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长沙近代工业的起步

我所创办的三家民营工厂

彭虞阶

我省最早的民营机制卷烟厂是华昌烟草公司；最早的民营机制纸厂是天伦纸厂；最早的民营胶版印刷厂是天伦印刷厂。我是这三个厂的创办人。兹就记忆所及，把当年创办经过略述于下。

一、华昌烟草公司

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年)，我出生于长沙西乡一个贫农家里(现在属望城县雷锋公社坪山大队)。从我家最初的最况来说，是不可能办工厂的。后来竟能办起几家工厂，有个发展过程。

原来，我家老少二十余人，长兄早夭，五哥彭尧阶成了全家唯一的劳动力。当时，作为雇农的五哥，除了给财主帮工外，有时也进长沙城买点日常需用的东西，如食盐、锄头等。我家距长沙城不远，当天可以往返，一些邻近的妇女趁他进城之便，托他销售自制的麻线。他看到这个买卖有小利可图，而需要本钱不多，加工较易，脱手较快，就辞掉帮工，专做麻线买卖。作法是，从村妇手中把粗制的麻线收购起来，再在家里进行加工，经过蒸煮、漂染、整理，然后挑到城里出售。每次利润虽不多，但日积月累，稍有积蓄。五哥比我大十五岁，我从小就跟他做小生意。清宣统年间，我们在长沙市上太平街租了一间进身四十市尺、宽二十七市尺的铺面经营麻线、带子、手巾等零星杂货，招牌是“彭恒升”。

从此，由农村小贩成了城市小商。辛亥革命后，我们又逐渐由小商成为有一定经营能力的商号，于是赴汉口、上海购进颜料和棉纱等货物，既做批发，又做零售。一九二六年我三十一岁时，老母去世，兄弟叔侄分家，我分得银元八千多元，独资在长沙西长街开设与棉纱颜料直接有关的“福民丝光线漂染厂”。厂房较大，前店后厂，自产自销，颇有盈余(当然是直接间接剥削而来)。从此，我独资经营，在店里占有一定资本，在乡下购置了一些田产。

一九二七年，我看到许多人由吸水烟改为吸纸烟，纸烟供不应求，考虑到湖南没有机制纸烟厂，而办这种二厂花钱不多，获利又大，遂于是年在长沙市上碧湘街独资开设了我省第一家民营机制卷烟厂。这个厂叫“中国华昌烟草公司”，投资银元二万余元，有卷烟机一台，配备了磨刀机，烘丝机、切丝机、压筋机等设备。扯筋(从烟叶上抽去烟筋)、打包还是用人工。实际是半机械化生产。全厂职工二百余人。烟叶购自河南许昌。最初生产的香烟叫“曼丽牌”，以后又增加“岳麓牌”和“革命牌”。“曼丽牌”和“岳麓牌”都是十支装，烟盒用硬壳纸，在长沙印制。为了降低成本，适应广大劳动群众的购买力，“革命牌”用百支装大扁盒装。日产纸烟五百一十八箱(每箱五万支)。

我厂产的纸烟投入市场后，城镇居民看到这是国产新牌纸烟，都踊跃贩购，销路还好。因而引起了英美烟草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注意。他们便把“哈德门”、“海盗牌”、“黄金龙”、“白金龙”、“小炮台”、“大前门”等香烟向我省大量降价倾销，甚至免费奉送，企图挤垮我厂所产的纸烟。从资金、设备、技术、包装和成本等各方面来说，我厂是无法与他们抗衡的。加上当时政府对卷烟课税很重，购进原材料要纳税，产品出厂要纳税、地方还要收取各种附加税，这就大大增加了产品的成本，使我厂产品在市场上失去了竞争能力。结果我厂被迫于一九三○年宣告歇业，前后仅支撑三年。

烟厂歇业后，这套赔钱的澄烟设备，想变卖也无人过问，只好运往乡下搁置起来。二十多年的辛勤攒积，毁于一旦，自觉可惜；但我并不甘心失败，认为并非经营上的过失，而是外力侵凌所致，自信总有东山再起之日。因此继续开办“福民米厂”、“裕民木线厂”，从而保存了一点经济力量。

