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钱业简史 刘赐德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金融业的发达，旧金融业有3部分，即当铺、银号（票号）、钱庄。当铺、银号（票号）、钱庄，以银钱作资本，获取高额利润。 1.当铺：历史较早，富者（或隐名官吏）聚资开设。各阶层人士需要现款时，可将实物交当铺，按价值打折扣贷以现款，订明期间，按当铺规定的利息计算。到期不赎回实物者作为死当（除续当、再当外，无申诉权），将实物拍卖，以偿还本息。各地经营范围不同，大概是：古玩、珠宝、字画、衣物、用品等等都可，但主要对象是贫苦人民，三餐不继，不得已而为之。 2.银号（票号）：资金雄厚，出面经营者是豪绅富商，其后台股东是不能见面的大小官吏，以不义之财投资获利。清朝捐官盛行，当官之后，本利必然多倍收回，掠取之款又投资于银号。多数买官者不是富翁，通过关系向银号借款，金额视官阶大小而定，上任后分期归还本息。数目巨大的，由银号派人担任官吏的账房，经管官吏的财务，监督借款本息的收回。另一方面，官吏外任，商品流通，南来北往，银号随之在各省设立分支机构，进行调控，其对象主要在官吏与有联系的商人之间，与民间交往少，联系不密。 3.钱庄：是地方性的普遍性的企业，经营范围灵活，琐碎，与各行各业密切，相互依存，与官方联系较小。大、中、小型俱有，八仙飘海，各显神通，时盛时衰。晚清帝制崩溃，票号黄金时代一去不返，钱庄蓬勃发展。新兴的银行业，由沿海城市向内地扩展之时，在长沙而论，银行、钱庄鼎足对峙，优胜劣败之局未定，战火频繁，钱业似野草春风几起几落。 长沙的钱庄 长沙是湖南的省会，湘江流过，水运发达，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内地，洋商洋货滚滚而来（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日商日清轮船公司的航线终站到湘潭）。前清时铁路，南到衡阳，西至萍乡（安源煤矿的动脉），北通武汉往各地。尔后逐步发展，长沙成为湖南经济中心，地方经济、手工业、小商小贩占多数。随着洋货的输入，沿海大城市工业品的内销，湖南的土特产和矿产的外运，商品经济日趋活跃，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与工商业联系密切的钱庄，在当铺、票号没落之后，成为金融业中一枝独秀，尔后银行虽日益增多，并未取钱庄而代之，经过几起几落，直至1950年才完全由国营所取代。 1.前清时代。当时官办的吏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和票号的经营对象，主要是大小官吏、豪绅、北方大商人，资金虽然雄厚，但与本地工商业联系不深。土生土长的钱庄业，具有特点，对全省各县和乡村联系密切，兼亲带故。店型大、中、小，顾客上、中、下，经营手续简便，营业时间从早到晚，存款巨细兼收，放款灵活多样。元宝、纹银、铜板、铜线、纸币、银元互相兑换，便利流通。官商合办的湖南官钱局发行票币，钱庄用庄币代替硬币，流通各省。票号虽大，如去各县收购茶叶、山货、竹木等时，其款项还要经过钱庄调拨。至清末，钱庄发展到100多家（大的如裕沅长、天申福等）。业务的发展，需要相互联系，调剂余缺，乃群集于福禄宫，逐渐成为一个交易所。 福禄官地处下坡子街，内有财神殿，塑立财神菩萨赵公明像一尊，前后戏台两座。