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金、钱业与银行业老字号 民国时期，长沙商业繁荣，“金、钱、绸、纸”四大行业享誉全国，而坡子街地区正是这四大行业的富集之地，形成了许多名老字号。金，即金银首饰业。长沙最早的首饰店是清咸丰（1851—1861）年间曾任湖南布政使的黄冕开设在坡子街口的永泰金号。到清末民初，有名的金饰店有江西人开设的余太华银楼和李文玉金号，均选址于坡子街。一时间，坡子街一带金饰店鳞次栉比，珠光宝气，辉耀省城。钱，即钱庄业。钱庄是长沙早期金融市场的主要载体，始于前清，盛于晚清，光绪年间长沙钱业公会的会所—福禄宫开设在坡子街。到民国时期，钱庄仍很活跃，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资助商人扩大市场的作用。到1934年，长沙钱庄达86家，资本总计达1100万元，其中半数以上开设在坡子街及周边地区。钱庄数量虽多，但能主宰市场的只有春茂、谦和、裕顺长、万裕隆四家，号称“四大金刚”，全设在坡子街。这四大钱庄的资本占全市数十家钱庄资金的50%以上。继钱业中心之后，坡子街又成为民国时期长沙的近代金融中心，中央银行长沙分行（今省财贸医院）、大陆银行、聚兴城银行、农工银行、实业银行、金城银行都设在坡子街。中国银行长沙分行和中国农民银行长沙分行在太平街，交通银行长沙分行在楚湘街，故此，中央、中国、农民、交通四大国有银行全集中在今坡子街地区。 李文玉金号 “李文玉”金银首饰号为凊光绪年间江西人李文玉所开，位于长沙坡子街街口处的红牌楼（今黄兴南路步行街靠近坡子街口的一段）。从今存1928年所摄红牌楼老照片上可见到“李文玉”装饰豪华气派的店面，三层中西合璧式楼房，圆拱式门窗，外突式砖饰，下斜的大横额上3个硕大的黑底白字楷书“李文玉”，引人注目。 “李文玉”金银首饰号并不以经营金饰品为主，销量更大的是银饰品或镶嵌金银的景泰蓝饰品以及珠宝首饰等。尤其是银饰品，种类繁多，不仅有镶嵌珠宝玉石的镯子、戒指、耳环、簪子、发卡、项链、领花、胸针等装饰品，还有以传统工艺制作的银丝制品，如精致美观的凤纹盘、陈列和实用相结合的松鹤台灯，按开关银鹤就自动冲出的自动烟盒等。珠宝也是金银首饰店经营的一大类商品，包括珍珠、玛瑙、钻石、翡翠等四大类，高中低档都有。高档的有钻石、祖母绿、红宝石、星光蓝宝石、翡翠、猫眼、贵蛋白石等，中低档的有橄榄石、孔雀石、玛瑙、欧泊、海蓝宝石、碧玺、紫晶、黄晶、月光石等。 “李文玉”还兼营粮食，开设有润丰粮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李文玉”和坡子街其他两金银首饰店“余太华”、“同丰”的店主及员工合捐1万元慰劳前线战士，《中央日报》曾作头条新闻予以报道,体现了湖南老商号崇高的民族气节。1938年长沙大火后，“李文玉”没能再恢复起来。 在今日北京、广州、长沙等城市的收藏品市场上,能不时见到镌刻有“李文玉”字样的银饰品,并成为收藏爱好者抢手的藏品。 余太华银楼 坡子街余太华银楼开设于清乾隆年间，始时生意极小，完全是一种手工艺性质，以承接来料加工为主，多做多得，少做少得，故生意不甚发展。及至咸丰年间，湘中名将攻克南京，饱载而归，始有大批金器换出换入。当时该店柜台尚为土砖所砌。老板余芬芳自己每日下炉工作，家室尚在江西未来，每年回家一次，视为常例。 时来运转，店中生意渐渐发达，一连三载未回江西，遂在湖南另娶一沅江妇人贺氏。此亊为江西正式夫人所闻，于是乘车星夜赶来长沙，与余芬芳大起交涉，住在店中不许芬芳出雷池一步，自供炊饮。贺氏单独居外，又不敢前往歇宿，余芬芳遂劝贺氏另自嫁人。贺氏不久要求入店同往，余极言其大妇之严厉，万万不可如此。贺氏谓余曰：“彼虽严厉，我以服从自处，想不至无故将我置之死地，请与大妇试言之。”余不得已找大妇商量。大妇忽然曰：“他不惧凌磨就来同往。”余以贺氏之言直告大妇，概然允诺，遂在自住之房楼设一铺位。贺氏上下须由大妇房子经过，别无便门，贺氏自入店共居，不许余上楼共宿，家中粗苯污秽之事悉令贺氏为之，贺氏毫无怨言，独宿三载。不料大妇忽然身患重病，痛苦不堪，贺氏殷勤待奉，大妇心为之动，忽谓余曰：“我病已深恐不能起，贺氏贤德，我死之后，可将他作为继室，必得好儿女之报。”