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长沙近代商业的繁荣

长沙伞业名店“陶恒茂”和“裕湘厚”

李素奇

伞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长沙市的伞业属于前店后厂的手工作坊性质，分为“纸伞店”、“布伞店”两大类。从清末到民初，长沙纸伞店又有“本帮”和“衡州帮”之分。本帮设店于老照壁“栅门内”（老照壁临近清抚台衙门，后改督署，栅门拆除甚晚）和北门口、南门学院街、鸡公坡等地。衡州帮几家则开设在老照壁“栅门外”炮坪巷一带。本帮中开设在老照壁的有李恒茂、恒茂兴、王谦泰、吴恒泰等多家；开设在北门口的有陶恒泰、陶恒茂、吴振兴3家。衡州帮开设在“栅门外”炮坪巷一带的几家，范围小，经营时间不长。以上各家都是号称制作加工老油纸伞的店子。长沙帮设在南门口、鸡公坡、学院街等地的，多是做低档纸伞的，以低价争销。其时长沙有句谚语：“鸡公坡的伞，滴雨一个眼，不怪做伞的没良心，只怪买伞的瞎了眼。”顾客要求质优耐用的名牌，故次品伞店乃逐步被淘汰，只剩得老照壁和北门口的几家老油纸伞店，其中特别是北门口的陶恒茂纸伞店，一枝独秀，久负盛名，有近百年厉史。

1986年已84岁的老人陶俊坤回忆，清咸丰年间，由其祖父陶季桥承袭父亲做纸伞的手艺，带领4个儿女，在北门口开设陶恒泰纸伞店，几年后将积累的盈余，又在附近另组陶恒茂纸伞店。到20世纪40年代，陶恒泰做跨了，陶恒茂却蒸蒸日上。

陶恒茂为什么能独树一帜，历久不衰?主要是它生产的纸伞坚固耐用。该店为了广开门路，还特制了一种能经受大风大雨的纸伞，重3.5—4斤左右，长32—36寸（普通纸伞24—28寸）。常用红漆木蒂头做伞顶蒂，故亦称之为“红头和尚伞”。这种伞为码头工人及船工、铁路工、邮电工等乐用，那时没有雨衣，全靠大伞遮雨。该店又专制有放鸭子及摊贩用的4尺以上的特大雨伞，另外还有一种经过特别加工的琢纸伞，可备夜晚必要出城时撑伞跳城之用（那时长沙有城墙，入夜城门关锁，有紧急事必须出城时，只好撑伞跳城墙）。这些伞各有其特殊用途，供人选购。

陶恒茂的伞，做工精细，谨守祖传工艺。首先是选料，如做伞骨用的竹子，要用越冬老竹，去其头尾，留用中筒，云皮纸要选用上等纸，结边的纱要用自纺的土纱，因土纱吸油性能比“洋缈”好。总之，质量第一，这是维护产品信誉关键所在。

同业做纸伞的店子，篾工部分多系在外加工。陶恒茂的纸伞却是全部都由本店制作，要按规格尺码精制。伞用丝棉盏顶层，中骨用头发绳穿，伞边用土纱夹头发绳，还要用粗丝线结边。最为重要的是规定三伏天用生桐油陆续加油3次，其他季节做伞胚不能加油。因此，陶家的老油纸伞，货真价实，长期赢得信誉。

1938年“文夕大火”，该店损失全部资产70%左右。火后在原地搭盖房屋，恢复旧业，逐渐又有起色。

20世纪50年代，陶恒茂伞店仍由陶俊坤夫妇负责经营。陶被选为纸伞业同业公会筹委会副主任。1956年公私合营时，全部资产定股人民币5200余元，与同业一道投入公私合营长沙市纸伞厂。当时还保留了陶恒茂这块老招牌做门市，到1958年才撤销。

