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货业中最早的老店“三吉斋”

南货业中最早的老店“三吉斋”

张菊秋口述  陈松林整理

一提起百年老店，年青一代的心目中就认为是九如斋食品店。实际上，长沙南货业中真正称得上百年老店的只有三吉斋食品店，它比九如斋建店要早88年。

三吉斋开创于清朝道光六年（1826年），位于长沙青石桥（即现在的解放路）。起始为浙江绍兴人徐元吉开设，最初建店时，店名并非三吉斋，而称为“浙绍徐元吉斋”。该店以制作和经营点心、酱菜为主，销售各种南货，在长沙享有一定声誉。

徐元吉斋自道光开业到光绪初年，生意一直兴旺火红，曾获红利不少。徐姓老板从所获红利中在自己家乡购置了大量的田园房屋，成为当地一大富翁。光绪五年（1879年）时，徐老板感于人力单薄，倦于经营，遂将该店招人承顶，于是长沙人李康臣招股集资接手营业，将招牌中的“徐”字去掉，更名为“浙绍元吉斋”。后因连续发生3次火灾，老板在迷信观念的支配下，针对要压服火灾霉头，取吉利之义。故将招牌再次更名为“浙绍三吉斋”，其中“三吉斋”3字是请曾任湖南巡抚的王文韶所题。为压霉取吉，老板李康臣还在该店后面建了一座灵官庙以资压灾祈福，并备有火伤疗药及防暑降温药品，随时免费奉送给消费者和雇员以为善举。

李康臣接替经营约10年之久，改由何申甫继任老板，何之后，又改由李晋卿继任。当时李晋卿本人并未在店任职，而是聘请靳文卿与周绍卿两人为代理人，全权管理该店的一切事务。1938年“文夕大火”，处于青石桥的三吉斋毁于一旦。不久，长沙县霞凝乡人李文蔚在伯陵路（即现在的蔡锷路）购置新地皮，建起新的三吉斋。该店分前后2栋，占地面积124坪（旧时计量，1坪为10平方米）。前栋为2层老式木结构，后栋为简易平房，产权为自己所有。入股资金达36000元光洋，店员74人，为当时长沙南货业中屈指可数的大户之一。

三吉斋于新址建立后，李文蔚将全部资金化整为零，分为若干股，每股500元光洋。李文蔚占有全部股份的60%。抗日战争胜利后，原国民革命军某部团级军官王世泽退役回家，用退役金和私人储蓄，加之强有力靠山（该人之侄儿黄杰系国民党上将），从李文蔚手中接过三吉斋，出任董事长。选派周克昌先生（系霞凝杨桥人，该人在霞凝开设了一个批零兼营的南杂店。1938年，他邀集同乡人卢福卿、夏芝旺投股至三吉斋，抗战胜利后，3人同到三吉斋管理店务）任经理，李文蔚、卢福卿、夏芝旺任副经理，一道经营和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文蔚、卢福卿、夏芝旺相继离开三吉斋。而周克昌先生继续以私方经理的身份留在三吉斋至1956年。公私合营后，周成为三吉斋普通职员，后病故。1956年元月，李文蔚的儿子写信给其父，劝他坦白交资，李一时想不开而自杀身亡。王世泽于50年代初退出三吉斋而回家养老（当时，王世泽在水絮塘有私房公寓），镇压反革命开始时，其另一侄儿被台湾当局派回大陆从事特务工作，曾住于他家。事情败露后，王世泽以历史反革命罪和窝藏特务罪被处以极刑；而卢福卿则于1956年公私合营之时返回老家，不久病故。

三吉斋经营项目较多，计有南货、海味、酱园、作坊、炒坊和磨坊。酱园部份自行生产酱油和制作风味各异之酱菜，光用于制作的胚缸就有200多口，占地颇广。磨坊主要是为糕点作坊，制作点心加工各种原辅料。当时，三吉斋养有黄牛数头，专门用来牵动石磨生产“土灰面”，供应作坊制作糕点和轧制挂面及酱园制作酱坯以应市销，直到后来上海、汉口以及长沙面粉公司制作的机制面粉进入市场后，磨坊才被淘汰。

