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纺织品业老字号 绸，即绸布业。清末，南京人杨寿芝来长开设杨寿记绸布庄于坡子街，主营批发，获利颇丰，致使苏州、南京商户接踵而来。苏州帮大户有协泰祥、沈天成、罗元兴等，多设在大西门正街（1971年并入坡子街）。南京帮有聚锦祥、吴玉记、祥生、麻寿记、沙昌记等，多设在坡子街北侧的臬后街（今解放西路）。长沙本帮也不示弱，在坡子街办起了九章、万生、聚生泰等绸布庄，与苏帮分庭抗礼，开展了一场激烈的竞争。民国初期，本帮绸布店由陈萼泉资助，集20余家小店财力，在八角亭今大洋百货公司所在地新建楼房，取名介福昌，打破了南京、苏州帮独资大户的垄断，年营业额曾达300余万银元。介福昌门面装饰别开生面，门前竖一“时钟楼”，指针到点，当当鸣响；店堂顶端装饰中外风景画，客厅悬挂名人字画，其中有原湖南省督军谭延闿的贺联：“通功易事无余布；纬地经天具大材。” 介昌绸布店 长沙八角亭介昌绸布店，是经营绸、缎、呢、绒、布匹的名牌老店。“介昌”前身名“介福昌”，创建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经理陈萼泉，系清季随左宗棠出征新疆，功授提督军门陈德隆之子。陈萼泉虽出生豪门，却有一颗爱国之心，曾受维新派谭嗣同、唐才常影响，因见祖国自鸦片战争后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长沙辟为商埠以来，洋行林立，利权外溢，殊为痛恨。对此，他立志经商，实业救国。看到绸布业务关系人民生活，省垣虽有百余家，均属小型店堂，无力与洋商抗衡，商之于做绸布业的亲友徐锡藩、饶介臣，以提倡国货、挽回利权为旨，且联合人和祥、九章、万成、聚太生、宝康、天孙锦、裕昌祥、咸昌、九康等20余家同行，合资银元20万元，又吸收社会游资10万元，总计30万元，将饶介臣原店址改建为一栋宽敞的西式石库门面，从而开创了长沙人开办的第一家大绸布店。 “介昌”前门建一“时钟楼”，朝街面安一东洋大钟，指针至正点，当当鸣晌，来往行人，驻足而视。店堂分内外两进，外堂做门市，内堂营批发，两边货架高2丈，顶边安中外风景画玻璃框镜，中摆红毛光玻璃平宝笼两路。介于内外堂中有一小客厅，摆设西式桌椅、茶几，为接待生意较大的顾客吃点心。留餐之处，壁上挂有名人字画。开业时湖南省都督谭延闿曾赠贺联： 通功易事无馀布； 纬地经天具大材。 后因兵灾之故，此联不知去向。招待顾客，备有广东白铜水烟袋，吸条丝烟和白金龙厅装纸烟，视顾客喜爱，亦度生意之大小而定，由女茶房或学徒递送。当先生者（即今营业员）衣着长衫，卷长袖，戴冲天炮瓜皮帽，剃和尚头, 在当时看来，别开生面，实有开风气之示范作用。 最初，绸布行业有帮派之分，长沙帮店小，财力薄弱，全赖苏州帮、南京帮批发商供给货源。惟有介福昌资金雄厚，上海、汉口设有驻庄，对外埠批发来户守信誉者与其建立赊销关系，“期口”为15—45天，大都以到期付款为主，绝少使用票据等往来，而全凭信誉。如有预付现金者，每匹扣一至二角或按比除息，均视当时情形而定。在交易上，其记账之唯一凭证，仅持送货簿为凭。对本市之殷实主顾发赊销往来摺，年分端午、中秋、年关三节（又名五、八、腊三比期）结算。当时封建余风较为严重，诸多名门闺秀，既想追上潮流，又不敢抛头露面，便由店送货上门，以满足其要求。若时令春秋，趁换季打一至二次开张。所谓七八折放盘尺、降价，都是“介福昌”生财的手段，并非创业时提倡国货、挽回利权之初衷。俗话云：“生意无巧，人齐货饱。”此系该店一贯经营信条。“介昌”班底结构系多店之经理、副经理及高级学员所组成，运筹经营，招徕生意，各有千秋。