回头向贺氏曰：“汝来我家三年，我待汝甚薄，汝德行厚能忍耐，至今日我始知甚觉歉然，请勿念旧恶，我愿以姊妹相称。”随将家中银钱锁钥一并交与贺氏代掌管。贺氏感激流涕，大妇旋即去世，贺氏大为哀痛。嗣后，贺氏生两子，一名南陔，一名介卿，人旺财兴数十年，获利钜万，汉口、常德、湘潭等埠皆有余太华分店。 长沙市档案馆藏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胡中守曾将坡子街一房产典押给“余太华”的字契。典押是指当户将其物品或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或个人，交付一定比例的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典当契是古代土地契证中的另一类型，存世稀少，可惜这件典当契右下角残缺。这件典当契不仅证实了坡子街“余太华”的存在，还证实了“余太华”也经营典当业务。 至光绪七年(1881年)，余芬芳卒，其子介卿、南陔继承父业，利益日增，华太华招牌已京省驰名矣。随后将湘潭支店与南陔常德支店分与堂侄某，坡子街店则为介卿一人所有。延至光绪末年，店事渐渐衰落。将有不支之势，后因湖南银行钱币做永康福盐号大获利益，遂恢复原状，将永康福盐号改为新康福盐号，即设在余太华本店内，资本极为雄厚。至民国，房屋建筑一新，人咸谓皆贺氏夫人福德之报，凡与余家有亲故者无不知此一段小史。 民国时期，“余太华”仍是长沙资本最雄厚的金银首饰商号。1938年11月“文夕大火”，“余太华”损失惨重，藏于地下室保险柜中的440颗汉印，由于大火烧烤，全部熔成铜块和铁饼，无价之宝变成了一堆废金属。 抗日战争胜利后“余太华”在坡子街重新开业，聘谢高旭为经理。谢高旭把心思全花在“余太华”的经营上，使其重振旗鼓。1949年后歇业。 裕顺长钱庄 裕顺长钱庄由湘潭人伍舜卿独资经营，开始时在湘潭收进文丝银和扎银，铸成元宝。民初来到长沙经营，仍是收进零碎细小的扎银，铸成每个53两重的元宝，逐步起家，渐成富商。致富后开始在湘潭营造大型宅第，名伍家花园。伍家花园位于湘潭市西五里的长城乡花园村，至今其地仍称伍家花园。伍家花园可分三部分：西部十余亩大小，背倚竹林，为一小庄园，俗称伍家大屋。为伍氏家人春节、中元从长沙返回老家祭祖的住屋。屋为工字形，横开五间，两进，为伍氏家人住屋，旁有杂屋为佣人住屋及厨房之类，前有大坪。整个屋用围墙围住，有月亮门可通花园。中部为伍家花园主体， l936年扩建成一座向公众开放的花园，也是湘潭城向公众开放的唯一私家园林。花园占地不少于15亩(今农科所办公驻地)，园中有一荷花池，约l0丈见方，呈不规则形（今犹存一小池），池畔有以石叠成的高约丈余的供观赏的小假山，池中除荷花外，还有红色鲤鱼，池周有石凳、石墩。池旁有亭、榭。 大革命时，春茂和谦和两钱庄被查封，伍舜卿乘机而起。“马日事变”后，何键驻扎湖南，所管的四路总指挥部将征收的鸦片烟税款、盐税、筹集的军饷都存入他店，数目巨大。其子伍芷清又当印花局长，商官相混合。伍家在湘潭有旱田几千亩，号称资产百万，在湖南钱业中占第二位。裕顺长钱庄还兼营粮食，开设有裕民粮栈。1936年伍舜卿去世，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特撰《伍舜卿先生画像赞》，全文如下: 王子衡云：伊尹勒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宁戚饭牛，百里白粥，此贤俊之能自拔者。 湘潭伍舜卿先生，起于陇亩，以转物候时，富甲其邑；而自奉綦约，竺好施予，舆诵翕然。今以先生已归道山，其子封其墓成，旁葺新宇，缋先生遗像于中，驰简乞赞。嘉其孝思汤类，为之赞曰：广者其颡，丰者其颅，其德厚信，穆然而与古为徒。天既丰其所縻、训其所植之宏敷矣，复能克融世哲，泽子孙以诗书，盖慈祥恺恻，溥利于人群者，其食报则理无或殊。愿陈词以敷衽，寿贞石而名与俱。 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后，伍舜卿之子伍芷清奉母命逃至湘潭，湘潭沦陷后，出任日本银行经理。