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世纪60至90年代长沙传统社会的缓慢变化

第四节  长沙思想文化的兴盛

一、郭嵩焘和曾纪泽的洋务思想

（一）郭嵩焘的洋务思想

洋务运动期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代表人物的思想变化仍然保持在封建统治所容许的范围内，而郭嵩焘(生平见本章第二节)则第一个以“独醒者”的勇气在洋务运动内部提出了突破洋务派思想樊篱的异端思想。[]

郭嵩焘早年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颇深，对封建社会的腐败政治和思想专制多有揭露。鸦片战争后，他开始留意洋务和西学，接触了许多西方人士和西学知识，成为了洋务运动的上层人物和主要理论家。在驻使英法期间，他抱着“苦穷年而莫能殚其业”的态度接触和学习西学。这使他在洋务派中较早和较多地直接了解到西方社会各方面情况，也使他更多地看到洋务运动的一些弊端，从而使他成为洋务运动和清政府内外政策的一个批评者。他死后，严复曾评价他“人世负独醒之累”。

郭嵩焘“负独醒之累”是在国门已经打开，洋务运动已经开始多年的情况下。他所负之“累”不仅来自于坚持闭关锁国的顽固派，而且也来自于主张“师夷长技”的洋务派。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他对世界形势和西方文明的认识不仅与顽固派大相径庭，也与大部分洋务派人士大异其趣。鸦片战争后，郭嵩焘通过阅读如《海国图志》一类介绍西学的书刊、结交外国领事和传教士等途径，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所面临的局势以及西方文明有了与常人迥异的认识。他对中国所面临的“夷患”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西方殖民主义“乘中国之衰敝，七万里一瞬而至”，对中国进行侵略，且“其势日逼，其患日深”。他认为：“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也就是说，虽然西方侵略给中国带来了危机，但随之而来的西学也将使中国发生巨大的、影响深远的变化，只要真正了解它，并使其为我所用，就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利益。这种认识反映了郭嵩焘对待西方文化的一种理性的态度。他还说：“中国之制服外国，在因彼之所长而用之。”因此，他极力主张各级官吏都要了解西方情况，主张大量翻译外国书籍，认为这些对加强海防和国计民生都有很大好处。然而，使他感到忧虑的是，朝廷上下“于夷事无一知者”，“自西洋通市中国，中国情形，彼所熟悉，而其国之制度虚实，中国不能知”。[]他尤其对朝廷采取的外交政策表示极大的不满：

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服，而中国一味蠢。[]

他认为这种“怕”、“诈”、“蛮”、“蠢”的外交政策源于朝廷对洋人“不能知其情”，因只有通其情、达其理，才能“凡洋人所要求皆可以理格之，其所抗阻又皆可以理通之”。

正是出于“通其情，达其理”的需要，郭嵩焘无论在国内还是在驻使英法期间，都非常注意了解西方各国的情况。同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非常精通。这为他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提供了条件。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他对当时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的中西文化观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在《条陈海防事宜》中说：

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有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

基于上述认识，郭嵩焘认为当时的洋务运动的决策者们企图用传统的“羁縻之术”对付洋人，然后买点洋枪洋炮，学点洋人技艺，就能“自强”、“求富”，只不过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他认为西方的政治教化、用人行政、工商财税、用兵制器各方面都值得学习，要“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正因为如此，他在驻使英法期间抱着“通察洋情”的态度，对西方各方面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对中西在上述各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

在经济方面，郭嵩焘不仅注意到西方技术文明的发达和经济的富强，而且以更大的热情关注英法等国的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以探索“泰西富甲天下”的原因。他在听取关于英国赋税制度的介绍后深有感触地说：“西洋赋敛繁重，十倍中国，惟务通商贾之利，营立埔头，使其人民有居积之资，交易数万里，损益盈虚，皆与国家同其利病，是以其气常固。”[]

他认为英国的赋税制度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其收人大都用于“开河、修路及添设学馆”等，是“使其民共之”，而且还在于通过赋税来刺激商业贸易的发展，“使其人民有居积之资”，这正是决定“国家强弱之势”的重要原因。同样，他在了解了英国的邮政制度后对邮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这种制度“专为便民也，而其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

郭嵩焘从“利民”、“便民”、“富民”与“富国”、“强国”的关系中找到了“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的原因。因此，他主张中国也要仿效英法，“求富于民”。他多次与人讨论国家富强之道，认为“中国要务在生财，宜以开采制器等事委之于民，而官征其税”，“尤务使商情与其国家息息相通”。

郭嵩焘还进一步认识到国家的富强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在谈到英国所得税法时，有人曾说：“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郭嵩焘非常同意这一观点，认为“此论至允”。当有英国人建议“中国铁路必得及早兴办，尤莫如多遣少年子弟赴西洋学习”时，他不无隐衷地说：“其言至为明切，惜乎中国之不足以语此也。”[]这说明他对专制制度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是有一定认识的。

正因为这样，郭嵩焘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特别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西洋君民尊卑本无区别”，而这一点是“中国圣人之教所必不容者”。他以欣赏的口吻介绍了英国的言论自由：

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互相驳辨，皆资新报传布。执政亦稍据其所言之得失以资考证，而行止一由所隶衙门处分，不以人言为进退。所行或有违忤，议院群起攻之，则亦无以自立，故无敢有恣意妄为者。当事任其成败，而议论是非则一付之公论。[]

他虽然没有将西方政治制度与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相比较，但当他把这种制度与中国夏、商、周三代的圣贤之世相比，并认为即使三代之世也没有这种政治教化之美时，我们不难看出他潜在的倾向性。实际上，他并没有非常着意掩盖这种倾向性。他曾多次借英国报纸和政界要人的言论对土耳其的专制弊政进行揭露，并认为这种弊政“与中国如出一辙”。[]

郭嵩焘对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专制制度的比较不仅仅拘泥于具体制度的比较，他还将这种比较上升到政治哲学的高度。他认为，中囯自“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但是，“圣贤”政治毕竟比不上民主政治：

圣人以其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身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颇疑三代圣人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歉者。……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德耆，专于已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耆，人已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

郭嵩焘还从文化教育的角度比较了中外的异同。他在与西方各方面人士打交道的过程中深感西方“政教修明，而人才因以日出”，[]而人才日出的重要原因还在于教育。他说：“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因为“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英法等国都很注意考察各类学校。通过考察，他认为西方学校“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因此其“学问日新不已”。他特别对英国学校的教学内容感兴趣，认为地理、植物、动物、机器、工艺、数学、簿记等课程“皆中国士大夫所未闻见者也”。正因为如此，英国的受教育者可以“各就其才质所长”，“终其身以所学自效”，为自己的国家服务。

对比之下，他深感中国传统教育之落后。在出国以前，他就对中国传统的“时文小楷”教育导致“国家之无人”多有揭露。在考察了西方国家的教育后，他对中国传统教育的虚浮无用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因此，他主张中国要改革传统的教育，以各种途径培养通西学、行西法的各方面人才。一方面，他建议“宜先在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并认为“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另一方面，他又主张“饬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资其费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考求仪式，通知语言文字，而后遣赴外洋，各就才质所近，分途研习”，“以求实用”。[]

