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长沙近代商业的繁荣

长沙的油、盐、茶业

陈先枢

油业

油业是指经营植物油的行业，植物油又分为食用油和桐油。湖南素称产油大省, 民国时期湖南75县中，有茶籽出产者凡33县，茶树栽培面积，共计102万亩，其中以永顺为最多，计30万亩。汉寿、芷江、永兴、道县、靖县、会同次之。全省常年产量，共计220万担。湖南桐树，以湘西与川黔交界一带为最多，湘南亦有出产，惟洞庭沿岸及湘中则因地势平坦，产者极鲜。民国时期全省75县中，产桐籽者凡32县。桐树栽培面积共达1023万亩，桐籽常年产量约1765万担。桐树栽培面积，亦以永顺为最大，计500万亩，保靖、泸溪、会同、道县、靖县、芷江、永绥、会同、大庸次之。茶籽油以省内居民消费为主,外销极少。桐油广泛用于建筑、造船、手工业,需求量极大。湖南各县所产桐籽，先销于县内，榨成桐油后，复运销省外及国外。32个产桐之县中，只有安化部分销至长沙,湘潭、新田、宜章、蓝山有部分销至毗邻之广东连州。总数仅占产量2%。其他桐油通过油行悉数外销。

长沙自清嘉庆年间开始岀现油料市场,农村油脂油料的收购主要靠油籽贩。此外，有的挑贩、油庄、榨坊、洋行、油厂也从事油脂油料的收购。光绪年间(1875—1908)，长沙经营油脂的大户有启太和、晋昌、福昌美等商号。宣统元年(1909年)又增加裕丰盈一家。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开埠以后，洋商蜂拥而至。自长沙开埠到1935年，在湘江沿江一带经营植物油的洋行有英商安利英，德商瑞成、加百、礼和，日商三井、三菱、三本等7家。国人资力较强的油行有6家,油盐花纱号有l6家，其中以美记油行最为有名。l936年，官商合办的中国植物油料厂在长沙设办事处，参与植物油和桐油市场的角逐。l939年国民政府颁布全国桐油统购统销办法后，桐油由复兴商业公司独家统一收购运销。但其他油脂油料仍为自由贸易。

但桐油的主要集散地并不在长沙,而在常徳、津市和洪江。经营桐油的商号分为几类：一是代庄，受产区贩户或油行委托，代售代购桐油，以常德为多，达数十家，有的为贩户将货脱售后，还为之代办棉纱、布匹、南货等交原船运回，故常德之代庄，多为布号兼营；民国二十三年(1934)，津市也有代庄数十家。二是油行，为居间商人，一方面从代庄购进，同时，复向当地油盐号及本省各埠售出或径运汉口。民国二十三年(1934)，常德有油行l0家，均在大河街近水一带，津市、洪江也各有8家。三是油庄，专事收买桐油，以洪江最多，较大的有七八家，主要是江西帮和江苏镇江帮所设。四是汉庄，系各集中市场驻汉口的经理，为各处油行探看行情，代卖运汉之桐油，计有常德、津市、洪江3帮。五是油盐号，为零售桐油之商店，各市场均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粮油均实行统购包销,并实行计划供应。

