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长沙近代商业的繁荣

介昌绸布店

朱运鸿

长沙八角亭介昌绸布店，是经营绸、缎、呢、绒、布匹的名牌老店，至今（1986年）已有70余年历史。1984年将原址改建三层大楼，占地面积1100余平方米。该店经营具有传统特征，又有划时代开拓市场意义。

“介昌”前身名“介福昌”，创建于民国二年（1913）农历三月十五日，即财神会之日。（编者按：应创建于清宣统二年，即1910年，见以下影印当年《长沙日报》介福昌开业广告。）经理陈萼泉，系清季随左宗棠出征新疆，功授提督军门陈德隆之子。陈萼泉虽出生豪门，却有一颗爱国之心，曾受维新派谭嗣同、唐才常影响，因见祖国自鸦片战争后巳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1904年，长沙辟为商埠以来，洋行林立，利权外溢，殊为痛恨。对此，他立志经商，实业救国。看到绸布业务关系人民生活，省垣虽有百余家，均属小型店堂，无力与洋商抗衡，商之于做绸布业的亲友徐锡藩、饶介臣，以提倡国货、挽回利权为旨，且联合人和祥、九章、万成、聚太生、宝康，天孙锦、裕昌祥、咸昌、九康等20余家同行，合资银元20万元，又吸收社会游资10万元，总计30万元，将饶介臣原店址改建为一栋宽敞的西式石库门面，从而开创了长沙第一家大绸布店。

“介福昌”前门起一“时钟楼”，朝街面安一东洋大钟，指针至点，当当鸣晌，来往行人，驻足而视。店堂分内外两进，外堂做门市，内堂营批发，两边货架高2丈，顶边安中外风景画玻璃框镜，中摆红毛光玻璃平宝笼两路。介于内外堂中有一小客厅，摆设西式桌椅、茶儿，为接待生意较大的顾客吃点心。留餐之处，壁上挂有名人字画。开业时湖南省都督谭延闿曾赠贺联：

通功易事无馀布；

纬地经天具大材。

后因兵灾之故，此联不知去向。招待顾客，备有广东白铜水烟袋，吸条丝烟和白金龙厅装纸烟，视顾客喜爱，亦度生意之大小而定，由女茶房或学徒递送。当先生者（即今营业员）衣着长衫，卷长袖，戴冲天炮瓜皮帽，剃和尚头：在当时看来，别开生面，实有开风气之示范作用。

