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的长沙社会状况 一、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对长沙经济的影响 （一）传统商道衰落和长沙经济地位的上升 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是外国资本主义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第一批窗口。继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又增开牛庄、天津、汉口、九江、镇江、南京等一大批沿海沿江城市为通商口岸。这就为外国商品大量地、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五口通商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增开的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特别是汉口的开辟，直接影响到湖南商路的转移：湘南传统商路迅速衰落，湘北商路逐步开辟。 湖南毗邻广东。当广州还是清政府允许外国人居住通商的唯一贸易口岸时，湖南便成为外洋货物输入中国内地，以及中国内地各省货物运输出洋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一般是：洋货由广州北上，越五岭，经郴州，至湘潭为集散地，分销各省；各省土货则先集于湘潭，然后经郴州，越五岭，到达广州，分运出洋。 五口通商后，上海于1843年正式开埠。此后，上海进出口贸易逐年上升，广州作为中外贸易的中心地位被上海所取代。外来商品也大部不再逾五岭陆运入湘，而改由海道北运；云、贵等省物产亦改经广西梧州外运至香港放洋。汉口等地开埠后，北五省（晋、鲁、豫、陕、甘）货物，也多改道由汉口顺大江外运出洋，不再南经湘南。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货物集散地的湘潭，首先受到冲击，转运货物日趋减少，商务急剧衰落。所以《湘潭县志》记载道：“五口开，汉口、九江建夷馆，[湘潭]县市遂衰。”[]稍后，谭嗣同对此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从前海禁方严，番舶无埠，南洋、五岭之珍产，必道吾埠，然后施及各省。维时湘潭帆樯鳞萃，繁盛甲于东南，相传有‘小江南’之目。厥后轮船、租界曼延沿边，商旅就彼轻捷，厌此艰滞，而吾湘口岸，始日衰耗。[] 不仅湘潭，在湘南重镇郴州，这种衰落趋势，同样十分明显。据《郴州乡土志》记载： 郴地南通交广，北达湖湘，为往来经商拨运之所。道、咸之世，海舶未通，南货运北，北货运南，悉由此过。故沿河街一带，大店、栈房数十家，客货至，为拨夫，为雇骡，为写船只，络绎不绝。诚南楚一大要冲也。及东南氛靖（指鸦片战争之后），海运既通，百货遂徙而之他。加以陆运濡迟，夫骡偷损，富商大贾视郴运为畏途。今昔比较，十一悬殊。河街店栈，落落晨星，仅存数家，且有不能持久之势。[] 湘南传统商路衰落，湘北商路却逐步开辟和发展，主要是由长沙溯湘江，越洞庭，经岳州，入长江，以达武汉。交通工具一改湘南商路“交通皆以陆”，主要靠人力畜力肩挑骡驮的局面，发展为以帆船水运为主。据记载：咸丰年间，湖南“商民贩运谷米、煤炭、桐茶油、竹木、纸、铁及各土产，运赴汉口销售，易盐而归，分销各岸”[]。汉口开埠以后，汉口成为湖南对外贸易的主要转口之地，湖南的大米、茶叶、矿产品和鞭炮等，源源不断运往汉口，辗转出洋；外国进口的棉布、棉纱、钢铁、煤油等商品，则自汉口用民船转运来湘。江流、湖面，商船舳舻相接，往来如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这种情况下，长沙的经济地位开始上升。 长沙经济地位的上升首先表现其成为湖南转口贸易的中心。汉口开埠后，长沙较之湘潭，其转口贸易的优势突出了。从地理位置来看，长沙比湘潭更靠近汉口，其周围清初就成为全国著名的米市，湘江航运发达，牙人活动不逊于湘潭，加之自康熙年间起两湖分藩，长沙即成为湖南省会，湖南省的转口贸易中心自然转移到了“省城”。外国进口的棉纱、棉布等商品自汉口经民船运载来长，再销往各地。湖南的大米、茶叶、鞭炮等则从长沙源源不断运往汉口，转口出洋。