民国初年，长沙人李茂棠听说湘莲等土产品在广东俏销，又看见有人从广州带来的广伞好看好用，拟去广州探索业务情况。但其时铁路未通，走水路要经过武汉、上海等地，绕上一个大圈子，辗转行程，费用太大，于是决定步行入广。李邀同伙伴，随带湘莲及现金等，爬山越岭到了广州。湘莲脱售后，购了几打“布遮”（广东人称伞为“遮”），挑运回长，销路很好。接着往返二三次，赚了一点钱，乃正式邀集股伙李菊初、黄菊阶等，在下坡子街开设“裕湘广伞号”。向广东伞店购进由国外进口的伞骨及布面、伞柄和其他附件，重金聘来一位广东技师，仿照广东伞的式样，加工组装，名曰“广伞”。这种伞坚固耐用，晴雨咸宜，深受市场欢迎。

1917年，裕湘股东黄菊阶邀集李早贵（李茂棠之子）李蚧卿、徐伯恒等，组成裕湘厚广伞庄，开设于下太平街，黄菊阶任经理。此店临近大、小西门水运码头，地域很好，加以经常注意改进质量，业务日益兴旺。其所用的青布，从来不购用染好的成品，而是购用名牌“龙头”细布，或万年青白细布，送染坊加工定染。染时须经两道工序，即先染成蓝底子，再加染成青布，以防止褪色。其他各个部件无不注意选用坚实的材料。此外，还作了些小改革，如原形广伞是一字柄，但“一字”横木柄易断，乃改为杉木勾柄，也易折裂；再改用杂木做杆子，接插杉木勾，既美观又坚牢。自“菲菲伞”问世后，又仿照菲菲伞改用直柄（即现在用的直柄伞）。总之，重视改进质量，从而增加了伞的寿命，赢得用户的信任。这时裕湘厚布伞比广东的“布遮”，已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该店的另一特点，是采取合理的价格，实行“真一言堂”。对伞的小修理，仅收工本费，属质量事故，则不收费。由于此店能从多方面争取主顾，是以生意越做越好，每年都有盈余。20世纪3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太平街小殷实户之一。1938年“文夕大火”，裕湘厚损失惨重，但还有疏散下乡的几百匹布和储存安乡农村的2000多担谷子及现金等，如恢复做广伞，并非难事，唯因当时没有外国伞骨进口，裕湘厚因此结束，而改营其他业务去了。

（本文作于1986年）

一度闻名中外的菲菲伞

欧阳佩华

一把纸伞的启示

菲菲伞创始人潘岱青，湘乡人，原在北京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1918年，他患了严重的咯血病，停学回湘治病。愈后，想搞点工作，以谋生计，经人介绍去湖南财政厅接洽。去过几次，不仅得不到答复，还遭人白眼。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给了他以启示。事情是：潘岱青的弟弟去美国留学，临行随身带了一把纸伞。潘对弟弟说：“咳呀!你为什么带把这种土里土气的伞出国呢?会丢丑!”他弟弟认为伞是日用的东西不可少，坚持带去。谁知弟弟不久从国外来信说：“你不要我带的那把伞，却出现了奇迹，不仅是我自己天晴落雨少不了它，而且外国人看了，非常欣赏，认为是个宝贝，说中国人能够把竹子和纸做出这样价廉物美而又携带方便的东西来，真是了不起的聪明。”由于这把伞的启示，潘岱青决心改革纸伞，做纸伞生意。1923年，他将祖遗的30亩田卖掉10亩，获得银洋700余元，作为资本，并去杭州买回几把纸伞，作为样品，参考长沙纸伞的做法，另行设计，改革创新。他还找同乡画师王彪炳协助，在中国纸伞创新上反复实践，精益求精。“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多久，他制作的新式纸伞成功了，而且质量胜过了杭州伞，于是定名为“菲菲伞”。这是长沙菲菲制伞社创业的开端。

盛极一时  远销国外

1924年菲菲伞正式投产了，工场设在长沙市长康路。一经问市，销路便很好，特别是青年妇女，争相购买，门庭若市。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潘岱青先后在长沙南阳街、司门口、中山路国货陈列馆等地设立门市部。最初只有几个人的小工场，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工厂，职工有七八十人。全盛时期，每天生产菲菲伞400多把，日营业额达银洋400多元。

