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粮油盐茶业老商号 经营米粮的行业，过去统称米业，包括碾米（碓坊、米厂）、粮栈（仓库、堆栈）、粮行（花粮牙行）、米店（零售米店）等4个部份。它们相互依存，而又各自独立。油业是指经营植物油的行业，植物油又分为食用油和桐油。清代湖南盐业承袭“引岸制”,由户部执掌盐务政令，在销盐省设盐法道，主管盐务。1942年，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战时食盐专卖条例》，所有过去专商引岸及其他独占盐业之特殊待遇一律废除，全面推行官收、官运、官销制度。清同治后，边销茶以票代引。朱昌琳在长沙太平街设有乾益升茶庄，在安化设有分庄收购茶叶，在新疆、青海、甘肃等省设有分庄，销售茶叶达60余年。 朱乾升总栈 “朱乾升”是晚清富商朱昌琳所设商号的总称，下设粮、盐、茶分栈。朱昌琳（1822—1912），字雨田，长沙县安沙人，清末实业家，长沙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曾任阜南官钱局总办，是湖南近代工矿业和慈善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功授候补道员赠内阁学士。朱昌琳系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曾伯祖父，祖籍安徽南陵县，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后裔，先辈来湘，落籍长沙。朱昌琳本系儒生，小试落第，27岁那年在唐荫云（曾任湖北按察使）家教书。唐家广有田地，是年初谷生芽，佃户多以芽谷送租，谷价千钱三石，求售无主。有人劝朱囤之，商之于父，父以无钱未允。唐笑曰：“只要先生承受，明年卖出再付款。”朱遂将几千石芽谷囤积。次年，即咸丰元年（1851年）湖南发生大水灾，农业歉收，谷价骤涨10倍，朱昌琳由此一夜而富。随后在长沙太平街开“乾益升”粮栈，又叫“朱云谷堂”，今遗址犹存。这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其立面造型运用了西洋近代建筑手法，如不对称的房间布局，而山墙做法又具有明显的长沙地方特色。进门有一条很深的运粮通道，直通后门，后门离湘江河运码头很近。粮栈粮食容量为10余万石，自储自营，不寄客货。“乾益升”兼营淮盐和茶叶，渐积巨资，总栈名通称“朱乾升”，朱昌琳遂成为长沙著名富商。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事息，全国航路畅通，清政府恢复淮盐运销，朱昌琳开设“乾泰顺”盐号，领得盐票多时达100张，约占湖南全省盐票的1/5，在湘北南县乌嘴一带辟有专用盐运码头，转销盐于洞庭湖滨各县，成为湖南盐商首富。 同治十三年（1874年），朱昌琳开始大步涉足茶业。其时清政府征商颁领茶引，恢复贩茶于甘肃、新疆、西藏等西北地区。清代西北广大地区销售的茯砖茶，都集中于兰州后分销。兰州原有东、西二柜的商业组织，东柜由晋、陕商人经营，西柜由回民充任。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甘回民起义被平息后，陕甘总督左宗棠为充实税课，奏请在兰州添设南柜，准许南方各省茶商经销。朱昌琳出资领得茶引200多张，在长沙坡子街开设“乾益升”茶庄，成为南柜总商，又在新疆乌鲁木齐设立分庄，派员到安化采购茶叶，到陕西泾阳加工为茯砖，然后分销陕、甘、青、新、蒙各地，并部分转口俄罗斯。朱昌琳科学地按茶叶产销流转方向，在安化、汉口、泾阳、西安、兰州、塔城等地设置分庄，分段负责茶叶收购、转运、加工、销售工作，使各分庄各司其职，责有攸归。对人员管理亦十分讲究，分庄办事人员预先在总庄工作一年以上，工作是书写各处往来号信。一年后经过考察再行选派。