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老字号综述 陈先枢
长沙老字号兴盛的历史背景 老字号的兴衰始终是与商品市场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长沙老字号形成于清代前中期，发展于清代后期，兴盛于民国时期。在此后长期的计划经济年代，老字号在商品供应中的功能逐步减退。1978年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长沙老字号又进入了新一轮发展时期。 清代前中期，长沙已是中国南方的重要商埠，江苏、江西、浙江等省商户纷纷来长开号设店。在长期的经营中各行各业都产生了许多名老字号。如顺治六年（1649年）创立的“玉和”酱园；康熙十一年（1672年）开设的“鄢复兴”膏药店；康熙十五年（1676年）开设的“南协盛”药铺；乾隆四十年（1775年）开设的九芝堂药号；嘉庆元年（1796年）开设的“戴同兴”酒店；道光六年（1826年）开设的“三吉斋”南货号，以及康熙（1662—1722）年间开设的“董同兴”刀剪店、乾隆（1736—1795）年间开设的“清汉楼”香粉坊、嘉庆（1796—1820）年间开设的“吴大茂”针号等，都是闻名遐迩的名店。这些名老字号都坚持以信誉第一，倡导“市不豫贾”，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经营风格。 咸同年间，大批外省客商进入长沙，从事贩运贸易，带动了许多新兴行业的产生，城内商业店铺激增。有经营高档商品的金银首饰店、绸缎店；经营风味食品的饮食店、南货店；金融市场、服务行业也相继兴起。商业店铺逐渐由集中于城西河边，向城内零星扩散。如苏州帮、南京帮在大西门正街开设协泰祥、聚锦祥绸缎店，开长沙绸布业之先；江西人在坡子街开设余太华银楼，开长沙金银首饰业之端。这一时期，外地人在长沙所开著名店铺还有：安徽人经营的詹彦文墨店、福建人经营的赖德隆烟丝店、江苏人经营的马明德酱肘店等。 湖南本地人开设的店铺也不乏驰名字号。如咸丰三年（1853年）长沙河西人胡自成开设于太平街的“利生”盐号，以销售食盐、茶油为主，兼营棉花、棉纱、桐油等，着重零售，辅以批发，因经营有道，货真价实，日售银千余两。同年，宝庆（今邵阳）人杨长贤兄弟在太平街开设“杨隆泰”钉子铺，经营各种手工锻造铁钉、木屐钉、油鞋钉等。当时正值曾国藩在长沙练湘军，为营造船只，需要大量铁钉。“杨隆泰”开张逢时，生意兴隆，获利颇丰。随后杨氏家族、同乡纷纷来长开铁铸品店铺，至清末已增至9家，多为父子、兄弟独资经营，世代相传。又如同治元年（1862年）一刘姓手工业者在东牌楼开设“六合庵”蚊烟铺，其所产蚊香枝条均匀牢实，驱蚊力强，接火容易，气味芬芳，深受顾主欢迎，销路日广。刘乃收徒传艺陆续发展到20余人，年产蚊烟50万支，以致后来长沙城内“真六合庵”、“老六合庵”层出不穷，仿名者日盛。 到光绪（1875—1908）年间，长沙商品市场更趋繁荣，绸布店、苏广杂货店、玉器店、木器店、美容店、风味食品店、茶馆、酒楼、南货店和比较高档的旅馆、浴池、照相馆等与日俱增。此时的商品流通没有区域限制，百货商品除麻线、纱带、罗布巾等手工业品外，大多数从江苏、上海、广州、北京等地进货，如苏州的绣品、花边、草席、绉纱包头、妇女装饰品；上海的镜箱、文具盒、首饰盒；扬州的座钟、胭脂、香粉；杭州的扇子、丝绸；广东的牙刷、筷子、算盘、玉器、镜子；北京的绒花、山东的料器、南京的缎带等，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但前店后坊式的铺号在长沙仍占一定的比重。如光绪六年（1880年）曾德友在里仁坡开设的锁店，以铸制铜锁闻名省城，自产自销，生意颇为兴隆。 光绪三十年（1904年）长沙开埠，长沙商品市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大批洋商、洋货涌入长沙，对长沙市场来了个阵痛式的冲击。清政府因势利导，实施振兴商业的政策，成立商部，制定商法，建立商会，开办商学，湖南巡抚亦大力推行，商品流通日益发展。据海关统计，宣统三年（1911年），湖南全省通过长沙、岳州两关输出输入贸易总值为1864.77万关平两（1000关平两折合1088.8两省平银），其中长沙关为1599.62万关平两，占85.8%，比1904年增长了5.14倍。 清末也是长沙城商贸零售业的大扩展时期，宣统三年（1911年）湖南调查局编印的《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记载，这一年订有商业条规的行业达83个。市内商业中心区开始形成，从太平街、药王街到八角亭、司门口、红牌楼（今育婴街至苏家巷一段）、南正街（今黄兴南路）、坡子街、臬后街连成一体，热闹非凡。各行各业打破了新设店必须间隔“上七下八家”的陈规陋习，同行业中较大商户鳞次栉比的现象较为普遍，同业常集中在一条街上，形成了数十条商业街市，这既为招徕顾客，也有利于同行业的合作竞争。