由于需要扩展门市部和增加工人，开支越来越大，现金周转不及，潘氏于1926年将祖遗的另一部分田租20亩全部卖掉，得价款1400余元，对伞厂作了进一步的投资。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业务，增加了花色品种，仅女式花伞就有大号、小号和特订的伞号，共200多种。伞上花型中西结合，得美术教师李昌鄂协助设计，绘有人物、山水、花卉、飞禽、走兽等国画图案，还印制《潇湘八景》、《黛玉葬花》、《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等新花样，栩栩如生。此外，在装饰上也别具一格，如伞柄加上油漆，并系以红绿等各种颜色的丝条，古香古色，既美观，又大方，深得顾客喜爱。菲菲伞的包装除有特别印制的牛皮纸袋子外，并精制彩印纸盒以供作馈赠礼品之用和作出口商品的装饰。因此业务日益发展，产品畅销全国各省、市，曾在各省地区参加过展览会，得到不少的金银奖牌。1936年还参加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得到该会的金质盾牌，曾悬挂在南阳街门市部，1938年毁于“文夕大火”。

1928年，潘的弟弟在美国芝加哥城佃了一个小门面，专门经销菲菲伞，一度轰动全城。1937年，潘岱青携带菲菲伞参加了当时在广州召开的四省国货交流会，港澳侨商大为欣赏，纷纷订货，从而更扩大了国际市场，远销美国、日本及南洋诸岛。在广州交流会上，有一外国公主曾以80元银洋的高价定制一把特制的菲菲伞，要求伞顶用镶金属制成，伞柄用黄杨木雕以松鼠吃葡萄的空花形，伞面请名师绘以“百鸟朝凤”的精彩国画，潘氏都如愿以偿。

菲菲伞精巧玲珑，晴雨咸宜，美观耐用。旅居青岛、上海等地的外国友人，在海滨浴场、公园、名胜等地游览时，常手撑菲菲伞来遮太阳（该伞遮太阳时可以反射日光，不传热）；照像时，尤其喜欢手执一柄菲菲伞以为衬托。到30年代初期，该厂又增加新品种，做出了新式男纸伞和儿童伞；并以“菲菲”两字作商标，另行设计做出了柔软不沾联的防雨油布、雨衣和提包等产品，广为销售。这是菲菲伞产销的全盛时期。

“文夕大火”后的周折

1938年抗日战争中，长沙惨遭“文夕大火”，菲菲伞厂4个门面及厂房全部葬身于火海，搬走的仅有部分原材料。潘氏一家逃难到湘乡东山花桥，搭盖一间临时厂房，继续生产菲菲伞。这时工人只有20余人。虽然地处农村，交通不便，但各地闻讯找上门来购买的仍不绝于途。抗日战争胜利后，潘氏又回到长沙，在南阳街、先锋厅两处复业。制伞的半成品由湘乡运来，在长加工制作，业务也还不差。乃在今五一路湘绣大楼旁边修建了一座三层楼房，拟扩大生产。不料房屋尚未迁入，就被国民党军队占用，现金变成了固定资产，到头仍然没有厂房生产。加以政治腐败，通货恶性膨胀，金圆券破产，人心惶惶，市场混乱，因此业务下降，元气大伤。

