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世纪60至90年代长沙传统社会的缓慢变化

四、长沙戏曲的繁盛及剧作家杨恩寿的成就

明代从江西传入的弋阳腔到清同光年间已在湖南广泛流传，并与湖南的地方语言和民间音乐结合起来，产生了具有湖南地方特色的为湖南人民群众所喜爱的声腔形式，弋阳腔即湘剧高腔。同光年间高腔在湖南一直盛演不衰，而且一度流行演唱高腔的连台本戏。杨恩寿在《坦园日记》中记述《精忠传》的演出情况：“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二日（1862年6月18日），晴。闻城隍庙演《精忠传》大戏，粉黛如云，游人若蚁，署中幕丁趋之，几空署焉。” 杨恩寿从清同治元年至同治九年所记日记中，提及戏曲演出活动者300余处，其中关于湘省戏曲活动280多处。戏曲班社有17个，其中长沙有太和、泰益、大庆、仁和、普庆、五云、庆和、玉联八班，以泰益、仁和演出为多。演出剧目共计140多个。连台大戏有《精忠传》、《封神传》。演得较多的有《二度梅》、《三官堂》、《玉堂春》、《合银牌》、《金水桥》、《定军山》、《回营斩婿》等。还有一批剧目是现在已经少见的，如《拨发祖师得道》、《烈疯配》、《打金镯》、《瑞罗帐》、《扫花》、《打番》等。演出虽有不少大剧，但以折子戏为主。演出场所67处，长沙一地即有55处。分布在各个寺庙、宫殿、祠堂、会馆、官署及个别酒馆之中，祝融宫演出达40次之多，善化城隍庙30次，10次以上者有万寿宫、天后宫、玉泉山、长沙城隍庙，5次以上者有江南会馆、三圣殿、湖北会馆、鲁班庙、天妃宫、朗公庙、宛园、藩署、学署，3次以上者有太清宫、马王庙、长沙县署、西关圣殿、苏州馆、真人殿、协署、轩辕殿、观音寺。[]

《郭嵩焘日记》也载：“同治十二年八月十日，善化县城隍早戏，人肩相摩，肩舆不能入。”清末学者亦僧在《论大戏小戏之区别》中曾记述当时长沙唱高腔大戏的情况：

湘城有搬演大戏之说，在识者洞悉内容，不知者大费思索。而戏文一道，妇孺咸知。有京调、汉调、川调、越调、安庆调、四平调、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梆子腔、滇戏、湘戏、新戏、旧戏，名目复杂。然而大戏小戏之区别，则闻所未闻。今湘中偏有大戏之说，余故披露。按此戏所唱者，纯系高腔。所演者，仅《封神》、《目连》、《精忠》、《西游》、《南游》各传。余者高腔、乱弹，统称小戏。凡庙宇建造新台，先演大戏数本，名曰“打大鼓”。其中迷信特别认真，无非多攫金钱，填己欲壑也。湘人有遭回禄者，非“打大鼓”不可，名曰谢火神。前戏园中，间亦排演，以新看客之眼界。

弹腔也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声腔形式，清代中叶流行全国各地，同时传入湖南，得到迅速发展。长沙湘剧用弹腔演唱的剧目占半数以上。长沙湘剧中的弹腔，是由二黄腔和西皮腔组成，南路为二黄，北路为西皮。咸丰、同治年间，湘剧弹腔盛行湖南各地。叶调元在《双皋竹枝词》中写道：“座中歌郎酒易干，应酬却比上台难。风流蕴藉谁称最？惟有湖南高十官。嫣然一笑总葫芦，春笋纤纤捧玉壶。长爪尚容搔背痒，蔡京何必羡麻姑。”叶调元自注云：“湖南人和班高十，名秀芝。美目巧笑，爪长六七寸，善饮不乱。应酬酒席，雅静宜人。”高秀芝演唱的当是弹腔。

同治之后，湘剧弹腔大为发展。杨恩寿在《坦园日记》中记述了同治初年他由长沙至郴州，在长沙、湘潭、衡阳、郴州等地观看戏曲演出的实况。他说：“楚俗于昆曲、二簧之外，别创淫词，余久知之而未见也。”这里明确点明湖南有“二簧”等戏曲声腔。《坦园日记》中记述在湖南各地看到的高腔、昆腔、弹腔和花鼓戏，记有剧名的剧目共有169出，其中昆腔9出，高腔18出，花鼓戏2出，弹腔140出，弹腔戏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著名剧目有《赵宏观榜》、《沙桥饯别》、《斩黄袍》、《三官堂》、《闹金阶》、《三战吕布》、《合银牌》、《法门寺》、《阳五雷》、《芦花河》、《南楼释犯》、《李密降唐》、《重台》、《王英下山》、《程咬金庆百岁》等。

到清光绪间，长沙湘剧戏班有五云、泰益、清华、仁和等班子，或唱庙台子戏，或躜乡，无正式剧场。经戏曲爱好者斡旋，才借得小瀛洲席少保祠、西园北里左文襄祠演出。唱庙台戏是祭神，则在城隍庙、天符庙。那时坡子街火宫殿，乃区坊士绅会所，会馆、同乡会、同业公所多借该庙办会唱戏。戏班若逢国家庆典，及元旦、冬至、万寿三大节，必须演戏。地方官员诞辰亦须演戏，戏班则半义务表演，谓之“发官价”、“当官差”，唱一本戏，只须3串6百文钱。其时堂会极多，凡仕官富室之家，婚寿喜庆，过年等，一演就是几日，有的10多日。庙戏系早、中、晚三台，每台唱6出，戏长便唱4出，视戏的繁简、堂会一次为6串文，点一出戏一串文。台上行头，多为彼辈出钱所制，旦角必工修饰美容，才得他们欢娱，点戏十有九点唱“后庭花”，不如此就不足使人怜爱，报效之资甚巨，非生、净、丑相提并论。演堂会时，遇座中有显贵，必打加官。加官典故，出自于唐明皇梨园子等班，他第一个在台上走一轮，所以后来称为加官。加官上台不开口，只手持一块红锻子绣牌，上写“天官赐福”，由后台人喊“××老爷指日高升”，这就要赏赐钱。如唱点戏，赏赐角色彩金，班中有一杂角，身穿彩衣彩裤，手捧盘子，屈膝请赏，此一陋习，到民国才完全消失。

湘赣接壤处的浏阳、万载，盛行迎神赛社。万载县早年县城隍庙新年演戏十天，四月十八日城隍庙神诞日，庙中演戏至月底。其乡镇如槠树潭，八九月演唱神戏，其他乡镇或在五月，或在五、八两月演唱神戏。湘东如浏阳、醴陵迎神赛社，亦如赣西，浏阳县城各庙宇，无日不轮流唱神戏。乡镇市集神祠，每年亦唱神戏，无神祠者则搭棚唱戏。

长沙湘剧，源自长沙府浏阳县，当地艺人有浏阳老案堂“九条网巾打天下”之说。老案堂为浏阳巫神小庙，其神即当地傩神，原称“东山圣公”，还有一女神，名“白氏三娘”，合之即南方少数民族所传伏牺、女娲，长沙称一尊神曰一案，乾隆四年（1739年），长沙府醴陵县农村艺人自组小班，扛抬案神到四乡游行演戏。还愿人家写这种戏班唱戏还愿，与案神一并接来供奉。浏阳亦是如此，这种戏班称作“案堂班”。老案堂本为一案神小庙，各案堂班以此为业务活动的共同地点。

所谓“老案堂九条网巾打天下”，即这类案堂班都由演员九人组成一班，盔头戏衣由班上公办，网巾靴鞋演员自备。因之称为“九条网巾”，亦称“九老图”，其角色分配为：末一人，生一人，杂（大花）兼净（紫脸）一人，跌（二花）兼小生一人，丑（三花）一人，老（老旦）兼外一人，小生一人，旦、正旦一人，做工（跷旦）一人。这9个演员，能唱十行角色，能演《封神》、《目连》、《西游》、《南游》、《北游》、《精忠》等整本大戏和《金印》、《白兔》、《投笔》、《琵琶》等四大高腔戏。戏里角色太多，就采用兼演、代演。龙套例由老旦、衣箱兼扮，报子例由第三龙头兼演。叫做“一枪、二马（马鞭）、三报子”。[]

至于怜人戏份、戏价是极低的。一般情况下，四、六分成，上半年农忙，为戏剧活动淡季，伶人与场面分四，老板分六；下半年为旺季，九金十银，伶人与场面分六、老板分四。

案堂班戏箱称五大箱。分头盔箱、大衣箱、二衣箱、场面箱、把子箱。为便于山路运输，以罩皮篾篓装盛。每次转场，班名牌、老郎神、锅盆饭甑，由伙头前站挑走，五箱由管箱人自运，艺人、场面、管事老板自带行李。其活动范围，包括浏阳、醴陵、江西萍乡等地。据说浏阳东、万载西，湖南江西交界处，山上有一小庙，庙中戏台西半漆作红色，东半漆作黑色，以示湖南、江西分属。

相传在吉安城有3个固定的湖南班子，亦有江西班子大城内演唱，双方有时同在一个班子唱戏，合作得很好。而且江西人很尊重长沙湘剧艺人，有时年节湘剧艺人不能回家者，江西乡绅还请湘剧艺人到他家过节，亲切地称他们为“子弟先生”。

案堂班演戏，离不开赛神还愿。凡是神庙新建戏台、乡镇火灾、发生病疫，一定要演唱整本大戏。乡镇神庙，每年五月、八月看乡镇丰歉，也要演上三天五天、十天半月的整本大戏，演出时间经常半天半晚（上午十二时至夜半十二时）。整本大戏称二十四块牌或三十二块版（即二十四折或三十二的），称一大本。七天称七大本戏，半月称十五本大戏。剧目多宗教性的，非宗教性只《水浒传》一种，其剧目有《封神榜》、《目连传》、《西游记》、《精忠传》等。乡镇演整本大戏，戏台前栏杆短柱上必套以纸糊乌牛白马之头。每本第一块牌一定是“天将定台”，每天由一位伶人扮成天将登台，举行定台仪式。

案堂班伶人，一般戏路宽阔，因为在小乡镇演戏，多不点名戏，爱点冷戏。而且一招一式都不得含糊。含糊一点，或表演不出某一点来，就得重演，直到每一细节都表演出来为止。而且案堂班有一个很好的规则，不管什么班来浏阳演戏，如果他们戏折中有不经之见剧目，都得抄录下来，交与案神小庙储存，作为戏剧艺人公产。

