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纸业综述 柳汉屏
湖南盛产楠竹、芦苇、稻草等造纸原料，纸业发达。国民时期，全省75个县，有58个县产纸，浏阳、邵阳等地系重点产区，所产玉版、官堆、时仄、报纸、毛边、账连及玉书黄、五色腊尖、绉纹、粉尖等纸甚多，两县年产文化用纸三四十万担，尤以浏阳产量大，其大二贡纸、报纸、磅纸、放匡、放切（竹纸）等色白、光滑、细嫩、拉力强、质量较好，畅销国内外。 早在清乾隆元年（1736），长沙即有纸店10余家，规模都不大，业务较小。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开埠，洋纸（机制纸）、印刷机、油墨等大批输入，促使纸业经营日盛，纸业号店日增。辛亥革命兴起，新文化日臻繁荣，纸业生意兴隆。抗日战争前夕，全城纸店达120余家，曾列为长沙市四大行业（金、钱、绸、纸）之一。纸业行会，设在小乐嘉巷，始于清嘉庆（1796—1820）年间，称作“纸业公所”。至光绪十三年（1887）改称为“集义同庆会”。整顿行规，立有碑记。行会设总管，3年一换；值年6人，每任1年。祀蔡伦为祖师，并祀福禄财神和梅葛二仙（相传梅、葛系颜料祖师），每逢农历三月十五日和九月十二日举行祀会，大办酒席。会章条规多为对员工、学徒的限制。对外帮开业限制严、征收重。行业内分本（长沙）、西（江西）、浏（浏阳）、邵（邵阳）四帮，以本帮、西帮历史较久，各帮经营不同，管理有别。 批发店号多设城西洪家井、坡子街、小西门一带，也有兼零售或带小作坊，处理残损水湿品及裁切卷筒机制纸的。民国时期省城有三四十家批发户，专营纸张（分土纸、机纸）、文具、油墨、印刷器材，或主营一类，兼营他种。其中资本多、业务大的有粟锦星、大吉祥、熊彩章、邓以大、协成永、新昌等家。批发号多雇工三四十人，少亦10人以上，分上街、驻庄、营业、管账、下河、打杂等，职责明确。土纸到省内外产区（福建汀洲、上杭等地）采办，机纸、文具则从沪、汉以至港澳批进。主要销售于本城零售商、印刷厂、报社以及外埠各地和集镇。 “本帮”纸店，以粟锦星开业最早，历时100余年，相传4代。创办者系长沙人粟葆荪。清道光（1821—1850）年间，粟在省城以雕刻贴门钱（用红纸雕花）、刷门神等纸制品营生，后有从邵阳以贩运土纸为掩护之鸦片烟走私者，所带土纸卖价甚贱，粟乘机大量收购，加工纸制品，低进高出，因而发家，随后开店，经营土纸。几年后设邵阳分店，在滩头、六都寨、龙山、武冈、蓝田、新宁、洋溪等产区设庄收购，并在滩头办加工厂，雇工百余人加工色纸，运销省城、外县，远及汉口。所产特水、超水红纸颜色鲜艳，专销浏、醴两县鞭炮厂，作出口外销的鞭炮用纸。该店收购土纸，定槽监制，如裕湘牌龙山官堆、七贤牌老仄纸等品，质地优良，信誉过硬，顾客认牌不看货，一律现钱交易，或预交货款。常年雇工40人左右，多聘业务能手，昔称纸业能人的“四大金刚”均在该店任职。人齐货足，资本雄厚，一度垄断省城纸业市场，1931年后，该店怠营纸业，囤粮食、开钱庄，相继亏损。7年后，“文夕”火焚，损失惨重，被迫停业。 邓以大纸店，于1927年开张，由邓龙高以银元1万开办，主营土、机纸，兼营文具、油墨、印刷器材及颜料，品种多时达500以上。该店讯息灵通，设有行情日志，快销图利，盈利倍增，开业15年，店底达10万银元。 长沙人柳菊生所开协成永纸店，与日商交往，又揽有当时军界巨头数十万银元作周转，分别在沪、汉、渝等市设店。在上海开柳菊记银号，搞证券买卖。资金调度灵活，纸业生意很大，以日货居多，时称南方巨商。后因场面太大，费用浩繁，柳菊生又好应酬，挥金如土，一次在上海被绑票，去赎身银元5万，日渐亏累，于1933年倒闭。 新昌文具纸店系合伙经营，经理熊明发，专营文具、油墨、仪器、印刷器材批发业务，开纸业中专营文具的先例。