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时期的长沙社会矛盾的激化

第二节 太平军进攻长沙和长沙地区的阶级斗争

一、太平军进攻长沙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这次起义历时十四年，纵横十八省，将农民战争推向了最高峰。长沙是太平军作战地区之一，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激荡之下，一方面，长沙人民积极投入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洪流，谱写了新的革命篇章；另一方面，长沙的地主阶级拼死抵制革命，竭尽全力，企图将这场革命镇压下去。长沙地区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两大阶级的搏斗，异常尖锐。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在广西坚持了一年的斗争，于咸丰二年四月（1852年6月），从广西全州突围北上，进入湖南。一路势如破竹，连克道州、永明、江华、嘉禾、桂阳、郴州等州县，摆脱了清军的围堵追击，部队人数猛增至数万。清廷料定太平军会经衡州北上，于是调集大军于衡州与郴州一带，准备南攻北击，将太平军一举消灭在湘南。由于清军专意湘南，长沙防守相对空虚，仅3000余人，另有乡勇3000余人帮防。西王萧朝贵向洪秀全建议说：“闻长沙城卑防疏，若假轻兵数千，倍道袭之，唾手可得。”[]洪秀全采纳了这一建议。

长沙是湖南的省城，也是长江流域中腹部的一座历史名城，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太平军占领长沙，西可入川、黔，北可取武汉，顺流可下江南，还可旁略赣、闽，形势顺便。

8月28日，萧朝贵奉洪秀全之命，率林凤祥、李开芳等1000余名太平军将士，在数百名天地会众的引导下，由永兴出发，经湘东僻静小道北上，旬日之内，连克安仁、攸县、茶陵州、醴陵，9月9日，进入株洲。11日进抵长沙城南石马铺，突袭刚开到长沙驻守石马铺的陕西兵2000余人，击毙总兵福诚、副将尹培立、参赞萨保都司塔勒。官方招募的浏阳勇500人，纷纷逃散。驻守金盆岭的沅州协副将朱瀚不战而逃，枪炮器械全被太平军缴获。击破城外驻守之敌后，太平军乘胜进抵城南妙高峰，占领城南的西湖桥和金鸡桥，控制坚固民房和制高点，开始炮轰长沙城。

长沙城中守敌，原本以为太平军会从耒阳、衡州正道而来，未料太平军间道而至。有人曾逃进城报告情况，守城军士 “怒其无公文，执将斩之”。[]及金盆岭溃兵涌入城内，城中文武方知太平军已到，急忙关闭城门，仓促防守。此时，长沙城内清军已增至8000余人，巡抚骆秉章急忙会同帮办军务罗绕典、提督鲍起豹率军督战，各协标登城防守。同时，加固城墙，尽数焚毁靠近城墙的民房，以防太平军攻城时利用。

9月12日至18日，太平军昼夜攻城，枪炮火箭如密雨流星，轰声如雷，震动数十里。清军无计可施，绝望之中，从城隍庙中请出神像（长沙解围后，该神像被封为“定湘王”），抬至南城楼，由提督鲍起豹等人“轮值谨守”[]，以求神灵庇佑。太平军兵力单薄（加上沿途加入的新兵总共也不过4000人左右），难以展开四面围攻，使守城清军得以集中兵力进行抵抗。主帅萧朝贵身先士卒，亲临城下指挥战事，不幸为敌炮击中，身负重伤牺牲。此时，清军副将邓绍良部从湘潭开到长沙城外，从背后向太平军攻击。太平军腹背受敌，攻城受挫。

长沙城突遭太平军袭击，清廷异常震惊，急调各路兵马增援。从9月中、下旬至10月初，清军各路渐集长沙。计有：副将邓绍良所部精兵900人，凤凰厅同知贾亨晋，永绥协副将瞿腾龙各带兵勇1000人；河南、河北镇总兵王家琳、副都统衔开隆阿等4700余人，和春部2000人，江西九江营1000人，赛尚阿部1000人，江忠源部楚勇1500人。10月6日，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带2000余人赶到长沙。这样加上长沙原有之清军，以及招募调入长沙的乡勇，兵力已达三、四万之众，较萧朝贵初攻长沙时增加了4倍。汇集城内的文武大员有帮办大臣1人、巡抚2人、提督4人、总兵八人、副将、道府十数员，蔚为奇观。与太平军作战的老手广西提督向荣也赶到了长沙。清军防守力量大为增强。而此时太平军主力尚在郴州，形势对攻长的太平军非常不利。攻城部队一面派人驰往郴州告急，一面固守城南原有阵地，等待援军。

9月19日，太平军在南门外碧湘街、鼓楼门、西湖桥、金鸡桥一带，与清军激战，利用这一带的民房作掩护，射击清军，给清军以重创；并迅速在老龙潭、白沙井建筑炮台，给清守军造成严重威胁。26日，清军援兵大集，抢占要地，分守四门。王家琳扎营西门外，开隆阿扎营北门外，和春扎营东门外。江忠源认为天心阁地势高，与城外蔡公坟高地相对峙，夺取蔡公坟，便可屏蔽东南两面，即移营蔡公坟。自此以后，太平军攻城由主动转为被动，形势对太平军不利。

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在郴州闻知长沙告急，于9月24日夜率大队人马兼程赶往长沙。10月5日，太平军前锋抵达长沙，与原来的攻城部队会合，发动猛烈攻势。数千太平军分路直趋蔡公坟要地，并从东面抄清军后路。守将和春、秦定三、江忠源率部反击，被太平军大败。参将任大贵被击毙，副将德安受伤，江忠源“伤腓坠马”，险些丧命。情急之中，向荣冒险启用旧存5000斤大炮，自天心阁发炮轰击民房，使太平军失去掩护场所，不能进城。

10月13日，洪秀全、杨秀清所带大队人马抵达长沙城外南门，布营于石马铺、大跳马涧、金盆岭等处，建营十里，势力大为增强。洪秀全分析了形势，认为城南蔡公坟一带敌人阵势强大，难于通过，遂决定从他处突破。14日，太平军精锐六、七千人分兵三路，由妙高峰绕至小吴门、浏阳门发起猛攻，清军亦分兵三路抵抗，战斗至为激烈。后因清军得到增援，太平军不敌，败退回营。此时长沙守敌跟踪而追，另一支清军捷勇、湘勇、仁勇等由郴州尾追而来，于15日抵达长沙城外之桃花段、洞井铺、井湾子、黄柏桥等处扎营筑垒，企图从背后袭击太平军。太平军先发制人，趁敌初至，派兵数千半夜中途埋伏，黎明时分三路直扑敌军，敌人固守营垒，始终不敢出营接战。太平军佯败退至井湾子，以期伏截。不料井湾子已驻扎清军一营，此时乘间出击，太平军腹背受敌，伤亡很大，只得退回营垒。

太平军主力抵达长沙后，两次大的进攻均失利，而清军加强了城外东南的布防，自天心阁至新开铺一带扎营结垒，背后又有张国梁部相威胁，正前面向荣会同各营深掘大壕，以困太平军；太平军数万人马屯扎城南，背水为营，三面受敌，显然不利。在攻守易势的情况下，洪秀全、杨秀清遂改变战略，分兵西渡，占领河西地区，作为进攻长沙和继续转进的阵地。

10月17日，翼王石达开奉命率领数千太平军自朱张渡、南靖巷、猴子石一带西渡湘江，占领水陆洲，并留兵把守，然后进占河西靳江、市铺屋、象鼻坝、龙回潭、洋湖、岳麓山和溁湾镇一带，并在猴子石搭造浮桥，使东西两岸连成一体，太平军同时还就地取洋湖晚稻补充军粮。河西岳麓山居高临下，俯瞰长沙全城，又是湘江的咽喉和长沙西通常德、北入洞庭的要道，进可攻，退可守，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太平军占领河西这个战略要地，使整个战局又活跃起来，再次赢得了军事上的主动权。