一九四○年，日军侵入华中、华南地区，上海、青岛等地香烟来源断绝，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市场上纸烟甚缺，我认为机不可失，决定重开烟厂。当时长沙常遭敌机轰炸，设厂很不安全，我便把搁置了十年之久的设备运到邵阳双江口设厂开工。厂名仍为“中国华昌烟草公司”。烟叶购自广东南雄。营业处设在邵阳县城曹婆井。但因限予资金，开始只能生产烟丝。到这年下半年，才生产卷烟。那时邵阳无发电厂，烟厂的动力全靠人力，要用十六个人用脚踩带动卷烟机。卷烟机上的电熨斗则改为木炭熨斗。生产条件差，产量也低，但产品销路很好，因而仍有相当的盈利，是个兴旺时期。

敌人占领岳阳后，屯兵新墙河一线，并未进攻长沙，战争呈胶着状态。我们在邵阳搞了两年，一九四一年冬又把工厂迁回长沙西乡(现长沙郊区望城坡砖石湾)，添置了小型卷烟机二台，同时雇用女工作手工卷烟，每二至三天可生产相当一辆汽车的装载量(三十大箱)的卷烟。产品远销桂林、贵阳、昆明、重庆等西南大后方各城镇。烟叶来源于广东南雄，贵州贵定、云南昆明，以南雄、贵定为主。产品的商标是“美曼丽牌”和“金狮牌”，后来扩大生产规模，将厂名改为“联兴烟厂”，商标改为“金丝”。职工包括临时工共有四百多人，多系家中子侄、亲朋戚友，邻里故旧。因大家同心合力，生产和业务发展比较顺利，烟厂也就有了一点名声。

一九四四年六月，长沙沦陷，烟厂先迁宁乡黄材，继迁桃源陬溪，继续开工生产。但原材料来源困难，运输又不方便，加上工厂辗转迁移，不无损失，生产规模逐渐缩小。幸有随厂逃难的职工协力维持，烟厂才得保全。当时，我们用的卷烟纸是以高价从沦陷区买来的，纸有两种类型：一叫盘纸，装上卷烟机就可使用，本国不产，要靠进口；一种叫令纸，只适合手工卷烟用。当盘纸缺货时，只好用令纸代替。可是手续比较麻烦，先要将纸裁切成纸条，并缠成盘状，才能上机使肘。我们不嫌麻烦，还是坚持了用这种纸生产。印刷烟盒商标也有困难。当时本省没有机制纸厂，不生产招贴纸，我们就用浏阳生产的手工磨光纸(又名夹贡纸)来做烟盒，用石印机印刷，质量当然差些，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只好马虎一点了。由于在经营烟厂中遇到纸张与印刷困难，使我产生了在我省兴建机制纸厂和胶版印刷厂的想法。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烟厂迁到长沙市上黎家坡，改名为“兴中烟厂”；这时，原料来源比抗战时期广阔多了：烟叶有贵州的贵定叶、云南的昆明叶，河南的许昌时叶。卷烟盘纸一部分由美国进口，一部分来源于四川宜宾的中元纸厂和上海的华丰纸厂。动力则仍用木炭作燃料的汽车引擎。因产品畅销获利较多，又陆续从上海增购了卷烟机。到一九四六年业已拥有大型卷烟机六台。一九四七年，兴中烟厂又改名为“联兴烟厂”。全厂职工(包括计件临时工)最多时达六百余人，其中固定工占一半，是当时长沙市八家机制卷烟厂中规模较大的一家。从华昌烟草公司到联兴烟厂，招牌虽经多次更易，经理也曾几番换人，就企业来说，财是一脉相承的。

