权的德国也遣使到武昌与张之洞议修路事，提出“何处华商有未议造者可与彼造”。[]在这种形势下，张之洞决意以“各绅商联名具呈总公司”名义“速办”粤汉铁路，以杜绝英、德、法等国染指粤汉铁路的企图。而粤汉铁路动议时本与湖南无关，原来拟议中的线路是从广东经江西，由庾岭而庐峰，以达汉口。后来经湖南士绅熊希龄、蒋德钧、谭嗣同等向张之洞、盛宣怀等力争，终于促成粤汉铁路改道湖南之议。湖南士绅深知，粤汉铁路进入湖南是湖南发展的极好机会，但也将遇到一些阻碍。谭嗣同在《湘报》上发表《论湘粤铁路之益》，极力陈述铁路入湘之利，但他又不自觉地表露了自己的担心：“吾湘画疆自守，鲜与外人接”，而铁路修成后，与外人接触的机会将大增；他还表示不相信铁路入湘后“犹有持旧日用夷变夏、风沙龙脉诸说以自外生成者”，实际上，这正是他所担心的地方。因此，如何应对铁路入湘后湖南发展的机遇以及所面临的“外人”大量涌入湖南的现实，是湖南士绅必须考虑的问题。

再次，湖南官绅还面临安抚“仇教拒洋”情绪与应付“开埠通商”压力的矛盾。湖南士民素有“仇教拒洋”之风。甲午战争后，一方面是湖南士绅维新变法思想的兴起，另一方面，随着列强侵华的加强并对湖南染指之意图越来越明显，仇夷排外的情绪也越发激昂。就在长沙维新运动蓬勃兴起之时，被革职查办的周汉还在长沙进行反洋教宣传。与此同时，长沙城内还有诋毁新政，仇夷排外的《湖南通省绅耆士庶公启》刊布：“创造大枝（粤汉）铁路，剥民膏脂；为毁周公孔子之教，而立湘学会；为保洋夷邪教之人，而置保卫司（局）；为行耶稣教，而设新报馆；为引夷入华，而开洋码头。”[]就在湖南维新运动中,还发生了“谔尔福案”。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六日（1897年3月8日）德国人谔尔福凭总理衙门发给的护照到达长沙小西门外，要求进省城，湖南布政使司何枢“以省城从未见有洋人来城。恐少见多怪，转致失礼”，因此婉劝谔尔福不要进城，而谔尔福执意要进城。双方僵持10余日。其间“有岳麓书院公呈请官拦阻，岸上闲人间有向船掷石之事”。[]最后只得让谔尔福进入省城游历半日。谔尔福到衡州后，又发生“诸生云集，士民哗阻”，百姓“抛掷砖瓦”的事件。[]尽管后来长沙和衡州官府都热心接待，并赐以银物。但仍引起德国使馆的照会抗议。[]当时湖南官府面临巨大的压力，陈立三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及此事：“时正以洋鬼子入城事闹得天昏地暗。”[]与此同时，湖南官绅也面临着列强逼迫湖南开放商埠的压力。1897年英国人向总理衙门提出了开放湘潭为商埠的要求，最后虽然以开放岳州换取了开放湘潭，但英国人并未满足，他们认为“岳州本系奉准开埠之地，无论同意与否，必须开放”，而“湖南每有滋闹教会、谋害西人，惟有长沙最甚，而各府州县以长沙省会地方尚且如此，以致均皆效尤。近来在长沙，匿名揭帖遍粘满壁。而岳阳一口甚属偏僻，即令开办，亦不足以开湖南一省风气。现在时势，必须首开长沙，次办常德、湘潭口岸，庶几湖南人民足以醒悟，不至再有滋闹情事。设不如此办理，嗣后不免仍出事故”。[]当时的维新派官绅也认识到“开埠通商”的必然性，但又不能不防止开埠后可能发生的反教仇外事件。正如陈宝箴所言：“湘人好勇尚气，久成风俗，自士农工商至妇人皆然，又生长僻匿，心目狭隘，少见多怪，遇有洋人游历，稍一流连，无不滋事，近数月间亦已屡见。教堂经地方官极力保护，犹刻刻可虑。”[]因此，如何处理开埠通商和反教仇外情绪的矛盾是维新派官绅在湖南维新运动进入高潮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