盐业

    清代湖南盐业承袭“引岸制”,由户部执掌盐务政令，在销盐省设盐法道，主管盐务。湖南为湘、鄂、赣、皖四岸最大销区，主销淮盐，原为官督商运，道光四年(1824)改为官运官销。道光三十年(1850)，改行票盐，纳税领票，无论官绅商民，都可承运，在销界内转卖流通。同治二年(1863)实行“官督、商销，保价、整轮(即轮档)”办法。湖南设督销局，办理售盐、定价、扣厘、缉私等事宜。盐船到岸，依次发售，不准随意涨跌、抢卖。同治五年，李鸿章为筹款，令票商以白银30万两，买得专利权，垄断运销。从此，盐商即据盐票为永业，可以买卖、转让。湖南淮盐运销商均在扬州设分号，多时有三四十家。光绪三十二年(1906)，京汉铁路通车后，天津芦盐开始入湘，淮盐销势日滞。宣统元年(1909)，设督办盐政处，湖广总督兼会办盐运大臣，同时废盐法道，改设扬子四岸，湖南设督销局。民国元年(1912)，财政部设盐务筹备处及稽核造报所，两淮改名盐运局，湖南改设盐政处。晚清至民初，湖南有淮盐运商二三十家，分成五帮。本帮(湖南)大户，首推朱昌琳所开乾顺泰盐号，自有盐票34张，租用45张，最多时达百张，约占全省盐票1/5，南县一带为其专岸；次为魏鹤林开的德裕盐号，自有及租用盐票20余张，汉口、扬州均设分庄。本帮后起之秀有利生盐号等。江西帮又分吉安、泰和、抚州三帮。吉安帮大户周扶九有多家盐号，招牌均嵌“裕”字。泰和帮萧怡丰家族开设的盐号，招牌均嵌“丰”字，盛时有盐票百余张，还租有盐票。抚州帮祥记较大。上海帮大业、怡生盐号等，结成帮口，经营盐业。

    民国二十二年(1933)，稽核、行政合并，食盐买卖一度试行有限自由制。同年底，长沙成立售盐处，“凡在岸内，无论何地，准许民贩向售盐所购盐，任其贩卖，自由竞销。”同时废止按盐船到岸先后依次发售的办法。抗日战争初期，谁盐运销受阻，产、运、销都置于官督之下，实行官民并办，以官运为主，民运为辅，或招商代运。民国二十九年食盐紧缺，改为官运官销，由政府设机构直接售盐。先在宁乡，泸溪试办官销零盐所，接着于长沙、衡阳、宝庆、沅陵、常德设立模范官销所，后又于湘乡、衡山设立完全官销所，其他各县亦逐步设立，依照湖南计口购盐办法开始售盐。民国三十一年(1942)，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战时食盐专卖条例》，所有过去专商引岸及其他独占盐业之特殊待遇一律废除，全面推行官收、官运、官销制度。至民国32年5月底止，全省有公卖店1300余家。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日战争胜利，盐源恢复，11月，废除战时专卖制，实行自由贸易制，以商运为主，官运为辅。商运盐，由盐务机关发给执照，自由行销。

    1949年8月，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接管部贸易处，接管湘鄂盐务办事处、长沙盐务处和中国盐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办事处，成立湖南省盐务处，办理盐务运销及商盐征税工作。年底增设湘潭、岳阳盐务分处。1950年初，成立中国盐业公司长沙分公司与省盐务处合署办公，将盐商运销纳入了国家计划轨道。

茶业

据清同治《长沙县志》载,唐代长沙高桥就广种茶叶。湖南茶叶的贸易,有据可查的历史也在唐代(618—907)。唐杨晔《膳夫经手录》载有“潭州茶中益阳团茶、渠江薄片，唯江陵、襄阳皆数十里食之。”五代(907—960)马楚时期，茶叶为马楚政权的重要经济作物，茶商号“八床主人”将长沙及湖南茶叶销人中原腹地，年获利百万贯，形成长沙茶叶省外销售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宋代(960—1279)沿习唐贞元九年(793)建立的“榷茶”制度，茶叶由政府专买专卖，在湖南实行按茶株纳税的政策。至嘉佑四年(1059)，改为由茶商向政府纳税领取引票，持引至产地收购茶叶，运往北方销售。北宋政府以两湖茶叶在张家口与东北少数民族进行茶马交易。元代(1279—1368)，在江洲(今江西九江)设榷茶都转运司，总收江淮荆湖福广的茶税，茶商必须在转运司纳税领引，持引购运茶叶。明代（1368—1644）初年，明太祖朱元璋轻茶税，税额均不及元代的十分之一，湖南茶叶销售数量增加，品种由团饼茶发展到烘青绿茶和黑毛茶等。长沙、岳州、常德等府茶叶行销北方各省。到明末清初，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的边销茶，主要依靠在16世纪初就已开始生产的安化黑茶，每年约三万担。形成湖南茶省外销售第二高峰时期，长沙成为中国四大茶市之一。

