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一、近代长沙的行政建置和行政区域沿革 本卷为《长沙通史》近代卷（上），叙述近代前期长沙的历史。近代长沙，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首先有必要界定其地域范围。长沙作为一个古老的、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城市，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长沙的区域范围和行政建制有很大的变化，即使进入近代，“长沙”的范围和建制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清以来与长沙有关的行政建制和行政区域演变的情况。 康熙三年（1664），清朝廷“以偏沅巡抚驻长沙，又移湖广右布政使司于长沙，分治湖南。改湖广巡抚为湖北巡抚，与左布政使司仍驻武昌。”[]因此，历史上一般把清康熙三年作为湖南建省的确切年代。湖南建省后，偏沅巡抚和湖广右布政司均驻长沙，因此长沙也正式成为湖南省的省会。雍正元年（1723年），改湖广右布政使为湖南布政使，次年，又将偏沅巡抚易名为湖南巡抚。湖南巡抚管辖九府四直隶州，即长沙府、宝庆府、岳州府、常徳府、衡州府、永州府、辰州府、沅州府、永顺府和澧州、郴州、靖州、桂阳州。 清康熙至乾隆年间，相继在各省设立具有监察职能、兼理各类民政事务的道一级机构，大抵以布政使司左右参政、参议兼理，管理钱粮者称分守道；以按察使司副使、佥事兼理，督理刑名者称分巡道。乾隆十八年（1753年），各道官员不再由布、按二司的佐吏兼任，取消了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名称，只称道员（即守道、巡道），皆为正四品于是，道员由兼衔变为了实官，道也变成了介于省和府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另外还设立一些负责地方专门事务的道，如盐法道、粮储道等，清末新政期间又设立巡警道和劝业道等。湖南省先后设立4个道，即长宝道、岳常澧道、辰沅永靖道、衡永郴桂道。四道中，衡永郴桂道为分守道，其余均为分巡道。其中长宝道辖长沙和宝庆两府。雍正十二年（1734年），湖南分设驿盐道、粮储道，以驿盐道兼管长沙、宝庆两府政事，治所长沙。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将驿盐道改名为盐法长宝道。 长沙府作为湖南省的省会和盐法长宝道的治所，下辖十一县一散州，即长沙、善化、湘潭、湘阴、湘乡、宁乡、益阳、浏阳、安化、醴陵、攸县和茶陵州。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一直到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长沙地区的行政隶属关系和行政建制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行政区划为代表，长沙行政隶属关系大致见下表。[] 表0.1 1895年长沙行政隶属关系表
1911年10月22日（清宣统三年九月初一日），湖南新军在长沙起义，长沙光复。当天傍晚时分，在湖南咨议局成立了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23日，湖南军政府改称湖南都督府，并迁入前湖南巡抚部院原址办公。光复后的长沙，仍是湖南省的省会。进入民国后，长沙的行政隶属关系、行政建制和行政区划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1912年，湖南省军政府执行特别议会颁布的《湖南府州县暂行条例》，其中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凡与府同城之一县或数县，均并于府”。[]同年4月，长沙和善化两县临时议会议决，两县合并于长沙府，为长沙府直辖地。其管辖范围包括今长沙市区和长沙、望城两县（包括1959年划归株洲市的龙头铺等地）。[]1913年1月，北京政府划一县级官厅组织，决定改府为县。根据这一规定，1913年9月，长沙“撤府留县”，原长沙府直辖地改为长沙县。[]自此，以府管县的体制不再存在。从明初开始设置，曾管辖11县、1州的长沙府也成为历史。 1914年（民国三年）北京政府进行地方行政区域的改革，将道固定为省与县之间的一级正式地方行政区域机构，形成了省、道、县三级地方行政体制。湖南分为四个道，分别是湘江道、衡阳道、武陵道、辰沅道。四个道的辖区范围分别与清代的长宝道、衡永郴桂道、岳常澧道、武陵道的管辖范围大致相同。湘江道管辖原长宝道所辖长沙和宝庆两府的长沙、湘阴、浏阳、醴陵、湘潭、宁乡、益阳、湘乡、攸县、安化、茶陵、宝庆、新化、武冈、新宁、城步16县（原长宝道辖15县、2州，其中原善化县与长沙县合并，茶陵州和武冈州分别都改为县；1915年又将武陵道撤消，所属常德、岳阳、平江、临湘、华容、汉寿、沅江、澧县、安乡、临澧、南县等11县并入湘江道）。湘江道道署设在长沙。因此，民初的长沙是湖南省、湘江道和长沙县三级的治所所在地。1915年，北京政府将都督改称将军，湖南都督府改称将军府，仍设长沙；1916年，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又改将军为都督。 由以上可知，近代以来，长沙作为一个历史的地域概念，先后有两层机构和三种地域范围与之对应。第一，长沙府，从明朝开始存在，并一直延续到清末的省与县之间的一个正式的地方行政机构。其辖区范围从鸦片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大抵没有变化：即长沙、善化、湘潭、湘阴、湘乡、宁乡、益阳、浏阳、安化、醴陵、攸县等11个县和茶陵州。