历时11年，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 “西帮”纸店始于清嘉庆年间，《生计志》曾有记载。1915年，西帮袁大生纸号和公成纸号开业，独资专营福建汀洲、上杭土纸批发，品种只有花胚、连史、南扣、重纸等。店主袁竹平颇精纸业，深入产地进货，以“大生乾记”、“大生祥记”头二牌纸，远销省内外而名盛一时。所产花胚、连史纸，乃全国土纸之上品，光滑细嫩，永不变色，堪称贡纸。清代奏本、考卷，民国时之屏对、诗笺、账簿、文件等，均需此货。“面帮”帮口紧，与闽纸产地人员熟、关系好，购货价廉物美，外帮人难插手。本帮粟锦星纸店曾一度在汀洲、上杭设庄，终因不能进档而收场。1938年“文夕”火后，西帮仍有两家（公成、恒康纸店），店号虽小，势力仍强，尽用江西籍人，闽纸业务仍为其所左右。经过几十年经营，西帮店获利较丰，如袁大生纸庄财产曾达三十万银元。 “浏帮”以经营土纸为主。清代浏阳主产迷信用折表纸，较粗糙，曾有江西人李福荫设庄收购，由长沙转运汉口销售。抗日战争期间，机纸来源断绝，文化用纸奇缺，以土纸代替，致浏纸业迅速发展。大多厂家更新设备，扩大文化纸生产，品种有浏报、大二贡纸、浏磅（代道林纸）、色标语纸等，年产3万担左右。1938年，浏帮商人直接来长开纸店，先后有篯记、裕华新、新安祥、周令仕等几家，设大西门河街一带，资金不多，有的只营代销，雇工三四人。1949年后多结束回乡，仅3户转入公私合营企业。 “邵帮”亦主营土纸。抗日战争前，邵阳人来长开纸庄者，有莫任记、李寿记、萧成记3户，并无资本，有的系当经纪人说合买卖，从中收取佣金。以后因机纸缺乏，土纸复兴，业务发达。1942年，文化用纸生产增至30万担，还有大量迷信用纸，解决了当时长沙以至省内土纸货源。因此邵阳人来长开业者增多，计有文友、文记、大昌、裕农、义隆、新生、五福等家，品种齐全，货销省内、汉口、沙市等地。 零售纸店多带手工作坊，主营纸制品和纸张。从批发号进货，门市零售，兼做成品批发，有的为机关团体做公文账簿，有的专做学校课本，有的经营寿屏对联、字画、高级信笺等，一般雇工二三十人不等，多系临时季节工和多带学徒。纸店员工，既商亦工，作坊分印刷、裁切、糊裱等。店堂除零售外兼开捶、折橙、装订，不卖就做，人手不闲。学徒进店，先工后商，故纸业店员均有手艺。据1948年同业公会统计，共115户，其中48大户均附作坊，或有铅、石印机。余属小店。 清代纸店少而业务小，称为“红纸铺”，零售为主。品种有奏本、考卷、红格纸、红书、红套、庚书、请帖、信纸（封）、老式账簿、笔、墨、砚池，还有玉书黄纸、金银箔纸、各色土腊光，以及贴门钱、门神等迷信品。木刻雕板印刷，色暗粗糙。红色是苏木水，黄色是黄浆水，黑色是墨烟木炭水，蓝绿色是树叶水。手工制作，效率很低，操作者尽被沾染，面目受到影响，几不可识。1900年有乐中堂、华兴等店从日本进口四号铅字印刷机和三号石印机，从沪、汉雇技师检字排版，手摇机器印刷，两店年产值达百万银元。因而，各种机制纸、油墨、颜料不断输入。不久推广电动印刷机，促使纸业兴隆。各店纷起仿效，先后有师古斋、青莲室、缦云、文英阁、松岚、松雪、吟章、刘松华等数十家，遍及市区主要街巷。大型的湘鄂、湘省印刷厂，也于此时出现。 纸店增多，竞争激烈。师古斋、青莲室、缦云、文英阁等店耗资兴修宽敞店堂，请名人写招牌，以字画、古玩、装饰而招徕。行人经过，伫立而观，文人雅士，多愿交往；加上精工制作，创出几种优质名牌产品。又热情交接文人书法家，待之以礼，订立笔单，给予实惠，使社会名流广为推介，增添不少主顾，名利双收。元顺长、松岚、大新、申昌庆等店则多做机关、团体、部队等单位生意，酒色拉拢，金银行贿，里外勾结，开标先泄底，交货打折扣，以少报多，用次充好。抗日战争时期，省政府、九战区等单位有关采购官员，大都被元顺长纸店买通，名种用纸，均为其包揽。