最初，绸布行业有帮派之分，长沙帮店小，财力薄弱，全赖苏州帮、南京帮批发商供给货源。惟有介福昌资金雄厚，上海、汉口设有驻庄，对外埠批发来户守信誉者与其建立赊销关系，“期口”为15—45天，大都以到期付款为主，绝少使用票据等往来，而全凭信誉。如有预付现金者，每匹扣一至二角或按比除息，均视当时情形而定。在交易上，其记账之唯一凭证，仅持送货簿为凭。对本市之殷实主顾发赊销往来摺，年分端午、中秋、年关三节（又名五、八、腊三比期）结算。当时封建余风较为严重，诸多名门闺秀，既想追上潮流，又不敢抛头露面，便由店送货上门，以满足其要求。若时令春秋，趁换季打一至二次开张。所谓七八折放盘尺、降价，都是“介福昌”生财的手段，并非创业时提倡国货、挽回利权之初衷。俗话云：“生意无巧，人齐货饱。”此系该店一贯经营信条。“介福昌”班底结构系多店之经、副理及高级学员所组成，运筹经营，招徕生意，各有千秋。当顾客进门，不管生意成交与否，先以满面春风，热情接待，因之成交率居多。营业场有营业长照场，随时检查营业员之勤惰。略述两则事例，说明具体情况。一次有两北方顾客要买淡青色官纱，此系当时风行的热季衣料，由一年轻营业员接待。店中只有白色，淡青色一时缺货，虽经多方比喻吹嘘白色较淡青色好，无奈对方执意要买淡青。眼看不可成交，这时魏韵篁在旁插言，用很关心态度问，先生是要买淡青色官纱？有！请等侯，我到货房取来。彼随即派专人到同行店拿来一匹。魏问要多少？客答三件长衫。魏代为量身计料后，又量好尺寸，作开剪势，猝然停剪补上一句：不过现在潮流变了，淡青色落了伍。白色正时兴，它对阳光有反射作用，穿上不热。这一句打动了顾客。北方人最怕热，心有所动，口中发出“这这”之声，魏抓紧时机，目视接待的青年授意与彼周旋，马上离柜，至卧房把自已新做的白官纱长衫穿了出来，落落大方，两顾客见了十分欣赏，遂改要白色的，结果圆满成交。又一次，“介福昌”运回一批畅销的摹本缎约百余匹，堆满货房，照例先由划码员逐匹评价，需时二天，而外面等货上柜，手脚麻利的李溪亭不到三四个钟头办完。有人问李诀窍，他笑说，虽然货有百余匹，但只有几个档子，把每档取出五匹，过目评价出售，其余再按档分别成色上架，利用闲时再一一过目不迟，既争取了时间，又避免了混乱，事实说明，若无丰富的业务经验，是难以做到的。其中最主要原因，是经理陈萼泉很重视人材，比如：戥子桥省立第一职业学校分染织、金工、绘画科系。至民国3年，又增设夜班商科，不纳学费只收杂费。陈萼泉见是培训好机会，因而送两名青年入学。由于陈思想开明，以致后来为长沙工商界造就了不少人材。如能左右金融业之钱业公会理事长、四怡堂药铺创始者李寿增、长沙总商会会董麻静之、长津轮船公司大股东吴伯熙、九如斋南货馆西式木器业创始人饶菊生、大盛绸缎庄大管事魏韵篁，沪、汉坐庄专业人材李溪亭等

“介福昌”鼎盛时期，全年营业额达300余万银元，此数用上海恒丰织染厂30码双幅哔叽论，约值40余万匹.如此兴旺，是具有得天独厚之条件。戊戌以还，帝国主义集团之间正筹备大战，暂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有所缓和，“介福昌”正在斯时应运而生，店里人力充沛，货物齐全。经营特点独标一格，内部陈设去旧布新，文明经商，礼貌待客，所以深受广大消费者欢迎，获利颇丰。但好景不常，至民国7年（1918年）南北军阀混战时期，据守长沙的桂系军阀谭浩明被北洋军阀张敬尧打败，撤退时谭浩明纵容部下到八角亭、南正街大肆抢劫，介福昌是手屈一指大绸缎庄，首当其冲，损失惨重。继之张敬尧进驻省垣，他的义子张继忠率领士兵，又抢劫一番。“介福昌”受两次抢劫，元气大伤。此时陈萼泉因年事已高，已拆股离店。1919年，由徐锡藩、饶介臣、麻静之、吴伯熙、吴仲武等人重新组合，将介福昌牌名改为“日新”，到此时原介福昌班底已先后离散，仅40余人，资金8万元，无复往昔之盛。1925年上半年，又换牌名“日新昌”，尔后又改为“昌记日新”，再复为“日新昌”。到抗日战争初期，长沙人口日增，购买力强，“日新昌”业务腾飞，进入全盛时期，资金由10万元达到近30万银元。至民国27年（1938年）“文夕大火”付之一炬。翌年十月，“日新昌”幸存部份残货，由各股东分散经营，设4个小型店，即全记、益新、昌记、华华。此际正当国难民困之秋，而“日新昌”这班人马，能适应战时环境，又经四次会战，周旋于烽烟之中，惨淡经营。商品主营平江、浏阳土布，及省产青布和福星门条格布等。上海货因交通封锁来源阻隔，4个店共同派出青壮年远走金华、宁波绕道沦陷区，利用帮会“太爷”保镖，银钱扎入一担柴草药中，沿路一二十人同行，伪装贩运药材客，夜宿客栈，随便堆码，使人不怀疑，货运到沦陷区，先派人打前站，探访是否有日本鬼子打闹。碰上伪军和土匪勒索，由大爷通关节。至外地采购货源，固然担当一定的风险，货若到店，有二三倍甚至四五倍利润可图。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由谢润海为首，重新组织在“日新昌”原址，开设“介昌”直到1948年6月。