第二，晚清的长沙县，即与善化县同为湖南省和长沙府治所的长沙县。其辖区范围为东界浏阳夹石岭，西至宁乡格塘，南至善化和丰坊，北至湘阴青山。与长沙县同为省城和府城所在地的善化县，东至浏阳，西至宁乡油草铺，南至湘潭昭峡铺，北至长沙县城和丰坊。长沙和善化两县在府城之外大致沿今319国道为界。[]第三，民国初年的长沙县。1912年长、善两县合并为长沙府，为长沙府直辖地。1913年“废府存县”后，长沙府不再存在，原长沙府直辖地改为长沙县。这时的长沙县的地域范围就是晚清的长沙县和善化县两县的范围。 今长沙市包括长沙市城区和长沙县、望城县两县的范围，大致上相当于清末长沙县和善化县两县的管辖范围。另外，浏阳市和宁乡县归长沙市管辖。浏阳市即原浏阳县，近代以来，一直是长沙府和湘江道的辖县。从历史上，浏阳东部依次与江西省的上栗、宜春、铜鼓和万载接壤，北部与平江县相邻，西部与长沙县交界，南部与湘潭县（与浏阳接壤的部分即现株洲市荷塘区和株洲县）和醴陵县相连。宁乡县历史上也是长沙府和湘江道的辖县。其地域范围东邻长沙县，南接湘潭、湘乡，西与安化交界，北与益阳毗连。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时期内，作为湖南省省会、长宝道和长沙府治所的长沙城，实际上划归长沙和善化两个县管辖。长、善两县在府城沿万寿街、万福街、石乐私巷、息机园、皇仓街、永丰仓、大西门正街交界；[]长沙县和善化县治也都设在城内。 清末的长沙县和善化县辖区内的行政建置和基层管理大抵与全省各县一样，实行都甲制。长沙县编为10都，每都下设10甲，甲下设10区。10都为尊阳（今金井）、清泰（今福临）、锦绣（今路口）、万寿（黄花）、淳化（今安沙）、大贤（今北山）、明道（今黄花、北山及市郊一带）、临湘（今霞凝、铜官）、新康（今靖港）、河西（今高塘岭）。善化县也编为10都。一都为今黎托、洞井、豹子岭一带；二都为今干杉、仙人市、凉塘一带；三都为干杉、仙人市东南大部；四都为今梅花、五美及干杉部分；五都为今朱家桥、河里、五美一带；六都为湘江以西的今坪塘、九江一带；七都为湘江以西的今望城坡、白箬、卯田、碑头市等地；八都为今大托、南托、跳马、石门、暮云、石燕铺、关刀铺等地；九都为今跳马及株洲云田、龙头铺一带，十都为今浏阳柏加及株洲县樟树黄塘一带。[]其他长沙府属各县特别是浏阳县和宁乡县也是实行都甲制。 在清末，长沙城区为省、道、府以及两县治所，由长善两县分治。从清朝前期开始，城内实行铺甲制基层管理体制。全城设立14铺，其中第1—3铺属长沙县，第4—14铺属善化县。铺设保正；铺下分若干甲，设立甲长；保正和甲长负责本辖区内差役、治安等事务。[]这一体制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 在戊戌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期间，长沙开始创办警政，并开始有了警务区的管理机构。警务区的划分和警务机构的设立，对于传统的铺甲制基层管理体制无疑有所冲击。戊戌维新运动中，长沙创设湖南保卫局，这是湖南创办警政的尝试。[]湖南保卫局成立后，将长沙设立总局，并将城区内的长、善两县辖区统一划分为西城、北城、南城、东城、西城外、南城外6个大分局，每个大分局下设立若干小分局，全城分为32个小分局，每个小分局都有固定和明确的管辖范围。[]尽管这种分局的设立和辖区的划分并没有成为定制，但对以后清末新政中警务区的划分起了示范作用。在清末新政中，作为新政内容之一，各地纷纷举办警政，湖南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始筹办警政，并于1908年在省城分设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城外南、城外北及水陆洲等七个警务区，分区进行治安管理。[] 民国初年，长、善两县合并，长沙城还是湖南省、湘江道和长沙县的治所。北京政府对于基层行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914年废除了都甲制，在各县普遍设立镇乡。长沙县设立了明道、锦绣、淳化、大贤、临湘、新康、河西、麓山、伏龙、九峰、嵩山等11镇，设立了万寿、尊阳、清泰、霞凝、云母、五美、龙喜等7乡。[] 在长沙城内则改铺甲制为团甲牌制。全城编为136团，团设团总一人，管理应差、派捐、救灾、调解等事宜；每团管理数条街巷，每一街巷按居民户数编为若干甲、牌。[] 民国初年浏阳县和宁乡县也是实行乡镇制。但两县实行的时间略有不同。如浏阳县于1912年改大团为镇，全县于县城之外设立了7个镇。1913年又恢复大团制。到1916年，大团全部改为镇，以镇辖乡。宁乡县则在1912年就实行了镇乡制，全县于县城之外设立狮顾、洋泉、望北、大沩、同文5镇，以镇辖乡。 二、近代前期长沙的历史发展线索 本卷叙述近代前期长沙的历史，从时间上来说，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共80年的历史。