由该店开出发票，送货验收、盖印、出纳付款、主管签字等，各个环节畅通无阻。每印制库券、田赋券、证券、选票、符号等大批业务，明曰开标，暗已有主，几家纸店联合，各显神通，勾通内线。 理问街（今蔡锷中路）的集义生纸店历史较久，民国元年开业，店主熊葆荣别具匠心，以营迷信用纸牟利，兼做小学课本文具，品全量足，货真价实，接待殷勤，博得信誉。特别是对远道而来的农村主顾，款待餐宿，不取费用。货单上柜，清点成件，代办托运，不出差错。经营40多年，店誉昭著，获利颇丰。 走马楼天灯巷的周公益纸店经理系江西丰城人周麓生，以印刷账簿、课本为主，兼做门市，并承印晚报，雇工60多人，印刷质量较好，受工商企业及大、中学校欢迎。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转入长沙美术印刷厂。 此外，尚有夫妻小店数十家，各带学徒一二人，木版印刷，主营小学生课本、文具及迷信纸制品，小本求利，有的仅能维持生计。 纸业价格，名为公会议定，实际行情多出于批发大户，但纸价历来波动较少，故谓做纸业为“腊肉骨头，吃不饱，饿不瘦”。大品种叫大头货，利润较低，土纸及机纸中的报纸、有光纸、道林纸等利润一般为5%，色纸、文具等利润略高，约15%，冷门货利润更高一些。零售纸店利润主要来自加工，故纸店均搞手艺，精打细算，节约利废，降低成本。如创立名牌产品，则利润倍增。批发有赊销习惯，期口45天。到期付款，主顾到期只付一半，上搭下扯，年终结清，抹零少尾，还要再赊一笔。外埠带现钱的多，故对外埠顾客招待殷勤，酒席宴请，宁肯少赚，以求现款。批发店号年初搞“开张鸿发”，盛宴往来户，席间老板或管事出示货单，价格略高，乞求受理，各往来户均照单要货，给予照顾。 纸店厨工各有四五人，实多系管仓员，身强力壮，业务懂行，对纸张性能、等级、产地、时价等了如指掌，分类堆码，整齐清楚，货物出进，手续严明，厨工送货，力资归己。 1949年8月后，长沙市人民政府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号召私商消除顾虑，积极经营。并发动职工组织行业工会筹备会，与同业公会分开办公。1952年“五反”运动全面开展，对重点店派驻工作组，实行上下、内外结合，揭露批判“五毒”行为，端正经营作风。随着实行统购包销、加工订货等措施，帮助纸业各店号扩大经营，逐步由自由贸易转为计划流通。1954年成立市文化用品公司，统管全市纸业400余户，同年撤店并点。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书纸图教用品同业公会撤销，纸业各户分别划由国营印刷厂、新华书店、日杂公司、文体用品厂和文化用品公司归口管理。 （本文作于1984年）
百年长沙绸布业的变迁 梁泽润 梁文聪
长沙绸布业历史悠久，资金雄厚，业务兴盛。在人们的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中，居于重要地位。一段时期，与“钱”、“金”二业并列，称作长沙“三大行业”之一。现根据我们亲身经历以及闻诸先辈口传的一些事实将百年来长沙绸布业变迁的情况，概述如下：
戊戌改章 长沙地处内陆，往昔的绸布业多是手工纺织，自织土布，加染青，负贩经营。 最早的商场集中，多设在南门及沿河一带。偶尔自江西肩挑负贩，经醴陵、湘潭来长沙，带有江西土布和少许绸绫丝织衣料者，亦不多见。清代中叶，随太平天国战事的扩展，湖南与江西各省互通往来，湘江流域的商业亦趋发展。1902—1903年，签订中日、中英《通商行船条约》，1904年长沙开为通商口岸。随着粤汉铁路与株萍铁路修通后，长沙遂由过去仅凭湘江水路运输，增添了铁路运输，商业市场也因之逐步起变化。1898年，“戊戌改章”，就是长沙绸布业在经营管理中的一个大的变革。 