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长沙古代工商业的回顾

三、水港罗布湘江岸

水运的发展促进了港埠的繁荣，湘江沿线各县都有通航港口。湘江干流上的大港有长沙、湘潭、株洲、衡阳、永州等。湘江主要支流潇水、蒸水、舂陵水、耒水、渌水、洣水、涓水、涟水、沩水、浏阳河等，在清朝末期，有大小通航水港68个。从清代到民国，湘江上还有往来船只较多的埠口64个，如码市、江口塘、冷水滩、易俗河等。

长沙港  根据考古发掘研究，在5000—6000年前，长沙港区内就有人群的村落遗址和火炕，说明那时港区已得到开发。春秋战国时，楚国统一了南方，作为楚国重要的粮食产地，长沙开始修建港城。港城位于今长沙市湘江西岸的三汊矶，成弧形向南延伸。城墙由黄粘土板构成，长2000米、高11米、宽8米。由于东岸较高且宽阔，河谷更深，地理条件明显优于西岸，秦汉时港城逐渐迁至东岸。西汉平定南越后，长沙港成为南越地区与中原地区物资交流的中转港，与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豫章（今江西南昌）、丹阳（今安徽当涂）齐名。

三国时，围绕长沙港，吴蜀之间曾展开激烈争夺，时而兵戎相见，时而唇枪舌战，一度达成协议，双方分水而治，东岸长沙古城一带归吴，西岸溁湾、岳麓山一带归蜀。之后吴国完全占领今湖南全境，长沙港成为吴国重要的军港兼商港。

经过几百年发展，至唐朝时，长沙港船通江淮、巴汉、南越，贸易流通的范围、数量更大。港口堤岸经过多次修整，沿江风光甚美。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张九龄等，都曾留下赞美的诗句，如“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啮膝”、“两边枫作岸，数处橘为洲”。当时任潭州刺史的张谓在《长沙风土碑铭》中称“湘山之下，青青众草，有蕙有兰；在江之岛，烟雨冥冥，波浪浩浩”。

宋朝时，长沙港设置更为规范，沿江共设三个城门，南为步驿门（今大西门），主要负责驿运、漕运、渡运；中为通货门（今通泰门），主供商货运输；北为草市门（今草潮门），供日用所需的农产品如蔬菜、瓜、果、柴草等进出。整个宋朝，湖南的漕粮运量相当大，多从长沙港运出，“巨舰漕米，一载万石”被喻为“长沙三绝”之一。

明正德元年（1506年），长沙和汉口被确定为湖广漕粮交兑港口。

明末清初，长沙港遭受毁灭性破坏。经过修复，至清嘉庆年间，长沙港恢复原貌，水面较之破坏前更为宽阔，码头由清初的9座增加到27座，港城“带江千余里，瞰郭数万家”，“船户生意，沿江约有十余里，上溯粤桂，下通江汉。”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两湖善后轮船局南局在长沙港成立，湖南内河开始有轮船行驶。民国36年（公元1947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发布《全国重要港口》，宣布“长沙为中国内河一等港”。

易俗河港  易俗河港位于湘江下游左岸，涓水与湘江交汇处的南侧。唐天宝年间，易俗河为湘潭县治所在地，舟船来往密集，商业繁盛。清朝后期，易俗河港成为湖南最大的“米市”，每年船运谷米在200万石左右，四方客商云集，船舶密布江面。港岸码头众多，比较有名的有油榨码头、晏正友码头、裕隆码头、鼎丰码头、元吉码头、老日盛码头、正泰码头、柳树湾码头、坝脑上码头、李鸿兴码头、泰玉吉码头、杨洪昌码头、等。港口从事谷米搬运的箩工有1000多人，都是青壮劳力，粮船一进港就可作业，所以有句谚语说“易俗的米，到岸就起”。

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易俗河港的粮食贸易及转输一直颇为兴盛。据民国22年（1933年）《湖南实业杂志》第八十号《湘省产业复兴之途径》一文记载：“易俗河之米市，每届秋收之后，各县谷船咸集于此，商贾争利，帆影连云，酒市烟寮，繁华特甚。”据统计，当时易俗河港运载谷米在千担以上的舸艑有32艘，几十担至几百担的民船有1565艘。