这80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遭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推动国家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在这种时代和历史背景下，长沙历史的发展也呈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一方面，在近代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大潮中，长沙人民为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对长沙的政治干涉、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斗争，并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发展进程中，长沙人民也在推动着长沙城市的建设和近代化发展，并为探索中华民族的近代化发展道路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因此，80年的近代长沙历史，是一部长沙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史、长沙城市的建设史、长沙社会的近代化发展史。 1840年到19世纪60年代初，是长沙近代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是长沙社会在历史惰性下沿着传统路径缓慢发展的阶段。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虽然，从长沙岳麓书院走出去的湖南学子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然而，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长沙似乎还没有马上从鸦片战争的炮火读出旧制度的危机和新变局的信息。尽管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十口通商，特别是汉口的开埠，导致了通商路线的改变，使长沙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但长沙的士民并没有意识到要在“千古未有之变局”中抢占先机。倒是1851年发生在邻省广西金田村的太平天国起义却给了湖南，特别是长沙一个在全国展示自己的机遇。曾国藩在长沙首创湘军，并以长沙为基地，向太平天国发起了长达十余年之久的征战，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湘军的胜利，不仅挽救了清王朝，而且还开创了被称为“同治中兴”的新的历史阶段。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是近代长沙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从湖南走出去的湘军将领在全国很多地方举办了一系列洋务企业，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但长沙仍“以守旧闻天下”，甚至被外国传教士视为“铁门之城”。 尽管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同时还创办了一系列洋务企业，这使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但湖南和长沙的士民却只从湘军的胜利中体会到镇压太平天国的功业记忆和湘军战无不胜的政治文化优越感，从而在湖南激起了一种弥久日盛的“湘军情结”。这种“湘军情结”通过回籍的湘军将领主持的一系列刻书、修志、兴学等文化活动不断得到提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成功，已使它的卫道精神得到了湖南士人的广泛认同，产生了回归传统的心理趋向，而重修地方志，扩建学校书院，建立湘军阵亡将士的专祠等一系列行动，更大大强化了湖南的传统观念和传统意识，以致招来‘湖南以守旧闻天下’的名声。”[]在一片沉闷的守旧氛围之中，湖南士人中也发出了些许微弱的洋务气息，这就是以郭嵩焘为代表的少数绅士进行的宣传洋务的活动。但这种洋务思想的宣传却遭到了传统势力的顽强抵抗。因此，在湘军的家乡湖南，洋务运动几乎没有激起什么波澜，甚至，长沙被外国传教士称为“铁门之城”。整个洋务运动期间，长沙也是湖南境内兴办的唯一近代机器企业——湖南机器局也只存在一年时间就匆匆收场了。曾国藩、左宗棠等开创的洋务事业，并没有在湖南获得立足之地。 19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是近代长沙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长沙士民冲破守旧氛围的束缚，积极开展维新变法运动，一举而使湖南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 1894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结束。这一失败由于湘军的辽东溃败而使湖南士民受到了比其他省份的士民更深的刺激。当长沙士民从湘军昔日辉煌的美梦中惊醒时，他们将深深的自责转变为改变现实的动力。在以陈宝箴为首的具有维新思想省政官员和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为代表的维新派士绅的积极推动下，湖南兴起了一系列新政。长沙作为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心，在经济上创办了一系列新式企业和近代交通运输事业；在文化上创办《湘学报》、《湘报》、南学会、时务学堂等新式的文化教育机构；在政治上创办保卫局、课吏馆和新式军队。长沙成为了维新运动时期全国开办新政最多，也是思想最为活跃的城市之一。在维新派士绅积极推进新政时，继承湘军“卫道”“翼教”精神的守旧派与曾一度参与新政的洋务派士绅结成同盟，向维新派发起攻击，最终导致了长沙维新运动在全国维新运动进入高潮时就过早地夭折了。