其薪酬待遇，按业绩大小分等支付，三年来回换班一次，凡在分号、分庄办事者，无不获利而归，因此人人效力，尽职尽责。“乾益升”还在长沙东乡麻林、高桥、金井等地设有规模可观的茶场，制成绿茶、红茶和砖茶，用一色朱漆木匣盛装，上盖“乾益升”牌记，成为享誉一时的名牌。 粮食、淮盐、茶叶历来是古、近代湖南的三大商业贸易，也是政府的主要税源，朱昌琳倾力经营，呼风唤雨长达50余年，终成一代巨富。朱昌琳在湖南购有田租1.8万余石，在安徽南陵购有田租万余石，在长沙太平街、金线巷、高井巷、孚嘉巷、伍家井等有房产数十栋，在长沙县安沙棠坡房屋田产绵亘几坡几岭，后发展到自设钱庄，发行朱乾升号市票、银饼。他将一个儒生因未考取功名而实现的治国梦做到商业中，把治国之才略用于经商兴业，实现了自己别样的人生。他总结自己的商业成功之道时说：“务审时，如治国。”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湖南维新运动勃起，朱昌琳成为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的经济支柱。湖南矿务总局成立之初，遇到了“无款可筹”的极大困难，“长沙各殷实钱号，亦因矿务经营伊始，成败未定，不肯借贷，故与矿务局银钱往来者，只阜南官钱局一处”。阜南官钱局曾发行“省平足纹壹两”银币，每枚重35.92克，信用良好。朱昌琳从开辟利源、救济桑梓出发，以阜南官钱局总办身份之便对矿务局借款之事拍胸担保，同时还从他本人开的乾益升号钱庄另借银一万两给矿务局。他还入股兴办了长沙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湘善记和丰公司，并成功发行钱票。又与汪诒书、杨巩等人合作，在长沙灵官渡创建了湘裕炼锑厂，开长沙炼锑业的先河；随后，他又在长沙暮云市独资创办了阜湘红砖公司。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发轫，朱昌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朱昌琳乐善好施，热心资助地方公益事业，对于育婴、施药、办义学、发年米、送寒衣等等，都辟有专项资金，保证常年支付。朱家有田租2.5万余石，其中1万石直接用于慈善。光绪三年（1877年），朱昌琳应山西巡抚曾国荃（长沙府湘乡人）、陕西巡抚谭钟麟（长沙府茶陵人）的嘱托，捐献大批粮食、布匹赈济两省灾民，功授候补道员。粮袋均用大白布缝制，粮卸后，其布又制成寒衣。他对地方大型市政建设也十分热心。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倡议疏浚新河，开辟新河船埠，振兴浏阳河——湘江的航运，历时10年竣工，先后捐资13万银元之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他又捐资修建湖南平江县长寿街麻石路面。朱昌琳的儒商风范广被世人称赞。宣统三年（1911年），年近九十的朱昌琳被举耆贤，特授内阁学士衔。次年病逝，经学大师王闿运挽朱昌琳联云： 荷衣徒步记相从，喜卅年平揖公卿，豪情吐尽英雄气； 花径玉缸频把酒，看诸子满床簪笏，里社仍祠积善翁。 长沙市今存“朱家花园”之地名。朱家花园又称馀园，旧址在长沙市开福区德雅路丝茅冲一带。今国防科大干休所所在地是当时馀园的一部分。馀园系清咸丰十年（1860年）朱昌琳为休养馀年而建，故名“馀园”。园址占地400余亩，园内兰堂、宜春馆、一笠亭、去寮亭、延眺轩、众绿轩等亭台楼阁，回环错列；池塘环绕，假山嶙峋；奇花斗采，乔木高参，风景宜人。亭台内悬挂联匾均出自郑板桥、左宗棠、王文治、黄自元、曾熙等名家手笔。朱昌琳曾用48株罗汉松扎成七层大园景，并置多种名花异卉，供人游览。1935年出版的《长沙市指南》把朱家花园列为长沙园林之首。书中说：“斯园虽系私有，然已完全开放，任人自由游览，园丁备有茶水，茶资听给，有小贩卖糖点，取买亦便。” 