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时期的长沙社会矛盾的激化

第三节 湘军兴起与长沙

一、曾国藩在长沙筹建湘军

（一）湘军的筹建

太平天国起义的惊雷，使清朝统治集团大为震撼，惶惶不可终日。清政府为此调动大批军队进行围追堵截，同时敕令各地举办团练，作为镇压太平军和绥靖地方的补充力量。正当刚来湖南任巡抚的张亮基为此颇费思量时，幕僚左宗棠献计说，正在湘乡荷叶塘家中为母守丧的原礼部侍郎曾国藩既具资历、声望，有谙熟湖南地方人情，当堪此任。张亮基大喜，当即奏准清廷，留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

曾国藩，原名字城，字伯涵，号涤生。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生于湘乡县荷叶塘（今属双峰县）。父麟书，有田产，不事耕种，醉心功名，然童试17次皆不第，在家设馆收徒。曾国藩幼从父学。道光十三年（1833年）入县学为秀才。翌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以能诗文，名噪甚，试辄第一”。[]同年中举人。此后赴京会试，一再落榜。道光十八年，始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旋赴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选翰林院庶吉士，自此供职京师，结交穆彰阿、倭仁及唐鉴等。道光二十三年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明年升侍读，后年升侍讲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任礼部右侍郎，旋兼兵部右侍郎。道光三十年，兼署工部右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兼署礼部左侍郎。是年四月出任江西正考官，行至安徽太和县境，以母丧回籍。

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53年1月29日）曾国藩到长沙就职，与张亮基、左宗棠协商，即以选募札调长沙的罗泽南、王錱所带湘勇为组织基础，实施他的建军计划。

曾国藩建立湘军，并非一帆风顺。咸丰三年正月（1853年2月），张亮基、左宗棠、江忠源相继离湘到鄂。潘铎署理湖南巡抚，对曾国藩编练湘军不予支持。加之曾国藩办事喜用霸术，好包揽把持，插手地方官府事务，侵越地方官职权，一班对曾国藩所作所为不满的官员，起而攻击曾国藩。骆秉章再任湖南巡抚，也没有给曾国藩多少帮助。湖南提督鲍起豹公开阻止塔齐布出操，扬言无提督令出操者，军棍从事。塔齐布为其部将，自是不敢出操练兵。曾国藩虽不官不绅，但也不示弱，针锋相对，与骆秉章会衔保荐塔齐布，严劾副将德清，借以打击鲍起豹。但这样一来，兵勇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深，兵勇仇杀械斗时有发生。适有永顺兵与辰勇私斗，团勇试枪误伤标兵，提督鲍起豹借事端挑起标兵寻衅报复。标兵焚烧塔齐布参将署，撞进曾国藩公馆威胁。骆秉章先是装着不知，事后也不惩处肇事者。曾国藩自知无法调解标兵与团勇的矛盾，便决定从长沙移驻衡州，在长沙的团勇，除一部分带往衡州训练外，其它勇营也调出长沙，分驻醴陵、浏阳、郴州等地。

曾国藩练军计划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编练水师。因此，他在衡州设立造船厂，委岳州协守备成名标为监造官，提拔杨载福（后改名杨岳斌）、彭玉麟为水师营官，奏请广西巡抚劳崇光派熟悉水师的得力之员来湘协助。不久广西派水师宿将候补同知褚汝航、知县夏銮带梧州水勇、战船到衡州相助。曾国藩命褚汝航到湘潭设立分厂，加紧制造各式战船；夏銮留衡州幕府，赞画水师军务。为了加强水师装备，又派专人到广东购买洋炮600尊，截留广西解鄂大炮200尊。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六日（1854年2月23日），湘潭、衡州两厂所造战船全部竣工，合计造成大小战船470余号。湘军水师初具规模。

至是，湘军全军建成，有陆师15营，水师10营，共计营勇、夫役17000余人（后编制逐步扩大）。

（二）湘军的特点

曾国藩在出任团练大臣以前，就对戚继光的练兵之法尤为赞赏，在《议汰兵疏》中认为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遂以荡平倭寇”的办法是“今日论兵”所应当效法的。在出任团练大臣以后，更明确地表示要“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练就一支强悍的军队。在他编练湘军的过程中，主要仿效的是戚继光，并有所发展和创新，体制上有以下特点：

首先，改世兵制为募兵制。

清代八旗、绿营兵实行世兵制，即父辈列入军籍之后，其子孙世代相承以当兵为职业。这种世袭兵制，弊病很多，既不能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又容易沾染行伍恶习，官吏吃空缺、士兵嗜烟嫖赌的现象十分严重，真正打起仗来，其战斗力非常低下。曾国藩最初练兵的设想，也企图在募练官勇之外选调现有额兵练成劲旅。但经过尝试，曾国藩的想法完全改变了。他认为：绿营兵腐败习气太深，即令孔子复生，也难改其面目。遂翻然改计，尽募新勇，使成劲旅；若招募之勇日久浸成暮气，便立即遣散，另招新勇，使营伍常新，士气常盛。其制与世兵制完全相反。

其次，曾国藩还仿效戚继光的办法，实行“兵为将有”的隶属关系。

湘军组建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将领、勇丁必由统兵者亲选自招。其方法是：“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以后增设统领、分统，统领、分统由大帅挑选。曾国藩认为，这样可使“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在湘军中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严格的个人隶属关系，各军务营只附属于一人，非其一系者，就是清政府命令，也不能调动一兵一卒。

曾国藩的这个办法，也是针对八旗、绿营的弊端提出来的。八旗、绿营兵将官、士兵的编制国家有定制，是所谓“额设”，将官由国家任命调遣，由督抚提镇或钦差大臣循例行使指挥权。这种隶属关系，行之既久，就是将官不能形成对士兵的绝对权威，难以驾驭营中长期相沿的矛盾和龌龊，尤其是在战时，由于将官的频繁外迁、调动，容易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从而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不过，湘军的这一特点，虽克服了绿营兵“调遣成法”的弊病，但统兵将领随着势力的发展，也出现了各树一帜的情况，这是曾国藩始料所不及的。

第三，湘军在“兵为将有”的原则下，严格将官的选拔和士兵的招募。

湘军官兵的选拔与招募，采取的是“选士人，领山农”[]的办法。所谓“选士人”，即是指湘军的官吏基本上是由书生为主体，主要是一些有不同科举功名的地方绅士或地位不高的封建士子，而且这些士人大都有着同乡、同学、师生、亲友等关系。这样，湘军将领就形成了以书生为主体，以同乡、同学、师生、亲友为联系纽带的群体。从政治上来说，彼此目的一致，从个人关系来说，大家利益攸关，这就能结成死党，维系湘军指挥系统的功效。