清代（1644—1911）茶法沿袭明代旧制，茶叶由茶商自陕西领引纳税，带引赴湖南采购，每引正茶100斤，准带附茶14斤。咸丰五年（1855）湖南设立厘金局，正税外加征茶叶厘金税，税赋在百货中最重。此税直至1930年方止。这一时期的茶叶贸易比明代还要发达，国内销售数量大幅度增加，形成湖南茶叶外销第三个高峰时期。品种增加了砖茶（包括茯砖、黑砖、青砖），茶卷（百两茶、千两茶），天尖、贡尖、生尖茶，红茶等。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陕甘回民抗清起义，前后长达十余年，西北地区茶运交通阻塞，东西柜茶商逃散，加上1840年鸦片战争后，俄商来华设厂大量加工砖茶运回本国销售。因此西北各省边销茶奇缺。

清同治间平定回民起义后，陕甘总督左宗棠于1873年奏请另订边销茶章程，改为以票代引制度。复票40引，正附茶51.2担，并在原陕、甘、晋、以及回民茶商经营的兰州东、西柜之外，添设南柜，允许南方各省茶商经营，选派长沙朱昌琳为南柜总管。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在兰州发放引票，所发引票都由茶商特持赴长沙府安化等地采购黑毛茶，然后运陕西泾阳加工成茯砖茶销售西北边疆地区。朱昌琳在长沙太平街设有乾益升茶庄，在安化设有分庄收购茶叶，在新疆、青海、甘肃等省设有分庄，销售茶叶达60余年。“乾益升”还在长沙东乡麻林、高桥、金井等地设有规模可观的茶场，制成绿茶、红茶和砖茶，用一色朱漆木匣盛装，上盖“乾益升”牌记，成为享誉一时的名牌。今存安化永巨茶行的茶砖压模板上还可见到“永巨”字样。

民国（1912——1949）初，湖南茶叶运销情况与晚清大致相同。至抗日战争爆发，茶路交通阻塞，引茶体积大，运输困难。1938年10至11月，武汉、岳阳先后沦陷，茶叶外贸又受重大影响，加上货币贬值，茶商经营艰难，致使湖南黑茶积压，边销砖茶供应紧张。为压缩体积，便于运输，1939年试压黑砖茶成功，1940年就地设立国营砖茶厂，产品除运销香港、前苏联外，全部运兰州转销西北各省。另有公私合营的华湘茶厂，以及安化茶叶公司制茶厂，湖南省农业改良所安化茶场（省营）等厂亦生产黑砖茶供应市场。抗战胜利后，晋、陕、甘及湖南茶商恢复和扩大黑砖茶，花卷茶，以及天尖、贡尖、生尖茶生产，并采购引茶至泾阳加工茯砖茶运销西北。在湖南采购、加工茶叶的茶商，每年有20多家，茶叶盛销时，全省茶号多达200多家。东西柜茶商在湖南设的茶号较多。

从清末至民国，经营年限长，资金雄厚的茶号有长沙的乾益升、恒兴祥、徳日新、晋丰泰、春鑫，安化江南的魁泰通、天泰运、合盛西、裕兴福、合盛行，安化小淹镇的晋福隆、豫亨、吉盛昶，安化黄沙坪的永泰褔、民生、聚兴顺、天顺长、大涌钰和湘潭的兴和福等，其中就地设厂加工砖茶较多的有安泰、华安、天泰庆和两仪等茶厂。省城长沙城内的茶叶店则多设在坡子街和太平街一带，除乾益升外，著名者还有德裕茶庄、詹恒大茶叶号、段永春茶叶号、吴中和茶叶号等。

