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长沙古代工商业的回顾

第一章  长沙古代工商业的回顾

    长沙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商贸名城，与商贸直接相关的手工业在历史上也显赫一时。商周时期长沙地区就有了较大规模的商品交换，并开始使用货币。“长沙，楚之粟也”。唐代每年都有大批税米运往京都，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三军之众待此而强”的美名，潭州集市出现了“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瓮亦隐几”的盛况。长沙是中国陶瓷之路的起点，晚唐长沙窑首创釉下彩工艺，产品远销10多个国家。五代时长沙茶叶贸易盛极一时。宋代出现了“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的繁华市景。元代潭州的油漆颜料广告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印刷广告实物。明代长沙府提出“聚四方之财，供一方之利”的战略，耗巨资开河通商，蔚为壮观，长沙成为中国四大茶市之一。到清代又成为中国四大米市之一、五大陶都之一。

楚汉时期：早熟的商品经济

陈先枢

长沙商业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吋期的楚国便具有了商品经济的雏形。著名学者郭仁成在《楚国经济史新论》一书中说：“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商业是同农业、手工业同步发展的，其社会经济是一种早熟的商品经济。”到汉代，长沙对外地的商品交换更趋频繁。

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晋师伐楚，随武子就认为楚国“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断定楚不可伐。早在殷商时代，楚人便与殷商有密切的商业往来，殷人最早使用海贝作为货币，楚人独用称为蚁鼻钱的铜贝。湖南省博物馆1959年刊印的《长沙楚墓》证实，蚁鼻钱、郢爰等楚国货币，在长沙楚墓中均有出土。郢爰是黄金货币，长沙五里牌5号楚墓、仰天湖2号楚墓都出土了“郢爰”泥金钣。而砝码、天平等称量器的大量出土，则从侧面反映了长沙地区黄金货币的流行。因为天平、砝码，与称量黄金货币密切相关。正是由于贸易扩大、商品经济发展，于是才有了货币的发明。据《一统志》载，“楚铸钱处”就在长沙的铜官。

楚国鼓励跟各地发展贸易，重农而不抑商。那时国家、官府垄断着工商业。从著名的《鄂君启节》可知，楚怀王的弟弟鄂君昭阳，是楚国的大司马、柱国，同时又是一个大商人。他拥有一支陆路可带50乘车、水路可带l50艘船的商队。这支商队从鄂地出发，出汉水，经长沙，入耒水，南向鄙(今永兴)，抵洮阳(今广西全州)，水陆并进，无处不往，几乎可到达南国各地，进行商业贸易。

“楚材晋用”这个成语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最初讲的是：蔡声子使晋过楚，令尹子木问他：“晋大夫与楚孰贤?”他说：“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这就说明，楚国的木材和皮革已远销三晋。

当时，长沙城已初具规模。目前长沙地区已发掘春秋战国楚墓3000余座，这说明楚人已聚居长沙，而土著人口肯定更多。区内手工业发达，市井繁荣，已有较为集中的水井出现。l987—1988年，在长沙五一广场地下商场工地，发现古井l6个，其中战国水井4个。在其附近的中山商业大厦工地，也有战国水井发现，并发现一处陶器作坊遗址。水井的出现，与人口的聚居和商品的交易有着密切关系。《管子》曰：“处商必就市井。”古代“市”与“井”紧密相连，如此集中的水井显示着长沙城市商品市场的初步形成。

1980年发掘的长沙市五里牌战国木槨墓，出土漆器15件，其中有剑鞘、木琴、漆奁盒、羽觞、漆虎子、木俑、漆卮、木梳、篦、木器座和木架座。漆器种类之多，说明长沙人在当时已普遍使用漆器，漆器的生产已有相当规模。长沙杨家湾所出土的羽觞上有圆形、三角形或方形戳印，沙湖桥19号墓出土的一件羽觞底部有漆书“某里×”。在其他地点出土的漆器也发现有形状、大小、文字完全相同的戳印。据推测，当时可能已出现较大规模的自产自销的漆器私营作坊。戳印的作用是标明生产地点和经营单位，已具备商号和商标的初步功能。

