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长沙古代工商业的回顾

古代湘江航运史略

陈凌霄

湘江得名“言与诸水相合也”（清光绪三年《善化县志·湘水释义》），从源头海洋山穿湘境入洞庭湖注入长江，沿途汇入大小支流1300多条。《水经注》引罗含《湘中记》说：“湘水之出于阳朔，则觞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

湘江干支流覆盖湖南西南至东北的绝大多数地方，在陆地交通欠发达的古代，承担了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交流的重任，在推进古代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在洞庭湖体尚未形成的上古时期，湘、资、沅、澧在洞庭湖平原交汇，汇入漫流状态的长江中。秦汉之际，湘山西南的洞庭洪水湖的水面已扩展到湘江岳阳河段，此时湘江汇入洪水湖与长江相通。

西晋初，镇南大将军杜预开凿华容运河，湘江与长江的分流汇注关系改变。长江水挟带泥沙进入洞庭湖，湘江水顺势而下，两者相互顶托，到了夏秋雨季，河道里泥沙淤积，长沙水陆洲、湘潭杨梅洲、衡阳筷子洲因此相继形成。

隋唐时期，洞庭湖已成为浩淼壮阔的水域，湘资沅澧四水及汨罗江中的舟船，经洞庭湖出入长江。宋元时期，滨临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古云梦泽已基本上消失，洞庭湖继续向西扩展，并且继续沉降，湖水深度大增，高十数丈的千人楼船可在湖中行驶，湘江入江通道更加顺畅。明清时，洞庭湖水虽然阔至900里，但水深却远不如唐宋时代。平水期常分解成若干区域性湖泊，枯水季节整个湖区有许多洲渚露出，到了冬春，湖水更是仅存如一带。

一、湘江商航鄂君启

楚怀王六年（前323年），怀王熊槐特命工尹铸造了一批铜质符节，赐给鄂君启，后世称为“鄂君启节”。启持着这些铜质的舟、车符节，可以在楚国各地免税从事水陆经商，从而开拓了长江中下游包括湘江的商业航运。

鄂君启节有舟节和车节两种。其中舟节铭文大意是：楚怀王六年，夏六月的乙亥这天，楚国的昭阳领兵在襄陵打败了晋国的军队。怀王当时居住在纪郢的游宫。怀王命大工尹雕，集尹昭、织尹逆等人为鄂君启铸造铜节。并三舟为一艘大船，将150只船并为50艘大船，一年之内返回。这些船只从启的封地鄂出发，或横渡长江，西北入黄冈的武湖、白水湖、西湖进入汉水上游，沿途经棘阳、谷城等地，途中还可转入夏水，或循江经彭泽，过枞阳，一直到淮安；或溯江西上，入湘江，经长沙达洮阳，入耒水达郴县；或溯江西航，到达木关；或直抵郢都。邑关见到铜节，免征关税。如果载运马、牛、羊出入关卡，就应向中央征税机关纳税，不由各地关邑征收。

鄂城至湖南的航线为西南路。船队自鄂城出发，一路溯江西上，进入今湖南境内。船队又分为若干小队，除转入资水、沅水、澧水和油水外，还有两队转航湘江，一支沿湘江干流继续南行航，经过今天的长沙，到达湘江源头今广西全州附近；一支驶入湘江支流耒水，到达今湖南永兴县附近。

商队贩卖的商品种类繁多，粮食是贩卖的主要商品之一，还有长松、文梓、豫章、楩栅等名贵木材以及纱、绢、绸等丝织品。长沙五里牌406号战国楚墓出土的麻布残片及其他丝织品，号称“丝绸宝库”的江陵马山砖瓦厂1号战国楚墓出土的纱、罗、锦、绣、绢绦等高级丝织物，以及素纱单衣，绣绢单衣、绣罗单衣、黄绢单衣、绣绢棉衣、织绵、棉衣、朱绢绣花裤等，再现了当时楚国高超的纺织技术水平。此外，楚国的漆器、彩绘雕刻、竹席编织、玻璃制品等也是启贩运贸易的主要货物。因铭文规定舟运马、牛、羊过关均需纳税，可见启所贩运的货物中也有六畜。所谓“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断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正是当时商品交换活跃的写照。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中，就记载有当时各地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名称及价格，如六畜以及丝、夏衣、冬衣、麻等货物的销售行情。