20世纪50年代初，潘岱青仍想重整旗鼓，扩大生产，但以过去损失惨重，无力增资；加以扩建五一路，厂房问题一时难于解决，在长沙生产困难，逐拟与新化进步伞厂合并，共同生产。迁厂后，因对方不肯接受十几名工人，又只得退回长沙，终因无法维持而于1953年歇业，终止了菲菲伞的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岱青曾但任长沙市工商联所属纸伞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和第一届市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他深恐一度闻名中外的菲菲伞失传，在垂暮之年，曾抱病坚持写作，以《纸伞一角》为书名，介绍了菲菲伞的生产要求和经验。1955年，书稿尚未完成，湖南省工业厅转来苏联索取菲菲伞工艺技术资料的函件，要求详尽解答。其中有几项技术绝艺，特别进行了询问，如“竹子是圆的，又光而且滑，伞纸是如何沾上去的?为什么沾得牢固，理由安在?”等等。潘氏一方面积极写完书稿，另一方面叫儿子潘一经协助，绘制各项图样，缮写成书，并找人共同将书译成俄文，送湖南省工业厅转寄苏联；另抄一份送交长沙市工商联组织科转报湖南省委统战部；底稿则自存。可惜在十年动乱之初，自存的底稿被人抄走，连同所存菲菲伞样品、图案、画册、奖状等，均荡然无存。1966年潘岱青还被迫遣送下乡，1970年病逝于湘乡原籍，终年74岁。

当年曾为菲菲伞工作过的老人，80年代健在的尚有二人：一是湘乡人杨白鸥；一是长沙人周迪。这两位70岁以上的退休工艺师，均曾为菲菲伞绘制过各种国画图案。

（李素奇整理，作于1985年）

以顾客至上的长沙服务业

陈先枢

旧时长沙服务业主要分为照相、理发、沐浴、旅馆、洗染和影剧院等6个自然行业。由于长沙消费城市特点和商品中转集散中心地位的加强，经商者川流不息，谋生人云集城区，带来了服务业的繁荣与兴旺。仅从店铺的数量之多，就可略见一斑。抗日战争以前，30多万人口的长沙城竟有照相馆21家(1937年)、理发店2700余家(1937年)、澡堂27家(1930年)，旅馆800家(1937年)、洗衣店80余家(1935年)、影剧院30家(1936年)。数量一多，竞争自然异常激烈，为了“拉客”，各店奇招迭出，服务措施时有创新，顾客有什么样的需求，商店就有什么服务项目，把长沙服务业的质量水平提到空前的高度。无论是本地顾客还是外地旅客，对长沙服务业的评价，脱口而出的就4个字：宾至如归。

照相业是长沙的新兴行业，同治元年(1862)，里仁巷已有“长青阁”照相馆，是为长沙照相业之始。光绪元年(1875年)长沙又有人在贡院西街开设了照相室，但此时的照相馆设备都很简陋。真正称得上照相馆的是光绪十七年(1891)长沙西乡人瞿瑞卿在药王街开设的镜蓉照相馆。以后照相业务发展很快，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长沙已有照相馆20多家。1928年裕新公司增设照相部，环灯闪烁，连楼梯也铺上鲜艳的地毯，气派非凡。此时著名的照相馆有“新华”、“蓉光”、“四明”、“大光明”、“新华”等16家。“文夕大火”过后,长沙仅剩10家照相馆，因陋就简．支撑着营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市照相馆又恢复了20多家，其中以“凯旋门”和“云芳”最负名声。照相业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各店频频推出种种优惠新招、服务新举。蓉光照相馆曾以赠送五彩大像(即按原价照4寸美术像l张，加赠8寸彩色放大像l张)为号召，一时轰动全市，顾客有如潮涌，从早到晚排座等候，2部大座机,十几个人连续不停地工作，仍照不完，不得不发售预售票，每天收入1000多银元，打破了行业记录。安徽省安庆市照相业独资大户云芳照相馆店主郑云芳，抗日战争中逃难到长沙，刚来时，因业务未打开，就主动到各大医院，义务为医院拍广告照，为医师拍工作照，深受医务人员欢迎，因此招来许多生意。1946年开设的凯旋门摄影社，在一次拍摄集体婚礼照时，不慎失误，经理朱振三亲自逐个登门道歉，并邀接至店重拍，博得顾客赞誉。