长沙的清军对河西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在认识上还是比较清楚的。江忠源曾向湖南巡抚张亮基建议说：“贼尽聚南门外，西阻江岸，东自天心阁迤南至新开铺，皆官兵壁垒，此固自趋绝地。惟所掳民船尚多，时过江掠食，虑其渡江筑垒，徐图他窜。请以一军西渡，扼墙头、龙回潭之要，渐逼渐进，驱其归巢，可尽歼也。”[]张亮基很赞成这个意见，但城内统兵大员各不相下，没有办法调动军队执行这个任务。张亮基要求向荣赴河西扼守，向荣与张亮基不睦，不理睬张亮基的意见。张亮基只好请驻在湘潭的赛尚阿传檄向荣渡江。向荣奉令后虽然过江，但河西要害地区已被石达开占领。

咸丰皇帝闻太平军已分兵河西，十分惊恐，急忙派兵渡江增援，但遭到石达开部的英勇阻击，10多次进攻均被打退。向荣气愤之余，于10月30日亲率3000清兵杀气腾腾地直奔太平军水陆洲据点。水陆洲在湘江中间，东面是主航道，水深面宽，紧靠长沙城；洲的西面水浅面宽，进入秋冬时节，西面水小，不须舟楫也可登洲。洲成南北向长方形，长约数公里，宽约三五百米不等。向荣进攻水陆洲，意在截断东西两岸太平军的联络，以便各个击破。太平军埋伏洲南树林之中，出轻骑诱敌。向荣中伏，仅以身免，所部丢盔弃甲，狼狈逃遁。经此一战，河西清军再也不敢妄动，城中敌军日夜惊骇，不敢出战。

在河西激战之时，东岸长沙城南的太平军又继续发起了进攻。从10月下旬到11月底，太平军在城南魁星楼和金鸡桥一带挖掘地道10多处，3次爆破，轰塌城墙四五丈、七八丈不等。太平军从缺口处扑城，和春、江忠源等督兵拼死抵拒，迅速堵塞缺口。正在巡抚张亮基幕府的左宗棠，在长沙首战中初露才华。他出谋划策，从长沙富商黄冕、贺瑷、孙鼎臣、欧阳兆熊手中筹措饷银12万两，安定了城内军心。城墙缺口时，他急中生智，令用石块填缺口，规定凡向缺口抛石一块赏钱一千文。顿时石块从各处飞来，砸死砸伤太平军无数。

这时，太平军在长沙已经打了81天，既不能歼灭城外之敌，又不能合围破城，而清朝援军不断开来，准备再次合围天平军，将其歼灭于长沙城下。太平军审势度势，按照洪秀全“直前冲锋，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战略方针，于11月30日夜，东岸太平军乘雨渡过浮桥，与河西太平军会合，翻山越岭，直趋宁乡。另以小队南行，诱清军向湘潭追赶。[]

太平军胜利撤围以后，徐广缙因为侦候不明，果然派兵追至湘潭。直至太平军达到长沙县白箬铺（今属望城县），才慌忙回兵湘阴、益阳一带追截。

12月3日（十月二十二日），太平军已经越过宁乡，进据益阳县城，将木船数百，编造浮桥，联络资江两岸。次日，太平军因由龙州书院、三里桥渡河，集中桃花崙，迎击向荣所统尾追清军，先用大炮轰击，继用锐卒冲锋，乘胜追击，阵斩清总兵纪冠军及兵勇七八百人，击伤不计其数，向荣败走宁家铺。这样，太平军迅速摆脱了追军，长驱北进。

洪秀全在长沙期间，一面与杨秀清指挥作战，一面继续整军建制，设置了编辑实录的诏书衙，整编了部队。太平军名将赖汉英、林凤祥、曾水源等分别被提拔为指挥、将军、侍卫等。洪秀全还在长沙造天王玉玺，称为天赐，以鼓军心。

太平军北上进军途中的长沙之战，虽予清朝统治集团以沉重的打击，但因没有打下长沙，以致不能在湖南站住脚跟。湖南地主阶级获得喘息机会，乘间组织湘军，将本省的人民起义镇压下去，把湖南的封建统治秩序稳定下来，进而打出省界，在各个主要战场上抗拒太平军。

二、长沙人民响应太平军起义

（一）宁乡的农民暴动

太平天国的起义，得到湖南人民的热烈响应，尤其是太平军进攻长沙时，全省的反清斗争如火如荼，靠近省城的宁乡和浏阳均发生了响应太平军的起义。

在宁乡县，当太平军进攻长沙时，四乡民情骚动，宁乡各都，到处都发生了农民暴动。首先是在押犯高十三，他“闻风砍狱”，揭开了这场风暴的序幕。宁乡县令齐德五又惊又怕，他在处死高十三后，飞饬宁乡各地地主阶级武装团练，要求他们“焚巢擒匪，解县杖毙”，大肆镇压起义群众。据《宁乡县志》记载：

三四日间，二都焚周家大屋、三益寺，毙曹六麻子、周七木匠等；三都焚猪婆窝，毙蔡三劲、贺大四等；七都焚飞蝠崙，毙王一满等；四都追剿宁、谭界上凝亭市，即银田市；六都焚滩山，毙邹仲隆；横市毙左五和尚等；八都焚阳华大屋；九都焚驼骨冲、沈家坝；十都红庙团局亦歼匪多名。全县安堵，民间乃 “齐太爷三日打定宁乡之谣”。[]

从上述宁乡地主阶级团练焚烧农民起义据点，屠杀起义农民的所谓“战绩”便可看出：一方面，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是何等的凶残；另一方面，也说明这场农民暴动广泛，且具相当的声势。

这场起义虽然被血腥镇压下去，但宁乡人民并没有屈服。咸丰六年（1856年），罗仙寨斋教又聚众数千人，准备起义。首领为何汉春（即何满杂货）、魏三篾匠等人，传习斋教，“以符水治病，劝人避劫”，发动群众。并与衡山、安化、广西各处联络，奉白云寺僧益清为统领，约期八月初二日，当江西、湖北太平军入境时起事，不料泄密。湖南地方当局密令署宁乡知县耿维中往拿，并委宁乡文生刘典、杨鹏、丁应台、职员杨熙世筹办团练，围剿起义群众。“维中往捕得数名，并伪诏、逆图、兵书。”起义者准备劫狱，骆秉章急令千总彭定太率兵五百名驻县，随时弹压。耿维中又捕获起义者十余名。刘典等亦以九月初与陶鸿勋自募勇丁，闻初五日义军首领易二矮子等在家聚会，“突往，擒其兄弟叔侄四人，送县署”[]，又率勇赴大石窟、广窟洞搜捕。各团族拘捕起义者达百余人。此次起义，被清政府杀害的达110余名，何汉春、魏三篾匠也英勇就义。

（二）周国虞领导的“征义堂”起义

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长沙地区以浏阳周国虞的“征义堂”起义势力最强，规模最大。

周国虞是浏阳县古港乡高浒村人，曾捐从九品职衔。其先祖是南明弘光朝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的贴身侍卫周天赐。明朝灭亡后，周天赐隐居湖南浏阳，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其后代子孙恪遵祖训，不忘反清复明大业。周国虞及弟国才、国贤从小读书习武，广交四方朋友，图谋大事。

一次偶然机会，周国虞结识了天地会首领罗大纲。罗大纲带领周氏兄弟拜见了天地会大头领洪大全。于是，周氏兄弟参加了天地会，周国虞成了天地会在浏阳的首领。

周国虞回到浏阳后，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以赛社的形式，酬钱会饮，创设了天地会在浏阳的组织机构——征义堂。征义堂明里布仁施义，广结良缘，暗里发展会众，鼓吹反清复明。贫苦百姓纷纷参加，会众很快发展到数千人。