郭嵩焘对中西文化异同的比较还深入到伦理观念领域。他注意到西方以基督教精神为基础的伦理观念与中国儒家伦理观念的区别，认为“中国圣人之教道，足于己而无责于人……其道专于自守”，是一种内向的保守型伦理观。而西方基督教“为教主于爱人，其言曰‘视人犹己’”，是一种外向的进取型伦理观。“专于自守”的儒家伦理只满足于自我约束而不重视对他人的责任；“主于爱人”的西方基督教伦理则非常重视人的社会责任和价值，认为人生活在世上就有“成其事业”、“继事述志”的责任，进而自认为天的儿子，把“并立于天地之间”的所有人看做兄弟。这说明郭嵩焘已经隐约领悟到西方伦理观中的人文主义和平等、博爱的原则。他虽然认为西方伦理观“不足为师道”，但还是认为它“较之中国固差胜矣”。[]这种对西方伦理观的评价实际也是对中国传统伦理观的一种反省，这种反省在当时的封建士大夫中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郭嵩焘还对西方的科学哲学思想有所认识。他在驻使英法期间的日记中对古代希腊各哲学流派，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安提西尼、第欧根尼、伊壁鸠鲁等人的哲学观点进行了介绍和评价，培根、伽里略、牛顿、孔德、笛卡儿、莱布尼茨等西方近代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名字和思想观点也屡见于他的日记中。他对这些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影响作了较为符合实际的评价，认为“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泰西学问皆根源于此”。这说明他至少已经开始受到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熏陶。

郭嵩焘在对中西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甚至社会风俗各方面作了多侧面的比较后，对“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批驳。他认为“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文明程度。他公开承认了中国文明已经落后于西方文明，这在当时的士大夫中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然而，他感到悲伤的并不仅仅是中国文明的落后，而更在于“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还在“用虚骄之气，庞然自大”。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已经看到了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先进的西方文明势必对落后的中国文明形成冲击，而这种冲击是“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也”。他认为，这种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冲击不同于中国古代落后的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凌，不能单纯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他认为只有认识到自己文明的落后，虚心向先进文明学习，才能挽救中华文明的危机。

正是这种大胆承认西方文明先进、中国文明落后的勇气和明智使郭嵩焘遭到封建士大夫的攻击和排挤。顽固派分子刘锡鸿曾参劾他“违悖程朱”、“藐玩朝廷”；清流派张佩纶也攻击他“谬轾滋多”、“有损国体”，甚至认为他的言论将使“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这也是导致他政治生命悲剧性结局的主要原因。然而，他那饱含着浓厚理性色彩的思想实为早期维新思想之先河，在近代启蒙思想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笔。

郭嵩焘在经学和理学上也颇有建树。郭氏一生勤于问学，博通中外，对易学研究甚有创见，他提出了一些易学研究方法论原则，认为研究易学应以象数为基础，“不能舍象以求义”；应“以经释经”，不能强经以就己之说；应勤于订正古易，不能喜新奇而趋简便；应立足经文，“反复求之”，不能舍本义而“错综其言”。郭嵩焘对《庄子》也颇有研究。他对《庄子》作过许多批注，在其日记、文集中留下关于对《庄子》的评论记载。他认为全部《庄子》“只是不竖垛子”。 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从何镜海(应祺)借得《关尹子》一部，舆中得读一过。镜海言养生家无他秘诀，只是不竖垛子。树垛子者，招射也。吾谓全部《庄子》，只是此义。”[]这里讲的“垛子”指箭把，箭把一树，目的就是为了招射。从哲学的角度看，所谓“树垛子”就是设置对立面，利用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促进事物的发展。从养生的角度来说，为了使自己心境安宁，则应当尽量减少对立面，以不树垛子为妙。郭嵩焘认为，从治心养生应事的角度来看，不仅《关尹子》主张不树垛子，而且“全部《庄子》，只是此义”；不仅《关尹子》、《庄子》如此，而且黄老之术都有这种作用。理学方面郭嵩焘则受张载的影响很大。他认为“天人感应之理，非有二物，只是一气”，所以“天地乖戾之气，皆人之气为之也。”他常把天道乖异与人道无常相比附，认为末流之世，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长，君子总是处处受到阻碍。但还是应戒慎恐惧，“君子视其心与天心相应，视天下之人心与吾心相应，是以不敢不自重，以求稍有益于世也。”[]这种气一元论成为他修身之道的哲学依据。世道人心统于一气，所以扭转人心就成为了振兴衰世的途径。

（二）曾纪泽的洋务思想

无独有偶，当郭嵩焘被撤回国时，接任英法公使之职的曾纪泽也是长沙府人。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长沙府湘乡人，曾国藩长子。年幼时也曾究心经史，兼通小学，但在曾国藩及湖湘学风的影响下并不专重时文八股，而注意获取“经世之论”。稍长，就“讲论天算之学，访求制器之法”。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时，他一直随侍其旁，得以对西学“闻见一二”，并加以切实研究。曾纪泽通过和英国籍医生德约翰、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等人的密切交往，于“海外诸大洲地形国俗，鳞罗布列如指诸掌”，加深了对西方的了解。1863年(同治二年)，他为李善兰所译《几何原本》作序，比较中西算法的异同，指出西方数学的长处，表明他的西学知识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30岁后，曾纪泽又自学英语，坚持数年，居然通解，为以后比较中西之学提供了便利。1878年，他作《文法举隅序》，序中写道：

盖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其食饮、衣饰之异，政事、言语、文学、风俗之不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所不及见闻，当时存而不论，后世无所述焉，则不得不就吾之所通者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则考求各国语言文字，诚亦吾儒之所宜从事，不得以其异而诿之，不得以其难而畏之也。今之学者，不耻不知，顾且为虚侨夸大之辞以自文饰。一旦有事，朝廷不得贤大夫折冲樽俎之材而用之，则将降求诸庸俗驵侩之间，诗书礼义无问焉。唯货利是视，其手交际之宜，措施之方，庸有当乎!抑或专攻西学，不通华文，鉴其貌则华产也，察其学术情性，无异于西学之人，则其无益于国事也相侔耳。[]

这段话表示了曾纪泽对西学的基本看法：第一，西方船炮的东来，造成了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世变了，人们的学习态度、治世方法就应该也随之变通；第二，若墨守不切实际的高头讲章、陈旧典籍，视洋务为不屑不洁之事而不愿为，必定于世事无济，徒受列强欺凌；第三，如专习西学，完全抛弃民族文化，则“无异于西域之人”，同样无裨于国事。曾纪泽主张变通，主张学习西方的思想，但他也反对全部照搬西方文化。他在同一篇文章中紧接着指出，学习西学必须在“中国声明文物、彝伦道义，先圣昔贤，六经典籍之教未始有损”的前提下进行，“复益以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反映出当时的曾纪泽依然坚持以中国传统伦理纲常为主的思想倾向。

1878年(光绪四年)，曾纪泽奉命出使英法，他满怀探求的壮志走向世界，“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余窍，始信昆仑别有山。”[]在欧洲7年里，曾纪泽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实地考察。他注意到英法等国“国之事权皆归于上下议院”，一旦有事就能“众心齐一，始克有成”。这使曾纪泽十分感叹，从伦敦写信给丁日昌说：“纪泽自履欧洲，目睹远人政教之有绪，富强之有本，艳羡之极，愤懑随之。”[]这里，“艳羡”的是西方政教，“愤懑”的是中国传统封建政治制度的朽腐。显然，他已意识到了西方船坚炮利后面的是政教的优越。为此，他对洋务运动只注意军事工业的作法提出异议，说：“自强之事，因有更急于船炮军兵者，急其所缓而缓其所急，谓之得计，可乎?”[]同时，曾纪泽又认识到英法等国之所以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商民势大，政府权轻”。他引言道，“近百年西人之富，不专在机器之创兴，而其要领专在保护商会。”由此要求清政府保护和发展商办企业，即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并最早在中国倡导兴建铁路。