今德雅路“朱家花园”旧址所在处立有纪念性标志碑刻，太平街“乾益升粮栈”旧址则列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建筑。 魏德裕总栈 长沙人无不知有朱雨田，亦无不知有魏鹤林；无不知有朱乾升，亦无不知有魏德裕。魏德裕总栈设立在长沙朝阳巷，主人即魏鹤林。魏鹤林祖籍直隶柏乡，于元朝时迁移湖南，世居长沙大贤镇八甲竹坡地方。世代豪富，传至魏鹤林，系三代单传，祖遗田租4000余石。19岁时，因家请之账房是年亏欠8万余金，遂将该账房开除，自理家政，井井有条。因见当时做盐做茶发财者多，遂前往扬州、淮南—带调查盐务，编成《盐法小志》6卷，又亲往陕西泾阳—带调查黑茶销路，编成《茶法小志》4卷。 返湘后，在省城朝阳巷购置房屋创办粮栈，专做谷米生意，颇为顺手，以粮栈之余利，足供家中岁用之开支。遂将祖遗田租卖去3000余石转买盐票10张、黑茶票300余张，专事盐茶生意，将德裕栈改为盐茶粮食栈，除自有盐票外，又租他人盐票200余张，做德裕盐号，汉口、扬州一带均设有号庄，获利甚厚。又在安化设立茶庄，专办粗茶叶运往陕西泾阳，就泾阳县之水做成茶砖，运销甘肃、新疆、蒙古、西藏以及俄国等处，沿途于汉口、泾阳、兰州、迪化、蒙古等处均设茶号，用人不下千百名，贸易与朱乾升栈并驾齐驱，北五省一带无不知有朱乾升、魏德裕两巨商之名号。 在陕甘一带坐庄号大都捐有功名，与该地督抚司道通往来。当时省城有官盐行八家者须请有官牙帖方能开设，魏德裕做盐行六家半，营业之大，获利之巨，当时惟朱乾升可与抗衡，而朱魏两人性情各有不同，亦各有见地。朱昌琳对于所用执事人等，喜诚朴，不喜奢华。魏鹤林则待己异常俭朴，对于执事人等穿着奢华、用度扩大者，在所不忌，凡往来往事人等无不衣冠楚楚，势利惊人。魏鹤林的夫人，见之私相告语曰：我家执事人等皆如此侈张，恐于我家不利。魏答曰：彼等侈张，正为我家扩大门面，何惧之有。不数十年获利数千百万，在兰州买田租一万余石，在长沙买田租一万余石，从前卖去之田业一概收回，省城所置房屋不下数十栋。捐一花翎候补道，发分广西，却未赴任。 魏鹤林生有四子，长名文斐，次名笛峰，三名渠初，四名舜庸。均捐候补道，但未出任。有人总结魏鹤林生平，长处是慎言语，有信实，精明过人，遇事默算，不欺人亦不受人欺。对于慈善业亦甚慷慨，于育婴捐助三四千金以为之倡，于卹釐捐谷一百五六十石作为基金，于童媳捐银一千余两。凡贫家小户童养媳者，他都给以补助。种种善事举，受惠者长久称道勿衰。自魏鹤林卒后，生意渐渐收束，家中用途扩大，四子分析，合计尚有租七八千石，朝阳巷德裕栈一带房屋提作四房公有，每年佃钱收入犹不少。 美记油行 美记油行，1927年创建于长沙市小西门。经理陶伏生，长沙县沙坪乡人，独资开设，素以经营有方，资金雄厚著称。是当时植物油业中的大户，历经20余年，1938年“文夕大火”，因受灾惨重而停业。1945年8月，长沙光复后在茨山街复业。在尔后4年多的时间里，重整旧业。美记油行经营植物油（桐、茶、菜、棉等），以出口桐油为主。为开创与扩大湖南植物油出口业务，作出了较大贡献。1945—1949年上半年为鼎盛时期，业务发达，吞吐量为行业之最。桐油出口，远销美国和欧洲，年销桐油五六万担，约占全省产量9%，获利甚多，几年间，积累资金达银元约100万元。 “美记”设总行于长沙，附设有储油仓库、炼油厂，检验工具成套。上海、广州，省内常德、津市、大庸等地以及香港，均设立分支机构。由于机构设置面广，经济信息灵通，经营得心应手。总行遂另辟途径，倾全力于港、穗、沪、长的汇兑业务，牟取巨大汇率差额利润。每天成交汇兑头寸（资金），不亚于一家中等银行的出入。同时与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建立往来关系，作为支柱。中国银行与之订立特约仓库合同，允许油行出仓单可作抵押70%的现款。交通银行则给予透支，条件尤显优越。时值货币恶性贬值，往往借款1月，还款时不到3成，更可以从中渔利。本市聚兴诚、亚西、和诚等银行，以及大小钱庄，无不趋之若鹜，以能与“美记”搭桥为荣，因之油行业务盛极一时。 