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古玩字号“叶顺发” 李芸菁
长沙古玩业始自1880年，迄今（1980年）已有百年历史，其间古玩店能从始至终者，仅一老牌字号“叶顺发”而已。就叶家而言，已历祖孙三世，全家有9口人终生从事古玩业。 叶绍箕为叶顺发古玩店老店主叶恒奎之第三子，生于1915年，小时曾读过私塾。在父亲及长兄迎川、次兄仲昌之陶冶下，及其伯叔恒芝、恒湘、恒亮，堂兄伯彝等的影响下，从小就对古玩业深有兴趣。 叶绍箕在青年时代就努力于文物古玩知识的学习。其兄仲昌为学古玩鉴别，曾拜上海古玩专家沙复初为师，往来频繁。当沙复初在长授其二兄技艺时，叶绍箕必想方设法参与旁听，同样发问决疑。仲昌去沪受教归来，叶绍箕亦纠缠左右，必问出所学课程，穷根穷底而后已。其二兄亦曾拜老画家雷恪为师，学习怎样鉴别字画。叶绍箕从旁观看听讲，对画种、画家、题款、印章、装裱等奥妙之处，都默记在心，并实践于日常业务中。他发觉其堂兄叶方海看验珍珠，到手就能知其重量与成色，他就追问原因，不仅要求当时懂得，而且要求把它学好过来，掌握运用。如他到汉口陈钰记珠宝店，见该店主陈玉阶看金镶钻石时，用红纸在钻下恍来恍去，很不理解，便必求其解答。陈经其苦求，只好毫不保守地说明了此中原理。 抗日战争爆发，日寇节节南侵。他时常看报，关心战局。长沙沦陷前，他们全家拥有两个古玩店的财物，一声紧张，全家迁避河西。叶绍箕首重其家收藏之珍贵文物。他说，“日寇来时，我们家可毁，人可死，财可散，而所存藏之祖国文物一纸一物，决不能让日寇夺去。”在舟车运输极端艰苦之下，他与家人抢运了部分文物至河西观音港乡间，日寇陷湘时，所未能搬走者，均遭毁灭。日寇又常至近郊“打闹”（即入乡抢劫之谓），叶绍箕求其二兄将所转出文物搬运湘西，免再波及。其兄弟二人乃请人将之挑至沅陵，千里迢迢，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叶绍箕初到沅陵，见灯火辉煌，人烟稠密，恍如隔世，如入桃花源中。而所有难民，皆似避秦之客，咸来问讯，知叶氏兄弟为抢救祖国文物，千里步行来沅陵，轰动了沅陵全城。是时沅陵行署主任毛秉文闻知此情，派人至旅店慰问，并提出要求，请将所抢救之祖国文物，以《叶绍箕先生从陷区抢救所藏书画来沅展览》名义，由行署主办，择定青年会地址举行展览。此次展览在战地后方各报纸都有报道消息、表扬文章，还有由战地迁往之高等院校师生送来不少礼物和慰问信。后芷江地区当局闻知，亦请叶氏兄弟前往，举行过展览，盛况也不让于沅凌。 叶绍箕与其二兄仲置，虽是同胞兄弟，而两人性情截然不同。如二兄素爱与大官僚、大商人交往，趋奉陪至，于叶绍箕看来只不过是“裙带周身”与“铜臭一堆”而已。他和这些人只有业务上的交道语言，常有开罪之处，每次皆是其二兄周旋，才告无事。而一般顾客，尤其是搞专业考证的收藏者，则热情接待，并将商品详加介绍，以示分别真伪之法。 20世纪50年代以后，叶绍箕在全行业停歇后参加行商联的两年中（1951—1952），由于一贯重视学习，被推为学习组长。1956年走上了集体商业道路，在古玩玉器联购联销组一年多时间内，他担任该组组长，贡献了自己全部精力，为企业积累了2万余元。1958年，他转入市百货公司下属的国粹珠宝商店担任经理；次年为国庆十周年大庆，公司要求该店将店堂、窗橱，大搞陈列与美化，以资庆祝。派他专去上海采购7500元陈列品归来装饰，一经陈列，顿时珠光宝气，为节日增添了不少光辉。