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长沙近代商业的繁荣

第四章  长沙近代商业的繁荣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湖南的商品经济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以自然经济为主体。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五口（广州、上海、宁波、厦门、福州）通商，海禁大开。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后，进出口贸易逐年上升，广州作为中外贸易的中心地位被上海所取代，湖南的中外贸易转运站的作用随之削弱，湘潭的繁华景象为之一变。1858年汉口开埠后，湖南转口贸易又逐渐恢复，但中心已由湘潭转移到长沙。长沙商业从此向近代化转型。

长沙近代商业概述

陈先枢

一、晚清商品经济初见端倪

从19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咸丰同治年间），湖南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和湘军兴起的时期，同时也是湖南社会经济开始缓慢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渐进的时期。商品经济的出现，致使长沙牙行大增，经纪活动十分活跃。批发、零售商业也大为发展，出现了富甲一方的商号，如黄冕开设的“永泰”金号、贺援（贺熙龄之子）的“普济”药号、孙鼎臣的“利生”绸缎铺、欧阳兆熊的“十里香”酱园等，资产都达数十万，每年获利也有数万。当太平军攻长沙时，这些富商慨慷解囊，借银12万两给巡抚以作守城军队的饷银。

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特别是外国商品的倾销和原料掠夺，长沙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表现在经济作物和粮食的商品化趋势增强，“民间种棉花者亦日加多”。传统的茶叶生产发展更快，由于安化茶农改制红茶，价高利厚，长沙“各县竞相仿制，产额日多”。据资料统计，鸦片战争后，由广州出口的红茶，有50%以上是由湖南安化、长沙等茶区提供的。由于战后商品经济的冲击，长沙地区粮食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长沙米市日益巩固，仅长沙之靖港每年输出谷米在100万石左右。一般居民也“添设店铺”，购销粮食，“数倍从前”。其次表现在商业贸易范围的扩大，从土货贸易为主逐渐向土洋并主转变。如长沙苏广业，“初该业营业范围甚广，所经营不过北京江苏、广东上海之各种土产。嗣以五口通商，洋货输入，西洋广货竞占于该业市场矣。故该业店铺之称呼，初为京广杂货铺，嗣称为广货铺，复曰洋货号”。

然而，连绵不断的农民战争和清政府的军事行动给长沙商业带来严重影响。尽管太平军一直未能攻克长沙城，但岳州、汉口、金陵以及长江下游沿岸一些城市相继被太平军攻占，造成河道运输受阻，阻碍了商品流通。诚如咸丰五年（1855）湖南巡抚骆秉章所奏：“自逆贼（指太平军）窜湖广扰江皖，而陷金陵，长沙梗塞，淮盐片引不抵楚岸，三年于兹矣。……从前无事之时，商民贩运谷米、煤炭、桐茶油、竹木、纸、铁及各土产运赴汉口销售，易盐而归。……自江淮道梗，淮南片引（盐）不到，两粤多故，粤引亦不时至，而盐价亦昂，四民重困。湖南为产米之乡，近年稍称丰稔，谷贱如泥；又武汉叠陷，米粮无路行销，农民卖谷一石，买盐不能十斤，终岁勤动，求免茹淡之苦而不得，于是而农困。商贩贸迁阻滞，生计萧条，向之商贾今变而为穷民，向之小贩今变为乞丐，于是而商困。”