该行职工最盛时达60余人，其中多属业务能人，文化程度较高，有大学程度的3人，通晓外语，精于外贸。总店业务浩繁，陶伏生总揽全盘，其余分工细致，协同一致，各自发挥所长。 陶伏生，为人精明强干，富有远见。童年时期，即来长沙市，首先在西长街人和福油盐花纱店当学徒、店员。由于多年营运，对于油业的经营有较丰富的经验。“美记”曾果断以行业名义，投资银元2万元，加入官营湖南省植物油厂，陶受任为董事。陶伏生在经营管理上有一些独特之处。 一、诚信不欺，注重质量 陶伏生常言：“人无信不立，信誉是活资金。”陶在多年的经营中，总以诚信待人，凡业务不分大小和得失，一言为定，从不反悔。出口商品，精益求精，炼油力求纯净，符合海关标准，做到不返工，不退货。内销市场，各种油脂质量要求不掺杂，不短斤少两，赢得社会的赞赏。 1938年“文夕大火”之后，长沙企业财产被毁，陶伏生重信用，将在途商品及各分店的财产变卖，了清债务及作为职工遣散费用。而自己退居农村，生活十分艰苦。1945年复业时，在火烧坪仅有一间棚屋，职工5人和少量生产工具，每天收入，难以糊口。时长沙市场由于对外交通阻塞，而产地桐油蜂拥来长，求售无主。陶伏生有见于此，立即派长子陶镜清至上海与旧日往来户联系，深得沪商恒和、大来等4家油行的支持，汇来大量资金、收购桐油运沪出口。从此美记油行东山再起，声誉日上。1946年粤汉路通车后，自营出口，生意越做越旺，场面越来越大。 二、产销衔接，重视信息 陶伏生对于经济信息特别重视。光复后，币值极不稳定，一日数变，企业成败端赖金融信息灵通。油行吞吐量较大，一笔交易动辄万金，产销必需衔接，结汇必须恰当，汇兑必须及时，才能操其胜算。陶伏生每天日间处理繁忙的交易，晚间辄深夜不眠，处理各分庄往来函电，稍有疑难即以电话联系，作出记录，稳稳当当，以定决策。为争取出口结汇的时间，有时港穗之间派人乘飞机，一日往返4次之多。 三、尊重人才，用人有度 陶伏生视人才若珍宝，爱护备至，对于关键人物，优礼有加，促使全体员工，同心协力，以发展企业为目标。1948年，招收一批学徒，品貌要求端正，学历要求高中，进店后给予时间学习业务，以提高工作能力。年终对职工论功行赏，奖金优厚。 四、管理有方，服务第一 油行视顾客为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订出为顾客服务和若干优惠措施，热情待客，对产油区的自销客人，作价、寄存均予方便。滞销时不压级、不压价，还允许卖给同行商店。经济上帮助出仓库抵借款项等等。这样使油源不竭，近悦远来。 1949年下半年陶伏生全家迁居香港，长沙店务委托陶景宏负责，独立核算。1954年公私合营，合并于建湘瓷厂。1972年，陶伏生于香港逝世，终年82岁，业绩至今尚为商界所乐道。 久大精盐公司长沙经销部 久大精盐公司长沙经销部设在长沙太平街，是久大精盐公司全国分销网的重要据点。民国时期湖南各地盐商所岀售的精盐大多岀自“久大”。 久大精盐公司是长沙籍著名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创办的第一家企业，总公司于1914年设立于天津。范旭东（1883--1945），原名源让，字旭东，1883年10月２5日出生于长沙县东乡，是著名维新派人物范源濂的弟弟。他祖籍湘阴，父早逝。兄弟二人靠母亲在长沙乡下做针线活养大。母亲希望源让成材，曾送他到长沙北乡捞刀河吴镜蓉馆学八股试帖。但小源让对八股文很是反感，他语出惊人：“我有主见应由我尽量发挥，我决不伪装圣贤来说假话。” 1898年，15岁的范源让随兄往梁启超任教的长沙时务学堂求学。梁启超的变法图强思想对他影响很大。1900年他和兄一道去日本，1908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应用化学，确立了他的终生志向——化学工业。遂改名范锐，字旭东，谓“锐意救国，以期旭日东升”也。1911年，范旭东胸怀“工业救国”之志回国。1914年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为中国生产精盐之始。