一时间湘江河道、洞庭湖面，商船往来如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其次，长沙成为湖南的商业中心。1858年汉口开埠后，随着湖南转口贸易逐渐恢复，长沙牙行大增，经纪活动十分活跃。批发、零售商业也大为发展，出现了富甲一方的商号，如黄冕开设的“永泰”金号、贺瑗（贺熙龄之子）的“普济”药号、孙鼎臣的“利生”绸缎铺、欧阳兆熊的“十里香”酱园等，资产都达数十万，每年获利也有数万。当太平军攻长沙时，这些富商慷慨解囊，借银12万两给巡抚以作守城军队的饷银。由此可见当时商业资本实力之雄厚。 再次，伴随着外国商品的倾销和原料掠夺，长沙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突出表现在经济作物和粮食的商品化趋势增强。“民间种棉花者亦日加多”，[]传统的茶叶生产发展更快，由于安化茶农改制红茶，价高利厚，长沙“各县竞相仿制，产额日多”。[]据资料统计，鸦片战争后，由广州出口的红茶，有50％以上是由湖南安化、长沙等茶区提供的。由于战后商品经济的冲击，长沙地区粮食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长沙米市地位日益巩固，仅长沙之靖港每年输出谷米在100万石左右。一般居民也“添设店铺”，购销粮食，“数倍从前”。[]同时，商业贸易范围的逐渐扩大，从土货贸易为主逐渐向土洋并主转变。如长沙苏广业，“初该业营业范围甚广，所经营不过北京、江苏、广东、上海之各种土产。嗣以五口通商，洋货输入，西洋广货竞占于该业市场矣。故该业店铺之称呼，初为京广杂货铺，嗣称为广货铺，复曰洋货号”。[] （二）太平天国战争对长沙经济的影响 然而，连绵不断的农民战争和清政府的军事行动给长沙商业带来严重影响。尽管太平军一直未能攻克长沙城，但岳州、汉口、金陵以及长江下游沿岸一些城市相继被太平军攻占，造成河道运输受阻，阻碍了商品流通。诚如咸丰五年（1855年）湖南巡抚骆秉章所奏： 自逆贼（指太平军）窜湖广扰江皖，而陷金陵，长沙梗塞，淮盐片引不抵楚岸，三年于兹矣。……从前无事之时，商民贩运谷米、煤炭、桐茶油、竹木、纸、铁及各土产运赴汉口销售，易盐而归。……自江淮道梗，淮南片引（盐）不到，两粤多故，粤引亦不时至，而盐价亦昂，四民重困。湖南为产米之乡，近年稍称丰稔，谷贱如泥；又武汉叠陷，米粮无路行销，农民卖谷一石，买盐不能十斤，终岁勤动，求免茹淡之苦而不得，于是而农困。商贩贸迁阻滞，生计萧条，向之商贾今变而为穷民，向之小贩今变为乞丐，于是而商困。[] 由此可见，咸同年间的战乱的确对长沙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但任何事物的作用都是相辅相成的，农民战争既有破坏生产，使商业受阻的一面，但又促使统治者为了收买民心，保证赋税的收入，不得不采取一些轻徭薄赋的政策。从1852年（咸丰二年）到1863年（同治二年）12年间，湖南因水灾奏请蠲缓、豁免有关府县的赋税达8次，1862年同治皇帝即位时，还全部豁免了1859年以前农民所欠的各种课赋，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农困”和“商困”。同时，湘军巨大的需求也对长沙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湘军转战江浙时，由于当地财赋受战争破坏，民穷米贵，湘军的粮食仍需不断从湖南购运，邻近各省军粮也需到湖南贩运，这就使湖南粮食市场受到价值规律的影响，刺激了粮食生产。湘军的军械需求还促进了湖南工矿业的发展，“咸丰年间，四属铁厂不下百余厂，熔成六七千石，合计每年可出百万石，能活工力贫民数万人”。[]1866年（同治五年）前后，长沙的铁厂达48处之多[]，长沙火药局每年生产铁炮百门，弹药数十万斤。因此长沙在咸同年间经济并未遭受重大的破坏。 （三）转口贸易的勃兴和商业的兴盛 1858年（咸丰八年）汉口开埠后，外国的棉布、棉纱、颜料、煤油、食糖及煤、铁等商品大量涌入长沙，对长沙原有的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起着破坏作用。自洋纱、洋布输入长沙后，长沙土布产量顿减，原已较发达的家庭棉纺织业迅速瓦解。因为洋纱质地纤细、柔软、损耗少、织布多；“进口棉布之幅门较阔，品质亦细，为原有大布所不及”。