原来，长沙的绸布庄多荟萃于城中的八角亭一带。最初几家绸布店的柜台是用土砖砌成的。店主一边出售商品，一边代客缝纫。经营的商品以土布为主，也有部分零剪绸缎料子。绸料的来源，系由江苏南京、苏州两地的行商，搭扬州十二圩的运盐船带来的极少数商品，经营范围很小。店主接待顾客态度和蔼，但带有欺诈作风。商品无定价，往往“漫天讨价，就地还钱”。有所谓“三捆三丢”的方式，就是还价不成交，故意放走顾客，又把人叫回来，如此反复三次之多。还有极不诚实的行为，还价成交以后，又临时“斢靶靶”，以次充好，将顾客看定的商品，另行换次一等的。同业之间互相竞争，彼此施展其翻云复雨的手段，这不仅容易引起纷争，而且消耗精力，损坏商德，影响商誉。戊戌那年，维新之风盛行，为了改善经营管理，行业中一位较有远见的前辈韩建昆，毅然决然地将价码改为“一言堂”，明码标价，不折不扣，坚持不变。同行仿效，逐渐行成风气。这次改章，推动了绸布业的发展，也对长沙整个商界起了示范作用。因此，绸布业同行把这次变革叫做“戊戌改章”。
苏州帮、南京帮的兴起 苏州帮、南京帮是长沙绸布业中一支外来的新生力量。开始，只有一些小户，由江苏扬州十二圩用运盐船带一点商品到湖南出售。以后逐渐发展，大户也纷来沓至。有的小户通过辗转经营，也逐步成为大中户。苏州帮以大西门正街为基地，主营批发门市；南京帮则以臬后街、三兴街为基地，主营批发。 1900年以前不久，苏州帮在大西门开设的店号有协泰祥、沈天成、罗元兴等家。南京帮有聚锦祥（徐瑶轩）、吴玉记（吴玉书）、祥生（陈迪生、陈艾庭兄弟）、黄和记（黄和卿）、麻寿记（麻静之）、沙昌记（沙弼成）等。苏州帮除在长沙一地发展业务外，还在湘潭、益阳等地开设店号，在湘潭开设复章染坊的钱鹤汀兼营绸布批发业务，后来积资过纹银30万两，为苏帮中翘楚。这两帮客籍商人，都有他们的同乡组织，苏州帮为金庭会馆（该帮系苏州府吴县、太湖中的洞庭西山迁来的）。南京帮为上元会馆（该帮为江宁府上元县人），初期帮口很紧，界限很严，不与湖南人通婚，以后才有所改变。 原有长沙帮绸布业商人，财力薄弱，集中在八角亭一带经营，有咸昌、九章、宝康、锦霞厚等10余家，形成一个绸布专业市场。苏州帮与南京帮在长沙兴起后，既供给这些小店以货源，又做赊销，还进一步投资合营，就为长沙市绸布业增添了财力与物力，促进了长沙绸布的发展。介福昌绸庄的建立开创了长沙绸布业的新局面。
介福昌绸庄的创立 长沙人陈萼泉系晚清提督陈德隆的第三子。陈德隆随左宗棠出征新疆，因功授提督，后负伤致死。遗下3个儿子，长芋泉，次荇泉，三即萼泉。芋泉袭父荫，任吉林矿务局总办，挪用公款，使其弟萼泉往返东北、上海间做行商。萼泉获暴利，除归还公款外，还携带大宗款项回长沙。由于他的连襟徐锡藩的关系，陈遂决意投资绸布业，创立新局面。徐锡藩的父亲徐翰周、长兄徐迪吾、三兄徐及阶和他本人都是做绸布业的。陈与徐结合后，联系绸布业的饶介臣，将其原有店屋扩大重建，便建立了以陈、饶、徐三家为主干，包括原来小型商店的20几个经理的介福昌绸庄。 “介福昌”的货源改由上海、汉口等地运入，开绸布业的先例。它人才济济，做批发的有李寿增（后转营钱业兼粮栈，又为四怡堂药铺的创始人），在中庄搞采购的有李溪亭（后为大盛绸庄经理），管营业的有饶菊生（饶介臣之子，后兼营多种业务，九如斋的创始人）、魏韵篁（后为大盛绸庄经理兼营美华丽五金号）等。陈萼泉本人身为大管事，不常在店中，住河西溁湾市，来往都乘轿。 有了“介福昌”，原来八角亭的一些小型店子纷纷收歇，老年人回了家，青壮年多数转入了“介福昌”。从此，长沙绸布业的面貌根本改观。 “介福昌”店堂宽敞，设铺房、外堂、内堂、小花厅等营业场所，分别接待各种类型的顾客，又开辟了赊销业务，对殷实顾客，可以赊销。当时，风气未开，官僚眷属，多不出门购货，该店又采取了送货上门的方式，方便顾客。