当顾客进门，不管生意成交与否，先以满面春风，热情接待，因之成交率居多。营业场有营业长照场，随时检查营业员之勤惰。略述两则事例，说明具体情况。一次有两北方顾客要买淡青色官纱，此系当时风行的热季衣料，由一年轻营业员接待。店中只有白色，淡青色一时缺货，虽经多方比喻吹嘘白色较淡青色好，无奈对方执意要买淡青。眼看不可成交，这时高管魏韵篁在旁插言，用很关心态度问，先生是要买淡青色官纱？有！请等候，我到货房取来。彼随即派专人到同行店拿来一匹。魏问要多少？客答三件长衫。魏代为量身计料后，又量好尺寸，作开剪势，猝然停剪, 补上一句：不过现在潮流变了，淡青色落了伍。白色正时兴，它对阳光有反射作用，穿上不热。这一句打动了顾客。北方人最怕热，心有所动，口中发出“这这”之声，魏抓紧时机，目视接待的青年授意与彼周旋，自己马上离柜，至卧房把自已新做的白官纱长衫穿了出来，落落大方，两顾客见了十分欣赏，遂改要白色的，结果圆满成交。又一次，“介福昌”运回一批畅销的摹本缎约百余匹，堆满货房，照例先由划码员逐匹评价，需时二天，而外面等货上柜，手脚麻利的李溪亭不到三四个钟头办完。有人问李诀窍，他笑说，虽然货有百余匹，但只有几个档子，把每档取出五匹，过目评价出售，其余再按档分别成色上架，利用闲时再一一过目不迟，既争取了时间，又避免了混乱，事实说明，若无丰富的业务经验，是难以做到的。其中最主要原因，是经理陈萼泉很重视人材，当时戥子桥有一所省立第一职业学校分染织、金工、绘画科系，至民国3年，又增设夜班商科，不纳学费只收杂费, 陈萼泉见是培训好机会，便毅然送两名青年入学。由于陈思想开明，以致后来为长沙工商界造就了不少人材。如能左右金融业之钱业公会理事长、四怡堂药铺创始者李寿增、长沙总商会会董麻静之、长津轮船公司大股东吴伯熙、九如斋南货号、西式木器业创始人饶菊生、大盛绸缎庄大管事魏韵篁，沪、汉坐庄专业人材李溪亭等。 “介昌”鼎盛时期，全年营业额达300余万银元，此数用上海恒丰织染厂30码双幅哔叽论，约值40余万匹，如此兴旺，是具有得天独厚之条件。戊戌以还，帝国主义集团之间正筹备大战，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暂时有所缓和，“介昌”正在这时应运而生，店里人力充沛，货物齐全。经营特点独具一格，内部陈设去旧布新，文明经商，礼貌待客，所以深受广大消费者欢迎，获利颇丰。但好景不长，至民国七年（1918年）南北军阀混战时期，据守长沙的桂系军阀谭浩明被北洋军阀张敬尧打败，撤退时谭浩明纵容部下到八角亭、南正街大肆抢劫，介福昌是手屈一指大绸缎庄，首当其冲，损失惨重。继之张敬尧进驻省垣，他的义子张继忠率领士兵，又抢劫一番。“介昌”受两次抢劫，元气大伤。此时陈萼泉因年事已高，已拆股离店。1919年，由徐锡藩、饶介臣、麻静之、吴伯熙、吴仲武等人重新组合，将介昌牌名改为“日新”，到此时原介昌班底已先后离散，仅40余人，资金8万元，无复往昔之盛。1925年上半年，又换牌名“日新昌”，尔后又改为“昌记日新”，再复为“日新昌”。到抗日战争初期，长沙人口日增，购买力强，“日新昌”业务腾飞，进入全盛时期，资金由10万元达到近30万银元。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文夕大火”付之一炬。翌年十月，“日新昌”幸存部份残货，由各股东分散经营，设4个小型店，即全记、益新、昌记、华华。此际正当国难民困之秋，而“日新昌”这班人马，能适应战时环境，又经四次会战，周旋于烽烟之中，惨淡经营。商品主营平江、浏阳土布，及省产青布和福星门条格布等。