湖南茶叶对外贸易的历史也相当悠久，肇始于唐代的丝绸之路贸易。现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大概始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3），以黑茶为主，运销内外蒙古，有一部分在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由俄商购进运销俄国内。清雍正五年（1727），沙俄女皇派使臣来华，协商通商，订立了《恰克图互市条约》，中俄贸易迁至恰克图进行。恰克图位于中俄边界(今蒙俄边界)的俄罗斯一侧，与恰克图相对的外蒙一侧形成中国茶商聚集的茶叶买卖城，其中不少是湖南长沙、安化两地的茶商。贸易商品大多以中国的茶叶，换取俄国的皮毛。清乾隆年间（1736—1796），山西茶号三玉川、巨盛川在湖北蒲圻县（今赤壁市）羊楼洞设庄（成为今湖北赵李桥茶厂的前身）收购制造帽盒茶（即青砖茶的雏形）。羊楼洞的青砖茶与临近的湖南临湘县（今临湘市）羊楼司制造的青砖茶，因此统称“川字砖”、“洞砖”、“洞茶”。

据《清史稿·食货志·茶法》记载，乾隆二十八年（1763）以前，有湖南青砖茶运往恰克图和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销往俄国西伯利亚，这种贸易到道光四年(1824)达到巅峰。创立于道光九年(1929)的安化永泰褔茶号便主营这种贸易，其招牌由安化籍著名书法家黄自元题写，该茶号至今犹存，仍在产销千两茶、茯砖茶、黑砖茶、天尖、贡尖等黑茶。

湖南茶叶外贸的另一条通道是销往南洋和欧美。嘉庆五年(1800)前后，广东商人来到湖南郴县收购烘青毛茶，每年约430吨，运回广东清远茶厂与广东乐昌白毛茶同时精制装箱，再由广州运到南洋各地销售。直到20世纪初，爪哇（印尼）各华侨茶店仍主要销售湖南郴县绿茶。光绪年间，长沙有绿茶约120吨运至上海，由茶商再行加工与产于安徽休宁等地的屯绿拼配后售与美国洋行。

鸦片战争后湖南始有红茶出口。为适应外商需要，扩大红茶出口，外省茶商纷纷派员来湖南茶区倡导生产红茶，设庄精制。江西茶商（赣商）于清道光年间来平江、邵阳示范；广东茶商（粤商）由湘潭至安化设点；晋商、鄂商等也接踵来到安化。随后不断传入邻近各产茶县。从此，湖南省增加了一大宗出口茶类——工夫红茶。统称“湖红”。这些成箱红茶主要运往广州，供应英商洋行出口。咸丰五年(1855)，英国伦敦市场已有“湖红”名称。红茶绝大多数运集汉口售与英、美、俄、德等国洋行，只有少数粤商仍运广州，晋商运往恰克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中国茶业总公司对内地与口岸分工的规定，湖南茶叶对外贸易以组织货源调拨口岸出口为主。 

长沙百货业小史

李兆明  张甫之

百货业随手工业、轻工业之发展及洋货倾销而兴起，为现代商业之一大行业。据《长沙市工商业及救济事业的沿革》载：“前清咸丰、同治时轮船、火车均无，只有广货店。广货之来路系由广东韶关转运郴州，由郴州民船直达湘潭，省城商人办广货由湘潭批发而来。”前清时有丝线、颜料店兼营日用品，卖针、线、扣、夹、花边等，以苏、浙、粤货为主，后卖洋货，生意日兴。继后有专营苏广货店铺开业，或摆摊点，多挑货担，摇鼓叫卖。江苏扬州又名广陵，出产座钟、胭脂、水粉，苏州产顾绣、花边、妇女用品，上海出镜箱、首饰、文具、梳篦、漆器、苏席，百货俱全，品种繁多，故昔名苏广业。