秦一统天下，商业贸易更趋便达。秦在湖南开凿灵渠，沟通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秦代交通的发展,促进了湖南与南越诸国的商业往来。

西汉初，长沙国货币的铸造与流通十分发达。马王堆1号汉墓岀土泥“郢称”300余块、泥“半两”40篓，每篓约2500—3000枚。“郢称”属楚国的一种称量货币，在吴氏长沙国流行，是继承楚地方性铸币的结果。汉文帝时，长沙岀现了最早的铁钱，1960年发掘的砂子塘5号墓中出土了“铁半两”钱33枚。汉武帝时始铸五铢钱，1957年《长沙沙湖桥一带西汉古墓发掘报告》载，34座墓有25座岀土有泥半两和泥五铢。清光绪《湖南通志·食货》载，汉长沙国郴衡有“铁五铢”出土。又载，铸钱处“在长沙县北里楚铸钱处。先天之际，郴衡钱才有轮郭锡铁五铢之属，皆可用之，或镕锡模钱，须臾千百”。

汉初长沙国与南越国等的商品交换十分频繁。《汉书·两粤传》载，长沙国的铁器主要输往两粤，通过关市贸易，双方长期存在着密切的商贸往来。广州巿南越王墓共岀土铁器150余件，有兵器、农具和生活器具，据考证，大多数是长沙国供应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有些木胎上烙有“成市草”、“成市饱”、“南乡口”等商号标志。“成市”就是今天的四川成都市，一部分漆器是从当时的巴蜀地区输入的。由此可见，西汉长沙地区与外地的商业往来较前代更为广泛。

到东汉，长沙商业更趋繁荣，加之交通发达，长沙已成为南接南越、北达江淮的水运中转港，与吴(今江苏苏州)、会稽(治今浙江绍兴)、豫章(治今江西南昌)、丹阳(今安徽当涂)并列为江南五大商业中心。

六朝至五代：三秦待此而饱 六军待此而强

陈先枢

从六朝开始，长沙开始有大量粮食外运，陶瓷和茶叶的生产和贸易也独步一时。《旧唐书·刘晏传》曾有这样的记载：“潭、衡、桂阳，必多积谷。关辅汲汲，只缘兵粮。漕引潇湘、洞庭，万里几日，沦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文中“潭”即潭州，亦即长沙。

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三国的东吴到东晋，直至南朝宋、齐、梁、陈，都以建康(西晋时称建业，今南京市)为首都，史称六朝。在这一时期湖南一直在六朝的势力范围之内。三国时长沙属吴，是吴国西陲重镇，贸易发展很快，形成许多集市。商人们争相租赁集市摊位，摊主需向巿吏缴纳“地僦钱”。1996年长沙走马楼22号古井岀土10多万枚孙吴简牍，通过清理，发现不少“临湘(长沙)谨列邑下居民收地僦钱人名为簿”的竹简，可见当时长沙集市贸易已相当规范，并颇具规模。

萧梁时的庾肩吾在《谢湘东王赉米启》中说：“味重新城，香逾涝水，连舟入浦，似彦伯之南归；积地为山，疑马援之西至。”“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六朝时长沙地区的粮食产量相当大，粮食已大量外调，长沙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地和供应地。

到唐中叶，湖南已成为唐王朝的主要粮食供应地，每年都有大量的粮食北运。唐代长沙成为中国南方农副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和交换中心，沿江一带形成了一些集市，城内货肆行铺林立，初步形成了一座商业城市。唐大历三年(768年)，流寓长沙的大诗人杜甫写下了“茅斋定王城廓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瓮亦隐几”的诗句。说明唐代长沙城已有较为发达的集市。