而谭嗣同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以他的鲜血和生命诠释了维新派“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壮志和无奈。谭嗣同的好友唐才常和一群湖南志士于1900年发起自立军起义，但也被镇压。自立军起义成为了维新运动向革命运动转化的一个标志。不过，湖南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但维新期间的新政却使长沙开始了从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化的进程。 20世纪的最初10年，是近代长沙历史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是长沙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 湖南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维新的精神成果却被继承下来。1901年，清政府开始“新政”，长沙又开始了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1904年长沙的开埠是长沙近代历史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长沙开埠，使长沙成为了湖南区域经济中心、外贸中心和航运中心。在西方资本主义加紧对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进行经济和文化渗透的同时，湖南人民也以长沙为中心开展了围绕着粤汉铁路“废约自办”、抵制美货和保卫矿山权益的收回利权运动。在收回利权运动的同时，长沙的近代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和城市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城市空间大大扩展，城市空间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市管理和城市市民生活也开始近代化。同时，近代教育文化事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随着近代经济、文化的发展，长沙的资产阶级群体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开始形成。特别是以长沙为中心的留学日本运动，使爱国知识分子迅速走向革命。以黄兴为代表的长沙留日学生于1904年在长沙创立了华兴会。华兴会在筹备长沙起义失败后，黄兴等流亡日本，与孙中山等建立了同盟会，开始了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与此同时，长沙也成为了湖南立宪运动的中心。革命运动和立宪运动互相影响，使长沙成为当时思想最为活跃的城市之一。当武昌起义打响反对清王朝的第一枪时，长沙成为了最先响应的城市。 民国初年的1912年至1919年是近代长沙历史发展的第五个阶段。这一阶段是长沙政局最不稳定，而新旧思想交锋最为激烈的一个时期。 辛亥革命后，革命派和立宪派在长沙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湖南军政府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长沙的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长沙城市的近代化建设也展现了新的面貌。但是随着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建立和护国战争、护法运动的展开，湖南成为南北战争的重要战场。长沙的政局极不稳定，长沙人民深受军阀混战之苦。随着长沙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有所增长。长沙的各派政治力量以政党和社团的形式展开了一系列斗争，长沙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出空间活跃的局面。新旧思想在长沙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既反映了辛亥革命后新旧社会转换带来的思想迷惑，同时也预示着新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思潮的产生。正是在这种新旧思想的激烈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文化知识分子开始对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根本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使早期新文化运动在长沙得以展开。这预示着长沙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本卷对于长沙近代前期的这段历史正是以这种阶段的划分为基础分章展开叙述。只是其中的的第四个阶段因为经历了清末新政、长沙开埠、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等重大的事件，所以分为两章进行叙述。从而形成了本卷六章的叙事结构。 三、近代前期长沙历史发展的特征 回顾近代前期长沙地区，特别是长沙城市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某些既不同于沿海、沿江城市，也不同于其他内地城市的发展特征。 