现在神像已毁，前坪和大殿仍在，最近（20世纪80年代初）前往查看，只存留石秤一方，光绪十四年（1888年）初及光绪二十四年、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2年，石碑2块，一块刻有100多家招牌，另一块刻着人名（钱庄沿习下来的树碑刻名，每家店子入会要捐一笔会费，店员入会每人要出几块钱。入会后，刻名于石碑上，同时，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财神菩萨生日时，聚餐一次，不收钱，死后七月十五烧包一份）。 裕沅长钱庄，江西周扶久开办。周号称中南七省的大资本家。清朝规定报财产时，自报7000万两。他主要经营盐业、钱业，在扬州开设裕通和盐号，掌握盐票50张。每张盐票每次可运盐2000担，经营一次可获利三四千两。盐票转让可值万两。他运盐经销各省，分支机构遍布各地，有长沙裕沅长钱庄、益阳裕恒益钱庄、常德裕通恒钱庄、湘潭裕通沅钱庄，每店资金百万两。经营时不收存款，专营放款，其庄票（代替硬币）流动于各大城市以及湖南各县，在他有分店的地方，随时可以兑现。因此，票号汇兑还要通过他手，可谓称雄一时。 2.辛亥革命—“文夕大火”。辛亥革命后，外国商人纷纷来长开设洋行（在河街一带），或者委托我国工商业者代理经销，触角遍及各县，较之清朝，规模日大一日。洋货输入，如水银泻地，无孔不人。在经济侵略的同时，他们乘军阀割据之机，各自支持各地军阀，导致军阀混战，战祸连年，民族工商业遭到摧残。直至北伐，政局才趋稳定。钱业在此期间，户数有所减少，至1930年鼎盛时期，也只有40多家，慢慢地被几大户所控制。几个大户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基础已经奠定，在大革命时期，稍为打击了一下。“马日事变”后，他们从外地回到湖南，业务更加发展，虽然商业银行日益增多，也无法与他们抗衡了。在经营范围方面，为了竞争，大、中、小户都想方设法，扩大项目，以求生存。如存款项目，定期存款利率高，活期存款按钱业公会议价。大户有选择地吸收存款，中、小户则饥不择食。 放（贷）款方面，有短期信用放款（凭往来借据记账，按钱业公会每月初一、十五议价计息），到每年年底前发放定期放款，期限1—3个月，利息面议，到年底结清短期放款，平常时间长期放款也有，金额不大。 抵押放款，以仓库储存的实物（如谷子等）和不动产抵押，也有长期短期之分，金额较大。 贴现放款，如甲店向乙店赊进商品，订明以后兑付货款，出具票据。乙店需要现款时，将甲店票据向钱庄贴现，扣除利息，获得现款。 汇兑方面，有电报汇兑、信汇、押汇和托收。押汇是运货提单向钱庄押借一笔款，由钱庄在目的地收回本息，顾客赎到提单再去提货。为了汇兑，大店子在上海、汉口驻庄，粤汉路通车后，在广州、香港驻庄。中等店子自己力量不够，委托大店子庄客代理汇兑业务，付以一定的庄费。 兑换是一项琐碎的业务，以小钱庄经营为主。当时流通是以银元为主，市面上流通各省各地的纸币、本省公私发行的纸币，以及以前留下来的银两、文丝银、铜板等等，这些都要换成银元。在银元上，又有外国、本国、破损之分，都需要兑换，价格天天不同。1927年时，武汉纸币只值银元16％，银元的烂板，最低只值70％。当时兵痞以烂板一元，购物五分钱，找钱九角五，敲诈商民，甚至行凶。小钱庄还买卖有价证券、股票，经销奖券、彩票，有的还兼营纸烟。 另外一项业务是收进各种废铜废银币，进行回炉提炼，化零为整，并贩卖黄金、白银。 综上所述，可见钱庄业务范围之广，财神殿交易所的职能作用越大了。1934年我在恒和钱庄时，钱庄只40多家，每天上午在财神殿做交易的人达100多个。大店子派三四个人，各管放款议息、汇兑汇率、兑换价格等各项业务。小店子只能派一个人参加，顾此失彼。参加交易的人是各店的经理、副理，上街先生（高级工人）。每天9点钟左右，各种行情议妥后，分头去各行各业，按此标准进行交易。