清同治前，长沙有小普庆班、老同庆堂两个昆班。当然，亦是昆弋合演的路子。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曾氏兄弟所属湘军将士衣锦还乡，赌钱唱戏，竞夸豪侈。旧有昆班艺人经太平天国战乱，供不应求，再加这些饱掠民财的将军，胸中墨水不多，亦无欣赏昆腔雅致。于是在农村活动的案堂班结合外来徽班，乘虚而入。长沙的仁和班、老太益、老五云、清华班、福临班，以及湘潭的老永和、春和班相继而起，一律是高腔的徽调，昆腔被逼到附庸地位。湘剧进入城市大为发展。靠打败太平天国发财的湘军将领，成为地方豪绅，如曾国荃、杨岳斌、杨玉科、席宝田、李朝斌诸人之家，经常宴会唱戏。如五云班，就由杨岳斌一家支持。又如广西人张培仁，曾任湖南道台，到长沙置产落籍，在公馆内把戏台建在池塘面上，三面环水，隔水听戏。绍兴人吴六哈，其父是广东大幕，亦在湖南买田落籍，父子把做官弄来的钱全花在唱戏上。当时戏价，堂戏一本，制钱六吊（约可买米二至三石）。如果整本戏，由下三点到晚上十二点，要制钱十二吊，如需尽情欢乐，由中午十二时至夜十二时，戏价要制钱十八吊。因之，三四十年间，长沙湘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繁荣，并涌现了一批以杨恩寿为代表的剧作家。

杨恩寿(1835-1891)，字鹤俦，号蓬海(又作朋海)，别署蓬道人，长沙人。咸丰八年优贡生，同治九年（1870年)中举，多以教馆、佐幕为业。光绪元年（1875年)，佐幕云南，不久授湖北盐运使。光绪三年（1877年)，以候补知府充湖北护贡使，负责迎送越南贡使裴文祀。杨恩寿能诗、能赋，兼工词曲，尝自谓“半生所造，以曲子为最，诗次之，古赋、四六又次之”。其于近代文坛，则以戏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著称。吴梅说他的《坦园六种曲》“其中排场之妙，无以复加，真是化工之笔”。著有传奇8种，其中6种(《娩女画封》、《桂枝香》、《理灵坡》、《桃花源》、《再来人》、《麻滩驿》)合刊为《坦园六种曲》，《双清影》收入《杨氏三种曲》，惟《鸳鸯带》因多涉时事，经其友人劝说而焚毁，故不传。戏曲论著有《词余丛话》和《续词余丛话》，又有小说集《兰芷零香录》。其诗、文、词、赋则合刻为《坦园丛书》，又有《坦园日记》10册。[]

杨恩寿生长的年代正值长沙戏曲繁盛的年代，他的戏剧创作深受这种环境的熏陶。作为一个有着封建正统观念的士子，杨恩寿有着强烈的功名愿望和维护封建制度的幻想，他主要站在封建阶级的立场上创作戏剧，反映时代动乱，表彰忠臣孝子，宣扬儒家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娩姬封》一剧借用《红楼梦》中《《娩姬词》的故事，写明嘉靖年间山东草寇与青州绅士勾结，以诈降赚取守城的恒王出城招抚，于途中将恒王杀死，恒王妃林四娘出城击贼，战败自刎殉国。后来靖逆将军与孔有徵联合镇压了草寇，为恒王和林四娘建忠烈祠，以志纪念和表彰。作品旨在歌颂恒王和林四娘“尽忠报国”的精神。《理灵坡》和《麻滩驿》也同样是表彰忠烈报国的精神，且两剧均为“悉本行状暨传记，不敢意为增损”的历史剧。剧本取材于张献忠起义军攻陷长沙、司理蔡道宪死难报国之事。写蔡道宪铨授长沙司理后，广行善政，爱民如子，断案如神，赢得了“蔡青天”的称号。当张献忠大兵压境之际，知府奉命北上进京，蔡受托署理府务，制定扼关隘、守岳州以阻张献忠南下的战略，而巡抚王聚奎畏葸迁延，坐失战机。起义军逼近长沙，蔡又多次赴辕门，请王聚奎派兵出城迎战，均遭拒绝。后王聚奎偕吉王逃至衡阳，蔡道宪困守空城。总兵尹先民投敌献城，蔡司理被擒，他坚拒张献忠的诱降，慷慨骂敌而死。《麻滩驿》取材于毛奇龄的《沈云英本传》，写沈云英与父亲奉命守道州，父亲出城与张献忠起义军作战，不幸陷阵战死，其夫亦战死于荆州。云英率女兵出城袭敌，抢回父尸，守住了道州，朝廷拜为游击将军，袭守备之职。云英辞官护送父柩归里，赡养老母。从而刻画了一个忠孝两全的女性形象。

杨恩寿24岁得优贡，以后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应科举、求功名。“一第蹉跎十七年”，好容易才中一个举。后多次会试，均名落孙山，不得已辗转千里，长为幕客，饱饮辛酸，从而对科举的黑暗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因而他也像蒲松龄、吴敬梓一样，通过文学创作来表现他对科举的认识，抒发其辛酸感慨。《再来人》就是抒写其科举辛酸的代表之作。作品写的是福建侯官一位70岁的老儒陈仲英，一生执著于功名，博学善文，却始终困于场屋，一生穷困潦倒，受尽困苦和屈辱，最终老死牖下。临终，嘱妻儿将其平生所作诗古文章埋于坟头，将其应试文章交妻子妥藏，并在左臂上刻下“文福”二字而殁。陈仲英死后托生为季毓英，其命运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季毓英生于书香之家，从小聪颖非常，“十三采芹，十四食饩，十五发解”，二十而得科名。后为福建乡试主考官，偶游郊外，遇陈仲英妻祭祀其夫，陡然记忆起前生之事，掘发藏书，其前生所作文章俱在，与其应试所作文章亦一字不差，于是与陈家相认，为前世妻儿买房置产，又为陈仲英修墓、奠祭。作者主旨在于指斥科举制度的残酷，同时也借此离奇的故事寄托其幻想。《桂枝香》取材于《品花宝鉴》中田春航与李桂芳的爱情故事：田春航会试落第，与京城名伶李桂芳相恋。李桂芳以爱情相激励，又以银钱相资助，终于使田春航考中状元。作品旨在歌颂李桂芳的豪侠义举，嘲讽世间的冷眼无情。

杨恩寿的戏曲创作在艺术上颇有可取之处。六种曲中多数情节比较紧凑，《麻滩驿》、《理灵坡》、《再来人》和《桂枝香》都是多条线索交替而出，相互纠缠，共同推动情节向前发展。如《理灵坡》，全剧22出，作品首先写蔡道宪读书夜出遇虎之事，先声夺人，推出主角。然后写张献忠起兵造反，举兵南侵，蔡道宪中进士，赴都谒选。接着另起一线，写湖南和长沙历史，写张献忠南破荆州。第六、第七两出则集中写蔡道宪在长沙的作为，第八出插入巡抚王聚奎、总兵尹先民投靠阉竖得官，搜抢民财以进贡曹化淳。然后又写张献忠大军南下，蔡道宪苦谒巡抚献策。最后是长沙城被围，巡抚出逃、总兵降敌，蔡道宪被擒，不屈而死。其次是人物性格刻画比较集中、细腻，尤其是善于通过唱词和宾白来描写人物心理。如《理灵坡》中对蔡道宪性格的刻画，一开始就写他月夜遇虎，大吼一声，竟将虎叱退，表现出蔡道宪的过人胆气，先声夺人，人物形象一下子就突现出来了。[]

杨恩寿不仅爱观剧、写剧，更在观剧、写剧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戏曲理论。他撰写的《词余丛话》就是清末较有影响的戏剧理论著作，书中讨论了戏曲的本源、戏曲创作的目的和功能等问题，还对许多剧目进行了评论。这些戏曲理论虽不免有对前人成就的承袭，但也有自己新的发展。总的看来，其戏曲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戏曲的本源及其与诗、词的关系。杨恩寿认为，诗、词、曲三者“异流同源”，

没有高、卑之分。他在《词余丛话》中说：“昔人谓：诗变为词，词变为曲，体愈变则愈卑。是说甚谬。不知诗、词、曲三而一也，何高卑之有?……诗、词、曲界限愈严，本真愈失。”他还在该书引用张度西的一段话：“词曲之源，出自乐府。……亦是天地间一种文字。”其意没有高、卑之分。其意图在于纠正视戏曲为文坛附属物的错误观点，提高戏曲在各种文学体裁中应有的地位。他的戏曲创作实践也有力地证明了他戏曲非“小道”，并非“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主张。

其二，关于戏曲创作的目的和功效。杨恩寿多沿引前人的叙述来表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如引张九钺之说：“以宫商爨演，寓垂世立教之意，在文人学士，勿为男女媒亵之辞，扫其芜杂，归于正音，庶见倚语真面目耳。”又如引王阳明的观点：“取今之戏本，将妖淫词调删去，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人人易晓，无意中感发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再如引刘念台从谱类记》中陶石梁之说：

每演戏时，见有孝子、悌弟、忠臣、义士，激烈悲苦，流离患难，虽妇人、牧竖，往往涕泗横流，不能自已，旁观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动人最恳切、最神速，较之老生拥皋比讲经义，老衲登上座说佛法，功效百倍。……盗、杀、淫、妄，不觉白化；而好生乐善之念，油然而生矣。

这些引述，表明了杨恩寿以戏曲创作服务于封建统治的立场，他的大部分作品也非常重视戏曲的教化功能，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其三，对各种地方剧种兼容并蓄的态度。杨恩寿对花、雅两部不存偏见，除就传奇和昆腔格律等正规剧种发表自己的见解外，对各种地方剧种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坦园日记》既谈昆剧，又谈湘剧和粤剧，表现了对湖南各地弹腔戏的充分肯定以及对其他民间小戏的重视。这种对各种地方剧种的兼容并蓄态度，较之抱残守缺者自然前进了一步，对地方戏研究的开创性工作作出了贡献。

其四，对前代戏曲作家及其作品的评价。这是杨恩寿戏曲理论的重要内容，如对王夫之《龙舟会》、董恒岩《芝龛记》、孔尚任《桃花扇》、洪昇《长生殿》等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尤其是对“南洪北孔”的两部作品的评价，更显出了作者独到的眼力。在杨恩寿之前，很多论者或将董恒岩的《芝龛记》与孔尚任的《桃花扇》、洪昇的《长生殿》相提并论，或干脆将《芝龛记》的成就吹捧为在《桃花扇》之上，如沈廷芳、张香都持这种观点。但杨恩寿在比较鉴别的基础上，指出了《芝龛记》情节结构的重大缺陷，充分肯定了《桃花扇》、《长生殿》的艺术成就和地位。杨恩寿在评价他人剧作时，还形成了较为鲜明的批评标准，诸如作品应“气味深厚”，即内容丰富、情感强烈；须“神情合”、“排场佳”，即讲究情景创作、结构安排；要“审题真，措辞确”，即准确把握人物性格等。