由于人齐货足，经营有方，业务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在这里，谈两个事例，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 有一次来了两个北方客人，要买官纱做长衫（官纱系生丝织品，光滑挺括，穿着别具风格，为清末民初风行一时的热季衣料）。饶菊生接待了。顾客要买淡青色的，店中只有白色的，饶菊生给顾客说明：“淡青色已过时，白色最大方”。顾客坚持要淡青色，形成僵局，急得饶菊生满头大汗。这时魏韵篁在旁边看了，马上走过去，用很关心的态度问顾客：“是一定要买淡青色的吗?有，等一下，我到货房去取来。”他随即走过街到九章绸庄（老店歇业户，魏系“九章”徒弟，知道该店有淡青官纱），马上取来了一匹淡青官纱。顾客很满意，业务成交了。魏随即问道：“做几件长衫?”客答：“三件。”魏代为量身计料后，马上动尺，量到恰好处，准备作开剪势。饶菊生在一旁着急，心想丢了自己的白官纱不卖，却替“九章”做业务，肥水落了外人田怎么行?在开剪的一瞬间，魏突然问顾客：“您是自己买，还是替别人买?”顾客转问：“这是什么意思?”魏即说明：“现在潮流变了，淡青色落了伍，白色正当兴。”顾客又问：“你自己穿什么颜色的?”魏答：“我是穿白色的。”话犹未了，随即离开营业场所，走进卧室，把自己新做的白官纱长衫穿上身，落落大方地走了出来。两个顾客一看十分满意，马上改要白色的，结果圆满成了交。当晚收市后，饶菊生请客，邀魏韵篁吃晚点，表示钦佩，他翘起大拇指说：“老魏我要向你学!”事后有人议论说：“魏二爷这笔生意，是掌握攻心战术，欲擒故纵。” 又一次，“介福昌”由苏州运回一批摹本缎（一种起花的缎料，当时的畅销货）约百余匹，由划码员粟某收货评价。粟系小店出身，习惯于逐匹过目，一时要把百多匹缎料处理好，成了问题，以致货物堆满了货房，不能即时上柜供应。饶菊生看到了（饶是该店少老板，又是当权股东），马上从营业员中挑选李溪亭接替了粟某的职务。李接手后，一夜之间，就把问题解决了。有人问李溪亭的秘诀。李说：“来货百匹，只有几个档子，我将每档取出五匹，过目评价，随即上柜。其余的按档分别成色上架，利用闲时再逐一过目，既争取了时间，又避免了混乱。”粟某与李溪亭原系同店学徒，师兄弟感情尚好，饶菊生选人恰当，既及时解决了业务问题，也照顾了粟李两人的关系。 介福昌绸庄的新创局面，充满了活力；但因该号是由好些店子结合拢来的，仍然存在着这一帮与那一帮的隔阂。经过一段时期，矛盾愈演愈烈。当“介福昌”营业一年之后，即将改牌“日新昌”之前，以郭仲安、魏伯藩为首拥钱炳卿为经理，离店组织了时新昌绸庄。李溪亭、魏韵篁、刘之洵、易玉成、萧桂初5人，静观局势变化，也准备另起炉灶，先期向江西袁州采办了夏布（当时门市经营商品，少不了夏布，而夏布又必须隔年采购），佃好“介福昌”对门另一码头（即后来大盛绸庄地址），跃跃欲试。在分配红利时出现了纠纷，李等五人遂决然离店，独立经营。 “介福昌”以“日新昌”的牌号延续下来。陈萼泉拆股离店。余下徐、饶两家，和新加入的吴伯熙、吴仲武兄弟（长津轮船公司的大股东，也是绸布庄苏州帮的后代）以及南京帮的麻静之等，仍与振新、大纶昌、时新昌、瑞福祥等同为八角亭新型大店之一，但此时锐气已经大减。
八角亭的“猴王” 在介福昌绸庄开设稍后的一个时期，有家比较大型的商店出现在八角亭。它是未进入介福昌绸庄的原长沙帮的收歇户通过与苏州帮联合而组成的太和丰绸庄。地点就在介福昌绸庄邻近，门面宽敞，堪与匹敌。这个绸庄的人物以侯溥泉为首，有李庶丞、张甫华、徐福林、沈振坤等人。侯、李、张系长沙帮，徐、沈为苏州帮。其人力财力虽较逊于介福昌绸庄，然以组织严密，分工恰当，并建立了世袭制度而见长。侯溥泉统全局，终身任经理，侯死李继，一直到最后天申福绸庄收歇。徐福林三代驻申庄（徐福林、徐惠民、徐仲达），张甫华管绸绫，张死其子张舞字掌管全店权炳。