湘军招募勇丁，专招年轻力壮的山乡农民，“油头滑面，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不招无根之勇，凡欲招募或增募，必欲回湖南原籍招募，利用同乡亲友关系相互吸引，编为一营。使一个营从营官到长夫，都是同乡同县之人，易于合心，临阵不会败不相救。在招募时，取具担保，建立名册，存于府县，使兵勇有家室妻子的顾恋，如有变故，可按籍清查。这一规条，既保证了湘军士卒来源的纯洁性，又起了控制士兵的作用。湖南巡抚骆秉章深知湘军招募制度的奥秘，曾评论此事说：“近时湖南勇夫出境从征者，水陆不下十数万之多，皆先择将而后募勇，有将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其长夫又由各散勇自募，而后营官点验归棚。盖均取其相习有素，能知其性情才力之短长；相距匪遥，能知其住址亲属之确实。故在营则恪守营规，临阵则禀遵号令，较之随营招募游手无赖之徒以充勇夫者稍为可恃。夫用勇之多流弊，人人知之矣。湖南勇丁所以稍稍可用者，原于未募之初，先择管带，令其各就原籍选募，取具保结而后成军；成军以后，严加训练，层层节制。该勇丁均系土著生长之人，有家室妻子之恋，故在营则什长、百长、营官、将领得而治之；散遗归籍，则知县、团总、户长得而察之；遇有私逃，则营官、将领禀知本省，得按籍捕之。此明臣戚继光所以有募勇必由知县之说也。”[]

第四，严格训练、严行军律，注重封建思想教育。

在军事训练方面，曾国藩自定的日课常例有七条，归纳起来就是：每日夜站墙子两次，点名两次，看操两次。并规定营点全营之名，看全营之操，每月四五次。守夜之规，每夜一成队站墙唱更，每更1人轮换；接近敌方时，则二成队站墙唱更，每更2人轮换。哨长、亲兵负责查哨。关于练武艺，阵法演习，规定每天都要按时练习跑、跳、枪法、拳、棒、刀、矛、阵法，不得间断。

湘军扎营拔营亦有具体规定。湘军扎营，首先选好地势，然后修筑工事，所扎营盘，布成一定阵势，非围营围寨不扎一字形。营与营之间的距离不超过30丈。久驻之师，则深沟高垒，壕沟只挖一道，内蓄水，壕外埋花篱数层，只开前后两门。凡遇敌，必先扎营，后开仗。湘军拔营，非天亮不拔营，日行30里即止。推行迟开拔、早扎营的原则。

曾国藩对军纪规定十分严厉，他亲自撰写《陆军得胜歌》、《爱民歌》等，向士兵进行纪律教育，其核心是要绝对服从。他要求：“哨官管兵莫太宽，营官也要严哨官。出归营要告假，朔日望日要请安”[]。同时还规定行军打仗不许扰民：“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如此等等，总计有三十四条，通俗易懂，要求广谕士卒。[]此外，湘军还严禁陋习，如禁止吸食鸦片、禁止赌博，禁止奸淫、禁止异服、禁止结盟拜会，等等。纪律严明，是湘军能够征战十余年，最后获得镇压太平天国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更特别注重对湘军的封建思想教育。曾国藩是个理学家，他在组建湘军时，极力用封建伦理道德来规范军心。所用将领多为文童、书生。这些人都具有浓厚的封建礼教思想，常向士卒灌输封建思想。曾国藩在教训部属的批札中说：“我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他劝戒营官训勇丁要像训家人一样，要用三纲五常来统治士兵的思想，说是“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像，则人知威矣。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可治哉?”[]“礼”和“仁”，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核心，所反映的是封建统治者的意志和社会制度。曾国藩用“仁”和“礼”治军，无形中在士兵思想上输入森严的“名分”、尊卑等级观念，使士兵养成“尊上而知礼”，变成肯听号令的驯服工具。

第五，规范营制，严格职守。

清朝的绿营兵的编制，分为标、协、营、汛四种，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所辖的，叫做标，这些标兵才参加训练，其余副将所辖的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辖的营，都分领汛地，守卫沿海、沿江、大道的关卡。这些兵人员可多可少，没有定编，平时缺乏训练，战时组成队伍，难免号令不行，力量极弱。曾国藩采取戚继光的“束伍”的办法，严格湘军编制。

湘军编制，以营为单位，设营官1员。每营有前、后、左、右4哨，每哨设哨官1名，哨长1名。每哨又分8队，每队什长1名，正勇10—12名。另外，营官亲兵6队，每队什长1名，正勇10名。每营总人数，除营官，哨官外，共计500人。1854年(咸丰四年)湘军在营官之上增设统领。全军分为若干支，每支统领直辖于统帅，统领管带之兵无定数，少则几个营，多则数十营不等。此为湘军的陆营编制。

水师营制：每营营官1员，每哨哨官一员。初制营官领快蟹船1只，各哨官分领长龙船10只，舢板船10只，合21船为一营。快蟹船桨手28人，橹工8人，舱长1人，头工1人，舵工1人，炮手6人，共45人。长龙船桨手16人，橹工4人，头工1人，舵工1人，炮手2人，共24人。舢板船桨手10人，头工1人，舵工1人，炮手2人，共14人。一营共计425人。咸丰六年、七年（1856—1857年）间，裁快蟹船，减长龙船为8只，增舢板船为22只，合30船为一营，共500人。[]

骑兵营制：湘军初无骑兵，咸丰九年（1859年)在江西与太平军骑兵相遇，吃了大败仗，自此始治骑兵。其营制是：每营营官1员，帮办1员，字识1员。分前、后、左、右、中五哨，中哨之哨官由营官自任，外设副哨官2名，其它各哨均设正哨官1名，副哨官1名。每哨马勇50名，每棚什长1名，一营共什长25名，散勇225名。营官及两副哨、帮办、字识共用伙夫2名，4哨之正副哨官共享伙夫4名，25棚每棚用伙夫1名，全营共用伙夫31名。[]

从以上湘军的营制可以看出，湘军在编制上是十分严密的，官兵有定额，各司其职，因而远胜于清朝绿营兵，这是其一。其二，湘军采取这种编制而不采取别种编制，是与当时的武器装备和战术原则相适应的。因为当时湘军使用的火器，最先进的也还是前滑膛枪，发射一次后，重新装一次弹药要用一定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需要冷兵器队掩护。冷兵器队坚持不住的时候，退回火兵器队之后，再用火兵器队阻止或打退敌人的进攻。火兵器队与冷兵器队间隔编队，有两队火兵器队，就必须要有两队冷兵器队，火兵器队增加，冷兵器队也必须相应增加，最终形成这种编制，以达到相互配合、轮番进攻，充分发挥各类兵器的作用。因此，湘军营制可以说是湘军武器装备在营制上的反映。这种编制，在连发武器和单兵作战问世之前，对旧式军队来说，无疑是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第六、统一装备与饷章，实行“厚饷养兵”制度。