和郭嵩焘一样，曾纪泽在进行外交活动时，都具有近代的世界意识，打破了传统的华夷偏见。他指出对西方人既不必畏之如神明，也不必鄙之为禽兽，认为中西礼仪教化虽有所区别，但心中所存之情理是相通的，说：“事之不在情理中者，则虽僻在数万里外之国，亦不能径行而无滞。”[]根据这一点，曾纪泽提出了自己办外交的基本原则：据理而行事。他写道：“愚以为办洋务并非别有奥窍，遇事仍宜以吾华之情理酌之。理之所在，百折不回，不可为威力所拙。理有不足，则见机退让，不自恃中华上国而欺凌远人。可许者开口即许，不可许者始终不移，庶交涉之际，稍有把握。”据此原则，曾纪泽反对清流士大夫的自大空谈，也反对绅民们“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的纯粹泄愤行为。认为这些都只能更有损于国家。但一旦遇到理在中国的对外交涉时，曾纪泽坚持原则，绝不退让。1880年(光绪六年)，中俄交涉伊犁事件时，他抱定“啮雪咽旃，期于不屈”的决心出使俄国，欲“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亲已投之食”，不为沙俄的蛮横态度所屈，据理力争，终于为国家夺回了一部分领土主权。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曾纪泽作为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和杰出的外交家载于史册之中。

离公使任返国后，曾纪泽居在长沙洪家井，但仍不忘宣传洋务思想，将他在出使英、俄期间所写的《中国先睡后醒论》于1887年和1901年分别在香港和上海公开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针对列强武力侵略中国的局势，呼吁同心合力，振兴武备，主张“强兵”先于“富国”。文中指出:“中国虽或尚未造乎全备稳定之地，然则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其依据是：中国现“正用其全力”整顿海防，创立坚固而实在得力之战舰”；“创立水军陆军，渐渐推广，决勿疏懈”等等。同时指出：“一国之强，不在兵多，而在亿万之民力作以济军实。兵之于国彷佛躯壳，民则为活泼之心，实能使兹躯壳存在运动。”他虽然也提到机器制造、开矿、建铁路等要“次第举办”，然而又说：“按目前之时势，起造铁路，以及别项富国之法，中国亦知为必需者，然既可稍迟时日，今日姑且不为。”这种突出强兵，以强兵先于富国的观点反映了中国早期洋务派的思想，也表现了曾纪泽思想的局限性。以致稍后何启、胡礼垣撰《曾论书后》，批评他说：“其言于本末先后，未免混淆；效验工夫，漫无次序。恐才虽高而不能行其志，意虽美面不能底厥成。”[]然而，在国家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时候，面对外国侵略者的卑视和讥讽，曾纪泽敢于挺身而出，宣称自己的国家必然从睡梦中警醒，走向“全备稳固之地”，这种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信心实为时代之需要，人民之需要，是很可贵的。

当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振兴祖国的时候，外国侵略者又制造谰言，力图加以压制。“有问中国有三万万人，如一时俱醒，而自负其力，其作事得无碍于中西之和局否?或记昔时之屡败，今骤得大力，得无侵伐他国否?”显然，这就是西方殖民者屡屡制造的敌视中国人民的“黄祸论”。对此，曾纪泽在论文中援引历史事实，作了正面的回答，写道：“余应之曰：决无其事!盖中国从古至今，只为自守之国，向无侵伐他国之意，有史书可证。嗣后亦决霉借端挑衅、拓土域外之思。”并指出：中国幅员广阔，待拓的疆土和须举办的事业很多，“本无人满之患”；中国当局能从屡次失败中“深悟前失，改弦易辙，贤明亲藩上章入告，永以和好为上策”。总之，中国警醒后，由弱臻强，“虽记其前之屡败，决不愿弃其和好之心”。中国仍将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

在外交工作方面，曾纪泽在论文中指出：“中国目前所最应整理者，如下数事：善处寄居外国之华民；申明中国统属藩国之权；重修和约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简言之，即：保护华侨，反对外国侵略我邻邦，修改不平等条约，以确保中国的主权。这些，无疑都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关于修改不平等条约，他说：中国在战争中失败，“其败易忘”；“至所订立之和约，系中国勉强设立，中间有伤自主之体统。今不能不设法改订。”他特别指出列强在通商口岸所设立的租界，“劫夺中国地主之权，不能置之不问。”主张“废去重立，以免后患”。并坚定地表示：“窃以更改此条或有难处，中国亦非不知，然此次决当力任其难，以免将来或任更难之事。”

在国家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条件下，曾纪泽对祖国如此充满热爱和自信，并且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废除租界的要求，力任艰巨，这在中国近代初期是罕见的。曾纪泽不愧为中国近代初期一位爱国的、富有民族气节的、并且颇具才华的外交家。

然而，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以及国内政治的腐败，曾纪泽一生并不十分得志。正当中法战争紧急之际，他竟被撤去驻法公使的兼职。l886年，他又奉旨交卸驻英、俄公使的职务返国。尔后，他虽先后受任帮办海军衙门事务、兵部左侍郎，在总理衙门行走，但并无实权，无所作为。他曾作诗自叹：“年来益觉名心淡，好梦时时在故乡。”他的政治主张始终无法实现。至光绪十六年（l890年)赍志长辞，年仅51岁。

二、丁取忠《白芙堂算学丛书》与长沙数学学派

在湘籍经世致用学派的深刻影响下，19世纪中叶长沙产生了一批致力于实学的知识分子。主持编辑《白芙堂算学丛书》的数学家丁取忠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

丁取忠(1810-1877)，长沙县高塘岭(今属望城县)人，字肃存，号果臣，又号云梧。他出生于一个文化气氛浓厚的家庭，父亲曾总修过《丁氏宗谱》，略有文名；哥哥效力于经学，著有《读易通讯》。丁取忠自小喜读书，但不喜经书时文而偏爱算学。道光十七年（1837年)，他入长沙城南书院，与精研算学舆地的新化人邹汉勋，及精于代数的表弟李锡藩同学，志趣相同，他们常常一起通宵达旦地切磋数学。一次，丁取忠从朋友处得到一本首尾残缺，著者不明的算学书，书中讲解弧度与弦矢互求的方法，但文辞隐奥难懂，又无具体算例。于是他详细演筹了若干算例，咸丰元年（1851年)修订刻印问世，这就是他的第一部数学专著《数学拾遗》，此书由邹汉勋作序。书中“多发明古今算家未尽之旨”，提出了三元一次不等式方程组整数解的新方法。

第二年，他与邹汉勋合作完成了《舆地经纬度里表》，运用三角学知识，以魏源的《海国图志》为依据，推算出各地到北京的距离和所处方位，由于《海国图志》本身的误差，他的推算“未尽精核，然足备参证”。丁取忠与邹汉勋编制《度里表》，具备和运用了当时国人尚不知晓的科学知识，如：第一，地球是球形的，因而由赤道向两极纬线圈长度递减至零；经线等长但均交于两极，因而两经线越近两极则之间距离越小。第二，“测纬度里数法：以半径一千万为一率，过极经圈每度二百里为二率，各度距等圈半径(即八线表余弦)为三率，二率三率相乘，一率除之，求得四率，即其地每度里数。第三，测纬线圈上任意给定点与零度经线(过北京，下同)的圆弧距离(长)：“又以一度为一率，每度里数为二率，其地距中线偏东西度数为三率，二率三率相乘一率除之，求得四率为距中线偏东西里数。”

咸丰十年（1860年)，丁取忠应湖北巡抚胡林翼的邀请，到武昌校改各类图书。这时他年已半百，仍是一介生员，但依然专注数学，不思仕进。同治四年（1865年)，丁取忠又至上海曾国藩开设的江南制造局，参与翻译西文科学著作，并代为李善兰校勘“则古昔斋算学”丛书中的《天算或问》一书。大约1870年前后，他返回长沙，居住在城北的古荷花池精舍。