抗战胜利后，他到了重庆，再回湖南经营旧业，在长沙坡子街筑豪华公馆“伍厚德堂”，旧址至今犹存。 由于建筑特色岀众，2005年伍厚德堂被公布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 鸿记钱庄 鸿记钱庄由张鸿模创办。张家于1902年开始经营银钱业，从白手起家到黄金万两，从合夥开店到独资经营，从旧式钱庄到现代化商业银行，从在长沙设店到在上海设立分行，其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张鸿模，号正材，生于1875年，家住江西抚州全溪县。1891年，由亲友介绍到长沙，在一家江西抚州帮钱庄当学徒。由于年龄较大，勤敏奋发，深获店主欢心，学徒期满后，即任以跑街职务，在行业中渐露头角。1902年离店自立，与人合夥开小型钱庄，担任副经理职务，历时12年。1914年，再与湖南浏阳人丁豫瑞在大西门正街合营福昌祥钱庄，历时4年。到1936年初，张鸿模经过多年从事钱庄业的资本积累，已拥有银洋8万元，遂在长沙市坡子街购置铺屋，独资开设鸿记钱庄，由其子张国岱任经理。为了罗致人才，鸿记钱庄不惜让出一些股额，聘请邱发贵、郑文清、张炯祥、何长生、黎鹤秋等5人作为得力助手，分了一点股额给他们，引诱这些人拼命为其赚钱。后来，他们羽毛丰满，陆续离去，自营钱庄，获利不少，成了长沙钱业巨子。 鸿记钱庄属中小户。当受到同行冲击时，别出心裁另辟蹊径，采取人弃我取的经营方针，把放款对象重点摆在湖南土产外运方面。当时，湖南湘西一带盛产木材和桐油，而商贩经营资本周转欠灵，有机可乘。他们选择洪江帮与常德帮中的一些信用可靠的油商与木商，给予较长时期（2—3个月）的贷款，从而获取较高的利息（一般高出长沙投放利息一倍）。 1938年抗战期间，长沙“文夕大火”，省府西迁，政治经济中心随之移往沅陵。鸿记钱庄事先即派遣部份人员随往沅陵，伺机开展业务。嗣后，湘北战局呈胶着状态，又派人在湘潭建立办事处，恢复业务，并在贵阳、重庆设立分庄，继续经营存放、汇兑、买卖黄金和棉纱等投机生意。后来时局日紧，湘潭办事处随之结束，迁往衡阳，并将牌名改称“鸿兴银号”。1946年迁回长沙，1949年歇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囯岱曾为长沙巿政协委员。 200４年，坡子街鸿记钱庄旧址被公布为“长沙市重点保护历史旧宅”。因“华远”房地产项目位于此处，鸿记钱庄旧址于2011年被拆除。 中央银行长沙分行 1935年6月1日，中央银行在长沙坡子街设立二等分行，经理辛衡若。成立后，即发行中央银行兑换券。11月后，称为法币，停止兑现。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后，该行迁往沅陵。1940年4月，改为沅陵分行。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长沙分行在坡子街新址复业，旧址为今湖南省财贸医院。长沙和平解放后由长沙市军管会接管。 中央银行长沙分行是全省中央银行之业务中心，其主要业务是发行货币、代理国库和调剂金融市场。 一是发行货币。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1942年，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统一发行办法》和《中央银行接收省钞办法》独占了法币发行权。抗日战争期间，长沙分行除发行法币外，还发行“关金卷”（每元关金券折合法币20元）。1941年后，国库垫支军政款项，百分之八十依赖增加发行。据该行业务报告记载：1946年1—8月份，平均每月增发钞票52亿元，相当统一发行前的1930年长沙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月平均发行数624万元的833倍。到1948年上期，月平均发行数激增至1112亿元。此外，该行还发行本票1193亿元以代替大钞。1948年8月，法币崩溃，长沙分行奉命于8月23日以300万元法币兑换一元金圆券的比值发行金圆券，同时，禁止金银外币买卖或持有，强制兑换金圆券。