启的船队大都要远涉重湖，或溯江破浪，或顺江劈波。在长江、大湖中用单船航运，舟船很容易被风浪击沉，造成舟覆货损的惨事。为了能够运输更多货物与保证在江湖行舟的安全，船队创造了长江流域乃至我国内河水运史上最早的编队运输方式——“屯三舟为一舿”，就是把三条船只并连成为一只大舟，相并后的舟船，相当于春秋时期吴国建造的一艘艅艎（吴王大舰名。后泛指大船、大型战舰。）一个船队一次出航可以有50艘艅艎的规模。具体的编队方法是将一艘大船居于中间，两侧各并一条小船，这种编队方法使船舶航行时有很好的稳定性，保证航行的安全。直到现代，我国内河运输中仍沿用这种梭型船队的编队方法。

自鄂君启在长江流域开启商业性航运以来，古代商业性航运有了较快发展，湘江作为湖湘地区主要运输通道也逐渐为人们所重视。100年后，秦始皇修筑灵渠，湘江成为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纽带。至汉，大多数四川巨贾，经岷江，下长江，转湘江，过灵渠，入漓江，行珠江直达广州，来往于成都、广州之间贩运经商。长沙马王堆2号汉墓中出土漆器200件，均烙印有“成都草（造）”的字样。

唐朝经济发达，商业繁荣，湘江货运繁盛一时。贩卖川货的蜀商经益州、荆州，溯湘江至长沙、永州。此外，自扬州向长沙一带运盐，返程载长沙窑瓷器的货运船只也相当多。唐德宗贞元年间，湘潭县尉郑德璘一次乘船到江夏探亲，在黄鹤楼下江边码头上遇见了备舟贩盐的巨商韦生，相识后两舟同行抵达湘潭。韦生就是航行于扬州、长沙之间的盐商。唐乾宁三年（907），马殷割据湖南。为了同中原保持朝贡关系，他在河南洛阳、唐河、湖北襄阳、钟祥、天门立邸务卖茶，并取消商税，于是“四方商旅辐辏。”可见当时由长沙经长江入汉水至洛阳是一条繁荣的水上通道。

两宋时期，长江流域的商航货运兴盛空前。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长江流域商品经济及商业贸易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沿江的江湖6路和两川4路不仅是宋王朝的粮仓，而且也是全国手工业品产量最高的地区。这里生产的大米及其他粮食、食盐、茶叶、丝绸、铜铁器皿、瓷器等，绝大部分被政府收购专卖或经商贾运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以这些产品为主要货源，依托长江干支流，舟船贩运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兴隆起来。在长江干支流或跨流域贩运贸易的商贾，拥有相当大的经济和航运力量，如湘潭商人李迁，在江、湖间贩运贸易，一年获利数千万贯。

明代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生产的快速发展促进了贸易的兴旺。湖南盛产棉花，棉纺织业也很发达，大批商人经湘江贩运棉花至两广，而棉布多销往北方。由于明代早期“开中法”（即纳米支盐）的实行，朝廷招商人运米供给军食，以换取大量食盐贩卖，因此商粮的运输量很大。湘江成为向江、浙地区运输粮食的固定航线。湖南茶叶价格低廉，由政府招商水运至陕西汉中府、兴安州、四川保宁府和夔州府销售，其中安化黑茶更被远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到了清朝，湖南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长沙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湘江航运空前活跃，粮食仍然是运输主要货品之一。雍正十二年，湖广总督迈柱在一份呈奏中估计该年自汉口运往江浙的大米为1000万石，大部分来自湖南。至嘉庆、道光时，湖南运往汉口的商粮更多，当时汉口存米已达2000万石。巴陵织布业发展迅速，盛产“都布”。“吴客在长沙、湘潭、益阳者，来鹿角市之……岁会钱可二十万缗。”除了运输粮食、木材、纺织品、食盐、茶叶、瓷器等传统大宗货物，湘江中运量较大的还有自云南的滇铜。据《云南通志》卷46《食货·矿务》和《铜政便览》等史籍记载，自乾隆五年至嘉庆十六年，71年间湖南采办铜达2204万斤。