株洲港  株洲古称建宁，又名槠洲，南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定名株洲，从隋代至民国属湘潭县管辖。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江西移民在湘潭港西岸修建“万寿宫”时，在株洲港修建一座宽8米共84级台阶的花岗石大码头，以方便泊船。乾隆、嘉庆年间，株洲港往来船舶增多，新建码头2座。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株洲至萍乡铁路通车，江西萍乡、安源的煤都由株洲港装轮船运往汉阳。汉冶萍公司在株洲港设立转运局，购买湾塘附近的土地建煤栈，并且在港区新建轮船码头1座。不久，德国轮船取得了运输萍煤的专利权，德国士古洋行与转运局协办联运，株洲港商务逐渐繁荣。中华民国（简称“民国”）成立后，因为处在铁路与水路交汇的枢纽位置，株洲港商务更加扩展。萍乡安源煤矿在株洲大量采购坑木，株萍铁路也有枕木需求，零陵、祁阳等地的松、杉等木材大量编扎成排从湘江上游顺流至株洲出售，港口新增竹木大码头，港岸还有五六家大木号经营。民国4年（公元1915年），招商局收回萍煤专运权，4艘大轮定期往来于株洲、长沙、汉口之间，以载货为主，兼顾载客。沿港岸“樯桅林立，人聚如蚁……挑煤工人多至二千余人。”据长沙海关统计，民国6年（公元1917年）港口煤炭运量高达57.8万吨。

衡阳港  衡阳港位于湘、蒸、耒三水交汇处。春秋战国时期，衡阳就有舟船往来，之后的历朝历代，衡阳港都是重要的枢纽港，运输量巨大。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兵攻打南越，衡阳港是重要的军事物资中转港。在三国末期、东晋、南朝后梁三次中原汉族向湘南、岭南迁移的过程中，衡阳港是水陆枢纽。盛唐时期，衡阳港航务更为兴盛，船舶往来广西、广东、湖北、江苏之间，大宗业务以盐、粮食、木材、布匹、海货为主。宋朝时，衡阳既是漕粮的供应县，又是广南诸州漕粮北上的转运港，漕粮运输量大，港口有专业的“脚役”（即搬运工）组织。

在之后多个朝代更迭的战争中，衡阳港遭到破坏，虽然在战争间歇数次修复，但恢复不快。直到清乾隆、嘉庆年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湘南的矿产和森林资源得到开发，衡阳港逐步兴盛。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湘军主帅曾国藩在衡阳港筷子洲设造船总厂，建造战舰。清朝末期，衡阳港客商云集，不仅有多为小本经营的本省商人以及以赣帮、闽帮、徽帮为主的外省商人，还有外籍商户，航务空前繁盛。民国18年到26年（公元1929～1937年），衡阳港航务、商务鼎盛，据《湖南全省农矿工商统计概要》、《湖南各县调查情况报告》，这一时期港口民船有4300多只，轮船有20遇艘，东西岸自北向南“皆为街衢市廛之所”，港城范围内有74个行业、3600多家商户。日本人马锡秋太郎在1932年写的《支那水运》一书中描述衡阳港“水运至便，万商云集，既为湖南省南部商业中心，亦南北转运一大承继地。”

祁阳港  祁阳港位于湘江中游左岸，祁水注入湘江的交汇处，它的通航历史可追寻至上古时期，古籍记载，舜帝南巡“浮湘江而溯潇埔，登九嶷而望苍梧”。在祁阳出土的文物中，有商周时期中原的鼎钺铜器和岭南的印文陶器，说明当地南北物资交流在距今3000多年前就开始了。从汉至清，南海的珍贵贡品，长江流域的丝绸特产，都在祁阳港转运、转销。清末民国初期，有小轮固定航行于衡阳与祁阳间。抗日战争时期，湘江上游城市和江苏、湖北、安徽等省的厂商为避战乱，相继南迁，祁阳港一度船舶云集，桅帆林立，有“小南京”之称。沿岸有石砌梯级码头36座，每日停靠与发出的船只达到300余艘。

永州港  即零陵港，位于潇、湘二水汇合处。自秦开凿灵渠后，永州港就成为湘桂、湘粤间的户枢。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发四军平南越，其第三军为“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就是从永州港出发，下漓江，由苍梧（今广西梧州）直指番禺。唐代，灵渠经过整修，“千斛之舟，一夫可涉”，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货物贸易更为频繁，永州港因之更为繁荣。唐代著名诗人卢纶曾录《送从叔牧永州》和《送何召下第归蜀》，说明当时永州港不仅“水程通海货”，而且“浪里争迎三蜀货，月中喧泊九江船”，显然是南北商货转运的重要基地。一直到清朝，永州港都是湘江上的大港。民国以后，南北货物运输逐渐被湘桂铁路取代，加上灵渠年久失修，船舶通行难度大，永州港运量逐渐萎缩。