清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开埠，日、英、德、美等国外商来长设行开店，外货由沪进口，轮运长沙倾销。苏广业扩营洋货，占购销十之七八。故有专营苏广洋货之店铺，称洋货号，继分批发、零售商。清宣统年间，省城有苏广洋货批零店共40余家，其中经营批发有永安福、恒昌福、福源祥、瑞和、祥记、黄合兴、恒昌阜、厚德恒广货号等。店铺因洋货倾销日增，大店号多设八角亭、红牌楼一带，如天自福、逢源长广货店等扩大门面，大肆装修，仿上海时新，安装大型玻璃宝笼橱窗，陈列样品，五光十色，造成闹市。小店二三百银元资本，如雨后春笋，遍布街头巷尾，货物日益翻新。

行会始见于清末，同业有魏桂松等人首倡集资购置房产（今青石井街），立同业公所，办财神会及供行业内联谊聚会。民国元年（1912），裕兴祥洋货号与日商大石洋行因退货纠葛，大石行打伤裕兴祥号店伙。同业公愤，报都督署与日领事交涉，断大石行赔偿医药费用，罚酒席60桌，鸣鞭炮20万响道歉。公所初创即露锋芒，威信颇高。惟公所房小，借江西会馆万寿宫摆席鸣炮，因万寿宫会首不允，沿街鸣炮而去。同人不悦，共议按店捐募款项，另购药王街三进房屋一栋，改名苏广业公会，设会长、总管、执事各一人。同业开会，联谊团结，融洽感情。分批零设议价组织，价格划一，不得烂价。各店按月缴捐、入会费由会掌管使用。

洋货输入，外商悉有调查。据民国二年（1913）6月《实业丛报》4期载：日农商省委员太田外世雄对长沙市场有详细调查报告，谓“长沙为本省商业中心，复为消费焦点，凡外国输入品，多先输卸于此，然后散销于他市镇”。历述长沙市销、商情、外货等实况，力主输入布伞、肥皂、牙刷、袜子、卫生衣、汗衫褂、被面布、帽子、毛巾、香水、灯具及罩、玻璃器、玩具、装饰品、镜、花边16种日用品，垄断市场。经营洋货者均牟利多，如永安福洋广货号老板梅景福，因卖洋货成巨富。梅与德商韩礼生甚密。民国四年（1915）欧战爆发，德商撤离，全部货物降价一二成由梅收进。不久，战事吃紧，外货断绝，德货价涨几十倍，梅成富商，永安福号资本增值银元20余万，后改营颜料业。其他店铺因营洋货盈利亦巨。

民国八年（1919）五四运动后，以营洋货为耻。省城学生联合各界提倡国货，严禁外货买卖。同年7月7日在教育会坪举行焚毁日货示威，万民称快。行业员工纷起成立国货维持会、锄奸团，登记日货在途库存数，有暗地买卖者罚款封门，致数月后日货绝迹于市。因有国货之振兴，沪搪瓷、水瓶、胶鞋、日用化妆、针棉织品等轻纺工业相继建立，产品质量不次外货，如“五洲”固本肥皂、三星牙膏、碟霜、大中华胶鞋等，均比洋货好。此后苏广店号批零均以国货为主。民国九年（1920）张敬尧督湘时，兵痞横行，强赊勒买，营业维艰。据民国10年2月23日《生计志》载：“苏广业原267家，现仅存136家。”无奈市面骚扰，店铺关门，另谋生路。至民国十五1年（1926）北伐军进长沙，秋毫无犯，商民称庆。商会改组，名商民协会，同业公会改选会长。次年（1927）初成立苏广业店员联合会，隶市总工会领导。该会成立后，即向资方提出店员八小时工作制，并呼吁救济安插事业同人。得总工会及各行业支援，几经谈判，达成协议：同意店员日工作8小时，轮流上班，分批休息；确定同业工会集资1万银元，交店员联合公会经营管理，租赁两歇业铺面做门市，全部安插失业人员。谈判告胜，同人鼓舞。“马日事变”后，工运遭禁，店员会亦解散，但店员八小时制、例假轮休、学徒出师工资待遇等沿袭至今。