1918年又成立永利制碱公司，所产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博览会上获金奖。1922年建立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化工企业——黄海化工社，接着在南京建造当时远东第一流的大型硫酸铵厂。1945年，他积劳成疾，病逝于重庆。11月３日，陪都召开隆重追悼大会，沈均儒、郭沫若、章乃器等著名人士都参加了大会。毛泽东、蒋介石送了挽幛。毛泽东送的挽幛上书：“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1913年，范旭东借助其兄在民国政府担任教育总长之便，被派到欧洲考察盐政和制盐工业，深感德、比等国人民食用的精盐，洁白卫生，有利健康。回国后，他几经筹措，在梁启超、张謇、蔡锷、李思浩、王家襄等社会名流的支持下，集资5万元，于l914年7月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以期永远为广大国民造福，不断发达昌盛。该公司由担任中国盐务署的顾问景学钤担任董事长，范旭东担任总经理。 久大精盐公司于1915年12月7日正式投产，所制精盐3万担均品质纯净，色泽洁白，以海王星牌为商标，面市后立即受到人们的喜爱。但久大的精盐冲击了旧盐商的市场，也招致了旧盐商的多方抵制。他们利用传统势力挟制长芦的盐民灶户，不准长芦的灶户卖给久大原盐，并通过盐务稽核所限制久大的生产数量和销售地区。但久大毫不退缩，通过多方努力首先在1916年购入灶首张文洲的6副盐滩，又先后与其他l9副盐滩的业主签订了长期供给久大原盐的合同，打破了中国盐政沿袭了近千年的“引岸制”。从此，久大自有盐田2000余亩，基本上保证了所需原盐的供应。与此同时，久大公司的赞助人梁启超，又在1916年利用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之机，帮助久大争取到袁世凯的支持，打破了销售禁区，将精盐打进了长江流域的湘、鄂、皖、赣各口岸。到1918年，范旭东联络汉口18家精盐商号，组成汉口精盐公会，实行联销联营，既缓解了当时两湖地区的盐荒，又开辟了新的市场。由此，久大声名大振，不仅稳稳地站住了脚，而且为中国精盐工业的崛起立下了开创之功。 为了进一步推动精盐的生产和销售，久大于1920年在江西九江组成了精盐公会，通过与旧盐商和地方势力的激烈竞争，占领了九江地区的精盐市场。到1922年，久大又借北洋政府收回日本在青岛的盐田并公开招商的机会，以80万元中标，与山东盐商联合组建了永裕盐业公司，下设永大、裕大两厂，分别经营收回的日本盐田和制盐工厂。 经过l0年的努力，到l924年，久大精盐公司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精盐企业，年产量由最初的3万担增至500万担，资本由原来的5万元增至250万元。盐厂设于塘沽，公司设于天津，分销店遍布全国南北各省。设于长沙的经销部基本上占领了湖南的精盐市场。 1931年，南京政府公布新盐法，实行变相的引岸专商制度。久大公司购得两淮盐商的引岸盐票，在汉口成立鼎昌盐号，取得粗盐的承销权利。范旭东决定扩大公司营业范围，除精盐外，还兼营粗盐。将久大精盐公司改名为“久大盐业公司”，并将总公司从天津迁到上海。董事长改由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兼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保存力量，支持抗战，久大公司经理李烛尘(湖南永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第一轻工业部部长)率领一部分人员转往四川自流井，重新建立精盐工厂，到l938年9月开始出盐。