沈振坤为参谋，负责对外联系，有“诸葛亮”之称，其人沉着冷静，又有“冷淡灵官”别号。在经济方面，脚踏实地，自力更生，不借外援。且以苏州帮在上海有人缘关系，开办了驻上海的办事处——申庄，负责直接进货，减少中间剥削，逐渐增强了店中的经济实力。在介福昌绸庄收束以后，太和丰绸庄更是蒸蒸日上，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工业品价格上涨，长沙汇上海款项的汇率又极有利，太和丰掌握了这一机会，积极经营，因之获利独多，实力更为雄厚。1919年，太和丰绸庄为了扩大业务，另购药王街口地皮，起造房屋，改牌振新绸庄。1924年迁移新址，再改牌天申福绸庄。原在八角亭的旧址，则改设大纶昌绸庄，并增设支店，形成了一个系统，占领了八角亭一半市场。以侯溥泉为首的集团雄距一方，遂有八角亭“猴王”之誉。当时大西门一带的绸布店中有个叫师礼偕的人，曾以营业兴盛风靡一时。同行中遂有“八角亭猴的王、大西门的狮子”之谣（师稍后一蹶不振潦倒以终）。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这些殷实铺户才趋没落。 享誉最久的大盛 大盛绸庄，系由介福昌绸庄分化而来，以李溪亭、魏韵篁为首，和易玉成、刘之洵、萧桂初等人组织的。他们财力薄弱，但善于经营，日益走上繁荣的道路。抗日战争前夕，成为行业中的一个大户。长沙大火的前一年（1937年），该店营业额高达银元300万元，创行业历史纪录。该店从1921年创业到1951年公私合营，历时30年，虽经过两次改组，经历了“大盛”——“福记大盛”——“兴记大盛”3个阶段而盛名不衰。 “大盛”人力较强，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为该店营业兴盛，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后期李溪亭专营上海庄，易玉成中道逝世，刘之洵年老退休，与大盛业务相始终者，只有魏韵篁、萧桂初两人。 “大盛”经营的特点，是门、批兼重，而门市尤为突出。他们最重服务质量。魏韵篁毕生以经理营业见长，抓质量毫不放松。 李溪亭等5人脱离“介福昌”时，带来学徒8人，其中有萧祥林、周咏鸿等，分为会计、划码、批发、运输等各项专职。以后更从新学徒中陆续培养选拔，甚至提为红股股东，为绸布业培养后备人才树立了榜样。 李溪亭等人脱离介福昌初期，曾以“瑞福祥”牌名（影射北京瑞蚨祥）经营两年，渐感周转困难，遂由魏韵篁作媒介，邀请苏州帮钱炳卿入股进店。以钱的关系，又引入苏州帮巨商湘潭钱鹤汀投资，改牌名为大盛，股本4万元，钱占50%，还有临时存款若干。由钱鹤汀提议，开辟了向上海直接进货的途径。新庄由钱炳卿任经理，李溪亭任副经理（长驻申庄），魏韵篁督门市，罗宪章管账目，沈树藩司出纳。钱、罗、沈均为苏州帮。至此长沙绸布业又出现了一个本帮与苏帮合流的典型。 大盛绸庄的发展，可分为3个时期：1921—1925年，本、苏（帮）合流，为第一阶段，牌名“大盛”；1925—1938年，本帮突起，拆出苏帮，为第二阶段，牌名“福记大盛”；1938—1951年，被焚街战火，由零合整，为第三阶段，牌名“兴记大盛”。 1938年，当战火烧到长沙之前，大盛未作疏散准备，全部存货分作7处堆存，结果均毁于“文夕大火”，人员随之星散。旋由原来的部分人员，分营3家中、小型批发店。到1942年又合而为一，在“大盛”原址复业，初名大信绸庄，1946年恢复“兴记大盛”的牌号，魏韵篁为经理，萧桂初、李笃斋为副经理。1951年初魏韵篁逝世，萧桂初继任经理。同年10月，全店投入公私合营，成为“长沙企业公司”的一部分。