民国十九年（1930）后，时局乱后趋稳，沪、汉、穗、津等市轻手工业复兴，品种质量日新月异，粤汉、湘赣铁路通车，公路河运成网，长沙货运畅达。不久，国货陈列馆开幕，上海国货公司长沙分公司营业，苏广业全部经营国货，遂改名百货业。继后有上海中国化学社及家庭工业社，华丰、益丰、铸丰搪瓷厂来长设发行所；广生行设双妹花露水门市部，致长沙百货店铺日增。民国二十三年（1934），百货店260余家，批发集中臬后街、朝阳巷，大店铺多在八角亭、司门口、红牌楼，中小店集于中山路一带。

据民国24年3月《湖南国货月刊》27期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长沙百货业极形发达”，批发号24家营业额600万银元，380余人；门市店235家（夫妻小店未计）营业额1141万银元，1730余人。为扩生意，多揽经销。五大洲百货店与上海三友实业社签约，改牌特约经销处，经销西湖牌毛巾、被单、抬布，三角牌药品及混纺条花呢等产品；太平洋百货庄与天津毛纺厂签约经销抵羊牌毛线，名“湘记经理处”。次年（1936），大德昌、太平洋百货号均设分店，扩大营业。因沪品北运阻滞，厂商延期付款向长推销；穗产胶鞋、电筒、布伞、电池等大量涌到，致长沙百货业买卖活跃。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吃紧，厂商脱货求现，长沙大德昌、大五洲、裕阜长、太平洋、人和昌百货号大批收进，各进货10—30万银元，赶运长沙。不久沪、宁沦陷，物价暴涨，沪品奇缺，西南黔、滇、川、陕等客商云集长沙采购，故长沙百货批发业务极盛，各大店均在百万银元以上，盈利亦巨。次年（1938）初中国内衣公司开业，与上海内衣公司特约经销，三层大楼，耗资7万，独揽内衣生意，尤以纹皮、麂皮大衣、茄克走销俏，日营业额2—3千银元。大五洲百货店同期开张，集资银元5万，日营业额上千。此为长沙百货业之鼎盛时期。

“文夕”（1938）一炬，各店均焚。国货陈列馆关闭，上海设长国货分公司迁重庆，新世界商店货运株洲，大德昌、大五洲号庄撤至沅陵，太平洋店分迁衡、邵，裕阜长、人和昌、正义昌、公信昌、谦信等批发号均撤离长沙，损失十之八九。火后，部分店号回城搭棚营业，国货陈列馆经修缮后，附设商场亦先后开张。民国二十九年（1940）4月，省政府饬令恢复百货业公会，登记注册，抽捐征税。批发大店如大德昌、大而康、大兴长、裕丰长、同兴昌、大达、谦信、新昌隆、汪建记、振湘、大公永批发号，陆续在衡阳复业，业务占该市十之六七，几年独成一帮。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日军侵长，长、衡百货业均外迁他地，多撤至贵阳、重庆。

抗日战争胜利（1945）后，各业待兴，百货业各店纷筹恢复。10月同业开会，改组同业公会理监事会机构。一年后各店铺修葺重建一新，先后开业。八年离乱后，人心思定，市需增多，加之沪品价落，厂商仍以赊销延付办法扩大业务，货源丰富，生意兴隆。次年（1946）同业登记，共百货批零大店61家，中小店未计，年底增至118户。时美货大批涌人，充斥市场，摊担骤增，店铺营业下降。加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国三十七年（1948）6月，有31家店号申请歇业，实则有的店铺裁人减支，营业未停。