抗战胜利后，久大由四川迁至上海，所属盐厂相继恢复了生产，各地销盐经理处也相继恢复营业。1949年秋，将总管理处由上海迁回了天津。1954年实行公私合营，又在同年秋季与范旭东在塘沽创办的永利碱厂合并，改称为“公私合营永利、久大化学工业公司”。成为生产精盐、纯碱的大型企业。1966年改名为“天津碱厂”，所产“海王星牌”精盐和“红三角牌”纯碱一直畅销国内外，声振中华，享誉海外。 利生盐号 长沙利生盐号创业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因经营有道，管理有方，营业鼎盛，百年不衰。利生盐号是胡自成与陈晓吾合资白银1500两（胡占2/3，由胡负责经理）开设于长沙下太平街永丰仓口，经营油盐杂货，本小利微，每年略有盈余。胡自成病故之后，由其长子胡翰江继续经营，壬午年（1882年）其子胡茂春入店学徒，迨胡翰江去世，由胡茂春继承父业，独揽店务，锐意经营，旋即扩大业务范围，以油盐为主，兼营花纱。利生盐号曾请宿儒撰一联，悬之店门，围观者多不解。但越是不解，越要探个究竟，因而“利生”之名广为传开。联云： 胶鬲生涯，桓宽名论； 夷吾煮海，傅说和羹。 此联取材于古籍中4个与盐有关的名人。胶鬲是商时人，避纣王暴虐，做贩卖鱼盐的商人，后被周文王启用，佐周武王成大业；桓宽，汉人，著有《盐铁论》；管仲，号夷吾，春秋齐人，佐齐桓公为相，为富国强民，曾大举煮海水熬盐；傅说，商时人，曾为名相，后世用盐梅调和鼎鼐，就是指他的故事。 胡茂春取同业经营管理之长，结合本店的实际情况，制订了一套具有“利生”特色的经营管理制度。自此，业务日益发展，到民国20年左右，资金增至银元2万元，职工和学徒达到70人左右，每日营业额银元1000余元，每逢旺季如农历腊月，日营业额达2000余元，平均月营业额约3万元左右，年获纯利一般在1万元以上。 后来，经“文夕大火”，长沙沦陷，抗战胜利复业，公私合营几个阶段，经理人员，迭有变更，但利生盐号，始终充满企业活力，实得力于胡茂春的苦心经营及其所制订的一套经营管理制度。 一、面向农村，一业为主，多种经营 利生盐号是以销售食盐、茶油为主，兼营棉花、棉纱以及桐油、煤油等，着重门市零售，辅以批发。它的主营兼营不是各自孤立，而是互为促进，相得益彰。“利生”认为盐油为人民生活所必需，其兼营多属季节性商品。利生的食盐、茶油顾客，主要来自农村，特别是河西一带的油、盐零售生意，几为利生所独占。（胡茂春是河西人，其店员、学徒亦多来自河西）还有平江、浏阳、湘阴等县亦多在利生购买油盐。每到冬季，农民添置棉衣棉被，而平江、浏阳、湘阴等地春冬农闲季节，多以纺纱织布为副业，亦需棉花为原料。“利生”乃在津市、常德购买棉花加工弹制，以利于农民在购买油盐的同时可以购去棉花，有的购买棉花又顺便买去油盐，群众称便，“利生”也做活了生意，从中获利。 “利生”还经营桐油。每年夏秋两季由津市、常德购进，供应各地船民为修船之用，并间或做点桐油出口生意，主要是为了换取煤油进口，此项生意利润虽微但煤油另售，可以方便群众，热闹门市，并带来其他生意。至于棉纱，系成件买进抛出，占用资金较多，且具有一定的投机性，利生不经常做此生意。而是看准行情，做则必盈，一年仅做一两次而已。 二、信誉第一，以信为本 利生盐号在顾客中享有很好的信誉。其信誉的取得，一是货真价实，不少斤短两，二是与客户往来遵守信约。 1.货真价实，不少斤短两。食盐当时是以上淮白盐为主，销农村；次淮盐稍含溶沙，销湖区作腌鱼之用。精盐和鱼子川盐销城市商店、住户及饮食店。分类划价，毫不含混。对盐的质量，要求极严。零售的各种盐，有专人负责筛选，要求色洁质纯，并将筛出之泥屑杂物，用木桶装陈于盐桶之傍，使往来顾客，有目共睹。农民托人进城买盐，指名要买利生的盐，他们说；“利生的盐咸些。”此虽言过其实，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众对利生盐号的信任。 茶油系采购自津市、平江、浏阳等地，只要油清质纯，即令进价稍高，亦所不计。“利生”有大油仓两个，每个可贮油80担，小油仓4个，每个可贮油30担。