湘军武器装备的来源有两条途径。其一是从外地购买，所购枪炮，以洋枪洋炮为主。1854年(咸丰四年)湘军在湘潭、岳州之所以取胜，除战术和指挥上的原因外，就是因为湘军有洋炮装备的优势。洋炮在湘军的装备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就其水师来说，几乎全是用洋炮装备。其二是仿照洋式枪炮或合用的旧枪炮，自己鸠工兴造。先后在湖南省局、江西、湖北、安庆设厂制造枪炮弹药，并在安庆内军械所试制火轮船。湘军武器装备，从生产到调拨，均由总理后勤的粮台经营管理，与前线密切配合，不断修理添造，源源接济，很少发生供不应求的情况。

湘军陆师的装备，每营4哨，每哨8队，第1、5队用抬枪，每队正勇12名，3个人放1支抬枪，两队合计配备抬枪8支。第3、7队用小枪(即鸟枪)，每队正勇10名，人各一支小枪，两队合计配备小枪20支。第2、4、6、8队，每队正勇10名，4队合计40名兵勇，用刀、矛等冷兵器。营官亲兵6队，每队正勇10名，第l、3队配备劈山炮，每队至少2台劈山炮，第5队用小枪，第2、4、6队用冷兵器。使用冷兵器的诸队，也配有一定数量的炸弹、飞弹、喷筒等火药兵器。

湘军水师的装备，起初每营配备快蟹船1只，长龙船l0只，咸丰五年（1855年)之后，裁去快蟹船，改为长龙船8只，舢板船22只，合30船为一营。长龙船配备800、1000斤不等的船头炮2尊，700斤左右边炮4尊，700斤左右尾炮1尊，皆系洋炮。舢板船配备700斤左右船头炮l尊，600斤左右尾炮1尊，边炮配2尊传珠小炮，炮重约四五斤不等，此外，鸟枪、刀矛、喷筒，随宜配用，以备近战。

湘军的武器装备，基本上是热兵器和冷兵器各占50％，故在战斗中有较强的攻击方，而伤亡不大。就当时中国军队来说，湘军是一支装备精良的武装。

湘军饷章分陆军饷章、水师饷章、马队饷章三种，兹录如下：[]

陆军饷章

营官月给薪水银50两，不扣建[]。又月给办公费银150两，不扣建。凡帮办及管账目军装、书记、医生、工匠薪粮，并置办旗帜、号补各费在内，听营官酌用。哨官每员日给银3钱。哨长每名日给银2钱。什长每名日给银1钱6分。亲兵每名日给银1钱5分。护勇每名日给银1钱5分。正勇每名日给银1钱4分。伙勇每名日给银1钱1分。长夫每名日给银l钱。

水师饷章

营官月给薪水、办公银200两。哨官日给银4钱。舱长1钱6分。舵工1钱5分。头篙、炮手俱1钱4分。桨工1钱2分。

马队饷章

营官月给薪水并马乾银50两，公费银100两。帮办月给银16两、字识月给银9两。正哨官每员月给银18两，副哨官每员月给银15两。什长每名日给银2钱6分。马勇每名日给银2钱4分。火夫每名日给银1钱1分。营，哨、帮办、字识薪水、马乾及营官公费不扣建，余均扣建。

湘军的饷银，较绿营兵优厚。绿营兵的饷银，有平时与战时之分，即所谓坐粮与行粮。无战事之时，绿营兵的坐粮，骑兵每名每月银2两，步兵l两5钱，守兵1两，不足供衣食之需；临阵打仗时，绿营兵的行粮，每名每月银5两上下。由于平时饷薄，营伍已坏，临阵加薪，也不能使部队成为精锐之师。曾国藩深悉其弊，指出绿营“守战各兵，在营之坐粮虽少，而出征外者，加以盐斤、夫价、余丁等款，每兵一名月支亦在五两上下。夫平日有粮少之名，临事无省费之实，百年收养兵之累，应急无破寇之效”[]。显然，湘军饷章的制定，吸取了绿营兵饷薄的经验教训。

二、理学经世思想对湘军的影响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不同于一般的地主阶级武装集团。其头面人物多是书生，深受湖湘文化熏陶，具有理学经世思想。

如果说贺长龄、贺熙龄、唐鉴、严如熤、魏源等人为近代湘系经世的第一代人才群体，那么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刘蓉、刘长佑、曾国荃等，此外郭嵩焘亦可包括其中，则为近代湘系经世的第二代人才群体。两者之间，甚至存在着直接的师友关系。

曾国藩号称理学经世派第一人，其基本特征是把性理哲学与经世致用统一起来。在性理哲学方面，曾国藩受唐鉴影响颇深。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唐鉴由江宁藩司入官太常寺卿，曾国藩向他问学，“讲求为学之方”，[]唐鉴“以义理之学相勖”，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曾国藩听后非常钦佩，从此，“事鉴尤谨，谓虽未执贽受业，固已心师之矣”。“遂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

曾国藩从唐鉴研究理学，在宇宙观和道德观方面继承了理学的唯心主义思想，“理一元论”的哲学观点在他思想中占居首要地位。曾国藩认为：“含生负气，必有以得乎乾道之变化，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界之始。”理在气先，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封建伦理便是理的体现。曾国藩认为：“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伦也。”[]在曾国藩看来，“性”与“命”是人的本份，遵守封建伦理，就是安守本份，在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中忽视这种本份，“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

曾国藩认为圣人之学，不外乎“格物致知”和“身体力行”两事。“格物”是为了“致知”，他在谈到“格物致知”时说：“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格物致知”的目的，就是要人们追本溯源，达到对封建伦理本体即理的认知，以自觉树立封建伦理观念。曾国藩是个虔诚的自我修养主义者，他在治学上更强调“履践”。他认为“履践”的关键在一个“诚”字，“天地之所以不息，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果存诚而不自欺，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他所说的“诚”，其涵盖的意义，就是“不欺”，就是“无私”，就是“至虚”。做到“至诚”，就达到了理学的最高境界。

曾国藩虽以理学为其根本，却不废经济之学。他曾批评“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壹衷于理而已”的偏颇。所谓经济之学，即是经世致用之学，他认为“经济之学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对于经世致用之学，曾国藩，反复读过经世派的理论巨著贺长龄、魏源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受其影响较深。他在日记中记道：“经济文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以前，本着经世致用的思想，曾国藩在其《应诏陈言书》、《议汰兵书》、《备陈民间疾苦书》以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等奏折中，就对当时的社会弊病提出了改革的方案。首先，曾氏列举了清朝官场的种种“琐屑”、“颟顸”的恶习以及贪污、苛民的腐败气息，其矛头甚至直至咸丰皇帝，认为正是“琐碎”、“文饰”、“骄矜”，“恶直而好谀”这些恶习，造成朝纲不振、官场腐败的局面。[]希望皇帝能除弊革新，以“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遇事不敢退缩”。其次，他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要求皇帝以“济世以匡主德、结人心、求人才为要”，在政治上要选拔和培养人才；在经济上要减少苛捐杂税；在军事上要裁兵、节饷、重训练。