[]长沙农村原已开采的煤、铁矿也“日见其衰”，盖因“自与洋人互市，洋煤、洋铁阑入内地，洋铁、洋煤之销路占进一步，则湘铁、湘煤之销路退缩一步。以致湖南之煤、铁不能销出境外，其利为洋人所占”。[] 外国人在向湖南内地大量输出商品的同时，又需要采购他们所需要的大量原材料和农副土特产品，这就从客观上促进了长沙的农副土特产品加工业及转口贸易的勃兴。其时长沙是湖南最主要的茶叶转口城市。由于国际市场对红茶的需求量很大，不仅安化等地茶农都改制红茶，浏阳的许多麻农也改种茶叶：“茶船入汉口，收茶不计值，湘茶转运近捷，茶者彻底巨富，于是皆舍麻言茶利”。[]当时湖南航路两岸有许多收购茶叶的口岸，正如刘家传所云，“洋商在各口岸收买红茶，湖南北所产之茶，多由楚境水路就近装赴各岸分销。[]长沙就是当时红茶的最主要的集中分销地。当时长沙湘茶转口的线路基本上有3条。一是从汉口转运，打开销往东南的通道，实行与浙盐互贸，以便从苏浙沿海出口。二是“由恰克图销于俄国”；三是“由香港销英美”。湘茶销俄与销英、美的比例开始是70：30，嗣后香港商路开通，转为为60：40，但销俄比例仍是最大的。[]除茶业外，19世纪60年代以后，长沙的鞭炮制造开始形成较大的行业。南自广东，北至鲁、晋，各帮客商多有来浏阳贩运者。长沙商人也将浏阳鞭炮试销于上海、南洋，颇受青睐，销路渐广。汉口等处商人见有利可图，竞相将浏阳鞭炮向外推销，开创了湖南近代土特产外贸出口之先河。[] 转口贸易的勃兴，刺激了长沙商品市场的兴隆。咸同年间，大批外省客商进入长沙，从事贩运贸易，带动了许多新兴行业的产生，城内商业店铺激增。有经营高档商品的金银首饰店、绸缎店；经营风味食品的饮食店、南货店；金融市场、服务行业也相继兴起。商业店铺逐渐由集中于城西河边，向城内零星扩散。如苏州帮、南京帮在大西门正街开设协泰祥、聚锦祥绸缎店，开长沙绸布业之先；江西人在坡子街开设余太华银楼，开长沙金银首饰业之端。这一时期，外地人在长沙著名店铺还有：安徽人经营的詹颜文墨店，福建人经营的赖德隆烟丝店，江苏人经营的马明德堂酱肘店等。 湖南本地人开设的店铺也不乏驰名字号。如1853年（咸丰三年）长沙河西人胡自成开设于下太平街的“利生”盐号，以销售食盐、茶油为主，兼营棉花、棉纱、桐油等，着重零售，辅以批发，因经营有道，货真价实，日售银千余两。同年，宝庆（今邵阳市）人杨长贤兄弟在太平街开设“杨隆泰”钉子铺，经营各种手工锻造铁钉、木屐钉、雨鞋钉等。当时正值曾国藩在长沙训练湘军，为营造船只，需要大量铁钉，“杨隆泰”开张逢时，生意兴隆，获利颇丰。随后杨氏家族、同乡纷纷来长开铁铸品店铺，至清末已增至9家，多为父子、兄弟独资经营，世代相传。又如1862年（同治元年）一刘姓手工业者在东牌楼开设“六合庵”蚊烟铺，其所产蚊香枝条均匀牢实，驱蚊力强，接火容易，气味芬芳，深受顾主欢迎，销路日广。刘乃收徒传艺陆续发展到20余人，年产蚊烟50万支，以致后来长沙城内“真六合庵”、“老六合庵”层出不穷，仿名者日盛。同治三年（1864年），长沙县东乡大贤镇人、富商魏鹤林在府城南门口开设酱园，取名魏德茂酱园，生产“德”字牌香干，这就是后来长沙著名的德茂隆酱园的前身。同治元年（1862年）湘潭人尹某在长沙城里仁坡开设了长青阁照像馆，为长沙照像业之创始。这也可以看出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开始对长沙社会生活产生微弱的影响。 二、农村封建土地关系的强化 太平天国失败后，封建统治秩序重新恢复和建立，农民在战乱中获得的土地重新丧失，战争中逃避在外的地主陆续回乡,重新夺取了土地。因此，土地集中的现象在太平天国失败后重现于长沙。当时，除了逃亡地主重新取得土地占有权以外，以镇压农民起义发家的湘军官吏在还乡后大肆兼并土地，是造成战后农村土地高度集中的重要原因。当时有人描述这种情况说：“湘省自江南恢复后，文武将领之冒饷致富者，行盐起家用者，田宅之外，如票号，如当店，以及各项之豪买豪卖，无不设法垄断，贫民生计，占搁殆尽，实已不堪其苦。”[]由此看来，湘军官吏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不义之财，数量巨大，且大多数用来添置田产。长沙府湘乡县曾国藩家族的成员聚敛的财产和土地为数可观。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乡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他所聚敛的资财,田产达6000余亩，这在南方地区是相当多的了。