二、军输漕运灵渠始

“六王毕，四海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六国、平定中原后，立即派出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接着，又挥师五十万南下，平定“百越”。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齐鲁旧地，登泰山封禅。当时，向岭南推进的统一战争已进行了近3年，秦军在五岭一带遇到了岭南越人西瓯部的顽强顽抗，五岭山脉又阻隔了军需品供给。根据《淮南子》记载，秦兵“伏尸流血数十万”，主将屠睢也战死沙场，剩下的人马全部退到今湖南、江西南部边界一带，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秦军“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为了激励南征将士的士气、解决粮草等军事物资的运输，秦始皇东巡回程便乘船浮江西上，入洞庭至湘水巡视前线。船队到达湘江岸边的湘山（今君山）时，突遇大风不能前进。他便怒遣徒3000人，砍伐并焚烧了湘山上的所有树木，然后“自南郡由武关归”。

虽然秦始皇未能深入前线，但为保证南下军队给养，应付长期作战的需要，作出了“使监禄凿渠运粮”的重大决策。于是，秦军在修筑攀越五岭的峤道同时，开挖了连接长江水系（湘江）和珠江水系（漓江）、沟通南北水路运输的灵渠。

在地理上，湘江上游海洋河在兴安县城附近，与源自猫儿山的漓江支流灵河十分靠近，两水只隔着一个低矮的分水岭——越城峤，直线距离只有2.5公里，而两水的水位差只有6米。将越城峤上的太史庙山挖掉以筑渠，即可把湘水引进始安水。建造灵渠就是要把湘江水引进灵河的支流始安水，达到沟通漓江的目的。

灵渠由铧堤、渠道、天平、秦堤、陡门等部分组成。工程以一条拦江大坝为渠首，坝堤在铧嘴两侧呈“人”字形伸向南北。其中斜向北渠的一段长380米，称为大天平；斜向南渠的一段长120米，叫做小天平。整个堤坝前尖后阔，形似犁铧，是灵渠工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铧堤建有高7尺、长40丈的铧嘴，形如中流砥柱，直指海洋河（湘江上源）主流方向，把河水南北隔开，形成三七分流之势，构成了自湘江进北渠，过水塘经南渠入漓江的一条完整而独特的人工航道。以铧堤为分界的北南二渠，是灵渠的主体工程，总长约34公里。渠漕宽度为5～7米，水深1～2米。北渠为人工渠道，与湘江衔接，长约4公里，南渠合于漓江，全长30公里，自牯牛陡以下是宽达数十米的自然河道。秦堤长约3公里，高达5米，处在南渠入口的关键位置，起着拦水保渠的作用。泄水天平位于南陡口下游约1.5公里处，长42米，内堤宽6.3米，外堤宽11.5米，其作用是泄洪护渠。

陡门相当于今天的船闸，用以集中升降，提高水位，储存流水，保证舟船通航。根据灵渠陡门的宽度，人们曾推算秦汉时航行于灵渠中的船只大致长20米、宽约5米，载重量可达500～600斛，约合20～30吨。显然，用这样的船只运粮，无疑比人力、畜力的运输能力提高了许多倍。

灵渠建成后，岭南战争形势立即逆转。进入岭南一带的秦军很快得到了粮食的补给，于是迅速发起了对岭南越人的攻击，取得了秦军进入岭南后的第一个胜利。尽管越人抵抗激烈，但秦军依靠灵渠的便利，不断增兵和满足辎重需要，经过几年的征战，最终彻底击败越人。取得全国统一后，秦在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