（本文作于1985年）

湘绣业老字号钩沉

陈先枢

“湘绣”实则“长沙绣”，是长沙地区独有的工艺美术品，与苏绣、蜀绣、粤绣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绣。长沙刺绣历史悠久，长沙楚墓曾出土了绣着龙凤和堆花的丝绢被，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更多的绣带绣料，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如一号墓中，用来装饰内棺的铺绒绣锦，以烟色绢为底，用朱红、黑、烟三色丝绒，采用针脚整齐、绣线排列均匀的平针满绣针法绣成。图案为斜方格纹，内填红底烟色花纹，每单元长宽均为4.2厘米。这一绣锦，绣工纯熟，技艺高超，在中国丝织物中极为罕见。内棺中的绵衾，用朱红、浅棕红、橄榄绿二三色丝线，采用锁绣的针法，绣成叶瓣、云纹和带眼状的桃形花纹。这种图案，古人称之为“乘云绣”。还有呈穗状流云和网点纹的“长寿绣”，呈梅花纹、茱萸纹等各种图案的绣绢，特别是被称为“信期绣”的图案纹样，线条细密，做工精巧，为刺绣中的上品。上述精美绣品，针法细腻流畅，粗细线条结合，明纹暗纹结合，花纹瑰丽奇特，显示了古长沙刺绣工艺的熟练技巧和高度的艺术想像力。

刺绣作为一种传统工艺一直流传下来。据湘绣史专家李湘树研究，宋明时期，湘绣民间刺绣的针法日趋丰富，在图案的写实风格上，与现代的湘绣品基本一致。明代后期，上海顾绣驰名天下，而在顾绣诸名手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却是湖南的韩希孟。她由于在家乡练就了娴熟的刺绣本领，具备了较高的艺术素养，因而能很快掌握顾绣的精蕴，被誉为“天孙织锦手”。经过历代湖南民间刺绣艺人的长期探索和努力钻研，不仅使楚地刺绣艺术风格得以延续下来，而且技艺日臻完善。

到清代，长沙地区民间刺绣更为普及，嘉庆十五年（1810）刊印的《长沙县志》载：“省会之区，妇女工刺者多，事纺织者少，大家巨族的钿锦相侈尚。”可见这时的刺绣生产尚未商品化，只是作为一种自给性的副业生产或作为礼品馈赠亲友。

刺绣在长沙形成商品性专业生产始于清咸丰、同治年间（185l—1874），长沙东乡袁家冲（今属开福区）袁魏氏，公认为湘绣艺术的鼻祖。她自幼酷爱刺绣，天资聪颖，对传播刺绣工艺、发展刺绣生产建有殊功。她先在长沙东乡袁家冲、沙坪一带授徒100余人，以后又往来于西乡渔湾市、溁湾市、三汊矶一带授艺，刺绣遂成专门行业。“湘绣”一词在同治以后才见称于世。省城出现的第一家绣坊字号，当推湘阴人吴健生之妻胡莲仙于光绪四年（1878年）在长沙天鹅塘挂出的“绣花吴寓”招牌；后迁尚德街，改挂“彩霞吴莲仙女红”的招牌。光绪二十五年（1899），胡的儿子吴汉臣在长沙红牌楼开设了销售绣品的“吴彩霞绣坊”；次年，长沙袁家冲袁魏氏之子袁瑾荪在长沙八角亭开设锦云绣馆。随后，长沙城内相继开设了春红簃、梁玉霞、李协泰、天然、萃丰豫、万源、王义生、肜芳、李豫章、粹锦、湘绮楼等绣庄。这些绣庄拥有资本，采取店外加工、工商合一的经营方式。长沙县沙坪乡和霞凝乡（今属开福区）是这些绣庄的生产基地，多数农家妇女以刺绣为业，有“绣乡”之称。到清末，长沙绣庄已达26家，绣工逾万，年产绣品2万余件，价值80万银元。绣品以日用品为主，也有少量高档画屏。有些绣庄还在上海、天津、北京、武汉、沈阳等地设有分庄。从此，湘绣作为名贵手工艺品大批量投入市场，销路逐渐扩大，声誉与日俱增。这些绣庄成为今长沙沙坪湘绣厂的前身。