在长沙，与杨恩寿同期和稍后的剧作家还有曾传钧、黄其恕、夏大观等。

曾传钧(1826-1881)，字茶村，善化人。他性格豪放，落拓不羁，善撰诗文词曲，在历任教谕、知县、州同知等职时，兴学刻书，既有政声，又有文名，遗有《万松草堂遗事》、《冶秋园集》等文集。他的戏曲代表作是《蕙兰芳》传奇，描述主人公张承敞经历战乱，与妻子离而复合的故事，情节曲折，《饯花》、《感怀》等曲文催人泪下，是公认的戏剧佳作。

黄其恕，字幼吾，长沙人，生活于同治和光绪间，作有《坤灵扇》传奇，写晋陵周生与韵尼的爱情故事。杨恩寿赞其此剧“绮思致语，实足荡心志而启情悰。”[]

夏大观，字枫江，长沙府湘潭人，亦同光间人。戏曲作品有《陆判记》，取材于《聊斋志异》，写陆判为朱尔旦易心、为朱妻易首的故事。

五、王闿运、王先谦、释敬安、陈运溶的文史学术成就

同光年间是长沙文、史、哲各领域学术成就较为突出的时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王闿运的经学

经学以王闿运为代表。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号湘绮，长沙府湘潭人，出生于长沙东文庙坪。王闿运幼年聪慧，3岁识字，9岁读完五经，l4岁就已“文翰颇翩翩”。他l9岁参加县试，取中第一名。后入长沙城南书院学习，平素不喜理学，常和李寿蓉、龙汝霖、邓辅纶兄弟以诗歌唱和，结“兰林词社”，人称“湘中五子”。他又注重通经致用，怀抱“帝王之学”。湘军出师后，曾劝说曾国藩割据反清，未被采纳。咸丰七年（1857年)，王闿运参加长沙乡试，中举人，以后数次赴京会试不取。但他才气横溢，文名远播，朝廷重臣、协办大学士肃顺与他约为异姓兄弟，请他在家设馆教授。同治三年（1864年)王闿运最后一次准备赴闱，中途突感心中不乐，遂改辕而归。次年迁居衡阳石门，开始半隐居式的著述生活。光绪二年（l876年)又迁回长沙，用两年时间撰写《湘军志》。后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到成都主持尊经书院，此后八九年间往返于湘蜀之间，从事讲学著述。光绪十二年（1886年)丁宝桢逝世，他便不再入蜀，留长沙主讲思贤讲舍，并创建碧湖诗社。光绪十五年（1889年) 在长沙营盘街筑湘绮楼，人称湘绮先生。光绪二十九年（l903年)一度到南昌任江西大学堂总教习，因上书反对改学制，遭到江西士生反对，又辞职归湘。1908年，年近80岁的王闿运被授翰林院检讨，清亡前又特加翰林院侍讲。民国建立后，袁世凯为借重他的声望，聘他任国史馆长，但他不久就见机辞职返乡。1916年以84岁高龄无疾而终。[]

王闿运为学主治《春秋公羊传》，宗今文经学。他早年先从《礼》开始，详尽考察三代的制度，20余岁即作《仪礼演》13篇；而后再探讨《公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申张东汉何休的学说。他见清代乾嘉学者专习注疏，只有对经书的解释但没有纪述，仅仅重考证而忽略了论辨，阅者往往未竟十行就想睡觉的状况，深为感慨地说：“文者圣之所托，礼之所寄，史赖之以信后世，人赖之以为语言，词不修则意不达，意不达则艺文废。今若此，文之道几乎息矣。”[]所以他作经籍注解，既不效宋儒的侈谈义理，也不效乾嘉学者的专尊古注，而是根据自己的体会作简要的诠释。对古书文字连自己都实在难弄懂的地方，他也就不强作解释。王闿运曾表明自己治经的目的只在“寻其宏旨”，用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训，雄文章。”[]为使读者有所解悟，发蒙悦心，他的著作文字汪洋纵肆，颇具庄子散文的风格。这种治学的方法，对当时的学风有一定的影响。终其一生，王闿运的经学著作有《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诗经补笺》、《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春秋例表》、《春秋公羊传笺》、《论语训》、《尔雅集解》等l 0余种，200多卷。著述之众，用力之深，影响之大，在近代罕见。

王闿运经学归属于常州今文学派，并且直接继承于魏源。这一学派最大的特点便是突出《公羊》学，有如梁启超所言“今文学之中心在《公羊》”。而《公羊》之要旨又在于“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自魏晋以来，《公羊》已成为绝学，龚自珍、魏源，乃至王闿运不仅探寻《公羊》的微言大义，而且进一步把《公羊》学的学说理论与当时的政治实际结合在一起。龚自珍、魏源“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于前，王闿运则“专注《春秋》说民主”于后。[]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闿运也可称得上新时代的启蒙人物。

王闿运在史学方面颇有撰述。他在同光年间主编和定稿的地方志有《桂阳州志》、《东安县志》、《衡阳县志》、《湘潭县志》等多种。这些方志叙述翔实，文笔优美，其中的《山水篇》尤为精彩，描绘景物的风韵不减《水经注》。后人曾评价它们“敛雄才于方纪，纳万变于小篇”，认为“史裁之丽密”超出了同时代著名史家的著作。王闿运自认为最得意的史学著作是应曾国荃之请而写，反映湘军完整历史的《湘军志》。为写此书，他除亲身所经历及走访口碑外，还设法借阅了军机处的大量档案，并请人制作了地图，先后花了7年时间才完稿。王闿运本人与许多湘军将领关系很深，对曾国藩也颇为推崇，但在书中除褒扬湘军的功勋战绩外，对太平军前期声势的凌厉，清朝内部各派势力的矛盾，湘军初期曾屡战屡败的竭蹶之状，一一加以叙述。所以此书一刻印就遭到一些湘军将领的攻击，认为它是“谤书”，迫使王闿运将原版交郭嵩焘毁掉才得以免祸。后代有学者称《湘军志》“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王闿运又是一代诗文大家，民初汪国垣作《光宣诗坛总录》列他为诗坛头领，冠于一代诗人之首。王闿运幼年初学诗时就严守格律，矩步绳趋，不失尺寸，他作诗强调从拟古着手，五言长诗魏晋，七言长诗及近体诗兼宗盛唐．但并不单纯模拟占人，而是“尽法古人之美．熔铸而出之，能自成一家风格。他的诗作“于时事有关系者多”。[]《独行谣》、《圆明园词》等都是反映社会现状的鸿篇巨作，曾传诵一时，堪称史诗。他的写景诗气魄宏伟，常带一股高洁傲气。如《入彭蠡望庐山作》中写道：“轻舟纵巨壑，独载神风高；孤行无四邻，窗然丧尘劳。晴日光皎皎，庐山不可照；扬帆载浮云，拥楫玩波涛……”。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写照，所以谭嗣同称他的诗是超越“诗人之诗”，属于“更向上一著”之类。王闿运还喜欢选诗、评诗，他的《八代诗选》流传很广。他曾分析说：“古之诗以正得失，今之诗以养性，虽仍诗名，其用异矣。故吾尝以汉后至今，诗即乐也，亦足以感人动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谏为本，专为人作，今以托兴为本，乃为己作。”道出了古今作诗宗旨的不同。王闿运撰文骈散兼行，既不堆砌词藻，又不故作高深，所以能自然浑成，不落俗调，并多警策之言。他的《湘绮楼文集》中多有传世之作。

王闿运长期从事教育，先后执教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和南昌江西大学堂，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学生达数干人，其中名弟子杨锐、刘光弟、廖平、宋育仁、杨度、齐白石等都卓有成就。他就任尊经书院的第一天就对学生传授学经的方法，说：

治经於《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於《书》，必先断句读；於《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

又说：“说经以说字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字》之字为贵”，“文不取裁於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当时蜀学的晦塞，少有通儒，听到王闿运的这些议论，士生才知道研诵注疏诸史文选。尊经书院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三年士风丕变，出现廖平、胡从简等影响较大的人物。所以称王闿运为近代的一位大教育家并不为过。

王闿运早年怀抱帝王之学，曾试图参与治世，大有作为，然而屡遭挫折，无法施展抱负，遂绝意仕进，归而撰著授徒，不过他“纵横志未就，空余高咏满江山”的傲岸之气未有稍减。平时嬉笑怒骂，讥弹嘲弄，无所不至，人常惮怕而避之。但他对学生真诚和易，勤于教诲，常常正襟教授，侃侃而谈，终日不倦。王闿运平生早眠早起，不吸烟喝酒，所以精力充足，造诣独多。他著书都自己亲笔抄录，其书法凝厚，无一笔苟且，也不轻有误字，直到晚年的应酬文字都不潦草，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为人为学的严谨作风。王闿运一生居长沙的时间为多，因而他对长沙文化的发扬光大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二）王先谦的史学

史学以王先谦为代表。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室名虚受堂，善化县龙喜乡(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村人。他幼习经史，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授国史馆编修、翰林院侍读、国子监祭酒等职，先后典试云南、江西、浙江，任江苏学政。光绪十五年（1889年)辞官归里，于长沙荷花池筑葵园以居，人称葵园先生。主讲长沙思贤讲舍、城南书院、岳麓书院，还任过师范馆长、学务公所议长、省咨议局会办等。王先谦是岳麓书院第5 3届山长，亦即最后一届山长。他自著《虚受堂文集》、《虚受堂诗存》、《葵园自订年谱》等书，编纂校刊《荀子集解》、《十朝东华录》、《群斋读书志》、《魏书校勘记》等书，终其一生，共著、编、校、注、辑、刊各类书籍达50余种计3200多卷。人称“长沙阁学，季清巨儒，著书满门，门庭广大”，“尤有功于楚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湖南巡抚岑春蓂将他所著的《尚书孔传参正》等4部书籍奏上，朝廷赏以内阁学士衔。终其一生，他很少担任实际的政务官职，主要以学术名世，尤其在湖南声望极高，是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

王先谦学术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学。他治史的方法大体遵循乾嘉学风，注重校勘。其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是《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其他的注释著作《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等也颇见功力，被后代史学史专家评为“王氏所作补注、集解诸作，都是校注书中标准的著作。”[]《十朝东华录》是王先谦的又一部重要的史著。《东华录》本是清代的一种编年体史料长编，因国史馆在清宫东华门内而得名，先有蒋良骥编成自努尔哈赤天命朝至雍正朝5朝《东华录》。王先谦任职翰林院和国子监时，嫌其过于简略，特详加增订，并加修了乾隆、嘉庆、道光3朝，后又增修咸丰、同治2朝，合称《十朝东华录》。该书取材广泛，不仅取自《清实录》，还广采《方略》、《会典》、《御制诗文》、《大臣列传》等，所以至今仍是研究清史的基本史料。