19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战争与灾荒不断，天灾与人祸并至。各地会党活动频繁。地方当局为防止和镇压会党与不满群众的反抗，举办团练。1842年，周国虞利用湖北钟人杰起义军攻入邻县平江之际，以“保卫身家”、“防寇”为名，与邓万发、曾世珍等人一起，创办团练，联络村民，制造器械，使征义堂成为一个合法的武装组织。

征义堂取得合法地位后，势力日渐将大。在地主劣绅与贫民的纠纷和冲突中，征义堂对贫民严加保护，渐至发生械斗，“藐不畏法”[]，遭到地主劣绅的强烈忌恨。劣绅控于官府，湖广总督裕泰以周国虞等人“结党”图谋不轨为口实，派员会同浏阳知县赵光裕查办，将周国虞逮捕审讯，因未发现为“匪”实迹，只得释放。但官府对征义堂已起了疑心。勒令周国虞解散征义堂组织，收缴兵器，将征义堂改名为“启蒙义学”，成为当地集资办学的组织。征义堂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道光末年，湖南连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社会动荡不安，民变事件连绵不断，征义堂成员又开始恢复活动。咸丰二年（1852年）当太平军向湖南进军时，清朝政府明令各地加紧办团练。周国虞抓住这个机会，以举办团练的名义，又公开复兴征义堂，人数迅速发展到2万余人，分设新、老堂18处，派朱联石等人管带。征义堂成为浏阳县最强的民间武装，其势力甚至扩张到官府的抚院、司、道、府、县各衙门里，为官绅势力所侧目。当地官绅虽然担心征义堂久后必起事，但惮于征义堂人多势众，不敢贸然兵戈相向，只好采取缓和的手段羁縻征义堂，使不骤生变故，等待时机进行镇压。

征义堂的活动，不仅为湖南官方所注目，也引起了太平天国领导人的重视。太平军进攻长沙时，增派李亨通、唐李仁为密使，到浏阳会见周国虞，策动征义堂助攻长沙。周国虞与部下商量后，同意聚众响应，赴长沙参加太平军，让唐、李二人先行回长沙复信。当唐、李二人行至狮山书院时，不幸被东乡团总王应苹所督团丁抓获，周国虞给太平军的密函也落入敌手。王应苹欲将李、唐二人械送县城，构陷周国虞。周国虞闻讯，立即派邓万发、曾国珍等16人前往营救，杀王应苹，查抄其家，烧毁狮山书院，救出李亨通和唐李仁。

由于事机泄露，各乡团练又以王应苹事而与征义堂为仇，反动团练捕杀征义堂成员的事件相继发生。征义堂决定袭击东门踏浒团，进行反击。派前队60人先期潜伏杓形黎树标家中，因被东门劣绅涂先声侦悉，遣团丁500人将黎树标房屋围困，60名堂众全部遇难，峰田、大坳等村准备呼应的人也相继被杀。在这种情况下，征义堂便不能按约起兵参加太平军攻打长沙，只得把注意力放在加强自卫设防方面。征义堂以栗田、山口、高浒等地为主要据点，积极扩充实力，“辄令富室资缮械和粟，封识民仓” []加强屯粮练兵，以对付地主团练的攻击。

当征义堂与地主团练的斗争日趋尖锐的时候，地主劣绅分赴长沙、江西、湖北状告征义堂谋反，甚至运动北京湖南籍京官上奏清廷。浏阳籍编修邹俊杰上密疏，叩请皇帝“命湖南巡抚密讨此贼，使骤不及备”[]。咸丰二年十一月十九日（1852年12月29日），清政府命罗绕典、张亮基“严密访查、设法妥办，总期消患未萌，勿致激成事端，转与大股逆匪勾结为患”。[]十二月初一日（1853年1月9日），又谕巡抚张亮基“督饬各地方官酌量情形，密速查办。有须发兵剿办者，分别办理，准其便宜从事，一切不为遥制”。[]张亮基接到谕旨后，起初也担心征义堂势大，一旦用兵失利，更难于收拾，因此犹豫不决。他的幕僚左宗棠认为征义堂离长沙近在咫尺，是个很大的隐患，坚决主张镇压。促使张亮基改变态度，断然采取左宗棠之策。

湖南当局策划镇压征义堂的阴谋，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通省司道以下无一知道”[]。此时，太平军已经出境，巴陵晏仲武起义也被镇压，张亮基便令江忠源回军浏阳，围攻征义堂。十二月，江忠源按左宗棠所授进兵方略，以搜捕巴陵晏仲武余党为名，经平江小路进驻浏阳，在县城东门外冯家山构筑工事，布置就绪，才张贴告示，亮出镇压征义堂的旗号。统治阶级内部如布政使潘铎、浏阳知县刘光裕，均认为兵力单薄，不可用兵。张亮基亦为之心动，但在左宗棠的力持下，还是命令江忠源急速进兵，并调清军总兵经文岱带500人驰往浏阳增援。

周国虞得到消息，立即宣布武装起义，奉旨白旗，大书“官逼民反”。十二月十八日（1853年1月26日），出兵3000余人，分三路进攻清军。左路出詹家岭，直逼清营；右队出乌立树；第三队进攻县城，为伏军所困，教头张大武，率军力战，连砍数人，终因四面受敌，失败。其余两军亦退。义军退至古港，分六队扼守三平洞、山口等处。张亮基派总兵经文岱防堵芦洞十八盘，浏阳、平江团勇数千，亦协同防堵各处要隘，周国虞义军陷于重围。十二月二十三日（1月31日），江忠源进占古港，曾世珍、邓万发等拒战不利，退守三平洞，继续坚持战斗，至十二月三十日（2月7日）义军损失殆尽而告失败。征义堂组织活动十余年，响应太平军起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清起义。在这次起义中，征义堂的战士有700余人战死，670余人被俘。征义堂领导人周国虞和邓万发分别逃往汉阳和澧州，先后被捕遇难。

三、长沙地主阶级团练

（一）团练的基本情况

面对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起义和全国各地蜂起如云的农民起义，清朝政府深感兵力不足，于是命令各省举办团练，以配合清军进行镇压。

长沙地区地主阶级办团练由来已久，嘉庆初，为配合清军平定川楚白莲教起义，便“始练习乡勇，辅额兵之不足。”不过，其时规模不大，人数较少。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军进攻长沙，又有征义堂起义，长沙地区地主阶级惶恐不安；兼之江忠源所练楚勇、罗泽南、王錱所练湘勇均颇有成效，湖南省当局又大力提倡，“令格杀拘捕乱民勿坐”，于是长沙府所属长沙、宁乡、善化和浏阳等县地主阶级便纷纷办起团练。