四、湘江岸边造大船

绵亘数千年的湘江航运历史是从独木舟开始的，“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到了商代中期，采用板材拼合结构建造的木板船出现了。商朝的统治阶层中，有人带着他们的家族、奴隶和军队，来到长江两岸，有的顺着湘江来到长沙，带来了木板船制造技术。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经常发生争城掠地的战争，楚、吴、越等国由于境内水系发达，都将航运大规模运用于军事，并大造战舰，促进了造船技术的进步。自楚康王十一年到楚昭王十二年的66年间，楚国6次派出大批战舰向邻国发动战争。在楚与吴多次水上较量中，由于楚国的战船已具有航速较高、性能较好、结构牢固、战用装置先进以及战斗能强等优势，楚国胜多败少。其建造的战船，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多种类型。民国31年，在长沙市识杨路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的一幅“战国楚墓人物龙舟帛画”，图中绘有一位高冠宽服的贵族男子，手持缰绳驾着一条龙舟，舟下画有一尾鲤鱼，龙舟上以华盖为顶。这是一幅龙舟泛游的写实，它反映当时长沙已能建造昂首翘尾的龙形舟船。

秦朝开凿灵渠后，湘江成为沟通岭南和中原地区的黄金通道。由于历代战争和通商的需要，特别是西晋以后，杜预疏浚夏水至巴陵千余里水道，零、桂之漕开通，湘江漕运兴盛，大大刺激了湘江流域造船业的兴起和发展，位处湘江下游、洞庭湖区的长沙则成为湖南地区造船业的重心之一。文献和考古资料显示，至迟在西汉，长沙已经有较大吨位的造船工场。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长沙地区已能制造装载万斛粮食的大型船只---“方船”。

两汉时期，长沙的造船技艺有了跨越性发展。

首先是船壳结构方面出现了甲板。汉以前建造的船舶还没有过甲板的记载，长沙203号西汉墓葬出土的西汉船模，两侧舷外装有舷甲板以连通船只首尾，构成舷外甲板走道；在船头铺设有首甲板，或称头板，伸出船首以外；尾部铺装有艄板，即尾甲板。这是长江流域造船史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船壳铺装甲板后，驾舟更方便，加强了航行安全，同时还大大加强了船体强度，使船舶更适于运输和水战。

其次是以钉联代替绳索、皮条捆扎联接。长沙西汉船模的两侧边沿和首尾平板上，发现有规则的钉眼，便是例证。这种工艺增强了船体和船舶部件结构的牢固性。

第三是船舶推进工具的改进，除了橹、舵的问世，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便是帆的出现。公元115年，东汉马融向安帝刘祜呈献了一篇辞赋——《广成颂》，使“风帆”首见于文献。《广成颂》中描写说：“……然后方余皇，连舼舟，张云帆，施蜺帱，靡□风，陵迅流，发棹歌，纵水讴，淫鱼出，蓍蔡浮，湘灵下，汉女游。”写升帆、挂帷、乘风、飞舟十分具体、生动。“湘灵下”一句确切指明了高挂云帆的舟船正航行在湘江之上。风帆的出现，使船能借风力而疾驶，航行速度大大提高，由此而生的木帆船在其后一千多年时间里一直稳占江河湖海运输的主体地位。

湘舸  舸是古代湘水三船合一的大船。楚人发明了“屯三舟为一舿（舸）”的航行方式，即将三舟并为一舿，大江为舿，小河为舟。楚怀王六年(前323)所制的《鄂君启节》铭文：“屯三舟为—舿（舸），五十舿（舸）， (岁)嬴(赢)返”。汉扬雄《方言》卷九：“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此种舸中间系一大船，两侧为小船，行船平稳，速度快，易拆开，也易连结。船上构件，有“楫”(短浆)、“桡”(小楫)；旁边有“棹”(即舵)、“浆”或“槽”。体形宽大，首尾高翘，船首绘画或装饰有鹢鸟的头。《淮南子·本经训》、《说苑》·《湘君》亦有记载。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就有“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的描写。

三国至南北朝三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大多处于大分裂、大动乱的状态。频繁的水上战争，对军用战舰需求巨大，也促使造船技术不断推陈出新，造船工匠都掌握较高的技艺，能够造出比秦汉船舶更大的舟舰。这一时期的战船，动辄四五层，长达一百余米，能够装载兵士两三千多人。长沙仍然是重要的造船基地，但多以建造民用船只为主。受大型战舰的影响，当时的民用船只多为大而坚实的艑、舸。《太平御览·荆州土地记》上说：“湘州（今湖南）七郡，大艑之所出，皆万斛。”

