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世纪60至90年代长沙传统社会的缓慢变化

第三节 长沙士民的反洋教斗争

一、基督教的传入

清代以来湖南是外国传教士十分注重的地方。基督教新旧两个教派——耶稣教与天主教，都争着到这里来传教。清初康熙年间，天主教就在衡阳、湘潭两地建有教堂。及至雍正禁教，传教士纷纷藏匿和离去，这些天主教堂冷落下来。但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一些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人，又追寻他们祖先的足迹，陆续来到湖南。l856年，罗马教廷以湖南传教局面已经形成，将湖南单独成立主教区，设主教一人负责。本来湖南被罗马教廷划分给入湘传教最早的天主教拉萨利派。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天主教的方济各派与奥古斯丁派不守约章，硬挤进这块不是他们传教范围的地方来。方济各派从广东进入；奥古斯丁派从湖北进入。时间一长，方济各与奥古斯丁两派的势力竟然超过了拉萨利派。拉萨利派乃主动放弃湖南而转入河南谋发展。这样一来，便留下方济各与奥古斯丁两派继续争夺。1879年，罗马教廷为了平衡关系，干脆将湖南教区再划分为南北两境。南境分给方济各派，教区设于衡阳；北境分给奥古斯丁派，教区设于澧州。另在衡州府附近的黄沙湾设立总教区加以管理。这南北两境划分后，南区发展很迅速，到1905年，已建立大小教堂48处，神学院1所，发展教徒5926人；北区则较缓慢，仅建立教堂6处，发展教徒245人。

耶稣教进入湖南比天主教要晚得多，基本上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不过耶稣教来势凶猛，可说是后来居上。来得最早的是英国的内地会。该会l875年便已在岳州建立教堂。其后英国又有大英教会、循道会、圣洁会3个教派进入。4个教派在长沙、常德、衡阳、耒阳、洪江、南州厅、宝庆、湘乡、湘潭、新宁、桃花坪、靖州、武冈、沅州、永州、郴州、安乡等地传教并建立教堂。

早期的西方传教士虽然在传播科学知识、办学、行医等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不少西方传教士依仗其侵略特权，在湖南耀武杨威，横行不法，强占田产，包揽词讼，干涉内政，刺探情报。因此，激起了湖南人民的强烈反对，反教会侵略的斗争从此蓬勃兴起。进入90年代以后，湖南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此伏彼起，声势更为浩大。周汉在长沙的斗争则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

二、长沙士民早期的反洋教活动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关于允许外国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活动和“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款颁发后不久，湖南各地相继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居于官民之间的绅士阶层起着巨大的舆论鼓吹以至组织领导作用。在运动兴起初期，省城出现了两件影响较大的反洋教宣传品：其一为《湖南阖省公檄》，其二为崔暕所撰编的《辟邪纪实》。

《湖南阖省公檄》，未著撰写人姓名，也未署刊刻于何时。查1862年8月10日(同治元年七月十五日)湖南巡抚毛鸿宾致总理衙门函称：“去年履任时，适有法国传教士自湘潭来长沙。其时士民激于义愤，相率至明伦堂集议，不期而会者竟至数千人。当经谆饬(长沙、善

化)两县会同学官反复开导，并将洋人护解出省，幸而无事。嗣闻有刊刻檄文到处张贴。”[]按毛鸿宾至长沙接署湖南巡抚任是在咸丰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即1861年6月16日，则《湖南阖省公檄》当撰于是年6月或稍后；它以“阖省公檄”为题，可能即是在省士绅集议明伦堂后撰写的宣传品。

《湖南阖省公檄》全文约3500字。它列举了天主教的虚妄和危害。指斥其“妄”有七，如：以耶稣为天主，“考耶稣生于汉哀帝元寿二年，不知元寿以前之天，果虚位以待也，抑别有一人主之，如六朝之禅代耶?”耶稣在世30余年，即为巴斗国王钉死，“身且不保，而谓其鬼可福人，此不待智者而知矣!”耶稣之死为其弟子观音保(犹大)所卖，“弟子不能知，而谓能知人善恶，谁信乎?”凡入教者，悉升天堂，“无论苍苍之表，谁见有其堂?即有之，而不问良莠，概登其中，上帝何启宠纳侮之甚耶?”等等。至于天主教“切肤”的危害，檄文强调写道：

不扫庐墓，不祀木主，无祖宗也；父称老兄，母称老姊，无父子也；生女不嫁，留待教主，无夫妇也；不分贫富，入教给钱，无廉耻也；不分男女，赤身共沐，无羞恶也。剖心剜目，以遗体为牛羊；饵药采精，以儿童为蝼蚁；采妇人之精血，利己损人；饮蒙汗之迷汤，蛊心惑志。……反以禹汤文武，尽为妖魔。……不亟防维驱除，将数千年衣冠礼仪之邦，一旦易为榛榛狂狂之域，大司恨也!