长沙县：长沙县十都各甲历有团禁，主要是维持社会治安。“虽寓守望相助之意，实无练习丁壮之名”。自咸丰军兴以来，始各立团名，捐置器械，派丁操习技艺，具有成效。县令颜培鼐为推行团练，特撰写、刊发《劝谕团防论略》，云：“御寇莫如自卫，而自卫莫如立团，事不大劳而民安，用不甚费而民利，法良意美，由来已久。”告诫士民办团练有所谓的五大“好处”,一则“贼以乌合之众，路径生疏，东奔西窜，莫知所适。不如尔等生长闾里，何处可以设卡，何处可以预伏，平日早有成算，临事自无失机”；二则筹费少，“既成一乡之公举，又全一己之私”；三则练丁“共保身家，既非外来之兵恐怀私意，又非初至之地尚虑迷途，其志合斯，其功易成”；四则练丁“不费时不荒业”；五则立团先清户口，“户口既清，遇有形迹可疑之人细加盘诘，轻则驱逐远乡，重则送案究治，不惟贼匪无隙可乘，即窃盗亦不禁自弥，一举两得”。针对当时对办团练存在的种种疑虑，文章分析批评道：一则“轻信讹言，谓贼恨团，故不肯立。独不思贼之恨团，正贼之畏团，彼恐到处立团，无地容身，暗串奸民，散布谣言，使民间无备，得以乘虚直入，肆行掳掠”。二则“富者吝赀，谓以我之财供人之用，非所甘心。不知出钱立团，借人之力，即以保我之家。吝赀不出则团不成，一旦贼至，束手被劫，后悔何及”，劝告富室“与其轻命以重财，何若散财而保命”。三则“贫者识浅，谓以我等气力保富者身家，殊属不值。不思同居共井，卫人即以自卫，无人何能有我，虽少赀财，岂无家室？纵无家室，亦有性命”。警告贫者“即侥幸躲出性命，而家赀已大半洗劫，甚至全家均罹不测之祸。可见巧于趋避求安反危，甚非良策”。四则“为团总难得其人。数年办团以来，公正固多，贪鄙者亦复不少，以致退有后言”，声称“此次立团，杜绝前弊，非其人则公请斥革，得其人则公同举充，毋挟嫌攻讦，毋徇情阿附。现在实心办公者，亦不得籍口推卸”。五则“谓贼匪凶横，势难与敌。不思贼亦人耳，不过恃众亡命，豕突狼奔，人皆畏避，势便猖獗”。指出“如尔等一其心力，无处不团，无团不练，内匪既绝，内应无人，贼从远来，深入重地，贼客我主，贼劳我逸。山川险易，彼昏不知，号炮一发，云集响应，出以声东击西之计，实者虚之，虚者实之，使贼夜则投宿难安，昼则传餐不暇。或伺疲乏，或乘要隘尾追腰截，防不及防，四面皆受敌之区，一夫有当千之勇，甚则闻风胆丧，草木皆兵，再得一二谋勇兼裕者相机决策行之，破竹之势成矣，又何必挫自己之气而长贼匪之风哉”。文章最后要求各乡赶办团练，恐吓“倘再执迷自误，倡为莠言，从中阻挠，一经访闻，断不宽贷”。

经颜培鼐催促，长沙县团练遂成定制，颇具规模。乡列十都，城分三铺。乡团或一甲一团，或数甲一团，各相地势适中之处，设立总局。自团总以次有团长、团佐、什长诸名目，“皆择勤慎公平士民为之”。其旗帜、号褂、刀矛之属，捐赀制造，火器禀官颁发。各团派选壮丁，招师教习拳棒及各色技艺操练。有极精良者，队伍有极整齐者，册籍缴官存案。钱谷归公支用。城团按上、中、下三铺设立。上铺分立二十九团；中铺东段十八团，西段二十二团；下铺十八团，共八十七团。上、下铺各派一员一绅，中铺两员一绅。初派总查一员主之，后又添设一员，均带差役，按团抽查。乡团必练习壮丁，城团惟严行保甲。乡团费用取之于民，城团费用取之于官。“虽设法有乡城之异，而立团之本意，无非为百姓防奸御侮起见，但城团有垣墉足恃，而乡团无堡砦可依，终虑散而难聚”。对长沙县地主阶级团练，统治者相当满意，津津乐道：“倘由团而堡渐次行之，有备无患，则尽善尽美之道也。” []颜培鼐又制定团练章程十四条，善化、宁乡和浏阳各县团练，大抵不出此范围，故录如下：

一、遴派团总，必须乡望素孚之绅耆。其有武断乡曲、徇私扛讼者，概应斥革。倘伊等因钻充不遂，即捏造谣言，希图暗阻，本县随时访察，严拿重究。

一、各团集丁，专为尔等保卫身家，并非按户抽丁调派远出。有造谣者，禀送处治。

一、六十以下十五以上，无论贫富贵贱，一例出丁，不得推诿。其单弱之家，实系无壮丁者，应准原免，各户毋许藉为口实。

一、所集团丁，分别某都某团字号，平时在家勤习，每月初一、十五各赴本团点验，又于春初秋末时，每都一年总点二次，以联络声势。

一、各团宜预备信旗、信炮、信锣。贼临近时，团局宜多设探子，四处探听，如有警急，飞报团局，登高鸣锣放炮。各户接连奔报，齐赴捍御。又随发信旗飞报邻团，各团递相驰报，带勇应援，一呼齐至。毋得迟误，违者公同禀究。

一、遇警时众志奋勇，何难剿贼。倘团勇偶有受伤者，请医调治；遇害者料理身后，周恤其家，禀请恤典；杀贼立功者，禀请优赏。

一、立团须费。从前办有旧章，此次自应查照，赶紧汇齐，公举老成殷实之人经管，以便各团总领取；预备各色器械，免致临时掣肘。如费不敷，晓众续捐，须明白登记，年终核算，张贴晓单，禀县立案，免滋物议。如有侵吞，查追究办。

一、派费无论自种、寄庄，一例捐缴。寄庄着佃户缴出，均毋得隐瞒悭吝。如有阻挠，指名禀究。

一、总局须设大路庙宇祠屋，或一都设一总，或二三都联设一总，公举精明正直三、四人坐局，一切食用，务宜节俭。所有用费，逐日核算注明，毋得浮滥。至各甲局，由团总妥为筹办。

一、团内清查户口，须设十家门牌，注明家口，按派什长。团清其团，族清其族。如有房屋佃赁，细查来历，报知团甲，邻右互保，方准佃赁。尤宜于关津渡口，盘诘往来行人。如获奸细，迅传牌甲，带交团总，送县讯究。其盘获之人，从优奖赏，以示鼓励。

一、立团御寇，必须先除内匪，以靖地方。如有匪徒乘势扬言恐吓，或暗地勾引，或结党坐食，聚众抄抢，以及逃兵逃勇沿路劫掠滋扰，即传集各团立擒捆送，听候惩办。

一、团内如有结盟拜会、吃斋演教，以及赌博、贼窝烟馆、招引匪类、油火拼赖、煨狗誓愿恶习，准随时禀送，以凭分别惩治。毋许徇纵，及挟嫌诬害。

一、逃荒难民，原应赈恤，惟近有一班流匪，借逃荒为名，窥探路迳，术取银钱，如系此等匪徒，准即传团驱逐，擒拿头目解送处治。

一、长沙十都各甲，地势情形不一，其间因时制宜，随地立法，有非示谕所能罄者，是又在各团总斟酌，尽利变通行之。本县实有厚望焉。[]

善化县 善化县同长沙县情况大致相同。善化县辖区范围较小，殷实富户不多，各乡没有镇市，难以筹费。办团之初，阻力较大，“奸宄流言，谓无团之处贼害犹轻，有团之处受毒更惨。以此人心解体，益觉无从措手”。[]其后，经地方官反复劝导，团练得以实施。善化县团练体制与长沙县相同，乡分十都，都分一百二十一团，或数甲一团，或一甲一团，各因地制宜。就团内适中之处，设立总局，竖立高竿、旗号。城团亦各分铺，添设栏栅。铺分八十余团，城厢内外每团均派员绅，由军需局遴委，以监司领之。无事则各就讯地盘查“奸宄”，遇有行迹可疑之户于门首书“待查”二字，逐夜梭巡；有警则按团派户，夜坐栅栏，出入登号，“其无匪类溷迹”。因善化县城有垣墉可依，遇警有兵勇可调，故不练团勇，只严行保甲。