下午4点钟以后，也有一点浮动价格，是各自交易的。 交易所还有一个特点，各行各业甲买乙的商品，乙买丙的商品，大多数不付现款。月初买货，月中兑款；16日买货，月底兑款，称为比期。一月两期，到月中和月底时，甲方应收进的货款，应付出的货款，委托某钱庄代收代付，并通知各方往来。各往来接到通知后，也委托某钱庄代收。钱庄接到通知，汇总之后，派人去有关钱庄问账，数目相符时，在对方账簿上填钱庄的牌名。各钱庄相互结算后，第二天到钱庄业公会核对，缺款户向多余户借款，以抵消差额，银根紧俏时，要拖三四天才能结清。从这点上看出几个问题： 1.这种划拨特点，确实方便了各行各业，不论你店在本市内该外欠，经过钱庄代理，自己不必操心，对外省可以用汇兑方式，商业银行不能起这个钱庄作用。有几户实力雄厚，外行对之既放心又可依靠，但是对钱庄的依赖性也日深一日。 2.钱庄同业之间，大店子资金雄厚，存款也多，往往是余款户，中小钱庄常常是缺款户，大户卡小户，中小户依靠大户。 在相互依存情况下，各行各业以钱业马首是瞻，钱业是“钱、绸、金、盐”四大行业之首。在钱业内部又有四大金刚之称，是指资本雄厚的5家，即春茂钱庄、裕顺长钱庄、谦和钱庄、德昌圣钱庄（后改鸿记钱庄）、万裕隆钱庄，后三家有升有降，争夺第三、第四名，除此之外还有乃康钱庄等，向上争夺。他们这几户能独创门户的原因是： 1.狡兔三窟，既经营钱业，又经营外业，或投资外业，如盐业、油行、矿产、外贸、鸦片烟等等。有利就干，无业不有，加上与外业贷款关系，千丝万缕，互相依存，钱业大户与外行大户互相勾结，操纵中、小店。 2.几家大户经过一二十年的积累，在农村买田土，在城市买房屋。良田万亩，房屋成群。各界存款吃息者，为了稳靠，将钱存入他们几家。当时春茂钱庄、谦和钱庄存款达100多万元，办法最多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吸收存款，也赶不上这二家。 3.大户有上述两点，羽毛丰满，又贪又狠，因为手中掌握游资多，每月初一、十五两个比期议利率时，他们对外业紧缩放款，外行借钱不到，只得将欠上海、汉口的购货款，压迟几天汇出。大户在财神殿操纵利息议价，压低利息（存款利息是半月一算，按初一、十五价格为标准）。中小同业多是缺款户，对此不满。大户对每家贷款一点点，还要感激。大户掌握的游资，隔一二天就提高利息，中小户非借不可，否则无法平衡差额。外业也非借不可，借款汇去武汉、上海还清货款，大户从中获取非法之利。年又一年，大户更加富裕了。 西安事变以后，币值动摇。粤汉路通车后，钱业重点又转向于外贸。我由恒和钱庄派往香港，经营进出业务和汇兑。1938年“文夕大火”，长沙烧成一片焦土，钱业四分五散，又奔各方去了。 几家钱业老字号 1.春茂钱庄：傅南轩独资经营，清末与鸦片烟商人萧某合伙开设复顺祥—厚生祥—鼎和，民初单独开设裕厚祥钱庄（经理吴裕华）和祥记盐号，官办的铜钱局铸造铜元，全部归他包销，还开设粮栈。几个业务都很好，赚了钱，打下了基础。大革命时店子被封，老板外逃。“马日事变”后，回到长沙，改牌名为春茂钱庄，继续经营，为一大富翁。他买了旱田3000多亩、湖田9000多亩、房屋40多栋，号称资财300万元，又增开後记纱号，后改後记银号，并在灵官渡办了一个完小，有学生300多人，在长沙钱业中居垄断地位。大火后迁衡阳，傅南轩一家都逃到香港，由傅亲自指挥，又增加了现金资财。他又非常迷财，也非常刻薄。如他家请客，每月总有十几次，每次总要请八九个会打牌的陪客，自办酒席，打二桌牌，水子钱多过酒席钱，一箭双雕，何乐不为。我承他看得起，每席必到。抗战胜利后，改牌复茂钱庄。1949年以后全家分逃各地，无人在长沙。 2.裕顺长钱庄：湘潭人伍舜卿，独资经营，开始时在湘潭收进文丝银和扎银，开始铸宝。