当时长沙对外商道较为便捷,沿湘江入洞庭，顺长江而下可达扬州、宁波等地；往北通中原的商道，即所谓“零桂之漕”的路线，从长江进汉水、荆襄,达中原；西通巴、蜀之路，多由长江而上，也可通过澧水和沅水的支流酉水，与巴蜀沟通；通岭南之路,一是通过汉水，从江西的江州、赣州，过大庾岭至广州；二是从巴陵、潭州逆湘江上,通过灵渠、漓水到达两广。

晚唐长沙窑是中国釉下彩陶瓷的发源地，也是世界陶瓷“丝绸之路”的起点，其陶瓷产品远销世界各地。1983年，在扬州出土了一件题有阿拉伯文字“真主最伟大”的长沙窑背水壶。可见，这种背水壶是一种专供外销的产品。在外销的长沙窑陶瓷器中，以褐斑贴花瓷器最多。这种贴花图案大多具有浓厚的中亚、西亚风格，如有胡人乐舞、狮子及对鸟椰枣图案。这类陶瓷器主要销往中亚、西亚地区。有的瓷器则以同佛教有关的莲花作为装饰，主要销往印度和东南亚等地区。

长沙窑陶瓷器上有关商业、商人的题诗，也能反映出当时长沙商品经济的发展。如“人归千里去，心画一盔中，莫虚前途远,开航逐便风”，反映出商人开拓市场、千里奔走、一往无前的积极心态。另一首诗“小水通大河，山深鸟雀多，主人看客好，曲路亦相过”，则反映商人们四处贩运、寻找市场的顽强精神。在商品上直接做广告是长沙窑商的一大发明。陶瓷器上所书的文字除诗文、联句、谚语、俗语、成语外，还有不少广告宣传文字。如朝鲜出土的长沙窑瓷壶上就书写有“卞家小口天下有名”、“郑家小口天下第一”。以姓氏作商号的名称,可以说是长沙商号命名的最初形式。长沙还出土有釉下褐彩“陈家美春酒”题字壶，“陈家”即为商号，而“美春”即为商标。

五代时，马殷占据湖南，以长沙为都城，建立了楚国。马殷“土宇既广，乃养士息民”，在政治上采取上奉天子、下抚士民的保境息民政策，同时奉行奖励农桑、发展茶叶、倡导纺织、重视商业贸易的经济政策。清吴任臣著《十国春秋·楚武穆王世家》载：“是时王关市无征，四方商旅闻风辐辏。”为了便于发展境内外商业，马殷采纳大臣高郁的建议，铸造铅、铁钱，在境内流通。为发展茶叶贸易，马楚政权采取了“令民自造茶”、“听民售茶北客”的宽松政策，让百姓自己制造茶叶“以通商旅”，而政府收取税收，每年收入“凡百万计”。同时，又利用在全国各地设置的商业货栈——回图务，组织商人收购茶叶。茶商号“八床主人”，运往各商业销售点，转卖给中原地区的商人，换回战马和丝织品，获利甚厚，“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茶税成为马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八床主人”是至今所发现历史文献中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湖南商号名称,已有千余年历史。

宋元时期：长沙十万户  游女似京都

陈先枢

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很快，而湘江之畔的潭州，位居先进城市之列，居民数量在20万以上。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曾列举宋代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6处，潭州(长沙)位列其中。北宋诗人张祁《渡湘江》诗曰：“晴日花争发，丰年酒易酤。长沙十万户, 游女似京都。”生动地描绘了潭州人户之繁，商业之盛。