灵渠的建成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成为连接中原与岭南的唯一内河通道：从中原可经汉水、长江进入洞庭湖，溯湘江而上过灵渠抵漓江，进入珠江水系，可达南海；往西经珠江上源的左右江和红水河可达云贵边境；由珠江支流东江可达福建，由北江可到湖南南部。隋代开通南北大运河后，广州船只可直抵京城西安、洛阳、开封和北京。而湘江作为交通两大水系的纽带，航运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

自公元前214年凿成通航至1956年最后停运，历代中央王朝利用灵渠之便，从而把岭南和中原地区紧密联系起来，维护了岭南地区的稳定和国家统一。

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伏波将军路博德等率江淮以南的“楼船军”十余万人，从今江西南昌浮江而上，入洞庭溯湘江、过灵渠下漓江，抵达两广地区，平定南越吕嘉叛乱。汉朝这番讨伐南越，由于灵渠确保了军队的后勤保障，楼船军所向披靡。元鼎六年（前111年）冬，吕嘉所率的南越国军只在寻陕与石门抵挡了一阵，便土崩瓦解，作鸟兽散。吕嘉残部乘船西去，沿今广东西南海岸逃向南方。汉朝水陆大军尾追其后，“自徐闻南入海，得大洲，东西南北方千里”，这便是海南岛全境。前110年，路博德率军攻下海南岛，设置珠崖郡、儋耳郡两郡，开始了中原王朝对海南的直接统治。一千多年之后，苏东坡被贬海南，曾著文《伏波将军庙碑》称颂伏波将军平定南越、“开九郡”的功德。

东汉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趾女子徵侧、徵贰因与太守孙定不和，起兵反汉。因为她们是交趾贵族中颇有影响的人物，所以兵势很大，不久，就占据了交趾、九真的大部分地区，而九真、日南、合浦地区也起兵响应，占据岭外六十余城，徵贰自立为王。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率军平交趾叛乱，行军路线也是行循湘江经灵渠、入漓江南进。部队到合浦时，段志去世，皇帝下诏书命马援兼领其军。于是，马援统军随山开路，长驱直入千余里。建武十八年(42)春，马援率军到达浪泊，与敌大战，攻破其军，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马援乘胜进击，在禁溪一带数败徵侧，敌众四散奔逃。第二年正月，诛杀了徵侧、徵贰，传首洛阳。朝廷封马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

当年马援南下时，遇到灵渠淤塞航运难行。为了取得战争胜利，解决粮饷等后勤运输问题，曾重修灵渠，因此被后人奉为修浚灵渠的四贤之一。

汉代以来，随着长江流域与岭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灵渠的通航作用，不仅仅用于局限在军事运输上，更有益于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

东汉建初八年（83年），大司农郑弘奏开零陵（今广西全州）至桂阳（今郴州）峤道，以便将旧交趾7郡（今岭南两广地区）的税赋漕粮沿湘水渡大江，循汉水到京都洛阳。

西晋太康元年（280年），驻襄阳大将军杜预率师灭吴。为有效控制湘南及两广地区，缩短漕运的航程，杜预在华容开凿了湖南境内的第一条运河－－调弦河，同时疏浚夏水。《晋书·杜预传》载：“预乃开扬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自此，夏水至巴陵千余里水道开通，湘南及两广地区的漕粮便可溯漓江经灵渠至湘江、至洞庭湖入调弦河、经石首渡长江航夏水、溯汉水抵洛阳。不但避开了长江的风险，还缩短航程600多公里，漕运更加便捷。

唐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由永州司马再贬为柳州刺史。他自零陵乘船溯湘江经灵渠，下漓江、入桂江，再由浔江逆流而上至柳州。

唐乾符六年（879年）十月，黄巢起义军从闽入粤、桂，遭疫北还。编大木排沿漓江经灵渠至湘江，直下潭州（今长沙）。

清人陈元龙在《重修灵渠石堤陡门记》中说：“陡河（即灵渠）虽小，实三楚两广之咽喉，行军馈粮，以及商贾百货之流通，唯此一水是赖。”经历代的不断维护与改进，灵渠一直保持畅通。到清道光年间，它依然呈现着“帆樯相错，悉庆安澜”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