上海货因交通封锁来源阻隔，4个店共同派出青壮年远走金华、宁波绕道沦陷区，利用帮会“太爷”保镖，银钱扎入一担柴草药中，沿路一二十人同行，伪装贩运药材客，夜宿客栈，随便堆码，使人不怀疑，货运到沦陷区，先派人打前站，探访是否有日本鬼子打闹。碰上伪军和土匪勒索，由大爷通关节。至外地采购货源，固然担当一定的风险，货若到店，有二三倍甚至四五倍利润可图。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由谢润海为首，重新筹组，在“日新昌”原址，重设“介昌”。 1956年介昌绸布店公私合营，20世纪60年代改为国营。1984年将原址改建三层大楼，占地面积1100余平方米。90年代初停业。其营业大楼旧址今建为王府井百货大楼。 太和丰绸庄 在介昌绸庄开设稍后的一个时期，有家比较大型的商店出现在八角亭。它是未进入介昌绸庄的原长沙帮的收歇户通过与苏州帮联合而组成的太和丰绸庄。地点就在介昌绸庄邻近，门面宽敞，堪与匹敌。这个绸庄的人物以侯溥泉为首，有李庶丞、张甫华、徐福林、沈振坤等人。侯、李、张系长沙帮，徐、沈为苏州帮。其人力财力虽稍逊于介昌绸庄，然以组织严密，分工恰当，并建立了世袭制度而见长。侯溥泉统全局，终身任经理，侯死李继，一直到最后天申福绸庄收歇。徐福林三代驻申庄（徐福林、徐惠民、徐仲达），张甫华管绸绫，张死其子张舞字掌管全店权炳。沈振坤为参谋，负责对外联系，有“诸葛亮”之称，其人沉着冷静，又有“冷淡灵官”别号。在经济方面，脚踏实地，自力更生，不借外援。且以苏州帮在上海有人缘关系，开办了驻上海的办事处——申庄，负责直接进货，减少中间剥削，逐渐增强了店中的经济实力。 在介昌绸庄收束以后，太和丰绸庄更是蒸蒸日上，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工业品价格上涨，长沙汇上海款项的汇率又极有利，太和丰掌握了这一机会，积极经营，因之获利独多，实力更为雄厚。1919年，太和丰绸庄为了扩大业务，另购药王街口地皮，起造房屋，改牌振新绸庄。1924年迁移新址，再改牌天申福绸庄。原在八角亭的旧址，则改设大纶昌绸庄，并增设支店，形成了一个系统，占领了八角亭一半市场。以侯溥泉为首的集团雄距一方，遂有八角亭“猴王”之誉。当时大西门一带的绸布店中有个叫师礼偕的人，曾以营业兴盛风靡一时。同行中遂有“八角亭的猴王、大西门的狮子”之谣（师稍后一蹶不振潦倒以终）。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这些殷实铺户才趋没落。 大盛绸庄 大盛绸庄为过去长沙市绸布行业中资金较为雄厚、营业亦称鼎盛的呢绒绸布商号，创设于1921年，其时股东30余人，集资银元8万元，由钱炳卿任经理，李溪亭、罗宪章任副经理。1928年因股东异动，重新组合，改为“福记大盛”，股东40余人，资本仍为银元8万元，另吸收社会闲散资金4万元，合为12万元，由李溪亭任经理，原介昌绸庄高管魏韵篁任副经理，在职股东及职工人数达到80人，最多时达140人，年平均营业额在120万至300万元。1938年“文夕大火”，全店精华，付之一炬。 火后，长沙元气大伤，市场冷落，原“大盛”的股东及职工，多分营小型批发业务以维生计。1947年由魏韵篁、李笃斋等在“大盛”旧址重建铺屋，合营大信绸布门市店，原“大盛”的发起人李溪亭、萧桂初等均入股，遂又恢复“大盛”牌名，是为兴记大盛。 20世纪上叶，大盛绸庄虽经两度易股改组，但始终保持着活力，因该店有一个事业心较强，经验丰富，既分工而又合作团结的经理班子。他们首先注意对店中劳动力及业务人才的合理组合与着意培养，储才备用；其次对业务来源的门市顾客，批发往来户采取了较为诚实的经营方法，扩大了企业的利润。在管理方面，有一套在经营中逐步完善、行之有效而又能严格执行的各项规章制度。