宋代，长沙坊市制度崩溃，夜市解禁，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南宋时，长沙书院大兴，来长沙就读的学生更是无以数计，有“马饮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之称。文化教育事业的昌盛，带来了市井的极大繁华，长沙城内兴起了夜市、早市、庙市，经营各类商品的大小店铺、酒楼、饮食店、旅店以及金银钞引交易铺遍布城内大街小巷。宋诗中有不少描述长沙酒旗的佳句，如范成大《泊湘江鱼口滩》诗“趁客卖鱼双浆急，沿江沽酒小旗寒”等。宋代词人王以宁在《水调歌头·裴公亭怀古》中所吟“人在子亭高处，下望长沙城廓，猎猎酒帘风”更把长沙城廓与猎猎酒旗融会在一起，与唐代诗人杜牧的“水村山郭酒旗风”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文化教育事业相关联的产业也迅速发展。如长沙的刻书业就盛行于书院兴旺之时，北宋长沙坊刻的《百家词》127卷保存至今。同时，服务于文教事业的造纸业、笔墨砚石业也

盛极一时。宋代潭州城内形成多处制墨业的集中地区。元陆友《墨史》载：宋代长沙多墨工，“州之大街之西，安业坊有烟墨上、下巷；永丰坊有烟墨上巷。”尤以著名墨工胡景纯制造的胡氏墨“千金獭髓”最为有名。

宋代长沙仍旧是南方著名的米市、茶市。当时，湖南的农业、手工业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位居全国前列。南宋叶适《水心文集》说：湖南“地之所产，米最盛，民计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这就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

商业繁盛使商税大幅度增长。潭州是商税增长较快的城市和地区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全国岁收1万贯商税的城市共计204座，而潭州在州城及各县商税为9．2万贯，比成都的8．9万贯商税还要多。排在襄州、扬州、苏州、福州、广州之前，仅次于杭州、开封、楚州，在全国居第4位。

随着交通的拓展和经济的发展，两浙、闽、广一带的商人涌入湖南进行贩茶、贩盐、贩米贸易的日益增多。潭州是湖南地区产茶最多的州，《宋会要辑稿·食货》载有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湖南各州县产茶数，总数为l76万多斤，而潭州所属各县为l03万斤，约占总量的60％。每到产茶时节，这些客商就“聚在山间，般(搬)贩私茶”。南宋范成大《骖鸾录》记载：潭州槠州市(今株洲市)，地当舟车来往之中，居民繁盛，“交易甚伙”。潭州城内的商品贸易更为兴盛，铜器、茶、茶具及各种农副产品大量涌向市场。长沙茶叶研制精致，品位极高，宋代士大夫多把它作为珍品，并以此互相炫耀。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称：“长沙造茶品极精致。工值之厚，轻重等白金。士大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以相夸侈。”

元代实行重商政策，商税很轻，最高三十税一,最低六十取一。随着南北的大一统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湖南商业有相当的发展。当时湖南地区的茶叶、棉布、矿产品都大量进入市场，商业十分繁盛。潭州“李日新”商号“自具工本”煎烹的矾，十分之八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淮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的贸易有增无减，每年运销湖南的淮盐达数千万斤。长沙与全国各地的商业联系日益密切，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所著《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元代沿长江的新兴商业大城市中便有潭州。元代诗人陈孚在咏潭州的诗中有“百万人家簇绮罗，丛祠无数舞婆娑”之句，也印证元代潭州市井的繁华不逊于前代。

1985年，在湖南沅陵双桥元墓中出土了两张元代潭州油漆颜料广告实物，今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广告系用黄色毛边纸制作,一尺见方，完整无缺，四周印有花边图案，右上方的文字为：“潭州升平坊内，白塔街大尼寺相对住危家，自烧洗无比鲜红、紫艳上等银朱、水花二珠、雌黄，坚实匙筋。买者请将油漆试验，便见颜色与众不同。四远主顾请认门首红字高牌为记。”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的有完整广告文的印刷广告实物。这则广告活生生地勾画了元代长沙油漆店主的推销艺术。广告文字不长，却把产品生产、销售的地址、产品的质量、店铺的商号都展示出来，尤其令人玩味的是，它提醒消费者，产品是过得硬的，可以“将油漆试验，便见颜色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