由此可见，咸同年间的战乱的确对长沙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但任何事物的作用都是相辅相成的，农民战争既有破坏生产，使商业受阻的一面，但又促使统治者为了收买民心，保证赋税的收入，不得本采取一些轻徭薄赋的政策。从咸丰二年（1852）到同治二年（1863）12年间，湖南因水灾奏请蠲缓、豁免有关府县的赋税达8次，1862年同治皇帝即位时，还全部豁免了1859年以前农民所欠的各种课赋，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农困”和“商困”。同时，湘军巨大的需求也对长沙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湘军转战江浙时，由于当地财赋受战争破坏，民穷米贵，湘军的粮食仍需不断从湖南购运，邻近各省军粮也需到湖南贩运，这就使湖南粮食市场受到价值规律的影响，刺激了粮食生产。湘军的军械需求还促进了湖南工矿业的发展，“咸丰年间，四属铁厂不下百余厂，熔成六七千石，合计每年可出百万石，能活工力贫民数万人”。同治五年（1866）前后，长沙的铁厂达48处之多，长沙火药局每年生产铁炮百门，弹药数十万斤。因此长沙在咸同年间经济井未遭受重大的破坏。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通商口岸迅速增加到了34个城市，几乎遍布沿海、沿边各省，也深入到了邻近长沙的城市，如汉口、九江等。外国商品通过这些口岸向长沙及湖南纵深腹地辐射和渗透，传统的内陆至广州转口的商路逐渐衰落。湘潭的情况大不如前。不仅湘潭如此，就连靠近广州的湘南重镇郴州，这种衰落趋势也十分明显。据1906年《郴州乡土志•贸易》记载，“道（光）咸（丰）之世，海舶未通，南货运北，北货运南，悉由此过。故沿河一带，大店、栈房数十家。客货至，为拨夫，为雇骡，为写船只，络绎不绝。诚南楚一大要冲也。”“今昔比较，十一悬殊，河街店栈，落落晨星，仅存数家，且有不能持久之势。”究其所以，盖因商路北移之故，湖南中外贸易的转口之地主要转移到了上海和汉口。特别是汉口，由于紧靠湖南，水路交通便捷，转口输入湖南的外国商品也最多。而长沙又比湘潭更靠近汉口，清初就成为全国著名的米市，湘江航运发达，牙人活动不逊于湘潭，加之自康熙年间起两湖分藩，长沙即成为湖南省会。湖南省的转口贸易中心自然转移到了“省城”。外国进口的棉纱、棉布等商品自汉口经民船运载来长，再销往各地。湖南的大米、茶叶、鞭炮等则从长沙源源不断运往汉口，转口出洋。一时间湘江河道、洞庭湖面，商船往来如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咸丰八年（1858）汉口开埠后，外国的棉布、棉纱、颜料、煤油、食糖及煤、铁等商品大量涌入长沙，对长沙原有的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起着破坏作用。自洋纱、洋布输入长沙后，长沙土布产量顿减，原已较发达的家庭棉纺织业迅速瓦解。因为洋纱质地纤细、柔软、损耗少、织布多；“进口棉布之幅门较阔，品质亦细，为原有大布所不及”。长沙农村原已开采的煤、铁矿也“日见其衰”，盖因“自与洋人互市，洋煤、洋铁滥入内地，洋铁、洋煤之销路占进一步，则湘铁、湘煤之销路退缩一步。以致湖南之煤、铁不能销出境外，其利为洋人所占”。

外国人在向湖南内地大量输出商品的同时，又需要采购他们所需要的大量原材料和农副土特产品，这就从客观上促进了长沙的农副土特产品加工业及转口贸易的勃兴。其时长沙是湖南最主要的茶叶转口城市，由于国际市场对红茶的需求量很大，安化等地茶农都改制红茶；浏阳的许多麻农也改种茶叶，“茶船入汉口，收茶不计值，湘茶转运近捷，茶者彻底巨富，于是皆舍麻言茶利”。当时湖南航路两岸有许多收购茶叶的口岸，正如刘家传所云，“洋商在各口岸收买红茶，湖南北所产之茶，多由楚境水路就近装赴各岸分销。”长沙就是当时红茶的最主要的集中分销地。由于受左宗棠等人整顿茶务一系列措施的影响，这时湖南的茶叶流通体制有了重大的变化。在此以前，清政府对茶叶一直实行专卖制度，湘茶贸易为秦、晋官商所垄断，商民贩运受到限制。同治十三年（1874），左宗棠在镇压陕甘回民暴动后，着手整顿西北茶务，他奏定章程变原有的“官引”为“票法”，广招商贩，无论何省商人均可来湘领票运销，使阻滞的茶叶流通渠道变得畅通。原来的茶商分为“东柜”（陕西、山西）和“西柜”（陕甘宁回商），左宗棠则添设“南柜”，起用长沙早期民族资本家朱昌琳为“南柜”总商，专门经营湘茶的贩运。湘茶变官营为私营，起到了既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又促进湘茶发展的双重效用。当时长沙湘茶转口的线路基本上有3条。一是从汉口转运，打开销往东南的通道，实行与浙盐互贸，以便从苏浙沿海出口。至光绪年间湘茶运汉口外销年达90万箱（每箱约30公斤），银1000多万两。二是“由恰克图销于俄国”；三是“由香港销英美”。湘茶销俄与销英美的比例开始是70:30，嗣后香港商路开通，转为为60:40，但销俄比例仍是最大的。