宁乡县 宁乡团练始于咸丰元年（1851年），时前任湖北巡抚、安化人罗绕典到宁乡，与宁乡知县齐德五、县绅马维藩等议练团，揭示“富者捐资，贫者宣力，土匪滋扰，格杀勿论”。“团设一总，户练一丁，械帜皆新，集以号炮，顷刻百千，声势颇壮。”1852年，太平军进攻长沙时，巡抚骆秉章、张亮基先后益檄练团，宁乡“爰设局县治”，募勇二百名，设卡于双市南门桥龙凤山，以便巡逻。又于石楞关、道林拨勇堵御。1853年，齐德五离任，“团练稍弛”。咸丰六年（1856年），罗仙寨斋教谋起事，知县耿维中委派宁乡文生刘典、杨鹏、丁应台筹办团练，团练乃得以恢复。宁乡原有七百团，设有团总。刘典“尤虞其散慢”，每都立都总二人以统之。又“稽覆户口，催征粮饷，受成于钱漕局，立乡约十六条，告县民斋匪既诛，典等乃遍历各都，促实行其目：曰清户口，登门牌，慎稽查，严巡诘，重连坐”。[]经刘典等此番动作，宁乡团练逐渐完善。总的来看，宁乡团练多临事而起，且练勇重于练团。

浏阳 浏阳阶级斗争最为激烈。咸丰初年，外有太平军进攻长沙，威震浏阳；内有征义堂起义，直接动摇浏阳地主阶级的统治。故浏阳地主阶级办团练最为积极，也最有成效。知县赵光裕一倡议，浏阳地主阶级立即响应，“于是各乡始多言团练”，并立即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其它农民起义，“先是县南团丁扼险防粤匪，既征义匪四出劫掠，尚自称团练卫民，县东集团拒之”。

浏阳团练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起初，体制粗疏，兵器也很简陋。设团总一人,团佐数人,按户抽团丁,设立团局,科亩会赀。所用军械,大都为狼筅、木棒之类，间用火器。“承平久，民不知兵，率意制械，如挡牌、盔甲悉不堪用”，“犹未悉团也”。赵光裕仿曾国藩团练法，制定章程十九条，对团练进行整顿。赵光裕此番整顿，初见成效，“民合为兵，保卫桑梓甚力”。但是，各团之间仍未能统一，各团“或以村团，或各以族团，有一里一团者，有数十里一团者，权分志涣，莫能一”。

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军由江西进入浏阳虎坳及上庄等地，浏阳当局急令团丁堵御。但“一隘或数团并列，自募军食，户多者拥其余不相济，少者不支且溃”。针对这种情况，知县袁青绶认为：“东南力捍贼，助饷必西北均”。“故常置总局县治，则令诸乡合而谋，白大吏给空名实收券”。同时，又“许民斥赀饷军者得授职”。通过这些办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团练经费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各团之间的联系，颇有实效，“团丁六战皆捷”。

咸丰七年（1857年），袁青绶再次提出整顿团练。他认为，虽然浏阳办团最早，“然皆仓卒，不为久计，或事未终而局已散，或法虽立而势难行，未及年余，事端蜂起”。他指出：“有散团而无总汇，呼应不灵。前拟定大团章程，数年防堵不息，规模仅能粗就。当多事之秋，欲其互相联络策应，须于城乡上绅择其识机宜顾全局者为总首事，专司调度；其严约束精训练者，为带勇首事，专司训兵。二者得人，团练方裨实用。其乡团酌捐团谷，仅供平日训练之费，调集拨派，仍须官给口粮，始能应手。” 此次整顿的核心是“练勇由官给饷”，以调动练勇的积极性。

咸丰十一年（1861年），李秀成所率太平军进军江西，声势浩大，仅新昌、上高一带的太平军就号称十万，湖南震动。时署湖南巡抚文格檄县更议团练法，浏阳知县张景垣趁机进一步强化团练。主要措施是裁并族团之乡，统以大团；城乡置团练所，皆受成于县，设总防局主饟餫；东南二乡要隘二十余处，悉由大团募勇分布驻守，仍仿营规，俾有纪律，进可战，退可守，不至乌合混乱。通过这些措施，浏阳团练组织更趋严密，便于统一指挥，“有所征调，朝下片纸而夕团至，诸如军律法差密”。

至同治元年（1862年），浏阳团练又作了两项重大调整。

一是关隘之地，为加强防守，严厉推行保甲法，将团练与保甲法紧密结合起来，户给牌，令注明丁口及年龄、职业，十户为牌，若干牌为社，社有长；若干社为团，团有总；若干团统之大团。其丁则户籍年十六以上五十以下者一人，曰壮丁。以军法束伍，不以牌拘。岁再集而讲武。军械藏团局，惟所调用。

二是对原有各团进行分并，全县按照区域方位，设立大团。

县城设大团1个，名为中立，下辖小团12 个。

县东设大团6个。最东曰上东，设上东大团，下辖小团10个；次东迤南曰陈坊，设陈坊、张坊大团，下辖小团16个；次东迤西曰踏浒，设踏浒大团，下辖小团10个，又次曰永和，设永和大团，下辖小团20个；又次曰古港，设古港大团,下辖小团20个；又次东曰高坪，设高坪大团（又名高坪石湾大团），下辖小团7个。

县南设大团3个，正南曰枫林，设枫林大团，下辖小团41个；次南迤东曰里仁，在沙溪，又名沙溪、文家市大团，下辖小团37个；次南迤西叫金刚，在金刚头，原一团，后分为金刚和大窑 2大团，下辖小团12个，其中金刚大团下辖5小团，大窑大团下辖7小团。

县西设大团3个，正西曰冲和，下辖小团20个；次西迤南名普安，在普迹市，下辖小团10个；又西南曰镇西，下辖小团12个。

县北大团7个，近县曰蕉溪，下辖小团14个；又北迤西曰永安，下辖小团5个；西北曰北盛，下辖小团13个；又北名沙市，下辖小团9个；又北迤东曰全吉，下辖小团10个；最北曰绥和，下辖小团9个；最北迤东曰莲溪，下辖小团7个。

全县共计凡大团20个，小团294个。[]

至此，浏阳形成了组织严密庞大的团练系统。

长沙地区地主阶级在团练的过程中，“初逐户征丁，尚为宋世保甲之遗意”，后来演变为“易征兵为招募”。长沙地主阶级团练，成为镇压农民起义的重要的地方武装力量。

（二）地主阶级团练的活动与作用

1、堵御太平军

在太平军进攻长沙时，长沙地主阶级团练武装，就参与了堵御太平军的活动。“长善绅士带勇巡守，多人相互保城，如长沙陈本钦、黄冕，湘阴李星渔，善化唐继盛、劳文翔诸绅，筹饷出兵，上下同心，甚为得力。”[] “张姓一门，设团练勇，被贼冲杀，殉难十余人”。[]善化知县王葆生，当太平军猛扑南城时，“各处官兵云集，军需紧急，战守兼筹。葆生严内奸，御外侮，联络绅士，声息相通，巡视城南八十余日，省城得以固守。”[]长沙县五福团头目朱章键，系当地名绅朱载阳之子，朱载阳一向以维护封建纲常名教为己任。太平军进攻长沙时，朱载阳已死。朱章键遵父遗教，“督团勇从官军御贼，从弟裕阳、赞阳等亦捐赀助粮，众志成城，不遭蹂躏，由是五福团之名大著”。[]

在这方面，浏阳地主阶级团练最为突出，配合清军，多次参与堵御太平军的军事行动，且发挥了重要作用。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东征，进入江西，并分兵与浏阳相邻的义宁等地。浏阳县东南一带地主阶级团练，出动数千人，分驻各要地，抵御太平军。县南地主阶级也积极要求筑铁山、东峰、渠城诸关，以防太平军。