这个厂(公司)的首任经理是彭瑞初(一九二七到一九三○年)，二任经理是刘山鳌(一九三一到一九四一年)，三任经理是彭德生(一九四三年)，四任经理是易运容(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五任经理是易贵荣(一九四六年)，六任经理是彭瑞强(一九四七年)。彭瑞强任经理期间，我在厂里虽没有担任实际职务，仍以董事长身分主持筹划一切。我见原材料供应和销路都比较好，便集中精力搞好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由于烟厂投资少，生产周期短，原材料采购方便，技术要求不高，稍加整顿后，经济效益有明显提高，资金积累到二千两黄金。与同行业相比，职工工资约高百分之十，年终红利则高百分之二十。其他职工福利，也有所增加。工厂还包饭，伙食标准也不低。

解放前夕，从汉口、上海涌来大批卷烟在长沙市倾销，市场产品供过于求。“联兴烟厂”产品的市场局限于长沙和湘西一带，销路受到影响。加以纸币恶性贬值，工厂受害不浅，生产逐渐处于半停顿状态。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大力扶持下，经营有了好转。一九五三年秋，奉准与华中烟厂合并，业务更是蒸蒸日上。一九五六年实现公私合营后，工厂迁至郴州，成了现今的郴州烟厂。

二、天伦造纸厂

抗战时期，我在重庆购买宜宾中原纸厂生产的卷烟纸时，就有待抗战胜利后在长沙开设机制纸厂的想法。我觉得，从我省原材料来源、市场需要、个人资金能力等各方面的条件来说，在长沙开设机制纸厂是可能的，必要的，也是有利可图的。加上我在重庆造纸学校参观过供学生实习用的小型造纸机器，了解生产情况，对建厂的信心更足。一九四五年初，我鼓励两个亲戚的儿子马振春和刘建敏赴重庆造纸学校学习(生活费用由我负担)，为办纸厂储备了技术力量。

抗战胜利后，我办的卷烟厂规模不断扩大，卷烟纸的需要量愈来愈大，促使我下决心自己造纸。同时，考虑到长沙不能印刷高质量的卷烟商标，又决定筹办胶版印刷厂。

兴办这两个工厂，估计所需的资本要黄金八百两。一九四六年冬，我从烟厂自己的股份项下提出资金折合黄金六百多两，不够部分，又出卖了部分田产。

天伦造纸厂始建于一九四七年初。厂址选在长沙市牛头洲，设备大都是向重庆定购的，计有杨吉氏造纸机一台，荷兰氏打浆机三台，蒸煮球一台。马振奋从重庆造纸学校毕业后，即回天伦造纸厂任厂长。 

天伦造纸厂开工时，长沙虽有电力，但过江电缆毁于抗战时期，只好用木炭、煤炭发生炉的煤气驱动旧汽车引擎作动力，蒸气也是用修补的小型锅炉提供的。

技术力量，有马振春和从重庆请来的左文虎、李忠山等。我的长子彭瑞涛也参加了筹备工作。一九四八年八月正式投产。原料用的是竹麻丝，出自江西万载和本省浏阳张坊一带。生产的纸有白版纸、包装纸、道林纸、胶版印刷纸。因无压光机，只能生产一面光的纸。当时纸张销路很好。积累的利润也就较多，于是进一步扩充了生产设备。一九四九年湖南和平解放时，全厂有职工二百多人，日产纸一至二吨，成为当时省内规模较大的民营工厂之一。

解放后，在党的扶植下，纸厂得到发展。收购了与天伦一墙之隔的民营湘中水泥厂，租了两栋私人房屋，厂区面积扩大了一倍。人事也作了调整：经理彭瑞涛，副经理王振春、彭瑞泉。设备也有增加，到一九五一年，造纸机已有三台，日可产纸三吨以上。还添置了一座英国造的两吨锅炉，以及其他一些辅助设备。横跨湘江的电缆予一九五○年修复输电后，纸厂就改用电力作动力。职工人数由创办时的二百多人增加到四百余人。原材料除沿用竹麻丝外，还加用废纸、稻草、芦苇。一九五一年工商登记时，资产总值为新人民币十四万多元。