丁取忠早年从事算学研究，既无良师指导，又缺资料参考，主要是凭自身聪慧的天赋和刻苦勤奋的精神，他甘于淡泊，不求闻达，醉心于算学，常常手持算筹凝思苦想，以至废寝忘食。为弥补资料的不足，虽然家境贫寒，他仍倾其囊中购书、藏书，和朋友互赠算书，所以有人称他“几间老屋，万卷藏书”。在长期从事数学研究和著述的过程中，丁取忠与当时国内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吴嘉善、徐有壬、邹伯奇等都有联系，或质疑问难，或信件传述，或交换算著，以弥补独立研究的不足。他和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也有过交往，一起讨论数学问题。他的学生左潜曾说他“凡近日之言算者，先生皆订交焉。”[]

丁取忠的晚年除个人撰述外，把主要精力用于培养学生和刊印算学著作上。在长沙家中，他聚集黄宗宪、左潜、曾纪鸿等一批学生，孜孜从事数学书籍的整理编辑和刻印工作。同治十年（l871年)，在学生协助下，他编成了阐述用高次方程解整存零取复利息的问题的商业数学专著《粟布演草》。之后，他与他的学生们费时六七年，终于共同编成了一部数学巨著《白芙堂算学丛书》。丛书之所以取名白芙堂，是因为丁取忠家庭属于丁氏宗族中的分支“白芙堂”。《白芙堂算学丛书》包括自元至清前期的古人著作6种，当时人著作8种，丁取忠和他学生的著作8种，以及外国人著作l种。书目如下：

古人著作6种：(元)李治《测圜海镜细草》12卷；李治《益古演段》3卷；朱世杰《四元宝鉴》3卷；(清前期)张敦仁《辑古算经细草》3卷；李锐《天元勾股细草》1卷；李锐《开方说》4卷；

时人著作8种：吴嘉善《算书廿一种》21卷；张作楠《八线对数表》1卷；徐有壬《务民义斋算学》ll卷； 时曰醇《百鸡术衍》2卷；夏鸾翔《少广缒凿》l卷；李锡蕃《借根方勾股细草》1卷；邹伯奇《格术补》1卷；吴嘉善《割网八线缀术》4卷(附左潜《补草》)。

外人著作1种：(日)加悦传一郎：《算法圆理括囊》l卷。

丁取忠本人及其学生著作8种：丁取忠《数学拾遗》l卷，《舆地经纬度里表》1卷，《粟布演草》3卷；黄宗宪《求一术通解》2卷；左潜《缀术释明》2卷，《缀术释戴》l卷； 曾纪鸿《对数详解》5卷，《圜率考真图解》2卷。

由上可见，《白芙堂算学丛书》主要是整理了中国古代的数学遗产。由于19世纪中叶湖南省整体文化气氛的相对闭塞与保守，以及丁取忠本人见闻的有限，丛书中虽收有日本数学著作一部，但未收录西方数学著作。尽管如此，《白芙堂算学丛书》还是具有某特定的文化地位。时人评价它“裒然成艺圃之巨观，风行海内，遂为畴人家必读之本，厥功不甚伟欤。”[]当代学者更从湖南维新运动自浏阳算学馆发端，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均大声疾呼兴算学这一历史现象出发，认为丁取忠在长沙倡导数学，授徒编书，是对湖南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的。[]

为了编辑和刻印算学书籍，丁取忠耗尽了毕生精力与全部家财。1877年(光绪三年)，67岁的丁取忠于贫病交加中在长沙逝世，当时家中竟已“不名一钱”。但他编刻的算书至今还在流传，这也是对这位长沙数学领袖的最好安慰与纪念。

在丁取忠的带动下，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数学爱好者，并多有成就，形成了著名的长沙数学学派。除丁取忠外，这个学派的主要成员有曾纪鸿、左潜、黄宗宪、廖嘉绶、李锡蕃、殷家隽等。

曾纪鸿(1848-1877)，字栗諴，长沙府湘乡人，曾国藩次子，补县学生员，获荫赏举人。他不喜科举，却好西语，通天文、地理，尤精于数学。在办理洋务中，曾国藩有感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皆有赖于算学计量，曾云：“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可寻。”因而鼓励子孙学习算学。在父亲鼓励下，他特别注重数学研究，认为中国“代久年湮，其数学渐至失传。近三百年，泰西犹能推阐古法，翻陈出新，而中国之才人智士反蹈其辙，而率由之。孔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正今日数学之谓也。”他于代数尤有精湛研究，清数学家诸可宝说他“锐于思而勇于进，创立新法，同辈多心折焉”。他撰有《对数详解》5卷，又与他人合撰《圆率考真图解》2卷。在《圆率考真图解》中他依据西方数学家尤拉之法加以改进，删繁就简，计算出圆周率值达到100位数码。丁取忠为《圆率考真图解》作序云：“曾君创立新法，以月余之力，推圆率百位，并周求径率亦以除法补至百位。” []诸可宝说由于他“用心过度，呕血而卒”，时年仅33岁。1871年(同治十年)，他还与学友协助丁取忠编辑成《粟布演草》一书，用高次方程解整存零取的复利息问题，是一部有关商业金融方面的数学专著。清末诸可宝撰的《畴人传三编·附近代畴人著述记》所录的全国33名数学家中，列有他的名字。现代人钱宝琮主编的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的《中国数学史》也列有他的名字。

左潜(?-1874)，字壬叟，长沙府湘阴县人。左宗棠侄。其父左宗植(1804--1872)是左宗棠次兄，举人出身，曾任桂东县教谕，颇著文名，与魏源、汤鹏、陈起诗并称“湖南四杰”，左潜“补县学上舍生，英年积学，于诗赋古文辞无不深纯”，“尤明习算术，长沙丁处士取忠引为忘年交”。“所学自大衍、天元以及借根、比例诸法无不通贯，且能出己意变其式，勘其误，作为图解，往往突过先民”。吴嘉善撰有《割圜八线缀术》3卷，左潜以其“详于述而略于草”，不便学习，“因于暇日一一尽为补草，合为四卷”。他还用“缀术”说明戴煦的《外切密率》和明安图的《割圜密率截法》，分别撰成《缀术释戴》3卷和《缀术释明》2卷。并先后协助丁取忠纂辑《粟布演草》，协助曾纪鸿撰成《圜术考真图解》。他眼界宽广，为学无中西界限，“尝谓方圆之理，乃天地自然之数，吾之宗中宗西，不必分其畛域，直以为自得新法也可”。惜英才早逝，未能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黄宗宪(1846-1891)，字玉屏，号小谷，新化县人。他于1871年(同治十年)只身离家赴长沙，拜读于丁取忠门下，在荷花池精舍研习古今算书。l874年，他在丁取忠的指导和学友们的帮助下，撰刊了《求一术通解》2卷。此书对中国古老算学命题“大衍求一术”即一次同余式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取得了富有创造性的成果。钱宝琮著《中国数学史》曾作有这样的评价：“在这一时期内（指晚清时期），只有整数论方面，如黄宗宪的一次同余式组研究和刘彝程的整数勾股形研究是稍有成就的。”又说：“黄的《求一术通解》，除解答了一次同余式组问题外，还用求一术解决二元一次不定方程问题。”黄宗宪除独立撰著《求一术通解》外，又与曾纪鸿、左潜合作，撰有《圜率考真图解》。他还是丁取忠编刊《白芙堂算学丛书》时的主要助手，担负了《八线对数类编》、《天元勾股细草》、《百鸡术衍》、《算法圆理括囊》等多种著作的校勘订正工作，为《丛书》的编校和刊刻作出了较大的贡献。1876年(光绪二年)湖南机器局建成后，他奉调到机器局任职。在这里，他与英国在湘专家傅雅兰接触，开始对西方数学和科技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刻苦学习英文，悉心钻研数学，造诣越来越高。是年冬，他随郭嵩焘出使英、法。在英、法期间，他依仗数学之长，留意考察西方的航海、天文、地理、军事设施和武器装备；又常去伦敦博物馆，翻阅西方科学技术书籍，将中算与西算进行比较、验证。1880年1月13日(光绪五年十二月二日)， 黄宗宪随参赞黎庶昌去西班牙清国使馆工作，得以结识已在西国的数学家吴嘉善。两人刚识使署，一见面就谈算术，例如讨论过吴的整数勾股捷术等。这里主持使馆工作的黎庶昌，当过曾国藩幕僚，是有名的“曾门四弟子”之一。黎庶昌记载，“黄宗宪携有四寸(望)远镜，用以频测金、木、土三星。木星能见其四月。土星形如鸡卵，外有光环斜束之，而与星体相离甚远，附月仅见其一。金星有圆缺，由初亏以至一线，与月体无异。……自余至欧土数年，与罗稷臣、严幼陵、黄玉屏诸君数数讨论，始知其梗概，而得于玉屏者为尤多。”[]此外，黎还提到，次年四月，他们赴西班牙王宫和“耶稣校”观礼，十月底去马德里农务学堂参观等事情。黎庶昌并说，以前去过伦敦“格林里止”天文台，巴黎“伯尔灵”天文台。可以想见，作为他们当中对天文、算学最为内行的黄宗宪，这类活动当更多。1882年(光绪八年) 黄宗宪回国后，他继续潜心研究数学，又著了有关圜率方面的书籍，名为《容圆七术》。