民初来到长沙经营，即是收进零碎细小的扎银，铸成每个53两重的元宝，逐步起家。大革命时，春茂和谦和被查封，他乘机而起。“马日事变”后，何键驻扎湖南，所管的四路总指挥部将征收的鸦片烟税款、盐税、筹集的军饷都存人他店，数目巨大。其子伍芷清又当印花局长，商和官相混合。他在湘潭有旱田几千亩，号称资产百万，在钱业中占第二位。“文夕大火”后，伍芷清奉母逃至湘潭，湘潭沦陷后，出任日本银行经理。抗战胜利后，他到了重庆，再回湖南经营旧业，在坡子街筑豪华公馆“伍厚德堂”，旧址至今犹存。肃反运动时伍芷清被镇压于湘潭。 3.谦和钱庄：民初严朝章（老二）在武汉坐庄，其兄福初、其弟瑞初在长沙所开设。此店资金比不上前二家，但经营灵活是他的特点。他经营外业与钱庄混成一体，外业只有牌名，没有资金，由于手段灵活，谦和钱庄的存款收入达一百多万，与春茂并驾齐驱。1924年，他开设正大和记油行。这其实是2个店子，正大是与一个与外国人有关系的人刘某合伙（刘是干股），经营煤油，代理美孚洋行的外销，每年达到1万对以上（每对是56斤）；和记是经营植物油的油行，为谦和赚了18万。他又开谦益盐号、匹头号。他以运用资金多变著名，底子不厚，站在大店子行列中，第三、四、五都轮得上。长沙大火后，搬至湘潭，油行改为正大恒记。1940年迁至衡阳，在香港的钱业业务没有中断，抗战胜利后恢复旧业，声势不如以前，1949年歇业。 4.万裕隆钱庄：周丽川独资经营。他与周扶久同族，在吉安裕通钱庄当经理。时江西李烈钧向商界筹军饷，指定裕通钱庄捐8万。不久李烈钧垮台，据说8万元未缴齐，余下之款归周丽川所有，以长子周维之的名义开设慎记钱庄（后称九龙一虎的虎）。不久，周丽川辞掉裕通经理职务，亲自主持慎记，又先后开9个钱庄，招牌都有一个隆字，即在吉安的吉隆、裕隆，赣州的仁隆、益隆，南昌的祥隆，汉口的瑞隆，常德的德隆，津市的福隆，长沙的万裕隆。各店都聘请了经理。三子周纯之坐镇汉口，兼管上海庄。四子周经之坐镇南昌，在吉安还开了樟脑厂、纱号，投资小煤矿，在汉口投资水电厂，在长沙投资华昌锑矿，在长沙有房屋20多栋，但田亩不多。流动资金开始比春茂多，且有10个店子。周丽川死后，3个儿子本领都不行，唯有刻薄厉害，所请经理，不是扯皮，就是打官司分手。老大常说，这些经理都是打他的主意的。我在衡阳与他分手，为了封住周家的口，老大问我如何算法。我的答复是，只要你们兄弟这次承认周家没有吃亏，不是经理打你的油伙，统统依你的算法，反正你会要找我几万。周家很欢喜，七折八扣的算，找了我几万元，少分了二万，这当时在衡阳和吉安视为奇闻。周家不知耻，而认为理所当然。由于三兄弟都是如此人才，发挥不了优势，只能请到唯唯诺诺的经理，经营上保守，又不重才。论资财他超过了百万，且店子多，但干起事来，缩手缩脚，逃香港坐吃二年。请我当经理是冒险而为之，所以他家的旧业无法发展，在长沙排在四、五名之间。 5.鸿记钱庄：张正材独资经营，民初开福昌祥钱庄，因经营不善而倒闭。民国7年与鞭炮商丁稚泉合伙开德昌圣钱庄，张占股20％。大革命时春茂、谦和被查封，他的业务未停，仗丁家在上海有人驻庄，经营扩大，后与丁家分手。1931年改为鸿记钱庄，独资经营，聘请邱发贵、郑文卿为经理，业务逐步发展。1937年改为鸿兴钱庄，1946年改为鸿兴银行，并开设鸿聚银号。大火以前，排在四五位。粤汉路通车，他首先派人去广州、香港设庄。大火后长子张国岱逃至贵阳，店子迁至衡阳。在香港经营的侨汇业务，由于张国岱在内地，调度灵活，做起来得心应手，聚集了一批资财。1937年，两个经理被乃康钱庄挖去，影响虽不太大，但业务有所下降，培养了一批青年接替。抗日战争胜利回到长沙后，业务向上发展，1949年歇业。他店资财不太大，起落几次，也有一点名声。张国岱1950年至武汉，与民航局经营外贸，以失败而告终。 6.乃康钱庄：郑莲荪独资开设。