第一，长沙近代发展历史动因的多元性和内因主导性。近代前期长沙的历史发展，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长沙城市从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化。长沙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但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基本上还是一座传统的封建城市。“中国封建城市的一般面貌，大体可以描述如下：政治、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消费意义大于生产意义，商业的繁荣远远超过商品生产的水平。”[]甲午战争前的长沙城市基本上是这种形态。甲午战争后，长沙城市开始了由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变的历程。鸦片战争后，中国城市近代转型就其发展动因来说，基本上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通商口岸型，这是最早的，也是最具典型意义的类型。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沿江和沿边地区出现了一大批“约开口岸”和“自开口岸”，随着口岸的开放，这些城市开始了从传统型向近代型的转变。如上海、广州、天津、厦门、福州和湖南的岳州、常德、湘潭等城市的发展动因主要是属于这种类型。第二种是铁路沿线型。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一个修筑铁路的热潮。铁路的修建使一些原来的传统城市迅速向近代城市转化。“郑州、齐齐哈尔、佳木斯、济南、包头、蒙自、昆明等都是随着铁路建设而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而且，随着铁路的延伸一些原来不是城市的地方涌现出新的城镇。“一条交通线所经之地，往往给沿线的重要站点带来巨大的物流、人流和信息流，使之成为人口物流集聚地，继而为此处的居民提供从事商贸、手工业等非农业的条件，从而最终形成城镇。”[]如哈尔滨、蚌埠、青岛、石家庄和湖南的株洲的兴起大致是这种类型。第三种是工矿企业型。“一方面，工矿企业使城市的吸引力和对流动人口的消化能力明显增强，大批乡村游民流向工业区或矿业区，刺激了工矿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直接为城市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促进了近代工矿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工矿企业使城市的经济中心功能日益突出，城市与周围农村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中国城市与国外的经济交往与联系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打破了自然经济的狭隘性和地方性，促使了城市经济组织的近代化。”[]如江苏的南通、河北的唐山大致属于这种类型。第四种是政治变革型。即在晚清的政治变革中，一些中心城市成为变革的中心，在这些城市所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促使一些城市由传统型向近代型发展。 上述四种类型前两种基本上属于外因型，后两种基本上属于内因型。应该说，近代中国城市从传统型向近代型的转化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各个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的动因不仅仅局限于上述的某个方面。长沙城市由传统型向近代型的转化尤其如此。1904年长沙的开埠、1911年粤汉铁路长江株段的开通、戊戌维新时期和清末新政时期长沙近代企业的涌现都对长沙城市的近代化转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我们从宏观上仔细分析这些动因发生作用的根源，不难发现，政治变革对于长沙城市的近代化转型具有深远而潜在的影响。长沙城市近代化的开端“在很大程度上与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甲午战争前，长沙还只是一个“政治、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消费意义大于生产意义，商业的繁荣远远超过商品生产的水平”的传统城市。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长沙城市全国性影响的形成是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湘军兴起以后。而这种影响还只是“政治、军事意义”上的影响，或者还有此许文化意义上的影响，但经济意义上的影响则微乎其微。湘军的兴起也对长沙商业的繁荣产生了影响，但并没有对长沙的商品生产产生多大的影响。 在近代前期，长沙近代化转型有三个重要的关节点：1895年后的维新运动、1904年的长沙开埠、1911年的长沙光复。这三个关节点都与政治改革联系在一起。