在近代湘绣发展史上，平江绣女李仪徽作出了特殊贡献。她吸收苏绣、粤绣的某些优点，于光绪初首创“掺针”绣法，是为“鬅毛针”的前身。胡仙莲和袁魏氏等绣品的畅销也得益于李的绣法。掺针法利用不同色线互相交错，参差不齐，且不留痕迹，色彩绚丽多姿，画面真实细腻。“鬅毛针”是绣老虎的独特针法，所绣之虎，虎毛刚劲直竖，力贯毛端，宛如活虎。除针法外，画稿在宁乡画家杨世焯的推动下，也有重大改进。杨将中国画的笔情墨趣融会于绣稿之中，对近代湘绣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显著的影响。1904年杨世焯移居长沙，开设了春红簃绣庄，兼授门徙，自产自销，名声大振，其作品名家争相收藏。1941年刊印的《宁乡县志》称：“世焯工绘花鸟草虫，晚年间尝作画稿，教人刺绣，得其传者，肖妙入神。绣像尤工。湘绣之驰名中外，实世焯昌之。”在清宣统二年（1910）的南洋劝业会上，湘绣获得高度好评，言其人物“惟妙惟肖”，山水“浑笔墨于无痕，不审视不知其为绣画也”；次年又在意大利都灵博览会上获“最佳奖”。以后，湘绣绣品又陆续在日本的“大众博览会”、法国的“里昂赛会”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展出，均受到好评。

湘绣工艺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湘绣的发展。1933一1937年湘绣进入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全省共有绣庄45家，其中长沙40家，常德、衡阳5家，长沙城乡约有绣工15000人，年产绣品3万余件，年产值达120余万元，行业资金积累50余万元。湘绣以其独具的艺术风格和特殊的艺术价值在国内外开辟了广阔的市场。湘绣市场的扩大和发展，又促进了湘绣工艺水平的提高。

1933年美国芝加哥城举办百年进步博览会，湖南省政府大力征集参展品。各绣庄老板得知消息，纷纷赶制精美绣品参展。选送的绣品除花卉、虫鱼、走兽之类的挂屏外，还有大批绣像，如孔子、周公、关公、无量佛、蒋介石、罗斯福、威尔逊等中外名人像。其中，锦华丽绣庄所送在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绣像不仅轰动美国，还获得高额奖金。

锦华丽绣庄位于药王街，用“人力入股”等方式，网罗了长沙一批技艺精湛、功力深厚的画师、绣工入庄。绣工中的廖家惠、杨佩珍，画师中的廖炳坤、朱树芝等高手齐集该庄，技术、业务居全城之首。锦华丽绣庄自建了一栋漂亮的三层西式大楼，铺面宽敞宏伟，装饰华丽，兼营照相业务，店堂陈列各式名贵湘绣，四壁悬挂各种规格的中堂、横披、斗方、屏联等绣品，杂以世界名人画像或照片。绣庄经理唐仁甫深得杨世焯技术真传，工山水人物鸟兽，尤善绘肖像，当他获知省政府征集芝加哥美国百年纪念博览会展品时，便决定绣一幅美国总统罗斯福肖像参展。唐仁甫亲自动手，将罗斯福美术像放大到24英寸，精心描摩于白色缎面上。以唐仁甫精湛的绘像技艺，画得神清意爽，惟妙惟肖。杨世焯的高足弟子杨佩珍及其侄女杨培宽２人合绣，费时40天，赶在展品截收前绣了出来。