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形成了湖南“自立自保”和“文明排外”的政治策略，而这两种政治策略对于湖南维新运动中一系列新政，特别是政治方面新政的推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所谓“湖南自立自保”是胶州湾事变后，由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出，并为湖南部分维新派官绅所接受的一种政治策略。胶州湾事变后，康有为等更加深切地感到了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农历丁酉冬（1898年1月），康有为赶赴北京，进呈《上清帝第五书》。针对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康有为在这一上书中提出了三策：“择法俄日以定国事”、“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关于最后一策，他认为“同治以前，督抚权重，外人犹有忌我之心；近岁督抚权轻，外人之藐我益甚”，因此，他建议朝廷“宜通饬各省督抚，就该省情形，或通力合作，或持力致精，取用新法，行以实政”。[]这正是他和其他维新派人士提出“湖南自立自保”策略的思想基础。

1897年底，梁启超和谭嗣同分别来到或回到湖南。他们都对湖南的维新运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分析谭嗣同和梁启超对湖南维新运动的作用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康有为的影响。据康有为回忆，谭嗣同和梁启超在返湘和来湘前都曾与他见面：

因陈右铭（宝箴）之有志，故令卓如入湘。当时复生（谭嗣同）见我于上海，相与议大局，而令复生弃官返湘。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因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立。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交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固因胶旅大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此固当时惕心痛极，斟酌此仁至义尽之法也。[]

可以看出，康有为希望梁启超和谭嗣同在湖南推动新政，如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则可使湖南“自立”。

梁启超和谭嗣同对康有为的良苦用心是心领神会的。其实，梁启超在1896年初就曾有过到湖南从事维新运动的想法，他在该年2月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到：“湘省居天下之中，士气最盛，陈右帅适在其地，或者天犹未绝中国乎。若报馆不成，弟拟就之。”[]他还拜托汪康年先行向陈三立等打个招呼。可见去湖南是经过他认真考虑的。梁启超从上海到长沙后，给湖南巡抚陈宝箴上书。这一被他称为“岂非大逆不道，狂悖之言”的上书，通篇都是围绕“湖南自立自保”这一策略而展开。在这一上书中，他历数了中国面临的深重的民族危机，认为“吾十八省为中原血，为俎上肉，宁有一幸”。因此，他提出“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他希望湖南能在陈宝箴的省政领导体制下作好“自立”和“自保”的准备，仿效日本萨长土肥四藩，以便在中国遭受瓜分之祸时能“以一省而荷天下之重，以一省而当万国之冲”。[]

谭嗣同对于“湖南自立自保”的宣传显然要隐晦一些。在他维新期间的论著和书信中，还没有发现对“湖南自立自保”的论述。然而，我们仍可以发现这种思想的痕迹。谭嗣同在从南京辞官回湘前曾经见过康有为，他自己也曾提到在1897年“秋末”时第一次见到了康有为，“始得一遂瞻依之愿”，而见到康有为后，“梁、韩及嗣同亦先后俱南矣”，[]这与康有为的回忆是吻合的。回到湖南后，他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提到浏阳“新学诸事”时写到：“中国全局断无可为，而能用之于一县，亦自足以开风气，苏近困，育人材，保桑梓，即阴以存中国，甚盛德也，庆忭无已。”[]在这里，他把“自立”的范围限制在浏阳一县，但以此来救中国的意图与康有为的想法是一致的。而在他发表于《湘报》上的《治事篇第十·湘粤》一文中，就将避免瓜分之祸以挽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湘粤两省：“嗣同方以议修湘粤铁路朅来湖湘间，会同志诸君子倡为南学会，益以缔固湘粤之气，而又得嘉应黄公度按察之硕学精诚主持其事。虽茫茫禹甸，望远生悲，但使铁路及成，又申之以学会，则两省瓜华之祸吾知可免矣。”显然，他希望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情况下，湘粤两省能够通过变法自立自保，为“望远生悲”的“茫茫禹甸”留下一片复兴之地。

恰巧，这种想法在黄遵宪的思想上也依稀流露出来，并与谭嗣同产生了共鸣。黄遵宪在戊戌政变后写给梁启超的信中提到，他在湖南极力操办保卫局，就是想通过实行地方自治，“以民卫民，以民保民”，最终达到“伸民权”的目的：“万一此地割地于人，民气团结，或犹可支持。即不幸，力不能拒，吾民之自治略有体制，扰攘之时，祸患较少，民之奴隶于人者，或不至久困重台，阶级亦较易升，譬之为家长者，令子若孙衣食婚嫁之资，一一仰给于父兄，力不能给，不如子若孙之能自成立明矣。”可见，黄遵宪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创办保卫局的意图之一，是想通过地方自治和“伸民权”，以达到湖南在列强瓜分的情况下能够“自治自立自保”的目的。他说“仆怀此意，未对人言，无端为复生窥破，仆为之一惊，恐此说明而挠阻之者多耳”。[]可见，通过变法新政，以达到湖南自立自保的目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及湖南一部分维新派官绅具有共识，但又心照不宣的政治策略。

