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时期的长沙社会矛盾的激化

第一章  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时期的长沙社会矛盾的激化

18、19世纪之交，清王朝统治由盛世转入衰世，经济上闭关自守，停滞不前；政治上专制统治，腐败没落；文化上保守顽固，不思进取。而此时处于上升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把开拓商品市场和原材料产地的目光转向了这东方古老的封建帝国。商品、鸦片、传教士都在叩击着文明古国的大门，一场社会的巨大冲突和变局正在清王朝闭关锁国的狂妄虚骄中悄然逼近。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是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近代时期。作为一个内陆省份的省会，长沙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换的步伐显得要缓慢得多。然而，没有正面接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战争冲击的长沙，却在战后不久受到了太平天国战争的剧烈冲击。随之而兴起的湘军，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挽救了清王朝命运的同时，也促使湖南包括长沙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影响着长沙近代化演变的历史进程。

第一节  鸦片战争时期的长沙

一、鸦片战争前后长沙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一）长沙人民的禁烟运动与抗英斗争

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贸易而来的是鸦片的大量输入。自17世纪中叶开始到鸦片战争前夕，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急于开辟海外市场和殖民地，大量输出商品以谋取暴利。当西方殖民主义者把开拓市场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时却发现，似乎无往而不胜的西方工业品却很难打开中国的市场。由于清政府严格限制中外贸易，海外通商口岸仅辟广州一口；特别是由于中国是一个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西方商品很难在中国找到销路，而中国的茶叶、丝绸、土布、瓷器却为西方世界所青睐。故此，在鸦片战争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西方对华贸易始终处于入超的不利地位。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和扭转贸易逆差，以英国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西方各国商人，便对华进行可耻的鸦片贸易。从18世纪20年代起，英国便对华进行鸦片输出和走私，当时年约200箱，以后逐年增加。进入19世纪，鸦片输入每年达4000箱。鸦片战争前夕的1838年和1839年，竟达35000余箱，在英国对华输出的货物总值中，鸦片几占一半。

鸦片是一种慢性毒药，人吸食上瘾后，对身心健康极为有害。在清朝前期，历代皇帝都曾一再禁烟，然而由于措施不力，加之官吏的腐败，禁烟均告失败。大量的鸦片进入中国，流毒日广。湖南的鸦片走私与贩卖、吸食也十分严重。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估计：“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这当然是指全国而言，实际上长沙也不例外。至于吸食之人的烟瘾之大，非同小可。林则徐说，“湖广之人，有积瘾30年，日吸一两”[]者。

鸦片不仅危害人民身心健康，而且还导致白银外流，影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兵丁吸食，也影响军队的战斗力。照此下去，“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鸦片危害如此之大，引起了各阶层人民包括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开明人士的强烈不满。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了《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主张禁烟，得到了林则徐的有力支持。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一字少穆，晚号竢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嘉庆进士。曾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提倡经世之学。1938年在湖广总督任内，便展开了禁烟运动，成绩卓然。长沙人民和爱国官绅也予以有力的配合。

时任湖南巡抚裕泰，因长沙府知府何其兴诚实稳练，办事认真，当即面谕“该府会督委员候补知府魁联、茶陵州州判双寿，改装易服，不动声色，分赴各属，设法购线，遍处跴访，实力搜拿，务必将大伙匪犯人烟并获，解省究办”。此次查办，长沙为其重点之一。何其兴、魁联、双寿等人经过认真查访，于宁乡县地方会同该处文武员弁，督率兵役，访获烟贩林秀芳等3名，查获烟土875两。又督饬双寿及长沙县文武各员，在省城大马园地方流娼胡幅源家访获烟土3,650两。胡幅源先已逃逸，拿获烟贩萧之即萧星制，并胡幅源之妻王氏，义女桂姑，及挑送烟土之任贵、吴三、彭三，雇工彭华、锺山等。他们供认系胡幅源与萧三即萧星志伙同收买，转售获利不讳。何其兴、魁联、双寿等还督饬善化县会营拿获烟贩李顺兴、王仁芳、丘洸先、周召青、孙惟山、赖德兴、赵盛、邓满、吴裁缝、何东阳等10名，查获烟土烟膏1,196两。善化等县收缴烟枪、烟斗、烟盒等项，共1,056件。据史载，仅道光十八年七月十四日（1838年9月2日）“长沙拿获从广东入境烟毒贩9起，缴获鸦片3000余两”。[]这年十二月十六日（1839年1月30日），裕泰乘天气晴明，督同司道文武各官，于城内校场空阔地方，用砖块砌成锅圈，安置大铁锅数口，注以桐油，然后将所缴获的烟土烟膏逐封验明，投入油中，熬炼成膏，即加以食盐、白矾，再用柴火就锅焚烧。焚烧后，“仍将焚剩余滓检齐，遴派委员会同该府县携赴省河近湖急流处所，眼同抛弃”。所获烟枪烟具一千余件，亦当场概行销毁，“使观者触目惊心，不敢再蹈恶习。”[]长沙的禁烟斗争颇有成效，颇受清廷赞赏，办事得力的裕泰和魁联因而受到嘉奖和重用。据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