绣像在会上标价为3000美元。当时何凤山为两湖展品驻会代表。何凤山为湖南益阳人，是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因二战期间任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时，签发数千份“救命签证”救助犹太难民，而被誉为“中国辛德勒”。布展时，何凤山为增进中美友谊，设法将罗斯福绣像放置在显要地位上。开展后，芝加哥各界人士无不为这一精美绣像叹为观止，随后引起全国轰动，有人愿以1万美元的高价购买。何凤山急电请示湖南省主席何键。何键指示何凤山，以他个人名义，将绣像直接赠送罗斯福。罗斯福得此珍品，十分高兴，并付给6000美元的奖金，并回赠何键一个用金质相框装配的他本人半身照片。事后，锦华丽绣庄并未得到这笔奖金。何键制造了一块上书“誉满全球”的大金字匾额，派军乐队和卫队士兵共200余人，抬着匾额，奏着军乐，一路鸣鞭放炮，将匾送到药王街锦华丽绣庄。唐仁甫带领锦华丽员工在店门口放着万子鞭炮迎接匾额。何键还以私人名义赠给唐仁甫一个大京都墨盒，上面特意刻上何键署名的赠言：

妇官染彩，两汉流风，娉精职守，历重女红。

夫维湘绣，国货大宗，针神之锡，巧夺天工。

五都比赛，出品称雄，特书此语，以劝百工。

1936年，英王爱德华八世登基，国民政府将一批湘绣精品赠送英王，引起了欧洲各国商人的极大兴趣，湘绣的国际声誉日益扩大，当时国外销售量约占绣品总销量的1／3。

抗日战争时期，湘绣业受到沉重打击。特别是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中，绝大多数绣庄连同其所存绣品、画稿和版本统统毁于大火。曾是湘绣业中历史最早绣庄之一的锦云绣庄，就遭到大火的无情吞噬而倒闭。抗日战争胜利后，至1946年、1947年两年，湘绣再度恢复了繁荣。长沙市的绣庄增加到36家，绣工人数也恢复到15000人左右，每年出品约3万件。抗日战争胜利后，各行各业纷纷复业，为了彼此表示祝贺和装饰门面，相互以湘绣一类工艺品互相酬赠。同时，资本家为了筹措资金，还纷纷以请酒、送绣品等方式来结交银行，为借款作进身之阶。许多华侨战后归国省亲，往往也要带些湘绣回去。加上美国驻军、国民党军阀官僚、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爱好与需要，因而湘绣的需求量激增，促进了湘绣业的繁荣。但不久，全面内战爆发，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经济危机空前严重，长沙湘绣业也一落千丈，80％以上的从业人员失业，曾经“誉满全球”的湘绣，濒临人亡艺绝之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湘绣业重获新生。沙坪众绣庄联合组建成长沙沙坪湘绣厂。1951年，长沙城乡绣工已有5000余人，年产值30余万元。1953年绣工增至15000人，产值超过73万元。1956年绣工总人数达26000人，年产值640多万元。产品除部分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外，主要销往香港及经广州、上海口岸，向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出口。1959年，企业总产值达1161万元。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深受外商欢迎的传统绣品如龙凤、松鹤、狮虎等被斥为“封资修”受到批判而被迫停产。与当时形势相适应的“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葵花向太阳”等绣品，国际市场滞销，绣品出口量降为零。1969年总产值仅85万余元，是5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实业雄厚的金银首饰业