该店地处繁华的八角亭，备货齐全，货真价实，对顾客热情接待亦起了重要作用。 一、注意信息，以销定购 “大盛”釆购商品基本上是以销定购。首先根据批发经营所了解的初级市场情况及门市部营业员各自拥有的基本顾客的购货需求，其次是按实际销售情况，结合历史资料和市面存货以及店中资金运营情况，制定“人弃我取，人多存我少进”的原则。“大盛”主要从上海进货，占全部进货量70％以上，以机织棉布为大宗，呢绒、绸、绫次之。汉口为华中商品集散之地，与长沙相距较近，当上海来货缓不济急时，即从汉口购进，因汉口产品，如本厂线呢、粗布绉纱等亦为长沙的适销商品。在本省采购的货物仅为土布及麻纺织品，占进货量的10%左右。 上海既为其主要的进货地区，又为全国金融贸易中心。上海商情的变化，对各地均有一定的影响，故“大盛”派得力人员赴沪设庄，名曰申庄，既负责采购货物，又提供商品信息。“大盛”还规定驻申人员经常以书信、电报与店中联系，还规定驻沪人员每年回长沙两次，汇报行情并到货房仓库查询存货情况。批发处、门市部负责人应向驻沪人员介绍各货走销畅滞、利润厚薄情况，并提出建议，作为采购人员回沪进货之参考。至于负责在其他各地和本市进货的人员，都应在进货之前充分了解库存和市面销售以及同行、地区之间的一些进、销情况，以避免盲目进货、造成“背盘”“积压”。 “大盛”在组织货源时，即每年于春节前办夏季货，端午后办秋冬季货，这样较好地适应了本市及部分外县消费者的要求。“大盛”审时度势，对于进货一般原则是淡季定货，旺季运销，将销时猛进，旺销时少进，销路步落时停进，货价将涨时进足，已涨时不进，货价下落时少进或不进，候落到槽或小回头时再进。 二、货真价实，珍视商誉 珍视商誉，货真价实，备货齐全，接待热情，服务周到，态度诚恳，专人经手，分地包干，这是大盛绸庄在销售业务方面取得发展的要诀。 “大盛”批零兼营，零售是以本市居民和四乡农民为主。“大盛”对门市零售注意商品的品种和花色的配备，务求齐全，以满足不同顾客的不同要求。对顾客不分生意大小，成交与否，都是和颜悦色，“百拿不厌，百问不烦”，迎进送出。对经常往来的顾客，固定专人接待，经常联系，建立信任，适当进言，代为“参谋”（俗称蓄主顾）。 营业人员对顾客不仅在态度上必须诚恳，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还要帮助顾客解决困难，如顾客买错了货要求斢换，或者买去的货发现毛病，要求退换，只要顾客提出理由，经手的营业员应根据顾客意见，经营业主任认可，予以解决。为联络顾客感情，对往来大户的婚丧嫁娶，由经手人员前去应酬，送礼费用，由店开支。 “大盛”对门市营业人员的衣着仪表亦甚注意，如热天不准赤膊、赤脚，不准穿短裤拖鞋并督促勤理发，勤刮胡须，仪表衣着保持整洁，对顾客彬彬有礼，形成了一种具有“大盛”特色的文明礼貌之风，时人誉之曰“盛派” 至于批发业务，“大盛”一贯与门市并重，其批发地区遍及湖南全省，而以湘东生意为最，湘中、湘西次之。外省如江西之萍乡、莲花，广西之桂林，贵州之铜仁、镇远等市县亦有批发往来，最高时年达营业额银元200万左右。 “大盛”经营批发业务，是按地区固定专人分管，叫批发经手，所有接待、谈盘、清货、分包堆码、包成、发筵，均由分管的批发经手包干负责办理，例如接待初来新户，视对象大小，大户由批发部主任接洽，一般户按地区由该管批发经手接待洽谈，老往来户，原已有批发经手，进店后彼此自动招呼，稍事寒喧即谈盘看货，各路批发户在长沙住宿常有一定地址，批发经手须作礼节性拜访，往往于拜访之时即洽谈业务。 