酱园的经济效益较好，利润高、销售广，其销售额占了整个三吉斋的2/3。1929至1930年是三吉斋的全盛时期。当时，酱园部份每日营业额就达200多元光洋。单榨菜（系由四川购进）一项，每天销量就达20坛左右，当时为了省事快捷，满足市民需求，店员干脆将坛打破供应，生意之好，可见一斑。该店老板的生意经也是相当精明的。酱园除了生产酱油和酱菜以外，还生产腐乳、雪里蕻、梅干菜、什景菜、小磨麻油以及风味独特的菌油、辣椒油、芝麻酱、紫苏梅子等罐头，除在本市销售外，还远销江浙、上海一带，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取得良好的信誉和效益。

作坊主要生产江浙一带所行销的点心，主要产品有绍饼、绍酒、结糕、大面薄脆和元宵等。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元宵，其选料精细，制作考究（俗称汤圆子）。该店每年用于制作元宵的糯米粉达5200公斤左右。该店所制元宵煮后口感糍润、细腻、个体膨大，博得广大市民的青睐，被誉为“桥上十子”之一（桥指青石桥，有十种带“子”字的名牌商品，其他九子为爵禄斋的帽子、马恒记的鞋子、裕源绸缎庄的绸子、徐长兴的鸭子、德馨斋的金钩鲜肉饼子、陈家铺子的益阳簟子、钱清汉楼的“双妹子”牌香粉，以及和善记的老板王胖子、饶道生屠坊砍肉的饶妹子）。每逢元宵节莅临之际，凡需购买元宵者，必须于3天之前交钱订货，否则即有到期向隅之虞，正月十五这天，店铺内外热闹非凡。当曙光初现之时，市民蜂涌而至，纷纷争购元宵。早餐过后，该店的元宵就被争购一空而无货应市了。

三吉斋在经营管理上首先是注重产品的质量与信誉。记得1942年的一天，三吉斋作坊的技术权威（当时称绳墨师傅）张菊秋回乡探亲去了。正好上海方而来电订购面薄脆。于是老板只好另叫他人代张菊秋完成此项业务。谁知将货寄往上海后，因质量欠佳被上海来函诘斥。老板收函后立即发电将原货全部收回并向上海客户赔礼道歉，同时要张以最快速度赶制后邮寄至沪。其次是比较注重人才的留用与培育。每年年底分红时，对外公布的分红金额是人人平等，每人50元光洋，而实际上，凡有一技之长者，暗地里额外另加50元光洋。对这些人还赋于一定的职责，让其担任一定的职务，发挥他们的才干，为提高信誉和效益作出更多的奉献，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当然，由于是私人所有，有时为了招揽生意，也采取过一些不合行规的手法以致引起同行业的指责。1931年，三吉斋借口纪念立业120周年（按年代推算，实际只有104年，由于旧时商人的迷信思想严重，认为12为地支数，含吉利之义，故夸大为120周年），悬灯结彩，吹拉弹唱，锣鼓喧天，大摆排场。这一变相打开张的手法，触犯了当时同业公会的行规，从而遭到同业公会的斥责并去函禁止，而该店仍我行我素，未予理采，以致引起同业公会会董邀集行业同仁十几人至该店说理。双方互不卖账，最后引起动武斗殴，掀起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双方对立约半年之久，结果不了了之。

三吉斋在占领长沙市场上是比较保守的，除伯陵路本店经营外，仅在国货陈列馆（即现在的中山路百货大楼）设立了一个副食柜。其大部份产品主要是销往上海、江浙一带，在上海、江浙一带颇有名气，真可谓是“墙里不香墙外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文蔚、王世泽、卢福卿均告老还乡，但他们的股份资金仍留在三吉斋而未取走。由陈甫林担任经理，并于柑子园口（邬云禄任经理）和文艺路（郝祥松任经理）设立了两个分店继续经营。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三吉斋在那种形势的逼迫与影响下，与柯哈食品店（李清明任经理）公私合营。私方经理由陈甫林担任，公方则成立了工人管理委员会负责该店一切事务。三吉斋的房屋产权也随之一分为二。前栋2层楼房被改造而归房地局所有，后栋平房仍归三吉所属。1960年，由于整个国家经济形势的影响，三吉斋作坊被撤销了，其技术力量全部归口到九如斋作坊。三吉斋的酱园则于20世纪50年代的行业归口而归属于浏城桥酱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冲击，在市民中享有盛誉的三吉斋这块招牌于“文革”中以所谓破“四旧”被砸了，更名为“卫国食品店”。从此，“三吉斋”在市民的记忆中逐渐淡漠了。（本文作于1992年）

原载：《长沙老字号》湖南地图出版社2009年9月

主笔、特邀编辑：陈先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