长沙理发业历史悠久．早在明代就有以梳头、整容为固定职业的梳头姨娘及整容院。至清代，统治者迫令汉人“剃发梳辫”，理发业遂成官办，理发师名目“待诏”，实行俸禄制。“待诏”不仅能剃发、梳辫，而且都有一手推拿、挖耳的本领。久之人们对理发养成习惯后，清政府将“待诏”改为民办，任其自营发展，“待诏整容堂”于是而兴，这就是理发店的前身。清末长沙已有理发店300余家，从业者700余人。辛亥革命后，男子争相剪辫理发，女子也时兴短发，更促进了理发业的发展。l914年日本人龟田在长沙苏家巷开办西式理发店，令长沙各理发店老板耳目为之一新，纷纷仿效，普遍使用转椅、推剪、电吹风等新式理发工具。到20世纪30年代，长沙理发业进入鼎盛时期，著名理发店有“中华”、“南京”、“远东”、“环球”、“青年”、“华中”、“欢颜客”、“好莱坞”8家，尤其以新坡子街的中华理发店、青石桥的南京理发店独领风骚。这两家理发店均为江苏扬州人所开设，他们都以设备新颖、布置时髦、男女分楼、技术讲究、接待周到、店规严格而赢得顾客，而且首开药水配方、发型设计、电烫发式、白发染青等业务，风靡一时。l949年长沙市尚有理发店330多户，从业人员1070人，是长沙市劳务性行业中职工人数最多的一行。

长沙澡堂的服务质量也是有口皆碑。长沙最早的营业性澡堂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大吉祥旅社附设的浴室。1930年长沙沐浴业全盛时期有澡堂27家，从业人员500余人。著名澡堂有“新沙池”、“三新池”、“浴华”、“长沙盆堂”等。其中以陈禹卿开设的“新沙池”规模最大，服务项目也最齐全。该澡堂共有座位200多个，分雅、正、优、客四等座位，并附设女座，设有理发室、修脚室和南食部。工人达100余人。雅正座均为瓷盆，置有沙发；客座为大池。服务态度好得不能再好：入浴时，替客围上浴巾，代客整理换洗衣服，扎叠成卷，便于携带；客人浴毕入座，递上擦面毛巾，并帮客人擦去背部水渍；浴客休息时为之盖好浴巾，以防感冒；客将离座时再递毛巾，然后结账；客走鞠恭道别，拉门相送。男澡堂用男服务员，女澡堂用女服务员，绝无“异性按摩”之类的事。

旅馆古称驿站、庐旅、候馆。长沙旅馆形成行业始于清代前期，那时长治路、贡院街(今中山路)、小西门、太平街一带均开有客栈。光绪二十四年(1898)湖北人范锦堂在吉祥巷开设了长沙第一家西式旅社——大吉祥旅社。民国后，“大吉祥”扩大经营，附设中西餐厅，常有富绅豪贾大摆筵席，调堂出局(招妓女)，唱曲弹琴，打牌赌钱，生意很是兴隆。随后有天乐居大旅社、大同公寓等一批新式旅社开业，一些旧式客栈也扩为旅馆。民国初期长沙大小旅馆有440余家，1934年增至599家，其中“泰豫”、“九洲”、“湘汉”、“大吉祥”、“天乐居”、“长沙”、“亚洲”、“美西施”等16家大户，以其设备齐全，附设餐厅、浴室等服务设施，使“客满”牌每日高悬。大旅社中有专为外地商人开设的客庄，房租以年计收，店主熟悉商情，常为住客通报行情涨落，介绍生意，并装有电话，便于联系。各家旅馆普遍待客殷勤有礼，勤送茶水，代看房间，通宵值班，呼唤便捷，招喊旅客乘车、上船，不误时辰。1938年“文夕大火”，全市旅店无一幸存，火后有300余家相继复业。