在“大盛”批发的往来户中，大致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资金殷实，现金买卖，即使赊购，货款到期即付，对此类型，货要削利，批价较低；另一类是资本不多，靠“大盛”上架子，买货赊购而且货款到期，不能一次付清，货物由批发经手作价，还可以酌量搭配滞销货。“大盛”对此两类往来户分别对待，对前者多备硬货（畅销货），并以稍低于市面一般价格批售，俟取得信用，再建立赊销关系，争取全面往来，对其来信添货，优先十足发给，在作价方面始终考虑平稳薄利以巩固往来关系。 对于后一类往来户，根据来单配货，少去名牌硬货，配搭花色货，硬货根据市面行情作价，花色货酌量提价，但应考虑到对方有利可得，对其来信添货，看架面程度，酌量减发部分，当旺季大批进货时适量搭去一部分滞销货，总的原则是，要让对方有利可图而能继续营业，维持其一定的经营能力。 “大盛”与批发往来户的联络，除书信往来外，还由批发经手抽闲分赴各管区催收货款，同时了解往来户的经济变化情况及商品销路与顾客需求，以利于店中综合各地情况，从中摸出购销规律，作为决定和修改营业大计的参考。 “大盛”不多注重登报宣传或张贴广告，而是以诚待客，热情周到，货真价实，如抛尺抹尾和必要的包退回换等，给顾客以实惠，使其对大盛信得过，于是顾客之间，亲串亲，友串友，彼此传播，无形中为大盛作宣传，扩大影响，招徕顾客。其次采取独特的方式联络广大的劳动群众为之宣传，如暑天免费赠送解暑凉药，对患有肺病者赠送仙鹤草，药品包上都有“大盛绸庄赠送”字样，赠送对象并不限于现场顾客，门市索取，无论何人，有求必应。 三、严格考核，待遇从优 “大盛”企业内部由经理向股东会负责全权处理店务，设副理一二人协理店中事务，经副理主要抓申庄（进货机构包括商品信息）、银钱房（财会）、批发处和门市部。这4个部门的负责人多是以在职股东中的骨干分子担任，或由经理、副理本人兼任，“大盛”对于各项人员的职务很少调动，使其能驾轻就熟，尽量发挥专业专长，同时注意培养副手，以储备后备力量。 “大盛”认为营业人员态度的好坏，与营业的兴衰至关重要，因此，对营业人员的考核极为严格。根据各人成绩好坏（包括拥有基本顾客若干，每月营业额的比较以及服务态度等等）由营业主任向经理室汇报，作为营业员年度和节关考绩的标准。成绩好的，按年增加工资；成绩最好的可提为红股股东，成绩不好就得不到晋级加薪，个别对顾客态度不好的，经理在年节讲话时指名批评甚至斥责以至辞退。 “大盛”对营业员的表现，在日常的营业中亦随时留意，如每当顾客进店，营业主任或在场人员都注意是否成交，倘生意未成，即询问接待的营业员，如答复理由不够充分，即认为“生意未成是言语不到”，或者是服务不好，接待欠周。又如顾客看货甚多，而购货甚少，顾客离店时营业主任即派人尾随，如顾客走进别家绸布店而又购货较多，营业主任便向原接待之营业员查询接待经过。于是“不轻易放走一笔生意”成为大盛绸庄全体营业员一致努力的目标。 营业员绝对不容许与顾客发生争执，即使顾客提出了无理要求亦须向顾客耐心解释，如稍有争吵，营业主任不问营业员的理由如何充分，总是抑制营业人员，因此营业员在进行业务时，不得不耐心接待，避免与顾客产生矛盾。“大盛”认为顾客是商号的生命，是全体股东和职工的“衣食父母”，经常告诫营业人员树立顾客至上的思想。 “大盛”对职工待遇从优，对工资、工伤病假和生活等均有具体规定。如职工工资一律以银元计，每月为15元至30元，在职股东工资（包括副理）36元至50元，分两次发给，一般不得预支，倘遇特殊事故，通过经理同意，可以预支1—2月，如在职股东超支在两个月以上，即转账计息。每年在春节、端午、中秋三节各加发工资一个月。 职工例假，住城者每月3天，住乡者4天，凡超过了规定的，按天数扣发工资，休息未足例假天数的，补发工资，谓之余薪。