廖嘉绶(1860-1890)，长沙人，“少(年)聪敏，有隽才”，19世纪70年代中期“见知于南昌梅小岩中丞启照，荐入江宁算学书院。”当时梅启照正在南京任上，梅氏官至巡抚，文武都有真才实学，擅长数学，著有《珠盘考》、《测量浅说》、《梅氏中的西笔算合解》行世，廖嘉绶能得到他的青睐，足证当时虽然年未弱冠，已具有较高的数学水平。当时数学家活动与洋务派常有关系，《郭嵩焘日记》四卷中光绪六年(1880年)六月廿五日记有廖嘉绶有关事迹:“接王代英江南一信，……又荐长沙廖子忠(嘉绶)能通算学，所著有《测圆海镜翼》，并求志书院季课、算学各种。本在上海算学局，今算学局已撤，廖君亦欲求通刘岘庄制军，谋一技之借也”。1883年(光绪九年)，廖嘉绶“应边防大臣吉林将军希元之聘，为吉林表正书院算学教习，一世英锐之士多出其门”。[]当时正值俄兵在东北的珲春一带集结，虎视眈眈，吉林将军负有边防重任，表正书院也是培养各类人材场所。吴大澂曾帮办吉林军务设机器局，制造军械火药，整顿军事编制，所以廖嘉绶的数学教学内容，少不了与测量、炮法有关的材料。1886年，吴大澂奉旨与沙俄代表会勘吉林东部边界，要廖嘉绶担任测绘地图重任。吴氏同月日记中有“……廖子忠(即廖嘉绶)来，即令约同俄官至图们江口量地”之记载。[]以后，论功行赏，“议叙五品衔归部，铨选县丞”，1890年，“卒于吉林总边电报总局”，年仅三十岁。据湖南澧州人黄锺骏《畴人传四编》记载，廖嘉绶著有《边角勾股释术》1卷，《续勾股六术》1卷，《炮法》4卷，《测圆海镜翼》20卷，《对数较表》1卷，《修竹斋杂著》若干卷，可谓成果累累。从这个书目可以看出，他在传统数学理论上有不少自己的创见， 同时又致力于应用。《炮法》应当视为他在军事数学方面的代表作，这本书不但“算例多而分门别类”，而且“释术与溯源相为表里”，即不只是介绍方法，还要解释其所以然，进而推阐其根据(抛物线理论)。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感到炮筒的仰角须按施放炮弹的远近而定，如果临阵计算，“不无稽迟”，“不足以致用也”，于是根据数学原理设计了一个表尺，“法至简则练习不难，用至捷则仓猝无失”，[]省掉了繁琐的计算步骤，简化了操作过程。

李锡蕃(1823-1850)，字晋夫，世居长沙河西杉木桥，是李寿蓉(字篁仙，l825-1894)的二兄。李锡蕃享年仅二十八，逝于同治之前，但其成果却是在同治以后由其表兄丁取忠发表的，应属白芙堂数学群体之成员。锡蕃幼年极聪敏，被誉为神童。七八岁时，有次家人买进大宗鲜鱼，多等异价，个多时辰还未把总额结算清楚，适锡蕃经过，经他“三下五除二”，立刻剖示详明，使左右为之惊异，广为赞誉。李锡蕃在科场上很不顺利，“屡困童子试”。但他很有数学天才。道光年间他携弟寿蓉在长沙城南书院就读，这时，他的表兄丁取忠也在书院，锡蕃与丁“讲求勾股开方诸法”，乐此不疲，日益精进。这一方面得之于理解力。他对“古人之立天元一—西人之借根方，一见辄通晓”；另一方面得之于刻苦练习，据李寿蓉回忆述及，他死后家人清点遗物时，牙筹珠盘等项计算工具成捆成束，可见其生前是下了苦功的。丁取忠常常感到中国传统数学中，关于“勾股和较相求诸术，一术驭一题，鲜有简法”。李锡蕃认为“借根方一术足以了之，乃发例得数十题，皆用借根法。”丁取忠对此非常感兴趣，力促李锡蕃写完，但他因要对付童子试，竟然“未脱稿而殁”。后来，丁取忠“收拾零楮，缉缀为帙”。10年后，吴嘉善避乱来长沙，丁取忠将李锡蕃遗稿请吴考订。吴修改了数十字，全书始成。丁“惧其湮没失传”，于同治元年(1862)以活字本印行，书名《借根方勾股细草》。1872年，丁因刻《算书廿一种》，又将此书再版。所谓“借根方”，是清初康熙皇帝亲自过问编撰的御制《数理精蕴》(1723年，共53卷)中对西方代数学的译名。若干年后，此书主编者之一梅彀成才领悟到，原来“借根方”与中国失传已久的“天元术”是一致的，遂作《赤水遗珍》(1761年)一书以记其事。从此，宋、元天元术又重新显露于世。我国代数学源远流长，至十三四世纪登上最高峰，其中天元术就是一项伟大成就，“立天元一为某某”即同现代代数学中“设x为某某”一样。李锡蕃关于“借根方”的知识，即吸取中西方代数学的成果。清代梅文鼎的《勾股举隅》、项名达《勾股六术》(1825年)已基本完备，内容之丰富是其他国家不能比拟的。李锡蕃的工作，便是把梅、项等人的各种具体讨论统一用代数方程处理。《借根方勾股细草》书名，就是“用代数列方程的方法处理‘勾股和较问题’的详细演算过程”之意。很明显，这在上个世纪前半叶的湖南，代数学鲜为人知的情况下，李锡蕃等此举是一项很突出的科学成果。

殷家隽，字竹伍，长沙府湘阴人，候选同知，著有《克念斋算草》。l881年(光绪七年)起在郭嵩焘主持的思贤讲舍主讲数学。王闿运曾简介他：“(殷氏)音元之旧族也……尤喜制器……以此蠹其家……唯予友丁取忠颇奇竹伍之术，名稍稍闻诸生中”，“湘军兴始造炮，立长沙公私二厂……竹伍不在选中”，“长沙黄冕”“欲倚以造留防军械”，也不见用，“则贾生之流也”。[]