后来换设其他摆件，将前所购之陈列品销出时，竞获利万余元，真是一举两得，受到公司领导的表扬和同志们的敬服。由是叶绍箕转而专任驻上海采购之责。上海本来就是大都市，而经营此业者，非有精明强干之人，很难应付局面，而他能在这里发挥才能，处置裕如。就上海某些从事古玩有名的人对他的评语说：“上海从事古玩者，只各专一行，从未见有能行行皆兼，行行皆精者，如老叶这样人才，上海虽大亦是罕见，足见湖南是人才辈出的地方，故能有此。”该店对上海原订每月购进计划1万元，其货源稀缺，正难完成，但在叶绍箕的努力下，每月都有超过。以他在上海两年之久的成绩而言，为企业完成利润，计1960年盈利6万元，1961年盈利4万元，1962年盈利15万元，1963年盈利30万元。这段时间内，湖南省工业日渐发达，对工业用钻石需之至急，市面缺货甚久。叶绍箕四处打听，知道武汉某处可以调济，请由上海某处转介，几度赶至武汉购钻寄归，解决了这一困难。1964年，该店改隶于市文化局领导，将国粹珠宝店改为市文物商店，叶仍任经理，担负上海、南京、武汉、南昌等地采购之责。他一如既往，亦做出了不少成绩。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该店被视为“四旧”之源，被迫停业。叶被转至市交电公司工作，延至1976年退休。 叶绍箕在国粹珠宝店任经理时，曾偕数人至新宁县收购文物，时遇一小女孩送一犀角杯求予收购，只索价5元。叶查其来源正当，认为不应降价收进，当即请示领导，领导支持其看法，叶乃按牌价重量，给予杯价200元。此事当时在文物系统内广为流传，对古玩业人员是一次很大的震动。 1979年，市文物队恢复，叶绍箕由文物队负责人萧湘请去为该队收购民间流散文物作鉴定工作。从此，叶每日接待应接不暇之送售来客，在按值论价时，详尽的作出解释，使来客满意不迭。同时亦与在场专业人员，交流收购文物之学术及商业接待方法，使之皆大欢喜。 叶绍箕在文物队做了不少出色的成绩。该队所收购之流散文物，经他鉴定以后，都很正确，个别珍贵之物，再经故宫博物院鉴定时，均无差异。如经其鉴定而列为珍品的，有宋代龙泉窑碗盘10余件，乃稀世文物。又如经鉴定收购易元九所藏之30余件画品中，包括宋画、明画及近代齐白石、徐悲鸿名作在内，其中宋画都经故宫博物院徐邦达复鉴，亦认为稀世珍宝。又如1981年11月15日《长沙晚报》所载《?蛀字形口瓷花瓶》一文：“清代乾隆物，呈梅青色，仿古代青铜器四方樽式样，胎质细腻，釉色晶莹似玉，瓶身刻有凸起饕餮纹饰，造型奇特，风格别致，口底施有赤金釉一周，显得更加古朴高雅，富丽堂皇，经故宫博物端专家鉴定，该瓶确为乾隆瓷器精品，目前全国还很少发现”等云。又据《长沙晚报》及省广播电台报道，叶绍箕在市文物队所鉴定的收购文物中，有宋元明清古瓷器万余件、明清著名字画千多张、玉器上千件、端砚两百多方。 一次，《长沙晚报》记者周石山带着一个瓷盘上门找叶绍箕为其鉴别，叶看后说“是清代雍正年间青花龙凤瓷瓶，产于江西景德镇，此盘应是一对”。周说，“尚有一只未曾拿来”，问其原因。叶说，“此是龙盘，应有凤盘为对，因盛行于当时翰苑之家，故尔知之”。周问其鉴别之法，叶说，不同朝代，有不同釉彩和造型，战国时有锺、编钟，为仿铜器式样，至唐朝有了进步，多饮具，一壶之嘴，尚多角形。至五代时有青色釉瓷，为周世宗“两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的色釉瓷。