长沙洗染业起源于l917年开设的“华西法”洗染店。洗染业在行业竞争中形成了各自的洗染特色。抗日战争前以洗衣店为主，主顾为洋行职员、水兵、绅士、官商、名伶等，衣裤不论长短收费仅银元5分。抗日战争胜利后洗染并举，渐有“东谢(谢松林)、西俞(俞建达)、南苏(苏鸣斌)、北蛟(龙长云)”之称。位于东面青石井的美丽洗染店，以精洗五彩绣品、干洗毛呢及皮衣擅长，所洗绣花织物，去污保色，干净透彻，所洗皮货不走硝、不脱毛，饮誉省城；西边药王街的瑞华洗染店(湘江洗染店之前身)则以染色织补载誉同行，所织补的毛呢绸罗、花色影格等衣料，达到了经纬清晰、织破如新的地步；位于南正街的宝华洗染店以洗染吕宋帽而闻名遐迩，染料地道、漂染考究，深得顾客赞许；北门的世界洗染店则以色染土布占据优势，业务量之大为行业之首。至l949年长沙共有洗染店70多家，从业人员200余人。长沙市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趋势，在民国时期就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民国时期省会长沙有“文化城”之称，主要体现在影剧院的空前繁华。民国初年，外国无声黑白故事片传人长沙，汉口百昌电影公司在今黄兴路育英街的新剧场放映《火车上成亲》，轰动一时。至1914年长沙始有正式的影院，即今黄兴北路燎原电影院的前身——青年会电影院。该院利用教堂作放映厅，银幕规格，坐椅舒适，以放映宗教影片为主，间或也放映故事片，如《珠宝案》等。以后较为正规的影院当推1925年建在八角亭西侧的西牌楼百合电影院，该院由长沙基督教青年会会员魏乔年等人创办，可容观众800名，设施完备，院容整齐，满场之日居多。初期主要放映欧美无声片，如《情海狂澜》、《牧师奇遇》等，为吸引观众，特地请英语教师易怀曾把剧情翻译成中文向观众讲解。l931年6、8月，该院先后首映美国有声片《花团锦簇》和国产有声故事片《虞美人》，从此有声片落户长沙。这一时期长沙著名影院还有织机街的平平(平平后又在白马巷、丰瀛里开设有影院)、万国，鱼塘街的东方、中央、世界，青石井的海天，新街口(今东牌楼口)的民乐，吉祥巷的吉祥，又一村的民众，中山路的银宫和清泰街(今北正街)的美西斯等。1938年日寇迫近长沙，这些电影院大多数停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沙电影业蓬勃发展，黄兴路上还多了一家名气很大的影院。这就是l947年由蒋寿世等人创建的银星电影院。该院有座位1034个，从上海购回美国放映机，注重放映质量，高薪聘请技师担任放映员，服务员彬彬有礼。放映《一江春水向东流》、《天亮前后》等贴近市民生活的影片，情节感人。引起极大反响。银星电影院l956年公私合营，l958年转为国营，l996年兴建平和堂商厦时拆除。又，抗战后，今万代广场处有国泰电影院(即大众游艺场)，中山公园(今青少年宫)内有和平电影院，原刘胡兰塑像处还有华南电影院。

民国时期长沙戏园、剧院更多，不过更叠频繁，长久经营的较少。据不完全统计，从清末至民国长沙戏园、剧院有:水府庙剧院、四喜茶园、皆宜公司剧场、燕云湘月歌台、宜春园、湘春园、寿春园、长春园、景星园、福春园、豫园、潇湘第一台、霓园、湘舞台、楚舞台、霓春园、新舞台、世界大戏院、霓仙园、美西斯戏院、远东湘剧场、万国戏院、银宫大戏院、百合湘剧场、民生大戏院、仁记戏院、大吉祥戏院、江南戏院、中台大戏院、时代大戏院、民众二剧场、新湖南剧院、正义剧院、金城戏院、大华戏院、绿萍书场、马黎戏院、大中华戏院、雪园戏院、城南剧院、美丽戏院、雅园、国光戏院、美琪戏院、裕丰戏院、工余戏院、新民戏院、北正戏院、众乐戏院、自力戏院、楚南剧院、联华剧院、长沙大戏院、民乐戏院、黄金大戏院、文华剧院、兰陵剧院等。

编纂:陈先枢

原载:《长沙近代工商业》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