曾国藩上述的思想特征，使他既能维护封建正统，又能开风气之先，还能注重实际，所以当时有人称他为“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恰逢其时，于是以书生立武勋，成为太平天国的劲敌。

左宗棠也曾潜心研究过理学，“恪以程、朱为宗”[]，“欲以义理为本，发为事功”[]。不过，在实际中，左宗棠更注重的是经世之学。左宗棠研究经世致用之学，首先得益于贺长龄。左宗棠与贺长龄相识于道光十年（1830年）。是年，贺长龄丁母忧归，一见左宗棠，大为赞赏，“推为国士，悉发所藏官私图史，借公（左宗棠）恣览”。[]披览贺长龄私藏典籍图册，尤其是贺长龄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对左宗棠经世思想的形成影响不小。左宗棠发迹以后，回忆此事，感慨万分：“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至今每一思及，又耿耿于怀，不能自释。”[]

其师贺熙龄，对左宗棠影响尤大。道光十一年，左宗棠入读城南书院，师从贺熙龄。贺熙龄“掌教城南，辨义理，正人心，喻多士以立志穷经，惟有体有用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这对左氏经世思想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后，左宗棠三试礼部不第，便无意科场，潜心舆地学，旁及盐、河、漕运。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七年间，在两江总督陶澍家中为塾师，遍览“所藏本朝宪草”，掌握了经邦治国的丰富知识，“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为今日楚材第一”。[]

对左宗棠影响最大而又终身服膺的，除了林则徐，就是魏源。魏源是著名学者，是集经世学理论之大成的思想家。他在担任《皇朝经世文编》的编辑时，在书中开宗明义地说：“时务莫切于当代，道存乎用”。[]以通经致用为编纂《皇朝经世文编》的目的。时务之学是左宗棠经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来源主要就是《皇朝经世文编》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左宗棠认为《海国图志》是魏源的发愤之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道光新讲经世之学者，推（魏）默深与（龚）定庵，实则龚博不精，不如魏之切实而有条理。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海国图志》一书，尤足称也。”[]左宗棠的洋务思想和爱国思想都深受这两位伟人的影响，师法之迹，随处可寻。

胡林翼是湘军另一重要首领。胡林翼（1812-1860），字贶生，号润芝，长沙府益阳人。胡林翼也和岳麓书院有密切联系，其父胡达源即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受到山长罗典的指导和教育。据记载：“益阳胡宫詹云阁（达源）先生讲业岳麓时，受业于山长湘潭罗鸿胪慎斋之门，获闻宋儒者之绪论。”[]胡林翼不仅受家学影响又肄业岳麓书院，主教者即是罗典的学生欧阳厚均。在此，胡达源、胡林翼父子接受了湖湘文化的影响，人称：“胡氏父子以理学、经济著闻。”胡林翼创办箴言书院讲学，就以二者并崇。他说：

宋儒格物致知，返身切己，其学精于义理，濂洛诸子始辟其途，今名之曰宋学。湖州之学，有吏治理财兵戎水利数端，故其门人长于政事，后世称之是为经济之学。[]

胡林翼虽然以理学、经济并重，却以事功见长，讲求“用人练兵”，成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谋人物之一，与曾国藩并称“曾胡”。

除了曾、左、胡以外，湘军其他重要人物罗泽南、郭嵩焘、刘蓉、曾国荃、刘长佑等也与岳麓书院关系密切，多为岳麓书院的学生，深受经世思潮的影响。罗泽南肄业于城南书院，从学贺熙龄。1836年（道光十六年），郭嵩焘、刘蓉也肄业岳麓，从学于山长欧阳厚均。此外，曾国荃、刘长佑亦于道、咸之间肄业岳麓，为山长丁善庆的学生。[]

罗泽南主张将义理之学和经济之学相结合，即“以宋儒之理学治兵”。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战争中多有战功，“克城二十，大小二百余战”，为维护腐朽的封建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人问其“制敌之道”，他回答说：“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 []罗泽南还以周敦颐主静之说、张载《西铭》之旨，作为其带兵打仗的指导思想。

刘蓉以“好以宋之程朱轨辙自命”著称，但他认为：“诸经经宋儒论定后，奥旨微言灿然著矣，不当好新奇、逞臆说有所更定。其论儒术主于适用，贵历诸艰、综万变、通物类情以济天下之务。”[]在他看来，宋儒已将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全部解决，后世的理学家们没有必要再另立新说、自辟门户，他们的基本任务是以理学理论为依据而“主于适用”，去“济天下之务”。刘蓉坚决反对那种空谈心性理气的腐儒。他说：“承谕近颇究心水利、边防、河患等书，此皆经世要务，不可不尽心讲求者。古人于时事利病规画得失之故，莫不视为学问切要之事。……而后之学朱子者，但守心性理气之辨、《太极》《西铭》之说，以为的传，所以只做得个闭门独坐、泥塑木雕的好人，一涉仕途，便成凿枘。”[]他主张儒家学者应重视经济之学，因为他看到空谈“心性理气”会导致“以理学为废物”的严重后果。

理学经世思想，对湘军影响极大。首先对理学的坚定信仰，造就湘军领袖集团强烈的卫道意识，他们视传统的纲常名教为天经地义、万古不变之道，谁对此有所悖叛，谁就是大逆不道，他们就要起而护卫圣道。因而在湘军人士看来，他们对叛道者的讨伐，已超越了仅仅为一个大清王朝而战的意义，而是为千年的礼义纲常而战。正是这种使命感，使这批性理儒生投笔从戎，聚而组织湘军；正是这种使命感，使他们屡遭挫折而不馁，表现出与叛道者不共存的殉道精神。又因为有护卫名教这一共同信念和理学、重道德节操的传统，湘军较其它军队更为团结一致，某些将领们尽管平日积怨构嫌，临阵依然彼此相救。不单单如此，由于湘军是以书生作将帅，因而领导、治兵的方法也很有特点。他们不仅以军纪营规约束部众，还用讲学的方法来教化士兵。在曾国藩等人的努力下，湘军成为一支弥漫着理学文化精神的特殊军队，它以理学作为精神支柱和指导原则，使全军上下达到了思想行动的统一，提高了战斗力。它的将领较他人也确实少几分官气贪气，多几分信念节操。《湘军记》的作者王定安这样叙述湘军以理治军所带来的成效：“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所劫而为之耶?贤人君子倡率于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 []

其次，经世思想又使湘军领袖集团不像那些空谈性理的迂儒，他们关注现实，讲究实际，眼界较为开阔，善于吸收新鲜事物，特别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引进西方先进武器用以装备军队，从而大大提高了军队战斗力。湘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太平军，其文化原因就在于它的理学经世思想。