除茶业外，19世纪60年代以后，长沙的鞭炮制造开始形成较大的行业。南自广东，北至鲁、晋，各帮客商多有来浏阳贩运者。长沙商人也将浏阳鞭炮试销于上海、南洋，颇受青睐，销路渐广。汉口等处商人见有利可图，竞相将浏阳鞭炮向外推销，开创了湖南近代土特产外贸出口之先河。

同治、光绪年间，大批外省客商进入长沙，从事贩运贸易，带动了许多新兴行业的产生，城内商业店铺激增。有经营高档商品的金银首饰店、绸缎店；经营风味食品的饮食店、南货店；金融市场、服务行业也相继兴起。商业店铺逐渐由集中于城西河边，向城内零星扩散。如苏州帮、南京帮在大西门正街开设协泰祥、聚锦祥绸缎店，开长沙绸布业之先；江西人在坡子街开设余太华银楼，开长沙金银首饰业之端。这一时期，外地人在长沙著名店铺还有：安徽人经营的詹彦文墨店、福建人经营的赖德隆烟丝店、江苏人经营的马明德堂酱肘店等

湖南本地人开设的店铺也不乏驰名字号。如长沙河西人胡自成开设于下太平街的“利生”盐号，以销售食盐、茶油为主，兼营棉花、棉纱、桐油等；着重零售，辅以批发。因经营有道，货真价实，日售银千余两。宝庆(今邵阳市)人杨长贤兄弟在太平街开设“杨隆泰”钉子铺，经营各种手工锻造铁钉、木屐钉、雨鞋钉等。还为湘军生产营造船只所需的大量铁钉，生意兴隆，获利颇丰。随后杨氏家族、同乡纷纷来长开铁铸品店铺，至清末已增至9家，多为父子、兄弟独资经营，世代相传。又如同治初年一刘姓手工业者在东牌楼开设“六合庵”蚊烟铺，其所产蚊香枝条均匀牢实，驱蚊力强，接火容易，气味芬芳，深受顾主欢迎，销路日广。刘乃收徒传艺陆续发展到20余人，年产蚊烟50万支，以致后来长沙城内“真六合庵”、“老六合庵”层出不穷，仿名者日盛。

光绪年间，长沙商品市场更趋繁荣，绸布店、苏广杂货店、玉器店、木器店、美容店、风味食品店、茶馆、酒楼、南货店和比较高档的旅馆、浴池、照相馆等与日俱增。此时的商品流通没有区域限制，百货商品除麻线、纱带、罗布巾等手工业品外，大多数从江苏、上海、广州等地进货，如苏州的绣品、花边、草席、绉纱包头、妇女装饰品；上海的镜箱、文具盒、首饰盒；扬州的座钟、胭脂、香粉；杭州的扇子、丝绸；广东的牙刷、筷子、算盘、玉器、镜子；北京的绒花、山东的料器、南京的缎带等，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但前店后坊式的铺号在长沙仍占一定的比重。如光绪六年（1880)曾德友在里仁坡开设的锁店，以铸制铜锁闻名省城。今解放西路登隆街口至柑子园当时称“青石桥”。同光年间，青石桥街已成为省城商业繁华之区，街上名店鳞次栉比，名产驰誉遐迩。爵禄斋的帽子、马恒记的鞋子、裕源绸缎庄的绸子、徐元吉斋的元宵它子、徐长兴的鸭子、德馨斋的金钩鲜肉饼子、陈家铺子的益阳簟子、钱清汉楼“双妹子”牌香粉，以及和善记的老板王胖子、饶道生屠坊砍肉的饶妹子等l0个带“子”的产品或经营者被誉为“桥上十子”，为人津津乐道。