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虽为官在外，也在家乡置田敛财，远过于文正”，“自俄使归而毙，赙资得十余万。”[] 湘军的其他官吏，也不逊色于曾氏族人。如家住长沙落星田的郭松林，本为一“不事农、儒”的纨绔子弟，入湘军后被“封一等轻车都尉’，“出军中获资，置田宅值十余万金”。[]又如长沙县的聂尔康，因参加湘军，官至知府，在家置有田产颇巨，共计租谷七千石，房产公馆二所。[]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以至当时有人描述说，湘军“诸将帅还者，挥霍煊赫，所过倾动，良田甲第期月而办。”[] 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和湘军系统将官的聚敛，使农民的土地大部分集中于大地主、世宦手中，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农民丧失土地,沦为佃户。 农民沦为佃户后，要承担巨额的地租,生活十分困难。在太平天国失败后，湖南各地的地租均普遍提高。由于战后清政府加赋增税，地主便把负担转嫁给农民，而且因为失去土地的佃农颇多，争佃现象时有发生，客观上为地主增租提供了条件。如长沙府攸县，“向来服畴者，自食其力，恒产固多不匮，即佃户口良者，亦时成奥族。今则田价日昂，田租不得不增。兼以侨耕者众，不谙土宜，转碍土著。计终岁勤动，良未必尽丰”，[]这真实地描绘了当时佃农的窘境。除增加正租以外，业主还常常增加押租、改分租为定额租或额外加收浮租，致使佃农的负担大大增加。 这一时期湖南的地租一般以实物地租为主，其形式各州县不一，有包租、议租、预租或分种等等,租额相当之大。长沙一张姓业主，出租田土四石，“岁收租谷伍拾肆石”。[]可见，当时的地租率一般占产量度的50％-70％。农民辛苦劳动一年，要将收入的大部分交给地主，生活之贫困可想而知。 此外，佃农还要承受封建地主阶级的超经济强制，承担各种无偿的劳役和负担。作为地主阶级统治工具的封建政府，对农民也采取逼租、催租等各种办法，致使农民往往因交不起租税而卖儿卖女，妻离子散。 总之，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后，湖南的封建地主阶级重新确立了他们在农村的统治秩序。通过兼并土地，提高地租，使农村的封建土地关系进一步强化，农村社会经济重新纳入封建小农自然经济的轨道，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近代湖南资本主义发展姗姗来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封建土地关系强化的同时，封建地方政府也逐步建立和恢复其统治秩序和职能，加紧对城乡人民的搜刮和剥削，各种正赋常税及各种目的的捐税日益繁多，造成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这一时期湖南的封建捐税主要是厘金、田赋和各种杂税苛捐。厘金本为镇压太平军而开设的临时税收，但在太平天国失败之后，这种税并没有撤减，反而成为一种常税，数额也越来越重。 湖南是继江苏之后率先设厘金的省份。1855年5月(咸丰五年四月)由巡抚骆秉章奏准设立厘金局开征，税率大约在2%-3%。1856年(咸丰六年)，在厘局之外又设盐茶局，抽收盐、茶税。盐税每包抽700文，茶税每箱抽银0.45两。1860年(咸丰十年)，曾国藩募湘军援皖，奏准在长沙设立东征局，对盐茶货物，在征收厘金之后再征东征税50％。所以在太平天国时期，湖南的税收除厘金外，还有盐茶税、东征税，税率颇为苛重，以致商民负担繁重。 太平天国失败后，湖南地方当局整顿税务，名义上将东征局裁撤，而税收仍留四成并入厘金征收。盐茶税也一律合并于厘金内，厘金局改为厘金盐茶局。这样，湖南的厘金在形式上就划归统一,征收的项目包括盐茶在内，另外还额外保留了东征税的40％ 。湖南厘金征收种类达10种之多，计有百货厘金、茶厘、茶厘加抽、烟酒厘加抽、复征内地米谷厘金、出口米谷加抽、进口杂粮加抽、竹木厘金、出口煤厘加抽等。如果从税收性质而论，大约可分为出口税、起坡厘、土产厘、门市厘等5种,统称为税厘。 湖南厘金的税率在初兴时一般是值百抽二、三，后加征东征税，则达3％-3.5％。但湘省抽厘的办法，是一税一厘，故税厘相加，则达5％。