三、长沙成为湘军重要后方基地

自太平军第一次进攻长沙后，湖南地方当局便注意长沙防务。据载，长沙城，内广五里，袤十里，周围二千六百三十九丈有奇。咸丰三年春，署巡抚潘铎因城身城脚俱被攻坏，奏准劝捐加修城楼炮台，清出内外城基，开复城外壕沟。巡抚骆秉章复任，接次轻修，并令南城外东西添建牛马墙，西从魁星楼城下起，绕南门东行，转天心阁，至浏阳门包月城止。墙开枪眼，出入有门。咸丰兵焚以来，共计修建城墙五百二十余处，添建炮台数十处，加高垛口二百余处，“而城池自是巩若金汤矣”。[]湖南当局不仅使长沙成为巩固的战略据点，湘军兴起以后，又通过种种经营，使长沙成为湘军重要后方基地。

（一）饷源基地

湖南素非财赋之区，在咸丰朝以前，财政主要依靠地丁和漕粮税收支持，通省钱漕岁入总数只有100多万两，“才抵江、浙一大郡”。[]但自咸丰朝军兴以来，湘军裹粮从征，数道并发，军行千里之外，遍及十数个省份，延续时间达十几年之久。湘军不属国家的经制之兵，享受不到国家所拨军饷，后来虽随湘军影响的不断扩大，享受到了各省的协饷，但并不固定，且常受地方官的阻挠。为了保证湘军的军饷，湖南省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主要是兴办捐输，设立捐输总局；开征厘金，设立厘金总局和东征局。这些机构均设在长沙，其所得收入，成为湘军重要的军费来源，其中长沙本身也占有相当的份额。

1.捐输与捐输局

捐输，原是清代一种补助财政收入的政策，一般是遇有特殊事件需款才开办捐输。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沿袭过去的老办法，屡开捐输，借此向社会各阶层募集军饷，以应付军费开支。

所谓捐输，就是由清政府向捐款人出售官爵封典，或给予捐款者以某种奖叙。按照捐例规定，可捐的官衔，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员以下，武官自都司以下。各级官衔均有定价，捐纳者只要缴足本人指捐某项官衔的银数，便可得到该项官衔；但若要取得实授的官职，还要加捐班次，如分缺、本班尽先、分发等项。咸丰元年（1851年），清政府颁布《筹饷事例条款》，比照道光六年（1826年）捐纳条例所载各官出售的银数核减一成，按九折收捐。咸丰三年，又制定《推广捐例章程》，按八折收捐。鉴于过去捐纳者捐款后几年还拿不到户部执照而裹足不前的情况，从咸丰三年起，改由户部预先颁发空白文武职衔及贡、监生执照，交各省及各路军营办捐机构，以便随时填发给捐纳者。对于省府县办捐的奖励，实行《捐输广额章程》，即府县按一定指标在本地区收捐，将征收的捐款汇总上缴，作为全府县的捐款，达到指标，可增加该府县学额。增加学额分暂增人次和永广学额二种。府县增加永广学额不得超过10名。捐银1万两，即增永广学额1名，超过10万两，续捐至20000两，则暂增学额1名。

湖南于咸丰二年仿行捐输，在省城长沙设立捐输总局，以藩司总理局务，粮道为会办；在各府县设立分局，委派地方绅士主持。此外，还有因特别事项需款而设立的专局，由地方自定，如长沙、善化绅士发起主办的助制船炮捐，府县城防捐等等。

湖南捐输，多数情况下是采取摊派捐输，由捐输局将本地住户的财产和收入查访确实，然后订出应捐的数额。对无田产租谷收入的贫困农民，则按丁口人头派捐。无钱交捐的可以变通办理，例如出人充当团丁，为团防或修缮城工做一定时间的无偿劳动等。总之，无论贫富，一律要捐输，按财产租谷定数，富者多捐，贫者少捐。正是因为如此，摊捐往往遭到有权势的富有者的抵制。因此，捐输的对象，绝大多数还是中小地主和广大的农民群众。

湖南自1852年设立捐输局，到1857年3月，奏请捐输奖叙者共9次18案，奏报捐监4案。以后继续开办，截至1864年，单是增加永广学额即达276名，[]其中长沙府学13名，长沙县学12名，善化县学12名，浏阳县学10名，宁乡县学10名，合计57名，占全省所增学额总数20%强。以1名永广学额捐银1万两计之，共收捐银达276万两。此外尚有暂增学额。捐输广额之外，还有对商人举办的牙帖捐和其它广额捐输均未作统计。从广额捐输的数据推算，这个时期，湖南捐输总额当不止400万两，比王闿运说的“通计天下岁得不出二十万金”[]要多得多。捐输收入，大部分用作湘军军饷。

2、开征厘金与厘金总局、东征局

厘金原是一个地方性的筹饷方法，当时叫做“捐厘”。咸丰三年（1853年），刑部侍郎雷以諴在扬州帮办军务，负责清军江北大营军饷的筹措。因清政府拨的饷银和各省协饷不能及时接济，这年夏天，他采纳幕僚钱江的献策，在里下河地方设局向商民劝捐。次年又于扬州仙女庙和泰州两处设局。雷以諴以捐厘助饷成效显著，始行奏报。清政府通饬用兵各省仿照举办，从而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筹饷方法，厘金日渐成为各省的常规性财政收入项目。

厘金是一种与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密切关系的税收。厘金虽然是征自商人，但是商人又可压低对货物的收购价格或提高货物的销售价格，把税率的增加率转嫁给消费者和生产者。厘金是间接的从商人手中征收，具有商品的等价交换属性，因此，征收厘金不会很快产生社会矛盾，而它所遇到的抵制也小得多。尤其是在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时代，社会的连锁反应很微弱。正是这种原因，所以曾国藩等人认为病商之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

湖南始办厘金之人是绅士黄冕。咸丰五年（1855年），黄冕在省枪炮局负责铸造枪炮，在常德私设厘局。郭嵩焘见黄冕办有成效，确是筹饷的好办法，便向骆秉章建议开办通省厘捐。同年5月，湖南设厘金总局于长沙，厘局规划和抽厘章程，由盐法道裕麟会同黄冕、郭嵩焘之弟郭昆焘、左宗棠等照扬州仙女庙和泰州厘局章程拟订，于各府、州、县设立分局分卡。1856年4月，又设立盐茶总局，专办盐茶厘金，兼营批发。在郴州、宜章、澧州等处设立局卡，抽收盐茶税。厘金、盐茶二总局均由裕麟总理。全省历年所设局卡总共193个，[]临时设立的机动局卡和稽查卡棚不计算在内，其中95%设于咸丰年间。