到宋代时有浙江的龙泉窑，河南的钧窑和官窑，器皿为多。明代多仿宋品，清代有青瓷，由此可定其出产朝代。 周石山还说了叶绍箕收购古玩的两个故事：1962年，湘潭某农民送一古瓶至文物商店出卖，这是一只元代釉里红大型花瓷瓶，但被商店拒收。叶见到后，将之收购，现陈列于扬州博物馆内，曾轰动全国。另有一商代青铜器提梁卣，也是叶于1966年在长沙一农民手中收购而来的，现存于省博物馆。后来周石山将他这次采访写成《慧眼识珍宝》一文，在《长沙晚报》发表。 叶绍箕悉心研究文物鉴别之学，不仅对传世文物有其特长，于出土文物也不后人。他与研究出土文物的蔡季襄、鉴别珠玉的陈炯卿二人既交好又互学，故不仅精于铜瓷，而且能兼二人之长。他曾准备把平生所积累的文物知识，写《怎样鉴别文物古玩》及《传世文物与出土文物》二书，以作后学者之参考。 下面对“叶顺发”的创始者作一介绍： 叶恒奎。叶恒奎，又名春庭，湖北汉阳蔡甸人，家甚贫寒。成年后，在汉口码头上挑箩为生（即码头搬运工），其收入不能维持全家人生活，因其姨夫唐双卿在长沙做旧货生意，于光绪年间来长沙，得唐介绍加入碗盏兑换业，以挑瓷器担换古玩为生。当时长沙乡邦正紧，排外思想严重。叶恒奎来长后，多次受到排挤。他只好一方面请求县署解决，涉讼多年，一方面委曲求全，以延残喘，且将蔡甸家乡妻子闵氏接来，先后生育长子迎川，次子仲昌，生活非常艰苦。辛亥革命，民国肇业，聚讼多年之受排挤问题，得到县署以“天下人做天下事”之批示，才获站稳立场，安心所业，遂觅得县正街一小铺面开设叶顺发旧货店以维家计。其时，清代的一些遗老遗少因嗜烟嗜赌，家业日渐衰落，初则多将前朝所用之朝珠、官衣、蟒袍、玉带、班指、翎管、顶子、烟壶等物出售，继则又将金石书画、瓷铜玉竹、翡翠珠宝、皮货绣花及陈设之红木家具外卖，由是叶顺发业务日盛。如叶恒奎曾经在楠木厅破落官僚向家，先后购得大红皮箱48口，箱中储物数量，自可想而知。还购得其锡器皿数百斤及其他珍藏之物甚多。由此叶恒奎经此巨量珍物之转手买卖，确也捞了一些油水，使店与家欣欣向荣。是时长子迎川、次子仲昌次第成立，是为叶恒奎之有力助手，三子绍箕年幼，对父兄所经营业务时见时闻，亦潜移默化，受影响甚巨，正所谓之“一家帮”。叶恒奎之周围力量亦复不弱，在其牵引带领下，其弟叶恒芝，在玉泉街开车洗玉器店，堂弟叶恒相、叶恒亮、侄叶伯彝均经营古玩，侄儿叶志杰操裱画业，均与叶顺发血肉相连且息息相关。 1927年，叶恒奎为了3个儿子需予养成其独立生活，互奔前程，同意三子分家，各立门户。由是其大儿迎川开设尊古斋于县正街，二儿仲昌开设叶兴发于鸡公坡，后仍改原招牌为叶顺发。叶恒奎率三儿绍箕开设叶顺发于鸡公坡原址，从此虽分亦合，互有帮助。1930年，叶恒奎之妻闵氏病殁，1938年，叶恒奎本入亦病故，其店由许绍箕经营。惜为时不久，遇“文夕大火”，叶氏所开之三店，均被火灾，历年积蓄，一炬荡然。 叶迎川。叶恒奎之长子名叫迎川，依父成长，于13岁时在长沙市青石桥三多帽店当学徒。因身体瘦弱多病，吃不消童工之苦，一年后仍回到了其父叶恒奎身边，即加入碗盏兑换业。开始一段时间，是与从家乡来长的叔父叶恒亮打伙挑担上街，收购文物古玩，后一段时间专跑湘潭、湘乡、衡阳、常德、临澧等县收购。他曾在安福（今临澧）蒋益澧家收购过一个河北定窑磁碗。碗口镶紫铜边，满身有暗隐花纹，将之售与北京王勉斋，售得光洋500元。又曾在湘乡收购一个全翠玉钏，将之卖与汉口玉器商伍次山，亦得价款500元（以现在论价可值20000元）。还在蒋益澧家收购珍贵的天鹅绒椅披椅搭一堂，卖与北京赵德卿，得价款光洋2000元。