牙行是中国旧时从事贸易中介，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并收取佣金的商行。牙行兴盛又带动了店铺的发展。乾隆三十七年(1772),长沙城外各市镇共有门摊l89家．其中经营粮食的门摊最多，占85％。其余还有土果铺、靛纸铺、香饼货铺、姜瓜货摊、杉木货摊、铁锅钉货摊等。咸丰八年(1858年)汉口开埠后，长沙牙行增长更快，多达100余家，包括粮食行、茶行、鱼行、纸行、靛行、铁行、盐行、白炭行、煤炭行、帽行、牛行、石灰行、土果行等l0多个行业。许多牙行由城外市集移至城内，如土果行集中在今下河街一带，粮行集中在今草潮门一带。牙行中产生过许多著名商号,如土果行保太和、惠然、公和、镇昌、恒泰等，均享誉一时。

具体说来，长沙牙行以说合买卖为主，兼营代储代购代销业务。因湘江水运之便，长沙牙行多分布在沿河一带。下河街及附近的牙行以土果行、杂货行和玉兰片行为主。光绪元年（1875），“保太和”、“惠然”开业，是长沙较早领有牙帖的土果行。次年又添“公和”、“镇昌”、“恒泰”等土果行。土果行经营本地及外地的土果土产，如梨、桃、板栗、荸荠、生姜、蒜子等。杂货行由土果行衍生而来，有“同康”、“恒大”等10余家，经营范围扩大到木耳、香菇、食糖、面粉、湘莲等，川、粤、闽、赣、苏、浙等地的土特产均在经营之列。玉兰片行实营玉兰片、苎麻、毛茶、土纸四大类商品，有“福生祥”、“源昌祥”、“春和祥”等，号称“三祥”。

牙行客户广泛，只要客商将货运来，在“任客投行”的规定下，牙商取得客户认可，即可代为推销，从中抽取佣金。有的牙行间或也自行采购，以囤积居奇，待价而沽，牟取厚利，因而兼有“号”的性质。牙行里的经纪人熟客路，通官府，神通广大。据记载，名经纪年薪可高达3000银元，并需隔年预聘。当时买卖双方对经纪人都很信赖，买方只认经纪，不认卖方。至清末，绵延数里的下河街一时成为湖南全省南杂土果货的重要集散地，而牙商则是这条商业街上最活跃的分子。

二、长沙开埠——商品市场新的起点

1899年11月，湖南的北大门岳州开埠。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开放一系列口岸，使国家主权一再受到侵掠。因此一些有识之士从维护国家主权和主动对外开放的角度提出了“自开商埠”的主张。岳州开埠后，因岳州商货寥寥，生意冷落，驻汉口各国领事，要求“再开长沙”，欲通过长沙把经济触角伸向湖南更深的腹地。同时，清政府也开始“自开口岸”的准备和“约开口岸”的交涉。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在上海与英国签订《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八款规定长沙“开为通商口岸，与江宁、天津各条约所开之通商口岸无异”。

1904年6月，日本与湖南长沙关监督朱延熙签订了《长沙通商口岸租地章程》。该章程规定了通商租界界址：“长沙通商租界定于省城北门外，所有应需地段，南以城为界，东以定修铁路至新码头为界，北以浏渭（阳）河、西以湘江为界”。这一租界范围“地势颇宽，比较岳州加增不止十倍”。并规定“各国商民在通商界内侨寓，中国地方官自应按约保护，……倘敢有违，一经查出，各照本国律例惩办。惟约束商民章程由监督照会领事官酌定”。考虑到英、美的要求，章程还规定“租界以外沿河地段，原不准租用，兹因长沙通商租界沿河一带，目前于轮商贸易尚未便利，特议于关章所定起下货物处之沿河地段即永州码头起，下至西门鱼码头止，准各轮商指明租用”。也就是说，外商可在西门外沿河一带任意租地设行。后来蔓延到整个西城区，形成规模庞大的西城洋行贸易区，但巡捕可由华官自办。最终在整个长沙市形成了“华洋杂处”的局面。