此外，与丁氏有关的还有黄传祁。黄传祁，长沙人，字少溪，同治举人。有《白芙堂丛书札记》稿，并有少量成果附于著名数学家吴嘉善《分法》、华蘅芳《开方古义》书后。

三、长沙教育的新气象

同光年间长沙官学得到强化，书院也走上官学化的道路，教学内容也极力灌输传统伦理道德和正统理学思想，但受全国洋务思潮的影响，长沙教育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主要体现在经世致用、重视实践、教授新学倾向的加强和民间捐资助学之风的兴等。

（一）岳麓书院的恢复与发展

同治之初岳麓书院经山长丁善庆、周玉麒相继整顿，组织更加完善:山长下设监院；监院下设首士和斋长；首士下设门夫、堂夫、斋夫、更夫、看司、看书、看碑；斋长管理各斋生徒， 下设书办、清书、衙门、监院。1867年(同治六年)，湖南巡抚刘崐主持大修岳麓书院，次年竣工。“凡院之门堂斋舍，院内外及岳麓峰之祠庙、殿、庑、楼、台、亭、阁，因旧制而复修之者十之五，新建者十之二，或增或改者十之三，共费钱六万缗有奇。”[]

同治之初，岳麓书院的恢复与发展，山长丁善庆功不可没。丁善庆(1790-1869)，字伊辅，号自庵，亦号养斋。湖南清泉(今衡南)人，幼孤，随母同外祖刘权之久居北京。1823年(道光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任会试同考官、广西学政、文渊阁校理、侍讲学士等职，授三品衔。母老乞养归。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聘主岳麓书院山长，至1867年(同治六年)止，共22年。丁善庆任岳麓书院山长期间干了以下几件大事：

一是以明经修行、先行后文、有体有用之旨训士，锐意培养人才。反对科举考试中用八股文试士。指出：“近今士子，或未能尽读群书，甚且束之高阁，日俯首于腐烂八股文中，剽窃字句，摹取声调。华或挫之靡，清或失之薄，连篇累牍，而书理茫然，即幸获则文不求工而工，泥文以求工，鲜有能工者。吾愿诸士，明确修行，其为有体有用之学。”

二是修缮书院。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打长沙之役，书院毁于兵火。丁氏旋即于1853年修复文庙、御书楼、文昌阁、讲堂、斋舍、祠宇等。1855年又修复半学斋，l861年大修自卑亭，1865年再修复屈子祠、贾太傅祠、李中丞祠，并另招僧维护李中丞祠，重刻碑记。1865-1866年重修爱晚亭、崇圣祠、慕道祠、濂溪祠、风雩亭，数年之内修复达23处。

三是修纂《续修岳麓书院志》，并撰序言，阐明纂修宗旨、刊刻原委、体例等。《续志》除补充《康熙岳麓志》未录之历代佚文外，还录入当时大批文献史料，增刊书籍目录等。

四是倡捐藏书。为恢复御书楼藏书，丁氏向社会名流学者倡议捐赠，且将自家藏书首先捐出，继之，巡抚李瀚章、著名刻书藏书家陈子仁后裔陈源豫等均捐赠私人藏书。又购置书籍一批，使书院藏书得以恢复，比嘉庆时尚多1400余册。著有《左氏兵论》《字画辨正》《知畏斋日记》《养斋集》等。

徐棻从光绪二年（l876年)起主岳麓书院讲席，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卒于院长任上，共主教19年，成绩卓著。徐棻(1811—1896)，字芸渠，长沙人。l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恩科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内阁中书，升起居注主事。咸丰三年（l853年)回籍养亲，办理团练五年，l876年任岳麓书院山长，加上原任城南书院山长4年，共主讲书院23年。被清廷赏二品顶戴，三品卿衔，倍受嘉奖。编著有《鹿鸣雅咏》。徐氏“淡于荣利，行为士表，学为儒宗存心养性，无门户标榜之习，砥德砺行，陶成后进，经师人师，四方学者云从景附，学子遍于三湘四水，成材者亦以百计”。[]

光绪年间，书院御书楼藏书更为丰富。嘉庆末年，藏书曾达10054卷，咸丰兵火，损失惨重。同治间恢复，增藏至14130卷。社会人士的捐献是岳麓书院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院长丁善庆带头捐献《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御定佩文韵府》、《十三经注疏》、《困学纪闻三笺》等862卷。因此带动士绅学子纷纷捐献。如湘阴人李桓一次就捐置了《四库全书提要》、《资治通鉴》、《钦定礼记义疏》、《金石萃编》、《王忠文公全集》、《类书纂要》、《日知录》、《史记》、《玉海》等36种书籍，计2000余卷。长沙数学家丁取忠将自己著述编辑的《度里表》、《数学拾遗》、《算学丛书》21种捐给书院。湖南督粮道谢煌捐《约书》2部，湖南巡抚李瀚章送《御纂周易折中》等8部书。湘籍在外官绅也踊跃献书，如浙江巡抚湘乡人杨昌泼捐置《新唐书》、《旧唐书》、《十三经古注》等13种图籍，曾国荃献《王船山遗书》1套，计270卷。捐献者大多为书院毕业或在籍生徒，他们慷慨捐赠，表现出对岳麓的深厚感情。由于各方人士的关心，至同治七年（1868年)，岳麓书院藏书又达到14000余卷，超过了嘉庆末年的藏量，其中9300余卷是官绅士民捐置送的，占总数65．9％，可见，它是岳麓书院后期藏书的主要来源。90年代后，熊希龄、蒋德钧、刘麒祥等又捐入《电学》、《数学理》、《东方时局论略》，《铁甲丛谈》、《保富述要》、《数理精蕴》、《弦切对数表》、《工程致富》、《类症活人书》、《炼石篇》、《美国水师考》、《海军调度要言》等“新学西书”计120种400余册。

私人所捐书籍，因为时间和捐献者社会地位、学术水平、爱好等不同而各具特色，从而形成了岳麓书院藏书内容广泛丰富的特点，特别是学者们有的捐赠自己的学术著作，反映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更有利于促进书院学术交流，提高研究水平。

（二）湘水校经堂(校经书院)的教育改革

鸦片战争前，全国书院都是以八股时文为主要教学内容，以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岳麓书院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道光十一年（l831年)，崇尚朴学的原湖南布政使吴荣光升任湖南巡抚。吴荣光是清中期著名汉学家、乾嘉学派后起者阮元的弟子。阮元曾转独创中国专课经史训诂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这两所学校代表了清代书院发展中的一个重大变，即以汉学取代理学，以实学取代制艺。吴荣光主政后，很不满意当时书院专课八股的习气，乃仿效老师的作法，创办湘水校经堂于岳麓书院斋西的隙地。校经堂专课经史，以经义、治事、词章分科试士，然后择其优者，赐食赠金，召至抚署以供使用。刚开始时，校经堂并无固定生额，而是岳麓书院的一些生徒在本院课试制艺时文之余，在此兼习汉学。吴荣光对校经堂非常重视，曾亲书“湘水校经堂”题额，并筹给经费，酌定章程，还经常渡江到堂讲课。校经堂作为湖南最早的专习汉学的机构，对湖南学术风尚的转变起了较大的作用。后来担任湖南巡抚的李明墀在评价校经堂的创办时说：“其时多士景从，咸知讲求实学，人才辈出，称为极盛。”[]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打长沙，岳麓书院受到战火毁坏，校经堂的课业也陷入停顿。咸丰末年任湖南巡抚的毛鸿宾曾筹集经费，恢复校经堂，并“定立章程，自中丞以下至郡守，月一课”。[]到光绪初年，湖南学政朱逌然重新恢复了湘水校经堂，他把重新恢复的校经堂从岳麓书院分离出来，改设在天心阁侧原城南书院旧址，并正式招收了20名生徒。这样，湘水校经堂成为了一所专门治经的独立书院。这时，汉学也开始分化，古文经学逐渐衰微，而主张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开始复兴。朱逌然重新规划湘水校经堂后，其学术风尚开始发生变化，朝着经世致用方向发展。当时郭嵩焘为之撰写《重建湘水校经堂》，主张通经致用，将治经与“因革损益”、“治乱兴衰”、“人事之变”甚至“起居日常之用”、“进退揖让之礼”结合起来。