遇婚、丧、疫病可以请假，短期只须向店中管人事的说明原因，如属长期须经经理同意，假期工资照扣，至于零星事假，不满一天者不扣工资，如逾假不归，按逾假时间扣发工资。 “大盛”每年都有盈余，按16.6成分配，股东红利占10成，职工按6.6成分红，经、副理在6.6成中占20％。其余80％按全体职工工资总额分摊，得出各人应分数，再由经理按各人表现，酌予损益，如成绩突出者，另由经理批给特红或加工资以至提为红股股东，对于表现不好或违犯店规者，给予劝告，申斥以至开除，奖罚严明，无论亲疏，一视同仁。 由于大盛绸庄在经营管理上具有以上特点，因此成为长沙过去绸布行业中的佼佼者。 1951年10月大盛绸庄响应人民政府号召，投入公私合营长沙企业公司，1954年12月再转入建湘企业公司。 华丰绸庄 1926年，江西人王美才，在长沙开设华丰绸庄，集资银洋18万元，超过当时长沙绸布业大型商店的股客三到四倍。筹备之初，势头很猛。首先高价收购八角亭至药王街口的房屋地皮，新建两层楼房，朝东方、北方两面开门，采用全敞形式，雄踞天申福、大盛两大绸庄的对面，正当东西南北四路顾客来往的要冲。其次，在长沙绸布业的管理人员中物色聘请朱庆藩（原宝庄康绸庄的小开，介昌、时新昌绸庄的股东）为副经理，谭鑫生（原大盛绸庄的高级职员）为营业长，王自任总经理。货源涌到，陈设一新，广告贴满城乡，意图驾凌于长沙各绸布店之上，使江西帮一举成名。 这一新的挑战，引起长沙绸布业的警惕。以日新昌绸庄饶菊生、大盛绸庄魏韵篁为首，联合同行，共同抵制。在华丰收购八角亭地皮起造新房时，曾发生一次有趣的交锋。 原来八角亭至药王街口的拐角上有一缝小房子，系介昌绸庄股东徐及阶的产业，徐与王美才本已初步谈妥以4000元成交。由于饶菊生幕后策划，徐乃采取逐步增价的方式，玩弄对方，由4000元增加到5000元，再增到8000元、10000元，直到20000元，临到写契时，忽又提出要40000元，迫使王美才最后只好弃权，以致好端端的一座成型建筑，留下一个有损美观的缺口。 在“华丰”开张的前后，双方又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激烈斗争。首先由大盛的魏韵篁出面找华丰聘定的营业长谭鑫生谈话，责以“大义”，要他退出“华丰”，如不能退出，也须顾及同帮，不为王美才出力。同时组织了八角亭八大绸庄（天申福、大盛、日新昌、时新昌、大纶昌、悦昌祥、裕新昌、裕大新）举行联合大廉价，悬灯结彩，大肆宣传，削低当头商品售价，争取顾客上门，同心协力，抵御江西帮的“入侵”。 华丰绸庄开业后，当然也引起了顾客的注意，业务并不冷淡。但由于组织松懈，人力不济，副经理朱庆藩又于1929年年底辞职，失去一个得力帮手，以致漏洞频出，始终未能达到压倒长沙帮的目的；加以时局突变，遭受兵灾，人心离散，货物损失，在内无班底，外有劲敌的不利形势下，王美才壮志顿消，只好于1931年宣告华丰绸庄歇业，将全部房屋器皿及一切设备，转让与国货公司承顶。江西帮打入长沙绸布商的鸿图，终于成了泡影。华丰绸庄存在时间虽不长，但对引进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同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九龙与姊妹花 “九龙”与“姊妹花”是长沙两家较有名气的服装店，创立于20世纪40年代，始以承接来料加工为主，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开始成衣生产。 “九龙”原称上海九龙服装行，始创于1947年，位于长沙市繁华的商业区——解放西路。由技术基础雄厚，曾以其产品制作精良，用料考究，质量过硬而驰名省内外。