这时，纸厂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设备陈旧不全，机械化程度低。原料仍要用人力运进蒸煮球，然后又运到叩解工序。成品也要由人力运到整理车间和仓库。成本高，利润薄。为了保护国内造纸工业，政务院给海关下了限制纸张进口的指示。这样，就使国内造纸工业逐步得到发展。一九五○年春，我又派出彭瑞涛、彭瑞泉、彭瑜龙三人参加长沙市工商联北上参观团，到北京造纸厂参观学习。根据他们了解的情况，我考虑在机器设备落后，机械化程度低的条件下，厂子要进一步发展是很困难的，但要增加设备，非个人财力所能办到。因此我决定参加公私合营。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天伦造纸厂与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签订了公私合营的协议，将企业的生产纳入了国家计划。它是长沙市最早的公私合营企业之一。一九五二年归入国营，由省工业厅接管。

企业实现公私合营后，私方人员都得到妥善安排，我被任为经理，后改任为副厂长，一九六三年满六十八岁时，申请退休，得到党和政府的照顾。

天伦造纸厂(现改名为橘洲纸厂)建厂三十四年以来，取得了一定成绩和经验，也有不少教训，最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当年选择厂址不当，把厂设在湘江边上的牛头洲，造成污染，不利发展。如果当时选择厂址适当，使纸厂扩建不受客观条件的局限，它的发展前途会更加广阔。

三、天伦印刷厂

我省最早的印刷工厂当首推一九一二年吴寿民等创办的湘鄂印刷公司。它的设备较为完善，有铸字机、凹版机、裁纸机、雕刻机、照相机等。但自一九二八年以后，吴氏思想趋于保守，不但不想改进经营，反而缩小业务范围。到一九三八年长沙“文夕大火”后，更是不景气了。天伦印刷厂最创办较晚，却是我省一家比较完善的民营胶版印刷厂。

我在经营烟厂时，深感长沙印刷条件太差，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特别是彩色印刷，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需要。因此，在创建天伦纸厂的同时，决定在我省创建一家胶版印刷厂。

这个厂于一九四七年筹建时，设在上黎家坡我办的联兴烟厂内(一九五○年，迁到福胜街)，作为纸厂的附属工厂；购买了上海石昇记印刷机制造厂生产的两台对开胶版印刷机，并配备了磨版机。制版沿用石印的绘石工艺。裁切则用手工。油墨等主要原材料从广州、上海购进。从武汉请来两名技师，招收青年十多人作学徒，制版技工也是以重金从外地聘请的。主要承印联兴烟厂和其他烟厂的烟盒。因印刷质量较好，业务颇为兴旺。解放后进行工商登记时，因照规定一个工厂不许跨行业登记，便独立申请为天伦印刷厂。该厂经理由我的侄儿彭瑞泉担任。在设备方面，陆续添置了电动切纸机和绘石设备。除承印包装商标外，还承印书籍封面与宣传画等。业务逐渐扩大到本省各地和湖北、广西等省。一九五二年再从上海石昇记印刷机制造厂添购对开胶版印刷机一台。一九五四年因业务关系，让出一台胶版印刷机给省新华印刷厂，同时调去技工八名支援，为该厂发展胶版印刷打下基础

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天伦印刷厂核资为人民币二万四千元，有工人三十六人，成为公私合营长沙印刷厂(即现在的长沙美术印刷厂)一车间的重要基础；彭瑞泉被安排为长沙印刷厂第一副厂长。

以上是我省民营机制卷烟、机器造纸、胶版印刷工厂创建的粗略经过。因事隔多年，全凭记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希望能得到有关同志的补充匡正。

（本文作于1983年）

利华橡胶厂的前前后后

张鉴之

长沙利华豫胶厂是民国时期湖南唯一的橡胶加工企业。厂名全称是利华橡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厂。笔者于一九五○年七月由百货商业转业并入该厂，曾任经理、厂长等职，较长时期主管计划统计工作，对该厂历史资料曾进行过收集、整理。现就所知，记述于次：