浏阳地主阶级团练与太平军发生大的战事是1855-1857年。咸丰五年（1855年）夏，太平军攻破义宁，浏阳诸团复集勇守隘，捕杀太平军游勇数人。此时翼王石达开所率太平军活动于临、袁、吉、瑞一带，清朝地方当局遣守备杨虎臣诸军戍县南隘，同时令浏阳县东诸团练武装增兵防守。这年十二月，太平军连陷袁州、萍乡，义宁，环逼浏阳。这时，江西毗邻浏阳的州县多被太平军占领。进入义宁的太平军占踞铜鼓营，进入万载的太平军占踞大桥，雄视浏阳，浏阳县东南告急。1856年春，太平军自大桥南进上界岭，修筑营垒，被浏阳团练武装击溃。次年正月十三日，陈坊、张坊团丁追击太平军及小源，擒获太平军4人。踞铜鼓营的太平军东向袭击横山、上庄两隘，时浏阳团练武装东门踏浒团丁及团绅某谟字营勇北守上庄，白沙诸团团丁南守横山。二月十六日，太平军进攻上庄，被守军击退。是日太平军突自界东之紫草坪、相见湾，分队登操厂攻横山，放火焚烧上庄营。地主团练武装顽强阻击，太平军牺牲将士数十人。二月二十三日，陈坊团练又配合驻守虎坳的清军，打退进攻铁树关、火双坑等村的太平军。

三月，训导丁际可以靖营驻铁树关。二十三日，太平军发起进攻，遭到丁际可部阻击。乡守团绅某等率团练继出，追至义宁之排埠。四月二十三日，驻守横山团练吃早饭时，太平军骤遏上庄而力攻横山。横山团练据高垒炮击太平军，太平军伤亡颇重。中午，太平军进攻守军营垒尤为激烈。上庄团练10人潜出林木间，仰高炮击太平军，太平军遂退。此时其它各路团练援军亦至，与守军合力向北追击太平军十数里，俘太平军5人，斩获太平军甚众。五月初，太平军谋扑浏阳东界，浏阳团练武装与江西清军联合，克复铜鼓，并协剿至宁州、大段诸村。至此，太平军东南攻浏皆受挫败而去。五月十五日，受挫的湖北太平军余部由平江折趋浏阳，逾大蚕岭入高升桥诸村，将至县城。知县袁青绶亟募300人扼蕉溪岭，“张帜疑贼，夜设炬轰炮”。[]次日，太平军折走县西，由普迹入醴陵道，离开浏阳。至此，浏阳解严。此次战事，浏阳出动团丁至4、5千名，大小战凡八，以军功得奖者200余人，请祀昭忠节教祠者600余人。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忠王李秀成部进入江西，大股据新昌、上高间。时长沙、岳州均戒严。太平军自新昌入排埠，四月十日，谋入铁树关及上庄，不克。时上庄、横山设守。同日，太平军入近界寒婆坳、紫草坪、统坊诸村，团丁列队，乃引去。知县张景垣旋令团绅某修筑上庄营垒，加强防守。此次太平军攻浏，浏阳地主阶级团练先后出动达4000人，成为堵御太平军的主要力量。

2、镇压本地农民起义

宁乡：如前所述，宁乡镇压农民起义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太平军进攻长沙期间，宁乡县令齐德五纠集地主阶级反动团练，将浏阳各地农民反抗斗争镇压下去，数日间，诛戮数十百人。另一次是1856年（咸丰六年），镇压罗仙寨斋教起义。

浏阳：浏阳的地主阶级团练，除了镇压征义堂起义外，还积极参与镇压同治四年金口霆字营兵变。镇压金口霆字营兵变虽然是在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但镇压和被镇压的双方都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兴起的，而且都是镇压太平天国的重要力量，应该说与太平天国时期的阶级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金口霆字营溃变军队达8000余人。他们本来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后，奉命开往西北镇压回民暴动的。但在1865年4月23日（三月二十八日）行抵金口后，却不再前进，“声言欲回江西索饷”。[]5月1日（四月初七），在参将欧阳辉、游击罗三元、都司李守泽、李受春，千总梅里光等的领导下，全军哗变（后返回二三千人），并有计划地向南进军，拟由江西、湖南转往闽、粤边，与李世贤、汪海洋领导的太平军余部会合。他们沿途“戕官掳掠，头裹红巾，设卡抗拒”官军，并仿效太平军建制，设“指挥、检点名目”[]。“数旬之内，裹胁至二三万人”。[]

兵变发生后，以巡抚李瀚章为首的湖南官方当局惶恐万分，加紧调兵遣将，重重布防。派署臬司赵焕联抽调营勇驰赴岳州扼守，檄在籍前浙江按察使李元度督率团勇防守平江。哗变部队欲由平江攻长沙，受阻，乃改道江西义宁、铜鼓，逼近浏境。5月16日（四月二十二日），哗变部队乘赵焕联部未到，多次进窥横山及铁树关，均被浏阳团练武装击退。随后，浏阳团练武装又积极配合清军进行堵截，直至哗变部队出境为止。据统计，浏阳地主阶级团练为镇压这次兵变，出动团丁无算，守三十余隘，军需费二万四千余缗。

霆营哗变的原因是复杂的。曾国藩在一个奏折中曾说：鲍超一军“积劳太久，立功最多，平日本乏纪律，将卒以屡胜而骄，又以无饷而怨，又值统将回蜀之时（3月，鲍超由江西回原籍四川奉节葬亲），又有新疆远征之苦，故赴川之八千人，臣早虑其溃散。……”[]而就鲍超部的组成来说，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收容了大量太平军溃散队伍，即所谓“叛卒降众杂出其间。”[]因此哗变后改换建制、服饰，南下与太平军余部会合，就不是偶然的了；二是有为数众多的哥老会分子。霆营哗变后不久，左宗棠就在一个奏折中指出：“鲍超籍隶四川，而流寓湖南最久。……所部多悍卒，川楚哥老会匪亦杂厕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霆营哗变实为哥老会的第一次反清发动。

除了堵御太平军和镇压本地农民起义以外，长沙地区地主阶级团练的另一个任务和作用就是维护社会治安。例如，咸丰二年（1852年）十月二十二日，潮勇经过宁乡，军纪败坏，奸淫掳掠，宁乡县民合团勇奋逐之。对于长沙地主阶级团练武装的作用，地主阶级颇为满意，评价道：“地方宁谧，皆督办团防之力也。”[]

四、统治阶级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

面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兴起和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统治阶级一方面鼓励长沙地主阶级兴办团练，以反革命武力对付农民革命，另一方面，又采取某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以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一）治理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严重影响到人民生活，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咸丰、同治年间，全国通货膨胀达十余年之久。原因是清政府为了筹集内战经费滥铸滥发大钱和钞票。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铸造发行各种面额巨大的新币，主要有银票（即户部官票）、宝钞（即大清宝钞，或称钱票）、铜大钱、铁钱。1854年2月，又通令各省铸大钱。原通行制钱每文标准重量1钱2分，内含铜52%。铅48%。而清政府规定新铸的铜大钱重量，当百文大钱，每枚重1两4钱，当五十文大钱，每枚重1两2钱，当十文大钱，每枚重4钱4分。如与制钱的金属重量比较，则当十文大钱每枚减重56%，等于制钱4.5文，当五十文大钱每枚减重80%，等于制钱10文，当百文大钱每枚减重88%，等于制钱11文强。从工本与额面上看，扣除铸造工本费，当五十文大钱可增加铸钱净利18文，当百文大钱可增加净利50文，只有铸当十文大钱亏0.4文。[]铸当百文大钱是一本二利，当五十文者为一本一利，唯铸当十文大钱得不偿失。就是说，铸造铜大钱的面值愈大，增值就大，铸造利益就愈多。这些劣质铜大钱投放流通领域，按一定折合率计算抵作通用的银两和制钱。清政府并规定民间交纳赋税、发放文武官俸及工程开支，均可按一定成数搭放搭收。