厘金、盐茶局机构，系统划一，员绅参用。凡委派的员绅，负责查核。遴选的帮办局员，以绅为主。绅士司局务，一切稽查、征收、计算等，都由绅士专责成。委员只是总其成点目批解而已，即所谓“仿刘晏委用士流之意”，[]以扫除衙署关务习气。但办厘务不能没有地方官的支持，因而又赋予地方官府保护厘局的责任，只是不准直接干预局内事务。同时还派师船练勇常川驻局，名虽是保护商旅，实则为厘局爪牙和追缴厘金的武装。

厘金的征课方式，分为坐厘和行厘，又称板厘和活厘。坐厘抽之于坐贾，是对由外地买进货物到店发售的商人征税，一般在产地或销售地征收，是一种交易税。行厘是商品通过税，是对行商转运货物通过厘卡时征收的厘金，抽之于行商，实际就是过境税。厘金征收的范围，只要是以商品形式贸易的货物，都要抽收厘金。

湖南的厘金制度是一税一厘。[]“厘以每钱一千，抽收二三十文为率”。[]即为2%到3%。税与厘合计则为4%到6%。税的征收，分进口税和出口税。所谓“口”，不是指国内常关，系指各厘局分卡之“口”，如在彼地购买货物，在彼地运往外地之时，需向彼地之卡纳出口税；运到销售之地，需在销售地首卡纳进口税，到达发售地，又需纳落地厘金或起坡厘金。如系土产货物，还要纳出产税，如有门市部的商人，尚需纳门市月厘等。

厘金税率，照定章是按值计算的。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大部分货物都是按量计算，如盐按包计算，每包抽收700文，茶叶按箱计算，除装箱时纳厘金l钱5分外，到卡复纳税4钱5分，山户卖主另纳山地厘金。从1856年4月设立盐茶局，到1858年1月，为时1年零9个月，就已经拨过藩库军需局湘平银1079589两，足典钱1471025串，是个很不小的收入。

咸丰十年（1860年），黄冕、裕麟建议增抽厘金，专供曾国藩湘军，于是又设东征局。仍由黄冕、裕麟遵总办东征局厘金，委派员绅驻原设厘金局卡兼收。抽厘办法，是在本省应完厘金外，另抽半厘。如本省抽一两，另由东征局加抽五钱，使全省厘金在原来的税率上增加了50%。东征局所收税款，以2/3解江西粮台，协济皖南之军；1/3解湖北粮台，协济皖北之军。东征局自开办到1865年8月裁撤为止，5年之间，共征收厘金湘平银365万余两，铜钱82万余串，平均每年征收73万余两。

全省厘金开征初年岁入为140万两，但实际不止此数。若从东征局在五年中抽收的数字来看，已在150万两。这还是奏报中公开的征收数，如果加上地方和厘局的存留数，每年的厘金征收数额当在200万两上下。厘金成为湘军军饷另一重要来源。

（二）军火供应基地

湘军军器多由湖南办运，湖南当局为解决这个问题，动员了大量的人力从事军器火药的制造。长沙火药局，就是当时湖南最大的军火制造厂。

长沙火药局始于1852年。是年太平军围攻长沙时，骆秉章派绅士黄冕在城内城隍庙设局制炮。炮有生铁、熟铁两种。熟铁炮炮身轻便，膛口很大，射程较远并且准确，在这次守城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以后仍继续制造，每年可产生铁、熟铁炮数百尊，大部分用以装备曾国藩的水师战船。不过这些炮都是用手工制作的，不如广东所购的洋炮。1854年骆秉章又准备进一步仿造洋炮，已经请准了清政府派浙江委员龚振麟及其子之棠携带铁模前来湖南仿制，但是由于技术关系，没有成功。因此仍令黄冕一面多设炉座，一面劝募经费，大量制造熟铁炮。此外还制造火药、铅弹。因为桂阳、郴州等地出产硫磺、黑铅，原料充足，每年弹药产量达数十万斤，曾国藩等湘军所耗用的火药，大部分是由这个厂供给的，1858年一次就接济了广西省火药七万七千余斤，可见军火产量很大。

1859年3月26日（咸丰九年二月二十二日），这个厂发生了爆炸事故。根据记载：“方火之作也，有声如巨霆，若自地出，十数里外，户牖皆震。少顷，烟焰涨天，残甓断桷，腾空下堕，一时轰击人死者甚众。”[]这次爆炸所造成的损失伤亡极其严重，由此也可看出该局规模之大。

另外，湘军的船舰和军火需求，也使许多民间手工作坊为军工生产提供原材料。咸丰年间，湖南各地铁厂不下100余所，每年产铁可达“百万石”，其中大量成为军火原料。同治五年前后，仅长沙就有铁厂48厂之多[]。因曾国藩训练水师，制造大量船舰，需要铁钉，宝庆人杨仁泰遂于咸丰三年在长沙城内太平街开设钉子铺，以手工锻造铁钉，以供湘军打造水师船舰之需。[]

（三）兵源基地

湘军出征，数量甚大。长沙作为湘军创建之处，究竟为湘军提供了多少兵员，已无可考。但从现有非常有限的记载，也可看出端倪。

从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受命湖南团练大臣开始至咸丰四年成军，湘军总数为17000人，其中陆师5000人。陆师当中，浏勇500人，占其总数十分之一。

1855年，胡林翼从湘军外江水师选拔四川人鲍超，在湖南长沙、善化募勇3000人，练成劲旅，号称霆军。后来霆军发展到8000余人，其基本骨干则是来自长沙和善化的募勇。

在湘军中，宁乡兵员也不少。据载：“国藩本奉诏办团，既受命，以团勇系征役，不能出境应战，乃大召募。于是，宁人应募者先后数万，而一时名将多出其中。”[]“将帅兵卒之多，湘乡第一，宁乡次之。”[]善化情况类似，“善化一隅之区，咸丰年间忠勇之士由戎行得保叙者固多，即临阵殉难以忠义著者亦复不少，此有勇知方之明效與。”[]

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后，全省因军功保举武职游击以上人员总计达6319人之多，仅宁乡、长沙和善化3个县，军功保举人员就约占全省总数的10%，此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三个县份在湘军中的兵员数量之大。

总而言之，长沙作为湘军的重要后方基地，对支持湘军的长期作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湘军与太平军西征军在长沙的攻战

（一）湘军出师

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同年6月，开始北伐和西征。西征的目的是规复长江上游，以巩固天京，断绝清廷与南方各省的联系，以湖南、湖北为基地，席卷粤、桂，然后进兵中原与北伐军汇合，一举推翻清朝统治。西征军由国宗石祥贞、韦俊、石凤魁、石镇崙，秋官又正丞相曾天养，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等率领，连克长江流域各重镇，再围武昌。石祥贞为了配合武汉战役，南下进攻湖南。清廷以绿营官兵，屡战屡败，严催曾国藩率军出省赴援。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亲率衡州水师驶至湘潭，会合水陆各军，共有水师10营，以褚汝航、杨载福、彭玉麟等为营官领之，陆军13营，以塔齐布、周凤山等为营官领之，每营500人，总计水陆官兵17，000人。二月十一日（3月9日），全军开到长沙，抵御太平军。