郑原在农村教书，并在湖田局做事，认识一寡妇。她有湖田几百亩，郑协助她经营，聚集了湖田3000亩，郑进一步搜刮，最后购置了湖田2万亩。当时冯玉祥混成旅驻扎常德，郑结交冯，被指派为常德商会的会长。其时恰逢湖田连年丰收，他每年运谷子几万担来长沙销售，谷款存入鸿记钱庄，人也住在鸿记，几年存款达到二三十万。于是他想做钱庄，看中了鸿记的两个经理，借钱与他们还清欠账，成立乃康钱庄。开始时生机勃勃，大有夺取前三名之势。长沙大火后迁至香港，由其子郑国英、郑国俊主持。香港沦陷后回到衡阳，又成立了康成银号，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大局面，1949年歇业。 长沙大火以后 粤汉路通车以后，春茂、谦和、鸿记和元昌、恒和等钱庄先后派人去广州、香港驻庄，大户在广州、香港两处都派人，小店子派一个人兼顾两地。万裕隆开始委托我代理庄务，以后才派人打理。裕顺长在对广州、香港未设固定驻庄，当时的业务范围，是处理汇兑业务和进出口贸易，随着币值贬值，经营方向趋向于进出口，由湖南外销的是桐油、鞭炮、猪鬃、肠衣、鸭绒制品等等，进口是广东土特产和由香港输入的外国商品和原材料，钱业专业不专。大火使长沙市区变成了废墟，大户逃往香港和各地，只有裕顺长钱庄伍芷清奉母于湘潭。各店逃散后，几家大户的店子迁至衡阳，资本家在香港或贵阳指挥。恒和钱庄大火后无力继续经营。当时经营基础已起变化，经营门路也要重新开辟，如大户万裕隆逃港一年多，只能坐吃。我凭着人熟，懂语言，做了一年的商行，来往港澳和内地，1940年被聘于万裕隆，与春茂、谦和、鸿记、元昌展开了竞争。 1938年广州沦陷后，华侨的汇款路线已断，侨眷的生活接济成了问题。原来由广东人所办的汇兑庄遍设东南亚各地，将侨胞辛勤劳动所得汇到家乡，由侨汇庄挨家送到侨眷手中。经过短时间的摸索，湖南几家钱庄进入了侨汇经营领域。当时上海虽已沦陷，各国租界仍是安全区。我们驻上海的庄员，已转住租界。上海的工业品，经由香港转运到内地各省，特别是四川，售出的货款又须汇往上海，与侨汇结合，成为了一条特殊的汇兑渠道。汇兑庄收到华侨款后，在香港汇往衡阳，取款后，带到韶关，转送各县各村和各户。而我们在香港收到侨汇后，汇往上海，然后在重庆售出上海款，再汇去衡阳，兑付华侨。在衡阳也有小部售出上海款，但数目有限。另一方面是在香港收到侨汇后，办进内地急需的原料和商品，售出的货款，兑付华侨。两种做法，都需要一定的周转金。1940年，万裕隆坐吃了一段时间，元气大伤，手中现金比不上春茂、鸿记，在竞争中颇感吃力，在衡阳兑款的快慢，就是信誉的体现，国内资产再多，作用不大。 其次，经营进出口，在日本海军封锁下，危险很大，进入内地物资和内地外运物资，都要通过封锁线，全仗广东人办的运输行转运，但从中诈骗的不少。大陆上的人民，是千方百计支持进出口的，但官、匪横行，沿途截抢。安全运输渠道也有，如我运出在美国采购的化铁（重庆炼钢不可缺少的原料），是经过缅甸运到昆明转重庆。又如向美国办进的赤磷（火柴厂必需的原料），是由香港包飞机运至南雄再转运各地。此种办法周转慢，又要人熟语言通，做的不多。 在国内物资奇缺之际，运输虽遭损失，几家钱庄以汇兑和外贸相结合，捞到不少的利益，也引起了香港政府的主意，曾以违反金融管理法，对每家罚了几千，我被幸免。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市场停顿。至第二年，各家离开香港，分赴贵阳、桂林和衡阳，在香港的经营完全结束。 大火后，除了上述几家在香港外，多数转营外业，分散到各地去了，留在长沙的，也有搭棚营业的，不过是小买小卖而已。 抗战胜利后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流亡各地的钱庄先后回到长沙。