鸦片战争之后，随中西文化逐渐交流，中国学者开始著述外国史地，王先谦也顺应时代潮流，于光绪年间撰成《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日本源流考》探讨日本的政事学术和治乱得失的本源，目的是欲使闭目塞昕的中国能急起仿效。书中还用一定篇幅辑录明代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的资料，反映出作者的爱国之心。《五洲地理志略》是王先谦花4年时间辛勤编纂而成的，书中荟萃了古今中外的史地图籍，对欧美各主要国家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一个原先遵循乾嘉旧规的学者，能睁眼看世界，辑成世界地理书籍，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一名学术大家，王先谦深知版本校辑的重要，他强调“欲博览遗书，尤以精研版本为重。”[]他独自校勘或邀人合作而成的《郡斋读书志》、《天禄琳琅书目前后编》、《魏书校勘记》、《盐铁论校本》等都受到版本目录学者的重视。其中《盐铁论校本》被郭沫若、杨树达著书时参考取材；他的《合校水经注》集乾嘉以来《水经注》研究之大成，为近百年来的独特通行之作。

王先谦是史学大师，又是经学大师，他曾花费半生心力，成《尚书孔传参正》一书，书中探讨《尚书》原委，旁证历代诸儒训释，博采《史记》、《汉书》、《论衡》等材料，对伪托之处详加辨正。今文经学大师皮锡瑞评价它“兼疏今古文，说明精确，最为善本。”[]他并继乾嘉年间的大经学家阮元之后，博观慎取，解释和考订经书，集资汇刻了卷帙浩繁，于保存文献，发展学术非常有益的《续皇清经解》，因而清代著名文献学家刘锦藻评价：“维持文献之功，阮氏而后为推先谦矣。”[]他还撰有《诗三家义集疏》等经学著作，从而奠定了自己在近代经学史上的地位。

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王先谦也颇有造诣。东汉时刘熙曾作《释名》一书，以辞音求义，来推究事物名称的由来，清代毕沅又作《释名疏证》，对《释名》加以注释论证。对此，王先谦又特意撰写了《释名疏证补》，对毕沅此书再加补证。此书撷取江浙和湖湘学者精英，所校所释，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后人认为它超过了毕沅的《释名疏证》，于训诂、词汇、音韵学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贡献。

此外，王先谦一生所作诗文共有44卷，ll90篇，蔚为大观。他文宗秦汉，效法韩愈，笔力道劲，气魄雄浑，诗宗杜甫、苏轼，自成格调，是晚清一大家，与王闿运齐名，人称“二王”。

王先谦能在学术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他自幼苦读，锲而不舍，数十年来废寝忘食，孜孜于典籍之中，而且具有博采众长，严谨平实的作风。王先谦治学侧重古文经学，但不拘泥门户，兼采今文学派的观点，认为今古文经之争，“展转纷纭，徒形词费”。他辑印的《南菁书院丛书》就被人称作“无乾嘉诸子标汉宋之帜．分门别户断断致辨之习气”。而《续皇清经解》、《尚书孔传参正》就又包含了许多今文经学的观点和材料。他虽在政治上与维新派势若水火，但却能称道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颇有长进”．并在撰写《五洲地理志略》时多处述引。王先谦在撰述过程中继承了湖湘务实的传统学风，重求实，反臆断，凡遇暂时不明白的问题，并不武断曲解，总是以“存疑”的态度对待，或注明“无考”，或注时“未知孰是”，“所当厥疑”。而对自己著述中的错误一经发现就立即纠正。他曾刻印袁本《世说》，当经叶德辉提醒知道袁本“讹谬百出”时，便毅然毁版，请叶详加校勘后重镌。他还深刻地揭示中国学人普遍务虚图名的弊病说：

窃谓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若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能入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

正由于王先谦痛恨空谈，因而自己坚持实事求是，严谦治学。他的这种学术态度不仅使自己成为一代宗师，而且启迪了众多岳麓书院士生，使他们深涉经史，旁及诸子，趋重实务，接受新学，使这千年学府再度焕发生气，因而无论是撰述，还是教育，王先谦都堪称大家。民国学者李肖聃在《湘学略．葵园学略》中赞他“上笺辟经，下征国史，旁论文章，用逮诸子。四十余年，楚学生光。”这并非过誉之辞，堪当确评。

（三）释敬安的诗歌

诗歌创作最有成就者当数释敬安。释敬安(1851-1912)，字寄禅，俗姓黄，名读山，长沙府湘潭人，因曾于阿育王寺烧残二指供佛，故号“八指头陀”。少孤贫，7岁丧母，l2岁丧父。父故时，寄禅方从塾师学《论语》，以家贫，与其弟子成俱废读。其后，弟以幼而依族父，寄禅则为人牧牛，然好学，有塾师周云帆者，怜而收之于门下。l8岁投长沙府湘阴县法华寺出家。21岁时，至巴陵省视母舅，登岳阳楼，忽得“洞庭波送一僧来”之句，归述于郭菊孙，郭氏力劝其学诗，为授《唐诗三百首》。后又参禅于衡阳歧山仁端寺恒志和尚门下。仁端寺有精一和尚善作诗，敬安遂进一步随他学诗。光绪元年（1875年)，寄禅东游吴越，遍游巴陵岳阳楼、武昌黄鹤楼、姑苏寒山寺、镇江金山寺、杭州灵隐寺、西子湖等名胜古刹。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军舰袭击我台湾基隆及福建闽江口等地，寄禅闻之，愤怒至极，思虑御敌之法不得，出见敌人，欲以徒手搏敌，众友劝阻，遂送之返湘，驻锡南岳。光绪十二年六月（1886年7月)，应王闿运之邀至长沙参加碧湖诗社，遂常与王及邓辅纶、陈三立等交游吟咏。以后又历任长沙大罗汉寺、麓山寺、道林寺、沩山密印寺等处住持。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应邀至宁波天童寺为住持。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宁波僧教会成立，被推为会长。民国元年被推为中华佛教总会首任会长。[]

寄禅为有清一代著名诗僧，其嗜诗至废寝忘餐之境。终其一生，为后世留下了近2000首诗，在中国诗僧中首屈一指。其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无论言情写志，还是状物写景都颇为在行，其近体诗尤为老到，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称他为“当世第一诗僧”。由于善诗，他在僧俗两界交结了不少的朋友和诗友。光绪二年（1876年)，曾与吕文舟、胡鲁封、徐酡仙等人结成诗社。光绪十二年（1886年)，又应王闿运、郭嵩焘等的邀请至长沙参加了设在开福寺的碧湖诗社。在湖南时他已是扬名三湘的诗僧了，后至浙江，其名声愈高，甚至流播海外。他的作品在世时已多次刊刻，并传播至日本。光绪七年（1881年)浙江刊刻了其《嚼梅吟》2卷，收诗300余首。光绪十四年（1888年)，陈三立将其诗作芟订为5卷，刊刻行世。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叶德辉在长沙重刻此5卷，又续刻5卷，以《八指头陀诗集》10卷刊行。寄禅圆寂后，杨度在北京收集其遗稿，经整理校订，于1909年，刊为《八指头陀诗集》l0卷、《续集》8卷、《八指头陀文集》1卷，l984年岳麓书社将其诗文合刊为《八指头陀诗文集》，并附先前诸刻题跋及传记年表。

寄禅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为3个时期：从l0岁至34岁，步入诗坛，遍游吴越；35岁到51岁为中期，主持湘中六寺，与王闿运辈交往，参与长沙碧湖诗社等活动；52岁至62岁为晚期，充四明、天童住持，与东南名士交游。其诗不主故常，大体说来，其初学诗，从唐诗人，创作多近初唐，而又得自然山水之助，风格自然，笔调流宕；中年居湘，受王闿运、邓辅纶等影响，为诗多效汉魏古诗和汉魏名家，文辞清丽典雅，笔致精工；晚年道行既高，又多参与社会活动，故其创作思致深远，格调高淡，笔锋老到。寄禅自己也说他作诗是“传杜之神，取陶之意，得贾孟之气体”。[]是知其所宗法非止一家，但从整体上看，其诗仍属唐诗一路。

从北宋释惠洪、释重显起，僧侣世俗化程度就不断加深。至晚清，禅僧们已较少安于深山修行的了，他们很多都融入了世俗社会，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寄禅是他们中的代表。他从年轻时候起，就与士大夫文人密切交往，活跃于各种场合。他又是一位爱国僧侣，他生当中国急剧走向衰败危亡之际，西方列强大肆侵略和瓜分中国，他为之痛苦，为之忧虑，四处奔走呼号，用诗歌文章抒写他一腔爱国激情。因此，他的许多诗歌也像杜诗一样具有沉郁顿挫的风格。他是僧人，但并未置身世外，“我虽学佛未忘世”。他无时无刻不魂牵梦绕地关注着重病缠身、灾难深重的中国。如《航海三首》之一云：“ 一身如叶去中华，烟水茫茫不可涯。 回首支那何处是，数行乡泪落袈裟。”又《杨皙子孝廉远适日本，作此奉寄》云：“借问吾乡杨季子，一身去国归何时? 故国猿鹤余清怨，大海波涛动远思。独抱沉郁向穷国，可堪时局似残棋!秋风莫上田横岛，落日中原涕泪流。”

东游吴越时，他耳闻目睹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肆意凌辱，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感，他想亲自上阵杀敌，但被朋友劝阻而未成，从此就将其一腔心思系之于国家命运和人民苦痛，《悲怀》云：“我亦哀时客，诗成有哭声。”在他的诗集中留下了上百首哀世慨时之作。甲午海战，中国惨败，寄禅闻之，魂梦不安，他在《感事一首酬衡阳令朱太史益浚》中写道：“惟有君亲恩，欲报嗟无时。忧来曷由拒?泪积不能挥。上念宵旰劳，下悯征役疲。氛埃晦宇宙腥擅混华夷。鸱枭苟得势，凤凰无宁栖。”还梦见自己变成了“难陀龙”，将犯波而来的长鲸“吞食靡有遗”，使得“海风既已净，天宇方澄辉”。1896年他又作词《满路花·感时》云：“凤凰巢欲堕，燕雀暮何安?然眉时已急，不容闲。一棋错下，竞输了通盘。笑群公衮衮，颠倒乾坤，乞儿扮作神仙。念长林，没个鸣蝉，赤手欲擎天!乱声环北斗，夜钟残，鲁连今日蹈海亦云难。故国重回首，夕阳影里，只留一角青山。”山河破碎，国情岌岌，想学鲁仲连蹈海都是很难的了，万里海疆，都是列强的铁舰在游弋，诗人痛心疾首，长歌当哭。

戊戌变法前后，政局动荡最烈，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高潮。中国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台湾被日本占领；德国占领了山东半岛，强迫中国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俄国占我东北，强迫中国签订《中俄条约》、《旅大租地条约》等；英国强迫中国与之签署《订租威海卫专条》，法国则强占中国云南猛乌、乌得等地。寄禅的爱国热情也达到高潮，他连作了《书胡志学守戍牛庄战争后五绝句》、《从军行三首》、前后《征妇怨》四首、《感事呈叶吏部》等诗，以抒其报国杀敌之志。《书胡志学守戍牛庄战争五绝句》之五写道：“弹铗归来旧业空，只留茅屋惹秋风。凄凉莫问军中事，身满枪痕无战功。”为中国军队的屡战屡败而痛哭叹息。《从军曲》之一云：“十三从军使守边，五千铁骑常相连。长城一战阵亡尽，我心何望图凌烟。”

爱国情感表现最集中的是他的《感事二十一载旬附题冷香塔》。冷香塔是寄禅为自己建造的大寂灭场。所题诗都是他一生的自我写照，组诗主要表现他对诗歌艺术、对梵佛事业的追求和成就，而重点则是抒写他“惟有君亲未报恩”的遗憾，他自作诗序云：“余既自题《冷香塔诗》二章，以代塔铭，活埋计就，泥洹何营?一息虽存，万缘已寂。忽阅邸报，惊悉日俄协约，日韩合并，属国新亡，强邻益迫。内忧法衰，外伤国弱，人天交泣，百感中来。复得二十一章，并书堵波，以了末后。”其中有十首是抒写他爱国忧邦的情思。其十云：“落月哀猿不可听，声声欲唤国魂醒。莫教遗限深山里，谁认杜鹃望帝灵。”其十一又云：“漫效先贤歌采薇，风云变换古今违。夷齐若使生斯世，何处西山叩马归?”其十二云：“ 鲸吞蚕蚀各纷争，未卜余生见太平。 石烂海枯真有日，生天成佛若为情?”