20世纪80年代初成为长沙市服装行业中规模大、装饰新、品种全、式样多、质量好的名牌服装店。该店在九龙服装厂的七层现代化大楼的底层，营业面积约500平方米。临街4个大橱窗，布置各式新设计的服装样品，颇能吸引行人。店内设有12个专柜，分别出售男式中山服、军便服、西服、衬衫、裙衫、春秋衫、冬装等共10多门类，60多个新款式，200多个花色品种的四季服装。该厂设计技师能根据不同阶层人民的爱好要求，设计各种适时服装。1977年后设计出口的坚固呢男长裤获一等品称号；1983年全国学生服设计评比，该厂所送男女教师服二种，均获第二名奖。 “九龙”自1973年承担服装外销任务，10年中承制加拿大、日本、美国、香港等19个国家、地区100多个品种服装，皆获好评。其中一些呢毛、化纤中、高档服装已打入欧美超级市场。 该门市部为方便顾客，还设置了呢、毛、绸、化纤材料专柜，陈列国内中、高档产品，供顾客选购。为了恢复“看料定制代客加工”的传统经营方式，选派有经验的裁剪师二人驻店，代客量身裁片，深受顾客欢迎。 “姊妹花”原是个体裁缝店，始创于1945年。20世纪80年代后并于九龙服装厂，成为专营女式传统服装的门市部。门市部设于原八角亭臬后街口，保持了原有经营、生产风格，为消费者服务。“姊妹花”以经营传统旗袍、中式驼毛女袄、毛呢、长绒中长大衣、各式开刀、镶色时装为主，兼营其它类型服装。 这些产品的特点是民族色彩浓厚，纯手工操作占很大比重。如中式驼毛女袄，多部位依靠手工缝制，镶色加边，十分醒目，而钮扣又多为丝绒编成图案的盘扣，加上丝光闪闪的面料，益加显得典雅、富丽。且驼毛保温力强，穿着轻暖舒适，受到中、青、老年妇女的普遍喜爱。1980年参加全省服装评比，以满分获优质产品奖。 “姊妹花”缝制的旗袍、各式中长大衣，则具有造型优美，款式曲线分明，立体感强等特色，深受中青年妇女的好评。 “九龙”至今仍在生产服装，但已向多种经营转变。 锦华丽绣庄 锦华丽绣庄始建于1917年4月，由湘绣艺人唐仁甫与人合资创办，门店设在长沙药王街。唐仁甫善绘山水人物、飞禽走兽，尤其工于肖像，并且绣艺娴熟。店铺为一幢自建的三层西式大楼，除经营绣品外，另附设照相业。铺屋宽敞壮观，内设玻璃宝笼24个，陈列各种精巧绣品，壁上悬挂着各种规格的中堂、横披、斗方、屏联等。除本店外，锦华丽还在上海设有分庄，担负外省外洋推销湘绣业务。分庄每年的贸易额达l0万银元左右。 锦华丽绣庄虽建于1917年，但它的历史可追溯到清光绪年间。长沙东乡袁家冲袁魏氏，公认为湘绣艺术的鼻祖。她自幼酷爱刺绣，天资聪颖，对传播刺绣工艺，发展刺绣生产建有殊功。清同治年间她在长沙东乡袁家坪、沙坪一带授徒100余人，以后又往来于西乡渔湾市、溁湾市、三汊矶一带授艺，刺绣遂成专门行业。省城第一家绣坊招牌，是湘阴人吴健生之妻胡莲仙于光绪四年（1878年）在长沙天鹅塘挂出的“绣花吴寓”招牌；后迁尚德街，改挂“彩霞吴莲仙女红”的招牌。光绪二十五年（1898年），胡的儿子吴汉臣在长沙红牌楼开设了湖南第一家销售绣品的“吴彩霞绣纺”； 次年，长沙袁家冲袁魏氏之子袁瑾荪在长沙八角亭开设锦云绣馆。随后，长沙城内相继开设了春红簃、梁玉霞、李协泰、天然、萃丰豫、万源、王义生、彤芳、李豫章、粹锦、湘绮楼等绣庄。这些绣庄拥有资本，采取店外加工、工商合一的经营方式。长沙县沙坪乡和霞凝乡（今属开福区）是这些绣庄的生产基地，多数农家妇女以刺绣为业，有“绣乡”之称。到清末民初，长沙绣庄已达26家，绣工逾万，年产绣2万多件。锦华丽绣庄的许多绣工就来自这些绣庄。 锦华丽绣庄一举成名在1933年。1933年美国芝加哥举办百年进步博览会，湖南送展的湘绣出自长沙市锦华丽绣庄，所绣的是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肖像，巧夺天工，轰动全美，参观者叹为奇观。