裕泰奏查办鸦片情形一折。所办好！试用知府魁联访获大伙烟贩四十余名，起获烟土烟膏二万余两，并获私硝五百觔，尚属认真办事，著准其遇有知府缺出，不论繁简，尽先补用，以示鼓励。[]

由于烟毒泛滥严重威胁了清王朝的统治，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率领广东军民厉行禁烟，迫使英国等鸦片贩子交出鸦片2,376,250余斤，于1839年6月3日在虎门销毁，给予鸦片贩子以沉重的打击。

1840年6月，英国政府正式挑起鸦片战争。历时二年多的鸦片战争，主要在广东、福建和江浙等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湖南作为后方，也积极支持前方的作战。1841年2月初，清朝廷以奕山为靖逆将军，调集了各省营兵前往广州增援，其中奕山的参赞大臣杨芳就是曾在长沙任职的湖南提督。湖南还先后调集了多批营兵前往广州增援。镇筸镇总兵祥福、游击沈占鳌、守备洪科达统率营兵一到达广州就投入乌涌炮台之战。此次战役，“湖南兵弁，最为英勇”。[]祥福、沈占鳌、洪科达以下将弁31人，营兵415人阵亡。还有很多长沙士子也以各种形式参加或支持抗英战争。

1841年，英军攻广州不下，转而北攻江浙。10月1日，英军攻陷定海，继攻镇海。署理两江总督裕谦率4000人防守，亲自登城督战。时在裕谦幕随营差委的长沙士子黄冕（字服周）也积极参加了战斗。战事失利，裕谦投水自尽。次年，黄冕奉调至浙江，防堵英国侵略军，率部在馀姚海口击沉敌船，捕获英军目突德等，为抗英战争做出了贡献[]。

在鸦片战争中，长沙的广大群众和士大夫，还通过各种途径表明了他们反对外国侵略，坚决抵抗的爱国热情。左宗棠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长沙府湘阴人。青年时代就注重经世之学，立志为治国平天下做贡献。鸦片战争时期，左宗棠正受其师贺熙龄的委托，在已故两江总督陶澍之家安化教其子陶桄读书。虽然地处偏僻，但他以一腔热情，注视着时局的发展，“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涉海国故事者，每涉及之，粗悉梗慨”。[]他还多方探问抗英前线的消息。道光二十年（1840年）九月，贺熙龄以“目疾”告假回到长沙，这为关注时局发展的左宗棠提供了获取前线战况信息的途径。他写信给老师：“军中议论，未尝闻问，伏乞吾师见闻之馀，备以见示”；“吾师想必时有消息，仍求示悉为幸。”[]他在与师友的通信中，探讨战守机宜，并撰写了《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等多篇制敌之策；提出“练鱼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法、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火药归营，修合兵勇”的具体主张。他从师友的信中得知，“敌之所恃专在火炮”，只要“能制其长，即可克日蒇事”，建议发动蛋户、水勇乘坐小艇用木炮夜袭敌人。[]

战争的进程使左宗棠大失所望。清军缺乏战斗力，节节败退，为数不多的侵略者竟能横行东南沿海。对此左宗棠在给贺熙龄的信中一再麦示“愁愤何言”，“令人储懑”，“不胜愁愤”。他对封建官僚们的文话武嬉，浑浑噩噩，极为不满。他说：“仕风日下，人物渺然，思之令人心悸”，“不知当局者又将何以善之？”[]

英国代表单方面公布《穿鼻草约》后,左宗棠极为愤慨，他抨击琦善“以奸谋误国，贻祸边疆，遂使西人具有轻中国之心，将士无自固之志，东南海域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其罪不可仅与一时失律者比”。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鸦片战争终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宣告结束。左宗棠对这一结局深为痛愤，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时事竟已至此，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虽有善者，亦无从措手矣”。[]

左宗棠以一介书生，在鸦片战争中满怀爱国之情，为保卫边疆，抗击侵略谋划，表明他“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的赤子之心。