昙花一现的华丰 1926年，江西人王美才，曾在长沙开设华丰绸庄，集资银洋18万元，超过当时长沙绸布业大型商店的股客三到四倍。筹备之初，势头很猛。首先高价收购八角亭至药王街口的房屋地皮，新建两层高楼，朝东方、北方两面开门，采用全敞形式，雄踞天申福、大盛两大绸庄的对面，正当东西南北四路顾客来往的要冲。其次，在长沙绸布业的管理人员中物色聘请朱庆藩（原宝庄康绸庄的小开，介福昌、时新昌绸庄的股东）为副经理，谭鑫生（原大盛绸庄的高级职员）为营业长，王自任总经理。货源涌到，陈设一新，广告贴满城乡，意图驾凌于长沙各绸布店之上，使江西帮一举成名。 这一新的挑战，引起长沙绸布业的警惕。以日新昌绸庄饶菊生、大盛绸庄魏韵篁为首，联合同行，共同抵制。在华丰收购八角亭地皮起造新房时，曾发生一次有趣的交锋。 原来八角亭至药王街口的拐角上有一缝小房子，系介福昌绸庄股东徐及阶的产业，徐与王美才本已初步谈妥以4000元成交。由于饶菊生幕后策划，徐乃采取逐步增价的方式，玩弄对方，由4000元增加到5000元，再增到8000元、10000元，直到20000元，临到写契时，忽又提出要40000元，迫使王美才最后只好弃权，以致好端端的一座成型建筑，留下一个有损美观的缺口。 在“华丰”开张的前后，双方又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激烈斗争。首先由魏韵篁出面找华丰聘定的营业长谭鑫生谈话，责以“大义”，要他退出“华丰”，如不能退出，也须顾及同帮，不为王美才出力。同时组织了八角亭八大绸庄（天申福、大盛、日新昌、时新昌、大纶昌、悦昌祥、裕新昌、裕大新）举行联合大廉价，悬灯结彩，大肆宣传，削低当头商品售价，争取顾客上门，同心协力，抵御江西帮的“入侵”。 华丰绸庄开业后，当然也引起了顾客的注意，业务并不冷淡。但由于组织松懈，人力不济，副经理朱庆藩又于1929年年底辞职，失去一个得力帮手，以致漏洞百出，始终未能达到压倒长沙帮的目的；加以时局突变，遭受兵灾，人心离散，货物损失，在内无班底，外有劲敌的不利形势下，王美才壮志顿消，只好于1931年宣告华丰绸庄歇业，将全部房屋器皿及一切设备，转让与国货公司承顶。江西帮打入长沙绸布商的鸿图，终于成了泡影。 挣扎在不景气中 1930年以后，随着“九一八”事变发生，民族危机加深，加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中国财政经济陷于困境，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引起物价波动，原料涨价，产品滞销。当时棉价高于纱价，纱价高于布价，白布价高于色布价。由于百业凋敝，购买力低，丝绸销路更受梗阻，绸价几与布价相等。在这个情况下，工商业多做业务多亏本，不做业务又坐吃山空，真是进退维谷，长沙市绸布业在这一惊涛骇浪之中，有的倒了下去，有的勉强生存下来，也是经过了许多波折。 天申福绸庄由于店底丰厚，经营得法，得以渡过这一难关。但与其有关联的大纶昌绸庄，则因管事人玩忽职守，经理李某悄然离店，以致企业发生严重危机。张笠华继任经理，亦无法挽回颓局。3年之内，耗去股本70%，只得增资改组，更牌为瑞丰绸庄，由天申福申庄负责人徐惠民出任经理，振作精神，重整旗鼓。大纶昌支店则改为九福绸庄，另行组合，由沈锡龄任经理，于1931年开业，稳步经营，勉可维持。 日新昌绸庄在这个时期，也经历了两次变化。先是由大盛绸庄魏韵篁等加入股份，李溪亭代理申庄，请由华丰绸庄辞职归来的朱庆藩进店任经理。不到两年，仍然支持不下，最后将铺屋码头转让给药王街迁来的福康绸庄，10多年的老店，遂告结束。日新昌绸庄极力挣扎，重集股份，虽然勉强支持下去，但元气已伤，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长沙大火前，并无大的起色。