长沙开埠后，大批洋商、洋货涌入长沙，对长沙市场来了个阵痛式的冲击。开埠不久，就有日、英、德、美等国商人在长沙大西门一带开设洋行17家。这些洋行经营范围没有任何约束，也没有行业界限，大至开矿设厂，小至缝衣钢针，无所不有，以至洋货充斥长沙市场。输入的商品以纺织品、五金制品、搪瓷制品、电器材料、化工产品、煤油为大宗，还有白糖、海味、药品等，均由长沙销往省内各城乡巾场。1904－1911年，长沙开埠的前8年，长沙海关进口洋货共3388万关平两；1911年进口净值的642万关平两，比开埠当年增长2.23倍。洋货的大量倾销，逐渐排斥了土货，打击了长沙传统的手工业和新兴的工商业。以洋纱、洋布为例，1904年从长沙海关进口洋纱3445担，至1911年增至32696担，将近为开埠当年的10倍；1904年洋布进口值79.5万关两。1911年增至287.9万关平两。为1904年的3倍多。洋纱、洋布进口的迅猛增长，使本地所产棉花其价自贱，且无人问津，土布销行亦滞，大批手工纺织业者因而失业破产。 

此时，长沙市场逐渐被各国所分割。日本、英国垄断着纺织工业品和轻工业品，德国垄断着化工染料，英、美则垄断着煤油、香烟。专门为外商办事的买办商和承销商日增，到宣统元年（1909）长沙已有洋货号40余家。

洋商还以长沙为据点，大肆收购他们所急需的桐油、茶叶、猪鬃、皮毛、棕片、苎麻、湘莲、烟叶、五棓子和矿产品等。外销物资大部分是初级原料，价格低贱。长沙开埠后的进出口贸易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关系。例如，每百斤五棓子售价只能折合大米百斤左右，仅够采摘、加工、装箱的劳动工食，而回过头来，德英美等国向我输入以五棓子作原料的高价染料和高价药品。又如矿产品，由于湖南民族工矿业的衰弱，铅砂售至洋商，屡受抑勒。锑砂从前每吨价三百余金，跌至六七十个金。正如当时进步思想家陈炽所说：“外洋入口之货，皆工作所成；中国出口之货，皆土地所产。工拙相越，贵贱相悬，而中国之金银，山崩川竭矣。” 

外国洋行的活动，对长沙市场乃至湖南省的社会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分解作用，它破坏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西方国家大量工业品潮水般涌入湘省各地，长沙作为省城更是首当其冲，直接加速了长沙城乡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等传统经济领域的分化和瓦解，传统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模式已日趋崩溃，湘省新兴的民族工商业亦深受打击，造成湘省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以洋纱、洋布为例，从1900至1911年，输入湘省的洋纱迭年激增，1900年仅为573担，总值为14838关平两，到1911年已猛增到52837担，总值达到1331446关平两，十年内净增91.2倍，平均每年5283.7担；长沙关的洋纱输入量亦由1904年初开埠时的3445担，84786关平两，猛增到1911年的32696担，825862关平两，几乎为1904年的10倍。自然经济的解体从客观上促进了长沙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民族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某些条件和可能。长沙在开埠以后，逐渐成为全省农副产品、矿产品的集散转运中心和外来工业品转销口岸，发展成全国四大米市之首、长江中上游七大棉纱市场之一，灵官渡锑矿价格成了国际锑矿行情的睛雨表，长沙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得以确立。

清政府因势利导，实施振兴商业的政策，成立商部，制定商法，建立商会，开办商学，湖南巡抚亦大力推行，商品流通日益发展。如谷米交易，1911年长岳两关输出量为188.37万石，其中长沙为107.93万石，占78%，比1904年增长7.88倍。谷米贸易的增长，带动了谷米加工业的兴旺，光绪三十四年（1908）全城碓坊发展到500余家。

