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长沙近代工业的起步

长沙开埠后近代工矿企业的发展

彭平一

由于收回利权运动的影响和湖南矿务总公司的成立，湖南采矿业特别是有色金属采矿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矿砂的大量开采，对矿砂冶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戊戌维新运动中创办的湘裕、大成两个炼锑厂仍在进行生产，两厂每年的生锑产量大约为2700吨左右。光绪三十二年，这两个炼锑厂经呈请清政府农工商分别注册为湘裕湘盛合股有限公司和大成合资有限公司。“湘裕湘盛合股有限公司：创办人黄敬兴等，售炼锑砂，股本十万两，十月初四日注册，总号设在湖南善化县，分号一设汉口、一设上海。”“大成合资有限公司：合资人黄进修等九人，售炼锑砂，资本三万两，十二月初三日注册，总号设在湖南善化县，分号一设汉口、一设上海。”

当时，大成厂的炼锑方法被其他各矿所知，从1901年开始，各地矿山纷纷开厂自炼，“数年之间，继起者达八家之多，而由旧法合股营业之蓬厂，且有百家以上也”。这些用土法冶炼的厂家，炼出来的生锑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不高。因此提炼纯锑，就成为湖南锑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1902年以后，当时的湖南巡抚俞廉三以及继任者赵尔巽都曾派学生到日本、美国和欧洲学习矿学，以求发展湖南的矿冶业。而对于湖南炼锑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梁焕奎。

梁焕奎（1868—1931），字星甫，亦字壁垣（又作辟园），晚号青郊居士。祖籍广西桂林，咸丰年间，其祖避战乱迁居湖南，落籍长沙府属湘潭县。光绪十三年（1887）入县学，为秀才，光绪十九年（1893年）考中举人。维新运动中，任湖南矿务总局文案。在担任矿务总局文案期间，将陈宝箴姻亲刘鹤龄所拾得的矿石送到汉口专门收购内地矿产的英国亨达利洋行化验，始知此矿石为锑矿。湖南矿务总局派人到各州县勘察，方发现各处锑矿。此后，梁焕奎一直关注锑矿开采和冶炼。光绪二十五年（1899），新任巡抚俞廉三决定将益阳板溪锑矿改为商办。梁焕奎多方筹措资金，甚至变卖家产，接办了板溪锑矿，组建了久通公司，派其二弟焕章坐驻矿山，整顿矿务。梁焕奎认为，“国家富源，尽在地利，而地利在矿。开采矿利在得人，非先作育人材，无从阐发地藏。”因此，他非常重视实业教育，力主创办实业学堂，培养专门人才。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调充湖南学务处文案，并受命担任湖南留日学生监督，护送仇亮、杨昌济、陈天华、刘揆一、朱德裳等35个湖南学子到日本留学。同年回国，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录取二等。委为金陵火药局提调。后因两目昏翳，改任湖南矿务总局提调。他在时任湖南巡抚的赵尔巽支持下创办了湖南实业学堂，培养采矿、化验、机械等方面人才；同时又资助三弟焕彝、四弟焕均、五弟焕廷分别赴日、美留学，全部学习矿冶，为今后建立新法炼锑的公司做准备。

光绪三十三年（1907），梁焕奎要在美国学习的三弟梁焕彝游历欧美诸国，寻找提炼低品位锑矿的先进方法。梁焕彝遍历英、法、德、荷、比等国，访知法国赫伦士米德氏的蒸馏炼锑法极宜提炼板溪等低品位锑矿砂。旋即通知国内的梁焕奎。梁焕奎得知此消息非常高兴，但购买赫氏专利及一应设备的款项甚巨，一时无从筹集。正在一筹莫展之际，适逢湘潭人杨度从日本回国为其叔父奔丧，梁焕奎即将此事商之杨度。杨度极表赞同，认为此举实湘省大利，必不可错过，并表示愿意设法筹款。光绪三十四年春，杨度奉命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他在进京途中向时任湖广总督赵尔巽、两江总督端方、山东巡抚袁树勋游说，并通过军机大臣袁世凯、张之洞“知会湖南、直隶、山东、江苏、湖北五省，拨给补助款十六万两”。久通公司得以以此款购回赫氏专利及一应设备。

宣统元年（1909），梁焕彝购得赫氏蒸馏炼锑法及一应专用设备，并聘请著名矿冶专家王宠佑博士及多名法国技师回到长沙，梁氏兄弟在长沙南门外下碧湘街一带置地设厂，开始炼制纯锑。因当时购回的专利尚未达到实际应用的程度，不能投入大规模生产，梁焕彝“潜心研究”，依据赫伦士米德氏所示原理，重新设计，反复改进，终于获得成功，不但降低了纯锑生产成本，还提高了产量和质量。于是，梁焕奎在原久通公司的基础上，正式改组成立华昌炼锑公司。梁焕奎自任董事长，梁焕均任总经理，梁焕章任驻山经理，梁焕彝以董事名义，奔走欧美各国，后又派梁焕廷任驻纽约经理处经理。同时奏请清政府商部立案，许10年专利，“在湖南专办十年，无论何国官商不得在中国境内设同样之炉座，亦不得在湖南境内设他样炼锑之炉座”。湖南全省锑矿经土法炼出生锑后，都由华昌公司代炼纯锑，并统一使用华昌公司的“双环”商标。华昌公司炼的纯锑经欧美各国化验所化验，其成色在当时世界著名冶炼企业——英国廓克逊厂产品之上。一时间，世界各国关于纯锑的行情报价，均将华昌产品列于廓克逊厂产品之前。