曾国藩在衡州出兵时，发布了著名的《讨粤匪檄》。这篇檄文，利用封建士子崇拜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的心理，对太平天国进行污蔑攻击。曾国藩在该檄文中痛心疾首地说：“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主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若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他打着卫道的旗帜，煽动封建知识分子参加到剿灭太平天国的阵营。

曾国藩这一檄文，将太平天国描绘成“恶魔”，把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同西方的基督教相提并论，混淆视听，使人们误以为太平天国是“窃外夷之绪”的暴乱，诱使人们将仇外的心理转移到太平天国，确有巨大的煽惑作用。

（二）宁乡之战

咸丰四年二月一日（1854年2月27日），石祥贞率领西征军攻下岳州，斩巴陵知县朱元燮。二月初六日（3月4日），攻克湘阴；二月初九日（3月7日），占领离长沙仅60里的靖港。二月十三日（3月11日）由靖港分兵西进，占领宁乡。巴陵晏仲武余党乘机复起，在杨敬之的领导下，头裹红巾，配合太平军作战，分布新墙一带，千百成群，声势甚壮。太平军占有湖南北部，对长沙构成威胁，长沙立时陷入混乱之中。

曾国藩探得太平军猛进消息，急派褚汝航率水师四营驰援湘阴；调胡林翼援鄂之黔勇攻崇阳、通城、岳州，增派塔齐布前往助战；遣王珍老湘营3，000人抵御靖港的太平军；派曾国葆、赵焕联、训导储玫躬等部相机分头迎战。

武陵训导储玫躬率募卒一营及赵焕联营本是驰往靖港、乔口剿截，而此时太平军数千人已攻下宁乡，大队人马扎营城外，储玫躬中途听说宁乡已被太平军攻占，谓士卒曰：“宁乡要冲也，不急击贼，且蔓延。”遂改道宁乡，约赵营由驿道进，而自走间道。夜发，逾符山，道平岗，沿石井河据玉潭上流。“二月十三日（3月11日），侦太平军出东门活动，军校议待赵营至夹击之”。储玫躬曰：“不可！贼众我寡，即合营我仅千人耳。稍迁延，贼知我兵弱，蹙我，我无噍类矣。不如掩其不备，急击之。”于是“乃派兵分门抄截，而自以骑进，腰剑，手铁耙。甥诸生杨华英、兵目喻西林等十八人挺矛翼从”，直冲太平军。“未刻，自沩度龙潭湾突入西门”。储玫躬是湘军一员悍将。据载，储玫躬突入西门后，“贼众方肆饮，闻人马声不知所自，大骇，争趋东门，自蹂躏。玫躬乘之奋击北门，杀贼且百，血溅雪为赤。转战而南，群贼从东门要击诸巷口。玫躬马上运耙如舞，格杀寇甚众。出南门，寇断桥，蜂拥玫躬。从者知不可战，谓旁有巷，可还营。玫躬曰：‘军法！有进无退！’且欲夺桥扼敌，不使东。冒死战，创甚，堕地，顷之死。时年六十余。华英、西林皆死。”[]这段文字虽然对储玫躬等湘军头目竭尽溢美之词，对太平军不无诬蔑，但也由此可见战况惨烈之一斑。虽然太平军在宁乡大败清军。旋以曾国藩大队出动，恐后路切断，乃星夜退回湘阴。[]这时石祥贞也认为敌军全部出动，难以偏师致胜，不得已再度由岳州出境，以待后援，并派师帅靖如邦进入西湖，牵制尾追之敌。曾国藩既至岳州，以靖如邦军在西湖，不敢出境作战，太平军遂得集中力量围攻武昌，并从容组织兵力，准备再度收复岳州。

太平军既围武昌，咸丰帝一再催促曾国藩率兵赴援，认为如果武昌失守，江路更形阻滞，大局不堪设想。曾国藩虽然知道情况严重，仍然迟迟不前，直到击败靖如邦，才命令水陆各军集中岳州，准备东下。

为阻击湘军援救武昌，太平军林绍璋自武汉来援，与石祥贞联军西进，一路由祟阳通城攻平江，邀击湘军胡林翼部于上塔市，一路由蒲圻再度直取岳州。

三月七日（4月4日），太平军大败湘军王鑫部于羊楼司，曾国葆、邹寿璋、杨名声等闻风溃退，遂围岳州。同日曾国藩水师在岳州湖面遇风，沉没船只二十余只，撞毁数十只，曾国藩以水陆两军失利，不能支持，狼狈逃回长沙。三月十日（4月7日），石祥贞、林绍璋等收复岳州，乘胜追击，直抵靖港。太平军抵靖港后，为了巩固战果，继续进军，就地建筑炮台，驻兵固守，作为夹攻长沙的据点；又在临资口、樟树港、乔口等处，密布战船，防敌冲突，确保从湖北入湖南的军事通道。这时衡、永、郴、桂一带会党，闻太平军再度入境，纷纷起兵响应，太平军声势益盛。

三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4月2l日、22日）两天，太平军在靖港以上连败湘军，林绍璋以曾国藩坐镇长沙，实力尚得保全，拟从旱路绕道宁乡，夺取湘潭，以为建瓴之势，包围长沙。二十五日，林绍璋进军宁乡，宁乡再度发生激烈战事。巡抚骆秉章遣知县朱孙治率兵三百人先驻县中。孙诒曾任宁乡知县，与宁乡士绅关系密切，颇以才干自诩。他探知太平军进犯宁乡，请求曾国藩加派援军。曾国藩便令檄魏大升（按：当为魏崇德）、伍宏鉴、郭鸿翥率三营驰援。进抵宁乡后，魏大升建议在南郊驿马坪作垒自固，为四路策应之计。孙诒不同意，令三营悉屯文书山，并督军土掘官道，用石堆堵塞虾蟆石及侧石桥，而自将所部驻东门神祠作为后路。二十五日，太平军抵达狮顾山，经当地民众引路，沿虾蟆石小阜入据莓田宅，屯营阜山冈，与清军对垒。各发巨炮相轰击，烟尘蔽天，咫尺莫辨。不久，太平军侦知清军力量单薄，乃兵分两路，一路由卷甲军山绕学冲抄清军后屯；一路冒烟雾趋叶家巷口。对清军形成合围以后，遂鸣角发炮，发动猛攻。清军来不及布阵，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下，一败涂地，3营1500人全数被歼。营官伍宏鉴、郭鸿翥丧命，魏大升仅以身免。太平军乘胜从东北门攻入县城，斩杀清军数十百人。[]