这里，檄文主要是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对西方天主教进行批判，并且，其所指斥剖心剜目、饵药采精、采妇人精血、饮蒙汗迷药云云，大都荒诞无稽。反映了封建官绅的卫道思想，也利用了当时湖南民众的思想闭塞。

当然檄文的撰著者也注意到了西方传教士们在发动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在谈到天主教尽管有上述的虚妄和危害，仍得以在中国流传的原因时，檄文认为，这是由于：“愚者为彼所惑，谓可致富获福，能免灾劫”；而“智者为彼虚声所夺，惧其挑衅结怨。”接着写道：英国侵略军在鸦片战争中，“寇粤为患，是谁挑之也?蹂躏江苏，滋扰山东，劫掠天津等处，又是谁挑之也?今(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既侵凌京师，大伤国体，即不挑之，岂遂敛手而去耶?何尚惧彼虚声，而不为戡靖计?我南人素矢忠义，断无有为所役遣!”这说明，《公檄》的反教具有一定的反侵略意识。

《湖南阖省公檄》撰刊后不久，又有崔暕编撰的《辟邪纪实》一书问世。崔暕，号晦贞，别号贞始(也作贞史)，宁乡人。举人出身。历官贵州永安、黄平、仁怀知县。平生“以攘夷卫道自任”，爱国忧时。所著《辟邪纪实》一书，自署“天下第一伤心人”。后“以吏议去官”，侨居武陵(今常德)，鬻书画为生。l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卒。所著尚有《论语参注》、《楹联随笔》、《三边纪实》、《守正斋画稿》。[]

《辟邪纪实》始编撰于咸丰十一年四月（l861年5月)。该书首录《圣谕广训·黜异端以崇正学》，以下依次为《天主邪教集说》、《天主邪教入中国考略》、《辟邪论》(上、下)、《杂引》、《案证》各篇，附录《辟邪歌》、《团防法》、《哥老会说》，末刊《辟邪纪实考订书目》。至1862年(同治元年)，又针对新近出版的教会读物，著为《批驳邪说》一篇，增置于《杂引》之后，然后付梓印行。时在1862年9月。全书4卷，共4万余字。印出后．广为传播，历久不衰。至1871年(同治十年)，又经士绅集资重刻。

《辟邪纪实》就其内容和倾向来说，与《湖南阖省公檄》毫无二致。只是它容量较大，内容更加丰富。它援引上谕，以“黜异端崇正学”相号召；广征博引，夹叙夹批；有驳论，有案证；参以见闻，标榜纪实。因而较之《公檄》具有更大的煽动性。特别是其附卷中的《辟邪歌》、《团防法》，颇具特色，影响深远。

到19世纪 70年代长沙又出现了一轮反洋教斗争。光绪二年（l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湖南各地流传“湘省已许通商，西人将到”之类的消息，引起民间议论纷然，群情激昂，于是由官绅倡导，湖南长沙、常德、岳州、衡阳等地出现了反洋教的宣传活动，并有“荡洋局”之类的组织出现。是年7、8月间，各县士子来长沙省试，《烟台条约》的消息通过湘籍京官的家书传来，引起士子的义愤。长沙街上“人心惶惑，聚谈偶语，百十为群”，议论纷然。8月初，出现了集于抚衙公堂，向巡抚王文韶具禀帖，要求禁阻“洋教”入湘，“情词迫切，大都皆激愤之辞，甚至有痛哭流涕者”。[]请愿之后，士绅又刊刻了《湖南士民公传》广为散之，历数传教士的罪恶，并议定“阻夷”措施3条：“洋夷入境不问有无情弊，立即格杀”；“天主教设立教堂，立即约众拆毁”；“湖南各处码头．不准售与洋夷修占，如有勿通情弊，一并格杀”。接着，又以“合省防夷大局”的名义，发布《防洋条约》，号召各州县立按团练章程，练勇以待，还约定各州县防夷措施八条，要求各州县一见洋人入境，“随时随地集勇剿杀”。[]