朱逌然聘请了著名经学大师成孺主持校经堂。成孺在校经堂设立“博文”和“约礼”两斋，规定生徒要“遍读经世之书，以研究乎农桑、钱谷、仓储、漕运、盐课、榷酤、水利、屯垦、兵法、与政之属，以征诸实用”。[]这些教学内容的改革对湖南学术和教育的影响很大。一时之间，“湘中士大夫争自兴于学”。以后郭嵩焘在长沙创办思贤讲舍，王闿运在衡阳主讲船山书院，沅州知府朱其懿在芷江创立沅水校经书院，其课试内容，均仿效湘水校经堂。正如郭嵩焘所言：“湖南校经堂课实开偏隅风气之先。”[]

校经堂仅有学额20名，且城南旧址狭窄，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于是，光绪十六年（l890年)，当时的湖南学政张亨嘉与巡抚张煦商议，决定在长沙湘春门外另建新舍，并将湘水校经堂改名为校经书院。张亨嘉向盐商募捐以解决书院经费，又新增加学额20名。校经书院分经义、治事两斋，专课“全省通晓经史，熟悉掌故之士”，“务期多士沉潜向学，博达古今，养成有体用之士，以备他日吏干军咨之选”。[]校经书院通经致用的办学方针，在以后的维新运动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光绪二十年（l894年)，江标任湖南学政。他厌恶八股文，对校经书院的学风非常赞赏，并对校经书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

从岳麓书院的湘水校经堂到独立的校经书院，历时6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它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改变了传统的埋头于故纸堆的学风，促进了今文经学的复兴，推动了湖南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在客观上为湖南维新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维新运动兴起后，它又很快成为了维新思想的宣传基地；特别是它的演变以及教学内容和改革，反映了传统教育的危机和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客观上为书院制度的改革以及新的教育体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三）郭嵩焘主讲城南书院和创办思贤讲舍

同光年间郭嵩焘曾经两度在长沙从事教育活动。同治五年（1866年)他在署理广东巡抚任上因允准英人进入潮州城遭人反对，加之与总督有意见而被开缺。他回到湖南后，大力宣传洋务思想。他不仅对科举制度表示不满，而且对洋务派的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也颇有微词，认为它不过是“虚文相应而已”，其管理制度类似于科举制度，使“朝廷败坏人才，莫甚于大考”。他主张“广开西学馆”，特别要多开设工艺技术方面的学校，以便使“有人服其业，知其所以为利，庶几人心所趋，自求之而自通之”。[]l870年4月郭嵩焘开始在长沙主讲城南书院。一上任，他就主持了城南书院的修缮工程，对工程质量进行了严格的监督。他一贯认为，“讲学治经”“以不为风气所染为俊杰”，而“宋明之语录，本朝之汉学，皆风气之为也，……固非道之所存矣”。[]因此，他在主讲城南书院期间，大力提倡“实学”、“时务”。所授经课往往与传统观点相抵牾。他刚刚为诸生授课不久，在讲孟子万物皆备思想时因与传统观点不符，为诸生所不理解，诸生因撰一联讽之：“万物皆备孟夫子，一窍不通郭先生”。他深感“书院气习之坏，至不可问”，[]因而对城南书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他以山长名义发起修建王船山祠。此举遭到一些人的阻挠和反对而一度停工。郭嵩焘极力坚持，排除干扰，终于修成。郭嵩焘亲自为之撰祠联，立神位，并撰写《船山祠碑记》，介绍王夫之的著作，赞扬王夫之的经世致用学风。他还协助刊印魏源的《古微堂诗集》并为之作序。当时，他已看到旧式书院教育的一些弊端，曾于1873年与他人商议开设校经堂。后来为纪念曾国藩，他将拟议中的校经堂改名为思贤讲舍，后因朝廷召他入京，此议暂时搁置。

光绪元年（1875年)，郭嵩焘复出，任“在总理衙门行走”。在此期间，他写了《条议海防事宜》一文，其中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1875年底，他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驻外使节出使英国。在英国，他参观了各类学校，认为英国的学校教育“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而“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因此，他写信给朝廷大臣，力言教育的重要性：“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要莫急于学”。“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

1879年郭嵩焘回到湖南后，他继承前议，“谋一洗三书院陋习”，“讲求征实致用之学”，[]在长沙开设了思贤讲舍。思贤讲舍设在长沙城东曾文正公祠内。刚开馆时收有学生15人，以后陆续增加至20多人，经费由盐商拨票筹措。讲舍于光绪七年三月二十六日（1881年4月24日)正式开馆。郭嵩焘为思贤讲舍议定学规10条。开馆时又亲自带领诸生至船山先生祠行礼，勉励诸生“自重以为立身之本，讲求礼法以为接人应务之方，亲师取友以求共学之益，读书务实以立为学之程”。[]

从郭嵩焘议定的学规和他所揭示的办学宗旨看，思贤讲舍在本质上与传统书院无异。但是，它也有与传统书院教育不同的地方。郭嵩焘认为，当时人心风俗败坏的主要原因是“学校之不修也”。“欲挽回人心风俗，必自学校始”。因此，郭嵩焘在鼓励诸生读书治经的同时，非常重视思贤讲舍的社会教化作用。他希望讲舍诸生“日读经书”以“立身制行”，更希望以“此十五人之才力，推衍以至无穷”，使“人心风俗亦将有感发振兴”，[]固他发起成立禁烟公社，并“以思贤讲舍与公社交相维持”，也就是想通过思贤讲舍的社会教化作用来促进禁烟。郭嵩焘作为一个洋务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理论家，其洋务思想也反映到他的教育活动中。郭嵩焘在思贤讲舍内是“不可不谈洋务”的。如他在禁烟公社会讲时论及士农工商各有本业时，在引证了大量经史典籍后，突然话锋一转，用西方的情况来与中国当时的情况比较：“窃观西洋以商贾为本计，通国无一闲；中国重士而轻视农工商三者，乃至一家一邑之中，有职业者不逮百分之一，闲民居其九而又过之，民安得不穷?国安得不弱?”[]其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见他的洋务观对他教育活动的影响。

思贤讲舍的教学方法也有一些特点。如郭嵩焘为讲舍规定了“会讲”制度，即每年4次邀请省城绅士名流到思贤讲舍采取集体讨论式的形式为诸生讲课。讨论的问题涉及“汉学、宋学所以纷争，及人才所以虚乏之由”、“挽回人心风俗，从何处入手”等各方面。同时，郭嵩焘“以思贤讲舍与公社交相维持”，每次禁烟公社集会演讲，讲舍诸生都必须参加。这也增加了讲舍诸生了解社会的机会。