康梁等维新派人士之所以把“腹地自立”的希望寄托于湖南，是因为他们认为湖南具有“腹地自立”基本条件。

首先，如上所述，康梁等的“腹地自立”策略是建立在他们一贯主张的“委重督抚”的地方行政思想的基础上。因此，他们首先是从地方督抚的作为、能力和德望方面考虑。他们认为，湖南自陈宝薇任巡抚以来，“吏治肃清，百废俱举，维新之政，次第举行”，这说明陈宝箴是有作为、有能力的。康有为派梁启超入湘时，也是“因陈右铭（宝箴）之有志”。而且，陈宝箴“明德耆硕，为后帝所倚重，政府所深知，德泽在湘，妇孺知感。”加上陈宝箴手下聚集了一批立志改革的官员，“公度、研甫皆一时人才之选，殆若天意欲使三湘自立以存中国，而特聚人才于一城以备公用。”[]因此，他们认为以陈宝箴为首的湖南省政官员能够担负起自立自保的使命。

其次，他们认为湖南具有优越的地理优势。康有为认为，湖南“地在中腹，无外人之交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从历史上来说，湖南历来被崇山大川所阻隔，外人难以入境；而湖南南连广东，粤汉可能连为一体，优势互补，互相支持。正如谭嗣同所言：“吾湘号为能开风气，而近与粤邻。粤又雄区也，人才蔚起，货宝充牣，表海为藩，环山作砺。亦必道吾湘而迫中原，取远势，宏矿产，兴商务，辅车之依，自然之形也。”[]梁启超也认为，“中国苟受分割，十八行省中可以为亡后之图者，莫如湖南广东两省矣。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湖南之长在强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特别是当时粤汉铁路的修筑正在商议之中，经过谭嗣同、熊希龄、蒋德钧等湖南绅士的力争，原计划经江西入粤的线路改成“折而入湘”，不经江西而经湖南，这实际上将使湘粤两省的联系更进一步加强。

再次，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认为，湖南近代人才兴盛，士气高涨，这是湖南“自立”、“自保”重要的主观条件。康有为赞赏“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梁启超也认为，湖南人士气为中国第一，特别是“发逆之役，湘军成大功，故嚣张之气渐生”；湖南“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他说：

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萨摩长门藩士相仿佛；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诸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两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具举，异于他日，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

正是因为这些条件，使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外地和本土的维新志士视湖南为“腹地自立”首选省份。正是因为如此，除黄遵宪、江标、徐仁铸等具有明显维新志向的官员外，还有以康门弟子为骨干的大量维新派人士集中于湖南。正如梁启超所言：

及陈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陈三立佐之，黄遵宪为湖南按察使，江标任满，徐仁铸继之为学政；聘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与本省绅士谭嗣同、熊希龄等相继应和，专以提倡实学，唤起士论，完成地方自治政体为主义”。[]

正是这批维新志士立时务学堂以培养维新人才，组南学会以立议院之根基，创《湘学报》、《湘报》以宣传维新理论，开保卫局以行地方自治之政体，在长沙演出了一出湖南维新运动生动而悲壮的历史剧。

在实践湖南“自立自保”政治策略的同时，面对着开埠通商和“仇夷反教”情绪的双重压力,湖南维新派官绅提出了“文明排外”的政治策略。

所谓“文明排外”与以前的“盲目排外”相对，即反对以烧教堂、打洋人的形式来抵拒外国列强，而主张以学习西方文明，发展经济，开启民智等手段来抵拒列强。用皮锡瑞的话来说就是“不明与之争，而暗与之拒”。长沙的维新派官绅对当时长沙开埠的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此一二年内，西人未必即窥湖南，将来诸事办成，民智开通，或可冀其不来，即来而我属文明之国，不至受其鱼肉。特不可闹教，一闹则彼必至，我事尚未办好，大势去矣。”[]“今日说不怕洋人，而强与力争，不能也；说怕洋人，而束手待毙，亦非计也。说洋人之来，大有害于吾人，不至此也；说洋人来，全无害于吾人，亦未必然也。”[]在这种认识基础上，他们主张在列强势力还没有全面侵入湖南前，抓紧时间做好湖南的事情，使湖南尽快成为“文明之国”，一旦列强进入湖南，则不至于“受其鱼肉”。当时湖南维新派官绅大都有这种见解，而集中体现在南学会学长皮锡瑞的思想上。