鸦片战争结束后，长沙的爱国群众和士大夫并没有因为战争的失败而放弃禁烟斗争。在这方面，易棠是一位突出的代表。易棠，字念园，清善化县人。1828年中举人，次年成进士。1848年升任广州知府，翌年署粮道。时值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重开鸦片贸易之禁。广东一些偏僻地带有人乘机利用膏腴之地种植罂粟，制成鸦片，牟取暴利，以致产粮之地年少一年，吸烟之人日多一日，粮价腾贵，风俗败坏。易棠为此发布告示，命令厅、州、县各级官吏亲临属地查勘罂粟，已种者，立即铲除净尽，改种谷麦杂粮。并申令嗣后违禁栽种者，地保、邻人必须告官，否则连坐。由于禁令森严，鸦片之害有所抑制。易棠此举，表现了长沙人民群众和爱国士大夫不屈不挠的反帝斗争精神。[]

（二）林则徐、左宗棠湘江夜话

鸦片战争的失败，助长了西方各国的侵华野心，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爱国有识之士无不担忧、关切、谋划、抗争。林则徐、左宗棠长沙夜话，便是此种精神的体现。

1840年10月，当鸦片战争还在进行时，林则徐因受投降派诬害被革职。次年，他被派赴浙江协办海防，旋即充军伊犁。1846年，被重新起用，署陕甘总督。次年，授陕西巡抚。1848年调云贵总督。1849年，因病辞职回籍。次年1月3日，就在回籍途中，林则徐停泊在岳麓山下的湘江边，会见了相闻已久，却始终未曾谋面的左宗棠。

林则徐最早是从自己的知己好友、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婿胡林翼那里知道左宗棠的。胡林翼时为林则徐的属吏，益阳人，左宗棠是湘阴人，两人同为长沙府人，又是同年所生，过从甚密。陶澍本人对左宗棠也很器重。1836年，陶澍阅兵江西，乞假省墓，道出醴陵。知县治官舍，左宗棠为之楹联，云：“春殿语从容，廿在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见楹联，非常欣赏，问知是左宗棠所作，“乃属知县延见，倾谈竟夕，与订交而别”。[]陶身为封疆大吏，而左不过当时一介书生，陶竟与左订交，由此可见左宗棠在陶澍心目中的份量。后来陶澍还与左宗棠结为儿女亲家。陶澍逝世后，左宗棠受托前往陶澍家中教授其子陶桄。1842年，胡林翼也回乡到陶家帮助理家，常与左宗棠“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胡林翼对左宗棠极为赞赏，称赞他：“品高学博，性至廉洁。……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才第一。”1848年，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内，急需辅助人才。胡林翼大力推荐左宗棠。林则徐非常满意，函复胡林翼道：“承示贵友左孝廉，既有过人才分，又喜经世文章，如其噬肯来游，实所深愿。即望加函敦订，期于早得回音。”当时左宗棠因侄子成亲，陶澍儿子读书等事无法脱身，错过了这次机会。不过，林则徐就此记住了左宗棠。

左宗棠对林则徐则神交已久，对林则徐的爱国之心钦佩不已，对林则徐的遭遇充满同情。他自述道：“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宫保与陶文毅往复书疏，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入关、出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喜，尝自笑耳。”[]足见他对林则徐的仰慕。

林、左二人一见如故。左宗棠颂林则徐为“天人”，林则徐则对左宗棠 “诧为绝世奇才”。二人“燕谈达曙，乃别”。林、左交谈，十分默契，内容相当广泛，家事、国事、人物、政务无所不及。

他们谈到吏治，左宗棠认为：“督兵房之弊，索无厌，实为戎政之蠹。”林则徐颇有同感，说：“总督一官最易溺职者，此也。”对主经世致用的改革派人物贺长龄，他们看法一致，称贺长龄是“大人君子”，堪为士大夫的楷模，表明他们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左宗棠关切地问及滇中战乱，林则徐一一作答，表示已将祸首绳之以法，不日就能地方平定，百姓安居乐业。他们谈得最多的是西域边政和应对沙俄入侵的问题。

15世纪末、16世纪初，俄罗斯独立和统一以后，沙皇政府就一直奉行向东扩张政策。16世纪末，完成了对西伯利亚的征服，接着就把矛头指向了我国北部边疆。康乾时期，西域准噶尔部发生叛乱，沙俄趁机插手进来，对叛乱分子进行收买拉拢，并直接提供武器，企图把西域从我国分裂出去。与此同时，又采取政治、经济等各种手段向我国西域地区进行渗透。鸦片战争以后，沙俄趁火打劫，采取各种手段，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妄图打开中国的北大门。新疆形势更为险恶。

林则徐充军伊犁期间，对新疆了如指掌，对沙俄阴谋洞若观火。他曾预言：“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为预防沙俄的侵略，他在新疆兴办水利，开辟屯田，建议兵农合一，屯垦戍边，以此加强新疆的防守力量。可惜由于内调，事竟未成。