大家欢欣鼓舞，以为从此歌舞升平，黄金时代即将来到，千方百计为恢复旧业而钻营。国民政府将经济恢复和建设摆在次要地位，法币不行，发行金圆券，金圆券不行，又发行银圆券，以天文数字的贬值，来弥补赤字。受害最深的是靠薪金收入的教职员工等，早上领到薪金，下班后只剩下半数，如拖延一晚，明天更不值钱。1948年工商业已逐步向硬通货或实物变化，湖南由省主席程潜批准，自铸银元，工人工资也改为以米计算，事业单位跟不上来，叫苦连天。 钱业是市场的动脉，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受到人民的指责，乘经济混乱之机，钱庄畸形发展，钱庄与外业交叉，到底有多少钱庄，不得而知。1966年行业普查，我参加工作8个月，调查出200多家，“文革”开始，这工作不了了之。 国民政府管理金融界有2个机构，一个是中央银行，一个是市公安局检查组。抗日战争胜利之初，南京财政部颁布，允许老牌钱庄办理登记复业手续（大火以前的钱庄刻意申请复业）。原来独资经营的几个大户，当然申请，其他各店也重新组合，利用老招牌办理申请（例如原恒和钱庄老板持招牌邀伙恢复恒和钱庄）。申请手续是将组织章程（包括资金、股东姓名、负责人）报南京财政部，将资金存人中央银行，名曰验资，经过半年以上，南京财政部批准后，准予开业。在币值贬值之情况下，验资的损失达数千万元，在筹备开业以前，修建房屋等等，花费不少，这类钱庄共16家，当时称之为地上钱庄，可公开挂牌营业，和银行一样。于是各界垂涎，多方钻营，上下串通，最后由省政府主席程潜先后批准48家，这是地中钱庄。 1947年经济混乱，钱业与外业混合，一间房子、桌子，就称为钱庄，此类钱庄到底有多少?无法查清，统称为地下钱庄。多数的钱庄鱼龙混杂，成为了一个投机行业。各钱庄为了表现阔气，大讲排场。每个上街者，都要一辆包车（人力车），每天财神殿集市时，包车摆满了大坪和坡子街。在物价波动和利息高低的赛跑中，明争暗斗，议定出利息、汇率、兑换率，散会后几百辆包车招摇过市，铃响叮当，震耳欲聋，市民讥为叮叮当当，精光精光。 几家大户复业后，田亩、房屋仍在，很快恢复了元气。你死我活的竞争，多数店子人人自危，时有倒闭情况发生。公职员和平民是最大的受害者，深恨钱业。我是负责内部工作的，不上集市，有一天路过财神殿，见前面的人指着财神殿说：“这是一个杀人坑”，使我百感交集。 三类钱庄的经营内容。地上钱庄虽建筑了大厦，经营上受中央银行的管理，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官定的存款利息，谁会来存款呢?于是一店变二店，柜台上经营官市，摆几个人应付，内部经营黑市，与地中、地下钱庄同流合污。地中、地下钱庄倒无所谓，他们本不是所谓合法者。中央银行有检查科，公安局有经济检查队，前者只管16家地上钱庄，后者包罗一切。 1949年，共产党大军南下，大多数钱庄已作结束准备，个别的为着生活，仍想经营。四五月份，大户资本家已离开长沙，多数店子已经歇业，少数还不清外债，拖至7月也结束了。 长沙和平解放后，春茂的老板已外逃，谦和部分资方人员也分散各方，鸿记负责人也不在长沙。军管会在9月召集留长的钱业从业人员开会，宣布党的政策，并劝告大家不要坐吃山空。散会以后，大家纷纷组织，申请开业，10月底先后批准20家，资金3000万（合银元1.5万）。 （本文作于１９８２年） 原载：《长沙老字号》湖南地图出版社2009年9月 主笔、特邀编辑：陈先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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