第一，反对仇洋闹教，主张交涉公理。维新派官绅认为仇打外教实属有害无益，若逞强使气，则正中外国侵略者之计，“非为中国出力，实为外国出力，而助彼以攻我，非为我君分忧，实召外国之兵以贻我君之忧也。”[]“彼正欲挑衅，借此发难，尤易瓜分，此等非中国之忠臣，真外国之忠臣耳”。[]如果听任仇洋闹教的事发生，不仅不能救中国，反而会“祸及桑梓，忧贻国家”，特别是乱民闹教，“惟恐洋人未来，湖南先乱”。他们反对仇洋闹教，主张对列强以公法进行交涉。随着国际公法宣传进入湖南，维新派士绅们开始关注公法在处理外交事务中的重要意义。长沙的维新派士绅大都主张抛弃传统的攘夷狄的陈腐思想，援引国际公法，用法律手段与列强进行交涉。皮锡瑞认为：“今中国既不能闭关独治，不得不讲交涉，恃有公法，犹可稍与争辩，若并此不讲，徒持攘夷狄之说以抵之，能乎否乎？”[]所以他引经据典，论述雪耻之道，战和之机，提出中外交涉的曲直是非，“当以公理解之，不可持一偏之论”。易鼐也主张援引国际公法与列强交涉。他在《湘报》20号上曾表明此种观点:

自今已往，改朔易服，愿入万国公法，事事遵公法惟谨，然后各国之要求我而无厌者，可据公法以拒之；我之要求各国而不允者，可据公法以争之；向之受欺于各国损我利权者，并可据公法以易之，一切制度悉从西……。[]

第二，主张联合英日，抗拒其他列强。维新时期，长沙维新派同全国维新派人士一样，对外国列强虽多憎恨，但怨恨自己不事振作之程度远远超过于憎恨帝国主义。在国家危难，特别是德国发威于山东，俄国逞强于东北的形势下，他们认为还不如联盟与国，暂谋苟安，徐图自强，再抵入侵。而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联合英日。谭嗣同、唐才常曾在汉口面见来中国寻求联盟的日人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事后，唐才常说:“今日人既愿联我，且愿密联中、英相猗角，且愿性命死生相挟持，千载一遇，何幸如之!何快如之!”他还认为联合英日只是治标之计，但又是不得不实行之计:

治标者即联盟英日之谓，……中国而不欲图存则已，苟欲图存，则不如学矣；中国而不求实学则已，苟求实学，则不如假途于日矣。且夫兵也、商也、工也、农也、矿也、铁路也，皆学也。学即可通，则休戚存亡之理亦可通；欺既可通，则整军御侮之事亦可通，通日者通英，合中、日、英之力，纵横海上，强俄虽狡，必不敢遂肆其东封之志。[]

这充分表明唐才常积极主张联英日以自强图存，并与俄等其它帝国主义相抗衡的思想。在南学会问答中，吴焕卿也表达了联英日的主张，他指出:

俄国既要中国旅顺及大连湾，中国已派大臣亲往俄国求情，俄皇不允，中国政府将如何补救，……以愚见不若与之英日联合，并多行英国通商口岸，求其保护，再图自强，速即派人往日游历，面见日政府，确循询联英事实，飞电报闻”；“若英真肯助我，但与日本共出调处，以兵舰厚力，胶湾必能排解。[]

第三，“讲求抵拒之法”——兴商宣教。面对列强的侵略，既然不能逞强使气，不能打洋人毁教堂，又如何挽救危亡呢?皮锡瑞提出的策略是“不明与之争，而暗与之拒”。既要正确估计形势，对洋人来的后果更要有清醒的认识。大局糜烂，不能武力抵抗侵略，又洋人前来，奉有朝旨圣命，也不能公开阻拦，只有未雨绸缪，主动防备。他认为洋人来华，目的在通商传教，所以抵拒之法，在讲求商务、弘宣圣教:

彼来不过通商传教，通商夺我之利，传教诱我之人。既不能明阻其不来，惟有暗求抵拒之法。抵拒通商，惟有开商学会，考究湖南出产若干，可以制造何物，将来销售何处，可以获利几倍，除火柴制造公司已办外，蚕桑焙茶公司，亦渐举行。此外如取煤蒸油、种樟熬脑、栽麻造竹布、机器纺纱织布做纸之类，皆当次第兴办……但能自制各物，则彼来通商，适足以广我销场耳。抵拒传教，惟有推广学会，到处开讲，使皆知孔教义理，远胜彼教，彼安能诱人入教。[]

也就是说要以自己讲求商务，发展自己的经济来抵制外商的商品侵略；以广开学会，宣扬孔教，使国人都信服自己的圣教强于西方宗教，来抵制外教的宗教侵略。而要讲求商务，宣扬圣教，关键在于要进行变法。“当以奋发有为、上下一心为法，以因循不振、亿兆离德为戒”，“湖南能齐心合力，尚有遗种之地；若犹多疑多怪，则一事不办为是，以坐以待毙为安，甚且谓天下无事，不宜生事，所谓麻木不仁，不知痛痒者，诚不知其何心也？”[]由此可见，维新派的“抵拒之法”实际上就是通过变法，达到自强的目的，以抵御列强的商品侵略和宗教侵略。

第四，“文明排外”的根本——弭内乱、开民智、通民情。面对湖南和长沙不得不开放，洋人即将到来的局势，维新派士绅感到忧虑的不仅仅是洋人来了对湖南利益的侵害，更重要的是忧虑湖南的局势不能有效的驾驭。皮锡瑞指出：“洋人一时不能到湖南,惟恐洋人未来,湖南先乱”，“湖南乱民多,恐洋人来滋事”。因此，他认为首先要消弭内乱，平定地方。一方面要加强对洋人的保护，以免肇生事端；另一方面要“练兵以备乱,清保甲以消伏莽”。[]

比弭内乱更重要的是开民智和通民情。长沙维新派士绅认为，“乱民”与“愚民”相关。因此，不仅要武力消弭内乱，还要消除“乱民”之心，这就要开启民智；同时，要使民众不再“仇洋闹教”，并懂得“交涉公理”，更要开启民智。因此，维新派士绅将很大的功夫放在开民智，开民风上。在南学会的集会演讲中，皮锡瑞、谭嗣同等都苦口婆心地劝告绅民不要“打教”，这实际上就是开户民智的方法之一。维新派士绅认为，不光是一般民众要开智，绅士更要开智。皮锡瑞说：“凡人闻见愈多愈开通，愈少则愈锢蔽。乡曲之士，不如都邑之士；都邑之士，不如游历之士；游历之士，不如读书明理之士。”因此，维新派主张以立学堂、开学会、办报纸来开启民智，尤其是开启“绅智”。皮锡瑞还认为，“欧洲重公法，待野蛮无教化之国，与待文明有教化之国不同”，对野蛮而无教化之国，“杀其人不为不仁，夺其地不为不义”。因此，湖南应该抓紧时间开启民智，“计此一二年内,西人未必即窥湖南,将来诸事办成,民智开通,或可冀其不来,即来而我属文明之国,不至受其鱼肉”。同时，开民智还必须使“上下情通”，“中国之患，在上下之情不通……不相通则相疑，上宪苦心为民，而民不信，以为厉己”。而欲“求通官民之情，端赖绅士之力，所望诸君子读书明理，深观今日时局，有不能不变之势，将一切利害得失，详悉晓导‘愚民’，庶使可与乐成，难与虑始者，不致滋扰生事”。[]

上述长沙维新士绅们的“文明排外”策略是他们在维新运动中举办一系列新政最基本、最共同的思想基础。他们在举办新政时，都有意无意地将其与“文明排外”的策略联系在一起。维新运动前期的举办各种实业、开采矿山、行轮修路、通电报等，在他们看来正是抵拒外人通商的措施；后期的开学堂、开学会、办报纸，则是他们宣扬圣教、开启民智、疏通民情的举措；即使是黄遵宪有着更深考虑的保卫局，在大多数长沙维新派士绅看来，也是消弭内乱，保护洋人的一种措施。皮锡瑞说：“闻黄公度改保甲局为保卫，仿设巡捕，如有实际，胜保甲远矣。阎（仲篪）云乡间须亟办团练，予谓亦难务实，有实效，虽不能拒外洋，尚足以防内乱”。后来他又问参与保卫局事务的黄鹿泉“开保卫何意？”黄鹿泉回答说：“恐洋人至滋事，托巡捕保护”。皮锡瑞“意亦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