左宗棠对新疆问题也相当关注，且有精细的研究。早在1838年，他就读过《西域图志》，“于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记录。”对新疆的时政，他也十分留意。据他后来自述：“前在陶文馆中，见有一疏稿，系复陈西域事略。其时喀什噶尔边外，即报英吉利商人有从边外过北路售货者，当时不知其所自来。以昨威妥玛代安集延乞降之事言，则泰西与敖罕潜通，盖已在数十年前矣。封疆诸公从未有议论及之者，亦殊可怪。”[]

从中可以看出，左宗棠对新疆的安危十分关心，对清朝当权者的昏聩颟顸非常不满。

林则徐对左宗棠寄予很大希望，向左宗棠详细介绍了他对新疆地理的观察，俄国在边境的政治军事动态和自己的战守计划，并将有关材料全部交给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临别时，林则徐亲书对联一副给左宗棠，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看到后继有人，林则徐豪情油然而生。

左宗棠视林则徐为知己同道，期望同林一道，共图大业。不料，次年秋，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廷再度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西督理军务。林在广东潮州途中病逝。左宗棠闻耗，且骇且痛，挥泪提笔书联，寄托哀思：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泽在；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左宗棠终不负林则徐重托，20余年后，左宗棠舆榇出关，收复新疆，建行省，屯田垦荒，凿修水利，林则徐生前意愿一一付之实行。

林则徐与左宗棠的湘江夜话，不仅仅是长沙近代史上一段佳话，更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一段插曲。

二、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的兴起

（一）经世思潮的缘起

鸦片战争前后，以岳麓书院为中心，兴起了近代湘系经世思潮。它既是当时国内外危机空前严重的产物，又同湖湘传统历史文化渊源密切相关。

首先，它是鸦片战争前后国内外矛盾尖锐的产物。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与世界都处在急剧变化之中。清朝统治经历了康、雍、乾盛世，到嘉、道、咸时期已转向衰落，危机四伏，大厦将倾。而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已迅速发展，为了寻找大工业生产的原料基地与商品销售市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向海外寻找殖民地。他们的触角已伸向东方，特别是对地广人多的中国，更是垂涎三尺，虎视眈眈。为了打开封建统治下的中国大门，英国率先贩入鸦片，美、法等国家亦随之而入。鸦片大量输入的结果，不仅使中国的白银外溢，而且严重毒害人民，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中国知识界激发了新的爱国感情。他们希望清统治者振作精神，对内实行改革，兴利除弊；对外严禁鸦片输入，抵制资本主义入侵。鸦片战后，又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意识，主张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以求达到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目的。在这种新的爱国热情感召下，传统的儒家经世意识迅速向近代经世思想发展。

湘系经世思潮形成的另一个原因，与湖湘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有关。

自宋以来，理学（亦称宋学）在中国思想学术界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理学讲纲常名教、义理性命，以此钳制人们的思想。不过，理学派别众多，虽然他们在维护纲常名教等封建伦理道德方面具有一致性，但思想观点不尽相同。湖湘学派吸取了理学各派之长。当时理学各派除周敦颐（濂溪）原是湖南道州人外（他讲学庐山濂溪书院，世称濂派），其它各学派的代表人物，胡安国、胡宏，原籍福建崇安，张栻（南轩）原籍四川广汉，他们虽籍属外省，但都曾在湖南衡山、岳麓山一带讲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子弟。胡、张等人，作为岳麓书院的前辈导师，提倡经国济民的实学。胡安国一生就立志于“康济时艰”，把春秋称为“经世大典”。其子胡宏也曾发过“为无经济学，万里筑幽栖”的慨叹。[]张栻著有《经世编年》，主讲岳麓时，主张经世济民，以“济斯民”、“重践履”要求学生。朱熹虽是理学大师，但“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湖南士人对宋、明理学采取批判继承、兼收并蓄，去短留长的处理，广泛吸收各学派中爱国经世致用的思想，经过几个世纪，在学术思想领域内，经历代学人的继承与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湖南特色的湘系经世思想体系。

明末清初，王夫之的经世思想更为凸显。王夫之（1619--1692）是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参加过抗清斗争。抗清失败以后，他隐居瑶洞，砥砺气节，刻苦著述。他提出“史学经世”，认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在知行问题上，他认为行是根本，“知也者，因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也，知焉未可以收行之效也。”[]他反对理学家把理与欲对立起来，空谈义理。认为理不能离开势，“顺必然之势者，理也。”[]王夫之的思想，对湖南士人影响很大。近代湘系经世派的代表人物，无不对王夫之推崇备至，都承认自己得益于船山遗书的影响与熏陶。