到11月，金圆券即贬值80％。短短几个月内，就彻底崩溃。1949年4月，南京解放，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7月4日公布《银元及银圆兑换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5亿元折合银圆券一元，因中央银行纸币已完全丧失了信用，银圆券出笼即遭人民拒用，且长沙已临近解放，市场很少流通。 二是代理国库。1939年10月，湖南各中央银行机构根据国民政府公布的《公库法》接办湖南国库业务。有关国库事宜，由中央银行代理。抗日战争期间，省府机构南迁，中央银行长沙分行未能代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省政府迁返长沙，国库湖南分库改南长沙分行代理。国库存款占该行存款总额80％以上。 三是调剂金融市场。中央银行长沙分行调剂金融的手段是：1941年起，收存各银行、钱庄的存款准备金，比例为普通存款总额的10—20％，同时，限令各行庄将存放同业的款项及军政机关的公存款存入中央银行。1942年7月，垄断货币发行权。1945年冬，开始对各银行、钱庄和银刚开办重贴现，转质押、转押汇业务。1947年，开办银行、钱庄相互之间的票据交换、资金清算业务。该行于1947年成立票据交换组，参加交换的共43户，计国家行局7户，地方银行5户，商业银行16户，银行钱庄15户。此外，还办理行庄的头寸调拨、军政汇款及政府指定的贷款业务。 中央银行长沙分行经理辛蘅若因一桩被当时媒体称为“乱世黄金案”的案子十分有名。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以高于黑市的价格收兑黄金、白银，仅两个月，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就兑入黄金数万两，银元数十万元。时任湖南省主席的程潜决定以这批金银作为湖南稳定物价的基础。然而，这时中央银行负责人却置湖南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口头上表示未经省政府允许，决不将金银运走。但事实上却在一夜之间，将黄金三万五千余两秘密运往广州。偷运黄金的行动由辛蘅若直接指挥，行动极为诡秘，先将黄金伪装成镍币20余箱，然后在1949年1月4日凌晨，由一位副经理押运，用汽车运往衡阳，再转火车，于1月7日运抵广州。 偷运黄金的消息传到社会上，一时舆论大哗，金银黑市价格猛涨。辛蘅若自知难逃罪责，连夜从九如里公馆岀逃，企图乘浙赣线火车逃往上海。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辖湘赣两省）电令南昌方面在火车上将辛蘅若截留。辛押回长沙后被软禁于湘雅医院。省政府要求行政院将黄金运回，作为释放辛蘅若的交换条件，而中央银行总行始终未允。1949年5月白崇禧来长沙后，辛蘅若被释放，去了香港。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中央银行长沙分行由长沙市军管会接管。坡子街中央银行长沙分行旧址即今省财贸医院，其地下金库今犹存，成为坡子街金融中心的历史见证。 中国银行长沙分（支）行 1915年5月，中国银行汉口分行在长沙设立分号，行址在太平街口，兑换汉钞，办理存、汇等业务。l917年3月，升为分行。1921年7月，该行因战事影响而停业。l922年1月复业，改为长沙办事处，隶属汉口分行。l926年1月1日起，代理湖南省金库。后因武汉国民政府集中现金，中国银行发行的汉钞停兑，长沙办事处随之收束。 1928年9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长沙设立沪券汇兑处。1931年5月，升为办事处。l933年，资金总数为321万元，营业总额948万元。其中：存款ll2万元，占l2％；放款430万元，占45％；汇款250万元，占26％；其他l56万元，占17％。当年纯收益5万元。