上述三事中叶迎川从事古玩业以来，最为得意之作，终因体弱多病，于1954年病逝于长沙市桂花井家中。 叶仲昌。叶仲昌是叶恒奎的次子，曾读过私塾。小时在父兄经营古玩业的影响下，耳濡目染，感受殊深。民国10年左右，开始进入商场，也是先参加碗盏兑换业。由于他对古玩业积极钻研，曾拜过上海古玩专家沙复初为师，学得了些鉴别古玩真伪的知识，也曾拜我省老画家雷恪为师，学过国画鉴别。在与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处古玩商人打交道时，亦虚心学习，刻苦钻研，故于古玩中之瓷铜玉竹、金石书画、珠宝翠钻等项均有一定的业务水平。尤以对旧瓷和翠玉更有独特见解。他每日必跑全市所有缙绅之家一趟，也得跑藩城堤各同业店一次，一是访寻货源，一是观察市场。他曾在五堆子前清大学士孙家鼐家收购锡器四五百余斤。运回后，在卖出所剩部分中，发觉中有白银成份，经送银店鉴定果然不错。惜大批已卖运外地，徒叹奈何。又如在茅亭子前清两广总督谭钟麟家以5元的价格收购铜柄花眼镜一副，计重6两。归后复验，疑为赤金，经送金店复验，果然不错。他初出茅庐之时，即有此惊人之作。 叶仲昌一生接触过哪些珍贵文物呢？他对旧瓷方面，曾收过明万历五彩水虹，为官窑货。收购过博物碗1万件交售上海古玩商沙复初。字画方面，如在谭钟麟家收购有明代董其昌册页一卷，其为绢本设色山水四页、纸本字册四页，经唐德安医生介绍售与高荫槐，得价5000元。又如在东茅街前清官僚许瑶光家收购过宋朝谢升花卉中堂一副、元代及明人字画多种。在前清两江总督陶澍家收购过明代徐俟斋山川手卷、花若真之字条、王铎之山水中堂及清代字画多种。少年时，曾收购过宋缂丝中堂（被北京于子均收去得价200元）。珠玉方面，在前清大官僚席宝田家收购过西玉大碗、白玉大摆件，在湘潭收购过一大篮白玉摆件，整玉如意、大玉兽、花瓶、翠玉斑指、六根丝玫瑰红宝石、钻戒、六根丝蓝宝石、猫儿眼等。铜器方面，收购过周朝牛奶钟，汉代的大型铜鼓、虎，汉镏金大司马印，明代嵌金银丝铜芭蕉樽。在蒋益澧家收购过汉朝鎏金提梁卣（此物运沪受同去者玩弄未有赚钱，害病而归）。其他方面，收购过席宝田家之象牙精工雕刻及明代犀角杯和船，朱山松之笔筒，时大彬、陈曼生之宜兴壶，陆子冈之制作玉牌，宋抗鸡骨眼视，高凤翔、黄心田制作砚，以及珍贵之扣带、朝珠及皮件中之海龙、豹皮、水獭、草上霜、狐皮等，此皆其平生与古玩交道中之特例也。 叶仲昌处世之学，是金钱与道义并重，讲究亲亲之谊，敬父友兄，爱弟重友，有孝义风，但对于大官僚、大商人又趋奉倍至，市侩之习在所难免，当不可以苛求。如长沙市富商傅南轩、梅建南、柳菊生、饶菊生、魏二黄等都与之交道频繁。 他所经营业务，在“文夕大火”以前，处于父兄亦分亦合之中。1940年，又在城南路开叶顺发古玩店。1945年日寇投降后，租了蔡锷中路酃县试馆地皮起了一个铺面，仍开叶顺发古玩店。1948年又开叶顺昌珠宝店，至1949年结束。叶顺发因邮局起屋，被拆迁后亦停了业，1955年又在蔡锷中路佃了小门面作栖身之所。公私合营后转去市贸易公司。1982年8月因病去世于宝南街住所。 （本文作于１９８４年） 原载：《长沙老字号》湖南地图出版社2009年9月 主笔、特邀编辑：陈先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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