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百货厘金加抽二成，百货税厘税率则达6％，茶厘税率较百货高，正附厘金共计7．5％，烟酒类的税厘更高，达l0％。这还是规定的税率，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各级厘卡官员贪污中饱，任意加码的现象极为严重。 湖南厘金的支出，大部分都解送中央财政，充作国家行政费、皇室用费、归还外债、赔款、军费等等，仅一小部分充作本省行政费用。从这些开支项目来看，基本上为封建统治机器服务，对工商业者和农民没有益处。 湖南厘金的收入历年大约在1300万两至l400万两之间。[]如此庞大数目，对清政府的财政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来源，但对工商业者和农民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当时的情况是， “抽厘之弊，尤不忍言。一石之粮，一担之薪，入市则卖户抽几文，买户抽几文。其装船而东运者，五里一卡，十里一局，层层剥削，亏折已多”，[]以至“行旅愁叹，衢路荆棘”，“所入三厘而已，其六七皆官私耗费，而鱼肉之于关市为暴于国家直盗臣耳”，如此，“商民焉得不裹足，百物焉得不涌贵乎”。[]当时有人计算，“百金之家，为田不过十亩耳，终岁月勤动，收获无多，一家衣食出此，地丁出此，厘金出此”，“间阎骨髓，曾有几何”?[]一般的商农，其苦难尤可想象。故当时商民“哀怨之声哗然在道”，[]严重挫伤了农、商的生产积极性，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赋税制度除新增厘金之外，传统的赋税如田赋也有日益严重的趋势。清代实行的赋税制度是“摊丁入亩”，即将人丁税摊入田亩税中起征。这个制度在康熙末实行以来，最初也确实减轻了一些负担。随着时间的更替，弊病也愈大，“永不加税”变成了空话，正额税之外，各种折耗浮收不断增加。根据《大清会典》的记载，在嘉庆年间，湖南的田赋每石田正额征银二两至十八两不等，征米一升至十四升不等。正额之外，每亩还征收随征耗羡银一两，米若干升。[]可见，所谓折耗浮收最高时占正额田赋的50％。 清政府对田赋加征所采取的另一种办法，是所谓“改折浮收”，即对漕粮不再征收实物，而以银两代替实物折纳，实行漕粮折色。这种办法于1853年起在湖南等长江流域省份首先实行，一方面促使了粮食等农作物的商品化，但另一方面却加重了封建剥削。按清政府的规定，在1853年，湖南的漕粮一石折银一两三钱。在实际征收中，各级官吏的贪污勒索，地方政府的加征加税，相当严重。据巡抚骆秉章的奏报，湖南征地丁银一两，“民间有费至数两者”，漕米一石“民间有变至数石者”。[] 民间浮收过多的原因，一在于官吏的勒索。长沙府湘潭县的情况是，“官吏所得苛索……皆在漕米”，“县富饶，民重身家，易于取赢，浮收勒折，自倍蓰至十百不止一般州县”。[]“廉俸无多，办公之需，全赖钱漕陋规稍资津贴”，因此，勒折浮收“款目繁多，民间难以折算”。“每遇完纳银米，整数之外，尚有奇零，则一并收作整数，如一分一厘，则收作二分，一升一合，则收作二升，名曰收尾。小户穷民，尤受其累”。此外，“刁衿劣绅也从而挟持之，每人索费数十两百两，人数多者，一县或至数十人，名曰漕口。少不遂意，则阻挠乡户完纳”。[]其次，吏书差役的把持勒索，也是漕粮折色浮收几倍于额数的原因。“湖南钱粮积弊，大半由于蠢书之包征包解，甚至擅出墨券、私相接受。该书截串在家，小民偶尔迟延，欲求给串，有费十数倍而尚不可得者。稍不遂欲，禀官拖押，门丁差役，从而需索。”[]钱粮浮收，造成民间极大痛苦。 田赋、漕粮的折色，表面上是对有地的土地所有者或地主征收，实际上，地主通常采用各种办法，将负担转嫁到农民特别是佃农和自耕农的身上。所以，在征收田赋与漕粮时，有所谓大小户的差别。一般绅士大户，“有正额外所余无多者，有仅及正额者，甚有颗粒不完者”，于是，“不能不取偿于小户，大户价愈短，故小户价愈长。”[]田赋与漕粮的绝大部分转嫁于所谓“小户”即自耕农或小土地出租者的身上。有的记载说，“有十数顷之家而所完无几者，有一二亩产之家而横征倍之者，绅户多折银，最少者约一石二三斗当一石”，“民户最弱者折银，约三四石当一石，强者完米，二石有余当一石，尤强者亦完米，不足二百当一石”。[]可见，农村的地主阶级依仗其特权与势力，所承担的赋税任务极少，大部分转嫁于农民身上。 