维新运动中，长沙产生了一些近代企业，这些企业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经济辐射力，但毕竟十分有限，而长沙的文化教育和政治方面改革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这些近代企业的影响力。而且这段时期长沙的许多近代企业的产生更多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非商品生产的考虑。对于长沙城市近代化转型具有象征意义的近代城市公用事业的产生、近代城市管理体系的尝试也都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而非近代经济发展的必然。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对长沙近代化转型具有重大影响的粤汉铁路的修筑也是在维新运动中由湖南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多种努力而争取来的。[]1904年的长沙开埠对于长沙的近代化转型影响极大，但长沙开埠是在清末新政的大背景下实现的。而且，长沙开埠虽然表面上是“约开口岸”，但实际上湖南官方一开始将其作为“自开口岸”筹备，并视同于“自开口岸”。而他们考虑的出发点也主要是是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1911年的辛亥革命对于长沙近代发展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民国初年尽管由于军阀沸点，长沙政局极不稳定，但长沙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长沙已经进入了近代城市的行列，这也有赖于辛亥革命和民国初年的政治变革。 由此可见，长沙城市的近代化转型和社会的发展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发生在长沙的政治变革起了重要的潜在的作用。 第二，长沙近代发展社会结构上的不平衡性。与上述长沙近代发展历史动因的多元性和内因主导性相联系，长沙近代社会结构各层面的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其政治地位的提升较之经济地位的提升要明显得多。进入近代以来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长沙在全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中并没有多大影响。湘军的兴起并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使其家乡湖南在全国的影响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长沙作为湖南的省会，其影响力也随之提升。其后，湘军的湖湘子弟在镇压捻军、收复新疆、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都有出色的表现。而湘军领袖和高级将领有许多成为了清王朝的封疆大臣和各省的高级官吏。据统计，湘军领袖和将领中官至总督的有11人、官至巡抚的有13人，官至提督、总兵、布政使、按察使的多达143人。这些将领中有一部分为长沙籍人，或者是长沙府属各县人。即使是其他府县的，也与长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按照清王朝的回避制度，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这些高官都在外省为官。他们带有鲜明湖湘文化特色的政治理念、行政经验和文化思想事业到各省，从而使湖南和长沙在全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得到了大大的提升。戊戌维新运动中，湖南更是“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湖南的新政，不仅被朝廷所重视，也为各省所关注。维新派人士更是以湖南为实现其维新理想的场所。康有为曾劝说谭嗣同回长沙赞襄维新运动，又令梁启超“入湘”主持时务学堂。当时长沙城内聚集了一大批具有变法思想的官员和维新派人士。维新派甚至设想在民族危机严重时，使湖南“自立自保”，“以一省而荷天下之重，以一省而当万国之冲”。[]可见当时的湖南和长沙在全国政治和文化影响之大。此后，辛亥革命中长沙首先响应武昌起义。民国初年，长沙成为各派政治力量和南北军阀争夺的焦点地区。这些都反映了长沙在全国政治影响力之大。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相比，长沙在全国的经济影响力却相对比较低。在经济上来说，从戊戌维新运动开始，长沙陆续兴办了一系列近代企业，商品经济也已经得到很大发展，从纵向比较，长沙的近代经济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然而相对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力，长沙近代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力要少得多。这一点，在长沙近代人才群体的结构中也可以看出。近代长沙人才辈出，但大都是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名人，而经济方面的著名企业家、实业家却不是很多，科技方面的专家更是很少。 第三，长沙近代化发展过程中新旧斗争的激烈性 梁启超曾说过：“湖南以守旧闻天下，然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故湖南实维新之区也。