博览会闭幕后，掌管湖南展品的何凤山请示湖南省主席何键后，以何键的名义将绣像赠与罗斯福，获得很高评价，给奖金6000美元。翌年，何键以“誉满全球”匾额表彰锦华丽绣庄。 这样一幅珍贵的绣像，由唐仁甫亲自设计，剌绣出自锦华丽绣庄女绣工杨佩贞之手。杨佩贞，1888年出生于宁乡县朱石桥楠竹山一书香门第之家。是著名湘绣画家杨世焯的侄孙女，少聪慧，入杨世焯开办的绣馆学刺绣，造诣颇深。后参加杨世焯开设的“春红簃”绣庄，技艺日精，成为该庄骨干。约40岁回到家乡，承绣长沙各绣庄送来的重要绣品。 1932年底，锦华丽绣庄经理唐仁甫获悉：美国芝加哥将于1933年举办百年进步博览会，他想如用湘绣特有技巧，精绣罗斯福总统的像，在会上展出，必能饮誉国外，对绣庄发展，将产生极大影响。于是找来罗斯福的一幅半身像。亲自放大描摩（唐仁甫是杨世焯再传弟子，精于绘像），配齐几十种彩线，于是年农历十二月初一日，送至杨佩贞家中，并详加指点，嘱速赶绣，不误送展日期。杨佩贞接受任务后，立即邀她侄女、湘绣高手杨培宪帮助绣衣服部分，自已专绣头发脸面等关键部位。两人专心致志，日夜赶工，历时40天，于翌年农历正月初十完成，除夕、元旦均未歇息。绣成后，罗斯福像神态端庄潇洒，栩栩如生，赤红色卷发梳一边分的西式头，脸也略呈赤红色，着酱色西装，白衬衣，结蓝领带，配色极协调。刺绣的针法全部采用湘绣传统的直掺针、齐针、平针。罗斯福眼角的鱼尾纹，呈水平横线。所用直掺针，绝对垂直，无稍歪斜，一点一点连接，每点仅两三根丝粗，直径约0.1毫米，细入微芒。背景线绿色底上用蓝丝线薄薄蒙绣，形成朦胧变化的色彩感。每绣一针的落点，都巧妙地深藏在前一丝中间，迹灭针痕，充分发挥了湘绣特有的技艺，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因此，绣像在芝加哥展出时，获得极高赞誉，决不是侥幸取得的。 1938年11月，长沙发生文夕大火，锦华丽的三个大房间的画稿、版本全部被烧，大楼几乎毁塌。此后锦华丽迁往黄兴路。1944年夏季，日军侵占长沙，大部分绣庄或歇业或倒闭或迁往柳州、桂林，锦华丽虽坚持在长沙营业，但受到日军的冲击，生意萎缩，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恢复正常。 20世纪50年代，锦华丽被并入长沙市湘绣总厂。该厂是湖南湘绣绣品专业出口生产厂家，属国家轻工业部、湖南省二轻局的骨干企业。拥有厂房1万余平方米，职工200余人，并拥有1万余名经过培训、考核、定点的专业绣工。产品将传统的绘画、刺绣、诗词、书法、金石等各种艺术融为一体，形象逼真，色彩鲜明，取材广泛，工艺精湛，畅销日本、意大利、瑞士、东南亚、香港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1982年，在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评奖会上，该厂湘绣精品“梅、兰、竹、菊”一举夺得金牌。锦华丽绣庄的产品百马、百鱼、百蝶被面也连续多年被评为部优、省优产品。 1993年，长沙市湘绣总厂决定恢复锦华丽绣庄，在原店铺门楼上重新挂上了“锦华丽绣庄”的招牌，门市部设于黄兴中路，主要产品有湘绣条屏、湘绣画片、湘绣靠垫、湘绣床上用品和各式绣衣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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