同时，农民的实际负担还要受到银贵钱贱、银价上涨的影响而加重。银贵钱贱在近代社会是普遍的趋势。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清政府为筹集军费，滥发银票、钱票(宝钞)和铸铜、铁钱，致使银价大为上涨。鸦片战争时的1840年，银一两兑铜钱1643．8文，而到l860年，银一两则可换铜钱八九千文。银价的上涨，使农民遭受极大的损失。农民在完纳田赋、漕粮时，须出卖粮食换取铜钱，而交纳时又须按银价将铜钱折换成银两。长沙府湘潭县 “自承平以来，官吏收漕米或改折银，渐增米价”，在道光时，“漕米石当用钱二万以上，而米石不能售二千，乃至或三石值银一两”，到同治年间，“催科愈急，而银价益涨，两至钱三千，漕米石当纳二十余千”，以至“结粮愈多，乡民大扰”，[] “有数石之粟，数捆之布，不足完数两之银者。银愈贵，而农愈困矣”。[] 三、绅士势力的膨胀 中国古代社会原有“绅”与“士”的区分：绅，一般是指居官任职的“搢绅”；士，则为学道习艺的读书人。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二者的含义逐渐发生了变化：绅专指原官僚中离职退休的人员；士则特指读书人中已取得科举功名(秀才、举人等)而尚未作官的那部分人。一下一上，二者的地位趋于接近，共同构成了地方上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的社会集团，统称“绅士”，或称“士绅”、“绅衿”。[] 近代绅士阶层又有了新的发展变化。首先是队伍的壮大。无论是离退职乡居的官僚，还是取得功名的士子，在数量上都有较多的增加，形成愈来愈大的社会集团。第二是结构内涵的变化。除离退休官僚和取得功名的士子外，还崛起了一大批军功出身、荐举出身以及捐纳出身(捐资纳财买官衔)的人员。特别是军功出身的绅士，由于其数量庞大，成为近代绅士阶层和绅权势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众多的军功绅士，往往目不识丁，并不具备士人的特性，却构成绅士阶层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由捐纳或荐举而获得身份的绅士，则除了饶有田产的地主土豪外，还有部分工商业者，后者一般比较开明。第三，由于上述，近代绅士的社会作用也与此前有异。如果说在封建社会末期，绅士主要是在文教风化方面施加影响的话；那么，进入近代后，绅士可以说在地方政治、经济、文教、社会公益事业各个方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代长沙绅士势力的膨胀，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缘于湘军。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大批军功绅士荣归故里，长沙城内“甲第峥嵘，簪缨叠起”，新增“宫保第”13家之多。长沙这一时期绅士增加的情况，通过对长沙县功名绅士和军功绅士数量的比较即可看出，如下图所示。 表1.1 长沙功名绅士和军功绅士比较表[] 皇帝 功名绅士 军功绅士 进士 举人 拔贡 优贡 恩贡岁贡 例贡 保举文职 保举武职 议叙 武职 援例武职 荫生 难荫 顺治 0 5 0 0 216 122 309 471 349 60 25 5 104 康熙 0 10 3 0 雍正 5 14 5 0 乾隆 15 126 10 2 嘉庆 15 62 4 3 道光 19 91 4 6 咸丰 9 34 2 3 同治 11 74 0 2 合计 74 416 28 16 216 122 309 471 349 60 25 5 104 872 1323 资料来源：根据张延奇等《长沙县志》卷21、22，选举一、二编制。 从表中可以明显看出，从顺治到同治时期，长沙县的功名绅士总共为872人（因生员为固定数，在这里未包括在内），而军功绅士则为1323人，远大于功名绅士，且军功绅士主要集中在咸丰、同治时期，因而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后，军功绅士的加入，不仅使绅士队伍迅速扩大，而且在比例上占有明显的优势。 