诗人为国势的动荡不安而痛哭，为祖国山河的破碎而愤恨，叹息国无明君，朝无贤相，希望唤醒国魂，振起中华。他还幻想自己来生能化为“摩竭大鱼身”，把来犯的西方铁甲统统夹进他的鳞甲里，兴起漫天风雨，洗尽遍地腥嚣，使“一轮独照诸天净，列宿争趋北斗朝”。

寄禅一生极好游山观水，访幽探奇，三湘胜景，吴越佳境，游览殆遍，写下了大量的写景记游作品，其早期诗风颇近唐人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人，清新淡雅，自然流宕。如《题玉池别墅》：“溪山深处主人闲，山外桃花涨一湾。 一入仙源尘世隔，莫随流水到人间。”又如《游清泉寺》：“ 山林脱尘俗，景物最清幽。梵呗和松韵，清泉绕屋流。 竹浮时度鸟，树老自呜秋。赏玩归来晚，青天月一钩。”写景实在，意态悠闲，境界阔远，画面流丽而淡雅，确有王孟之风。

寄禅诗歌的风格还有近于贾、孟的一面，诗境比较瘦硬、幽冷。清人鲁飞鹏《嚼梅吟跋》说寄禅近体“逼近唐人，于岛佛尤似，盖寄禅苦心孤诣所造如此，而其得江山之助深矣”。而王闿运则说他“能为岛瘦，不能为郊塞”。实际上，寄禅之诗，瘦、寒兼具。寄禅从开始学诗起，走的就是贾、孟的路子，何况他后来还刻意学过孟郊。从创作实际来看，寄禅自己所说“得贾孟之气体”，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诗歌意境幽冷；二是其诗歌造语奇崛；三是学贾岛的刻意为诗，苦吟成章。他出身与贾孟一样，十分困贫，迫于生计，才寄身空门，长期过的是清苦、枯寂的禅佛生活，养成了其性格中孤冷的一面。这种生活，这种性格，反映到诗歌当中，必然会表现出幽冷的特点。这一特点，在他早期的诗歌之中已有所表现，如《客秋感怀》：“那堪一锡飞来日，正是千山叶落时。 客舍荒凉共谁语?秋心唯有客心知。”

寄禅读书少，学诗颇艰难，其早年和中年作诗多出于苦吟，其《对雪书怀》说：“四山寒雪里，半世苦吟中。须易根根断，诗难字字工。”《诗兴》又云：“十年成一律，五字得长城。转念心何苦!微吟泪即倾。”他曾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偶得一句“须易根根断”，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始成一律。用心之苦，吟咏之勤，比贾岛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嗜诗之性终老不衰，甚至还常常在睡梦中作诗。因而其诗也像贾岛诗一样多佳句秀句，如“海阔孤帆度，天空一雁来”，“帆随白云远，江挟众星流”，“江上孤村晚，云间片月明”等，俯拾可得。值得注意的是，寄禅诗中的佳句也多以意境幽冷取胜，如“冷艳欺梅白，清光借月寒”，“碧天孤岛没，白雪一僧寄”，“月黑村前山鬼啸，雨昏潭上毒龙归”，“野径斜阳穿坏塔，寺门苍雪坠寒松”。可见，寄禅之诗，终属贾、孟一流。

（四）陈运溶的方志学

晚清长沙学者所纂方志对后世影响甚大，以陈运溶贡献为最。陈运溶(1858-1918)，字子安，号芸畦，善化县七里营（今长沙市岳麓区天顶乡清水村）人。陈运溶自幼聪明，18岁即成太学生，授修职郎、江苏补用县丞。但他淡泊仕途，寓居长沙赵家坪（今肇嘉坪），毕生致力于著书、辑书和刻书，尤其对搜寻、辑录湖南古地理、古艺文佚书竭尽全力，终于成为晚清著名的方志学家和地理学家。其时陈家拥有丰厚地产，一直经营长沙八角亭一带的地产。陈运溶自己刻印大量书籍，全是亏本生意，其地租收入为他辑录、刊印古地理佚书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他是在“以商养文，以地养书”。[]

陈运溶对抢救古佚书和收集整理湖南地方文献有一种十分强烈的紧迫感，他说：

两汉寥落，三国权舆。晋、宋、齐、梁，灿然大备。降至陈、隋，流风又坠。自唐徂宋，典册流传，搜采宏富，玉简瑶编，书列百家，目逾千种。四大类书，千秋珍重，包罗万象，总括六朝。荆湘古籍，书卷名标已佚，复存零圭碎壁。赵宋以还，颇难寻绎。《舆地纪胜》记载稍繁。荆湖秘笈……犹甚宝贵。坠典遗文，世资灌溉”，故必“收亡集佚，不越湖湘。业希编柳，念切维桑。[]

为此，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大海捞针式的佚书辑录工作。他在《湘城访古录自叙》中描述了“搜遐剔隐”的艰难：“所赖故称载籍流传，从编残简断之中，寻芳泽遗芬之迹。模山范水，特标一语之奇；咏物摅怀，广辑百家之说。但迹近于创，前无所因，始事为艰，成书恐陋。彼遗文之零落，莫可追寻；若中秘之储藏，无从浏览。余虽不敏，屡欲网罗。因而阅市借人过目者，经千余种，摊笺字著录者约五百条，间有未见之书，以俟拾遗之作。”乃至此书五易其稿，专心十载，“始自光绪十年，迄于二十年乃蒇事焉。”

湖湘方志、地理佚书、名人遗事，经陈运溶辑录后，始现其条理眉目。所著、所辑图书计有《湘城访古录》、《湘城遗事记》、《麓山精舍丛书》、《灵麓山人诗集》、《逸庐文集》等，达数百卷之多，而且都是自辑、自撰、自行刊印，其劳苦程度非常人可以想像。陈运溶除刊印自辑、自著图书外，还刊印了其他湘籍学者的著作，如李梦莹的《薛苈遗诗》等。

陈运溶的功绩没有为后人所埋没，不少文史专家对其作了很高的评价。古文献专家刘纬毅在《汉唐方志辑佚》一书的前言中说：“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收录汉唐方志29种”，“从古籍中悉心钩沉，使人们得以窥见汉唐方志端倪，功不可没。”当代湘籍历史学家何光岳评价《湘城访古录》等说：“记载湘城历史的史籍，尤以记载长沙城的专书最为可贵，如清代陈运溶《湘城访古录》17卷，资料丰富，内容充实，为编写有关长沙历史文化等一系列书籍提供了非常广泛而宝贵的资料。”

《湘城访古录》开笔于光绪九年（1883年），成书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刊印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绘有地图13幅，图表2幅，类述14卷，共17卷，约30万字。卷1为长沙各朝疆域图，卷2为沿革表，卷3为街巷表，卷4至17分别为城邑、坊市、门名、书院、祠庙、宫观、寺院、山、水、往迹、第宅、园亭、冢墓和碑碣。在此书以前，长沙名胜向无记载专书，有关方志也记载得十分简略，而《湘城访古录》对长沙往迹，大至建制沿革、政治风云、军事角逐、名流过往，小至每座寺院、园亭，甚至每条街巷，无不“旁搜群籍，博采名家，穷厥源流，事俱典雅”，引用各种旧籍达400余种。《湘城访古录》首次列出长沙城的街巷表，把当时长沙8座主要城门内的正街、正街两侧的横街记载得清清楚楚，勾画出整个长沙城的街巷格局和走向，并对每条街巷的历史、掌故和街名来历都加以说明。例如他考证“落星田”这一街名的来历，就引用了687年(唐垂拱三年）《上护军庞德威墓志》中“扬别扇于三湘，恩洽落星之境”之句，据此推断“落星”之名可远溯至1000多年之前。

《湘城访古录》仿《江城名迹记》之体例，分门别类记述各类古迹、山川的沿革和现状，共列616个条目，每个条目在概述之后夹附古今名人的有关诗词、游记和其他记载。全书共收录历代名人咏长沙的大量诗词 、文赋。虽然这些诗词文赋，一部分能从今存的古典文献中找到，但陈运溶做了大量的爬疏考订，将其集中在一起，蔚为大观，为后人了解、研究古代长沙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对于同一处古迹、同一处山川，所引不同文献若有不相一致的记述，或文献记载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陈运溶则经周密考证，或亲往勘察，以“按”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看法，以期去伪存真。

尤为可贵的是，《湘城访古录》收录的古诗文中，有的一直不见著录，有的则是原著录已经佚失，陈运溶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例如，位于长沙市西文庙坪的长沙府学宫，元代改为天临路学，并碑刻有《天临路学先贤祠记》。此碑碑文从未见于著录，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陈运溶在学宫明伦堂侧寻得残碑，拓下碑文，后刊刻于《湘城访古录》，才得以传世。

《湘城访古录》全书上下连贯，纵横旁通，条分缕析，既据典考述，又有文学描写；既列举众家之说，又直抒精确己见；既历叙事迹始末，又掺入诗词游记，真实记录了古城长沙2000多年的变迁和发展。自宋元符元年（1098年）直至清末，长沙城分辖于长沙、善化两县，陈运溶把两县合为一城，取名“湘城”是十分恰当的。因为长沙西濒湘江，东有临湘山，秦代长沙始设郡时，郡治即设于湘县（今长沙），汉改临湘县，六朝时置湘州，长沙为其州治，以后各代，长沙一直为湖湘首邑，因此湘城之名一直流传至今。《湘城访古录》大量收录了明代以前有关长沙的原始资料，大多翔实可靠，可补县府志之不载，亦足以纠明清地方志之讹误。如明嘉靖以来所有的长沙府县志书都不述六朝时位于长沙的湘西县，而该书的文字和图表皆明白确指湘西县为今长沙市及望城县湘江以西的地方。