清代乾嘉时期，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夕，伴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思想学术界也起了变化，发生了汉学与宋学之争。同宋学一样，汉学也是清朝统治集团的一大精神支柱。汉学注重考据、训诂，在学术上颇有见长，但厚古薄今，严重脱离实际，造成思想僵化。学者章学诚在汉、宋之外另辟蹊径，主张经世之学，表明宋学和汉学的统治地位已经发生动摇，经世致用的新思潮脱颖而出。

鸦片战争后的湖南经世致用思潮，既有湖湘地区特色，在全国亦具有代表性。其经世思想的精神实质，可概括为下述三个方面：

一是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此种爱国思想，既继承了中华各民族的爱国传统，又不再是王夫之“内中夏，外戎狄”的旧民族意识的简单重复，而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形势，在知识分子中萌发出的新的爱国思想，新的民族激情。长期生活在清王朝统治下的汉族士大夫，早已臣服于清，不再像他们的祖辈那样把清朝廷当作异族统治加以反对。相反，他们把清朝廷视为自己的政府，称为“中朝”加以关心。近代湘系经世派从维护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希望清朝廷振作起来，严禁鸦片，堵塞漏卮，改革弊政，反对腐败，惩治贪污。为了使清朝廷无后顾之忧，他们中的多数人都能够“实心任事、不避嫌怨”。[]他们反对顽固派因循守旧，闭关自守。他们主张防御外侮，抵抗资本主义的入侵。但他们并不盲目排外，敢于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期望能“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二是强烈的经世主张。近代湘系经世派继承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经世思想，但又力辟腐儒言行脱节与迂儒章句之陋习。他们既不满宋学的空疏，认为宋学空谈性理，“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又抨击汉学的烦琐，认为是“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已，无一事可验诸治”。[]主张通经致用，以经术为治术，力求把经学理论引向为当时的社会改革服务。

三是积极倡行改革。他们从传统变易思想出发，阐明“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认为必须进行社会改革。对河工、水利、盐政、漕运、货币、财政、兵事等各方面，湘系经世派都提出过兴利除弊的改革主张，并且大力推行。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使改革措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二）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经世人才群体

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与岳麓书院关系密切，湘系经世派人物，多数出自长沙岳麓书院。事实上，长沙岳麓书院成了湖湘近代经世致用思潮的中心。主要代表人物有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严如熤、魏源等人。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长沙府属安化人。父亲陶必铨是岳麓书院学生，陶澍从小随父读书，也深受岳麓传统学风的影响，为学以程朱为宗，好谈义理，但又注重经世，倡言“通经学古而诸致用”，“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陶澍1820年（嘉庆七年）中进士，历任编修、布政使、巡抚，最后官至两江总督。在巡抚、总督任上，陶澍将自己一贯强调的“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的主张付之实践。他大力整顿吏治，兴修水利，整治河工，主禁鸦片，倡导文教，改革盐政漕运，推行银本位制，经世功绩卓著，成为一代名臣。陶澍位高名重，是当时湖南经世派的领袖与核心。贺长龄曾是他的下属；魏源在他幕中达14年之久，3人友谊极深。以后的湘军首领胡林翼是他家塾师，后成为女婿；左宗棠曾替他理家教子8年，并结为儿女亲家。湖南近代人才辈出，陶澍称得上是肇始第一人，后来臧否人物十分苛刻的张佩伦，也赞其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山”，意即陶澍是近代湖南人才群的源头。

贺长龄（1785--1850），字耦耕，善化县（今长沙市）人。嘉庆十一年（1806年），肄业于岳麓书院，“岁丙寅入岳麓书院，从罗鸿胪典授业。”[]嘉庆十三年进士。历任江苏按察使，迁布政使，江宁布政使、福建布政使、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等职。1826年他在江苏任布政使任上，延聘魏源入幕府，与他合作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一书。该书收集从清初开国到道光初年以来的经世致用的文章1300多篇，内容涉及官员奏疏、学者著述中有关政事、文教、刑律、赋役、河工及盐政等。全书120卷，共计300万字，是近代经世学的划时代文献。全书“为纲八，为目六十有三，言学之属六，言治之属五，言吏之属八，言户之属十有二，言礼之属九，言兵之属十有二，言刑之属三，言工之属九。”[]书成，由魏源代为作叙。叙中提出编书四项原则：（一）“事必本乎心”，而“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强调事理的客观标准。（二）“法必本乎人”，而“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反对主观随意性。（三）“今必本乎古”，而“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要求古为今用。（四）“物必本乎我”，而“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主张集思广益。《皇朝经世文编》一经问世，便如巨石击水，迅速波及全国。“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为矩矱。几乎家有其书。”[]张之洞称其书对“于经济、掌故、交涉、政要最称明备。”[]经陶、贺、魏的共同提倡，一时经世致用之学蔚为风气。而以“经世”名编，仿其体例相继成书者，其后竟达三四十种之多。道光十六年（1836年），贺长龄任贵州巡抚时，“郎岱、普安、清镇诸县多种罂粟，拔除申禁，劝民种木棉，”[]是鸦片战争前积极禁种鸦片的地方官吏之一。他治黔九载，振兴文教，广建义学，设书院，亲试考核，刊刻经籍，颁行州县，为提高贵州文化做出了贡献，贺长龄一生工为文章，最能代表他的经世思想的除《皇朝经世文编》外，尚有《耐庵文集》、《孝经集注》、《劝学摹言》等著作。