绅士势力的膨胀，特别是军功绅士加入其中，对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的的长沙，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均有重要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绅权势力大张，引发官、绅矛盾，长期影响长沙乃至湖南的政局。长沙是湖南的省会，也是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长沙在湖南绅士组织的团练武装大力护翼下，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并成了湘军兵员、饷源和武器装备的重要基地，绅士的势力获得了空前的张扬。不仅省府实权操纵于由绅士组成的幕僚集团手中，而且军事武装也控制在绅士手中。维护湖南省城安宁和地方稳定的主要军事力量是由王錱所训练的“老湘营”，这支武装实际上一直控制在左宗棠之手，后又随左宗棠一起出征浙江。长沙的团练武装也基本控制在当地绅士手中。捐输局、厘金局、盐茶专卖局、东征饷局更成了绅士们的一统天下。由于绅士在本乡本土长成，他们的父辈或祖辈大多是负有一定声望的地主，有的虽然家道中落，也有一定根基。他们熟悉本地情形，直接与被统治者打交道，能够洞察民情，因而这些人办事效率高，推行的政策更切合实际，更有利于提高封建政权的职能。湖南巡抚骆秉章很有感受，在关于抽捐厘金的奏折中写道：“抽捐之法，用地方官不如用委员，用委员不如用绅士，盖情形洞悉，则处置自能合宜，耳目较亲，则利病易于上达。”[]相比之下，衙门胥吏昔日擅官府之威，强逼勒拿，中饱私囊，办事效能差，名声甚坏。战乱时期为稳定人心，地方官不得不将他们弃置不用，让名声较好的地方绅士来负责地方的具体事务，导致了绅权大盛的局面。 绅士除了举办团练或应聘入幕参预地方军政事务外，还担任各书院山长、讲席,执掌地方教育大权；总揽地方公共事务，包括修志、昭忠、宗族、社团、族田、社仓、学田、差徭、捐赈，以及各项公共事业的举办、民事纠纷的调处等。有人曾总结说：“凡地方之公事，大都由绅士处理。地方官有所兴举，必与绅士协议。绅士之可否，即为地方事业的兴废。”[] 绅士势力的膨胀，对地方政权的干涉，直接导致官、绅矛盾的加剧。官绅矛盾在骆秉章主湘时就已出现。骆秉章重用以左宗棠等湖南绅士组成的幕僚群体，就引起了湖南各级官吏和衙门胥吏的强烈不满，他们四处大造谣言，戏称左宗棠为“左都御史”，影射左宗棠权势在官衔尚为右副都御史的骆秉章之上，说什么“幕友当权，捐班用命”，借以挑拨骆、左的关系，打击、排斥参政的绅士。幸赖骆秉章胸怀宽宏，顾全大局，对左宗棠等“相知相信”，力为解释，才使这场风波逐步平息下去。 但是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湖南地方官就想摆脱绅士的约束，因而“官湖南者，皆以屈抑绅士为先务”。[]不过，由于军功绅士的大量返乡，特别是一些手握重兵的湘军将领退职乡居，像曾国荃、郭嵩焘、王闿运等人退职后都曾定居长沙，他们凭借昔日的影响和与在朝为官的湘军将领的关系，往往对地方行政产生较大的影响，使得官府对绅士的屈抑，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例如，曾任湖南布政使的蜀人李榕想让豪绅按田亩捐税，但因为田亩大户曾国荃的反对而遭弹劾革职。湘抚毛鸿宾“恶绅与官事，谋之去之”，湘绅联合反击，毛鸿宾“乃大窘”，遂不得不“诣诸绅谢，任以事，又札加焉”。[]王文韶出任湖南巡抚后，虽心存“屈抑士绅”之意，且“日有孜孜”，但终究不敢采取强硬对策。在乡绅面前，王文韶“遇有强狠负固者则惮之，人众则惮之，挟端求逞者则惮之。”[]可见湖南绅士的势力已经膨胀到挟制地方官府的强大之势。 其次，在经济方面，长沙作为湘军发源地，军功绅士特别多，这些广置田产的军功绅士，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往往眼光短浅，不愿意做风险性的投资，也反对别人投资近代企业，损害自身的传统利益，因而他们往往成为笃信传统的最顽固的保守势力。这就是长沙虽积资数百万数千万的军功绅士很多，而投资近代企业的人数最少，成为反对引进现代化生产方式最激烈地区的主要原因所在。同时，这些新贵将掠夺的财富尽情挥霍，过着奢侈的生活，败坏了整个社会风气，使有用之才虚掷于无用的奢靡淫乐之中。“荆俗敦朴，自古志之耕农之余，游闲甚少，金玉纂组雕文刻镂里老相传数十年”。