《湖南阖省公檄》、《辟邪纪实》以及《湖南士民公传》，是湖南也是全国较早一批反洋教宣传品。它反映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不当权的封建地主士绅对外来侵略和西方传教士的基本认识和态度。他们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期望国家的“中兴”，却顽固地反对开放，拒绝一切外来文化；他们反对“洋教”，抵制外来文化，但思想武器却是陈腐、落后的封建伦常观念，因而十分软弱无力，不惜借助于造谣、诽谤以至人身攻击。然而，由于处在近代开放初期，广大受压迫民众特别是农民和小市民的愚昧、保守，由于外来侵略造成中国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也由于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将抵制洋教与反对侵略联系在一起，因而他们的反洋教宣传品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戊戌维新运动以前)发生或大或小的作用和影响。

正因为如此，直至19世纪80年代，外国传教士在湖南的活动范围还受到很大限制。当时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就认为，湖南“不仅产生了中国最好的官吏和军队，也出现了对基督教的最激烈的攻击。不管别的省份采取什么态度，湖南仍然毫不容情。所以，在中国其他各省向传教士和商人开放很久以后，湖南人继续吹嘘没有一个人胆敢进入他们的省境。”事实也是如此。据记载，到1880年为止，没有一个外国传教士访问过长沙，到l886年止，还没有人打破这个纪录。1887年，一位传教士还写道：“就人的力量来说，至少就取得一个居留地而论，现在，湖南比以往都闭守固拒了。”[]

三、周汉反洋教案

周汉(1842-1911)，字铁真，长沙府宁乡人。他早年深受反洋教思想影响；后在左宗棠湘军中帮办营务，升陕西候补道。1884年因病回到湖南，长期寄居省城，在宝善堂参与刊布善书活动。1889年由于耳闻目睹英、美传教士来到湖南的一年比一年增多，他刊刻了一本朱墨套印的反洋教的通俗图册，题名《天猪教》。从此开始了历时10年之久的反洋教斗争。

周汉的反洋教宣传品，就其内容来说均以“崇正黜邪”、“杀身报国”为旗帜，着重从传统文化心理的角度对西方宗教进行揭露和批判，认为世界上只有儒、佛、道3教为正教，此外再没有第四教了，因此，一切洋教都是“鬼叫”(叫、教谐音)或“邪教”、“妖教”、“天猪教”(天主教的谐音)，煽惑人心，应该加以诛灭。他还认为教会侵略与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一样，是想来“谋中国的江山”，即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剥中国银钱，害中国性命”。把卫道与爱国反侵略紧密结合起来。[]

这些宣传品不仅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数量极为惊人，而且流传范围极广，不仅湖南各州县、长江中下游各省，甚至远到偏僻的新疆、甘肃都有人传阅、翻印，对90年代全国各地的反洋教活动，特别是对长江中下游各省群众性反洋教斗争风暴产生了巨大影响。周汉以印制和散发宣传品为形式的反洋教斗争，使西方列强感到十分的恐惧和不安，“各国牧师为之胆寒。”[]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宣传品的来源，更不知道是何人所为。于是，他们一方面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查处，另一方面则明查暗访。不久，他们发现“这次事件的中心是在湖南的长沙”。1891年10月间，英国伦敦布道会华中区主持人杨格非又获得了一份周汉写给湖北巡抚谭继洵的信件副本，信中直言不讳地承认：“辟邪各种，乃汉与宝善堂同事文武官绅所刊布者也。”[]

各国驻汉口领事在查明反洋教宣传品真相后，如获至宝，便气势汹汹地联名照会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从严拿办。张之洞随即转知湖南巡抚张煦。但是，湖南省当局对于查办一事并不怎么积极。他们逮捕了长沙刻字商邓懋华、曾郁文、陈聚德等3人，旋又释放，对周汉更没给予什么处分。周汉也只是将所有反洋教的图书版本转移至宁乡家中而已，并没有停止活动。对此，外国领事十分不满。l2月31日，英国驻华公使华尔在给清政府的照会中，强硬地要求清政府严办周汉，并以武力威胁。面对强大的压力，总理衙门屈服了，再次饬令张之洞将周汉等查明惩处。