贺熙龄（1788-1846），字光甫，贺长龄之弟，与其兄同肄业于岳麓书院，嘉庆时同举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河南道御史，提督湖北学政，复补山东道监察御史。以目疾乞归。在御史任内，请缉滨湖盗贼，查禁私垸，端士习，惩诬告，严究讼师胥役作奸；陈盐务河工积弊，条上苗疆九事等，皆奉旨可行。挂冠后，前后主讲长沙城南书院8载，并倡立湘水校经堂。贺熙龄与乃兄一样，提倡“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贴括”，时有“二贺之称”。贺熙龄“造士甚众”，左宗棠即为其得意门生之一，受其影响颇深，少年时“脱弛不羁，赖其教而成才”，[]“弃辞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终成一代名臣。贺熙龄晚年筑室东城，布衣蔬食，名其居曰“菜根香”。着有《寒香馆诗文钞》传世。

唐鉴（1778-1861），字栗生，号镜海（也作敬楷），清善化县（今长沙市）人。早年随父宦寓外省，稍长回湘定居求学，入长沙城南书院。嘉庆进士。历任广西平乐知府，山西、贵州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调江宁，内召为太常寺卿。“海疆事起，严劾琦善、耆英等，直声振天下。”[]后主讲金陵书院。唐鉴崇尚理学，身体力行。在平乐知府任上，捐俸设义塾4处。在贵州按察任内，亦如法设义塾4处。在江宁时，将义塾设于藩署左侧，亲自主讲。后在京师，与治性命学者常相过从。曾国藩学习理学，即受其影响。

汤鹏（1801—1844），字海秋，益阳县人。道光进士。善写诗，豪于文。官礼部主事，兼军机章京。旋补户部主事，转户部员外郎。后任山东道监察御史。“鹏在军机，历览天下章奏；又官户曹，明习吏事，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改御史后，意气蹈厉，勇于言事，以劾宗室尚书、叱辱满司官，罢御史。“是时，英吉利扰海疆，求通市，鹏已黜，不得言事，犹条上三十事于尚书转奏。”[]他负经世之才，郁不得施，乃著《浮邱子》90余篇，40余万言。“大抵言军国利病，吏治良窳，人事情伪，开张形势，寻蹑要眇。”提倡务实经世，针砭时政，鼓吹革新。他在《尚变》篇中连陈40变，较深刻地剖析了封建社会末世的衰败症状，阐述了变革的必要。所以汤鹏和龚自珍、魏源一样，同属中国近代最早的鼓吹变革者。魏源对《浮邱子》评价很高，常常说：“此书可传。”

湘籍经世学派中还有一位以前鲜为人重视的严如熤。严如熤（1759-1823），字乐园，湖南溆浦人。历任陕安兵备道、贵州按察使等职。严如熤年轻时就读岳麓，后来又千里送子就读岳麓书院，对当时的岳麓书院山长袁名曜仰慕万分，吩咐其子：“袁公楚南第一流人物，朝夕亲近，求其经世之学。”严潜心经世之学，精研天文、地理、兵法，尤其留意军事。根据亲身实际经验撰《苗防备览》、《三省边防备览》等著作，共达80万字，对自古不平静的少数民族边防地区进行了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又集顾炎武、顾祖禹、戚继光的著作辑成《防洋辑要》一书，叙述了中国沿海的战略地理，足称是经世致用的一部范作。它反映出早在鸦片战争前湖湘学者就已十分注意对社会实际事务的研究，而且，尤其重视边防军事问题，这种风气为以后湘军集团的形成准备了一定的文化条件。

湘籍经世学派中最杰出的人物是魏源。魏源原名远达，字良图，又字默探，湖南邵阳人。青少年时期深受湖湘理学经世传统学风的熏陶。他曾入岳麓书院学习，其间与学友以经世之学相切磋，凡“经史及宋、元、明、当代儒生之书，悉究其源流，而务适于用”。地理、财赋、兵阵、礼乐、算数、佛老……，只要有关天下利病的学问都在他们探讨的范围之内。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魏源20岁时随父入京，随刘逢禄学习今文经学。清道光二年（1823年）魏源考中举人，第二年他受当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延聘，辑成了《皇朝经世文编》，并帮助江苏巡抚陶澍办理漕运、水利等经世实务。鸦片战争失败后，他受林则徐嘱托，纂成《海国图志》，成为嘉道经世学派的代表。