陈先枢

    金银首饰业排在旧时长沙“金、钱、绸、纸”四大行业之首。清乾隆年间长沙街头就有专营金银首饰和珠宝的金银店。最早的首饰店是清乾隆年间江西人开于坡子街的余太华银楼。咸丰年间年间又有曾任两淮盐运使、加布政使衔的长沙富商黄冕在苏家巷口开设“永泰”金号。光绪年间有名的金店有江西人开设于红牌楼的“李文玉”金银首饰号等。民国六年(1917)又有江西人在清泰街开没余天宝金号。同年，同福金号在常德府坪街开业,也为江西人所开。从他们刊发在长沙《大公报》上的广告，可知其业务范围。广告称:“××街石库门面发兑条锭、叶金，加炼×字足赤，兼收各路荒矿砂金，选聘名师精造金银时款首饰、中西酒具、各种器物，承岂宝星徽章，镶嵌珠宝，镀金砝蓝，包金点翠，无不精益求精。”一时间长沙、常德等城繁华地段，金饰店鳞次栉比，一派珠光宝气。

民国时期湖南大中城市妇女和儿童爱着饰物，包括头饰、手饰、脚饰和服饰，妇女的首饰有耳环、戒指、手钏，富者以金、玉为质，穷者以银、铜为质。有钱人家的妇女别胸针、戴项链、缠丝带、系头巾者亦不少。儿童则不分男女，贫富均戴项圈、手钏、脚圈，高档为银质，低档为铜质，闪闪发光，摇拽有声，悦目动听。项圈吊牌上镌刻“长命百岁”或“南无阿弥陀佛”等吉祥字语。有的金银首饰店门前还挂有“四时恒满金银气，一室常凝珠宝光”的对联，吸引了不少殷实之家。据1922年《湖南生计志》“省城行业兴败调查”记载，当时长沙金银首饰店已有52户。多集中在坡子街至八角亭一带,故坡子街每年举行的火神庙会也要由这些殷实的金银首饰号支撑着,1927年火宫殿会董中有“李文玉”、“余太华”之名,1938火宫殿会董中又有朱义新金银首饰号之名。

长沙还有不少承接来料加工的首饰加工店。在白马巷一带挤满了打戒指、项链、镶嵌珠宝玉石的铺面和摊担，全都采用传统的手工技艺，其雕琢之精湛、纹饰之纤细令人叹为观止。

长沙金号以“李文玉”、“余太华”最为有名，兹分述如下。

李文玉金号

“李文玉”金银首饰号为凊光绪年间江西人李文玉所开,位于长沙坡子街街口处的红牌楼(今黄兴南路步行街的一段)。从今存1928年所摄红牌楼老照片上可见到“李文玉”装饰豪华气派的店面,三层中西合璧式楼房,圆拱式门窗,外突式砖饰,下斜的大横额上3个硕大的黑底白字楷书“李文玉”,引人注目。

“李文玉”金银首饰号并不以经营金饰品为主，销量更大的是银饰品或镶嵌金银的景泰蓝饰品以及珠宝首饰等。尤其是银饰品，种类繁多，不仅有镶嵌珠宝玉石的镯子、戒指、耳环、簪子、发卡、项链、领花、胸针等装饰品，还有以传统工艺制作的银丝制品，如精致美观的凤纹盘、陈列和实用相结合的松鹤台灯，按开关银鹤就自动冲出的自动烟盒等。珠宝也是金银首饰店经营的一大类商品，包括珍珠、玛瑙、钻石、翡翠等四大类，高中低档都有。高档的有钻石、祖母绿、红宝石、星光蓝宝石、翡翠、猫眼、贵蛋白石等，中低档的有橄榄石、孔雀石、玛瑙、欧泊、海蓝宝石、碧玺、紫晶、黄晶、月光石等。