在这一阶段中，最为突出的是大明绸庄，新创之局，人力不济，加以物价不断下降，亏累甚巨无法交代，竟至采取了下策，放火烧店，以骗取保险公司的赔款来了清债务，馀如裕大新、悦昌祥等店，本来基础未稳，很快销声匿迹，退出了八角亭市场。 在一这片萧条声中，唯有大盛绸庄，不仅没有亏本，反而获利颇丰。其原因是，申庄主持人李溪亭善于观测市场变化，掌握主动，遥控店中的批发业务，采取快进快销的办法。而门市零售价因受物价暴落的影响较小，故业务尚能历久不衰。 原有南京帮的批发店，到了这个时期，除“吴玉记”改牌为运昌公司继续经营外，其余都不复存在。长沙帮经营的批发店，以大盛联号——美记匹头号（经理李溪亭）业务最为发过，独步一时，但也改招牌为信丰匹头号，经营方式和人力配备，亦有所调整。 另有一家设立在药王街的美丰绸庄，原以青布业大户徐梓珊的财力为支柱，又有部分花纱业的股份，声誉较好。但在这一经济风暴的冲击下，未及开展业务，即行负债清理，由债权团进店监督经营，半年后竟以分货了债而结束。 1936年来到，狂飙过后，渐庆来苏。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长沙市绸布业又呈现了另一种纷扰竞争的局面。
从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长沙市绸布业主要有两种动态。一是以大盛绸庄为代表，继续进取，企图乘时牟利；一是以天申福绸庄为代表，徘徊观望，但愿保本求安。在长江马当要塞封锁以前，大盛绸庄经理兼申庄负责人李溪亭预见到货源将断，货价势必猛涨，每日由上海庄运进各种棉布百余件（每件50—60匹），连绵不断、囤于长沙，除存于本店以外，另租数处堆栈存放。马当要塞锁后，改由邮寄大宗包裹（由上海和兴邮包公司承运），经温州、金华、南昌转口，有的直寄长沙，有的寄存江西萍乡九和绸庄（大盛联号），然后再转运长沙。丝绸品则作轻便包裹交邮局直寄店中，避免海关完税，李溪亭在作好进货的安排后，立即赶回长沙，控制批发售价，防止外埠套购，暂时少做业务，甚至采取封盘办法（停止批发业务），等待货价上涨，等到适当时候，便敞开业务大门，迎接本省各地以及远道而来的顾客，如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四川万县等地都有批发商上门。同时又从浙江金华和本省衡阳等地陆续购进货物。1937年，该店的批发营业额高达200万元（约合棉布30多万匹）。当时国民政府虽已迁往重庆，武汉仍为经济活动中心，长沙则为后方，旅客麇集，门市业务甚为发达，全年营业额高达100万元。批发、门市业务均创历史最高纪录。在这以前，大盛还买进了八角亭青石桥（今解放路）街口两处地皮，拆去旧屋，连成一片，准备另开支店。 天申福绸庄及其联号瑞丰绸庄等，在一个时期，慑于时局变化迅速，主持人以少出少进稳健经营为宗旨。但随波逐流，仍然做了不少的业务。整个长沙市绸布业在这时出现了从来未有的虚假繁荣景象。可是好景不长，没有多久，这个行业和其他许多行业一样，遭受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1938年10月，时局突变，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日本侵略军深入到湖南岳阳新墙河北岸，国民党军事当局惊惶失措，于11月13日凌晨纵火焚烧了长沙城。长沙绸布业除福康绸庄已于事先将全部货物迁往沅陵外，其余各家因受大盛绸庄坚持不迁走的影响，很少作全盘撤退打算，在大火发生时，所有存货，大部付之一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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