发逆之役，湘军成大功，故嚣张之气渐生，而仇视洋人之风以起。虽然，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无真维新之人。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此所以异于他省也。”[]梁启超的这段话揭示了湖南，也是长沙近代新旧斗争激烈的原因。这种新旧斗争激烈的原因一方面与湖南传统保守的民风士气有关，更重要的是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功业激起了湖南士绅强烈的“卫道”、“翼教”的“湘军情结”。洋务运动中，尽管湘军的领袖在其他地方举办洋务企业。然而，在湘军的家乡湖南，洋务运动却几乎没有激起什么波澜，甚至，它被外国人称之为“铁门之城”。当郭嵩焘等士绅进行洋务思想宣传时，却遭到了守旧士人的攻击。这是近代长沙新旧斗争的开始。到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这种新旧斗争更是趋于白热化。当长沙维新派人士在大力推进新政时，却因为守旧派的反对和攻击，导致了新政在湖南的过早夭折。激烈的新旧斗争也发生在民国初年的长沙。当袁世凯实行军阀独裁统治和复辟帝制时，一方面是黄兴和蔡锷等湖南志士举起义旗，进行反袁斗争，另一方面是杨度等在北京组织筹安会，拥戴袁世凯称帝。筹安会中，湖南人就占了三人（杨度、李燮和、胡瑛）。长沙还组织了筹安会的湖南分会，是全国各省中最早成立的筹安会分会。而长沙人民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也非常激烈。在民国初年的长沙思想界，新旧斗争也非常激烈。正是这种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成为了新文化运动在长沙兴起的重要条件。 总之，近代前期的长沙以其超乎寻常的政治事功、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英雄辈出的人才群体，不仅在整个长沙历史上非常突出，而且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卷将呈现出长沙历史的这段灿烂辉煌！ 注释： []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八0《舆地考》十二 [] 参见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 见《长沙市志》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 《长沙市志》第1卷，第55—56页。 [] 见张在普：《中国近现代政区沿革表》，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7年，第134页。但该书称1912年“善化县裁入长沙县”，很多专著沿用此说，不确。应该是1912年，长沙县和善化县并为长沙府直辖地。 [] 见《长沙市志》第1卷，第53—55页。 [] 见《长沙市志》第1卷，第53—55页。 [] 《长沙市志》第1卷，第54—55页。 [] 《长沙市志》第1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 见彭平一：《戊戌维新时期的湖南保卫局》，《求索》1993年第4期。 [] 详见本卷第三章第三节。 [] 详见本卷第四章第一节。 [] 《长沙市志》第1卷，第56页。 [] 《长沙市志》第14卷，第15页。 [] 许顺富：《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1页。 []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52页。 [] 参见郑大华、彭平一：《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346页。 [] 陈国庆主编：《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页。 [] 谷中原：《交通社会学》，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 [] 茅家琦等：《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沙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第126页。 [] 郑大华、彭平一：《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4页。 [] 详见本卷第三章第一节。 [] 详见本卷第四章第一节。 [] 梁启超：《上陈宝箴书》，《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34-535页。 []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2《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30页。 作者：彭平一 原载：《长沙通史 近代卷（1840—1919）》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6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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