湘艑  古代产于湘水下游及洞庭湖区的大型货船，以其船体形似鳊鱼而名，始于南北朝。《荆州风土记》、《藏质石城乐》均有载。船型扁而宽，俗称为“扁子”；因其载量大，吃水浅，可行驶于浅滩，故又叫“扁滩”。其船首呈菱角形，类似现代的轮船船首，利于分水破浪；船身上宽下窄，自上而下缓斜；船底有三板、五板、七板之分；大舱有二，深达2～3丈。南朝大将臧质诗：“大艑载三千，渐水丈五余。水高不得渡，与欢合生居”。

唐代历经“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经济繁荣，商业发达，为造船技艺进步提供了物质保证，重要的“隔舱（即水密舱）”技术当时已被普遍应用。发端于秦汉时期的钉合技术更为成熟和规范，唐代使用的铁钉长的达到17厘米，钉帽直径为2厘米。风帆使用中造成的横漂现象，唐时的船匠也进行了改进。湘水潭州（今长沙，下同）造船业愈趋精益。《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七月，唐太宗派强伟等人在四川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但“蜀人苦造船之役，乞输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许之”。当时，四川雇请潭州工匠造舟舰，并获得唐太宗的同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潭州造船技术之高。

宋朝时，官办航运对船舶需求量很大，政府把造船业紧紧控制在手中，全国设置9家造船场地，湘江流域就有2家，为潭州和衡州（今衡阳）。两宋时期，车船的建造技术发展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南宋著名将领李纲在长沙时，建造了“战舰数十艘，上下三层，挟以车轮，鼓踏而前，驶如阵马。”南宋初年，湖南洞庭湖一带的农民起义，间接的把车船建造推向高潮。义军俘获前来镇压的官军车船，仿造了大小车船数百艘，制造了车船史上最大的“大德山号”与“和州载号”等著名巨型车船。《宋史》上记载义军车船“以轮激水，其行如飞”。

杨么车船  车船是以明轮取代桨作为推进工具，连续转动明轮，让桨叶不断划水，连续做功的高速船舶。在同一根转轴上可因船宽的大小安装很多踏脚板，由很多人同时踏之，提高车船的推进效能和船速。

南宋初年，湘江尾闾、洞庭湖畔的杨么起义军，创造了一种作战用的车轮船，称为杨么车船。据南宋《杨么事迹》等文献记载，杨么车船不仅船的左右两侧装有能转动的桨轮，船尾也装有桨轮。船上水手齐力踩踏桨轮，轮周上的叶片，好象许多把划桨，接连不断地划水，使船前进。要使船后退，只要向相近方向踩踏就可以了。为了保护桨轮不爱损伤，桨轮外面设有保护板，这样可以避免桨轮碰坏。还由于转轴装在船舱底部，水手又在舱里踩踏，所以车轮战船上的士兵不易被敌人兵器所伤害。

杨么车船大小不一，有大小德山船、大小夹山船、海鳅船、楼船等10余种型号。其中“大德山”有22个车轮，长20余丈，高数丈，三层，甲板宽大，可载千余人。底层是水手的作业场地；中层系弩楼，四周设护板，护板上开有射击孔，以便对敌射箭；上层置半人高的档板栏杆，居高临下，以便近战时战士投掷石块、鱼叉、铙钩和“木乌鸦”袭击敌人。船的中央，专门设置高大如巨桅的柏杆，多的有6根，上悬巨石，由辘轳操纵，在迫近敌船时，拉动辘轳，顷刻间连杆带石顷向敌船，使之船毁人亡。杨么自用的大楼船，装有24个车轮，每个车轮由12人踩踏，犹如水上城堡。

明清时期，官办造船业达到顶峰，朝廷对船舶的数量、种类、规格都有严格规定，对民间造船有各种限制。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官办造船厂制度的缺陷，为私营造船业的兴旺提供了条件。湘潭杨梅洲、衡阳筷子洲是船厂集中的地方，清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彭玉麟在衡阳筷子洲以军饷白银8万两加地方捐税兴建造船厂，建造战船并设营训练水师，伴随者曾，彭两人开创湘军水师的辉煌战绩，筷子洲也成为了全国第一个水师基地。

编纂:陈先枢

原载:《长沙近代工商业》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