《海国图志》初版50卷，以后3次修订，1852年扩为100卷，共征引中外古今的著述、史志、奏折、评作100余种，还附有各种地图、西洋船炮器艺图式100多幅。内容涉及英国、俄国、葡萄牙、西班牙、美国、法国、印度、非洲诸国等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情况，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内容丰富的世界大百科全书。在书中，魏源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中国近代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的先行者。《海国图志》风行海内外，对国内乃至对日本的明治维新，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如果从籍贯上看，湘籍经世学派并非全是长沙府人，但他们经世思想的形成却与长沙有着密切的关系。如魏源、严如熤等都是长沙岳麓书院的学生，深受岳麓传统学风的熏陶，他们都是在长沙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成为经世学者的。因此可以说，长沙是湘籍经世学派得以形成的主要基地。

三、战后长沙阶级矛盾的激化

鸦片战争清朝战败后，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被迫割让领土、赔偿巨款、开放通商口岸，西方列强加强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鸦片贸易。战后，白银外流和银贵钱贱的现象更加突出；而清朝统治者为了支付巨额赔款，增加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赋税剥削。这样，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痛苦，阶级矛盾日趋激烈。长沙也不例外。

《南京条约》规定：中国赔款2,100万银元，实际不止此数，达到2,700万银元，约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收入7,000万两白银的30%，再加上清政府所耗战费及英军掠夺的“赎城费”等，总计达1.28亿两，[]相当于清政府两年的财政收入。虽然第一批赔款当时由江浙、安徽库贮交出，但最终免不了要加重各省人民的负担。更严重的是条约规定开放五口通商，使鸦片得以畅流无阻的销入内地，连同赔款一起，使战前白银外流的问题更为突出。白银大量外流的结果，是银少钱多、银贵钱贱。据光绪《湖南通志》载：道光十八年（1838年），因南省钱价过贱，各营兵饷，兵情不愿搭收钱文，湖南经停铸钱四年之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钱价愈贱，道光二十三年钱价仍贱。[]而政府征收漕粮是按纹银折算的，这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据《宁乡县志》载：

嘉庆年间，每银一两易钱一千文。道光年间，每银一两易钱一千三四百文，自后渐增长，至二千三四百文。农民以钱易银，完纳钱漕，暗增一倍有余之费。咸丰元年，每谷一石，仅值钱四百余文，尚苦无从销售。农民以谷变钱，以钱变银，需籴谷五石，始得银一两。计有田百亩可收谷百石者，非籴谷二十石不能完纳钱漕。农末俱困，群情汹汹。[]

这仅仅还是正饷，加上官绅吏役征收浮勒，人民实际负担远不止这些。又据载：

嘉道间，官绅吏役皆以钱漕为利薮，狼狈为奸。嘉庆中，正饷每两勒加耗银三钱八分，漕米每石折银三两六钱。……道光中，南漕亦加耗每石勒银至七两八钱，饷勒加至五钱六分。……道光末，浮勒益甚，逾正供且二倍。[]

战前，长沙人民的负担主要是田赋、盐税。战后，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各地农民起义，战事频繁。清统治阶级为了筹措军费，除了大幅度增加田赋和盐税以外，又巧立名目，加紧对人民的搜刮。

对长沙人民为害最烈的首推厘金。湖南的厘金制度是一税一厘。[]“厘以每钱一千，抽收二三十文为率”[]。即为2%到3%。税与厘合计则为4%到6%，大大高于全国的“值百抽一”，且名目繁多。除了厘金以外，还有所谓的“捐献”。此名目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也正是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咸同时期，曾国藩与骆秉章所推行的随粮捐款，每地丁一两，捐银数钱，与完纳正供时捐输。此为法定的捐献。此外，还有不定的捐献，捐献的数额、次数随各地情形不定。长沙是与太平军作战的区域，又是农民起义多发之地，故战事较多，地主阶级办团练也多，因而这方面的捐献不仅频繁，而且数额也大，成为长沙人民的另一重要负担。以浏阳为例，据载：

自咸丰五年（1855年）四月至咸丰七年（1858年）十二月，防堵（太平军）历二年余。东南界隘三十余所，事棘时调团丁至四五千名，大小战凡入以军功得奖者二百余人，请祀昭忠节教祠者六百余人，城乡军需凡十八万有奇。大吏拨地丁银三千两，易钱六千余缗，支厘金钱九千余缗，常平谷价四千五百余缗余，悉案亩科捐，不足，请给空名，实收七百余纸。就地劝民捐钱九万九千余缗销抵，又不足，财力惫矣。