华昌公司炼锑厂“内设有炼养（氧）炉（又名人字炉，即法人赫伦式米特之发明）二十四座、反射烘砂炉十五座、反射提纯炉十九座，该厂每二十四小时可炼纯锑三十至四十吨，每年可产万吨”。厂区内建有发电厂、自来水厂、轮船码头、仓库、机修车间、化验室、职工宿舍、商店等，建筑总面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达10多万平方米、员工1万多人。直接为公司提供矿砂的益阳板溪锑矿场，也常有工人3千至5千，最多达万余人。时人描述华昌公司的盛况说：“长沙总公司事务所以下，分设冶炼、化验、水电修理、翻砂、航运诸部。机构复杂，组织庞大。全部员工达数万余人。省垣城南一带，机声喧扰，烟囱林立，厂房屋舍，鳞次栉比；湘江沿岸，火轮电艇，络绎于途。无非皆华昌所有。情况之盛，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在矿冶方面，除华昌炼锑公司外，清末长沙还有湖南黑铅炼厂。从1899年开始，水口山矿在廖树衡的主持下就开始试验自行炼铅，但都因经营不善或技术落后等原因而失败。到1908年，时任湖南巡抚岑春蓂以涂懋儒为总办，委留美归国的矿业专业学生江顺德为总工程师，负责筹办黑铅炼厂。江顺德，广东人，曾留美学习矿学，回国后参加清廷组织的游学毕业生廷试，获廷试二等，授工学进士。他受命筹办黑铅炼厂后，一方面“派员赴美购运机械等件，陆续运湘，共费美金四万四千余元，纹银一千五百余两”；另一方面，他“就省城南门外六铺街地基（一万一千三百八十六亩）建厂房炉座，共费银三万二千余两”。该厂“工场方面分压砂、烘砂、鼓风、提银、净铅、翻砂、提金、机械各部。其动力设备，用蒸汽引擎，共有直立锅炉四座，卧式一次膨胀引擎三部，卧式二次膨胀引擎一部，竖式三次膨胀引擎一部，共约一百匹马力”。主要机械设备有铗砂机、碾砂机、自动砂戽装置、鼓风炉、烘砂炉、炼铅炉、提银炉、起重机、抽水机和修理用的车床、钻床、钳桌等。“该厂不动资本约二十万元、流动资本约一十万元”。

宣统二年四月初一日（1910年5月9日），长沙黑铅炼厂正式开工炼铅。然而开工后不久即由于矿砂供应严重不足而处于时停时办的境况。原来，该厂的设计生产能力为每日炼黑铅矿砂50吨，但当时水口山矿每日所产矿砂最多不过8—9吨，因此黑铅炼厂开工不久就面临“无砂可炼”的尴尬局面。“烘砂炉自四月初一日开工，至六月半生铅业已烘完，厂中无铅可炼；至七月又复烘渣子十余日。炼铅炉四月十三日开工，熟铅炼竣，又炼铅渣，时停时开，计算开炉时间及修理时间，不及两月，其余则均停转待炼。净铅炉四月十八日开工，中间修理一次停十数日。提银炉四月二十三日开炼一次，旋因银砂不齐，生手太多，又添造烟窗，至六月始如法开采提炼，旋又停工歇伏十数日。”在这种情况下，官方认为“若任其旷日虚糜……万不合算”，于是在同年10饬命将黑铅炼厂停办。此后直到1916年才恢复生产。

在煤矿方面，还是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宁乡煤炭坝就成立了天一煤矿公司的民营煤矿，该公司每年产烟煤1000多吨。从其产量来看，规模不是很大，机械化程度也不是很高。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宁乡县人廖培昌以筹学款名义，就学田开采煤矿，但“以不能畅销卒停办”。宣统二年（1910），宁乡人贺锡林又在煤炭坝创办守一煤矿公司，这是清末宁乡县内开办持续时间最久的一个煤矿，直到民国时期还存在。煤矿的开采和城市的发展推动了煤炭贸易的兴盛。光绪三十一年（1905）,陈文玮、程景光、常振复三个集资10万银元，在长沙创设了长沙地区见于记载的首家大型煤炭贸易企业——同人豫煤务公司。在清政府商部的公司注册表中记载：“同人豫煤务公司，创办人陈文玮等三人，股本十万元有限，（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九日注册，设在长沙、汉口。”在张之洞奏疏中也提到，陈文玮“招集股本”，办有“同人豫煤务有限公司”，“资本不甚雄厚”。