   “李文玉”还兼营粮食，开设有润丰粮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李文玉”和坡子街其他两金银首饰店“余太华”、“同丰”的店主及员工合捐1万元慰劳前线战士，《中央日报》曾作头条新闻予以报道，体现了湖南老商号崇高的民族气节。1938年长沙大火后，“李文玉”没能再恢复起来。

余太华银楼

坡子街余太华银楼开设于清乾隆年间，始时生意极小，完全是一种手工艺性质，以承接来料加工为主，多做多得，少做少得，故生意不甚发展。及至咸丰年间，湘中名将攻克南京，饱载而归，始有大批金器换出换入。当时该店柜台尚为土砖所砌。老板余芬芳自己每日下炉工作，家室尚在江西未来，每年回家一次，视为常例。时来运转，店中生意渐渐发达，一连三载未回江西，遂在湖南另娶一沅江妇人贺氏。此亊为江西正式夫人所闻，于是乘车星夜赶来长沙，与余芬芳大起交涉，住在店中不许芬芳出雷池一步，自供炊饮。贺氏单独居外，又不敢前往歇宿，余芬芳遂劝贺氏另自嫁人。贺氏不久要求入店同往，余极言其大妇之严厉，万万不可如此。贺氏谓余曰：“彼虽严厉，我以服从自处，想不至无故将我置之死地，请与大妇试言之。”余不得已找大妇商量。大妇忽然曰：“他不惧凌磨就来同往。”余以贺氏之言直告大妇，概然允诺，遂在自住之房楼设一铺位。贺氏上下须由大妇房子经过，别无便门，贺氏自入店共居，不许余上楼共宿，家中粗苯污秽之事悉令贺氏为之，贺氏毫无怨言，独宿三载。不料大妇忽然身患重病，痛苦不堪，贺氏殷勤待奉，大妇心为之动，忽谓余曰：“我病已深恐不能起，贺氏贤德，我死之后，可将他作为继室，必得好儿女之报。” 回头向贺氏曰：“汝来我家三年，我待汝甚薄，汝德行厚能忍耐，至今日我始知甚觉歉然，请勿念旧恶，我愿以姊妹相称。” 随将家中银钱锁钥一并交与贺氏代掌管。贺氏感激流涕，大妇旋即去世，贺氏大为哀痛。嗣后，贺氏生两子，一名南陔，一名介卿，人旺财兴数十年，获利钜万，汉口、常德、湘潭等埠皆有余太华分店。

至光绪七年(1881)，余芬芳卒，其子介卿、南陔继承父业，利益日增，华太华招牌已京省驰名矣。随后将湘潭支店与南陔常德支店分与堂侄某，坡子街店则为介卿一人所有。延至光绪末年，店事渐渐衰落。将有不支之势，后因湖南银行钱币做永康福盐号大获利益，遂恢复原状，将永康福盐号改为新康福盐号，即设在余太华本店内，资本极为雄厚。至民国，房屋建筑一新，人咸谓皆贺氏夫人福德之报，凡与余家有亲故者无不知此一段小史。 

民国时期，“余太华”仍是长沙资本最雄厚的金银首饰商号。1938年11月“文夕大火”，“余太华”损失惨重，藏于地下室保险柜中的440颗汉印，由于大火烧烤，全部熔成铜块和铁饼，无价之宝变成了一堆废金属。

抗日战争胜利后“余太华”在坡子街重新开业，聘谢高旭为经理。谢高旭为江西人，与唐生智之弟唐生明是莫逆之交, 两人曾合营过桃源金矿。谢高旭受聘“余太华”后,即把家搬往距坡子街不远的乐心巷，把心思全花在“余太华”的经营上，使其重振旗鼓。1949年谢高旭全力支持与之毗邻而居的福将唐生明在长沙从事和平起义工作。20世纪50年代谢高旭移居汉口,“文革”中下放湖比崇阳农村，郁郁而终。2004年乐心巷谢高旭公馆和唐生明公馆均被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