《湘城遗事记》与《湘城访古录》同时开始编纂，刻印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全书分为9卷，分别为人物、游宦、诗话、书画、仙释、鬼神、怪异、方物和故实，共318个条目，约8万字，多从正史和各代笔记文中辑出，并作适当删节和归纳，内容以记述长沙名人和外籍名人为官或流寓长沙的事迹为主，也记叙了不少诗书、仙释轶事，是《湘城访古录》的补充著述。当代学者认为，长沙名人主要出现在清代中后期以后，而《湘城遗事记》则记述了宋代以前44位长沙籍名人，如祝良、刘寿、虞授、虞悝、邓粲、欧阳頠、欧阳询、罗弘信、刘蜕、易元吉、胥偃等等。遗事记还记述了明代以前101位流寓长沙的外地籍名人。这些正好弥补了今人对古代长沙名人认识的不足。

《湘城访古录》和《湘城遗事记》确实起到了陈运溶自己所说的“上可供輶轩之采问，下可助词客之披吟；居人而得操土风，流寓而得知湘俗”的作用，“惟是探源溯流，如读罗含湘中之记，岂仅陶情适性，只作宗炳卧游之篇哉。”晋代罗含所作《湘中记》已佚；南朝宗炳卧游湖湘，写有许多游记，可惜也全部失散，陈运溶这两部书就更觉弥足珍贵了。

陈运溶从19世纪80年代起花了几十年时间和精力辑录、编纂《麓山精舍丛书》，至清末才刊刻完成。全书分为两集。第一集为辑佚类，共86种。包括《周官总义职方氏注》l卷，《晋纪》l卷，《历朝传记》9种，《荆湘记》4卷(含附录)，《荆湘地记)20种，《荆湖图径》36种，《太平寰宇记拾遗》7卷，《太平寰宇记辨伪》6卷，《荆楚岁时记》1卷，《湘中名贤遗集》5种，《陶阁史诗集》3卷(含附录)。第二集为释地类，共4种。包括《后汉书大秦国传补注》l卷，《古海国遗书钞》，《大清统一舆图海道集释》7卷，《亚欧两洲沿岸海纪要》3卷(含末一卷)。

两集中以第一集文献价值最大。辑佚之书包括3类。一是已佚湖南及湖北部分地区的古方志，数量最多；二是已佚湖南历朝传记；三是已佚湖南文集。

陈运溶将元代以前已佚古方志，从有关类书，史地典籍中的引文中一句、一条或和一段辑录出来，编成《荆州记》3卷附录1卷，《荆湘地记)26种26卷，《荆湖图径)36种36卷，共66种69卷。如《荆州记》就引用了《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初学记》、《艺术类聚》、《北堂书钞》、《史记》、《后汉书》、《晋书》、《通典》、《文选》、《世说新语》、《山海经》等23种书。陈运溶辑录古方志，不是简单地过录其引用原文，而是以其为线索，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然后加以分析、考证和甄别，提出自己的观点，或在原文后加注按语，或在一书的序言中加以说明。如在《荆州记》的序中说：“《荆州记》三卷，《隋书经籍志》云‘宋临川王郎盛弘之撰。’考弘之《宋书》无传，其事迹莫详。唐杜佑《通典》州郡部云‘凡言地理者，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如诞而不经，遍记杂说，何暇编举。’注曰‘谓辛氏《三秦记》，常璩《华阳国志》，罗含《湘中记》，盛弘之《荆州记》之类，皆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参以他书，则多纰缪，既非通论，不暇取之矣。”经陈运溶辑录的湖南(包括现属湖北省的部分地区)古方志，为我们研究该地区古代有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历史及研究两湖地区方志源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如著名方志专家张国淦在其所著《中国古方志考-湖南省》中就引用了陈运溶所辑《湘中记》、《桂阳记》、《长沙图经》等达49种之多；《中国古方志考·湖北省》中也引用了陈运溶所辑《荆州记》、《荆州图径》等ll种。

《麓山精舍丛书》第一集中还辑录了已佚的《湖南历代传记》9种和《湘中名贤遗集》5种。《湖南历朝传记》共辑录了春秋、战国、两汉、三国等历代湖南名人55人。9种传记分别为：(晋)张芳《楚国先贤传》，(晋)刘彧《长沙耆旧传》、《零陵先贤传》、《武陵先贤传》、《武陵十仙传》，(吴)张胜《桂阳先贤传》、《桂阳列仙传》，(魏)《桓阶别传》，(晋)《罗含别传》等。《湘中名贤遗集》则包括：(蜀汉)蒋琬《蒋恭侯集》l卷，(蜀汉)刘巴《刘令君集》1卷，(魏)桓阶《桓令君集》l卷，(晋)车胤《车太常集》l卷，(晋)谷俭《谷俭集》l卷等。陈运溶辑录的这些传记和文集，为后人研究湖南历史人物和湖南文学史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珍贵史料。

六、其他文化成就

同光年间长沙官坤的种种“卫道”行为，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但客观上造就了长沙文化事业的发展。其文化成就为长沙乃至整个湖南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历史典籍，为今人了解和研究古、近代长沙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以及湖湖文化的渊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历史资料。这些文化成就主要有:

（一）地方志的大量编修

“同治中兴”，盛世修志，长沙地区也不例外。同光年间长沙府各县州都掀起了一轮修志的高潮，这一时期修定的地方志有同治《长沙县志》、光绪《善化县志》、光绪《善化县地理课程》、同冶《浏阳县志》、光绪《浏阳乡土志》、同治《续修宁乡县志》等等。

同治十年（1872年)版《长沙县志》由知县徐淦，李惟丙倡修，继任知县刘采邦主修，署知县陶燮成、潘清、王述恩接修。刘采邦，江西泰和人，举人，同治六年长沙知县；张延珂，长沙人，增贡生，著有《知务山房文集》6卷等。该志自同治六年经始，至十年观成，时阅五载，历经六员，为邑绅张延珂等4人所纂辑。全书凡30门，36卷，约40万字，内容涉及星野、沿革、疆域、山川、津梁、水利、公署、赋役、保息、积贮、学校、典礼、秩祀、兵防、风土、职官、名宦、政绩、选举、人物、忠义、耆寿、列女、流寓、古迹、寺观、仙释、祥异、艺文、拾遗等。此志续修，“斟酌删改者，具有卓识，义颇精审”。如“旧志以普济、育婴两堂，并养济院，附诸赋役之后，门类颇不相属，且近复添置同善等堂暨接婴局诸慈善之所，义举频兴，自应分类标目，本周礼以保息六安万民之意，将新旧各堂详纪日保息，此二门之增，良为允当。又如星野门之删繁复十数条，沿革门之删洪荒断自唐虞始，风土门之删本草繁文之类。至艺文虽访取成书，亦仅纪其集名卷数，防冗滥也，选举于虚衔则严限品级，封典必验其诰轴部照，慎名器也。是皆能见其远大，言简意赅，洵可称志中之佳构，刘序称之，谓岂特备一方之掌故，为往事之明徵，将使官斯土生是邦者，习俗而资政教，观纪战而动劝惩，于扶世冀教，不无小补，虽近于过署，亦岂得全目为谀词也哉。”[]综观是志义例严谨，史事翔实，取材慎密，是清末湖南方志之上乘。

光绪三年（1878年)版《善化县志》由署知县冒沅主修，按所纪主修者，尚有署知县吴兆熙、黄世煦二氏，纂辑为邑绅张先抡等，盖续嘉庆旧志而成。吴兆熙，湖北江汉(今武昌)人，监生，光绪元年善化知县；冒沅，江苏如皋人，监生，光绪三年善化知县；张先抡，善化人，监生。该志凡28门，34卷，约30万字，内容涉及星象、沿革、疆域、山川、水利、津梁、人物、 忠义、耆寿、列女、古迹、祠庙、艺文、祥异、丛谈等。“条目较为清晰，类别亦免纷歧，良为允当。至所谓厘其序类，慎其体例。及王言纶章，不入艺文，就各门显系之文，以次巷截，具见谨严，余则虽无大可称述者，第图复正讹，增其所应增，率由旧章而词不费。”[]古迹记l60余外，冢墓100余座，祠庙370余所，且问附前人吟咏诗歌；人物按时代编排，先举各载科举人才；兵防详记咸丰以来练勇团防之法，详异记善化历代水旱蝗螟、兵戈人祸。综观全书，删复正讹，文省事多，体例清晰，也是为清末湖南方志之上乘。

同治十年（1872年)版《浏阳县志》由王汝惺等修，邹悛杰等纂。王汝惺，山东渚诚人，拔贡生，同治五年浏阳知县。邹峻杰，原名见龙，又名振杰，字云阶，宁乡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京畿道监察道察御史，广西浔州府知府，著有《听春雨轩杂稿》、《奏稿》各1卷。该志上承浏阳明清诸旧志，本嘉庆《浏阳县志》，新增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史事，始修于同治六年（1867年)，同治十年（1872年)付梓。正文凡l4门112目，24卷，约30万字。分图考、舆地、营建、食货、学校、祀典、兵防、祥异、职官、选举、人物、列女、艺文、杂志等。图考列县境、城池、万岁亭、县署、县丞署、建置等22图；津梁记桥梁400余座、津渡120余处，突出了浏阳“溪河问多建石桥，江东西率以舟渡”的特点。是志据嘉庆志增益变通尤多，如祀典增昭忠祠；兵防添团防纪略；祥异记水旱虫灾数百次，并附御灾纪略；赋役增豁粮纪略，详载明清两代浏阳田粮赋税增减豁免情况；兵事改编年体为断事编，详记道光、咸丰年问浏阳正义堂起事及太平军在浏阳的活动情况；学校详记浏阳礼乐局设立之始末；物产记浏阳特产土纸、茶油、苎布鞋、土布、花炮等名牌产品10余种。该志卷首列图20有余，颇见纂修之创新意图。

同治六年（1867年)版《续修宁乡县志》由郭庆飓修，童秀春纂。郭庆飚，字玉生，湖北黄陂人，举人，同治二年宁乡知县；童秀春，字伯雍，号圭农，宁乡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充国史馆协修。该志上承嘉庆《宁乡县志》，下续道光、咸丰、同治近事，始修于同治五年（1866年)，次年冬完稿付梓。正文凡4门41目，44卷，约40万字。地理疆域附险要图，并载历代用兵重地；选举列保举，兵防记团练，赋役附仓储、官田、官地；人物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尤重忠孝节烈，有裨于当时的社会政教。