林绍璋所部太平军在宁乡大捷后，乘胜疾进，当晚抵达湘潭县先锋乡桐梓村桐木桥，击败湘潭知县刘建德的抵抗。三月二十七日（4月24日），太平军兵分三路：前队由黄龙港入总市；林绍璋率中路取县城；后队占领小东门一带。

（三）靖港与湘潭之役

林绍璋打下湘潭后，在城北赶建木城、木栅，阻遏陆路敌人反扑；又征集船只千余号，编为水营，以守江面；同时分兵略取易俗河、朱亭、渌口、株洲等地。这样，便将长沙置于四面被围，腹背受敌，外无救兵，内无粮草的绝境。

曾国藩觉察到太平军的战略意图，指出湘潭为长沙的后方，保长沙必先保湘潭，如果长沙有失，还可逃往湘潭、衡州重整旗鼓，若湘潭不保，便会困死长沙。他决定集中湘军的精锐主攻湘潭，派悍将塔齐布、周凤山率领1300余人杀向湘潭，继调训导江忠淑、都司李辅朝、守备张正扬等带3000人增援；先调水师5营由彭玉麟、褚汝航、杨载福等率领赴湘潭助陆师作战，约次日由曾国藩帅五营继之。三月二十八日（4月25日），塔齐布由宁乡道林矶进抵湘潭城郊的塔岭、高岭、马坡岭，双方在马坡岭交战，拉开了湘潭之役的序幕。

清军知湘潭已失，形势严重，在首战马坡岭的战斗中，拚死相争。太平军前队见敌人来势凶猛，稍有退却，不料后队亦退，以致为敌所乘，遭致失败。4月26日，林绍璋闻知曾国藩续派李辅朝等赶到，与塔齐布合军来犯，当即分兵五路迎战，乘机转入反攻，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湘军发动冲锋。塔齐布见抵敌不住，急执大旗督战，死力支持，及至周凤山率领后队赶来，投入战斗，又迫使溃退兵勇转身复战，太平军见势不敌，方才引退，但俟清军收队，又复分路跟迫，如此往来撕杀，连日不息。

四月初一日（4月27日），褚汝航等水师赶到，战事急转直下。湘军水师凭借装备优势，向太平军水营发起猛攻。林绍璋派水营与战，一时炮弹火箭纷飞，烟雾迷漫，杀声震耳，敌我难分。太平军战船系民船仓卒改成，速度小，旋转慢，担任装载粮草和运输任务尚可，应敌则不足。后被湘军战船抢据上游，顺风纵火，太平军船只被毁数十。次日再战，太平军又损船只300余号。初三日，太平军乘大风暴雨发动反击，斩清军守将张万邦之后，立即集中船只，派大队乘船趁风上驶，欲袭上游地区。次日，行至下摄司，为湘军水师杨载福等追及，船只全毁，遭受了重大伤亡。至此，太平军已伤亡1万多名将士，败局已定，太平军被迫从湘潭撤走。四月初五日（5月1日），林绍璋由熙春门退出，经鹳岭回到靖港，旋退守岳州；另队由易俗河撤退，经渌口、醴陵入江西萍乡、万载，转入湖北，与通城太平军会合。

在湘潭之役的同时，靖港方面也发生了战斗。这时长沙在太平军大包围中，饷道断绝，城门昼闭，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曾国藩原本打算帅水师五营助攻湘潭，夜半，长沙湘团来请师：“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我，可驱而走也。团丁特欲借旗鼓以威贼，以作浮桥济师，机不可失。”[]曾国藩决计先攻靖港，企图截断林绍璋后路，使其退出湘潭。四月初二日（4月28日），曾国藩亲率战船四十只，陆勇800余人进驻距靖港20里的白沙洲，即命水师顺流直下靖港。太平军迎头发炮痛击，湘军水师哨船首先中炮起火，后面船只望见，纷纷落帆上窜。这时南风陡发，逆水逆风，无法回驶，各船只好靠岸，用人力牵缆逃跑。太平军出动小队人马袭击牽缆水手，另派200只划船攻击敌船，烧毁敌船10余只，俘获数只，直追至铜官渡。曾国藩在白沙洲听说水师失败，急派陆勇与团勇出击，企图牵制太平军，挽救水师被歼的命运。但水师既败，陆勇也无斗志，望见太平军出动，立即溃退，与团勇争渡浮桥而走，落水淹没的不计其数。曾国藩张慌失措，仓皇建旗江岸，执剑督战，大呼“过旗者斩”，但是溃兵逃命心切，从旁绕过，不可复止。曾国藩愧愤交集，三次投水自尽，为幕僚章寿麟救起。曾国藩原本出师前，令章寿麟等幕僚不得随行，以备不虞。章寿麟与陈士杰、李元度等参佐担心曾国藩倘若出师不利，恐有死志。于是，章寿麟便暗暗随曾国藩出征，藏匿于曾国藩座船。待曾国藩投水时，章氏急出，掖曾国藩登小舟逸。曾国藩怒斥章氏，责问他为什么违抗命令，章氏谎说湘潭大捷，前来报信。曾国藩心情稍稍宽舒。

曾国藩从靖港连夜逃回长沙，备受官绅指责诽议。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揭其败状，建议巡抚骆秉章上奏清庭参劾曾国藩，解散湘军，撤其军权。这个建议为骆秉章所拒绝，表明骆氏仍支持曾国藩，但曾国藩经这番打击，心灰意冷，悲观失望，购买棺材，草拟遗嘱、遗疏，准备自尽。偏巧湘潭“捷报”在这时到达，曾国藩才停止自杀的闹剧，振作精神，于四月十二日（5月8日）上了两个奏折，一是与巡抚骆秉章《会奏湘潭靖港水路胜负情形折》，一个是《靖港溃败自请治罪折》。清政府得奏，即分别下谕旨，以提督鲍起鲍不曾出战，株守长沙罪革职，起用塔齐布署理湖南提督，赏总兵衔、巴鲁图勇号，周凤山、杨载福等均予赏赐；对曾国藩仅予申斥，未予处罚，且特予曾国藩单衔专折奏事之权。湖南文武得诏，知曾国藩不可轻侮，只好刮目相看。反对势力偃旗息鼓，徐有壬亲至曾军大营谢罪。湘潭之役改变了湘军的处境，使曾国藩站稳了脚跟，赢得了湖南统治阶级上下一致的支持。

湘潭之役是关系太平军与湘军命运的重要战役。若太平军在湘潭对湘军给与重创，那么湘军便会在内外打击下毁灭。事实上，敌人最担心的也是湘潭之役的胜负。曾国藩说：如果太平军在湘潭得胜，“不仅省城孤注，难以图存，即衡、永、郴、桂及两粤匪党，闻风响应，从乱如归，东南大局不堪设想。”[]湘潭之役的严重意义可想而知。所以，忠王李秀成后来将湘潭之役列为“天国十误”之一，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