1937年6月，该行升为支行，为湖南省的管辖行，直属上海总管理处。行址设在太平门，建有仓库、电台。1938午，“文夕大火”后，该行迁往零陵，后又辗转至衡阳和贵州境内，长涉改设办事处。抗日战争胜利后，支行迁回长沙。1945年ll月，在司门口行址复业。次年10月，划归汉口分行管辖。所属机构经过调整后，至1948年4月仍继续营业的有长沙城西等8个办事处。1949年8月，由长沙市军管会接管。 交通银行长沙分行 1913年7月交通银行在长沙设立湖南分行，经理蔡昌辅。该行成立时，主要业务为经理粤汉、株萍铁路及电报局、榷运局款项，经营存、放、汇，发行兑换券等。在衡阳、岳阳、常德、益阳、湘潭各地设支行、办事处。重点对湖南银行和宝兴矿业银行融通资金。至l914年2月1日止，两行在该行的往来透支票银50万两，占其放款总额的72．6％。 1928年12月，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在坡子街设立沪券兑换处，次年5月，改为办事处，属汉口分行。由于工农红军进攻长沙和发生“九一八”事变，1930年7月、l931年9月两次停业。l933年7月，办事处升为四等支行。年底，资金合计ll9万元(存款在外)。营业总额162万元。其中：存款45万，占28％，放款l01万，占62％，汇款l6万，占10％。现金库存63627元。l935年，该行迁至黄道街新址营业，并在楚湘街、老火车站等处没有仓库6座。ll月，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该行票币被定为法币。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该行撤往沅陵。l942年迁至衡阳。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5年10月返长复业。次年10月，增设中西路办事处。l949年4月，解放军南渡长江以后，其外地的分支机构在6月底以前撤并至长沙支行。1949年8月20日该行由长沙市军管会接管。 交通银行长沙分行原仅存的一处旧址位于今坡子街地区楚湘街204号，为二层西式楼房，门窗的顶部均呈半圆拱形，墙头嵌有“交通银行私墙私脚界”的石碑。据考证，此旧址系交通银行长沙分行的一座仓库。2002年公布为长沙市近现代保护建筑，2010年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2011年因房地产开发的需要而被拆除。 中国农民银行长沙分行 1935年6月8日，中国农民银行长沙分行（三等）在太平街西牌楼口成立，直属中国农民银行总管理处，是湖南省的管辖行。至1949年，蒋震杨、陶渭自、王铠、朱世映先后任经理。 该行在藩正街设立“农民质押贷款所”，办理城乡贫民以衣物、饰物及农产品为押品的小额质押贷款。1935年12月至1937年5月，该行先后在常德、衡阳、邵阳设立办事处。1936年2月，该行发行的票币被国民政府定为法币，停止兑现。次年停办小额质押贷款。1937年7月，长沙行在芷江、沅陵没办事处。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后，该行迁往沅陵。1941年4月，长沙改为办事处，归衡阳分行管辖。1943年6月，升格为支行。抗日战争胜利后，该行于1945年12月在白马巷复业。1948年7月，长沙临近解放，该行经理朱世映带领员工将库款、账册、凭证、文书等撤往芷江，所遗房产由少数员工留守。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后，为人民政府接管。 |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长沙文库 | 长沙文史网 ~ 名城长沙网旗下分站
( 湘ICP备08005393号 ) 
GMT+8, 2024-11-22 06:16 , Processed in 0.098583 second(s), 26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