（二）《船山遗书》的刊刻

同治四年（l865年)和光绪十三年（1887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分别在南京和湖南刻印和补刻了《船山遗书》，l864年7月，曾国荃统率湘军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不久设立官办的刻书机构金陵书局(后改名江南官书局)，遂将刊刻《船山遗书》事务移于金陵。迄1865年11月，全书板片刻竣，共计56种，分经、史、子、集四部，仍称《船山遗书》。在此过程中，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始终给予大力关怀和支持。当刊刻过程中，他为之搜求散落各地的船山遗书，如《书经稗疏》3本、《春秋家说》l本，就是他托时任太仆寺卿的刘崐从京城文渊阁抄出的。书版刻竣后，他亲自校阅刷样，并为作序。《序》中自称，他曾校阅了《礼记章句》、《张子正蒙注》、《读通鉴论》、《宋论》，及《四书》、《易》、《春秋》诸经稗疏、考异。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序》中指出，孔孟儒学的核心是“仁”、“礼”二字，所谓“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而王船山著作数十万言的宗旨也可归结为“仁”、“礼”二字，所以他认为王船山承继了孔孟正脉，其学说可以被用来“纲维万事，弭乱世于未形”。全书刊出后，曾国藩将其分送他所“素契”的亲朋好友，[]其中不乏显贵清要之员，使《船山遗书》得以迅速传播于世。光绪十三年（l887年)，湖南船山书院又补刻了《龙源夜话》、《忆得》、《姜斋诗编年稿》、《姜斋诗分体稿》、《姜斋文补稿》5种，计6卷，亦归并于金陵书局本《船山遗书》之内，使全书合共62种，298卷。

在《船山遗书》整理刊布的同时，王船山生平事迹和思想的研究与宣传也逐步取得了发展。如同治五年（1866年)，分担《遗书》校雠工作的刘毓嵩编撰刊布了《王船山先生年谱》，这是王船山逝世后第一本年谱，为人们了解和研究王船山生平及思想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资料。同治九年（1870年)，郭嵩焘在主持长沙城南书院时，向巡抚刘崐进言，于书院附近“张南轩祠”旁建立船山祠，专祀王船山；继之，光绪七年（l881年)，他又于“曾文正祠”旁创设思贤讲舍，在讲舍内安置王船山木主，每逢王船山生日，定期举行“会讲”，以表崇奉、广宣传。

（三）《湖南文征》的编纂

《湖南文征》是继道光年间湖南新化人邓显鹤编纂《沅湘耆旧集》后的又一鸿篇巨制，如果说《沅湘耆旧集》为湖南诗歌总集，那么《湖南文征》则为湖南文章总集。同治十年（1871年)由罗汝怀编纂的《湖南文征》刊成。《湖南文征》集自元代以后600余年长沙及湖南名人之文4068篇，作者800人，仿《中州集》例，人为之传，誉为楚南文献之巨观。曾国藩为之作序曰：

兹编所录，精于理者，盖十之六；善言情者，约十之四；而骈体亦颇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据之文，搜集极少，前哲之倡导不宏，后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学，稽《说文》以究达诂，笺《禹贡》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据家之说。而论文但崇体要，不尚繁称博引，取其长而不溺其偏，其犹君子慎于择术之道欤?

湖南巡抚李瀚章亦序曰:“得此与《沅湘诗集》并垂天壤间，以无坠鬻熊、倚相、屈子、濂溪之流风遗韵。”

罗汝怀(1804-1880)，字研生，晚号梅根居士，长沙府湘潭人。少时就读长沙城南书院，居长沙荷花池，筑荷花池精舍。1837年(道光十七年)拔贡。时已笺疏经书多种，曾国藩、何绍基誉其著述有“函朝经师之遗风”。翌年赴京，沿途考察山川险要、风土、利病，将所见闻与前人记载不合者，随时记录，写成《北游记里录》4册。在京与湘籍文人汤鹏、何绍基等交往甚密。及廷试落第，乃返湘，主讲醴陵渌江书院2年，以亲老辞归。此后就近授馆，并与杨季鸾、邓显鹤、唐鉴、黄本骥等交往，砥砺学行，奖掖后进。从此绝意科举，专治经学，并注重经世之学。其论述团练、积谷、保甲、禁烟等文，颇为湖南当局所重视。同治初年，罗汝怀纳资候选内阁中书。时诏编《忠义录》，纪湘军阵亡官兵，因专力此事。数年间辑成湖南《褒忠录》84卷。从此不再笺疏经书，而留心湖南故实，专事辑录《湖南文征》。

《湖南文征》共200卷，其中姓氏传4卷，元明文54卷，清朝文135卷，补编1卷。全书所收录文章均按体裁类别分卷编排，分别有疏、策、议、解、说、论、记、序、跋、书、传、记、神道碑、墓志铭、祭文、襍文、尺牍、公牍、赋、表、颂、铭赞、释、考、辨、小序、启、行状、诔等。罗汝怀强凋，他编的是文征，而不是文选，目的是“网罗放佚”、“搜集散亡”，不敢“妄言鉴别”。因此，收文的标准较为宽泛，使该书尽可能多地保存众多湖南士子的各类文章，达到“以文存人，以人存文”之目的。其实， 罗汝怀对收录文章还是有一定标准的，他定下“发明经史，敷陈政术，考见风俗，能说山川，可备掌故”的主旨，尚实而不尚虚，选录“有意义可取， 有故实可循”之文。[]地方志中一些非名家所作的“山水祠庙廨舍津梁纪事”之文，往往不为清流们所重视， 《湖南文征》却一鳞半爪地从旧志辑出，“故书中记文最多”。这些能“考见风俗，能说山川，可备掌故”的文章，其史料价丝毫不逊于文学价值，它为今日编写湖南经济史、城市史、教育史、社会史、宗教史，乃至湖南通史提供了可贵的历史资料。

（四）书局的盛行及其著书、刻书活动

同治、光绪年间，长沙书业活跃，先后成立了湖南书局、传忠书局、忠义书局、尊经书局、思贤书局、章经济堂、三让堂等25家书局、书店。清代长沙的书店大致分为4类：一是官办或官绅合办的书局；二是原有的从事刊刻雕版书的书肆；三是以经营“新学、时务书”为主的新书局；四是光绪初年出现的古旧书店。这些书局大都集中在今南阳街、府正街、玉泉街一带，当时称之为“书店街”，后人将其统称为“南阳街书市”。[]

书局卖书，也兼刻书。当时刻书最多的当数王先谦主持的思贤书局。 王先谦与有关当局商定，每年从长沙盐务公所中拨六百金作为刻书基金，保证了古籍整理、出版、印刷有可靠的经费来源。在思贤书局存在的30年中，先后刊刻书籍78种(包括7种大型丛书和类书)，刻书之多，规模之大，大大超过当时刻书40种的湖南官书局，接近于晚清时期刻书81种的叶德辉观古堂，在湖南出版史上有重要影响。思贤书局先后刻印了《十三经注疏》、皮锡瑞《皮氏经学丛刻》、顾炎武《音学五书》、郭嵩焘《礼记质疑》、《大学章句质疑》、《中庸质疑》、王先谦《荀子集解》、《庄子集解》、姚鼐、王先谦编《正续古文辞类纂》、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对于尊崇先贤的学术思想、保存和弘扬湖湘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思贤书局还校刻了多种实用性较强的地理、医药和经济著作，如毕沅《三辅黄图》、王先谦编《合校水经注》、胡庆宣《水道源流》、屠道和编《本草汇集》、桓宽《盐铁论》等。另外，还有少数关于外国的史地著作，如王先谦《日本源流考》，曹典球编《外国地理讲义》，这些著作在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前来宰割中国领土的形势下，客观上为当时提倡实学、了解世界、振兴民族起了积极的作用。王先谦《日本源流考》序中说：“日本取法西方，曾不数年，屹然为东方强国，其内政措施，不外乎发展农桑、工业、商业。”他通过总结日本强盛的经验教训，作为中国的借鉴。清政府官员在一份奏折中称赞这本书对于日本的治乱得失、政事学术，都能窥见本原，实属学有家法，精博渊通，淹贯古今，受到当时各界的重视。[]

同光年间长沙著书、刻书活动空前繁荣。据不完全统计， 同光年间今长沙地区传世著述有500余种。长沙有丁取忠、周寿昌、张百熙、杨恩寿等16家220余种；善化有劳崇光、陈运溶、皮锡瑞等65家100余种；浏阳有欧阳中鹄、谭嗣同等40余家50余种；宁乡有周汉、隆观易等60余家l00多种。[]内容涵盖经学、理学、算学、史学、戏剧、诗文等各个领域，兹列举重要著作如下:

《读易识》不分卷，唐鉴撰， 为唐氏晚年著作之一，光绪刻本。唐鉴(1778-1861)，字栗生，善化人，唐仲冕子，曾国藩师，官至浙江布政使，一度代行两江总督事。是书卷首系辞传、说卦传若干条，次六十四卦若干条，4万余字，是为唐氏晚年著作之一。

《大易图解》l卷，萧寅显撰，光绪刻本，为萧注解发明易经之论著，曾以其书与及门弟讲论，书稿几经删节增补，未尝稍辍，殁后以书授门人丁取忠，丁取忠据稿本刊行于世。萧寅显(1757-1851)，字仲篪，善化人，不事功名，究心易学，另撰有《易象阐微》5卷。

《读易通解》l2卷，丁叙忠撰，1871年(同治十年)丁氏白芙堂刻本。丁叙忠，字秩臣，长沙人，卒于同治末年。是书原名《读易初稿》，于1863年(同治二年)以活字刊行于世。其说易大要，贯通经义，俾卦时爻位前后次第相承，注释较诸家有所发挥，为清代注易佳本。

《尚书离句集说》3卷，徐子珍撰，光绪刻本。徐子珍，清浏阳人，治尚书，工诗文。《浏阳县志》称《离句》依文训义，大概以蔡传为宗，集说总论杂取颖达孔氏、程子、朱子、南轩张氏、伯恭吕氏、深宁王氏、西山真氏之说为多；其古今文诸本异同阙文疑义，问附录于各篇之后。

《周易象义串解》6卷，罗昌鸾撰，光绪刻本。罗昌鸾，长沙人。是书称不用汉儒纳甲等法第，且口内卦、外卦、互卦、变卦反复推求，而以说卦传证之问，有苟、郭两家之所拟参之，旁推交通，觉有发前人所未发者。

《易学举隅》4卷，陈本淦撰，光绪刻本。 陈本淦，长沙人。《长沙县志》称，本淦以经术友教四方，前后掌教陕西横渠、古萃两书院，专精易学，汇览古今解易象数诸书，编纂成帙。

《仪礼丧服辑要》l卷，张华理撰，光绪刻本。张华理，长沙人，治《仪礼》，还著有《丧服今制表》l卷。自序称《仪礼丧服篇》以服为纲，以人为目，后儒遵用其式。

《丧服今制表》1卷，张华理撰。自序称：窃见我朝丧服之制，监宋明而损益之，据《大清通礼》复加厘正，爰遵新例，胪列成表，仍以人为纲，以服为目，书死者于前，而备列生者于后，区分九世，以清眉目。