对油质的优劣，派有专人负责检验。茶油入仓，要贮半个月以上，待其澄清，再取样装入玻璃瓶内，通明透亮，才准在门市出售，并将油样陈列于柜台，供顾客与所购之油对照检验。 由于油质较好，四乡农民乐于购买，长沙炸油货的摊担、菜馆和大商号亦喜食用。餐馆如李合盛、徐长兴、李万春，大商号如余太华、李文玉、文元楼、梁宝兴等均为利生的基本顾客，因此，“利生”的茶油零售量在同业中首屈一指。 “利生”油盐价格均划一不二。凡购食盐在30斤以上者，按批发算价，货真价实，老少无欺。 利生盐号零售商品的斤两力求准确，并稍带“笑脸”。“利生”派有专人负责校量衡器，店中置有一套砝码，正常天气3天一校，回潮和收潮天气，一天一校。每天收店之后，由学徒用热水将秤盘，秤杆抹洗干净，如秤有不灵活处，即送秤店修复。如有学徒上柜执秤称盐，店员要注意学徒是否持秤平稳，如不平稳，便抢秤复称。 卖油是用竹筒（又名油吊子）提油。竹筒容量分为一斤、半斤、四两、二两、一两等，学徒进店，必先练习提油技术，即一筒油从油缸提出灌入顾客装油的器皿之中，正好适量，既不能多，多则店中吃亏，又不能少，少则欺了顾客。利生盐号由于坚持了货真价实和不少斤短两，取得了广大顾客的信任，因之营业日盛。 2.对来往客户，遵守信约。当时有许多殷实住户和商号，在物价不稳定的情况下将钱存入利生盐号，按存钱的当日价格换算成茶油，由“利生”出具存油凭证，存户随时可以持证提油，从不爽约。 1938年“文夕大火”，利生盐号亦遭此劫，此非人力所能抗拒者，于法于理，均可取得存油户之谅解。但利生盐号不此之图，而在火后多方筹措现金，将存油按时价折成现金，挨户送上门去。事出各存户意料之外，皆大欢喜，从此利生盐号信誉益著。 三、顾客至上，一切为顾客着想 利生盐号极为尊重顾客，顾客进店，不管生意大小，都要热情接待。具体规定，凡在柜上成交金额在1元以上者，即由学徒送烟倒茶，凡挑担购盐者，即请到内堂招待茶烟，店员洽谈生意，如对农民，应先询问农事，以示关心，使其有亲切之感，再谈生意，即易于成交。顾客中倘是用箩筐装食盐，先为他将箩扫净，再以荷叶铺底，装盐之后，面上还要用荷叶盖好，如买零包盐，用黄草纸包紧，要求落地不散，雨天草纸之外加包荷叶。如用瓶装油，要用荷叶将瓶口塞实，即使瓶倒而油不漏出。故学徒进店先必练习打包、塞瓶的基本功。有一次一位农民在利生买了食盐和茶油，归途中遇到大雨，泥泞路滑，人被摔倒，盐包油瓶亦被摔落，但盐未散包，油未漏出。那位农民庆幸地说：“搭帮是在利生买的油盐。” 利生盐号对于肩挑小贩，以及拖人力车的小生意，亦不忽视。如炸臭豆腐的摊担，他们购买茶油一斤、八两，人力车所买照明用的煤油也只是一两、二两，象这样的小生意，即使是深夜叫门，亦开门售给，一无烦言。“利生”认为生意虽小，但人数较多，而且他们都是走街串巷，接触面甚为广泛，对于一个店铺的褒贬，在市民中颇有影响。 对于用油大户，如余太华、李文玉等金号，定期送油上门，送油时必带抹布，将油缸内残存油脚取出，再用抹布将油缸抹净，再倒新油，这样客户甚感满意。 四、严格管理，奖惩分明 利生盐号的管理，极为严格，无论亲疏，一视同仁。即令亲如子侄，亦不例外。 1.银钱货物的管理：店中银钱货物出进和库存等，均指定专人负责。负责人要做到账物相符，心中有数，随问随答，不能含糊。店中购入的包装用品，如草纸、荷叶、绳索、席草以及伙食方面的食品等无论巨细，都要过秤验收，专人负责保管，不准稍有差错。 2.严格的店规：学徒入店先剃光头（店员亦不准蓄发，至1930年以后才准蓄平头），每10天剃头一次，钱由店中支付。还要拆去外衣口袋，磕头拜师，在进店的一二年中白天做些勤杂事情和为顾客送烟倒茶。晚上向师兄（先进店的学徒）学习称秤、提油、包纸包、塞瓶塞等基本功，不准进入柜房，参与营业，只能在“青龙牌”后按进店年序依次站立，听候呼唤。3年满师，再据其所长，分配工作。 1932年胡茂春之孙胡奉饴及1940年胡跨釜进店学徒，与其他学徒一样，从头学起，毫无照顾。柜台内不准置凳，职工、学徒只准面对外站立，不准在店堂互相嘻闹，高声谈笑。