湖南原设有铸币机构宝南局，铸造制钱，由长沙府管理。宝南局设炉15座，每月铸制钱3卯，每卯2000串，年铸币量为72000串左右。清政府铸造大钱的命令下达湖南后，湖南巡抚骆秉章行司制造，宝南局奉命于1854年7月开铸，先铸当十、当五十、当百大钱，并由长沙府出示公布行使大钱，民间交易收付款，大钱和制钱各为50%，其它一如清政府规定。

由于铜大钱质劣信誉低，投入流通领域之后，很快就大幅度贬值，造成物价上涨，市场混乱，使湖南卷入通货膨胀的旋涡。

首先，因为大钱面值高于其本身的实值，铸造大钱有利可图，发行不久，长沙府官吏与铸币工头勾结，大量私铸。私铸钱的数字占到了官铸钱的80%。他们将私铸钱照面值减半售给钱庄，谋取暴利。钱庄又将大钱抛向市场，收取制钱和银两，却拒收商店大钱，制造金融恐慌，致使大钱不能流通，商店因之倒闭。长沙商民罢市风潮，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其次是大钱在流通中到处碰壁，人民拿大钱购物，不是被任意折算，就是被拒收。捐输局、厘金局专用足典钱（即制钱），不用铜大钱。[]其三是州县官府舞弊，不按奏定章程使用大钱，在日常收支中，总是多放少收。向人民征收赋税，只收库平足纹银两，别说铜大钱，甚至连市平（即“曹平”、“湘平”）银都不收。而上交省库者，则易大钱交兑，有使省库存银尽化为票，导致库藏空虚，严重影响了正供。

左宗棠对此痛心疾首，在他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谴责清政府这一政策说：“大钱、钞票不可行，只‘不诚为物’四字蔽之，设法以必其行，终归无益而又大有害。孟子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上下交征而国危’。此万古不易之论。”[]明确指出滥铸大钱是向人民榨取财富来解决财政问题的一种愚蠢作法，势必加速财政危机。

湖南当局十分重视左的意见，采取了果断的治理措施：第一，处决了长沙府舞弊铸私钱的属员和工头2人。第二，由巡抚部院发出通告，停止使用铜大钱。第三，补偿大钱持有者蒙受的损失，规定用八成制钱兑换大钱一千，将大钱全部收回。这样，从1854年7月铸大钱到1855年4月收回大钱，停止使用止，为时仅9个月，湖南的通货膨胀就很快被抑制了。不久，清政府又推行官票，发给湖南钞纸8万两，搭放兵饷。这一次巡抚骆秉章吸取了铸大钱的教训，以“湖南无官钱铺，不能用钞”为口实，向清政府奏明，委婉地拒绝执行。他曾对催办的藩司说：“当百大钱尚有铜一两五钱，且不能行，以尺幅之纸当银三两，其能用耶?”[]当时，全国通货膨胀延续了十几年之久，而湖南仅仅出现几个月就被制止，这对缓和湖南包括长沙在内的社会阶级矛盾，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二）地丁漕粮改革

清代田赋承袭明朝旧制，除地丁征银外，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江西、湖南等省征收税粮。因税粮要通过水陆转运京师，故称漕粮，又称漕米或漕运。漕粮除正额外，漕米一石，加米数斗，作为运输中的捐耗，称做正耗；另外再加收运输费，包括疏浚河道，修理船舶、盖造屯粮仓库，以及工匠伙食、押运帮费等，叫做漕项。清政府将漕粮指标分配到各省，下忙开征。至于漕粮章程，清政府未作统一规定，概由地方自定。允许地方各级官府官吏利用漕粮陋规浮收，以解决地方官府的办公费和官吏的薪俸。嘉庆时，清政府根据一些有漕粮省份的要求，除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四省外，准许其他有漕粮的省份改征折色，即将漕粮按固定比价折算成银两交纳。由于当时粮食与钱文、银两之间折价的差距接近或相等，改折无利可图，到道光年间，实行漕粮改折的省份并不多。太平天国起义后，切断了长江运输线，各地钱粮不仅征不足额，运送京师也极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方对安徽、江西、湖北、河南、湖南实行改折。

湖南纳漕粮的州县有23个，长沙、善化、浏阳、宁乡四县均属在内，每年交纳的漕粮共计15万石。湖南的田赋，原定科则比较低，但到咸丰初年，湖南钱粮却年年征不足额，积欠越来越多。如湘潭每年收钱粮四五万两，咸丰四年（1854年）才只收到4000两，不足原额的十分之一。巡抚骆秉章访查各属，认为“致弊之由，不外官吏之浮收与银价之翔贵而已”。[]漕粮浮折，官私取给，每石收银6两，以致“地丁正银一两，民间有费至数两者；漕米一石，民间有费至数石者。”[]银贵钱贱的影响，农民卖谷以钱易银完纳钱漕，又暗增一倍有余。道光初年，每银1两，易钱1300余文；到咸丰初年，增长到2400文，1854年、1855年粮食稍稔，每石粮食只卖400文，还苦于卖不出去，可说是谷贱如泥。百石租谷之家，非卖30余石，不能完粮。农商俱困，生计艰窘。而钱漕陋规又复有加无已，南北米每石又增至6两4钱，而饷银每收银1两，只算作6钱4分，勒收中饱3钱6分。[]这样惊人的勒折浮收，不但一般自耕农和稍有一点田产的农民被盘剥得倾家荡产，卖妻鬻子，就是那些稍富的中小地主也难免破产。不满情绪在中下层社会日益普遍增长起来，以至形成严重的政治对立。闹漕事件不断发生，“群情汹汹”。[]如果继续沿着老办法征收地丁漕粮，湖南的封建统治就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不管是从财政方面考虑，还是从稳定湖南形势出发，无论如何也要实行田赋改革。

咸丰五年，湖南当局决心对地丁、漕粮实行改制。左宗棠主持其事，选择全省田赋弊端最重的湘潭县为突破口。先与该县举人周焕南商议，令周等“以助军饷为名，定丁粮银两加四钱，减于前三钱；漕折石银三两，减于前四两；南折石一两，减于前二两。凡减浮收银四万余两，实增于正纳三万余两。”[]骆秉章立即批准照此章完纳。但周等向藩台呈禀核定征收章程，却被押送发县。下忙开征，知县明目张胆横加阻挠，书吏抗不收税。周等复诉于巡抚院，骆秉章断然决定，允许士民设局，自征自解。结果不仅本年钱粮扫数全完，还带征历年旧欠钱粮过半。长沙、善化绅民见湘潭大减浮收，亦纷纷要求照湘潭章程完粮，同样受到知县的拦阻，不准百姓赴院，绅民直闯巡抚院递呈。在公堂上，兼署藩司的粮道表示激烈反对。骆秉章为了将改革贯彻下去，将阻挠田赋改革的善化知县撤职，将原兼署藩司的粮道官撤其粮道一职，专署藩司，另外委员署理粮道，以整肃官场。同时明确宣示：凡地方官阻挠漕粮改革者，立登弹章奏劾；凡胥吏借端滋事舞弊者，立毙杖下，不稍姑息。从而使改革得以贯彻下去。

各州县田赋改革后，征收总款项大体画一，略有区别，长沙地区也不例外。长沙县改章后，“地丁每两正耗共征元丝银一两四钱；漕米每石折征银一两三钱，又办公费一两，助饷银五钱，补平银一钱五分零六毫一丝，南米每石征银七钱，又办公费银七钱”。[]其中漕米缴库平银，南米缴市平银；如以典钱交纳，照时价扣算。总计要比湘潭低6钱多。“善化县民屯正饷每两外加平水耗银四钱，津费每两加平水杂费二钱；漕米每石征收纹银一两三钱，又办公费银一两三钱，助饷银八钱；南米每石征折色银七钱，又办公费银七钱。”[]总额低于湘潭而略高于长沙县。宁乡县改章，漕米、地丁、南米悉照湘潭数额，另每张券票增收1文，更户过割费600文。不过纳银不用库平，统按湘平银比兑。[]。由此看来，继湘潭之后改章的州县，都略低于湘潭，最高也不会超过湘潭定章。