湖广方面对拿办周汉顾虑重重。周汉以崇正黜邪为名，以杀敌报国为辞，查办周汉理不直，气不壮，此其一；周汉在湖南的名气太大，长沙的几家书院对他既推重又佩服，拿办周汉有妨政体，此其二；周汉的反洋教宣传品深得广大民众的喜爱，深入人心，影响巨大，有人扬言：“若办周某，立将长沙省中教民七十余家先行杀害”，[]拿办周汉，人民不答应，此其三。不能不办，但又不能重办。正在张之洞左右为难之际，直隶总督李鸿章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调查周汉的“别项劣迹，奏明酌量办理。”[]这时，总理衙门又接到清朝驻英使节薛福成的报告，说英国政府也看到了周汉的《书图歌说》，想要借端要挟。总理衙门慌了手脚，急忙致电张之洞，要他立即处置，不能拖延。张之洞乃派湖北督粮道恽祖翼前往湖南查办。

1892年3月，恽祖翼到湖南后，立即会同湖南地方便进行查办，但此时周汉早已避匿，当局逮捕了其亲戚多人及刻书商邓懋华等人。但他们都矢口否认有刊刻反教揭帖之事，所传揭帖，系他人假托周汉之名刊刻。张之洞本来就不想深究，只是将周汉革职了事，所获图版予以销毁，并勒令3家刻字铺永远关闭。然后将以上处理办法上报清政府，并通报了各国驻华公使。周汉反洋教案第一阶段至此基本结束。

周汉受到革职处分之后，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仍然在长沙，不但刊刻原书，而且还撰写新的揭帖，广为传播。南方各省区几乎都有这种小册子，有的省份还有人翻刻。在这一时期的反洋教宣传中，周汉较多地注意了当时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自从鬼子到中华，富强害得成贫困；不独通商传教人，假名游历数不尽；甲想夺我筑路权，乙想矿产齐吞并”，号召人民“悉将耶酥妖巢妖书妖器焚烧”，“并宜多方设法，严防妖灰再燃，妖根再发”。[]

对周汉再次进行的反洋教宣传，帝国主义极为不安，并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多次向清政府提出抗议。l898年初，英国驻汉口领事照会湖南巡抚陈宝箴，强硬地要求立刻将周汉拿押究办。时陈宝箴正锐意维新，期望湖南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遂于3月中旬派员至宁乡县，会同县令朱国华，随带营勇，将周汉拘传至宁乡县，会同县令朱国华，随带营勇，将周汉拘传到长沙应讯。周汉被解到长沙后，先拘于候审所，他竟将所中器物、镜屏等打碎，并将候审所委员王伴扭殴关闭。陈宝箴遂令将其转移到司禁湾(今师敬湾)臬司狱。

当周汉押解长沙之际，宁乡县城正举行县试，“童生千余人哄县堂，以罢考胁知县朱国华。”[]朱即以禀请巡抚准予保释周汉。陈宝箴虽对禀文进行了驳斥，但深感“湖南民情激昂”，不敢在长沙审判，便电告张之洞，要求解鄂处理。张之洞也不愿意惹麻烦，恐怕引起“打毁教堂之事”，督抚相互推诿。最后，陈宝箴只好令长沙、善化两县审讯。

周汉在关押期间先后写了3篇“供词”，为自己鸣冤叫屈。不仅认为自己无罪，还要求平反旧案。当局对周汉在狱中的表现，极为恼怒，而对他的辩护又无法反驳，只好仍旧沿用当年“查访别项劣迹”的办法，给周汉一个“疯癫成性，煽惑人心”的罪名，“照疯病例”留臬司狱长期监禁了事。

周汉撰刻反洋教宣传品前后历时l0年，对90年代全国各地的反洋教活动影响深远，成为近代中国反洋教宣传的高峰之一。周汉以“崇正黜邪，杀身报国”为旗帜，把卫道爱国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周汉长期坚持反洋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其精神令人敬佩。但从根本上来说，周汉用以反对洋教的武器是陈腐的、软弱无力的，他用“五伦”、“圣道”来批判基督教的教义，只能束缚群众，无法起到真正的动员作用。他所揭露的洋教罪恶，诸如剜眼、割肾、取胎、切奶等，大都来自谣传，很少有事实依据，因而缺乏说服力。所拟定的对敌方法，无非遇“鬼教”就打，见“妖书”就烧，以及利用团防、族规进行防范等，几乎没有什么新的有效的东西，因而不能真正达到根除洋教的目的，而他本人也只能以悲剧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