咸丰十一年（1861年），时征义匪遗孽某潜款贼，人心益摇。八月始撤防，费军饷七万四千余缗，详请大吏拨浏捐输九千缗，及空白实收劝捐钱六千八百余缗支抵，余悉就田科捐钱四万三千余缗助给，犹不足云。[]

根据上述记载统计，自1855年至1861年六年期间，浏阳为防堵太平军的军费开支，除去清政府拨款小部分以外，大部分均由民捐支出，民捐竟高达十四万二千余缗文钱。

长沙、善化、宁乡等县的情形大抵类似。如宁乡，据载：“在籍礼部侍郎湘乡曾国藩奉诏办团练，请翰林院编修湘阴郭嵩焘募资于宁乡以饷军。设捐输局，凡派捐十一次。”[]

自鸦片战后至太平天国起义失败，长沙地区连年发生灾害，然而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照旧横征暴敛。

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长沙、善化两县大雨，围垸皆溃，田禾尽没。浏阳县南乡及宁乡县亦大水。大水引发山洪暴发。五月中旬，长沙袁家山山洪暴发，“阴云四合，大雨如注，山开石裂，蛟挟水势喷薄空中”，当时“平地水涌数丈，凡两山之间，田禾尽没，四望如溪。途人遥见水势如墙而进，迫不及避，多遭灭顶凶，村市当其冲者，屋庐辄随水去。”[]这年，因为水灾，清政府虽缓征田赋，然而次年，却不顾农民尚未从灾情中缓过气来，“并征两年田赋，农户苦之”。

即便是丰年，由于谷贱伤农，农民也是苦不堪言。善化自道光十五年（1835年）起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连年谷贱，“斗谷约钱五十文，钱价两银换钱二串内外。售田之户，百租得银五六百两，无受主，下户苦之。”[]

天灾人祸并至，加速了长沙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农民被迫起来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抗。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宁乡“岁丰，谷奇贱，伤农。佃农以谷贱，大困，相率辍耕，迫田主退庄钱。”这场斗争对地主阶级打击很大，“田主亦以谷贱不能易钱，鬻产则无受者，往往持契乘夜赠人。”[]

更大的斗争随即而来。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长沙、善化“自上年九月不雨至四月乃雨，耕种失时，复伤于螟，岁大歉”。[]浏阳秋亦螟食禾。次年，全省夏大水，入秋后大雨不止，滨湖围垸多溃，各地新谷登场，尽生芽蘖，有芽须长至三寸许者。谷价昂贵，省城斗米千钱。数十万灾民流入长沙，靠乞讨为生。哀鸿遍野，饿莩满城，惨不忍睹。至全省淹没田庐人畜不胜计，各种农产品荡然无存。长沙受灾也很严重。同年五月，浏阳县大水，冲坏牲畜田屋甚多。七月，长沙、善化两县大雨兼旬，歉收。灾民十余万人涌入长沙城。虽然湖南省地方当局在长沙城内外设粥厂赈灾，但由于腐败，不但没有达到救灾的目的，反而给灾民增加了新的痛苦。“办赈诸人，弊端百出。或侵扣赈米，煮粥不黏；或省柴煤诸费以肥身家，则用石灰伴煮，粥易糜烂，食者饥肠脆弱，杂以不洁之物，多脾泄以死。”[]翌年，水灾更重，饥荒尤甚。史称“已酉大荒”。紧接着又发生瘟疫。民无食，饥而病，病而死不可数计。据《湖南通志》记载：

全省大疫至明年四月乃止，死者无算。方疫之作也，死者或相枕籍，同善堂及各好善之家施棺以数万计。夜行不以烛者，多触横街死人，以至倾跌。盖其时饥者元气已尽，又加以疫，人人自分必死。尝见有扶杖提筐趑趄于道，忽焉掷筐倒地而死者。有方解裤遗矢蹲而死者，有叩门呼乞，倏焉无声而死者。人命至此，天惨地愁矣。[]

人民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公元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长沙、善化、宁乡各县饥民相率闯入富室，开仓出谷“吃排饭”。农民此类斗争，持续到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据《宁乡县志》记载：

文宗咸丰元年，有年。乡民以谷贱漕折苛，诣县署哗噪。是时，谷每石值银至四钱，银一两易制钱二千。漕粮则每石米当折输银七两三四钱不等。八月，知县齐德五入乡催征，寻有上乡民数千人计户名应输升合争筐米，麕聚县堂击鼓護噪，请验收。炊烟四起，声势汹汹。或谓牒院司发兵捕治，德五不可，欷歔流涕，但令塞门坚拒。数日始散。[]

自鸦片战争以后，长沙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阶级，有力地配合了随即而来的太平军向长沙的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