湖南地丁漕粮的改革，遵循的是以减为增的原则，取中饱浮收充公佐饷，即禁革部分浮收，保留部分陋规，明文规定作为办公费用，不许另行浮收勒折，同时将部分陋规变为正常财政收入。如漕折，正税是每石1两3钱，原来加上浮收，每石要纳银6两到7两，其中只有正税1两3钱缴入省库，其余全部中饱，到了官吏的私囊里。改革后新章规定只纳3两，较前减少了3两到4两，但入库的银两除正税1两3钱，增加的军饷8钱也全部充公入库。地丁税的征收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地丁每石正税l两2钱，向章征收浮折，合算亦达6两之多。实行新章后，将应完地丁正税提高到1两6钱，增收4钱，而将浮费即办公费减到l两数钱。这样一来，入库的公款明显增加，而中饱浮费则明显减少，所以湖南地丁、漕粮改革，首先群起反对的是那些粮道衙门和地方官府胥吏，因为他们是靠把持田赋税收从中谋取私利来养肥自己的，改革对他们的打击最重。

骆秉章、左宗棠在改革中，大力支持中小地主士绅的要求，让他们参与主管地方税收之权，抑制官僚的作弊。在经济上减轻了他们的纳税负担，使他们更信赖拥护现存政权。事实上，得改革之惠者，也不仅仅是中小地主，就是一般农民的赋税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相应的减轻，同时湖南的财政问题也得到了缓解。这对缓和长沙乃至湖南全省的阶级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以宁乡为例，在“巡抚骆秉章更定宁乡漕折及丁粮各新章，严杜浮收”以后，“胥吏敛手，宿弊厘剔，正供益饶，自是宁无逋赋者”。“县人设骆秉章长生禄位牌于县西关外刘猛将军庙”，[]以示表彰。

（三）蠲缓豁免赋税和组织救灾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从1851年到1862年，在这12年间，长沙各县因战事和灾荒，蠲缓、豁免有关赋税5次：

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皇帝登基之始，所有节年民欠正耗钱粮及因灾缓征、带征银谷并借给籽种口粮、牛具及漕项、芦课、学租集税等项，道光三十年以前实欠在民者，全行豁免。

咸丰二年，长沙、善化、宁乡，民欠未完，咸丰元年二年正耗未完钱粮，均准其分别被扰轻重，照例蠲缓。据《善化县志》载：

是年善化一、六、七、八、九都俱被贼（太平军）扰，委员查勘被灾情形，分别地段被灾轻重，由县详请蠲缓。除被灾较重应完钱漕得邀蠲免外，所有被灾较轻者，请缓至咸丰四年秋后征收，嗣因民力未纾，递请展至咸丰六年秋后带征。又咸丰三年，一、六、七、八、九都大水，勘计八十八处应征钱漕，因上年贼（太平军）扰，业经查办蠲缓，此次钱漕，递请缓至咸丰五年秋后带征。

咸丰五年正月，长沙、善化、宁乡、应完粮等项，分别蠲缓、展缓。

咸丰六年十二月，长沙、善化、应完值钱漕、屯饷、军安等项，及正耗津贴银两，均着蠲免。

同治元年（1862年），同治皇帝登极之始，为了取信于民，颁布特诏，湖南“所有咸丰九年（1859年）以前未完正耗钱粮，及因灾缓征、带征银谷，并借给籽种，口粮，及漕项、屯饷、芦课等项，实欠在民者，全行豁免”。[]

长沙地方当局在蠲缓、豁免赋税的同时，还积极组织抗灾救灾。咸丰、同治年间，长沙灾荒不断，最烈者莫过于1857年和1858年的蝗灾。咸丰七年（1857年），湖南发生了一次波及20多个州县的大蝗灾，长沙、善化、宁乡和浏阳均为重灾区。长沙和善化“飞蝗蔽天”。[]宁乡“蝗入境，食竹叶、草根，立尽”。[]浏阳“蝗至所止，苗立尽”。[]蝗灾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长沙、善化、宁乡和浏阳地方当局纷纷组织灭蝗活动。

宁乡1857年晚秋飞蝗过境，知县耿维中设立收蝗局，筹款收买蝻子，每觔给钱百文，连壳者减半。蝗半寸以上，每觔给钱四十文。自1857年冬至次年春，除扑灭外，收蝻子四百石有奇。由于措施得力，效果较好，蝗虫次年“四月始尽”。[]

善化1857年推行捕蝗诸法。次年春，“蝻子遍生”，官绅设局收捕。至五月，幸逢大雨，“蝻种无遗”。[]

长沙县1857年蝗虫入境较晚，已在秋收之后，“幸不害稼”，但地方当局“恐遗子入地为来岁忧”，下令四乡掘挖，檄县于城中设局收之，迄岁终缴送者不下百石，而掘犹未尽。1858年春，蝗孽果生，各都禀报到县者踵至，知县颜培鼐“亟捐廉分都设局，遴选绅士督捕”。有人认为“蝗为神虫，不宜扑之，以伤天和”，建议“建醮禳灾”。对于这种说法，颜培鼐斥之为“以妇人之仁惑于僧道”，[]一概禁止，以免动摇人心。他还先后两次视察各地，亲自督捕。

浏阳蝗虫入境时，百姓“鼓噪逐之，或鸣钲、燃爆、扬旗则避去，或束草燃火触烟亦去”。[]知县袁青缓在总结人民群众灭蝗经验的基础上，作《除蝗备考》，系统地阐明了灭蝗的具体办法。云：

曰捕初生之蝗。初生如蚁，色黑蠕动，依草根团聚成片，大如掌，或如扇，鱼虾化者亦然。三数日内跃不甚远，蹴之散，旋聚，再蹴之，可绝。法宜编竹叶为巨帚，随在捕之。夜以草薪燃火置旁，皆投入，或昼驱鸭食之皆尽。

曰捕渐长之蝗。生七日，逐队南行求食。法宜相地与蝗至多寡之势挖沟围之，或挖长沟堵之。沟宽尺许，深倍之，其间逾丈。又挖三三深坑，其沟务峻且滑，勿令跌入者缘上。蝗至梢，缓以巨帚驱于沟。北蝗大至，则顷刻沟坑皆满，急覆以土，更挖以待。夜置火其中，亦可引之入。

日捕能飞之蝗。蝗生逾二十一日，其飞亦自北而南。法宜伺晨露未干，及日午或停或交，并向晚停飞之时，旋驱旋起，飞不能远，则就扑之。夜列火陇旁，俟其投入，亦就扑之。夜又或备金鼓、枪爆，待其将至，而发于陇头，植旗或翦纸为旛，皆畏不敢下。又或取桐油，和水洒苗叶上，遇之则飞去。

曰捕未生之蝗。蝗遗子必于土质坚实之处，群飞群止，以尾钻入，初如蜂窝，久则无迹。故虫过之后，急宜查挖，令碎而露之。夏初入地十数日即生，秋冬之交所遗至次年春夏乃生，又当豫防之。若鱼暇子化者，亦有冬春，水涸，湖滩草根预为焚毁之。法虽不能遍，亦未必无补。[]

《除蝗备考》刊发，“民始知捕蝗”。[]明年下令收遗蝯，大约初出如蚁，每觔十文，半寸以上 ， 觔三文二文，逾寸及能飞者，  觔一文。蝗子则每升百文二百文。搜捕殆尽，蝗卒不为害。

长沙地方当局在组织抗灾的同时，也举办一些慈善活动，如赈济、开社仓平籴谷米，救济贫困户，贷放粮种等，使灾民免于流离失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贫困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