郭嵩焘还在思贤讲舍对传统书院的考试形式进行了改革。传统书院按科举形式，考试时将考场门窗全部封闭，任何人不能出入。郭嵩焘认为学生应该“专以读书立身为义”，只要“设立章程，以资循守”就行，不必“扃门课试”。因此，他在为思贤讲舍规定的章程中废除了这一“书院陋习”。

光绪十六年（1890年)，郭嵩焘将思贤讲舍主讲之席让给从江苏学政任上卸任回湘的王先谦。但他本人一直关心思贤讲舍，直到他1891年病逝。思贤讲舍到民国初年改为船山学社。

（四）宁乡云山书院的创办和浏阳洞溪书院的扩建

清代中后期，长沙府各县涌现了一批书院，如宁乡县玉潭书院、道山书院、云山书院，浏阳县文靖书院、南山书院、南台书院、狮山书院、文华书院、洞溪书院等。这些书院或在旧有书院基础上恢复，或由乡村义学发展而来，都办得有声有色。尤以宁乡县云山书院和浏阳县洞溪书院最具代表性。

云山书院位于宁乡县横市镇西水云山下，同治三年（1864年)刘典倡建，邑人公建，同治六年落成。据刘典《云山书院记》载：建正屋四楹，最上为先师殿，次为山长课艺处、讲堂、出入总会之门。左右各建两楹，分十六斋，共158间。“外垣可数百步，凿池以导源，泉流而不滞，池畔植桂竹与兰，亦馨亦郁。院后重峦叠嶂、佳木葱茏。”讲堂悬挂刘典亲撰一联：“为将十年，每思禁暴安民，愧无格致诚正本领；读书万卷，须知明体达用，不外乎臣弟友常经。” 院舍规则仿城南书院，建有东西云门、大门、讲堂、崇道堂、希贤堂、先贤堂、藏书楼、仰极台、凌云亭、奎光阁、文昌阁等。堂台亭阁均镌楹联，颇具云光山色。

刘典(1819—1878)，字伯敬，号克庵。长沙府宁乡人。县学生员。追随左宗棠转战南北，历官知县、知府、按察使，同治六年（1867年)署陕西巡抚。光绪元年（1875年)帮办陕甘军务留守兰州，迁布政使。刘关心家乡教育，除倡建云山书院外，还在长沙望麓园创建了宁沩试馆。刘典《云山书院记》记录了他创办云山书院的初衷和始末：

余以观昔者之有书院，其用意深也。余尝思复其旧，久而未敢言。同治癸亥冬，余由浙臬丁艰回籍。过信州时，魏君隽卿良总理楚军粮台事务，过舟吊余，宿于舟。更阑，言及建复书院，鼓舞不已。归而谋诸同人，咸翕然从。甲子（1864年）二月既望，集曾君敬庄毓郯、罗君翊廷珍、潘君复亭本榘、王君书霖懋昭，于六都水云山，相其基址，咸以山水秀丽，局势开展为壮观。遂议纠费置田几百亩，岁收租千有余石。刻日兴工，建正屋四楹，最上为先师殿，次山长课艺处，次讲堂，又次为出入总会之门。左右各建两楹，分十六斋，共计一百五十八间。[]

书院于同治六年（1867年)落成，聘姜于冈为山长，其教学活动注重笃行实践，培养经世之才，遵循刘典所立宗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以析其理，笃行以践其实，诚能百倍其功，则愚必明，柔必强，从此臻于纯粹，处为大儒，出为良佐。”[]

洞溪书院位于浏阳县东张家坊，始创于道光年间，完全由乡村捐资自办。洞溪书院后经咸丰、同治、光绪3朝，历时70余年，培养了不少人才。

洞溪书院的前身是浏阳张家坊例贡生张良赞费资4000金兴办的文昌祠义学。道光二十七年（l847年)，张良赞逝世，夫人遵其遗嘱，召集众人商议，推举乡贤张祖德、李元善经理，并将义学改为书院，取名“洞溪书院”。经过几年的筹备，书院于咸丰二年（1852年)正式开馆，延聘浏阳西乡举人熊冲之主讲。乡人奔走相告，远近士子纷纷聚集书院就读，竟使斋舍一时容纳不下。乡人办学热情高涨，决意扩大斋舍，乃发起募捐。是时正值年岁丰稔，乡人捐资非常踊跃，数年间共募得白银17000余两。

捐资办学之风一直延续到同治年间。同治四年（l865年)，有张昌芾、李元善各垫月钱l000多缗，垫千缗以下者还有不少人士。同治八年（1869年)，浏阳知县盛赓乐带头捐资百金，乡绅富户竞相仿效，捐款十分可观。洞溪书院用这笔捐款新建了文昌阁、圣殿、讲堂、厅堂、斋舍40间。左厢3间名存意斋，为书院藏书处。至此，洞溪书院规模始定，成为可与省城长沙诸书院媲美的学府。洞溪书院自创办义学到书院规模初成，都离不开浏阳士民的慨然捐资，它是一所地地道道的乡村自办书院。

洞溪书院虽系乡村自办，但学规严明，教学方法十分讲究，而且十数任院长均系知名学者，如三中副榜的浏阳西乡举人，浏阳文庙的著名乐师邱庆诰；长于诗文词赋，著有《云卧山庄诗钞》、《云卧山庄尺牍稿》的大学者郭崑焘(郭嵩焘之弟)；先后掌教过南台书院、狮山书院、文华书院的长沙府著名经学大师袁懋森都在成同年间先后主讲于洞溪书院。

书院章程明确提出，“书院作育人材，全赖师长”。师长由首事择其品学兼优者，自行聘请。每年二月初一起馆，院长率肄业生童，谒圣入学，十一月初一散馆。学规规定“书院为造材作育之处，诸凡游戏事均不宜近，严禁牌赌洋烟，如犯者，即禀明院长，逐出斋外”；又规定“生童住斋，要尊师爱友，谨慎谦恭，长幼之道不能偏废，如有狠戾乘异，傲上凌下者，分别记过，其私自冶游者，立即斥逐”。书院纪律之严明，可见一斑。

洞溪书院的课程，以学习经、史、诸子百家著作为主，兼读他书。课程安排饱满，诸生每日就寝时要默背《四书》三五页，清早披衣起床，洗漱完毕即要朗读古文。午饭后要练一个小时的书法。傍晚开始读诗，单日读古近体诗，双日试帖赋。晚饭后，还得读时文，限定篇数，必须按时完成。生徒每月朔望要轮流温习诸经若干本。每月三十(晦日)默写所学经书， 由院长摘挑，如数全默者，可得到奖赏；错漏旬和错漏章段者，会受到记过处分。诸生读书若有所心得，随时札记。若有疑义，可另订质疑册，每月初一、十五呈报院长评阅，以便指正。很明显，洞溪书院的上述课程安排突出了灵活多样的教学原则，早、中、晚课程各异，妥善安排了一月乃至一日的学习时间，以使生徒克服厌学情绪，精神饱满地攻读群书。

洞溪书院倡行的读书方法也很有特色，可归纳为“读、看、问、记”四字。读，须读出声，以经书为主，兼读史书。经先读《六经》、《周官))，吏先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前四史，而后读诸史，《明史》是必读之书，要求生徒精读。看，要求全神贯注地默读，广涉诸子百家、掌故舆地、儒道性理、泰西政书、诗文词赋等书，以使生徒博学广采，扩大知识面。生徒可选修某门，就长避短，因人而异。问，即提问，生徒所读所看诸书，如有疑问，可问难于院长、师尊和同学，以求析难解疑，务必弄清本质性问题。记，乃撰写读书笔记，要求生徒每月各人自定课程，读看诸书后记下心得，以巩固所学，少走弯路。这些读书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光绪末年，省城长沙废书院、办学堂渐成风气，影响所及，洞溪书院也改成了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