如粮行米厂集中在草潮门一带，油盐花纱号多设大西门，鞭炮土布庄分布在太平街，绸布店盘踞在八角亭，书局集中在南阳街，土果行主要设在下河街一带，衣庄以走马楼最为有名，皮货店多设在白马巷，油鞋店集中在化龙池，雨伞店以老照壁较集中，木器荟萃于皇仓街，铜器店聚集于铜铺街等。这些闻名全省的专业街，外地顾客都慕名来访，专往这些商业街采购或谈生意。 开埠后，长沙市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风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光绪三十年刊行的《东方杂志》所载《长沙开埠记事》一文记载，“华洋商民络绎而至，犹有许多少年子弟，喜着青色短装。”人们衣着的“长袍、马褂一贯制”开始发生动摇，裁缝匠也开始从家庭手工业中分离出来，进入商品生产领域。1911年长沙朱洪年从上海学艺回来，在粮道街开设服装“内店”（不设门面只接来料加工的成衣店）制作西服，是为省内西服生产第一家。设有门面的成衣店也开始出现，衣店雇佣工人，既承接来料加工，也自制成衣出售，到清末长沙共有裁缝店49家，缝纫工人822人。照相也成为长沙人的时尚。照相技术自同治元年（1862年）传入长沙后，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长沙的照相馆已发展到20多家。 进入民国以后，长沙商业行业进一步扩展，据1922年1月5日《大公报》调查，在商会注册的行业达95个，比晚清时期增加13个，其中纯商业行业57个，占60%；饮食服务行业10个，占10.5%，产销结合的手工行业25个，占26.3%；其他如钱业、牙行业、典当业3个，占3.2%。店铺达3342户，其中户数较多的行业有：南货土果业181户，苏广杂货业136户，酒业186户，鞋业133户，烟业116户，衣业188户，药业133户，米业197户，木业137户，绸布业52户，茶馆业79户，面馆61户，丝线业71户，油盐业71户，旅馆业87户等。这些店铺遍及全城大街小巷，商业中心由沿河各地段继续分别向城内扩展，形成南北两大商业区。南部从大西门延伸到南正街、八角亭，再与药王街对接连成一大片，成为长沙百货荟萃之区。北部由中山路经北正街至湘春街，与通泰街、潮宗街纵横相接，形成长沙杂货繁盛之区。这也是长沙早期长沙、善化两县同城，分别经营的结果。清代后期已形成的专业商业街市，此时更趋繁华。坡子街毗邻批发商业地段，是河埠进入城中区的要道，钱庄、扇店、金银首饰店、铜器店、笔墨店、药材号在此处麇集；南正街是城区南北交通干线，南货店、餐饮店、刀剪店、烟店、颜料店、红纸店和茶庄等杂货商店甚多；具有现代气派的百货店、绸布店则大多数集中在八角亭一带。 此后，经过北伐战争和湖南农民运动，长沙人民反帝反封建情绪高涨，洋货进口锐减。加上武汉国民政府滥发纸币，湖南亦发行金库券，长沙市场增一度混乱。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街头一片白色恐怖，导致部分商店关门。正如《中国实业志·湖南省》所记当时长沙市况所说：“农产品不能出口，外货进口亦减，于是经济衰落，商场凋蔽。” 1931年后，湖南政局暂趋稳定，长沙商贸又渐趋回升，到1933年商店增至12484家，比“商场凋蔽”的1929年的5510家增长1.27倍，平均每千户居民拥有商店31.5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位于中山路中段的国货陈列馆也在这时落成，于是中山路、北正街也连成一片，成为繁华的商业区。到1935年，长沙商业、饮食服务业已发展到312个自然行业，14654户，其中经营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有157个自然行业，7754户，如广货店229户，洋货号233户，鞋店490户，纸张笔墨店137户，铜铁器店452户，绸布店155户等，全市共建立各种同业公会76个，长沙已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消费城市之一。商业各业都呈稳步上升之势。南门口、道门口、东庆街、小吴门、水风井、先锋厅、通泰街7处设有菜市场。文化娱乐市场也有相应发展，全市有电影院6家，京剧院7家，话剧院3家，花圃店36家，照相馆21家。抗日战争前夕，长沙市场进入全盛时期。这时的著名商店，绸缎店有“天申福”、“大盛”，百货店有“太平洋”、“新世界”，南货店有“九如斋”、“稻香村”，照相馆有“蓉光”、“四明”，钟表眼镜店有“寸阴金”、“亨得利”，中药店有“中华国药局”、“四怡堂”，金银首饰店有“余太华”、“李文玉”，鞋店有“美利长”、“云飞”，茶叶店有“吴中和”、“詹恒大”，笔店有“彭三和”、“桂禹声”等等。著名饭店的菜肴有，南国酒家的粤菜，中央酒家的浙菜，又一村川菜馆的川菜，双品香酒家的湘菜，还有徐长兴、李合盛的教门菜，佛教居士林的斋菜等。风味小吃闻名的有：德园的包子，柳德芳的汤圆，香居的锟钝，半雅亭的面粉，火宫殿的姊妹团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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