辛亥革命前夕，长沙创办的近代企业中较为突出的还有湖南电灯公司。创办于维新运动中的宝善成公司的发电厂在变法失败后不久就停办了。直到1909年才有以陈文玮为首的绅商共同发起成立“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陈文玮（约1855—1935），字佩蘅（也作佩衍），长沙县人。二十多岁时，补博士弟子员，参加科举考试未中，遂绝意科举，弃文经商，曾在长沙城内开颐庆和钱庄及绸缎庄。后捐得湖北试用知府。1896年，王先谦等筹建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时，陈文玮就投资入股，参与其中。在20世纪初年收回利权的斗争和发展实业的热潮中，陈文玮积极参与其中，成为湖南绅商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曾参与发展筹建湖南总商会，并曾任湖南总商会协理和两任总理；在收回粤汉铁路的斗争中，他倡议粤汉铁路商办，并与周声洋等发起创立了商办湖南全省铁路公司；1909年，他又主持发起成立湖南电灯公司，并于当年当选为湖南省咨议局议员。他还积极参与保路运动，与文斐等创办《湘路周报》，鼓吹集股拒债，反对清政府出卖路权。辛亥革命后，他曾任湖南省都督府财政司司长，不久自请解职。1912年被推为国民党湖南支部评议员。袁世凯当政后，他退职家居，不预政事，以诗画自娱。1935年于长沙无疾而终。

陈文玮等创办湖南电灯公司有抵制外人之意。宣统元年（1909年）春，在长沙的外国商人集议，“拟在湘垣开办电灯，为垄断独登之计”。另外，又有“亚细亚洋行自包大批洋油在西门外设站零卖”，大有垄断长沙市民照明用油贸易之势。在这种情况下，长沙绅商认为：“若不急图抵制，匪特利源外溢，损失遍于湘垣，抑且交涉日多，纠葛蔓延于官署”。当年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开办电灯的实践也给他们以很大的启示。于是，陈文玮和李达璋、饶祖荣共同集资发起成立“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拟集股本二十万元，设备电灯一万盏，……以为先发制人之计”。他们呈请清朝廷农工商部立案，并请“援照北京、镇江、汉口各地电灯公司成例，准予专利，嗣后华商只准附股，不得另设”；同时要求“援照湘省矿产不许外人开采定案，咨请外务部转照各国政府，所有湘省电灯，概归本省绅商自办，外人不得仿设”。以上请求，均获允许，并获批准立案。

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股章程规定集股20万元，以100元为整股，10元为零股，合并为2000整股。同时规定入股在2000元以上者，方能有资格推举为公司的董事。宣统元年，该公司在长沙和汉口等地设立招股处，开始招股。到宣统三年共招股13万余元，用于建厂及购买设备尚不足，只得向湖南总商会借款8.7万元，后来这笔借款转为了公股。这样共筹得股本20余万元。但立杆架线，发电耗煤，资金信不敷周转，于是决定继续招股本30万元，前后合计招股本50万元。

公司办公处开始设在长沙皇仓坪，后来相继搬迁到苏家巷和六铺街，而发电厂一直设在长沙南门外中六铺街（今长沙发电厂所在地）。发电厂向法国瑞记洋行购得160千瓦三相交流发电机组3台，容量共400千瓦；水管式锅炉3台。1911年4月，发电厂装机竣工，同年5月28日正式发电。

机械工业方面，光绪二十八年（1902），长沙有两家私营的机器厂，即发昌机器厂和德昌机器厂。但两家机器厂的生产情况无资料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长沙贡院西街的善竞公司试制出木质纺纱机和毛巾织机。其中纺纱机“每日以一人之运动，可出纱12斤”。宣统元年（1909），梁啸岚和郭石岑合伙在长沙设立和丰翻砂厂，铸造矿山机器零件和轮船用螺旋推进器，这是湖南专业铸造厂的起源。

在轻工业方面，20世纪初年，长沙出现了一些以生产日用化学品和玻璃制品为业的近代企业。据宣统二年出版的湖南出口协会说明书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长沙出现了制造油墨的华光公司。光绪三十二年（1906），长沙有民立实业社创办，生产油墨、酒精、花露水、樟脑、香油等化工产品。在此前后，长沙出现了肥皂制造业。光绪三十年（1904），王先礼兄弟在营盘街创办手工习艺学堂，向学生教习制皂技艺。同时，设在长沙的省城官立艺徒学堂也向艺徒教习肥皂制作技艺。到宣统三年（1911），在长沙创立了湖南丽记升茂肥皂公司，生产含水皂，“日可出货40余箱”。长沙的玻璃制造业也产生于这一时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文经纬、肖仲祁、肖利生等集资20多万元，在六铺街创办了麓山玻璃公司。该公司以倒焰炉生产煤油灯灯罩和灯座，“颇获利润”。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东方杂志》载：“湘省本有一种土造玻璃因不能清爽遂致辍业，兹闻省城西门外新设一玻璃厂，所出之货颇称明亮，且能将碎玻璃重作，已拟集资大办矣。”此处所称新设玻璃厂就是指的麓山玻璃公司。该公司创业初期是以废玻璃为原料，直到1912年政府投资改为官商合营的湖南麓山制造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后，才开始“采用长沙、湘潭两县石英、长石配方，改变湖南初作玻璃原料纯用废玻璃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