清末也是长沙城商贸零售业的大扩展时期，据宣统三年（1911）湖南调查局编印的《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记载，这一年订有商业条规的行业达83个。市内商业中心区开始形成，从太平街、药王街到八角亭、司门口、红牌楼（今育婴街至苏家巷一段）、南正街、坡子街、臬后街连成一体，热闹非凡。各行各业打破了新设店必须间隔“上七下八家”的陈规陋习，同行业中较大商户鳞次栉比的现象较为普遍，同业常集中在一条街上，形成了数十条商业街市。这既为招徕顾客，也有利于同行业的合作竞争。如粮行米厂集中在草潮门一带，油盐花纱号多设大西门，鞭炮土布庄分布在太平街，绸布店盘踞在八角亭，书局集中在南阳街，土果行主要设在下河街一带，衣庄以走马楼最为有名，皮货店多设在白马巷，油鞋店集中在化龙池，雨伞店以老照壁较集中，木器荟萃于皇仓街，铜器店聚集于铜铺街，荒货集散于藩城堤等。这些都是闻名全省的专业街，外地顾客都慕名来访，专往这些商业街采购或谈生意。

开埠后长沙市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风气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华洋商民络绎而至，犹有许多少年子弟，喜着青色短装”。人们衣着的“长袍、马褂一贯制”开始发生动摇，裁缝匠也开始从家庭手工业中分离出来，进入商品生产领域。1911年长沙朱洪年从上海学艺回来，在粮道街开设服装“内店”（不设门面只接来料加工的成衣店）制作西服，是为省内西服生产第一家。设有门面的成衣店也开始出现，衣店雇佣工人，既承接来料加工，也自制成衣出售。到清末长沙共有成衣店49家，缝纫工人822人。照相也成为长沙人的时尚。照相技术自1862年（同治元年）传人长沙后，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长沙的照相馆已发展到20多家。

三、民国长沙商业趋向繁荣

进入民国以后，长沙商业进一步扩展。民国初年长沙已有各类洋行88家，其中日商最多，英商、德商次之。输入的洋货以纺织品、搪瓷制品、五金制品、电器材料、化工产品、煤油、颜料为大宗，还有药品、海味等。这些商品除销本市外，还转销全省各城镇。1913年日本农商省委托员太田世外雄在其调查报告中称：“长沙为湖南省商业中心，复为消费焦点，凡外国输入品，多先卸于于此。然后销散于他市镇。”

1918年粤汉铁路长沙至武昌段修成通车，长沙批发商从京津、沪汉、江浙等地区采购的工业品及洋货，可由铁路运抵长沙，同时也加速了长沙地区农副产品的输出。1919年长沙海关进口商品总额为1139万关平两，其中长沙直接进口洋货256．6万关平两，是长沙开埠以来进口洋货最多的一年。

据1922年1月5日《大公报》调查，长沙在商会注册的行业达95个，比晚清时期增加13个，其中纯商业行业57个，占60%；饮食服务行业10个，占10.5%，产销结合的手工行业25个，占26.3%；其他如钱业、牙行业、典当业3个，占3.2%。店铺达3342户，其中户数较多的行业有：南货土果业181户，苏广杂货业136户，酒业186户，鞋业133户，烟业116户，衣业188户，药业133户，米业197户，木业137户，绸布业52户，茶馆业79户，面馆61户，丝线业71户，油盐业71户，旅馆业87户等。这些店铺遍及全城大街小巷，商业中心由沿河各地段继续分别向城内扩展，形成南北两大商业区。南部从大西门延伸到南正街、八角亭，再与药王街对接连成一大片，成为长沙百货荟萃之区。北部由中山路经北正街至湘春街，与通泰街、潮宗街纵横相接，形成长沙杂货繁盛之区。这也是长沙早期长沙、善化两县同城，分别经营的结果。清代后期形成的专业商业街市，此时更趋繁华。坡子街毗邻批发商业地段，是河埠进入城中区的要道，钱庄、扇店、金银首饰店、铜器店、笔墨店、药材号在此处麇集；南正街是城区南北交通干线，南货店、餐饮店、刀剪店、烟店、颜料店、红纸店和茶庄等杂货商店甚多；具有现代气派的百货店、绸布店则大多数集中在八角亭一带。

到1933年长沙商店增至12484家，比“商场凋蔽”的1929年的5510家增长1.27倍，平均每千户居民拥有商店31.5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位于中山路中段的国货陈列馆也在这时落成，于是中山路、北正街也连成一片，成为繁华的商业区。陈列馆陈列国货2万多种，并附有国货商场。一律限售国货，在国内属创举，省内外不少人士纷纷来长参观。1934年上海国货旅行团到长沙流动展览，湖南省政府亦在国货陈列馆举办湖南国货展览会。