但是，自军功绅士成批涌现之后，长沙府县之人则“衣必绮罗，出必舆马，宴客必珍味，居处必雕几，故近市镇而拥素封者间亦有之”。[]浏阳县“往时民俗朴，城市罕酒家，宴会不设珍肴，衣服亦罕罗绮。今渐不然，以服饰骄人，及以酒食游戏征逐者，稍稍染颓风矣。”[]当这种奢靡之风刚刚抬头的时候，左宗棠在致朋僚的书信中就说过：“天下皆贫，湖南独富，天下皆贱，湖南独贵。”[]他认为，这种情况并非湖南之福，内心中对湖南已经产生忧虑。这些资金都被用来挥霍浪费或投入田产进行封建剥削，严重影响了湖南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故在后来长达30多年的洋务运动中，长沙近代工业甚少。 再次，在士气民风方面，绅士集团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湘绅的领军人物大多具有功名绅士和军功绅士的双重身分，具有理学经世思想，因而他们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方面，不仅直接培养了大批湖南士人，而且养成了爱国忧时，经世致用，注重实际的精神和学风。尤其湘军头目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非凡壮志，以及那种勇于“赤地新立”的坚韧不拔的改革精神，和那种反对空谈、讲求务实的学风，为后世贤才所继承。辛亥革命志士杨毓麟就曾说过：“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事实确实如此，自从湘军大力经营湖南，把湖南看做是关系天下安危的基地，在内忧外患交至的时候，几乎都是湖南独任艰巨。湘军人物，既有鏖战沙场的名将，也有在外交斗争中折冲樽俎的英杰。湖南士人在湘军名人的诱导影响下，认识了湖南的巨大潜力，增强了自我价值观念，日渐形成了一种不靠官府，自强不息的独立根性。而且在民族危机愈是严重的时候，这种根性愈是表现得突出而强烈。 湖南民风刚劲，有一种不信邪、勇往直前的“拚蛮”精神，而且坚韧不拔，百折不回。湘军兴起后，将这种精神和意志加以发扬光大，并辅以忠义气节等方面的政治思想教育，把民风习俗纳入政治范畴，利用来为政治服务。湘军利用了湖南的士风民气，同时又反过来影响了湖南的士风民气。数十万湘军将士，在军营中依靠师友戚亲相联属，患难相助。在下层将士中，为了自保，防卫自己的利益，结盟拜会也非常普遍。尚气节、讲义气的道德风尚也被秘密的群众团体用来约束会众，并且由于军营团体生活的影响，政治视野也大为开阔。这些人解甲归田后，为生活所迫，便自动组织民间团体，并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风气所播，民风为之一变，由原来的粗犷刚强之风流转为尚义气的豪侠风气，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洪流，民智民风大为进步。 消极方面，湘军代表人物都笃信理学，重视对人民进行文化思想的统治，维护封建伦理观念，在一般耆旧豪绅中滋长起顽固守旧的习气。他们不像湘军代表人物那样在保守旧阵地的时候，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跟着历史的节奏前进，能够探讨西方文明的底蕴，迈出了学习西方最艰难的一步。这些耆旧豪绅们在保守旧阵地的时候，则向着守旧的方向走向极端。与湘军代表人物观念相比，保留的守旧因素多得多，以致招来“湖南以守旧闻于天下”的名声。所谓“湖南守旧落后”，实际所指的就是这个阶层。这个阶层在城乡都很有势力，并具有发言的权威性，影响和能量也很大。正因为如此，近代湖南新与旧、进步与落后的政治斗争尤为激烈，并在各个时期都产出了正反两方面的著名人物。 即便是具有经世思想的湘军代表人物，一般来说，守旧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在他们的观念中，理学是其根本，而经世只不过是“用”，卫道是其目标，“用”则仅是手段。这种心理，对长沙文化影响尤大，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长沙地区的文化复古之风，便是佐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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