顾客进店要热情接待，如顾客有不满之处，须和颜悦色，耐心解释，在任何情况下，不准与顾客发生口角。职工、学徒身上都不准有钱，如有钱须交账房保管，支用时由别人取钱并在水牌上将支钱的数目记入自己名下，每10天或半月结算一次，转入账簿。如发现某人身上有钱，一定彻底追查，搞清情况并须有人证明方可免予处分，但仍应负违反店规之责。 “利生”职工多来自农村，学徒亦然，均应住宿店中，如因特殊情况需要外宿，须事先向经理请假。因事外出，要晚饭之后才能出去，出去时要在一本名为“一刻值千金”的条簿上记明到何处去，何时去，何时回，每晚只限二至三人，多则不准。 “利生”的所有人员都不准有赌博行为，如被发现，轻则批评，重则开除。如罗惠如是利生的老店员而且是胡茂春的得意徒弟，有次端午节在外赌钱，一宵未归，经理于次日得悉，即将其开除，多人讲情，均遭拒绝。 利生盐号店规既严，要求又高，但职工、学徒均乐于在“利生”工作。其原因： 1.关心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胡茂春对于职工家庭情况均甚了解，如缺口粮户，当新谷登场，粮价较低时，即让职工多借支一些工资，多购粮食，以备青黄不接之需。职工家庭中遇有婚丧以及疾病或重大事故，店中均有所馈赠，还可以借支工资。如店员郑运鸿家住洪山庙，遭了火灾，郑已在店中支钱搭了房屋。到了冬天，胡茂春见郑衣被单薄，即问明情况，要郑再向店中透支，为他及其家属添置御寒衣物。 利生盐号对职工的休假和伤病等有明确的规定。职工每年有40天假期，按序轮休，每次限2—3人，原规定40天分两次休息，迨据职工意见改为3—4次，休假期间，工资照发。职工及学徒的家属来城，由店招待一宿两餐，如因事要多住几天，亦予照顾。 职工、学徒倘属因公致伤、致病者，由店负担医药费和治伤（病）时的工资。如学徒邹茂源用人字楼梯开煤汽灯，不慎将头部跌伤，店里随即请名骨科医生张梓庚为之诊治，一切费用都由店负担，并给以营养品。又如店员郑运鸿两次因脚痛病回乡休养，轿费及医药等费都由店支付。 2.职工待遇较他店为优。利生盐号不轻易辞退职工，除非是违反了店规。以故职工工作安心，而把店务当作自已的事情干。职工待遇除工资外并免费供给伙食一日三餐，每月农历初一、十五打两次牙祭，改善生活。每年端午、中秋以及春节均以丰盛酒肴，招待职工。 年终盈利按比例分红，职工所得，为数可观。利生盐号以零售为主，获利颇丰，同时因其资金雄厚，运用灵活，从不向银行借款，无利息负担。而每日的营业收入存入银行，还有利息收入。故利生盐号年年盈利。于年终结算，按比例分红，股东占60%，经理、营业长及职工、学徒等共占40%，由经理根据各人表现划等分配。 学徒虽无工资，除年终分红之外，春节还有压岁钱，第一年银元8元，第二年16元，第三年24元，如做事勤奋，其压岁钱还不只此数。 利生盐号年年分红，生意越好，盈利愈多，职工亦随之可以多得。所以利生盐号的职工均能恪守店规，勤勤恳恳，做好生意。 五、用人唯贤，用而不疑 利生盐号的经理和营业长，都是从学徒中物色而加以培养任用。宁兆永、危棣荪、萧栋材等都是利生的学徒升任经理的，对于店中的主要职员亦是经过长期考验和慎重考虑，认为诚实可靠方予任用。一经委任，即让其在职能范围内放手工作，不加牵制。如派驻外地采购人员可以拍案成交，对于出差人员的旅差或洽谈业务应酬等费均凭出差人员的一纸账单，实报实销，不稍怀疑。店给职工以信任，职工则对店感知己之恩，而全力为店效力。 据其后人记忆，胡茂春生前常说：“待人要将心比心，铺子是靠人做起来的，只要你推心置腹，诚实相待，奖罚分明，不存私心，人家会做你的贴心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胡茂春当年制订经营管理制度的思想所在。 1956年利生盐号公私合营，转入长沙盐业公司。太平街营业旧址尚存，被列为保护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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