1935年，长沙商业、饮食服务业已发展到312个自然行业，14654户，其中经营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有157个自然行业，7754户，如广货店229户，洋货号233户，鞋店490户，纸张笔墨店137户，铜铁器店452户，绸布店155户等，全市共建立各种同业公会76个，长沙已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消费城市之一。商业各业都呈稳步上升之势。南门口、道门口、东庆街、小吴门、水风井、先锋厅、通泰街7处设有菜市场。文化娱乐市场也有相应发展，全市有电影院6家，京剧院7家，话剧院3家，花圃店36家，照相馆21家。抗日战争前夕，长沙市场进入全盛时期。这时的著名商店，绸缎店有“天申福”、“大盛”，百货店有“太平洋”、“新世界”，南货店有“九如斋”、“稻香村”，照相馆有“蓉光”、“四明”，钟表眼镜店有“寸阴金”、“亨得利”，中药店有“中华国药局”、“四怡堂”，金银首饰店有“余太华”、“李文玉”，鞋店有“美利长”、“四明”，茶叶店有“吴中和”、“詹恒大”，笔店有“彭三和”、“桂禹声”等等。著名饭店的菜肴有，南国酒家的粤菜，中央酒家的浙菜，又一村川菜馆的川菜，双品香酒家的湘菜，还有徐长兴、李合盛的教门菜，佛教居士林的斋菜等。风味小吃闻名的有：德园的包子，柳德芳的汤圆，双燕楼的锟钝，半雅亭的面粉，火宫殿的臭豆腐和姊妹团子等。

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经广州口岸进出口的商品日益增多，有些鲜活商品，如牲猪也成为长沙市外销的大宗商品，在长春巷一带形成了庞大的猪行。加上浙赣铁路、湘桂铁路的开通和公路运输的发展，外省籍客商到长沙设庄开店日益增多，逐渐在商业、金融业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江西籍客商在金银首饰业、钱业居于翘首；江苏籍客商在绸布业实力较强；湖北、河南两省客商执药材业之牛耳；广东籍客商开西药业之先河；福建客商长于经营烟草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湖南地处后方，沿海及沦陷地区人员、游资后撤，长沙市外来人口陡增五六万人，市场出现了战时繁荣。当上海战争吃紧时，沪商急于脱货求现，长沙百货业大户大德昌、大五洲、裕阜长等，绸布业大户大盛等，乘机低价从沪杭大量进货，绕道宁波、温州、金华，再从湘赣公路内运长沙。不久沪杭沦陷，物价飞涨，沪杭产品奇缺，黔、川、滇、陕等省客商云集长沙采购，商贸活动盛极一时，长沙成为战时经济从湖南向大西南辐射的主要据点之一。 

    1938年11月，长沙商业毁于“文夕”大火，工商业者流离失所，全市商业损失5441．75亿元法币，占全市财产损失的43％，长沙商贸元气大伤。随着日寇3次进攻长沙失败，长沙商贸活动逐渐恢复。上海等地迁湘现代机器工厂达121家。使湖南工厂总数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位，湖南遂成为大后方商品流通的前沿地带。湖南的购买力大大超过全国其他省份。据《中国商业史》一书提供的资料，1942年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全国购买力最低的一年，若以1937年全国平均购买力为100，到1942年湖南为86，四川为82，广东为81，陕西为69，福建为45，湖南仍是最高的。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湖南支援前线的粮食超过5000万担，与四川、河南同列为全国贡献最大的省份。

1944年长沙、湘潭、衡阳相继沦陷，商贸受挫。次年抗日战争胜利，逃离外地的工商业者陆续返湘复业，加上美国商品乘势而人，大量倾销布匹、日用品等，湖南商贸又开始复苏。后因全面内战，国民政府滥发纸币，通货膨胀，致使商业经营困难，歇业倒闭时有所闻。据有关统计资料，1949年长沙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比例为79：21，可见，长沙基本上是一个商业消费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