一九三七年，上海工商橡胶厂内迁长沙，经湖南省政府许可，征购黄土岭土地二十六亩，正拟动工兴建厂房，由于战场内移，乃迁往桂林。到桂林两年，因流动资金消耗殆尽，被迫将全厂设备器材残价出卖，遣散员工，厂主孙洪成返圆上海，被遣散员工中有萧伯修(湖南浏阳人)、孙世泰(湖南邵阳人)等工程技术人员在工程师阮觉施(湖南岳阳人)和部分高工同学的赞助下，集资法币一万元，在桂林设厂，定名为利华橡胶厂。一九四○年四月二日开业，以翻新、修补轮胎、生产油封，刹车皮碗、风扇带等汽车配件为主，还承接橡皮艇、防毒面具等军工产品的生产。在桂林惨淡经营四年，每年将股息红利转作资本，并动员职工将奖金、互助储金入股，至一九四三年底止，资本总额定为法币七百二十万元。

一九四四年，日军进犯湘桂，利华厂经独山、贵阳撤迁到重庆。当时，交通工具极为缺乏、撤迁者人流如潮，走走停停，费时三个多月方到达重庆，丢失一些设备器材。由于搬运费用昂贵，加之半年没有生产，损失甚重。

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江北头塘溉澜溪选好地址，因陋就简，搞些简易建筑，安装机器设备，于六月初开工，生产市场紧缺的工业交通橡胶零配件和民用透明皮鞋底，定货源源而来，业务颇为兴旺。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利华橡胶厂于这年九月重新清理财产，资产净值法币五千万元，决定另向社会征集资金五千万元，合计资本为一亿元。

一九四六年底结算，盈利一亿元，所有股红股息均转作资本，资本总额变为二亿元，并向南京政府注册，定名为“利华橡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十九名董事组成董事会，阮觉施任董事长，萧伯修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孙世泰任重庆厂经理兼厂长。

一九四七年底结算之后，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在长沙召开股东大会，决定股本升值为法币三百亿元。另向社会募股增资法币三百亿元，原设想在长沙建设一个与重庆厂规摸相当的橡胶厂。岂知法币恶性贬值，已经失掉了作为通货筹码的作用，决定原有财产按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长沙牌值折成银元，新增股金，按缴款日牌价折成银元，至十月截止，新老股份合共折成银元十四万二千余元。其中新增股份包括四亩土地折价投资在内，仅四万元，以此，长沙厂的资金不足重庆厂的二分之一。

长沙厂的筹建工作，委托新增资本中的大户曾诚意主持。长沙厂建成后，曾诚意任公司副总经理兼长沙厂经理。

从一九四八年五月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南门外大雨厂坪五十号，建起简易车间、仓库、办公楼等房屋六栋。总计建筑面积一千七百一十平方米，安装设备十七台。由于临近解放前夕，市面萧条，人心浮动，仅留七个人守厂。其余近三十名职工，全体遣散，直到一九五○年四月才接通电源，召回遣散工人，开始试行生产。

利华厂从一九四○年四月建厂，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将近十年，迭受战祸摧残和货币贬值之害，终能维持下来，据笔者分析，该厂有三个特点：一是办厂的几位主要领导人意志坚决，事业心强；二是技术力量较为雄厚，能够生产一些较高难度的产品；三是自建厂以来，连续八年均采取股红股息转作资本的方式，连职工的红利及互助储金也动员入股，凡在厂工作两年以上的职工，几乎都是股东，既不断积累了资金，同时使职工与工厂建立了体戚与共的关系，以致历尽劫难，仍能撑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利华厂的资金处理是，根据国家私营企业管理局统一部署：“全国私营企业一律按一九五○年账面财产，按照颁发的统一价格表(固定资产根据使用年限和折旧程度，估定折旧成数计算)，进行重估财产，核定资本。”重估结果，利华公司合计资产净值四十八亿六千八百五十二万元(旧人民币单位，下同)。经董事会决定，以四十亿元作为资本，分为四万股，每股十万元，转作企业公积金八亿六千八百五十二万元。申报中央私营企业管理局变更公司登记，获准发给股限字第八七八号执照。

利华豫胶厂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公私合营，一九六七年转为地方国营，更名长沙豫胶厂，厂址迁至南郊井湾子原红星林场境内。

（本文作于1987年）

编纂:陈先枢

原载:《长沙近代工商业》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