昔百货业进货多自产地厂商，以沪、穗为主。批发号按其业务大小各派1—3人驻沪，聚居一新客栈，结成一帮，互通消息。店庄电传行情，讯息灵通。国货直接向厂商购进，外货通过经纪向洋行采办。厂商、洋行均设“跑街”至客栈主动与庄客做买卖、谈生意。粤货购自广州、韶关，铁路、公路通车前，多肩挑土车由郴州入湘，民船转运；大批则由穗轮运到上海转长，海上往来。北京绒球、京花、装饰品，多由丝绒铺北上推销湘绣后捎回；天津毛绒多订店经销；苏州卧席、福州漆器、温州折席等货，每年由沪庄派人专程采购。大件笨重商品如搪瓷、胶鞋、玻璃制品、蛤蜊油等，均木箱包装，每箱三四十打，多用帆船运输，历20天，后改联运。胶鞋10打一箱，搪瓷盆5打改木架麻包，绒袜改用牛皮纸，每包由500改50打，轮运武汉，火车运长。批发销货外县约占十之六七，运及南、华、澧、安、益、沅、津等城镇，设专人分管各县客商，日必联系，沟通情报，洽谈交易。零售大店均各自向产地进货，中型门市亦多派人直接采购，仅小店从本埠批发号购进。抗战中物资匮乏，货源困难，沪品多经浙宁波、金华中转，或经杭州、萧山、嵊县、诸暨，甚至绕香港走海陆丰、沙鱼冲、东莞转运。间常派人至广东芦包、梅县，福建漳州、建瓯、南平，浙江金华、兰骆等地进货，“有货是宝，到手即财”。

批发店号多合伙集股，推能者经理管事，统管购销业务和用人。时批发进货赊销为多，一月两比，一年三比，十二月初放45天开期，比期付款。因信誉紧要，自清末长沙百货业驻沪设庄后，几十年无一家倒账。偶有一两户银根紧，到期付不了现的，行业以莫怀德、苏寿嵩为首组织大户支援，代兑到期庄票，以维持行业信誉，因而上海厂商对长放手赊结，多给延期优待，每年派人来长探行情，签订购销合同。该店日必通报，随时掌握商品俏滞、价格涨落、银根紧松、折息高低等变化，看准大胆批进，有时一次进货达资本一二十倍。对市场消费、年成丰歉、时局变化等亦时加体察，以图看准拿中，如欧战爆发外商撤走时，有大量收进颜料、人造丝、毛线、开士米、穿扣等货；抗日战争中多方抢运上海货物，结果大赚一笔，均预测远见之功。销货求快，脱货求财，惜售蚀本，微利保本甚至有时亏钱也卖。

零售经营重推介接待。店堂装饰，商品陈列，经常翻新。橱窗陈列有专人设计，按商品花色、外型、图案折叠摆布，美观大方，清新醒目。行人路过，无不一拭。同时影院报纸广告，贴海报，发传单，举行纪念活动招徕生意。顾客进店，主动笑迎，耐心推介，和气议价，大小买卖，一视同仁。自国货陈列馆商场开业统一划价后，行业推广明码实价“一言堂”，改昔行业陋习。

1949年人民政府成立后，重建百货业公会筹委会，对行业普查登记，共329家（包括夫妻小店）。次年元月审查发证，批发店57家，零兼批18家，纯零售256家，合资本旧人民币121亿元，1446人。同年振湘源批发号转入利华橡胶厂，另12家批发店转入电珠、织染业和棉织业。零售店按区分14小组，成立店员工会。1951年大德昌、大新昌批发号转入湖南企业公司，8月转入长沙企业公司的有民生厚、大新、新世界、和济、启记、五丰、衡湘、群康福。批零统一划价，日用品降价一二成，如：黑人、三星牙膏各降25—26%，毛线、绿宝香皂各降20%，皇后毛巾降10%，金杯男袜、箭皮套鞋各降9%。继后，美丰、三友实业社转入五一、百达肥皂厂（后转湖南日化厂），慎丰转入机械厂，至此批发大店全部公私合营。1955年实行联购代销，计13个联组191户。下半年并点，设19个大店，19个合作组，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属市百货公司领导管理。

（本文作于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