《魏文忠公年谱》l卷，王先恭撰， 1883年(光绪九年)长沙王氏刻本。王先恭，长沙人，工文史，有《魏文贞公故事拾遗》等书行世。王先谦自同治六年(1867)自湖北寄归写本《魏郑公谏录》一书，总其岁月可考者，编为《年谱》1卷，刊刻行世。

《律音汇考》8卷，邱之稑撰，光绪刻本。 邱之稑(1871-1850)，字谷士，浏阳人，由监生议叙八品官。喜读书，好音乐，通律吕，道光九年(1829)主持浏阳文庙乐舞，博采群好，辨别正失，著《丁祭礼乐备考》、《律音汇考》行世。

《盾墨》4卷，汤彝撰，光绪刻本。是书乃汤彝在广东粤督卢敏肃坤幕中参议军事时所作。是其书作于清道光十二三四年，而记考诸篇，多编入文集。汤彝，善化人，曾在两江总督陶澍幕参与盐务、漕运等改革。

《长沙岳麓书院续志》4卷，卷首l卷，卷末l卷，丁善庆纂修，1867年(同治六年)刻本。丁善庆，字伊铺，号养斋，清泉(今衡南)人。主讲岳麓书院20余年。是志纂修于同治六年，纪事亦止于是年。

《长沙岳麓书院续志(补编)》据丁善庆《岳麓书院续志》补遗，《补编》自成一篇，排列于《岳麓书院续志》之后。1873年(同治十二年)新刊，岳麓书院半学斋藏板。收录《重修岳麓书院碑记》、《修复书院札》、《修复文庙亭台庙宇札》等l7篇文章。

《湘城访古录》l7卷，卷首l卷，陈运溶编纂，1894年(光绪二十年)长沙学院街萃文堂刻本。是书编纂于光绪十年(1884)，至二十年(1894)完稿成书付梓，首列汉唐以来长沙古城历史疆域图12幅，治革表、街巷表二，共分l4类，约38万字。

《苏常日记》l卷，瞿元霖撰， 长沙瞿氏丛刊之一。瞿元霖，字春陔，晚号天逸道人，长沙人，咸丰举人，咸丰年间官江苏苏州、常州等处。日记为 1857年8至12月日记，详记苏州、常州、镇江等处太平军与湘军战争史事，是一部珍贵的近代历史文献史料书。

《粟布演草》l卷，补l卷，丁取忠撰，1874年(同治十三年)长沙丁氏古荷花精舍刻本。是书用高次方程解整存零取的复利息问题，名于一时。除同治刻本外，还有龙文书局石印本、文澜书局石印本。

《韩非子集解》20卷，卷首l卷，王先慎撰，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湖南思贤书局刻本。王先慎，字慧英，长沙人，清末官教谕。是书用王先谦集解《荀子》之法来集解《韩非子》，由王先谦作序。

《五大家文粹》不分卷，徐德立辑选，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长沙徐氏石耕山房家塾校刻本。徐德立，长沙人，喜辑选刊刻明清名人著作。是书收录明归有光《震川文粹》、清汪琬《尧峰文粹》、清方苞《望溪文粹》、明唐顺之《荆川文粹》、明王遵岩《遵岩文粹》等5种。

《艺苑零珠》6卷，附《经史总论》1卷，李象梓纂辑，1889年(绪十五年)刻本。李象梓，字星幌，长沙人，治经史，工诗文。是书前有族孙李梦莹序。卷一：天文、岁时、地理、宫室、职官、选举；卷二：宗族、闺阁、交际、人品；卷三：人事、文学、文具；卷四：服饰、珍宝、乐器、饮食、用物；卷五：花卉、草木、果部；卷六：禽部、兽、鳞介、虫豸。从其编目及内容来看是书为类书，是一部罕见的湘人著作孤本。

《逸庐文集》l卷，陈运溶撰，是书分序、跋、记、传、墓志铭、赋、词等类。计有《湘城访古录序》等23篇；《太平寰宇记辨伪跋》等4篇；《先宅记》2篇；《金台公传》等5篇；《从弟翰仙墓志铭》、《拟庾子山春赋》等14篇；秋心词、《月上海棠》等6篇。合计收录陈氏诗文词赋54首(篇)。

《梅墅诗钞》8卷，张启鹏撰，道光刻本。张启鹏，字幼溟，号蔗泉，长沙人，工诗文词赋，有诗文集行世。是书前有湖北监利王柏心和星沙黄渌为谈斋序。是书收录张氏诗作590余首。

《守默斋诗稿、杂著》，何应祺撰，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重刻本。何应祺，字镜海，善化人，湘军将领，晋布政使衔。书前有 1866年(治五年)何应祺自识和1871年(同治十年)何应祺撰《守默斋续刻诗文稿序》，两书收录何氏诗文360余首(篇)。

《西问诗草》3卷，庐咏清撰，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宁乡廖氏珠泉草庐刻本。庐咏清，字邵常，宁乡人。是书收录庐氏诗作290余首。

《有真意斋诗集、香奁》，共 7卷，贺祥麟撰， 1867年(同治六年)桐荫书屋刻本。贺祥麟，字麓桥，浏阳人。是书是书收录贺氏诗作710余首。

《存知堂诗集》3卷，刘兆涵撰。刘兆涵，字梅村，浏阳人，幼工诗文词赋，有《存知堂诗集》行世。涂昌振称其诗为平民主义诗。卷上七言古诗《横山行》并序，记咸丰五年(1855)太平军攻打瑞州史事，有史料价值。是书共收录刘氏诗词330余首。

《芝霞庄诗存》5卷，黄锡彤撰， 1875(光绪元年)刻本， 王闿运序。王序称其诗：“五言诗与王船山、魏默深先后相映，皆能为五言。”黄锡彤，字晓岱，善化人，咸丰进士，官监察御史。是集收录黄氏诗作310余首，附其子黄之峻文章17篇。

《困知堂诗集》2卷，《乐府解题》l卷，常泽癸撰， 1872年(同治十一年)刻本。常泽癸(1846-1871)，字对庭，号雅仙，别号继和，又号洞阳天隐。工诗古文辞，有《钱币通考》l0卷、《官制考》12卷、《扪虱山房词钞》2卷等。是书收诗87首。

《怡芬书屋诗文词集》，计《怡芬书屋诗草》l0卷，《续稿》l卷，《词稿》l卷，《试贴》l卷，易棠撰，罗汝怀序。易棠(1794-1863)，字念园，善化人，居长沙桂花井易家巷，道光进士，官至陕甘总督。是书共收易氏诗文词赋500余首(篇)。

《昧闻斋遗草》5卷，李象鹄撰， 1877年(光绪三年)重刻本， 并附《岳麓诗钞》所收录之诗于末尾。李象鹄，字化圃，长沙人，工诗文词赋。是书前有 1805年(嘉庆十年)欧阳厚均序，共收录李氏诗作200余首。

《味诗颐年馆半讽草》2卷，康卓撰。康卓(1801-1894)，字筠储，晚年自号迁叟，室名味诗颐年馆，长沙人，清附贡生，候选训导，长沙名儒。卷上为古今体诗，卷下为今体诗，合计上下两卷共收录康氏古今体诗350余首。

《枿芝诗集》2卷，张九思撰，1858年(咸丰八年)长沙刻本。张九思，字聿修，号竹轩，乾隆优贡，官宁远训导，工诗古文辞。书前有清星沙后学每田陈士雅序，合计收张氏诗l92首。

《苍茛诗文词集》，计《词集》l0卷，《文集》6卷，《词》1卷，《附录》4卷，孙鼎臣撰，咸丰年间刻本，吴敏树序。孙鼎臣(1819-1859)，字子馀，号芝房，善化人，道光进士，曾任道光帝实录纂修，充日讲起居注官，晚年主讲长沙城南书院等。全书共收录孙氏诗文词赋630余首(篇)。

《南楚诗纪》4卷，《外编》l卷，彭开勋撰， 1851年(咸丰元年)彭氏述古堂刻本。彭开勋，字勤彝，宁乡人，工诗文词赋。本书收录湖南各府州厅县山川陵墓、名胜古迹纪胜诗400余首。其中长沙有《罗洋山》、《书堂山》、《息机园》、《水陆洲》等71首，宁乡有《大沩山》、《北山》、《沩水》、《蒋琬故宅》、《易祓古宅》、《张魏公父子墓》、《汤泉》等38首。一地一诗，详加诠注，是实为难得之湖南纪胜诗集。

《咏花山人性影》2卷，寻乐撰，清末刻本。寻乐，字希颜，号心斋，又号咏花山人，浏阳人。是书收有《大水行》、《湘中竹枝词》、《西湖竹枝词》、《鸦片烟》等600余首。

《所园诗存》2卷，鲁武茂撰，顾曾炬、何京元编， 1887年(光绪十三年)刻本。鲁武茂，字苍岩，号劲松，长沙人，清国子监生，赠奉直大夫，工诗文。是书卷上有《赠别剑师》、《南岳山中口占》等50余首；卷下有《舟过浏阳观音滩》等30首，共收鲁氏诗80余首。

《罘恩草堂诗》4卷，隆观易撰， 1879年(光绪五年)长沙刻本，陈宝箴序。序称：“宁乡隆君无誉，诗人也，为诗坐三十年，屡变其体，得诗逾六七千首，今存者，亦千首有奇。” 隆观易(1839-1878)，字无誉，宁乡人，一生专事吟咏。是集共收隆氏诗486首。

《退思轩诗集》6卷，《补遗》l卷，张百熙撰，清末刻本。张百熙(1847-1907)，字冶秋，长沙人，同治进士，历官工、礼、吏部尚书，充管学大臣，主持京师大学堂。是书共收录张氏诗350余首。

《思益堂诗文词钞》，计《思益堂诗钞》6卷，《古文》2卷，《词钞》l卷，《日札》l0卷，周寿昌撰， 1888年(绪十四年)刻本，王先谦序。周寿昌(1814-1884)，字应甫，长沙人，道光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内阁学士。全书收录周寿昌诗文词赋日札1260余首(篇)。

《杨勇悫公遗集》l6卷，杨岳斌撰，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问竹轩刻本。杨岳斌(1822-1889)，字厚庵，善化人，湘军水师将领，官至陕甘总督，赠太子太保，谥勇悫。全书收录杨氏诗文奏稿440余篇(首)。

《师伏堂诗文词集》，计《师伏堂骈文》4卷、《诗草》6卷、《咏史》l卷、《词》1卷，皮锡瑞撰，1904年(光绪三十年)刻本，皮锡瑞著。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善化人，光绪举人，维新派人士，晚年讲学湖湘，博贯群经，创通大义，工诗文，今文经学造诣很深。著有《师伏堂丛书》、《师伏堂笔记》、《师伏堂日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